揭开“黑卡”内幕
看上去很粗糙，用起来却很方便；签名歪歪扭扭，像拼音又似外语；一连刷10张卡，只有4张见效……近日，长宁区检察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信用卡诈骗案，揭开了有关“黑卡”的种种细节。刷卡者
2006年9月29日，我参与了老易、老头子、大眼睛一起用假信用卡买东西的勾当。但卡不是我的，买下来的东西也不归我。老头子和老易是主谋，他们把卡给我和大眼睛，还教我俩刷卡买东西，我们拿到货品价格10%的提成，作为回报。
9月28日，在一家宾馆的大堂，老易拿出一张卡，向我们比划，只要用这张卡到收银台划一下，签个字，就能把东西买下来。随后，老头子和老易带我们来到中山公园的一家大型购物商场，老易买了两副价值4000多元的眼镜，刷卡的时候特意叫我们呆在边上，看他怎么在一张纸上签下几个英文字母。我到上海打工不久，还是头一回知道买东西可以这样买法。
从商场出来，老头子说我们身上穿得太差，于是把我们带到一家服装店。挑好衣服后，老易交给我一张卡，叮嘱我记牢要签的英文字母———‘HEMAN’。我把卡交给收银员，结果刷了两次都没刷出来。老易等不及了，把我挤开，摸出另一卡让收银员刷，还是刷不出来。他从裤兜里又摸出一张卡，总算刷了出来。
第二天中午，刚吃过午饭，我们就出动了。首先在一家商厦的烟草专柜，我按照老易和老头子的意思买下5条硬中华、3条软中华，一共3900元。卖烟者看到我们用的是国际卡，硬要我们交税，老易很爽快地给了他200多元税钱。接着我们来到南京路步行街，找到两家南货店，专挑香烟买，每次都消费4000元。除此之外，我们还到一家药店买了两盒牛黄丸。营业员提醒我们说每盒要3500元，‘没问题，只要能刷卡！’我们口气很大。每次消费时，我们四个都在一起。我和大眼睛进店买东西，老易和老头子守在店门外，买下的东西都交给他们。
盗卡者
2006年4月，我就因为用伪造的信用卡到超市购物，被当场拘留，随后被取保候审回到江西老家。信用卡是‘老头子’给我的，让我用卡替他买东西，他给我消费金额的10%作为好处费。我被抓时，他已经不知去向。
回老家后，我联系到老头子要他补偿损失，他却让我找人再去‘刷卡’，并许诺给我更高的回报。我一时贪钱就同意了，于9月27日又回到了上海。老头子一直没有告诉我卡是偷来的、伪造的还是冒用他人的，但我猜想卡里的钱来路不正。否则，他不会找我去拉卡消费，也不会给我好处。买来的东西，都由老头子保管，他早就找好了下家，以6折价甚至更低把手里的货卖掉。
据查，这些“信用卡”来自南方，全部由专业的信用卡诈骗团伙伪造而成。造卡人从一些特殊渠道截取了一批国际信用卡持卡客户的个人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制作磁卡。伪造完成的卡每张“售价”2000元，但不能保证每张卡都能使用，一般来说，“成功率”在25%左右。虽然有些假卡能够刷出来，但卡上的识别码与发卡银行不符，最终会被辨认出来。
发现者
“我是陕西南路上一家服饰店的营业员。9月29日下午，2个看上去不像有钱人的男青年，一进店门就挑贵的东西买。他们最后买了2件T恤和3双鞋子，分两次用境外信用卡，共支付了2100元。
大约1小时后，这2个人又来了，又准备买东西，还是要刷卡。他们一口气拿出好几张外卡，说要一张一张刷，我们不禁起疑。他们先后刷了两张，都刷不出来。我说，刷不出就到银行取现来付。他们说这卡是不能提现的，如果你能取出来，我们就与你对半分。我拒绝了。等他们走后，我悄悄跟随在他们后面，发现总共有4个人。同事一边与我手机联系，一边报警。我跟到新乐路时，警车及时赶到，将他们一网打尽……”
目前，此案中的嫌犯已被长宁区检察院以信用卡诈骗罪起诉。
（文中姓名为化名）
假卡购物成功，损失谁承担？
点评：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吴浩仑律师
先刑后民原则
信用卡诈骗是刑事案件，由此引发的种种损失，首先要追究的是刑事犯罪责任人，也就是案件中的被告。“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照理说，无论损失最后落在商家还是发卡银行，都应该由罪犯来承担。
当然，在这类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把骗到手的钱大加挥霍，剩下的赃款根本不够偿还损失。因此，在刑案结案之后，损失还得依照民事法律的原则来解决。
商家和银行有无条约？
用伪造的卡刷走商家的商品，商家是否还能从银行拿到这笔钱呢？首先得看商家和发卡行之间的合约中，对此类情况有否具体约定。如果没有具体约定，只要商家没有明显过错，发卡行便不能把钱“赖着不给”商家。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只要这张卡能在pos机上拉出来，就意味着这笔消费已经得到银行的授权，银行没理由不付钱，至少，按照公平原则，也得由两家共同分担损失。
什么算“商家过错”？
签购单上的签名明显与卡上不符；营业员与持卡人狼狈为奸刷卡套现，这样的情况才能称得上是商家的“明显过错”。至于持卡人在一家商家疯狂刷卡，或拿出一打卡轮流刷，这种情况尽管有些蹊跷，应该引起商家的注意，但并不能肯定是盗卡行为，也不能作为认定商家过错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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