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热播至今，一直无缘观看。前天，顺便在书摊上买了本易中天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随便一翻，不仅心有共鸣，而且颇觉耳目一新。
有所共鸣的原因是，书中总结的诸子的思想，跟我在上文所叙述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假话、无神论、层级社会、人治等等，遥相呼应。看来，中国的社会格局，真是在3千年前就开始孵化，而且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进化。
耳目一新的原因是，我从来没读过如此鲜活的论述古代思想的文字。要是早点读这样的书，我先前就不必折腾若干年才发现那么几点可怜的结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文化快餐，应该鼓励。否则，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可能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对诸子的思想来一个如此清晰的鸟瞰。恕我直言，从小到大不是没有读过诸子的论述，但尽是只言片语，犹如雪泥鸿爪，“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而且艰深晦涩，我们又不是专修文史的，怎么可能去深究这些问题？
所幸，现在有了文化快餐。这是新时代下赋予学者们的重要任务。前文已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方兴未艾。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条件，百业俱兴的社会实践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基石。虽然文艺复兴的根基在民间，但其源头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学者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这些拗口艰深的古代思想，用现代人的方式，以最简单的方式转述出来，让大伙都看得明白、想得清楚。你以为文化反思和文化创新的重任就一定是历史学博士或者哲学博士的重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对于深居书斋的学者们不抱任何希望。文化创新是实践出来的，不是虚构出来的。那些学究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从故纸堆里还原历史的真相和思想的真谛，然后将它们重现于世人的眼前。世人才是创新的主体。
一旦有一天，连我等之碌碌诸辈都能够开化地对社会进行反思的时候，我想，举十数亿贤才俊彦之力，总该琢磨出一些闪光的智慧吧？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社会的时代背景，跟诸子时期真的是有得一拼。也许，在凝滞了3千年后，传薪递火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所不同的是，未来将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诸子万家的时代，比以前的百家要热闹得多了。 十三、权力春秋
我现在对历史的解读，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自从接触了制度经济学以后，我就厌倦了阶级论。我承认阶级的存在，但是阶级论很容易把读者误入歧途，尤其是中国历史。
我在读大学时阅读了许多欧洲历史，总体感觉，是沿着神权、君权、王权、民权、人 权这么一个脉络延伸下来的。于是，我把社会的发展分为神权、君权、王权、民权、人 权等五种形态。
这五种形态在中外历史的发展状况，差别很大。
神权时代：在中国有籍可寻的历史中为时短暂，影响飘忽；在欧洲则是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君权时代：在中国开始得很早，拉开了华夏盛世的序幕；在欧洲虽然起步不晚，却发展缓慢，让欧洲大陆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王权时代：在中国发挥到了极致，统治神州大地长达两千年之久；在欧洲则作为一位来去匆匆的过客，为欧洲大陆开启了民权社会的天窗。
民权时代：是欧洲社会崛起的标志，风云幻变，雷霆万钧，气势磅礴；在中国则是历经磨难，几经挫折，终于在凄风苦雨中顽强生长。
人 权时代：是成熟的民权时代的后续产物，相对而言，在欧洲社会的开始时间肯定要早于中国社会。对此，我们自己可以观察和思考，我就不予评论了。
哪位历史系的学生知道了我这个思路，肯定有长篇大论可以渲染了。只是别忘了给我创意版权费。
我这种思考方式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解释历史现象，这是其一；其二，还可以启迪我们如何管理社会及其组织。
孔子的时代是君权时代，他为君谋权，结果跨越了王权，导引出民权，偏离了实际，因此失败。
墨子生于战国初期，君权开始向王权发展。他为民奔命，结果思考出了专政的理论，自相矛盾，于是不免渐渐式威。
老子为天下谋，可是却以无为求有为，那已经具有民权时代和人权时代的特征了，仍旧是过于超前，因此也仅仅是止于幻想而已。
韩非子为君谋，发展出了王道，于是取得了成功。王道兴起之后，儒学和道学才有了一点装饰的空间。韩非子的成功，原因在于务实。他顺应时势，开启了王权时代的到来。
可见，神权、君权、王权、民权、人权，次第发展，彼此不可跨越。
回到现实的微观环境中来，不妨举一个医药销售公司的人事变革案例。从而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同时，还会增加对企业管理的认识。
某些公司，一旦有销售总监空降，他进来的第一件事很可能就是人员洗牌。洗牌究竟好不好呢？这要区分不同的企业文化，区别对待。公司文化不同，情况会不同。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君权文化可以理解为各自为政的创业初期，王权文化可以理解为众星拱月式的总经理直接负责制，民权文化可以理解为发展得比较成熟的部门事业制，人权文化可以理解为扁平化的组织机构。
如果在一个发展到民权或人权文化的企业，总监空降之后是不可能大洗牌的。洗牌的目的是为了树立王权，可是在一个民权或人权的企业文化里推行王权，无异于倒行逆施。他注定不得人心，以失败告终。我们看世界100强，大多是发展了几百年的企业，他们的企业文化是很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不会因为更换总监而发生剧变。
如果该公司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的君权文化，洗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应当得到谅解了。因为王权不树立起来，就无法发展到民权和人权。毕竟权利越是分化，这个公司的发展才会稳定，动力才会强劲。为了放权，首先要集权。 十四、我们的家园，孰与守望？
《网上读书园地论坛》的战友“指舞如歌”写了有篇文章叫《制度性信用机制及其要点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4690390》。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
第一个启发：中外学问体系的差别
文章介绍了康德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康德认为，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不能从功用的角度解释，因为功用是经验性的。在他看来，一种行为的合道德性应当从更基本的法则推出，而法则之所以为法则，关键在于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和地点、针对任何当事人均有效。
例如，康德分析过“诚实”这一概念：为什么诚实合乎道德而不诚实却违背道德？答案在于，前者可以普遍化，后者却不能。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信用”。一个人人守信的社会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可以设想其制度成本较低，所以信用可视为法则性的；相反，一个人人背信的社会是不符合社会成员利益的，不但缺乏现实性，甚至在逻辑上不容易设想，所以信用的反面不能获得法则性。
我读了诸子的学说之后，感觉诸子的论述妙则妙矣，却缺乏像康德的对普遍意义和循证精神的追求。除了法家以外，其余各家的学术带头人更像是构筑乌托邦的幻想家和大学问家，而不能称为人文科学家。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需要把具体事物抽象化，以求得普遍的意义。科学，不能纠缠于善恶，而应诉求于真伪。
第二个启发：伦理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基础。
纯粹的西方经济学很喜欢把经济分析建立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功利分析上：例如，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人都是机会主义者，等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论理学引入了经济分析的范畴，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一个社会除了物质领域以外，还有精神领域。
根据制度性信用的理论，组织的形成，国家的形成，都是人们节约交易成本、追求福利最大化的结果。我赞成使用“福利最大化”，而非“利益最大化”。利益这个词容易使人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
我认为，人性本“恶”，“善”则是后天习得的禀赋。由于性恶，人之初必然会由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极尽自私之能事。但是他在融入社会后，发现分工合作可以带来的更大的利益，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利人以利己，由是，即发展成利他主义。利他主义的结果，很自然就会形成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在动物界都有所体现，并非人类的专利。人类之所以区别以动物，是因为人类有更高的智慧，把集体主义升华成博爱的精神。由于博爱，反而更为重视个体的自由和发展，这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归宿，又回归到了利己主义。但是，此“利己”已非彼“利己，人类的精神涵养是在螺旋式上升的。遗憾的是，中国的愤青们，又有几个真正明白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真谛？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对福利最大化的理解不是看一时一地一己的，而是拉长了视线，从更长远的层面来考虑的，甚至是超脱了现世，从来生的角度去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宗教对其文艺复兴的发展功不可没。中国人一直都缺乏宗教信仰，缺乏对下辈子的抽象考虑，因此一直都停留在经验的功利主义上，没有发展出更抽象的治学精神，最终导致了领先优势的丧失。
温家宝总理写了一首诗叫《仰望星空》。2009年１月３１日，他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塞万提斯学院总部讲演时，更深情地讲到：“我经常在思考，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就不仅要有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更要有人仰望星空，坚守精神家园。这样的民族才有希望，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就凭这句话，温总理足以跻身民族精英之列。诚然，我们国家需要太多的仰望星空、守望家园的人才。这样的人越多，国家才有希望。只可惜，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功利主义的国度。诺贝尔奖与大陆无缘，岂非偶然？ 好文章，见解独到，值得推荐 嗯，写的不错呢 引用第17楼sinopharma于2009-02-01 10:37发表的 :
十一、也谈中医
中医之败，败在教育。
20世纪初叶，仍旧是中医盛行的年代。那时候的西医，刚刚引进中国不久。1928年北京协和医院误切梁启超的右肾，导致西医被口诛笔伐。梁先生为恐此事影响西医在中国之发展，还出面澄清，力挺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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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可以讨论。古代那些有名的中医教育方法，大多是家庭式。即手把手教的。亲近学生也是如此。得传承的徒弟，说是学生，其实是家人。 中医之败原因很多，关键在于其理论基础无法与现代科学之基础予以统一，本质上我更倾向于中医是实践医学的观点，至于其理论基础实在不好把握，期待中医能在理论基础上有所突破，否则难以有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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