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传统有个约会
引：我们都是小人物。既然是小人物，没有大智慧，就应当过小人物的生活。可恨的是，现实却偏偏让我接触到了一些“新”思维。于是，烦恼就开始了。一个字，累；两个字，折腾；三个字，穷开心；四个字，一起摇滚；五个字，没事偷着乐！
我必须声明，我是个一等良民，二等顺民，三等公民，写这篇文章并无刻薄之意。这个社会已经在变革中大踏步前进，但是，如果一些问题能得到进一步解决，或许还可以锦上添花。
我和传统有个约会
《新雅培，新开始——我的2009》之十七
又到除夕。习惯性地坐在电脑前敲字。
以前，有很多人说，做销售锻炼人。做了销售，我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做销售，的确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接近这个社会的角角落落。许多道理，不做销售之前，或者仅能意会，或者是根本没有类似的概念。如今，我总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
一、中国式魄力
我开始觉得赚快钱对于我来说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缺乏中国式魄力。
中国式魄力，与毅力、坚韧、执着等许多为人的美德无关，那是一种在利益面前损人利己、舍我其谁的气魄！君不见电视里头，枭雄的口头禅永远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一定要心狠手辣！
在中国，利己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很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惠互利的商业原则。但中国人的利己主义，却以损人为前提。有权即有钱，这已是畅行千年、昭然天下、万民神会的潜规则了。于是乎，在任何组织机构中要富裕，必先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去，继而极尽搜刮之能事。营商要富裕，必先投机倒把赚得第一桶金，而后权钱交易、为富不仁。搞科研要富裕，也需要先做做关系、拉拉人脉，然后得以用冠冕堂皇的数据取得一些科学发展基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之间，总不免是亲疏有致，相互算计，睚眦必报，党同伐异。
梗直忠厚的人反倒要吃苦的。中国社会里有句话，学做事应先学做人。这句话在我眼里，原本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因为做人的道理是很复杂的。可是，在中国式语境下，这种说辞的意思就很明了了，那一定是要做老好人。既然这个社会的成功少不得中国式魄力，那么，你即便性情刚正，也万不可食古不化；即便不同流，也不要做愣头青。否则，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最好还是眼不见为净，耳不听则静，此即谓老好人。
因此，在中国做一个领导认可、百姓爱戴的好官员其实很不容易。既要才华出众，将中国式魄力的内功练习得无招无式，又要八面玲珑，精通“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学。海瑞跟张居正，哪个更讨人喜欢？我想肯定是张居正！
可是，我心里总是不舒服。不错，张居正们的确都是人物，可是在中国的土壤里，为什么海瑞们总不得善终？为什么，凭正气、走直道就不能做大事了吗？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二、社会道德体系
八十年代，有青少年写信给巴金，说他们是迷失的一代。因为现实社会的景象和我们从教育中习得的公平、民主、正义、仁爱截然不同。可是最终没有人能给这帮迷途的羔羊以正确的指引，反而引起了社会的大讨论。事实上，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人性的扭曲深深伤害、误导了几代人，就连连巴老自己都在反思和痛苦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笔下，流露着对新旧道德体系青黄不接的担忧。
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好起来了。这种忧虑的声音又喑弱下来，因为大家都“聚精会神搞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去了。然则，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富悬殊加剧，许多问题又相继暴露出来了。于是又有学者，继续沿着“新旧道德体系青黄不接”的老路去探讨社会问题。但他们毕竟是食人牙慧，其观点并没什么新意。我总觉得当代的学者，不如清末民初。因为清末民初的大儒们，从王朝帝国时代走来，旧学深厚，对传统中国的印象直观而生动，而且学贯中西，视野开阔。而现今这帮学者，多是从故纸堆里淘宝，为求新、求奇，不惜以偏概全，不惜以小见大，不惜哗众取宠，不惜反复下发“旧道德体系崩解，新道德体系尚未建立”的病危通知书。
我读大学那会，也是附庸这种看似时髦的观点，喜欢下发病危通知的，因为那时候对社会了解不深。可是后来，我利用读书、旅游、工作之便利，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尤其喜欢去那些传统习俗保留得比较好的城镇村落。同时，也阅读了一些有关民俗中国的社科文献和文言小说。更重要的是，我通过工作，尤其是销售工作，获得了许多的人事经历。综合这些信息以后，我发现，声称“新旧道德体系青黄不接”的言论有失严谨。其实，蜗居书斋的学者们对真正的传统中国认知尚浅。传统，在民间社会的根基其实非常的深厚。这种传统，在山川纵横交错、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远时代，在方言邻村而异、族群或有异同的华夏社会，历经那“战乱不知其数、江山几易其主”的漫长历史岁月，尚且能够渗透到整个神州大地，延绵数千年之久。何以一个十年光阴就废了这几千年的道统呢？把当代社会的历史影响力夸大几百倍了吧？
原因就在于，学者们研究的大多是典籍中国、帝王中国、官僚中国。但中国之大，并非只有一个紫禁城，在辽阔的江湖大地上，生活着有血有肉、真实生动的亿万斯民，流动着一辈子也讲不完的言传身教的传统。这些传统，存在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延续性和生命力，仿佛在某一条古朴的青石板路，你一举手，一抬足，就能和秦风汉韵有一个约会似的。 三、家法体制下的顺民社会
中国的社会是什么一种社会？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家法体制下的顺民社会。
用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中国其实是一个矛盾体。
她的科举制度领先世界几百年，却发展不出现代的教育体制。
她的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去没有催生工业化大生产。
她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却始终没有演变为资本主义革命。
她的律政制度很早就出现了，可是却一直没有完善成严谨的现代法系。
……
其实，在我看来，一切原因都蕴涵在了这一句话里面：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法体制下的顺民社会。
无论是早期的律政、科举制度，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体系里，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最大的缓冲。贫苦人，可以通过科举走到上层社会，貌似公平。有钱人，也可以因为天灾人祸而家道中落。两种阶级之间，因为有了律政、科举、族规等系列制度做为联系的桥梁，也就有了维系的桥梁，有了这座桥梁作为缓冲，就不容易发生冲突。没有冲突，社会就能够稳当地存在下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循了两千年却仿佛还在原地踏步。就好象舞台搭了再拆，拆了再建，换戏班不换戏种一样，没完没了。
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正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阶级角色互变的社会安全阀，人们的心理压力有了释放的出口，性情就相对温顺起来了。因此，一旦受人欺负，就只好怨自己无能，怨自家没有靠山，逆来而顺受，或者激励自己艰难地钻过那小得可怜的安全阀，一举成名，扬眉吐气。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顺民心理。有一天跟医生客户吃饭，该医生是一个典型的心中暗自不平，于现状却又无可奈何的知识分子。他一路吃饭，一路感叹中国人的心理调适能力。他说：你看，有钱人家也和我们平凡人一样，吃同样的饭，吃同样的衣。叫花子比我们穷苦，小日子却也照样顽强地过下去。悬殊那么大，却相安无事，真不是一般的和谐。其弦外之音就不多加引申了。
对于这样的社会，我不知道我该心怀感激、宽人恕己，还是应当愤愤不平、怨天尤人。说没机会吧，社会也给予了我们许多自强不息的途径。说有机会吧，到处却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幕后玄机，历经千年而如一。表面上给予为数不多的公平正义，骨子里却是等级社会的家法、人治。既然是家法，那么家长权威就不可冒犯。规矩再大，大不过士族乡绅们所组成的“立法会”，他们拥有以卫道士自居的“释法权”。法律再神圣，也圣明不过浩荡皇恩，敌不过明镜高悬的衙门。君不闻，生不进衙门，死不入地狱？法外永远可以容情，庭外总有徇私舞弊的秘室。
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层级社会中，人生便不再是攀登华山，自古就只有一条道。因为，这座社会大厦里头，除了电梯还有消防通道，除了前门还有后门乃至偏门。如果想发横财，必不能一味地走华山险道，太苦太累。即使走大道，中间也可以绕几条岔道，省力省心。各行各业，莫不如此，这就是中国社会。由此，我才在上面的文字里说，中国式的成功，等于个人的才华，加中国式魄力，加好好先生。对于少数特殊群体，还可以额外加一个出身背景。美国梦的成真，是可以被亿万美国人顶礼膜拜的；中国式的成功，却有很多是不能显山露水的。这里面的玄机，大家自个体会去吧。
不妨回头看看自己所在的行业，哪个行业的年轻人不需要PMPMP（拼命拍马屁）才能成长？哪座山没有神要请？哪座庙没有佛要供？所以做年轻人真不容易啊！可是这帮不容易的年轻人到中年后，又会用同样一套办法来折腾下一拨年轻人。罢！罢！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都是与社会相妥协的产物，就不必五十步笑百步了。 四、一个缺乏信托观念的民族
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说，资本主义的根本精神是信托。我深以为然。没有这种精神，就不是纯粹的现代商业社会。
我们为什么敢交付几百元给大巴司机，让他把你春运回家，而不怀疑他把你当野鸡给卖了？因为你相信他的信用，你敢把自己的金钱、时间甚至生命托付给他。
我们为什么敢把几万元钱交给证券经纪人，让他帮你买一堆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符号？因为你相信他，相信他会帮你理财，所以你敢于把积蓄托付给他。
我们为什么敢专门生产一个不知道将在哪个地方使用的零部件，而不亲自解决自己的日常用品？因为你相信通过信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可以帮助你用这些零部件换得那些基本生活所需。
我们为什么敢用实物换回一把连擦屁股都觉得不好使的纸钞？因为你相信现任政府及其中央银行的稳定性。你安心纳税，并享受该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
亘古至今，人们由分工而分业，由分业而专业，由专业而深化分工，靠的都是信和托。没有信，我们不敢托。不能托，就没有了分工的可能，那我们就只能一切事情均自己动手。像我们这种不辨菽麦的家伙，连刀耕火种都不会，恐怕只能沦落到茹毛饮血的境地了。
传统中国社会一直缺少的恰好就是这种法制基础上的信托关系。请注意，我前面使用的定语是“法制基础”。不要以为有法就是法制，如果是这么简单，那秦朝就已经进入法制时代了。法是由人制订出来的，无法凝聚全民共识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制。同时，法制也是一席玉液珍馐，要想让全民共享这桌美食，也得先锻炼全体民众对美食的鉴赏力，总不能当作大排挡给消费了。真正的法制应当是个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的文化体制。
但传统中国缺乏的正是这么一种法制基础，确切地说，传统中国应当称之为家法体制的社会。虽然有法，却是人治。人是最不可靠的动物，一旦有利益诱惑，马上就会变成墙头草。所以，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甚至一直到现在都保留了很强的家族血缘观念，热衷于搞小圈子利益群体。因为血缘是最可靠的，其次就是彼此知根知底的小圈子利益共同体。并且，正因为缺乏互信，每个人都会留一手。既然每个人都留一手，那么，心狠手辣的幕后推手才真正玩得转。不晓得唱空城计的人，反而容易招致众矢之的。所以我说，赚快钱实在是需要一些中国式魄力的。愚生性驽钝，恐怕是很难走这种终南捷径的了。
大而言之，我们国家的现代商业体制之所以难产，也是拜这种传统所赐。很多学者在争辩中国到底有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我想意义不大。萌芽与发展是两回事。有没有萌芽是容易界定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观点都是明确赞成中国出现过萌芽状态的，但我们更应该去探讨为什么萌芽了却没有生长起来。我认为原因就是缺乏信托的文化基因，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灵魂所在。明末以降，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许多和欧洲社会萌芽时期相近似的的事物。可是，现象雷同却不可等而视之。资本主义是高级别商品社会的发展状态，其表象在于经济市场的高度虚拟化、高度协作化，精髓则在于信托制度的深入人心。所以，把中国旧社会跟欧洲的情况作横向对比，尽管会出现似曾相识的情况，但此现象非彼现象。即便两个双胞胎，身着同样的服饰，那他们到底还是两个人。他们的内在不同。
直到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也改了三十周年了，跟现代商业的精神却总是貌合而神离，依旧在高喊体制不健全。喊了三十年，喊到声嘶力竭，阻力真有那么大吗？事实胜于雄辩。这个阻力同样来自于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以我们熟悉的健康行业来说，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头娃娃，有那么多的肾衰儿童？连健康的保障都显得如此脆弱，我们还能奢望其他非健康行业能提供更可靠的信托服务吗？给个买一送一的赠品给你，能用上半个月不坏，你就偷着乐吧！
人间正道是沧桑，于是不问苍生问鬼神。 五、鬼神
众生不可信，只有问鬼神。
我现在喜欢挂佛珠，浓郁的檀香或者沉香，可以让自己心神安宁。但我不信佛，佛珠是一种心理暗示，让自己在心神飘渺之际可以找到一个虚幻的皈依。其实这个皈依就是自己。人是未来佛、佛是过来人。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这不是我特立独行，我想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跟我一样，没有信仰，进庙就烧香，上山就拜佛，但骨子里相信的只有自己。
越是苦难的民族，其社会宗教就越是源远流长。人力不可控的时代，自然灾难深重，除了问鬼神，还能指望哪一位英明神武的同志带领大家闹革命？连洪水地震瘟疫都不知从何而来，革谁的命去？但中国不同，因了天时地利，相比之下，还算是物阜民丰的农业国度。这样的文化是很难衍生出宗教的，其经验和学识主要靠耳传口授，社会繁荣亦因此代系更迭，很自然地，这样的文化更崇尚祖先崇拜，更具有重德敬老的风气。于是乎，在局部形成由耆宿、宗老、当权者为核心的小圈子团体，在整体形成森严的层级。
后来，虽然统治阶级为了教化万民，引进了外来的宗教，但一进来就把神灵给人化了。佛、菩萨、罗汉，一尊尊神像栩栩如生，我们熟知的菩萨甚至还算不上佛，她是佛界派驻人间的亲善大使。皇帝作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则是神灵在人间的代理人，可一旦不顺天不应人，也就气数殆尽，江山改姓了。通过这些亦人亦神、半人半仙、进可为神、退可为人的角色，中国人的思想终致天人合一。亦所谓，人是未来佛、佛是过来人。今生困厄，那是前世的冤孽，因此要积德行善，或可期盼后世的荣华。甚至还可以累积几世的功德，立地而成佛。
但红尘十丈，让众生如斯眷顾。除非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万念俱灰，否则也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遁入空门，一心成佛的。佛虽然豁达无忧，日子却苦修清淡，并非是红尘中人所向往的。所以，虽然人们明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却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宽恕自己的歹念和劣行。因为立地成佛并不为中国人所向往，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世的荣华才是最实惠的，而神灵只是渡厄脱险的竹伐罢了。宗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竟成为了中国人的功利性工具。悲夫！
跟佛教相比，基督教是更为虔诚的宗教，这注定了它在中国缺少市场。当年，无论罗马教宗派多少神甫来中国宣传福音，换来的也仅仅是善意的尊重而已。难怪乎，彼时来中国宣教的神父，为了让人们信耶稣，竟用了毕生精力在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希望以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来嫁接人们对基督的信仰。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民性。但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他们曾给中国带来过科学技术的福音。
另外，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提出，基督教的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诸多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乃催化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观点，从反面进一步启发我们，我们的文化基因，是否真的有一点点的问题。该不该改造？如何改造？日本人每受一次欺压，必会知耻而后勇，自上而下、彻头彻尾自我反省，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面子真的比面饼大吗？
不过，这种问题，就不是我这种货色的人来管的了。我只要心中不惑，生活别那么苦厄就行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六、我的家族史
不妨就近取材，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江湖。
广东自古乃移民地。
我母亲先祖尹氏即从福建迁来，在惠州某地繁衍生息几百年，如今全村皆同宗同姓。族中长老每每告戒下一代，尹、罗、古三氏系出同源，大家出门在外务必守望相助。因此，南迁后的几百年来，虽然同宗三姓后裔迫于生计散居到珠三角各大城市甚至海外，但各地宗亲有名望者，每隔一段时期皆会召集大家举办恳亲会，相互联谊，以表饮水思源之意。
在方圆数十公里的局部地区，由于交通便利，宗亲后裔们的往来就更多了。例如，我们当地的尹氏和罗氏。我听母亲说，她们村过去每年春节皆循例组织醒狮队，到罗氏集聚地和散居在各个地方的宗亲住所，舞醒狮，拜灶神，驱邪魔。我外公当年就是狮队成员，每年春节均不在家。狮队在集市上拉六尺长布，竖起旌旗，挨家挨户地拜年。每家视自身经济能力，馈赠或多或少的钱币，狮队就把这些钱币张贴在旗面上。旗面上的钱币越多，说明狮队越受欢迎，巡游在街市上，往往能引来声声喝彩。每年节后归来，狮队都会把充当旗帜的六尺布匹和若干钱币作为酬劳，赏给狮队成员。因此，我外公当时靠这舞狮活动，每年都能给家里带来很大的帮补。要知道，计划经济时代，生产队每年分红得到的红利也不算很多的。
舞狮的目的表面是为了节庆，实则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各地的宗亲平时各自忙碌，但是靠着这些活动，就把他们的宗族情感给维系起来了，于是，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在生活中，一旦遇到大规模的灾难事件发生，各地宗亲必定倾囊相助。比如，1979年广东东江支流发洪水，把尹氏村落给淹了。罗氏宗亲的集居地离尹氏村落很远，没有受灾，他们知悉尹氏灾情后，族中长老当即发动每家每户捐米捐油，然后用小舟运到受灾地，帮助尹氏一脉渡过难关。又如前些年，尹氏子弟与某族姓子弟发生争斗，致人受伤。某族姓之宗亲群情激愤，遂麇集几百号人，欲到尹氏村落复仇。消息传开，尹氏各地宗亲马上支援各种土制武器，声势亦颇为浩大。一旦开打，必然演化为族群械斗。好在双方最后都十分冷静和克制，悲剧没有发生。但是，在明清时代，这种不同族姓之间的大规模械斗，广东地方史上屡有记载。可见，宗亲联谊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我父亲李氏宗族则为客家望族。宋朝居于江西，明时迁居福建，清时才落户广东。客家人本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先民，累世受战乱侵扰，被迫一迁再迁。窃以为，客家方言将 “身体背部” 称为“背囊”，就是因为长年累月地背着行囊，不是行进在迁徙途中，就是奔忙在劳作之中。语言真乃活化石也。粤闽赣交界地，是客家族群的集居地。此处四面环山，远离政治中心，正是理想的桃花源。但客家人还是不放心，因为原住民、流民和山贼匪盗总是不断地劫掠械斗，为策安全，他们在长期迁徙的过程中发明并完善了围屋建筑，把集居地建成圆柱形的碉楼式围屋。一旦遇险，就会退守在围屋里面。围屋内备足口粮，易守难攻，可以为援兵的到来争取时间。此外，匪寇久攻不下，必然溃散。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群居和宗亲互助的办法确实是具有非常现实的社会意义的。研究客家人的民俗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的古代中国传统的缘由。
顺便提一下，围屋建筑目前已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老一辈的客家人，称本村皆不称“我村”，而称“我围”；如果同族宗亲分别住在邻近几个屋村，则以地势高低分别称为“上围”、“下围”，居中者则名为“横岭”。这种叫法在客家人以外甚少听闻，其来由即出自围屋建筑。东莞市旗峰山下有个公交站台，名字就叫“横岭村”，我疑心其称谓也是与此地曾经有个客家围村有关。此外围村又有“大和洞”、“小和洞”之称谓。我打听到，这应当是一种若干姓氏宗亲杂居的围村，所以叫“和”。但是，为什么以“洞”称之，则令人匪夷所思，我简直怀疑这种叫法是起源于人类的穴居时代。但这些事由都无从考证，且无人记录。随着年轻一辈走出围屋，走出农村，妄顾过去，所有这些历史的遗存和记忆恐怕将要永远地消失了。
很多新到深圳和广州的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城市之中有许多“村”，每个村都立着一个牌坊，有的还有宗祠。看了我这篇文章，他们应当能知道个大概了。我建议深圳市政府要格外地重视这种客家文化。因为深圳自古就是个移民城市，客家人是最早的移民。中国人几千年都没有停止迁徙的历史。移民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人民艰难开拓的见证。深圳有理由把这些历史沉淀到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来，从此便可摆脱文化沙漠的包袱了。“一自移民居南海，天下谁敢小深圳？”深圳市政府如果还有一点点的文化远见，就不得不接受我的建议！ 七、尘封的记忆
有一位老教授，是余之忘年交。他们这一辈人，从民国走来，历经大大小小的运动不知凡几，所见证的时代气象可谓沧海桑田。
我把这篇幅文章给他看，让他点评。他看完之后，沉吟半晌。我连忙问他，是否反对其中的某个观点。他摇摇头，说道：不是的，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只不过那一会，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的半个世纪。
他情不自禁地跟我回忆起许多尘封的往事。他说，他们这一代人，曾经对生活和事业满怀虔诚。但不曾料到，这种虔诚所得到的回报竟然是一种欺骗。所有的人，无论是黑五类还是红小兵，都仿佛做了一场荒诞的梦。等到梦如初醒，却又发现，社会进入了偶像的黄昏。泯灭了信仰，模糊了理想，虚无了精神，物欲了人生。信奉Communism者，越来越不为民众利益考虑；念经颂佛者，却娶妻生子、大鱼大肉。继而，他又把到访海外几十个国家所观察到的细节，如数家珍一般地向我历述了一遍，以作为对比映照，然后又不由得感慨了一番。
我问他，我可以把你刚才所讲到一些事例加到我的文章里去么？他又摇了摇头，对我说了六个字：“敏于事，慎于言。”他说，他们那一代人，留下了太多惨痛的回忆，还是要三缄其口的为好。他的话，不禁让我想起了冯小刚的叹息。近日，《青年周末》的记者在采访冯小刚时问他，怎么谁也不讽刺了，片子（《非诚勿扰》）看下来挺温暖的。冯小刚不经意地道出了其苦衷： “现在，你讽刺谁呀，你只能找弱势群体开刀，稍微强势一点的，你谁都不敢说，说了谁都承受不了，都没有这种承受力，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是个做销售的，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想问问大家，现在这个社会什么最稀缺？信仰最稀缺！谁要是能贩卖这种商品，一准能发大财。但是，没有任何组织敢兜售这种商品，风险不是一般的大。
70前生人，念念不忘记忆的伤痕，沉默是金，只留下他们用于自我疗伤的伤痕文学。80后生人，裹挟在滚滚前行的经济大潮中，根本没有空闲停下来驻足观瞻周边的风景。但是，对物欲的狂热填充不了内心的虚无，更何况，信仰的缺失不代表传统的缺失，传统的土壤还在。一旦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停顿下来，人们将第一次有机会来审视自己内心的虚无，那时候，将会出现怎样一种趋向？不妨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来作为我的结语：
“整体而言，中国80后一直未遭遇重大的社会挫折，微观而言，他们更加是享受太多宠爱的一代。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将会带给他们第一次观念的冲击－－失业，将不是个别背运事件，而是群体危机。在未来，当家庭继承财产的单向效应递减，当赡养老人的压力陡增，当现在不善储蓄的他们，发现脆弱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将无法保障他们的生活，当他们自以为的高薪并不能让他们承担天价的房屋－－那他们将不再只是社会事件的看客。
到那个时候，现今仅因为性格与天赋特质而分野的精英，将立足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他们的力量对比，可会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表象下的政治无知，与实然存在的权力意识，还有依然虚无的价值系统，将会带给中国，一个如何的未来？” 八、秋雨时分
著名学者余秋雨在凤凰台的《秋雨时分》坐而论道，他说，我无法回避自己心中最感到刺痛的一点，如果有谁问我，在中华文化的各项缺憾当中，最根本最致命最具有延续性的缺憾是什么，我的回答只能是：虚假。对于这两个字的答案，他犹豫了很多年，但最后的选择还是这两个字。他继而又延举了两个例子。诗人北岛询问台湾佛学界的星云大师：大陆目前尚未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大师惜墨如金，仅仅给出了一字判语：假。与此相似，百岁老人巴金先生的遗言也是言简意赅，只有三个字：说真话。余秋雨认为，这是一种集体的文化心态。
在另外一期节目中，余秋雨向大家解读了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他说，权力和真实，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李尔王在当权之际，奖励大女儿和二女儿的虚假，惩罚三女儿的真实。当他的权利被剥落之后，在那个暴风雨的荒原之夜，李尔王疯了，而欧洲观众却因此清醒了。醒来一看，风雨已停，真实的世界一片狼籍，而那个虚假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从此，他们从极权崇拜走向了真实崇拜。这真是一场改天换地的荒原暴风雨。
余秋雨寥寥数语，却有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有两个，一个时期是东周列国，诸子百家；另一个时期则是西学东渐，五四以降。这个观点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然而，其中存在的争议是，第二个时期的文化革新任务是否已经完成？我认为远未完成。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仍旧在进行之中。 各位，我是销售人员。确切地说，我是制药系毕业的。曾经是一名制药工程师，现在是药品营销人员。我不唯书，只喜欢结合实际来思考问题，并希望我的思考能够给我的企业工作带来帮助。
我是个“功利主义”者。
一个人的思索毕竟是有限的。因为我的工作和生活所涉及到的事物是有限的。
书园里有专门研究社科方面的专才，请多指教。
如果有其他领域战友，也请一并指教。 醉版送2威望的帖子，必定是精华之精华，先顶再细读！ 引用第9楼欧阳静茹于2009-01-31 13:34发表的 :
醉版送2威望的帖子，必定是精华之精华，先顶再细读！
哈哈，我看着觉得比较好懂，帖子又编辑得挺整齐的，就加了点。
楼主是个爱思考、爱码字的人。 呵呵，看完了第一遍，果然是精华好文啊，如果看了易中天央视百家讲坛的诸子百家，结合看楼主的文章就更好了！顺便看了看楼主另外的几个帖子，也非常好，再次感谢楼主分享好文！另外看题目好像是一个系列啊，应该还有很多文章啊，期待拜读全部为盼！ 海瑞跟张居正，哪个更讨人喜欢？我想肯定是张居正！
张一样被抄了家，或许张更让人害怕，所以才会死后遭此大祸 九、脱掉皇帝的新衣
盛世之下，言路毕竟还是在逐渐放开。于是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忧国忧民的言论，这是好现象。说不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就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悄悄地发轫。
其中，我注意到一些激进的言论。这些人多为理工出身，且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往往抓住西方知识体系中最有特色的逻辑学，来攻击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最脆弱的一面。结果自不必说，西风压倒东风。
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言论却难掩其内心的浮躁。如此鞭笞挞伐，意欲何如？难道想一夜之间让中国改天换地吗？难道中国的西化速度还不够快吗？数典忘祖的人还不够多吗？
心急吃不了热包子的。不错，铁杆保皇派是有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味道，但是，喝了点洋墨就以为洞彻了整个世界的人，何尝不是坐井关天？不经意间，自己给自己披了一件皇帝的新衣，纯进口的。
我的造诣还没达到跟他们争辩逻辑之短长的程度。但我想说，为什么我们要保护绝种野生生物？因为相对于这个复杂的世界来说，人类的认知还显得非常浅薄，确保物种的多样化有利于我们日后揭开真实世界的面纱。一个小小的物种尚且如此，何况一种跨越几千年的文明？一种生物和事物的发展，也许需要漫长的时间，可是它们的消亡，却不过一瞬间尔。
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不是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其实还不知道。我不相信以目前人类的认知水平，能够勾勒出一种普适文明，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民主、自由、安详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一味地先验、经验，就如同高山、星河一样，延绵几千年而毫无变迁。一味地解析、演绎，就如同流水、大风一样，容易把一个菁菁世界风化成一片无边的沙漠。
何况，人类的福祉，不在于遨游在太空中相互激战，也不在于蜷缩在洞巢里相互取暖。物质和精神的天平，永远是最难平衡的。
因此，我们不要割裂传统，也不要排斥外来文明的交流。这应当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多元时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立足传统，放眼世界。如此，我们才会真正拥有和谐进步的社会。 引用第11楼欧阳静茹于2009-01-31 14:09发表的 :
呵呵，看完了第一遍，果然是精华好文啊，如果看了易中天央视百家讲坛的诸子百家，结合看楼主的文章就更好了！顺便看了看楼主另外的几个帖子，也非常好，再次感谢楼主分享好文！另外看题目好像是一个系列啊，应该还有很多文章啊，期待拜读全部为盼！
不好意思，我是做销售的，我写的大部分是销售类文章，不方便在园子里发。
我另外在医药学专业网站发了。
我只上读书论坛和医学论坛。读书园地在某些时候可以给我一个安静的空间，是生活休闲的场合。 十、野百合也有春天
2009年的央视春晚，大连养牛大户刘仁喜和黑龙江种粮高手马广福的高亢歌声赢得满场喝彩。马上就有学者撰文感慨道：“就事物的性质而言，也许是因为接触土地，接近神灵，在乡村，生命的直接流露就凝聚而成为原创的文明。当然，这种文明是粗糙的，但它可以给城市文明注入新鲜血液。”“不论古今中西，城市文明只要与乡村脱离，都会倾向孱弱、败坏。”
这话说得在理。你看新中国早期的歌唱家，才旦卓玛、郭兰英诸辈，大抵出身草根，乃因为有歌唱天赋才被选入文工团的。所以，其歌声浑然天成，仿佛有原野的清新，高原的明快。后来的翻唱者，尽管师出名门，科班出身，技巧高超，却再也寻不回那种韵味了。艺术不是训练出来的，真正的艺术其实是源自于生活的。
该学者还援引了“蓝调”音乐的兴起为例。他说，许多黑人歌手，“前年还在棉花地里吹口琴，去年乘坐火车到芝加哥在酒馆里表演，今年又出版唱片，走红全美，成长为巨星。他们从乡村带来的那种强悍的生命力，又影响了诸多音乐样式。”
可喜的是，在目前的中国，艺术又有回归群众的趋势了。阿宝们纷纷登上“大雅之堂”，能露脸了。胡歌们的恶搞创意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自娱自乐，才叫娱乐。习惯被人娱乐，同时也会习惯被人愚弄。
文艺界如此，思想界呢？我看也出现了良好的端倪！
凤凰网上有一句编者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让我有点感动。小编们如是说：“草根并非没有与“专家”对话的水平，他们缺少的，仅仅是对话的“资格”罢了。 最后，还是重复一下那句话：别人不给草根的话语权，凤凰给！”
好一句“凤凰给”，就冲你这句话，我 顶了。 sinopharma说的很好，文艺界艺术又回归群众，那是因为脱离群众的艺术无法得到群众的掌声和喝彩，在思想界，相对以前我们的言论环境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各种思想开始重新碰撞和争鸣，这是最令人鼓舞的事情，但是这种思想大争鸣的民主和自由的草根话语权环境的建设仍将是改革开放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三个代表中提出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想这个最先进文化必是建立在一个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前提下，没有这个前提何来最先进文化？牡丹有春天，野百合也有春天，小草也需要春天！ 十一、也谈中医
中医之败，败在教育。
20世纪初叶，仍旧是中医盛行的年代。那时候的西医，刚刚引进中国不久。1928年北京协和医院误切梁启超的右肾，导致西医被口诛笔伐。梁先生为恐此事影响西医在中国之发展，还出面澄清，力挺协和。
上海名医陈存仁氏（1908—1990），正是那个时代的名中医。他编纂了中国第一份医药常识类报纸——《康健报》、第一部现代中医药典——《中国药学大辞典》，他协助策划了全国中医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推动力中医第一次抗议当时政府的“废除中医”的活动。
不知道大家看过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没有。从他的成长史，可见古时医家的“不为良医，便为良相”之语诚非虚言。陈存仁，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自小接受中西教育，之后因为家道中落，只好考学中医。自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他又继续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习医，师从章太炎问道国学。丁氏父子，皆为当时中医界耆宿；章氏，则为名震海内之硕儒。陈存仁得以功成名就，与自己的这一生的学习和人事经历不无关系。
我引用这位近代名中医为例，就是希望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目前培养中医的教育方式到底合不合适？我想，不待我提出自己的意见，很多中医学生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
愚以为，中医乃儒医，必须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可现代人自小就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数理化的学习，尤其是英语的学习上，旧学功底十分薄弱。数理化和英语的学习，大多采用题海战术，浪费了时间，却无益于心智之启蒙。
其次，中医之大成乃构筑在丰富的问诊经验之上，师徒帮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则现在的中医完全缺乏这样的学习环境，变成了流水线生产，焉能不败？
不懂中医的人，无由指责中医之流弊，动辄狂言废除中医，我真不知道他是怀着何种居心？不要因为现在的中医医学水平每况愈下，就完全否定了这种传统的治疗方式。我完全不担心中医会逐渐消亡，因为中国社会的传统根基尚在。除非传统消亡，否则中医定不可能消亡。
真正的良中医应为硕儒。既为硕儒，当可为良相，其治学岂止于故纸堆而已？然则，这样的良中医，已是凤毛麟角矣。中医之败，败在教育！ 中医之败，败在教育！这话很中肯！从高考录取分数的高底就知道一二，报考中医院校的没几个是高分的，有的甚至语文不及格的人也撮合去中医院校混文凭。俺有个同学，古文功底一塌糊涂，思路有些混乱，当年总分尚可，最后录取进去，四年时间大多用在写诗、办诗社，中医几乎没什么学。毕业之后呢，去报社混。照理说，爱写诗的人，语文应该不错，可是此君特立独行，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没有几个人会懂，美其名曰“朦胧诗”。
其实，中医之败，还在学校的科研体制。现在的科研考核，就看数字，不问质量。结果，不少中医院校的教授，心浮气躁，整天想升级，没有心思钻研学问，也不太会门诊，动不动就在学术期刊上面灌水，还时常闹出纷争，被人追打，造成中医名声日渐败坏。 在利益面前损人利己、舍我其谁的气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说的很好呀，看来我一直没有发达，也是因为缺少了这种中国式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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