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前小麦种植浅议（待续）
注：该文为作者所写论文的一部分，在未经本人同意的前提下，书友不得转载他处。同时为防微杜渐，在下把注释尽量都取消了，为此带来的不便，向书友们致歉。有同好者可向在下索取全文进行交流。引子
在当今世界，小麦为世界性的粮食作物，现在大约有35％－40％的人口以小麦作为主要粮食，在我国，小麦的种植面积是仅次于水稻的第二位粮食作物。粮食为人类的生存之本，从古至今人类都极为关心农业的发展，小麦也不例外。中国远古时期的粮食作物品类很多，有“四谷”、“五谷”、“六谷”、“八谷”、“九谷”等多种说法，其中均包含有小麦。但是在传统粮食作物中，早期主要以粟、黍、稷等占主导地位，小麦种植很少。直到魏晋时期开始普及，特别是在唐宋之后，小麦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
研究现状
“民以食为天”，粮食为人类的生存之本，从古至今人类都极为关心农业的发展，对农业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但是对古代农业的系统性研究，特别是农作物研究却是现代才有的事情。自新中国成立后，在整理古代农业遗产的基础上，先秦秦汉时期时期的农作物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取得了不少成果。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一本关于小麦研究史的著作出版，且关于古代小麦问题的研究呈两头重，中间轻的状态。先秦秦汉时期小麦的研究成果，据笔者统计，公开发表论文近30篇，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古代农书的整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整理中国古代的农业遗产为号召，有计划地对古代的农书进行整理校订。这一时期在万国鼎先生领导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资料搜集工作，编辑出版了大型农史资料丛书《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文革以前已出版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类作物》、《豆类作物》、《油料作物》、《柑桔》等8个专辑，一百多万字。50年代末，石声汉先生完成并出版了97万字的《齐民要术今释》（1—4册，科学出版社，1957—1958年），这是我国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整理古农书的第一部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校释《齐民要术》过程中，又完成了《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和《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两书的写作。万国鼎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出版了《陈旉农书校注》（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65年）、《补农书研究》（陈恒力著，中华书局，1958年，农业出版社，1961年）等，并初步完成了《氾胜之书辑释》（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80年）、《齐民要术校释》（缪启愉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四民月令辑释》（缪启愉著，农业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些方便了古代小麦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2、小麦的起源
小麦的起源问题，一直是我国农史专家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考古发现，西方学者认为小麦起源于西亚地区，中国是否也是小麦的起源地，西方学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具体可参见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69版）。五十年代后，日本学者篠田统先生更是坚持认为我国不是小麦的起源地，并且推断我国小麦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的物种（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说来牟》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版）。因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学术交流较少，只有一些农史学者根据文献资料给予了反驳，尤其以中国农业科学院集体署名发表的《先秦肯定有小麦》（《中国农业科学》，1960年第2期）最为典型。但因当时考古发现出土的小麦很少，且没有经过科学鉴定，故而无法得到证实。1959年安徽钓鱼台（属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几粒炭化小麦，经小麦专家金善宝先生鉴定为小麦栽培品种（金善宝：《淮北平原的新石器时代小麦》，《作物学报》，1962年第1期），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但有学者根据对遗址所葬器形的分析认为属西周时期（杨建芳：《安徽钓鱼台出土小麦年代商榷》，《考古》，1963年第11期）。这使小麦起源问题又陷入僵局。随着新中国考古发现越来越多，我国在各地均出现了不少小麦遗址，特别是1985年和1986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小麦专家李璠先生先后在甘肃民乐县六霸乡东灰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人工种植的小麦炭化颗粒，为我国是小麦起源地提供了不少作证。由于出土材料的证实，涉及小麦研究的文章也开始增多，有：陈文华的《漫谈出土文物中的古代农作物》（《农史研究》1982年第3期）、十慕华的《我国栽培作物来源的探讨》（《中国农业科学》1981年第4期）、张发鹏的《我国历代作物布局的演变》（《农史研究》1982年第2期）、颜济的《小麦育种的历史发展》（《新疆农业科学》1982年第6期）、曹恭如的《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陈恩志的《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罗琨的《从先秦文献探索我国小麦的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靳桂云的《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007年第4期）等。不过对小麦起源于中国何地，传播方向，中国学者仍有争议 。 2、先秦时期的小麦
关于先秦时期小麦问题的研究，古文字学者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从字形角度分析，主要集中在对来和牟的辨析上。研究成果主要有：罗振玉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艺文印书馆(影印本)1981年版）、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台湾中央研究院1982年版）、【日】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齐思和的《毛诗谷名考》（《燕京学报》第36期）、宋镇豪的《五谷、六谷与九谷——谈谈甲骨文中的谷类作物》（《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于省吾的《商代的谷类作物》（《吉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贾文、贾加林的《甲骨文中农作物“稻”“黍”“来”“榖”“稬”的考辨》（《殷都学刊》，2001年第4期）等。
3、两汉时期小麦种植
两汉时期小麦研究方面：最早对秦汉时期小麦研究的当属日本学者西嵨定生所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中以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碾碨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推测出小麦在秦汉时期不可能大面积种植。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卫斯撰写《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进行反驳，他主要运用考古材料，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风良的《〈诗经〉所见麦子的种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以《诗经》中关于麦子种植的资料认为春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许多地方有麦子种植。随着简牍资料的大量出土，赵淑玲、昌森两位学者的《论两汉时代冬小麦在我国北方的推广普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运用新出土的文献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出两汉时代中国北方包括华北大平原与关中平原确实大面积种植了小麦。王勇的《论西汉中后期冬小麦在关中的推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以关中为例，认为西汉中后期冬小麦能够在关中推广，在于小麦高产、旱作的特性适应了关中农业发展的需要，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完善和推广技术问题的解决。惠富平的《汉代麦作推广因素探讨――以东海郡与关中地区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汉代冬小麦的推广既有社会经济因素，也有自然环境的原因。
总结已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研究的成果主要多集中在小麦起源上，文献对小麦的认定也主要和其他作物参杂在一起，对小麦问题的专门研究探讨也是近年来才开始的，且较为浅显。对小麦种植的时空分布特征缺乏定性的分析，以及形成的原因尚缺乏宏观把握与研究。因此本文特选择小麦为研究对象，在对小麦起源、发展分析研讨的基础上，从小麦种植的分布特征着手，进一步把握小麦大面积种植的原因，进而剖析造成小麦种植地域差异的原因，了解小麦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地位，以期抛砖引玉。 一、小麦的起源 ：
小麦为旱地高产作物，也是中国北方地区现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在中国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大致有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小麦是由西亚经过中亚传播过来的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小麦是本地起源的 。其中，有人主张是在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起源 ，有的人主张是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起源的 。
主张普通小麦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在中国没有形成普通小麦的物种条件,普通小麦(即六倍体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Aegilopsquarrosa)天然杂交、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而形成的一个物种，中国历史上从未种植过二粒小麦,自然界也不存在野生二粒小麦，所以，虽然作为自然植被成分的粗山羊草分布在新疆伊犁河谷，作为多年连作麦田中的杂草存在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和河南等省的若干县，由于上述两个区域都没有二粒小麦，中国不具备粗山羊草与二粒小麦自然杂交的客观条件，也就是不具备形成普通小麦物种的条件，而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中、东欧洲的很多考古遗址中都出土了普通小麦的一种，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中亚安那托里亚高原中部、印度和中东欧洲普遍出现了普通小麦的另一个种,而这种小麦可能就是后来传播到中国的小麦物种 ,中国的普通小麦在距今5000年前后才出现。当然，事实上，虽然普通小麦作为一个物种，不是在中国形成的，但传播到中国后出现了很多变异，这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这些变异包括“云南小麦”、“西藏半野生小麦”(田间杂草)、“新疆小麦”等。物种的起源中心和变异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起源中心是指物种形成的地方，而当一个物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栽培,可能会形成很多新的变异，产生一些新的物种，这种变异性十分丰富的地方，被称为变异性中心，也叫多样性中心或者是次生起源中心。中国普通小麦的变种也是世界之最，中国是普通小麦的变异中心、多样性中心和次生起源中心。
主张普通小麦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的学者的主要根据是，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卢氏县、三门峡、洛阳和陕西宝鸡、西安等许多地区都发现了与六倍体普通小麦有亲缘关系的小麦草，70年代在西藏发现六倍体野生小麦，根据这些发现，有学者提出普通小麦中国起源的观点,甚至主张中国小麦是由东向西传的 ,直到欧洲 。但是，在不能证明中国曾经存在过栽培二粒小麦。且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的结论没有被修改的情况下，即使在中国找到粗山羊草，也不能证明普通小麦可能是中国起源的。至于从中国特有的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不难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的说法，不仅不符合目前关于普通小麦形成条件的认识(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而且单就这个命题也是需要证明的，只有通过实验的方法在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我们才能进一步推测普通小麦可能起源于中国，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需要有考古学证据。
主张小麦在山东起源然后向周围地区传播的观点，主要依据是古代文献。而我国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也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在此之前则只能依靠考古的发掘。
1985年到1986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小麦专家李璠先生先后在甘肃民乐县六霸乡东灰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人工种植的小麦炭化颗粒与大麦、粟、黍和高粱等颗粒 ，经过碳－14测定以及树木年轮校正，其绝对年代距今5000±159年，说明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黄河流域上游西北地区已经开始种植小麦了，另在距今近4000年的新疆孔雀河古墓中，也出土了普通小麦和圆锥小麦的籽粒。特别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上的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的F11墙皮草拌泥中发现了小麦秆 ，为中国北方种植小麦提供了新的例证。同时，有的学者针对传统学者认为六倍体普通小麦为二粒小麦和粗山羊草杂交而成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用近代遗传学杂交实验手段，培育出某种新物种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在新石器时代不可能存在这种人工干预，如系天然条件下形成新物种，一则机会少，二则需要很长时间 。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对西亚发现史前人工栽培普通小麦的考古报导，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 。
综合来看，对小麦起源问题，学术界意见纷呈。笔者认为：即便西亚确定有时代较早的史前普通小麦，但也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的普通小麦是从西亚传来的。反而在中国屡有考古发现小麦遗址，虽暂时无法确定中国即是普通小麦的起源地，但在无据可依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理由舍近求远。 二、先秦时期的小麦种植：
虽然考古发掘屡有突破，但根据其发掘小麦颗粒遗址的分布区域来看，多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等地，黄河流域地区的遗址发现基本没有，这是不是反映该地区小麦种植很晚呢？结合文献资料，笔者认为我国在殷商时期即有小麦种植了。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末崔寔的《四民月令》有大小麦的提法。根据出土的简牍来看，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大小麦的称呼，不过在先秦文献中，确实没有小麦的专称。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中已有了关于大麦的名称，《吕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中出，狶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昔，王念孙说：“昔，犹夕也。”尚书大传云：“月之朝，月之中，月之昔。”郑注：“上旬为朝，中旬为中，下旬为夕。”庄七年谷梁传云：“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楚辞大招注引诗“乐酒今昔；是昔与夕通。”三叶，高诱注：“三叶，薺、亭历、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麦熟而可获。” 日中出至从事于蓄藏句，夏纬瑛先生云：“此蓄藏，当指收而言，而麦无叶，也就是麦已成熟而无绿叶了。那么，这日中出应该是夏至之时。”
按，“孟夏之昔”即指夏历四月下旬。四月末时，三叶枯死，大麦则在此时到了收获的时节，夏至时狶首出生，采其宿根为药用，此时麦子已经黄熟，没有绿叶，到了收获蓄藏的时候了。从农作物生长周期来说，大麦的收获时节一般比小麦早半个月，此中既已说大麦已收获，而后半个月又提到麦成熟，这里的麦应该指的是小麦。另，在一段中先后提到“大麦”和“麦”两个名词，而未言“大麦”和“小麦”，故我们可以断定，此麦即指小麦而言。又《吕氏春秋•审时篇》云：“得时之麦…….二七以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一般来说，大麦穗多是六稜，子粒排列呈三行，一面三行，两面共六行。如是大麦，应为三七以为行；小麦穗正面看不到明显的行列，在侧面则呈二行，所以“得时之麦”指的也应是小麦。
从植物的生理特性上，大麦的根系发育较差，扎根浅，耐湿性比小麦差，低湿的地方不宜种植。多生长在干旱、地势较高的地方。古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小麦例须下田，故古歌有曰：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若大麦则不然。周代的文献诗经也多有反映，《诗经•鄘风•桑中》云：“爰爰麦矣，沫之北矣。”沫，水名。《载驰》云：“我行其野，梵梵其麦。”均可以看出麦生长在离河不远的原野上。又《诗经•王风•丘中有麻》云：“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正义曰：“笺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此章言子国亦能使丘中有麦，是显著其世贤。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国实使丘中有麦也。” 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周代已有小麦种植，且这里的麦应该指的是小麦。 根据考古发掘，解放前在山西省保德县王家湾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印有某种类型似麦粒和麦芒的痕迹 ，因当时缺乏科学记录，无法鉴别其是否为小麦。1955年安徽省亳县钓鱼台遗址出土了炭化麦粒 ，经我国小麦专家金善宝教授和南京农学院植物教研组鉴定为小麦栽培品种 ，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但考古专家杨建芳先生指出其中装小麦的容器鬲并非龙山文化的器形，而是西周时代的器形 。但是这至少说明，在西周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确实已有小麦种植了，且文献中提到的麦多指小麦。
我国著名学者竺可帧先生从我国华北气候特征的角度认为：“华北冀、鲁、豫三省年降雨量变率其大，如种小麦则四、五月值小麦需雨量最急之时，华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无灌溉设施，华北种小麦是不适宜的。” 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小麦的种植，恰恰由于当时小麦的种植区域多靠近水域，才保障了小麦的丰收。
至于殷商时期的小麦种植问题，学术界历来众说不一，莫衷一是。这源自于史前考古发现的小麦遗址多集中在西北等偏远地区，同时文献资料比较缺乏，且这一时期也没有小麦专称的出现。学者们根据甲骨卜辞进行了分析，主要集中在牟、麦、来等几个字的认定上，形成了诸下几种观点：
1、主张来为小麦，牟为大麦，而麦则为麦的通称。先秦时期的麦通常指的是小麦。以齐思和先生的《毛诗谷名考》为代表。 这也是学术界的传统观点。
2、主张先秦的麦是大麦，来和牟均是大麦的称呼，来是先秦殷族的方言，牟是周族的方言，且小麦是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带回来的。以日本学者篠田统先生为代表。
3、主张来为小麦，麦为大麦。以于省吾先生为代表。宋镇豪先生从之。
根据前章分析，我们认为西周时期是有小麦种植的，且当时的麦多指小麦而言，日人学者的看法显系有失公允。这样的话，小麦的认定则主要集中在麦、牟、来何者为大麦、何者为小麦了。
牟，《诗经•周颂•思文》篇云：“贻我来牟。”《臣工》篇云：“於皇来牟。”来牟，毛传释为：“牟麦”。陈奂的《诗毛传疏》因此认为“传释牟为麦，则经中来为动词。”根据语法分析，来牟为贻的对象，故牟释名词，而不可能是发语词。《说文》云：“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也。二麦一夆，象其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从许慎以来牟为一种麦的名称，故称它为来牟麦，为周所受瑞的专称。《广雅•释草》云：“大麦，麰也；小麦，来也。”把来牟认定为两种麦，那么来牟是一种作物抑或是两种作物呢？对此，清代的经学家争论不休，其说各一。《孟子•告子上》云：“今夫麰麦，播种而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悖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饶，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赵岐注：“麰麦，大麦也。” 据此，齐思和先生认为牟是一种麦的名称，牟是原来的字，麦旁是后人加上去的。 多数学者均持此观点。而问题主要集中在麦和来字的认定上。 关于麦、来，卜辞中多有“告麦”、“受来”、“登𠂲”等文辞，兹举数例如下：
[己]亥卜，宾，翌庚子有告麦。允有告麦。
庚子卜，宾，翌辛丑有告麦。（两段材料见《合集》9620，原《前》4.40.7）
翌辛亡告麦。（《合集》9625，又《京津》567）
丁酉卜，宾，翌庚……有告麦。
翌己酉亡其告麦。（两段见《合集》9621）
月一正，曰食麦。（《后》下一，5）
…卜，…，贞我田有来。（《续》5.29.1）
乙亥卜，受来禾。二。（《合集》33260，又《粹》887，《京津》2925）
甲辰，贞其登𠂲。（《合集》34587，又《甲》353）
癸卯卜，登𠂲乙祖。三。（《粹》908）
癸未卜，登𠂲。乙酉。二。（《合集》27826反）
“登𠂲”， 卜辞𠂲字左右多从两点，或从三点四点。间或两点或不从点。罗振玉、胡厚宣、陈梦家等先生均释为来，礼记月令孟夏之月云：“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宗庙，靡草死，麦秋至。”即是向神灵奉献新谷的尝新礼俗。对于“告麦”的涵义意见纷呈，传统以为是一种尝新的祭祀典礼，所谓“尝麦先荐寝庙”的祭礼。 胡厚宣先生认为是侯伯之国来告麦之丰收于殷王。于省吾先生则认为是商王在外边的臣吏，窥伺临近部落所种或所收获的麦子，对于商王作了一种情报，商王根据这种情报，才进行武力掠夺。 至于孰是孰非，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不作探讨。“受来”是指卜问麦类是否有收成。 麦，《说文解字》云：“麦，芒谷，秋种厚霾，故谓之麦。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来，有穗者从夕。”罗振玉先生认为：“《说文解字》麦字从来从夕。案此与来为一字，许君分为二字误也；来像麦形，此从夕（降字从之，即古降字）像自天降下，示天降之义。来牟之瑞在后稷之世，故殷代已有此字矣。” 李孝定先生赞同罗氏的说法，《甲骨文字集释•麦字条》云：“今按来麦当是一字，罗说是也。夕本像倒止形，于此但像麦根。以来假为行来字，故更制繁体之麦以为来麰之本字。” 今从麦、来字形结构来看，二字很有可能指的是一字，同时麦，从来从夕，应该是由来演化而来。罗琨先生也认为来是从小麦的株型演化成的独体象形字。它的构成手法及演化规律与表示黍稷的字同，三者的本字都包括象根茎和象穗的两个部分，下部用同样的笔划表示根茎，上部表示出不同的穗形以示区别。 我们认为甲骨文是一种已经成熟的文字，随着人类语言、思维以及文字本身的演进，来字已经更多地表示往来之意。卜辞中的禾字则多作禾谷类粮食作物的通称。《说文•禾部》所云：“齐人称麦，𥟂也。”段玉裁曰：“来之本义训麦，然则加禾旁作𥟂俗字而已。” 即是以来字旁边加禾来表示其为禾谷类作物，以区别于往来之来，同时也保留来字作为这种作物的重要特征，从而区别于其他禾谷类作物。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甲骨卜辞中，来和麦两字均是单独出现的，有麦则无来，有来则无麦。也可以反映出此二字原系一字。只是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来字逐渐被假借为往来之来，在卜辞中表示谷类作物的来逐渐为麦字所取代。这正好与甲骨卜辞中来多解释为往来之来，而表示麦类作物的麦却很少相印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殷商时期麦与来虽属两字，但可互释。只不过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字形的演变，人们在运用习惯上有所偏重，小麦的称谓由来与麦的多指逐渐转变为麦的指向上。由此来看，殷周时期是有小麦种植的。 三、先秦秦汉时期的小麦种植区域
前已述及，殷周时期是有小麦种植的。那么必然会产生疑问，小麦主要种植在哪些区域呢？先秦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只有在适应自然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依据小麦本身需水量比较大，而中国北部地区四季降水不均，特别4、5月间是小麦最需雨量的时节，只有灌溉才能保收，即小麦对水的依赖性很大。本节所论，即根据小麦生长的这一特性，从而考证先秦秦汉时期小麦的种植区域。
1、殷商时期的产麦区
殷商时期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没有专门的关于小麦产区的记载，张秉权先生也认为：“麦（来）的产区和播种收获时节等，在卜辞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资查考”，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学着们对卜辞地名的考证，从而大致勾勒商代小麦的种植区域。
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言：“地名中有来、麦，在淮阴西北，这地名恐怕就是由于产麦得名的吧！” 然而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考证，此地名应该在黄河流域，先生意见及所根据的资料如下：
丙子卜在口贞，王田麦，……
乙丑卜在曺贞，今日王入大邑商，……菁10.3[五]
丙戊王卜在曺贞，田麦，……？ 南师2.252[五]
[丁]亥王[卜在]敦，…今步于…亡灾？
据上引菁10.3，可知麦邻于曺，…由曺到麦，日内可往返。麦距盂为一日程（缀213）。它是山名，应在太行伤南侧。
乙酉卜行贞，王步自 于来，亡灾？ 缀168[二2]
口口卜在 [贞，王]田𣼊,[往来]亡灾？ 续3，28,6[五]
…………
近于河，所以在 向河行祭；
口口（卜） 贞，其…河叀牛[在]口月。 前2，7，6[五]
据此，雇和 都是滨于黄河的地名。 既然滨于黄河，而来、𣼊又在 的附近，所以以来与𣼊应当也是在离黄河不太远的地区。
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来即清水注所记修武县之𠡠丘在黄河以南，郑州附近 。如果地名的来、麦、𣼊等确定是由于产麦而得名的话，那么可以说黄河附近地区即是殷代的产麦区。
曾经参加过安阳小屯发掘的石璋如先生言：“小屯的许多深窖下有灰绿土，可能为麦子坏了所致。此外，在穴窖中常发现有麦、稻泥，即原来的麦稻和土和水相拌而成泥。日久稻麦腐朽，而中空的麦、稻谷尚留在泥块上。” 《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周，经过殷墟，作麦秀之诗云：“来麦渐渐兮。”可想而知，司马迁所记也必有所依据的本子，并非道听途说。
注：有些字显示不出来。
2、西周与春秋时期的产麦区
此时期可凭依据的文献资料主要是《诗经》和《左传》，从二书的记载来看，大体可以确定的是黄河流域某些地区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产麦区。诗经著作的年代是西周初年和春秋之间，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03至前386年 ，但其记载的史实当属于春秋时期，而且其取材皆有所本。
（一）诗经
诗经中共有九首提到与麦有关的诗，从诗的地理背景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产麦的地点。
《鄘风•桑中》：“…送我淇之上矣，爰采麦矣，沫之北矣。”疏云：淇，淇水，传：沫，卫邑。正义云：“朝歌，而沫也。” 沫，在今河南淇县境。 鄘国之都邑，在今河南新郑县。 但国风中的邺、鄘、卫，古时是一篇，后人分为了三篇，其诗所咏叹者，皆卫事。 故此诗应该是采自卫地，反映的是卫地的情形。
《鄘风•载驰》：“…言至于漕，…我行其野，梵梵其麦。”传云：“漕，卫东邑。…原行其野，麦梵。然方盛长。”
《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麦，……将其来食。”屈万里先生说：“王风，乃周平王迁都之后，王城畿内之民间诗歌，王城，即故洛邑。” 由此可知，小麦是民间一般性的粮食。
《魏风•硕鼠》：“无食我麦。”程发轫先生根据左传杜注、汉书地理志以及方舆纪要的说法，主张魏国的都城在今山西芮城东北。
《诗经•豳风》，前人多主张是西周的作品，近人亦多从之。 但近来有学者主张：“豳风乃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诗。” 假如此说属实的话那么《豳风•七月》应该相当成都反映的是关于鲁国的社会和农事。
《大雅•生民》：“…后稷…麻麦…即有邰家事。”杜预注：“邰，始平武功县所治𨤳城是也。” 邰，即今陕西武功县西南。
《周颂•思文》：“贻我来牟。”《臣工》：“于皇来牟。”这两首诗，都没有提到地名，《周颂》在诗三百篇中是最古老的作品。郑氏诗谱云，周颂是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摄政时的著作。屈万里先生从朱子说，周颂作于康王以后。周颂为宗庙祀神之诗，臣工可能诗春日祈谷时所歌之诗。 根据学者的考证，我们可以断定的是，这两首诗中的农作情形，应该反映的是王城畿内的情状。
《鲁颂•閟宫》：“…是生后稷，…植穉菽麦，…庄公之子。”此诗是鲁人赞颂鲁僖公的诗 ，但诗中也赞颂后稷。菽麦的种植大概也可能反映了西周时期周人的情形。 （二）春秋左传
左传隐公三年（前120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子麦。秋，又取成周之禾。”杨氏注云：四月，夏正之四月，麦已熟，故郑人帅师割取之。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所谓诗郑国用夏正也。杜预以为周正之四月，即夏正之二月，麦未熟，郑人故意芟践之，误。”…温，周王畿内之小国，当在今河南温县稍南三十里之地。 杨氏所论言之有理，从其中的取字来看，也可说明麦已成熟，万不会以未成熟的麦子割取之。
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年）：“秋，大水。无麦、苗。”左传：“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杨氏注：周正之秋。夏正之夏也。是时麦已熟，因大雨而无收，故云无麦。至黍稷尚未成禾（禾初生曰苗，秀曰禾），故云无苗，苗漂没后。犹可更种，故云不害嘉谷。
按，庄公七年记事共有五条，天象和气候有三条。两条均记载齐国的事情，“无麦苗”，大概指的是鲁国或齐国。
庄公二十八年，经：“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糴于齐。”传：“冬，饥，臧孙辰告糴于齐。礼也。”杨氏注：麦熟于芒种、夏至之间，禾则为黍稷之属，此处麦、禾分言，犹庄公七年“无麦苗”之麦、苗分言。黍稷稻瓜粱皆可名禾，唯麻与菽、麦则不称禾。吕氏春秋任地篇“今兹美禾，来兹美麦”亦以禾与麦对文。
按，庄公二十八年饥，是指鲁国。《国语•鲁语上》：“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
韦氏解云：鲁饥，在庄公二十八年，文仲，鲁卿，臧哀伯之孙，伯氏瓶之子，臧孙辰也。
左传文公十七年：“襄仲……曰，臣闻将食鲁之麦。”
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巫…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任献麦。…”杜预注：周六月，今四月，麦始熟。
左传成公十八年：“晋…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
左传哀公十七年：“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使帅师取陈麦。”按，陈在今河南淮阳。
左传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杜注：‘还无社，萧大夫。司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无社素识展叔，故因卯呼之。’号，……呼也。叔展曰：有麦麹乎？”杨氏注：麦麹而今之酒母，用以酿酒者，盖蒸麦以为之，故曰麦麹。
按：萧，在今江苏西北的萧县。 宣公十二年楚灭了萧，到了定公十一年又为送邑。从还无社与申叔展的对话中，可知当时淮水流域的楚地与宋地已种植了小麦。根据考古发掘，在安徽亳县曾经发现有小麦，是属于春秋时期的。因此可以进一步确定淮水流域是有小麦种植的。
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简单勾划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产麦区域：即陕西渭水流域及其支流；山西汾水流域；河南卫河两岸，洛邑，新郑；安徽，江苏的北部；山东地区的鲁地、齐地以及河北南部。 注：该文为作者所写论文的一部分，在未经本人同意的前提下，书友不得转载他处。同时为防微杜渐，在下把注释尽量都取消了，为此带来的不便，向书友们致歉。有同好者可向在下索取全文进行交流。
明知道是论文的一部分,怎么能轻易放到网上,既然放到网上了,你又怎么阻止他人转载?
引用第10楼美丽人生于2008-06-11 17:42发表的 :
注：该文为作者所写论文的一部分，在未经本人同意的前提下，书友不得转载他处。同时为防微杜渐，在下把注释尽量都取消了，为此带来的不便，向书友们致歉。有同好者可向在下索取全文进行交流。
明知道是论文的一部分,怎么能轻易放到网上,既然放到网上了,你又怎么阻止他人转载?
我也有所担心，不过别人转载也须经过在下同意吧，另外，所有注释在下均为标出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相信论坛是尊重原创者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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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 同意楼主上面的观点，也正是出于真个原因，我也将自己的论文放在园地里。希望可以和有
共同爱好的书友探讨。 呃，楼主这个帖子好专业…… 3、战国秦汉的产麦区
战国秦汉时期，有很多文献均对麦有一定的论述。如：孟子、管子、庄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但这些文献对产麦的区域不明显，故而本文仅选取了战国策、周书、周礼、淮南子、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作为可知参考的资料。
（一）战国策
《战国策》卷1《东周》：“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多种麦，无他种矣。’”按，东周地在今河南巩县。
《战国策•韩策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元吴师道补曰：“按此非麦而豆也，麦少又以豆饭。 按，韩地的领土，除了山西及河南西部为山地外，在黄河南岸仍有不少土地，例如今河南之温、原武、广武等等。 故，韩地产麦的地区，不限于山地，也包括平原甚至低下地。
（二）周书、黄帝内经、范子计然
《初学记》引《逸周书》：“凡禾：麦居东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逸周书》，今本不全，可能为战国和秦汉之间的著作。
《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东方青色，……其谷麦；南方赤色，……其谷黍；中央黄色，……其谷稷；西方白色，……其谷稻；北方黑色，……其谷豆。”黄帝内经，经过学者们的考证，认为其成书于战国，又经过两汉或更晚一些的学者，作了修订和补充。
范子计然：“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东方多麦、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
以上三种文献资料，很明显是受了阴阳五行的影响，把五谷配定在五个方位上，虽然各书的记载的内容不同，而且与事实也未必相符合，但是，三书中对麦产东方记载是相同的，应该不是巧合。同时这个论证与淮南子、周礼郑注等记载也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简单推定，战国和秦汉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是重要的小麦产区。
（三）周礼
周礼的著作年代，在历史上一直争讼不休，难成定论。近来仍有学者主张周官是王莽、刘歆的著作 。当然从周礼的内容来看，与史实是不完全相符合的。但是，完全说是王莽、刘歆的作品，恐怕在证据上也不能完全成立。就职方氏以及所论及的各地农产品而言，基本还是与战国时代相符合的，所以笔者仍把它归为战国时代。
《周礼•夏官•职方氏》：
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荥雒，……其谷宜五种。
郑注云：华山，在华阴。圃田，在中牟。荥，兖水也，出东垣，入于河，泆为荥，荥在荥阳。……五种，黍、稷、菽、麦、稻。
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谷宜稻麦。
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庐、维，其利蒲、鱼，……其谷宜四种。
郑注：岱山在博，大野在巨野。庐维当为雷雍，字之误也。《禹贡》曰：“雷夏既泽，雍沮会同。”雷夏在城阳。四种，黍、稷、稻、麦。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馀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穀宜五种。
周礼中所描述的各州的农产品与事实是不尽然可信的。如：冀州只宜黍稷是不正确的。这一地区最迟在春秋时便是重要的产麦区了。卫河、漳水是古代农业发达的地区，稻也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农产品之一。所以这一地区应该是适宜五谷的。而并州，其宜五谷，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一地区，在中国古代农业一直不是很发达。作物栽培的种类应该不会超过冀州。由于地形差异，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地方适宜五谷生长。
职方氏所记载各地的农作物，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它指出豫州、青州、兖州，是产麦区。应该是相当正确的。即今天之河南、山东大部分地区，这与淮南子等文献记载是相一致的。 （四）淮南子
《淮南子•地形训》：泲水通和而宜麦，河水中浊而宜菽。……东方，川谷之所注，……其地宜麦。
案，泲水即济水，从黄河分流，在山东入海。淮南子说黄河水宜菽，而济水宜麦，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黄河两岸也宜麦，尤其是在大堤之内更为适合。不过，淮南子的描述，与黄帝内经、职方氏的说法是相一致的。
（五）汉书
《汉书》卷29《沟洫志》引贾让云：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魏堤去河二十五里。难为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
贾让没有说明在填淤后民耕是何作物，但我们能够确定其必为冬麦或春麦。黄河水涨均是在夏季。而到收获麦之后，到了秋季河水方退，故秋天的收获作物如粟、黍等均无法种植，所以只有小麦可以避开黄河水患而收。
山东齐国、河北的燕赵等地是否也是产麦区，古代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间接的证据。
《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十九年：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麦丘，今山东商河县 ，是黄河泛滥的地区，麦丘的名称，应该与该地产麦有关。
《汉书》卷24上《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观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董仲舒如此重视宿麦，应该是有特殊原因的。汉书（卷56）董仲舒传云，董氏广川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云：广川属信都国，是黄河泛滥的地区。《汉书》卷29《沟洫志》记载汉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黄河决口，河水泛滥渤海、清河、信都等地。信都治所在今河北冀州市。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北。 可以看出此地再古代是黄河泛滥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也只有冬麦可以避开水患，董氏如此重视宿麦的栽培，应该是与他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明，迟至西汉末期，在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已经开始普遍种植小麦了。
《后汉书》卷17《冯异传》云：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及至南宫，……异后进麦饭菟肩。注云：南宫，县名，属信都国，今冀州县也。又《后汉书》卷31《张堪传》载：
张堪……世组……拜渔阳太守。……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
按：狐奴在今北京顺义区东北。
根据汉书的记载，今天青海地区的羌人，麦是其重要的农作物。《汉书》卷69《赵充国传》云：皇帝问后将军，……击䍐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
案：根据考古发现，最迟在西周时期，羌人就已经种麦了。 （六）后汉书
《后汉书》卷4《孝和孝殇帝纪》云：（永元五年）丁未，诏曰：“去年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
按：这段材料虽不能判断麦产地，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其前文含义作一推论，其文前言到：“二月戊戌，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故而我们猜测大致区域为凉州和三辅地区。又《后汉书》卷25《鲁恭列传》鲁恭向皇帝的奏言云：“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另：后汉书（卷26）伏湛上书言：“……今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且渔阳之地，逼接北狄，黠虏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将至，当已收之矣。”
《后汉书》卷60《马融列传》云：元初二年，（马融）上《广成颂》以讽谏。其辞曰：“……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
按：广成，今辽宁建昌县。
《后汉书》卷70《荀彧列传》云：（兴平）二年，彧谏曰：“将军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东，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将何寄乎？宜急分讨陈宫，使虏不得西顾，乘其间而收熟麦，约食稸谷，以资一举，则吕布不足破也。”
按：此段为荀彧谏曹操先取兖州地的谏辞，其中可以反应出兖州应该已大面积种麦了。此前也已考证出兖州大致在今山东西部，临近山东的河南东部，泰山以北，古黄河以东，济水流域。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冉䏵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
按：汶山郡，今在四川省茂县北。 根据农业考古发掘，先秦两汉时期发现了不少小麦种植的遗址，兹列表如下：
时 代出土地点名称资料来源
新石器新疆罗布泊孔雀河下游小麦粒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新石器新疆巴里坤石人子炭化麦粒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新石器甘肃民乐东灰山大麦、小麦粒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新石器陕西武功赵家来小麦秆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商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麦穗文物，1978年第10期
商代新疆巴里坤兰洲湾子小麦粒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商周新疆哈密五堡麦文物报，1986年11月28日二版
西周青海都兰诺木洪碳化麦粒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西周安徽亳县钓鱼台麦粒考古，1963年第11期
春秋战国新疆洛浦山普拉麦粒、面食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春秋新疆轮台群克巴小麦穗、小麦粒考古，1987年第11期
秦代陕西咸阳三号宫殿壁画麦穗图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西汉湖南长沙马王堆大麦、小麦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35页
西汉陕西西安小麦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西汉河南洛阳大麦、小麦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西汉河南新安大麦、麦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西汉甘肃敦煌马圈湾大麦、小麦文物，1981年第10期
西汉陕西咸阳阳陵从葬坑小麦中国文物报，315期，1993年1月3日一版
西汉江苏邗江甘泉小麦文物，1980年第12期
西汉甘肃敦煌悬泉大麦、小麦中国文物报，265期，1992年1月5日一版
西汉甘肃居延大麦、小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一，244－355页
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嘉麦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
汉代新疆民丰尼雅小麦穗考古，1961年第3期
汉代新疆楼兰故城大麦、小麦粒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汉代内蒙乌兰布和小麦考古，1973年第2期
汉代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小麦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注：以上多数内容参考了《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十二），《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笔者补充了近年来出土的新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先秦至汉代，在秦岭、淮河以北，包括华北地区，已普遍种植了小麦，西南地区也有零星分布，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当时的主要产麦区。小麦种植区域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即由水域附近向四周逐渐展拓，构成了有点向面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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