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推荐】 同门间的守护与激辩 （奥地利与芝加哥学派） zt
ZTZT在信仰自由经济的问题上，奥地利学派跟芝加哥学派是同道中人，都是斯密《国富论》的忠实维护者，谁也不怀疑对方。两派的学者都活跃在“朝圣山学社”，彼此谈论着共同的话题：对政府的不信任、反对福利国家、厌恶通货膨胀。可冷不丁，你也会发现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能妥协的分歧：要不要中央银行？什么原因导致大萧条？
两学派都是群星闪耀。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是门格尔，是边际革命三先锋之一（另两位分别是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门格尔的学生庞巴维克接过了学派领袖的位置，在《资本实证论》中提出了迂回生产的概念，它成了关于资本的经典分析。庞巴维克的大舅子维塞尔也很了不起，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边际效用”、“机会成本”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接下来就是米塞斯了，他把奥地利学派带进20世纪，被看成是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他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以批判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著称。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作为经济学家的知识储备，试图从人的行为特征上去研究经济系统的特征。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忠实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将研究追究到了政治、法律领域。为了捍卫自由市场经济，学问在他面前是没有界线的。不过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还有另一支脉络，那就是熊彼特，他找到了经济增长的两个基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遗憾的是，二战后奥地利学派几乎从学术视野中消失了。直到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奥地利学派才复兴起来，并涌现了柯滋纳、罗斯伯德这样的大才。
而芝加哥学派几十年来简直就是诺奖专业户。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罗伯特·福格尔、加里·贝克尔、科斯等等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与奥地利学派研究方向一贯性相比，芝加哥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弗里德曼研究货币经济学，斯蒂格勒则是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福格尔是计量历史学的创始人，贝克尔则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一切社会现象，科斯则是研究交易费用的大师。无怪乎，学界给芝加哥学派安上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帽子。
但芝加哥学派也有它一以贯之的东西，这是由他们的鼻祖弗兰克· 奈特传承下来的精神。斯蒂格勒这样评论他们的信条：“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拥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条：人们行为的效率在于自身的利益……信条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一般的经济行为者深知自己的行为所处的环境以及行为可能的后果，无论多么聪明的外部人都不可能做到的。我把这个信条看成芝加哥信条，仅仅因为我是在那里领悟到这个信条的。”
两个学派，通过三场大争论，拯救了古典经济学。
第一场是主观主义的边际学派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用边际效用和边际贡献率反对李嘉图传统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由此摆脱了阶级斗争的成分，继续在自由市场的信念上前进。
第二场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潮。奥地利学派在认识论和知识论的高度上坚守斯密“自私即公益”的命题，认为价值是主观的，福利水准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作出判断。计划制订者不可能掌握经济系统的一切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无从谈起。不仅如此，由于计划制订者拥有自由裁量权，道德风险便不可忽略，腐败难以提防。最优的决策只能是分散决策，即市场当事人根据各自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
第三场则直接成就了芝加哥学派的名声。这场争论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当时凯恩斯的理论因它的猛药处方如日中天，奇怪的是，哈耶克和熊彼特这两位自由卫士居然对此十分轻视。特别是哈耶克，他认为凯恩斯的影响只能是短暂的，因而忽略了对他的批判。这使得奥地利学派失去了成为主流学派的机会。这个机遇被芝加哥学派抓住了。扛大旗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着眼点是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认为，正是由于当局不恰当的货币政策才导致了大危机，控制货币数量，才是抑制通货膨胀唯一有效的办法。如今，这一理论被各国央行所接受。美联储唯一的工作便是讨论利率，通过加息减息控制货币数量。弗里德曼反对一切积极的货币政策，“任何一种给予少数人极大权力和加大自由的自由裁量权的制度都会产生错误。”他把经济学从政治工具中拉回到自由市场。
但是奥地利学派却不赞成弗里德曼。他们不信任弗氏的货币法则，因为在操作层面，这个办法充满了不确定性，容易导致经济的扭曲。有意思的是，正是奥地利学派的努力，经济学中才得以大量引入数学分析工具。但反对经济学数理化最卖力的竟然也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对经济学大量采用物理学分析方法十分反感。这跟奥地利学派的认识论有关。他们认为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趋势是可以预测的，但人的行为不行，因为人有认知和价值判断。因此均衡分析不切实际。
无疑，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无疑是深邃的，但恐怕只有哲学家气质的人才会沉浸在其中。他们的思想要在经济学世界发扬光大，势必要进入经验事件，并建立模型。杨小凯生前正是在做这样的努力。
最后不能不说说这本书的翻译。说得严重些，这是好书遇到了糟糕的翻译。同一人名、同一书名，前后居然译法不一，一些国内早有约定的译名不知何故也被译成了可能产生歧义的译名，部分论文标题的翻译简直草率，这实在令人遗憾。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33907&cid=397669 “两兄弟打架”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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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马克·史库森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经济瞭望》等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多家跨国公司的财务顾问。同时我们还要记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这些事实或许可以证明另一个事实：此人是“大款经济学家”。确实，史库森教授对当代经济自由主义中最抓人眼球的两个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情有独钟，与这两个学派中的主要人物多有交往，所以彼此很熟悉，对像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样的学派领军人物则是有朝圣般的长时间访谈。结果可想而知，在如上基础上，他写出了《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
是书对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起源、流变、核心人物、主要观点，甚至其中的人文轶事都有条理清晰和引人入胜的介绍（第2～3章），而对两个学派之间理论的共同之处（第3～4页）和相互较劲的地方（第5～6页）的概括更是一语中的，毫不拖泥带水。更进一步，是书对两个学派各自的优劣短长和可能的走向也有深入浅出、饶有趣味的梳理与评论。概括地说，史库森教授认为，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间的分歧和争斗不具有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性质，而是血脉相连的“两兄弟打架”（第216页），“两兄弟”共同的“祖宗”是亚当·斯密，纯正的“血统”是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兄弟俩”并无区别。
“两兄弟”为什么要打架呢？回答这一问题为是书的重点，所以，作者不惜笔墨，用去了全书十分之七的章节。总的来说，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相互争斗近80年的历史中，主要涉及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两兄弟”相互较劲于意识形态层面，看谁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信仰更坚定和更虔诚（第九章）。第二，两兄弟相争于对具体经济现象如货币、经济周期、1929年经济大危机等的经济学解读上（第5～7章）。第三，“两兄弟”缠斗于经济学方法论层面上（第4章），这是早年英国经验论哲学与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争斗的当代重演，古今之别只是在于由哲学领域转换到了经济学领域。第四，“两兄弟”打斗有着个人性格和恩怨上的原因（第134～137、221～222页）。第五，“两兄弟打架”与各自相对顽固的学科意识密不可分。芝加哥学派执着于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这里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同义，差别只是在于客观性的不同程度上。奥地利学派与此相反，经济学区别于自然科学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一再论说的主题（第27、88～92页，还见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
如上的叙述告诉我们，《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既够专业水准又不失流畅生动，所以是难得一见的好书。起码，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收获。一是增进新知识。我们司空见惯的是经济学学派的介绍，这样的文献可说是汗牛充栋。但是，不同学派之间的比较往往被人所忽略，是书提醒了我们，原来不同学派之间的比较是这样地增进新知和引人入胜。二是使我们对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各自的流变历史有了更上一层楼的感悟，现在的“出镜明星”是几十年磨砺和积累的结果。三是使我们对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有了立体性把握，它当然有自己的历史，除此外，它还有对经济现象各不相同的解读方式、论证方式和表达方式。有余暇的读者可对照阅读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和哈耶克《经济学与知识》两文，以便印证此话不假。
最后，应该提醒读者的是，史库森教授也有“犯傻走神”的地方，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不切实际地神化弗里德曼（第10～11、67、73页）。弗里德曼没有那么神，仅凭他及其弟子与皮诺切特的独裁和民选总统阿连德被逼自杀的干系这一点就可说明问题。二是刻意贬低弗兰克·奈特。他仅凭奈特的片言只语（第54～55页），就说他“放弃了严格的自由放任的信仰”，因此剥夺其芝加哥学派奠基人的地位（第52页），几乎是要把奈特“革除”出芝加哥学派的“教门”，这种因意识形态偏见而无视奈特作为经济学思想大师事实的做法，实在不足取。实际情况是，奈特对“不确定性”的思考及其成果，构成了经济学认识论的精华，只有哈耶克的相关研究才能与之相媲美。三是为奥地利学派走出困境支招儿，如变“要塞”为“城镇”，在《美国经济学评论》等刊物上发文章，参加美国的经济学年会，鼓励学生到常青藤联盟大学继续深造，尤其重要者是用经验检验自己的理论等（第229～232页）。这是诱劝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美国化，具体演化下去，结果或许会是芝加哥学派化。假如情况真是如此，奥地利学派还能是自身吗？由此看来，马克·史库森教授支的是臭招儿，相对于经济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言，千万使不得。我们更乐意见到的是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间的针锋相对和言说有别，实在不希望出现一个貌似学派实则是准芝加哥学派化的“小媳妇”。
两大学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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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是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派，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两大学派在经济思想界独树一帜、光芒四射，对世界经济政策安排也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两大学派各自思想的介绍文献很多，但是，将两大学派的经济思想做出系统比较研究的文献却是空白。最近，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
1776年，古典经济理论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富论》一书中创立了“自然自由秩序”理论。在他之后，主张自由市场理论的经济思想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
19世纪70年代，维也纳大学被看成是欧洲最大最有名的大学，在那里，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卡尔·门格尔开始了他的开创性研究，“这是一个闪耀着光辉的进步”，并引领了一场经济学革命。与他同时，或在他之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哈耶克等人都将自己看作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丰富和发展着奥地利学派。
芝加哥学派也诞生于危机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界 “大行其道”,就在人们疯狂“迷恋”凯恩斯和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时候，一个有勇气的青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发动了一场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他摧毁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石，重建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模型。几年之后，弗里德曼确定了“文化领袖地位”，并创立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在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产生后的一百多年中，两大学派时而交锋，时而合作，亦敌亦友，互相成就。比如，这两个学派在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政府政策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分歧。奥地利学派主张主观市场机制理论；芝加哥学派把经济学看成定量分析和经验分析的科学。奥地利学派主张市场导向的金本位制和自由银行体系；芝加哥学派主张在信用货币本位制基础上的国家控制下的货币法则。奥地利学派认为，通货膨胀会导致资本市场中的资产泡沫和其他方面的结构失衡，从而使繁荣无法持续；芝加哥学派反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主张货币非均衡模型。有时，两个学派的学者对于他们都喜爱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也不能达成一致。尽管存在着诸多分歧，他们在某些方面也达成了共识，例如在发展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和对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方面，两个学派都起到了成功的作用。同时，两大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凭借着自己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说我们在这场“较量”中看到了什么，那么就是我们认识了经济学学派能够克服重大困难，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此中暂且称之为“较量”，实在是因为这两大阵营的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点。）虽然从著名期刊的引用情况和高级学术奖项的获得情况来看，芝加哥学派对经济思想和原理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奥地利学派只要不把自己封闭起来，摒弃“要塞（fortress）心理”,走“城镇（town）开放”道路，相信她一定能够“取得她应该取得的地位”。同时，若两大学派都能看到对方最好的一面，而不蔑视其中的任何一方，这两大阵营必定能增进彼此共同的理论基础。
人类行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著的巨作。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详细阐述了经济学的运作，坚定支持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亦即纯粹的资本主义。米塞斯排斥经济学里的实证主义，支持一个先验的知识论系统，并且提出了一种名为“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式，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基础。米塞斯在书中强力的主张自由市场机制不但可以完全取代任何政府计划的体制，更重要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根基。第一部：人类行为I. 行为中的人类II. 人类行为学的知识论问题III. 经济学以及违背理性的反动IV. 对行为分类的第一步分析V. 时间VI. 不确定性VII. 人类世界里的行为第二部：社会架构里的行为VIII. 人类社会IX. 思想的角色X. 社会里的贸易第三部：经济计算XI. 没有计算的价值衡量XII. 经济计算的层面XIII. 作为行为手段的货币计算第四部：交易经济学或市场经济学XIV. 交易经济学的范畴和研究方法XV. 市场XVI. 价格XVII. 非直接的交易XVIII. 过去时间的行为XIX. 利息的比率XX. 利率、信用扩张、以及贸易循环XXI. 工作和工资XXII. 生产中的非人类因素XXIII. 市场的资料XXIV. 利润的和谐与冲突第五部：没有市场下的社会合作XXV. 一个幻想中建构的社会主义社会XXVI. 在社会主义下进行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第六部：受到阻碍的市场经济XXVII. 政府与市场XXVIII. 税赋的阻挠XXIX. 对生产施加的限制XXX. 对价格机制的干扰XXXI. 对货币和信贷的操弄XXXII. 财富的没收和重新分配XXXIII. 工团主义和社团主义XXXIV. 战争的经济学XXXV. 福利制度的原则对照市场的原则XXXVI. 干涉主义的危基第七部：经济学在社会里的角色XXXVII. 经济学的难以详述性XXXVIII. 经济学在教育里的角色XXXIX. 人类世界里的经济学以及根本问题
此书是汇聚一代经济学巨匠——米塞斯先生生平功力的杰作，它是一部长近1000页的巨著。米老身世坎坷，富于传奇色彩。如果你不知道米塞斯为何许人也，但想必你一定知道诺奖得主哈耶克。而哈耶克只是米前辈众多高足之一，其他贤人还有摩根斯坦（VNM效用函数以此人的名字命名，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作者，此书被Debreu称为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马克鲁普、哈伯勒、洛普克（参与缔造了战后的“德国奇迹”）等等。米老前启门格尔、庞巴维克（是其指导教师曾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长），发扬光大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哈耶克以分析人类制度和货币政策而荣膺诺奖，但是这些思想在米老那里早有阐述。此书之所以称为人类行为，源于米老与其年轻时红极一时的历史学派唱反调，该派主张不存在普适的经济规律，而米塞斯指出不可能通过归纳法得到经济规律，他指出经济学是一门演绎科学从公理出发逻辑推导出的陈述同样具有先验性、非假设性、真实性（这与弗里德曼、波普尔等人的方法论不同）。该书论述范围从经济方法论到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从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逻辑推导到经验证据，包罗万象，值得认真阅读。 http://images.dangdang.com/images/9242160.jpg
亚当·斯密的后人---
关于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的评论与博客对话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史库森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的中译本。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非常值得推荐给读者。复旦经济学院青年学者方钦为此书写了一篇书评 。
这里是方钦对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的书评，中间则穿插着我的一些评论，最后则是我的几个学生的相应对话和讨论。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如果现在一名经济学家在他的课堂上教授他的学生说：“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必定是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大概可以确信，这名经济学家要么是奥地利传统的追随者，要么是芝加哥学派的信奉者。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这个新世纪，无论谁再对这两个名词追根究底似乎都有些过时了。或许经济学这位社会科学的显贵在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实在过于迅速，尽管屈指算来这两个学派的诞生最长不过一个多世纪，但却已不知何时半个身子被埋没到经济思想史的故纸堆中去了。关于奥地利学派，有人相信当知识贵族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逝世时，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便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尽管这种断言一定会遭到柯兹纳（Israel Kirzner）、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等现代奥地利学派传人的反对，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课堂上，奥地利学派只能出现在“经济学流派”这一章节中了。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的境遇则要好得多。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称呼也已经逐渐淡出了经济学家的日常文献中，但并不是说芝加哥被遗忘了，而是由于“芝加哥的影响如此广泛，芝加哥的数据经验检验的研究技术被运用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芝加哥学派的名气正在消失”（《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仅标页码）。换句话说，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如今已经完全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奥地利学派湮没在了经济思想史之中，而芝加哥学派则湮没在了当代经济理论之中。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2001年出任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Education）主席的史库森（Mark Skousen）所著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才会让我们觉得此书值得重视。如果只述及其中任何一个学派，这本书或许只能是众多当代经济思想史资料中不起眼的一册文献而已。但将两个学派结合在一起，并且问他们“是朋友还是对手”，这就足以引发我们的好奇心。确实，我们知道奥地利学派不同于芝加哥学派，我们知道朝圣山学社的自由主义战士们分为两大阵营──维也纳与芝加哥，我们也知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批评以及愣头青罗斯巴德左右开弓的挑战。可是在我们总的观念里，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尽管两派之间时有争执，但是在需要的时刻他们总是站在同一阵营，作为亚当·斯密的后人，作为“自由之子”，共同捍卫着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在自由主义最困难的年代里，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韦森评论】方钦，罗斯巴德目前可是奥地利学派的大师级的思想家呀！这里你用“愣头青”这样的字眼，可能有点欠公允──有点不敬了吧！呵呵！他那本《自由的伦理》，我们不是已经拿到版权了？你还没开始译吧！怎么能用“愣头青”这类俚词来称呼罗斯巴德这样的大思想家？该打板子！该打板子！！另外，真正读懂了奥地利学派，你就会发现，他们与芝加哥学派的差异，可大着呢！而且不是一般差异，是fundamental的差异呀！你还记得么，哈耶克在作古前不久，在回答巴特利三世的一次访谈中，他还耿耿于怀地说：他这一生只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有彻底清算凯恩斯的思想，一个是没有彻底批评米尔顿──指弗里德曼──所始做俑的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但是你们几个都知道，哈耶克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私人交谊均甚笃。私人友谊归私人友谊，但在学术观点上却应坚持自己所相信的是对的道理──请注意我这里故意避开了“真理”这个蛮玄乎的大词──且当仁不让，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哈耶克、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间的这一广为流传的学术佳话，实在为学术界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奥地利学派诞生于十九世纪后期，诞生于经济学正经历第一次危机的时刻。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Carl Menger）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围城中展开了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一起，建立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而芝加哥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期，诞生于经济学经历第二次危机的时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摧毁费雪（Irving Fisher）的家财，也摧毁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信心。尽管奥地利传统的继承者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极少数预测到危机的人，但他们的极端政策主张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奥地利学派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崛起，几乎无回手之力。而此时以弗里德曼为中流砥柱的芝加哥学派站了出来担当起捍卫自由市场的重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在凯恩斯体系内做研究工作，推翻了凯恩斯体系。虽然，弗里德曼在凯恩斯理论盛行的时期也备受冷落，但是最终，“冷战结束了，芝加哥大学胜利了”（46页）。
因此，正如本书作者史库森所说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继承者，拥有共同的渊源，他们是自由思想的孪生兄弟。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成为对手呢？
利博塔伦与利博斯特
史库森列举了两派四个重要方面的分歧，而我们可以发现，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分歧便在于方法论上的差异。
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用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话来说，便是将社会科学的真理化约为个人行为的理论，即“鲁滨逊·克鲁索理论”。因此米塞斯在其两卷本巨著《人类行为》开篇便言，他所论述的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从人类行为出发建构起整个经济理论体系。而个人主义方法论必然带来主观主义的分析路径，从门格尔边际效用的主观价值论开始，主观主义的立场般成为奥地利学派奉守的准则。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事实上已经完全融合到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之中，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从消费者理论出发，推演出整个交换体系的一般均衡，便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但是，切莫认为奥地利学派已经转化为了主流经济学，相反，越是坚定的奥地利学派追随者便越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嗤之以鼻。米塞斯及其信徒，将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发展到了极端，成为激进的演绎法，反对数学公式，反对计量模型。
【韦森评论】请注意，现在新一代的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是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甚至吸收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些approaches，用数学模型和数理方法来诠释他们的观点。譬如，像另一个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思想家Roger Garrison的宏观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和论文，数学模型可多着呢！其数学论证，也相当艰深难懂！
这种极端的方式使得奥地利学派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芝加哥学派采取的方法则更加平易近人。当米塞斯和哈耶克由于主张放任自由的政策措施而无人理会的时候，弗里德曼走了另一条完全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道路。他不漠视凯恩斯的方法，相反运用实证方法在凯恩斯体系内部展开工作，采用数量分析，运用相近的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尽管这种经验研究的分析路径也存在着大量争议，但是弗里德曼确实是使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凯恩斯模型的错误。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问题所在，但抽象的演绎推理在世人面前绝对没有简洁、美妙的图表数据来得具有说服力。所以最终，在这场方法论之争中芝加哥学派获胜了，数量分析方法成为了当今经济学教育、研究所必须的方法。
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是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代沟所在，而这种差异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之上。因为他们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一方却是利博塔伦，而另一方则是利博斯特。奥地利学派的成员无疑是利博塔伦，即英语中即Libertarian，翻译过可以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自由主义者；而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则可以称为利博斯特，即英语中Liberalist，即国内读者所熟知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或许可以说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分歧也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歧。
这种分歧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从两派的来源便已经出现。奥地利学派的诞生地在维也纳，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修士们的涌入把该地变成东欧的思想文化中心，奥地利学派正是在这种古典的人文情怀下成长壮大，并在米塞斯的领导下转战美国，建立了现代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出身背景则现代得多，它的诞生地芝加哥被称为美国城市的精华，是“开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集中体现”，芝加哥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心灵家园。两种不同的人文环境下酝酿出了不同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他们都信仰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捍卫自由的信念。
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的关键在于“自由意志”，在于蕴涵在个体之中的理性本质。人类社会的特征便在于个人具有理性，具有自由意志，因而他们的方法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并且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而早期的芝加哥学派更确切地说是市场的追随者而非自由意志的信奉者，维纳（Jacob Viner）、西蒙斯（Henry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都曾如同凯恩斯学派一样提出过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但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未变，正如奈特坚信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信“个人自由必须成为有智慧的、道德严谨的人们的政治哲学”（54页）。正是这种并非那么严格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奈特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分析中必须运用数学方法是不能忍受的，一方面又要求他的学生拒绝接受缺乏逻辑和经验支持的思想。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之后弗里德曼走上的实证经济学方法之路的缘由。
当然，我们不能说奥地利学派所关注的“元经济学”分析是错误的，但是极端的演绎分析确实让奥地利学派走上了孤芳自赏的道路，其不仅拒绝抽象的数理分析，也拒绝实证的经验分析。大量主流经济学家赞成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但是他们用更能让人们理解的历史的、定量的经验分析方法来论证，这反而导致了奥地利学派后期的贡献被埋没在了主流经济学分析之下。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与贝克尔（Gary Becker）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的帝国主义相比没有太大的距离，甚至贝克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外人看来米塞斯的贵族姿态显然更无法让人接受。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贝克尔而不是米塞斯。
【韦森评论】请注意，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与贝克尔对婚姻、家庭以及利他主义等其他人类行为和社会问题（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的问题）分析，是有着重大差异的。前者要比后者深刻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或者更公允一点说，前者是在哲学层面讨论问题，而后者只是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话语语境中进行“经济学分析”。我刚从芝加哥大学拜访贝克尔教授回来，并且我们在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也聊得非常愉快。加之，在芝加哥大学，在弗里德曼去世后，贝克尔的学术地位目前可谓是最高的了,故也许这里我不宜对他做这样的评论。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说出自己内心的真正观点。米塞斯的重要性，目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仍为人们所忽视了，米塞斯太重要了！米塞斯的思想和探索，实际上比哈耶克的著作还fundamental，更不用说弗里德曼和贝克尔了。奇巧的是，这次去芝加哥，我还在一家书店中买到了米塞斯的一本自传，题目是：Ludwig von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什么时候你们可以从我书房中拿去读读。
对手亦朋友
据说米塞斯经常喜欢在个人的研讨会结束时，关掉灯并为与会者点上一支蜡烛照明。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你”（220页）。奥地利学派就是这样一群人的团体，他们是自由真理最坚定的信仰者和追随者，他们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高举着真理的光，将指引人们前行，却无人相随。这是一群孤高冷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任何相异的立场采取不调和的态度，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折衷主义，并反对大众化的、流行性的理论。在外人眼中，他们是极端主义者。这注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命运，即便他们的观点、方法被大众接受，他们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成为一个异端的小团体，并且有可能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而芝加哥学派则更加现实，他们也信仰自由主义，但不可能完全相信“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他们赞同市场机制的同时也不反对政府的干预。芝加哥学派是实用主义者，或许他们的理论建构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雅致，信条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坚定，逻辑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完美，但是他们往往能够迅速地根据简单的模型假设配合经验数据得出能够预测的、有说服力的、适用的结论。他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不追寻最优的目标，他们的方案往往是妥协的、次优的、但更现实主义的。这也注定了芝加哥学派的命运，它的影响慢慢从芝加哥传播开去，蔓延到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终遍及整个经济学领域。芝加哥学派不存在了，因为整个经济学界就是大大小小持不同立场的芝加哥学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八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对这一论断的最好说明。
但是尽管两派之间无论是性格还是理论差异如此之大，尽管二者相互指责对方观点与方法上的瑕疵，尽管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过两人走在一起，奥地利与芝加哥绝不是相互对立的阵营，绝不是敌人。没错，他们毫无疑问都会把对方看作是对手，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更像两个打架的兄弟，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血统，满怀着对“看不见的手”的尊敬，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不同，对于市场的信仰程度不同，采用的捍卫自由的手段不同。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是一种高贵的尊严，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其体现着符合理性的自发演化的道路。而芝加哥学派则浸染了美国人的朴实和实用主义精神，他们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多地与美国的民主精神相关，自由市场对弗里德曼而言绝对不是一种教条，而是经受了经验检验的事实，在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下，政府的干预在某些时候可以减少自由的代价。
因此他们虽然是对手但也是朋友，而且会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因为只有能够相互争吵的朋友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在争论中他们相互帮助着审视自身的弱点。现今仍将自己视为奥地利学派一员的经济学家们已经越来越重视缺乏先进的定量分析和统计研究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再局限在狭小的纯演绎推理的圈子内固步自封。他们开始走出自由主义的“要塞”，进入现实的世界，越来越多具有奥地利学派精神的经验研究已经出现。而另一方面，已经在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芝加哥学派也需要认识到奥地利学派批评的正确性。虽然米塞斯的责难有些过于严苛，但是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一些定理确实不能用经验事实来证实或证伪。对于经验分析的滥用，对于实证检验的过分依赖，已经使得当今的经济学出现了积重难返的现象。
所以我们相信，尽管“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两个名词逐渐从最新的经济学文献中消失，但是两个学派并没有消失。如史库森在本书结尾所言的，两个学派将会走到一起，共同融入下一代的经济学中。《朋友还是对手》叙述了两个学派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史，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两个学派已经在一次次严峻的思想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并且从相互的争吵、磨合到相互的交流。这一切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方向，尽管如今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悲观。作为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人，两个学派已经通过各自的方法将自由主义的理念注入到经济学理论的血脉之中。现在，无论以何种方式，自由主义的理念必定会仍然沿着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共同走过的道路传承下去。
【韦森评论】方钦，我的判断是，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的事，而是事关当代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正如你在上述书评中所言，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理论信条，已经变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日常话语了。如果说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封闭式的──用你的说法在他们自己的“围城”中自我繁衍、自我发展——而“积重难返”了话，那末，也许由门格尔所开创、由米塞斯这位重要思想大师所创建的经济学的主观认识论，可能是导致主流经济学迷途知返的一剂“良药”。当然，我深知，要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宇宙论和社会观——我这里有意避开“思想方法论”这个有些被用俗了的词──感兴趣，要让他们花时间去读懂奥地利学派的艰深哲学思想，从而吞服下这付对治愈其“顽症”至关重要的良药，那将是件极其困难的事。因而，对此我有些悲观。当然，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许会遵循一种与市场秩序和文化体系的自发生成和自发扩展相类似的“内在发展机理”：谁也把握不了它们将走向何处。在这里，历史决定论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梁捷评论
我最近正重读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很佩服。两三年前根本读不下去，觉得史料琐碎，现在再看才觉得处处针对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方案，有很强的现实性。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在“方法论”“认识论”“知识论”上的争论不用多谈。可史库森认为，两派最激烈的争论表现在宏观经济学特别是货币经济学领域。芝加哥学派有完整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被广泛运用和实证，可是奥地利学派有自己的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吗？哈耶克也是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但现在即使奥派学者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来讨论宏观、货币、经济周期问题，恐怕自信心也不足吧。
我对宏观经济学非常外行，大致揣测一下，觉得研究货币作用的宏观模型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货币模型，第二类是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货币模型，第三类是基于政策的采用均衡分析的新凯恩斯主义味道的货币模型。第一类强调货币流通在市场里的作用，第二类似乎过于强调货币的“储存”作用，第三类主要是为货币政策提供依据。虽然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批评这些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模型，但是奥地利学派有什么货币模型货币理论吗，奥地利学派如何解释经济周期问题？
罗斯巴德从经济史入手，这似乎是奥派唯一可行的宏观经济学方案了。弗里德曼也研究货币史，而且我觉得弗里德曼的研究并不那么“芝加哥”，不过现在也早就没人看了。
奥地利学派无疑是“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带来的所谓苏格兰启蒙思想。芝加哥学派的人在政治上其实非常浅薄，在研究态度上说他们是“实用主义”似乎更合适，当然实用主义本身也就包含了一定的自由主义的意思。早期芝加哥学派里，维纳和西蒙斯并不完全支持放任自由的市场（我读维纳晚期的书，倒觉得和英国的R. H. Tawney很像，可人家是标准的费边社左派），奈特的立场也不明确，只是在他们找到论敌凯恩斯主义以后才慢慢明晰自己的立场。
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涉及太多社会科学领域。哈耶克现在被人谈起的，主要是他社会演化方面的思考。而我觉得他对经济学另一项重大贡献，知识论的贡献，被发扬得还不够。奥地利学派很多思想内核无法被直接讨论，主流经济学会引入很多间接变量，然后声称自己吸收了奥派思想的精华。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终究会有做不下去的一天。我相信库恩的范式迁移，不是奥地利学派思想能为主流贡献什么，而是主流经济学在哪些方面无能为力，最终自我破裂。
【韦森对梁捷上述评论的评论】我再次提请诸位注意，在经济学的本体论、知识论上以及方法论（你们知道我不大喜欢用这个词）上，米塞斯可能比哈耶克重要得多。在哈耶克那里，经济学的本体论问题是一塌糊涂（这是他一生讲不清楚“哈耶克问题”——即自发社会秩序问题——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哈耶克根本没有本体论思考的维度。这一点米塞斯要好很多。在知识论方面，我也初步觉得米塞斯比哈耶克要fundamental 许多。下学期若有时间，我们可以找点时间专门阅读和研究一下米塞斯的著作和思想。另外请梁捷注意一下奥地利学派目前的另一员大将Roger Garrison的宏观研究。
周子贤的评论
我虽没有看过米塞斯的书，但对老师以下洞见非常赞成：“米塞斯的重要性，目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仍为人们所所忽视了，米塞斯太重要了！米塞斯的思想和探索，实际上比哈耶克的著作还fundamental，更不用说弗里德曼和贝克尔了。”
这个学期我啃完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的确正如老师所言，他是个wolly mind大师，很多基本概念时常界限不明了，甚至有时候还自相矛盾，如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理解，在我看来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的，特别是他对后者的法理学思想的误读：其实，密尔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法学家，他的自由主义也是半吊子的（详见博登海默法理学中译本）。但哈耶克对他推崇有加，甚至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他。另外，正如您们所洞见到的，他的自发秩序生成理论也是连他自己都纠缠不清，表述有问题的，这可是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想他本人肯定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不然不会终其一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仔细一想，人类知识宝藏中，有几个基础概念是定义精确、边界清晰的？从古希腊的哲学大家，到近二百年欧陆和北美能排得上号的思想家们，有几个人的原创观点没有可以进一步去论证或开拓的可能？不说完全没有，有的话也不多吧！经济学里面的理性、交易费用，行为等概念和理论，那一个不是和自发秩序生成理论一样？窃以为，正是这些理论的模糊，才起到了吸引众多精英去研究、思考的可能。正如博弈过程，如果结果在一开始便为玩家所知，我想博弈玩家的兴趣便会大减。
如上所言，所有的原创性观点，所有能对人类知识存量做些微薄贡献的理论，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即模糊、不确定但又极其重要并能引发思想的风暴，而这些观点本身，也因为这样的特性而成其为经典。
【韦森对周子贤评论的回复】子贤，你的上一段评论非常重要，也很有道理。你们均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非常推崇哈耶克，我现在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很少西方学者能匹比的大思想家，但是，说实在的，好几年前我就发现，哈耶克在哲学和法理学方面的研究和思想实在不敢恭维太多——尽管哈耶克晚年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三卷集的《法、立法与自由》——主要是谈法律。我甚至觉得（猜测），真正的法学大家像德沃金、富勒、哈特、拉兹等看待哈耶克的法学思想，也许就如一些大经济学家看待哈耶克的经济思想（我这里不是指他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经济思想）一样：用哈耶克自己的话来说：“经济学家们都把我视作为行外人。”这一点显然你最近自己已经读出来了，说明你在理论上已经部分超越了对哈耶克的盲信和迷信。这非常好！前年，我在北京香山与邓正来的激烈口头争论中，曾重复了好几遍这样一句话：“我们只有走出哈耶克，才能真正认识哈耶克。”我相信你现在能理解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了。当然，我从来不讳言，哈耶克仍然是我最喜欢的思想家之一。
席天扬的评论
李老师，方钦并梁捷，晚上到家看到邮件，读了方钦的书评以及您和梁捷的评论。方钦的文章很好，有许多真知灼见。而我一则没有读过这本书（在这种情况下妄加评论显然是件危险的事情！），二则对“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历史了解不多，只能走马观花，挂一漏万，乱“弹”一些浅薄的看法。
最近的感受是，无论看一个学派也好，或是某个学者，熟习一些老生常谈的理论话题容易，深入到学科历史背后，触及人物的心灵则难。另一方面，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更深层的关怀，以及立言者提笔为文时挥之不去的那些思想和情感的“内核”。如果我们仅仅以为伯林只是鼓吹了“多元”和“消极自由”，或马基雅维里只是在推销他的关于权谋的理论，那么我们就错过了最重要的东西。对像伯林或施特劳斯这样的哲人当作如是观，对于奥地利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的前贤，我想，也应当作如是观。就像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中提到，他研究康德、休谟等人的态度是首先假定他们的正确性，而不是一上来就置于“批判”或“还原”的立场，因为他认为康德，休谟，霍布斯要高于自己，否则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研究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够说芝加哥的政治观念或者“实用主义”是浅薄的，或我们能够把他们都看穿了。所以，当我看到方钦在书评中有意识地从历史，乃至传统的层面去体悟这两个学派，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渊源，而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一些僵死的理论，（something past sometime），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或者说把握到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脉络。如果说有什么“意见”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种梳理，有时候仍然显得简单了。比如，他默认奥地利学派相当于古典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相当于新自由主义（而梁捷也似乎赞成这一分类），并总结说，“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是一种高贵的尊严，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其体现着符合理性的自发演化的道路”。
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自由是一种高贵的尊严，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是一种晚近的政治观念，如果我们去掉作为修辞的“高贵”，“神圣”等字眼，这种政治观念和芝加哥学派的大多数人所尊奉的并无本质不同。我更愿意把这种观念看作是对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变化和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它首先反映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上的信念，而不应该是某个学派（比如奥地利学派）的圭臬。其次，就奥地利学派本身来说，这种总结似乎也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在文化传统、哲学观念上的一致性。
此外，方钦注意到奥地利学派在治学方法上的重要特征：“个人主义”以及主观价值论。但是他似乎没有区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不同在于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只有这一点才能导向主观价值论。仅仅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不能导致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道扬镳。梁捷提到哈耶克的知识论，很好，但是显然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理解这些细微分歧。我提醒大家注意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在逻辑展开时的困难，我们不能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个人主义的意义。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对于私人语言的批判，还是阿罗所指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知识的矛盾，似乎都在提示我们“意志”和“知识”的悖论。在最基础的意义上，哈耶克的“知识”可以仅仅是一种“个人知识”吗？我表示怀疑。
最后，有两个细节问题：
一，方钦和梁捷似乎都或多或少地（当然可能是从书作者的立场出发），把弗里德曼作为首先是一个凯恩斯的“挑战者”的角色。从某些政策主张而言也许不无道理。但总体来说，弗里德曼首先是凯恩斯的继承者而不是挑战者。弗里德曼关于宏观经济的货币理论，以及更早的消费函数理论，其基础完全是凯恩斯式的。一味夸大两人的差别对于我们理解凯恩斯或弗里德曼都没有好处。
二位在谈论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衰落的情况时，都没有提到John Hicks的工作。在我看来，如果讨论奥地利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却避而不谈希克斯，这不能够说是有了全面的认识。实际上，希克斯在《工资理论》中提出实际工资提高导致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这已经是在尝试用奥地利学派乃至熊彼特的思想在发展古典理论。他认为虽然从短期均衡看，实际工资的提高必然降低利润率，可从长期看，企业可以对技术做出调整，确定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新技术会更加资本密集化，从而提高单位劳动力的最终产量，使经济到达新的更高的稳定增长路径。这一提法和后来发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差异甚大，而对资本的强调更是具有鲜明的奥地利学派的风格。我们往往只是熟悉希克斯对福利理论，一般均衡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工作，实际上这些都是他早期的工作。他在中后期，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试图把古典经济学分析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结合起来。其最重要的论著就是1973年的《资本与时间：一种新奥地利理论》，以及1978年论述贸易周期的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李老师提到的Garrison 等人近年来的工作，实际上和希克斯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据说，希克斯本人对于诺奖委员会只是提到他早年在一般均衡、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不提后来的工作，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受到了低估。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梁捷认为奥地利学派没有完整的资本、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或“现在即使奥派学者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来讨论宏观、货币、经济周期问题，恐怕自信心也不足”，这样的观点或许需要重新评估。
【韦森对天扬上述评论的评论】天扬，你提到希克斯的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奥地利学派的资本、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哈耶克早年的工作（我指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之前的工作，即被英国大经济学家罗宾斯所欣赏的工作），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为学界所忽视，实际上我们对此也不很熟悉，只知道大致有个矿藏在那里。看来只有在经济思想史和人类社会思想史的发展脉络（context）中来把握新近的经济理论动态，方能大致知道我们现在站在那里，应该走向何处。
方钦补记
这篇书评很多地方是基于原作者的立场写的，所以有些地方不得以迁就了一下。就我本人而言，绝对是米塞斯的忠实拥护者，所以在评论中我是偏向于奥地利学派以及米塞斯的。但是由于原作者本人的立场──他将自己视为奥地利学派，以及这本书本身的定位，有很多地方无法照顾周全。对于我们所看重的奥地利学派，其思想之深邃，也不是能在这短短的书评中能展开的。这也是我在方法论之争中其实并未涉及“新奥地利学派”的原因。不过作者采取这样的叙述也有好处。正如您指出的，两派之间差距甚大，倘若不摆到一个较低的层面上，甚至比较的基础也不存在了。所以这篇书评中，我也不便对一些概念深究了。
至于罗斯巴德那个形容词，可以当句戏言。因为原书作者说他“硬头皮、圆脑袋”，我觉得相当有趣。并且罗斯巴德有时对他人的批评确实比米塞斯还米塞斯，他甚至连斯密本人都不放过，认为斯密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思想。当然，我也没有意思用这个词来贬低他的思想成就之意。在我看来，他是米塞斯最当之无愧的传人。
这里将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并立，没有任何深层次上的意思。如果真的要作学术上之比较，简直不可比。我这里只是想说，两派都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社会。就学术层面上看来贝克尔无疑不及米塞斯，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授予了贝克尔而不是米塞斯，其间说明的问题，无疑发人深省。
补充一下梁捷所提到的罗斯巴德，罗斯巴德的经济史工作，可能是他最“主流的”了。现在如果主流经济学家会提他，十之八九是他的《美国大萧条》，其中的历史分析相当精辟。然而他在其他著作中论述方法论时又是完全拒绝历史分析的，这类矛盾在几位坚定的奥地利学派成员身上都有所表现。这就让外人觉得他们在自我孤立。这恐怕是这本书的作者批评最多的。
对于席天扬的评论，首先，古典自由主义本身便是一个晚近的政治观念；其次，希克斯对于奥地利学派观点的青睐不是个别现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赞同奥地利学派的观念，但是对其方法颇有微词，这也是奥地利学派被疏远的缘由之一；再次，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对我而言只是审视问题的一种方式，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突然看到这种生疏的划分会觉得有些过于简单，但是如果拓展开去也会偏离本文的主旨；最后，我绝没有将弗里德曼与凯恩斯对立起来的意思，甚至弗里德曼与米塞斯、凯恩斯以及奈特的渊源都颇深。
经济学的未来，无疑是本书之外的话题。我最后只是觉得，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无论二者差异、区别多大，他们都已经在经济学思想中注入了某种精神——一派采取fundamental方法，不容易为外界接受；一派采取折中、朴实的方法，迅速传播，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无论经济学如何走，这种蕴含在内的精神是摆脱不了了。我把这种精神称为自由主义的，我们都知道这种自由主义的含义绝对不是一个政治术语那么简单。我只是觉得，只要这种精神还存在，经济学就还有前景。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30620&cid=386524 庞巴维克
《资本实证论》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5/601/054/A2C7EA906F00CE2058F2E5722E4AB1A1.htm
《马克思体系的终结》
........................
边际革命三先锋
门格尔 Carl Menger
《经济学方法论探究》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6/254/012/C733BD21D50CACBFB24BDB0FF183274F.htm
(英)杰文斯(W.S.Jevons)
《政治经济学理论》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0/979/950/A4DDAEA6224F1E4B72C0BC3FC3A8734E.htm
(法)莱昂·瓦尔拉斯(Walras,Leon)
《纯粹经济学要义 或社会财富理论》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1/138/191/CD9E4057D395F6F0F8A4F0275DFABD75.htm
（荷）维塞尔（Visser,H.）
《国际货币经济学导论 汇率理论、制度与政策》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6/067/073/351FB9B7C9A295F1C256687417C16D57.htm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6/254/166/C9DA6D948D661316D47484FD529A6A10.htm
《人的行为》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5/218/724/91B0A008DA2819FC4BA69B720865C686.htm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5/204/392/FA4EF8495FF3ED5196BF81BBB5B64226.htm
《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6/254/015/83FE44E998472FFC760003AF97DE074D.htm
伊斯雷尔·M·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
[美]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1926-1995）
《美国大萧条》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5/136/899/4450CE5A63565A7F6E1E2FFD98287283.htm
《权力与市场》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6/254/014/A86D486464C3532291A0147C96530E7A.htm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
《价格理论》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0/258/370/1C09FE87556DF0437A7810215F3E91B8.htm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
《解读偏好 用经济学方法探究人类行为》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5/176/726/6F35C994DA69E7095D3C1FA623E1833B.htm
(美)富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5/939/422/6361E0F239E3577F378006BDB4DEB110.htm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0/429/956/C47F36E7F1D9DEA71CA2B9B28B187361.htm
《制度、契约与组织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
http://book.lrbook.com/book/000/001/330/682/1E565F3D20990C58082894FD7473FE1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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