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Re:孟称舜《贞文记》刊刻时间考
引用第38楼白草折于2007-09-20 21:19发表的 Re:孟称舜《贞文记》刊刻时间考 :parivraj兄对黄氏的不满，现在很能感受，他似不够审慎，资料上也没能充分利用和说明。
白草兄，是啊。版本目录也是专门之学，文学研究者或许容易对其中的细微分别体会不够，但黄氏是“古文献研究所”的，其著作《〈琵琶记〉研究》也“从《琵琶记》的版本入手，探寻前人视焉不察的许多问题……仅猎涉明代版本就达三十余种，收罗之广，学界无出其右者。”( http://www.xiju.net/ReadNews.asp?NewsID=490 ) 则似乎不该对于版本年代的措辞不加斟酌。另外如兄所说，长泽氏用“北京图书馆”是有特殊背景的，黄氏似乎也未想到这一层。另外，他还曾是徐朔方先生的学生，对于徐先生的设想自然有所知，两次叙述都不甚能让人满意，或许是并未对这里可能的问题加以注意吧。
另外，上面这个帖子，算是特意请假跑腿花钱才得来的，觉得被google、baidu随便搜索就能看到未免吃亏，所以学某些朋友的办法加个威望限制，但想是不会影响兄的阅读的，呵呵。该放中秋长假了，二位都过个团圆美满的节吧。
Re:孟称舜《贞文记》刊刻时间考
parivraj兄对待yngwie君所提的问题，如此上心，认真研读，网上读友少见。一般都是看完，能写个心得回覆，已经算不错的结果。兄随题交换意见，又实际出外借书对照，古人说“友多闻”，结合网络“千里虽遥、近在咫尺”科技本色，网络这才有让人感激、讚嘆的一面。
兄加“威望”阅读，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以前也曾写过一二不成熟篇章，后来打算重写，陆续删去，还是无法删净，库存以及不经允许有人搬走，都让人自悔孟浪。网络又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恐怖。
白草所学非(中国)文、史，仅个人自小一点兴趣，对戏曲尤其少接触，今已下徐先生书，但愿有时间看一下。
今天看到
他编纂《明代戏曲刊行者表初稿》(1936)以介绍日本所藏明代戏曲剧本的所在。
http://www.xiju.net/ReadNews.asp?NewsID=415
他是指“长泽氏”，1936时间挺早的。那篇日文考订，下注昭和36年（1961），二者时间相距很远。 **** Hidden Message ***** parivraj兄如此捧場，雖然我們私下交誼甚篤，也要在此真心說聲感謝。如同白草兄所言，一般網路交流，多半看完帖子，能認真寫個心得回覆，已算不錯的了。p兄隨題交換意見，又實際外出查閱資料，所花的時間、精力、金錢，已遠過我這發帖者了。何況我們私下對此問題的交流，遠超過在帖子中所顯現者。且以實際所學而言，p兄其實比我更有資格來研討這個問題，故自己拋出塊磚頭，能引來無數美玉，實在讓人竊喜不已。
綜觀parivraj兄在39樓中所得，大致而言，有二項發現應加以表述。其一，即吳先生送交商務印書館石印，原擬編入《曲叢》之《貞文記》底本，亦為日人久保氏藏本，且有祁氏敘文，雖此本原先有無扉頁無法斷定，與臺大石渠閣本是否為同一版本，亦難以得知，但原先以後者為海內孤本的想法，得要稍加保留，或說修正了。而整理及研究孟氏劇作版本問題者，尤其大陸學者，皆未能察覺並利用北圖所藏吳先生民國年間影印本，實為一缺失。今後研究者若能重視此一版本訊息，並能將此本與臺大本、吳曉鈴先生藏本詳加比勘，想來是件甚有意義的工作。
其次，得p兄指點，去圖書館查閱王衛民先生主編的《吳梅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並未見收p兄所抄錄的二段識語。若自己的檢視無誤，則此二條識語，尚可補入《全集》中。王氏所收吳氏關於戲曲著作的題跋識語，不少是從北圖所收吳氏藏書得來，雖然p兄此處所得僅有二條，但已彌足珍貴；同時，亦顯現此一工作，尚有可以補強的空間。
最後，p兄尚從《吳梅全集》中，勾稽出為數不少關於《貞文》、《嬌紅》二記的材料，也相當可貴。當初曾答應p兄就吳氏著作，尤其《日記》中查找相關材料，可見到密密麻麻二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心便冷了一半，也只翻查到「壬申四月初三日」一條，實在慚愧。然而，p兄以相關材料質疑吳氏「原刻燬於倭寇」一語實屬誤記，則自己稍有不同的看法。因吳氏文中所云「原刻」，應指交付商務影印之久保氏藏書「底本」，而非後來送交裝訂的影印本（此節p兄自然知曉）。日記所記商務交還《曲叢》底本目錄，應為倖存歸還者，而非焚燬者。故其中並無《貞文記》、《嬌紅記》之記錄。王衛民先生所編《吳梅年譜》，曾引用徐調孚先生《霜崖先生著述考略（增補稿）》云：
（《奢摩他室曲叢》）三集、四集亦於民國二十一年印就，適逢“一‧二八”之役，存書及存版盡毀焉。自是不復重印。筆者時正傭書商館，幸獲先睹，自謂眼福非淺，惟所收書目，已不復遍憶矣。（《吳梅全集》，第八卷，頁961）
故就自己的猜想而言，《貞文》、《嬌紅》二記，在吳氏原先的構想中，應是歸入三、四集，然因毀於兵燹，故後來吳氏所輯《奢摩他室曲叢》書目中皆未見。不知p兄以為如何？
附錄：F圖所藏吳梅輯：《奢摩他室曲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目錄
第一集六種：
第1-2冊，揚州夢 二卷， 清題抱犢山農/嵇永仁撰；第3-4冊，雙報應 二卷， 清題抱犢山農/嵇永仁撰；第5-12冊，沈氏傳奇 四種，清題紅心詞客/沈起鳳撰
第二集二十九種：
第13-18冊，誠齋樂府二十四種/(明)朱有燉撰；第19-24冊，粲花別墅五種曲，明題粲花主人/吳炳撰 哎，这文章真难看懂，文言文翻译，初步完成。
明末清初著名的剧作家，孟称舜，有一本《贞文记》，讲的是公子哥仗势逼婚， 农家女以身殉情的故事，作者记载这是崇祯十六年发生的事情。
徐朔方先生认为，此剧本当作于顺治十三年或略后，故意提前时间，是因为政治问题（文字狱 吧）。而且根据，孟氏的序“因为先提级了贞文祠，后撰传”，同时，也由于近人陶湘辑在他文章中，有收藏了孟氏《贞文祠记》一文。徐氏考定陶湘辑作于顺治十三年，依此认定《贞文记》不可能作于崇祯末年，同时断定道光年间刊刻。《XX补编》所收祁彪佳《孟子塞五种曲序》一文，乃书贩伪托。也就是朋友帮忙造假。孟、祁二人相交甚笃，为什么祁氏《XX》一书中，未收入孟氏传奇作品之评语。
其实祁氏的序文有收录过，徐氏未之见而已邓长风看了祁氏序文复印件，肯定《贞文记》初刻于崇祯十六年，但是然邓氏又认为徐氏的推理没有问题：祁氏的结论是《贞文记》初刻于崇祯癸末，顺治年间再经修改重刻，孟氏题词保留下来。
但是对于管藏《贞文记》，除了祁氏序文的字体外，其它字体和那个时代某本书相同。
如果之前推论，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断定崇祯十六年即已刊印出版。.
之后是文人YY 孟氏的本意，是在以元蒙故事暗喻满清现实，以女性贞节象征明朝遗民对于旧王朝之忠诚。
以下为我的评论
真是考究，不放过蛛丝马迹，我基本赞同那个字体的观点。对于从文章内容本身的推断，我认为可靠性不强，至于后面的暗喻，在我看来过于牵强，具体得研究孟称舜的作品才能做出判断。
标点加上 **** Hidden Message ***** 放了幾天假，腦子基本上放空了。正式上班後，又忙於他事，晚於回覆，要請parivraj兄見諒！呵呵。
本以為這帖子不會引起太多討論，但到目前為止，可以說自己每回完一帖，都有大收獲，對parivraj兄和白草兄是要真誠說聲感謝的。限於所學，自己不可能把這裡討論的內容寫成文章發表，況且，這裡面大部分的發現，也是parivraj兄辛苦得來的，怎可掠人之美呢！所以，我更願意把這帖子的文字及彼此往返的過程，當成友誼的見證，對我而言，這比著作目錄中多一篇發表的文章有意義多了。
我想，要對單一問題打破沙鍋問到底，相對而言，可能容易一些，故針對孟氏劇作版本及刊刻時間問題，只要實際辛勤付出，還是有不少可補充和探討的空間，如parivraj兄以上所得。不過，parivraj兄為人較為寬厚，對我以上的質疑提出了若干解釋，其實，若求全責備而言，孟氏留存著作不算太多，各地圖書館著錄版本若可搜尋得到，不管它屬於何種版本，整理者應該還是得親眼見著，才好判斷有用無用。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一書成於眾手，尤有可說，若孟氏著作新點校本，則很難開脫此種質疑的。對此，不能說有點遺憾。呵呵！
至於parivraj兄提到，清末民國年間，中日學者間的學術往來，是很有趣的課題，然而，為何目前學界對吳梅及董康二氏的研究及重視，略顯不足，這我也不太清楚。其實，對二人稍有認識，也是在替老師校對文稿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得來的。吳氏起碼現在有《全集》發行了，董氏校訂的《曲海總目提要》及《書舶傭譚》（不管四卷或九卷本）二書的紙本，手上都沒有呢！尤其《曲海總目提要》一書，印象中從未在書店中見過，當年校對時，常引以為苦。這種大塊頭的書，要讀電子版，實在是挺吃力，況且，得到電子版，也是很晚的事了。想到這點，便覺得學無止境，對研究材料的取得及發掘，也是如此啊。
嗯，廢話一大堆，真正該回答的問題卻沒說。因這二天較忙，怕一時無法找到相關材料，來辨護自己以吳氏《貞文記》「原刻燬於倭寇」一語非屬誤記的想法。因為由parivraj兄羅列的證據而言，原本也傾向接受吳氏誤記了。不過，後來想想，卻也覺得有點懷疑。不過，p兄相關材料比我熟，自己只直覺如此，得要花點時間想想，容我先告個假，稍後再談談自己的想法。不過，也可能想不出來。哈哈！
晚了，該去睡了！先就此打住。呵呵。 Y兄真是认真呢，上面说到有机会发表，其实也是半开玩笑的性质，以兄为学的矜慎，自然不会随便发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的。兄所说“更願意把這帖子的文字及彼此往返的過程，當成友誼的見證，”我很感动，也深以为然。
至于提到吴梅和董康这二位为何缺乏研究，我想对后者，可能还是有些因其后来就日伪政府职而废其学术著作的原因吧，但对于前者，我也是十分不解。前次私下交流，对兄说其曲学后来继承发扬者不多，现在的研究者又多不能顾曲，是以不得不渐趋冷落，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这边有研究古代文学的高人，所知必多于我等的，还望指教一二。
我前天开始突然腹泻，在家歇了一天多，尚未痊愈，浑身无力，无法多写。马上是这边的国庆假期，希望能回到家好好将养将养，等精神恢复，再来论坛参与讨论吧。在这里也顺便跟版主以及各位朋友告个假了。
Re:孟称舜《贞文记》刊刻时间考
**** Hidden Message ***** 前些天向老師借了本會議論文集，看到裡面收了黃仕忠先生〈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俗曲之研究〉（此為目次所標篇名，文章頁首標為〈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考〉，呵呵），想起前陣子在這帖子裡也曾論及日人長澤規矩也、雙紅堂文庫及黃氏所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中的戲曲資料，這篇文章挺有參考價值的。這篇文章頗長，裡面論及長澤氏蒐羅戲曲文獻的經歷，頗有回應p兄前面論及研究長澤氏與近代中國學界交往重要性的意味，也對其人所收重要的戲曲版本加以介紹，大抵上應是選錄《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中所收解題，並加擴充而成。最近比較忙，雖感興趣，但也無暇細看，只看了文章中關於《貞文記》的部分，覺得挺有趣的，把相關文字掃了出來，供parivraj兄一觀。p兄有空，加以批評一下，呵呵！
多谢Y兄啦，批评哪里敢，学习才是真的 先把Y兄扫的黄氏论文（注意断句，不是“Y兄扫的黄”，哈哈）里这段关于孟称舜和二胥记的文字OCR了放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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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09】（2）清初刊本《二胥記》
此書為孟稱舜所撰。凡二卷三十出。據序，此戲成於崇禎癸未（1643）春日，次年（崇禎十七年，亦即順治元年）刊刻問世。
此係世間孤本。今所見為金鑲玉裝，二冊，重裝高寬297×181mm，原高269mm，框郭205×145mm。四周單邊，九行二十字，書眉鐫評。後印本。卷首有長澤氏中文識語：「二胥記二卷一套兩本明末孟稱舜撰，明崇禎刊本，大河內家舊藏書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圖書館所藏本，尚從是本出。孟有《鴛鴦塚》、《貞文記》。《鴛鴦塚》傳本間有；《貞文記》一書，往歲鹿田松雲堂出售，久保天隨獲之，以歸臺北帝大藏。」此書為高崎藩大河內氏之舊藏，【p. 410】長澤於昭和四年（1929）十月從村口書店購得，後請北京保萃齋以金鑲玉重裝，北京圖書館以其屬於孤本，藉以影鈔。後來鄭振鐸編《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即據影鈔本影印。據比對，影鈔本有數字誤鈔。
久保天隨（1875－1934），名得二，1927年以《西廂記研究》獲頒文學博士學位，於戲曲小說研究頗有心得。曾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歿後，包括《貞文記》在內的主要藏書歸臺北帝國大學，今見於臺灣大學圖書館「久保文庫」。董康曾在日本見過久保所藏戲曲，在《書舶庸譚》卷三（1927年3月15日）有記錄。《貞文記》另有北京圖書館藏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據以影印。據影印本，此戲敘浙江松陽張玉娘事，卷首有自撰題詞，所署時間為崇禎十七年。後人尋得祁彪佳一文，實為此劇卷首之序文。徐朔方師考孟氏得知張玉娘事，在順治八年任職松陽之後，孟氏籌畫為之立祠、撰祭文，在順治十三年，故考定此書必撰於十三年或以後22。鄧長風氏嘗先後撰作三文，不同意徐文意見，以為孟氏初撰，可能在崇禎之末，或即久保藏本；今所見《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之《貞文記》，或係後出之又一刻本；又誤讀董康氏之筆記，以為久保天隨舊藏本內有陳老蓮批語，故與影印本不同，當可證明早在崇禎末已經撰成。後鄧氏通過友人得睹數頁序文，未見久保藏本全豹，但仍斷言徐說為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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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徐朔方：〈論孟稱舜的戲曲創作〉，《戲曲研究》第三十三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又〈孟稱舜行實係年〉，《晚明曲家年譜》之浙江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3 鄧長風：〈《書舶庸譚》中的戲曲史料二題•關於《貞文記》〉，撰於1995年，初刊于《蘇州科技學院學報》，1997年第三期；〈孟稱舜的生年及《蜆斗[上艹下過]樂府》的作者〉，撰於1996年；〈《孟子塞五種曲序》的真偽與《貞文記》傳奇寫作、刊刻的時間〉撰於1998年，初刊于《鐵道師院學報》，1998年第五期。三文後收入《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按：董康謂「孟稱舜字子若，又作子塞，所撰雜劇已梓入《盛明雜劇》初、二集中，傳奇惟此記及余所藏《節義鴛鴦塚姣紅記》。是記演申純、王嬌娘事，前有明崇禎己卯仲春王業浩序，並陳老蓮繪嬌娘像四葉，每葉有子若題詞，評點亦為老蓮手跡，與是記行款同，蓋同時鋟版也。」董康這段話，表述頗有不清。後一「是記」云云，原指《貞文記》與《嬌紅記》行款相同，同時鋟版：鄧氏誤理解作《貞文記》與《姣紅記》一樣有陳老蓮之評點，且影印本作「張玉娘」，而董康之書作「張玉孃」，故以為久保藏本是與影印本不同的版本。
【p. 411】據筆者目驗，久保舊藏本《貞文記》，與叢刊本影印本實為同一版本，唯影印本之底本已脫封面、署祁彪佳撰之序。故《貞文記》實作於順治十三年，因懼違礙，遂假託於崇禎之末，以掩人耳目。而祁氏之序，並係偽託。
徐師並據《二胥記》之內容，考定此劇亦必作於崇禎十七年以後。蓋改署創作時間以避害，乃孟氏之故技。而此種《二胥記》只能稱「題崇禎刻本」，原屬清初刻本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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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是专门弄这个的，这个帖子搁下了那么久，猛不丁Y兄让我看个新材料，还真是有点发懵。这段文字想是我曾经引用过的同氏《日本所藏稀见戏曲经眼录》（《文献》2003年1月号）补充而成，在此不怕罗嗦，再引一遍：
四、新镌二胥记二卷
明孟称舜撰，崇祯十七年序刊本。为世间孤本。北京图书馆曾据此本影钞，《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复据影钞本影印。凡二卷三十出。
此为双红堂戏曲之第16种。重新装祯成大开本。内有长泽氏中文识语：
二胥记二卷一套两本 明末孟称舜撰，明崇祯刊本，大河内家旧藏书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图书馆所藏本者，从是本出。
孟有《鸳鸯冢》、《贞文记》。《鸳鸯冢》传本间有；《贞文记》一书，往岁鹿田松云堂出售，久保天随获之，以归台北帝大藏。
按：久保天随被日本学者评为“善读稗官”（据笔者所见庆应大学藏《香祖楼》燕台主人在函封所题），曾任教台北帝国大学；战后，其藏书归台北大学。
www.xiju.net/uploadfile/200442003035331.doc
可见作者为了充实他的研究成果，还是下了相当的功夫的。如Y兄前几日对我说的，黄氏在文章里特意提及孟氏剧作写刻年代问题，可见这个问题还有一定的意义，而我们当日的研讨并非纯粹的钻牛角尖。而另外一方面，黄氏在这里对于邓长风先生观点的评论固然是纠正了邓氏对于《书舶庸谭》的误读，但邓氏所以质疑徐朔方先生的观点，陈老莲评点以及“娘”、“孃”字体的不同，仅仅是极微末的理由而已——我读邓氏论文，几乎没有注意到他拿这两点做文章——另外邓氏初撰、改订之类的猜测，其实应该看作是被徐氏的“内证”之类束缚了手脚而作的折衷，本身价值不大，其不成立也不会损害到邓氏对徐氏论断提出质疑的价值。因为电脑前段出了大毛病，Y兄给我的有些文件现下不太好找了，我也懒得再去查邓氏原文，仅就记忆所及而言，其更有力的理由，比如祁氏是殉明的，全家因反清遭祸，孟氏倘若小心到改年份来避祸，更不会“伪托”一个反动派的序出来等等，黄氏在此只字不提，未免避重就轻。而在正文我套红的部分，有“故”字而不见因果关系，和上面版本描述部分相比，很是让人失望（那一部分也不是没有问题，严格起来甚至可以说不像是专门搞戏曲文献的人写的东西。比如说“《貞文記》另有北京圖書館藏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據以影印。據影印本，此戲敘浙江松陽張玉娘事，卷首有自撰題詞，所署時間為崇禎十七年。”而我们已经知道《丛刊》影印《贞文记》是用的吴晓铃先生藏本，近年归首都图书馆藏的，黄氏既然“据影印本”说话，就不该闹这样的笑话（当然，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是等于首都的，哈哈。另外北图确实也有个值得注意的本子，这我上面提过了）。另外既然黄氏“目验”过久保文库藏本（目验固然是好的，不过“未見久保藏本全豹”也不是就不能“斷言徐說為誤”了），知道两者“实为同一版本”，那么在这里说“据影印本”有什么必要呢？而“叙……事”一句我看据什么本都差不多，又何必放到“据影印本”后面来说？）。作为弟子，维护老师的观点并没有错（我倒不完全觉得非得“吾更爱真理”，呵呵，何况这里我们还远没到让真理赤裸裸的程度），但总得稍微摆点事实，讲点道理。 工作忙了点，脑子便不经用了。呵呵！虽然看到了材料，也只能放在心里琢磨，离写成文字还有段距离，还好我知道对p兄而言，要评论黄氏此段文字，是挺为简单的事。因为虽然隔了一段日子，先前在这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功夫不会白费的。所以，便不客气地把差事丢给他了。
自己的看法与p兄没什么出入。老实说，刚开始看到这篇短文，是有点高兴的，如同私下和p兄提及的，这表示孟氏剧作撰写与刊刻年代的问题仍值得探讨，且有其意义。然而，不可讳言的，细读后是有点失望的。如同p兄所言，我也不反对捍卫师说，不过，黄氏文章中的说法，实在挺苍白无力的，除了亲自目验了台大藏本《贞文记》，指出邓氏的一些小缺失外，只是简单地重提徐先生的说法，实在令人失望，更别说p兄指出其它的问题了。
说实话，我倒挺希望徐先生的说法能够成立，因为那样会有趣多了。但就其所提出的质疑与证据，目前还不能如此简单地接受。孟氏是否在任松阳教谕，建贞文祠后，才可能，或有条件动笔撰作《贞文记》，是一个问题，从徐先生所提供的证据无法得出此一结论；此其一。
其次，我想，讨论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出处进退问题，有时可能也无法简单地在其作为上，简单地贴上标签。一个很直接的质疑，如同p兄所指出的，真要伪托序文的话，何必找个反动派呢？这种心理是有点奇怪的，即便求之於古人。以孟氏而言，他没有如祁氏一般自杀殉国，也没有选择逃禅、做遗民，反而曾短暂出来干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我们起码可以保守地推论，他并不那样坚决地反对新政权。改朝换代之际，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实在也很难简单地去论断。当然，这和如何在诗文戏曲创作上，公开或隐晦地表达自己对前朝的感情是二回事，与徐先生的推论也不直接相关。可能因为自己的亲身遭遇，对这种改朝换代的感受，变得复杂多了。呵呵。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明末局势而言，这样的国家不完蛋，实在也没什么天理了！当然，这和知识分子选择向什么政权靠拢，认同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是二回事。如同你可以利用拆除前朝统政治者树立的牌匾、铜像等手段，以达到自己分化挑拨族群情感的龌龊动机，但治国无方，在民众的观感里，你和想要打倒对象是一样的，对国计民生实质的贡献是很小的。反过来说，我们也知道，中国历史上，外来政权是很多的，但老百姓日子过得不错，大部分人是不太理会这个的。可悲的是，这些人是不认同或不读这段历史的，不过，想想《鹿鼎记》里韦小宝的心理，其实便也不难理解。哈哈！
拉杂一堆，不算回应p兄，只是出来冒个泡，并发点牢骚而已。 呵呵，Y兄也是有感而发啊。
徐先生的推测固然是有趣，不过我个人的意见，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出处进退之有趣倒也不在于增加一个孟称舜心怀故主窜改著作年月的“佳话”，其短暂的出仕与其友人祁彪佳坚定的反清立场适成对照，也未必不同样的有趣呢。
另外一方面，如底下跟兄聊过的，我的一个研究戏曲的好友在我谈到徐先生的考证时曾说她总觉得徐先生有那么大的影响和地位，却经常又是在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他的很多论断很有价值，但又有很多似是而非，倒要耗费后人大量的时间心力去考辨，实在不知是戏曲研究的幸或不幸。这一点在这里跟兄讨论孟氏问题时，我也算是领教了。
而此番看其学生黄氏（他之在中大，则是师从王季思先生之后）的论文片段，感觉不仅没有了乃师的气象，更加上了鲁莽灭裂的毛病。这“北京图书馆”好在是原书具在，倘若冷僻些，又让人何从查证？——这固然可能是我执论过苛，我也确实没看过多少黄氏的东西，但看过上面引过的这篇别人对他的评价（http://www.xiju.net/ReadNews.asp?NewsID=490），似乎标准高一些也理所应该了。
回到黄氏对《二胥记》的著录上来。这里我们已经涉及了他的三个不同版本，都列在下面，或许能看出些有趣的东西来：
a.
四、新镌二胥记二卷
明孟称舜撰，崇祯十七年序刊本。为世间孤本。北京图书馆曾据此本影钞，《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复据影钞本影印。凡二卷三十出。
此为双红堂戏曲之第16种。重新装祯成大开本。内有长泽氏中文识语：
二胥记二卷一套两本 明末孟称舜撰，明崇祯刊本，大河内家旧藏书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图书馆所藏本者，从是本出。
孟有《鸳鸯冢》、《贞文记》。《鸳鸯冢》传本间有；《贞文记》一书，往岁鹿田松云堂出售，久保天随获之，以归台北帝大藏。
按：久保天随被日本学者评为“善读稗官”（据笔者所见庆应大学藏《香祖楼》燕台主人在函封所题），曾任教台北帝国大学；战后，其藏书归台北大学。
b.
《二胥記》……成於崇禎癸末（1643）春日，次年（崇禎十七年，亦即順治元年）刊刻行世。……本書影印之本即此初刻本。長澤規矩也舊藏，係世間孤本。後歸東洋文化研究所，為雙紅堂戲曲之第十六種。北京圖書館嘗據此本影鈔，間有訛誤。《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據影鈔本影印。
c.
（2）清初刊本《二胥記》
此書為孟稱舜所撰。凡二卷三十出。據序，此戲成於崇禎癸未（1643）春日，次年（崇禎十七年，亦即順治元年）刊刻問世。
此係世間孤本。今所見為金鑲玉裝，二冊，重裝高寬297×181mm，原高269mm，框郭205×145mm。四周單邊，九行二十字，書眉鐫評。後印本。卷首有長澤氏中文識語：「二胥記二卷一套兩本明末孟稱舜撰，明崇禎刊本，大河內家舊藏書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圖書館所藏本，尚從是本出。孟有《鴛鴦塚》、《貞文記》。《鴛鴦塚》傳本間有；《貞文記》一書，往歲鹿田松雲堂出售，久保天隨獲之，以歸臺北帝大藏。」此書為高崎藩大河內氏之舊藏，長澤於昭和四年（1929）十月從村口書店購得，後請北京保萃齋以金鑲玉重裝，北京圖書館以其屬於孤本，藉以影鈔。後來鄭振鐸編《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即據影鈔本影印。據比對，影鈔本有數字誤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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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天隨（1875－1934），名得二，1927年以《西廂記研究》獲頒文學博士學位，於戲曲小說研究頗有心得。曾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歿後，包括《貞文記》在內的主要藏書歸臺北帝國大學，今見於臺灣大學圖書館「久保文庫」。……據影印本，此戲敘浙江松陽張玉娘事，卷首有自撰題詞，所署時間為崇禎十七年。後人尋得祁彪佳一文，實為此劇卷首之序文。徐朔方師考孟氏得知張玉娘事，在順治八年任職松陽之後，孟氏籌畫為之立祠、撰祭文，在順治十三年，故考定此書必撰於十三年或以後。……
據筆者目驗，久保舊藏本《貞文記》，與叢刊本影印本實為同一版本，唯影印本之底本已脫封面、署祁彪佳撰之序。故《貞文記》實作於順治十三年，因懼違礙，遂假託於崇禎之末，以掩人耳目。而祁氏之序，並係偽託。
徐師並據《二胥記》之內容，考定此劇亦必作於崇禎十七年以後。蓋改署創作時間以避害，乃孟氏之故技。而此種《二胥記》只能稱「題崇禎刻本」，原屬清初刻本無疑。
这三段的顺序，应该是写作的时间顺序（2003－2006－2007），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改进的，比如叙述加详，也更正了一些“硬伤”（比如“台北大学”改为“台湾大学”，“所藏本者”改为“所藏本，尚”），而其立场的改变更值得注意。开始的“序刊本”应该说是最客观、最少毛病的说法，而黄氏也并没有对乃师《二胥记》作于崇祯年乃改题年代的推测加以评论——而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假设黄氏在此之前没有看到《孟称舜行实系年》。第二次说“成於崇禎癸末（1643）春日，次年（崇禎十七年，亦即順治元年）刊刻行世”，且是“初刻本”，则如Y兄早指出的缺少足够证据，而显得过于肯定了，而这样强的肯定同时也就排除了黄氏认同“改题”推测的可能性。到这最后的一次，则似乎他对此问题的认识突然转了一百八十度，完全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乃师的观点，并不惜代价地为之辩护起来。这其中到底是什么缘故，还真的是耐人寻味呢，呵呵。
写这些，其实离开本题是越来越远，三番两次来评论黄氏的论文，也有些钻牛角尖的意思，倒显得我小器了。而其实，这也不过是趁此机会发发牢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