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稱舜《貞文記》刊刻時間考
小引：因工作所需，替老師校對文稿之餘，對一些戲曲史上的問題，也頗感興趣。這個題目本應不成為問題的，即便有探討的空間，也非自己的研究領域，原不應率爾操觚。而且談的只是一個簡單的考證問題，解決的方式也無奇特之處，只需得見材料，便能做些判斷。當年寫成簡單的札記，也知道沒發表的必要與可能，只是有趣罷了。近年來，孟氏著作新式整理本也已出版二種了，回想起當年校讀學習的生活，便把它找了出來，稍做潤飾修改，貼了出來，聊作紀念。文中若有紕繆之處，還望不吝賜以抨彈。孟稱舜乃明末清初著名的劇作家，所作傳奇、雜劇多種，泰半存世。其劇作之一《貞文記》，全名《張玉孃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玉娘殉節，乃宋末元初實事，見載《松陽縣志》等書。此劇敘浙江松楊人張玉娘事。張氏與表兄沈佺自幼訂親，然有尚書公子王娟者，仗勢逼婚，張父後亦悔約。沈佺臥病不起，終因情傷而殞命；玉娘不惜以身殉情，絕食自盡。其婢女紫娥、霜娥，亦自縊同殉，即所蓄一鸚鵡，亦哀鳴以絕。張家乃以玉娘與沈佺合葬，二婢與鸚鵡從之，人稱「鸚鵡塚」。該劇以張玉娘殉節而能文，故名《貞文記》。據孟氏〈貞文記題詞〉：「時癸未孟夏望日稽山孟稱舜書於金陵雨花僧舍」，「癸未」為崇禎十六年（1643），故此劇作應撰於明末，向來皆無異辭。
最早對此說提出異議者，為徐朔方先生。徐氏認為此劇當作於順治十三年或略後，〈題詞〉所署作於崇禎十六年，乃作者之偽托，因劇作中有關於宋末元初民族矛盾之描寫，孟氏因政治違礙而有此改題。徐氏據孟氏〈題詞〉：「予游寓松陽，數過吊之。懼其久而漸湮也，乃與松邑好義諸子，募貲立祠墓後，名之曰貞文祠。而其遺跡之奇，不被諸管弦，不能廣傳而徵信，因撰傳奇而布之」云云，斷定建貞文祠在前，撰作傳奇在後。近人陶湘輯《托跋廛叢刻‧蘭雪集》附錄，收有孟氏〈貞文祠記〉一文，徐氏考定其作於順治十三年，依此認定《貞文記》不可能作於崇禎末年。徐氏且同時斷定道光年間刊刻《祁忠惠公遺集‧補編》所收祁彪佳（1602-1645）〈孟子塞五種曲序〉一文，乃書販偽託。因此文依內容而言，應為《貞文記》所作序言，題為〈孟子塞五種曲序〉，名實不符；其次，孟、祁二人相交甚篤，何以祁氏《遠山堂曲品》一書中，未收入孟氏傳奇作品之評語？（參見徐朔方：〈孟稱舜行實繫年〉，《晚明曲家年譜》，收入《徐朔方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二卷，頁546-549、559）。
祁氏序文原刊崇禎十六年金陵書房石渠閣本《貞文記》卷首，《古典戲曲叢刊》二集所收《貞文記》未載，徐氏未之見。鄧長風先生則經友人相助，得見臺灣大學圖書館《久保文庫》所藏石渠閣刊本祁氏序文複印件，反駁徐朔方以祁彪佳〈孟子塞五種曲序〉為書販偽托之說，且據祁氏序文，肯定《貞文記》初刻於崇禎十六年。然鄧氏又認為徐氏從《蘭雪集》及《貞文記》中尋得之內證，推斷《貞文記》應刊於順治十三年或稍後之說亦可取。鄧氏認為唯一的解釋為：《貞文記》初刻於崇禎癸末，順治年間再經修改重刻，祁氏敘文與孟氏題詞卻依初刻本面貌保留下來（參看鄧長風：〈《孟子塞五種曲．序》的真偽與《貞文記》傳奇寫作、刊刻的時間〉，《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476-481）。
然查對臺大館藏崇禎十六年金陵書坊石渠閣本《貞文記》，發現除多出卷首祁氏序文外，版式與字體皆與《古典戲曲叢刊》二集所收「綏中吳氏藏明末刊本」相同，且二本文字亦無異同。雖無法確定何者刊印在前，但衡以有無祁氏序文之差異，《古典戲曲叢刊》所據底本，即「綏中吳氏藏明末刊本」，應即據石渠閣本翻印。差異處在於：一、「石渠閣」本雖亦如「叢刊」本分為二冊，但各齣目次分別於上、下卷首列出，「叢刊」本則全列於卷上，卷上目次維持原刊，卷下目次為後加，且與原刊字體明顯不同；二、「叢刊」本開本較小，不知影印底本即如此，抑為出版時就底本加以縮印？
若以上就原書比勘結果無誤，可確定孟氏《貞文記》最遲在崇禎十六年即已刊印出版，劇本完成更在此前，最遲在〈題詞〉所記「孟夏望日」之前即已完成，此實無可疑者。此其一。其次，依現在可見《貞文記》版本而言，鄧氏「修改重刻」之說恐不可信，《貞文記》後來刊印之版本，應即是據「石渠閣」刊本翻印，僅將祁氏敘文抽去，孟氏此後未再對《貞文記》原文有所改動修訂。徐氏認為孟氏《貞文記》應作於「貞文祠」建成之後，在順治年間孟氏任松陽訓導時（孟氏於順治十三年去職）。然由徐氏所列證據，未能確然得出《貞文記》必定作於「貞文祠」建成之後的結論。且孟氏除於順治年間任訓導外，於崇禎十三至十五年間亦曾赴松陽探親，故其撰著《貞文記》時間，崇禎年間並非不可能。其次，《遠山堂曲品》未收孟氏傳奇作品，乃徐氏質疑〈孟子塞五種曲序〉為偽托理由之一，然學者勾稽祁氏晚年《日記》、《尺牘》，考定祁氏《曲品》一書成於1631年，後因個人興趣轉移及明末政治局勢之變動，即未對此書再加增補，而孟氏傳奇作品皆成於此後，故祁氏雖曾得讀孟氏諸多傳奇作品，但《曲品》中未見對其作品之評語（參看楊艷琪：〈《遠山堂曲品》為何未收孟氏傳奇？〉，《戲劇》2004年2期，頁88-94）。則徐氏之疑可解。
亦有學者主張，本劇之題材雖源自著有《蘭雪集》的女詩人張玉娘，然孟氏之意，則在以元蒙故事暗喻滿清現實，以女性貞節象徵明朝遺民對於舊王朝之忠誠\（參見Wilt L. Idema, “Female Talent and Female Virtue: Xu Wei’s Nu Zhuangyuan and Meng Chengshun’s Zhenwen ji,” 收入華瑋、王璦玲主編：《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年〕，頁551-571）。若以上對《貞文記》最晚撰成於崇禎十六年之推論可信，則不論其後來刊本是否有重大改動，此一主張應落空，因孟氏撰作《貞文記》時，尚未有滿清統治及遺民志節等現實問題。且孟氏於清初曾出仕任官，或許在其心目中，未有如吳梅村之痛苦，或有之而未如梅村之深刻者？姑存疑如此。故此一問題雖微細，然考定作品撰作刊刻時間，亦有助於對作品創作主旨之理解與詮釋，其事應不無小補。 兄台征引台大书目，我辈羡煞。寓居大陆，百般不便，能一窥高真影印本的机会都少之又少，何况细读而徵引？
明清易代之际即如宋元之际，天下顿亡，“天崩地坼”，大陆学者孔定芳曾将其概括为“易代同悲”。明清易代之际，于吾国吾民关涉极多，祢至今日，遗渍仍存，文人剧目极多，以南曲成长生殿，以北曲成桃花扇。桃花扇书成，顺治遂罢孔氏。长生殿洪昇辈，仕宦清朝，然书借人口骂安禄山，也惹得满庭不适。其余次类，余韵甚多。然满庭专制，大迥明季，改换年代，“不涉朝廷”，专以风月为掩饰，遂成风气。
兄所介绍、《贞文记》所本，下愚虽未目睹概览，大抵亦属斯类，或所言荒谬，企盼指正为幸。
文中所言吴氏痛苦，恐非一人一时之感悟。钱牧斋为其前列典范，可供参详。
文章简明扼要，着重查核祁序源流，甚为明了。 吾兄有文献之便，让人眼馋，哈哈。
昨天赶赴友人生日宴会的路上看了兄的考证，觉得兄所言孟氏曲文作于明代可为定论。我手边的《晚明曲家年谱》（数典上所得）号称四卷，实则仅有苏州、赣皖两卷，其余两册封面不同而内容重复，无法看到徐朔方先生的论证，仅由兄所转述看，孟氏《题词》“予游寓松阳”云云，并列建祠与传奇二事言之而已，实不足以为断定先后之据，若孟氏任训导而用“游寓”一词，似亦不甚得体（我所见士人“游寓”者多未得功名，但也没有广为搜讨此词的其它用例），而反合乎兄所言孟氏曾在松阳探亲之情况（当然，如果断定孟氏“改题”年份，则此种用语之差异亦无不可以“改”来解释）。
至于孟氏以贞女寄托对明朝之忠诚的推论，一方面由曲文作于明亡之前而落空，另一方面旧时小说戏曲表彰贞节烈女者多矣，岂皆遗老遗少感怀故国而作？楼上cshlhh兄提及桃花扇长生殿等，而对比其所取材，《贞文记》与之实不相类，窃谓不可无限扩充遗民文学之内涵而过分深求作者之用意寄托也。
此外，因无书可以参考，尚有数个问题请兄解答：
1、石渠阁本的年代是否为定论？知其为崇祯十六年刊本，是由其牌记之类还是通过考证？又邓长风先生“據祁氏序文，肯定《貞文記》初刻於崇禎十六年”，则石渠阁本为初刻与否是否也同时有所论断？
2、“鄧氏又認為徐氏從《蘭雪集》及《貞文記》中尋得之內證，推斷《貞文記》應刊於順治十三年或稍後之說亦可取”，则徐氏所得“内证”究如何？何以邓氏认为可取？
又，兄文中似偶有笔误，“此劇敘浙江松揚人張玉娘事”当作松阳，“孟、徐二人相交甚篤”当作“孟、祁”。 捣个乱哈——你们现在都讨论这么复杂的问题了？尤其一楼的仁兄以前似乎没有看到啊，很好，太好了。。。。。不过，你说台大的书怎么好，而大陆如何如何，偶不太以为然。其实，除了个别文献有其特殊缘由外，大陆（注意非某一处）所藏还是很不错的，至少全面些，这偶是比较过 一些书的。当然，偶也难免以偏概全，谁能整个比较两岸藏书呢？还有部分资料两岸各藏一半，原因就不说了。
对Y兄提供一点消息，不知道有用否？
去年新出的《孟称舜戏曲集》
作者：（明）孟称舜 著，王汉明，周晓兰 编集校点 巴蜀书社 ISBN：9787806598665 出版时间：2006-10-1
此书得到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项目资助，项目名《孟称舜集辑校》，后因孟称舜的《史发》及版，诗文词附录于后。
可以到下面买：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243827 hong改行给当当卖书了？
所提到《戏曲集》想已在Y兄所说“孟氏著作新式整理本也已出版二種了”之内，sinica所藏亦有之。 另一本该是《孟稱舜集》了：
http://www.dangdang.com/product/9146/9146200.shtml
内容提要：
孟稱舜是明末清初的戲曲理论家。他创作的著名传奇《嬌红记》，在我国戲曲史和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他的雜劇《桃花人面》《英雄成败》以其犀利的筆锋和优美意境为人稱道。他编纂的《古今名劇合選》是元明雜劇的重要選集，其序舆评点构成了孟氏完整的戲曲理论體系。他是汤顯祖之后，洪昇、孔尚任之前的重要戲曲家。
朱颖辉辑校的《孟稱舜集》分四卷，廣搜孟氏现存的雜劇、传奇、诗文、评论以及散见各處的孟氏生平资料和后人对其思想美术的评价，並作精審的校勘，是我们研究孟稱舜生平、思想倾向、戲劇理论、創作特点的一部不可或缺的资料集。
目录：
卷一
杂剧
桃花人面
花前一笑
英雄成败
死里逃生
泣赋眼兒媚
卷二
传奇
節義鸳鸯塚嬌红记
二胥记
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
附 桃花记·午夜登楼
卷三
诗
题瓶隐
题妙赏亭
题柳陌
题试鶯馆
题即花含
一贞居士
鹦鹉塚借崔灏黄鹤楼韻
过门鷄起舞處
送鲁十六翰林称镇惠韶
为太平胡令公壽
卯山道士
雪庵和尚
词
卜算子
渔家傲
金人捧露盤
蝶恋花（题嬌孃象之一）
蝶恋花（题嬌孃象之二）
蝶恋花（题嬌孃象之三）
蝶恋花（题嬌孃象之四）
蝶恋花（春去）
赋
序
……
附录
俺不是给当当卖书的。 謝謝諸位的回應。
孟稱舜著作的整理本，目前所見有二：朱穎輝輯校：《孟稱舜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6月）；另一本，即泓兄（呵）上面所提示王漢民（？）等编集校點：《孟稱舜戲曲集》（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10月）。昨天整理這篇札記時，也到圖書館翻看了，並簡單比較了一下。點校上的優劣，不容易一時見出，但感覺巴蜀書社本雖後出，所輯附錄資料，反不如中華書局本豐富，差勝者，將祁彪佳〈孟子塞五種曲序〉改題為〈貞文記序〉。但此僅就自己所需而論，並非對二本的整體評價。
parivraj兄讀得很細，感謝！已將文字誤處改正。至於第一個問題，現在也無法給兄確切的回覆。當初在老師的文章中，已將有關此一問題的各種說法羅列，但未下個人斷語，也沒有要我去考證這問題，因為這僅是書中註文裡的一個枝節而已。是我自己好奇，選定某一天凌晨，直接從南部搭車北上，到臺大善本書庫中借閱此書。因申請複印不易，只能坐在圖書館中把祁氏敘文讀過，並比較二種版本的不同，有無「牌記」，已不復記憶了！只記得是有的，大汗。所以目前斷定其刊刻時間在崇禎十六年，能提供的間接證據，只能說是由孟氏〈題詞〉與祁氏序文得來。祁氏序文（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亦收，兄有此書電子版，一索即得）云：「斯記（按，指《貞文記》）則携至金陵，同志諸子為之鋟而傳焉。」與孟氏〈題詞〉所云：「傳奇剞劂之貲，則募自吾鄉及金陵者居多……時癸未孟夏望日稽山孟稱舜書於金陵雨花僧舍」，刊刻時地及資金來源狀況相合，是可信據的；鄧長風先生已指出此點。
但鄧氏應是確認石渠閣本乃初刻本的。其說云：「有孟氏〈題詞〉的《貞文記》傳奇刊刻於崇禎癸未，近人皆無異議……癸未是孟稱舜將《貞文記》由會稽“携至金陵”刊刻的時間」，而「石渠閣本《貞文記》卷首緊接著祁氏敘的，也正是孟氏的〈題詞〉。而據《祁忠敏公日記》，知祁彪佳確實在癸未夏秋間到過金陵……《貞文記》傳奇在癸未夏秋間曾刊行過兩次，也是情理中事。」似承認石渠閣本是初刻本，然又云「癸未夏秋間曾刊行過兩次」是可能的，會如此推測，可能因為《古典戲曲叢刊》二集的本子註明：「綏中吳氏藏明末刊本」，此本無祁氏序文，故鄧氏推測應是同時稍後刊刻的。但不知道此一版本說明乃原有，還是「叢刊」編輯時所添加的？若為後者，判斷的依據為何？一者，因有上帖所指二本些許的差異，自己認為「叢刊」本應後出；其次，「明末」之說又有些模糊。因石渠閣本刊於崇禎十六年，十七年明思宗自殺，隔年（1745）祁氏自沉池水，以身殉國，則此「明末」未知何指？崇禎十六至十七年間，抑指南明，或清初順治年間？自己推測，「叢刊」所據底本未收祁氏敘文，清初刻本的可能性較明末刊本大。因祁氏拒絕清廷召聘而自殺殉國，其子理孫、班孫與抗清志士頗有勾連，曾因政治獄案牽連，班孫被遣戍邊，理孫毀家紓難，山陰祁氏因而敗落。故後來刊本因政治違礙將祁氏序文抽去，應也是情理中事。
然鄧氏文末云：「唯一的解釋只能是：《貞文記》傳奇早在崇禎癸未之前已經寫成，刊刻是在癸未；而其後順治丙申雖曾再經修改重刻，祁氏敘文與孟氏題詞、陳氏評點，却皆依初刻本面貌保存下來了。」似略有不妥，因除石渠閣本《貞文記》外，它本未見載祁氏序文，否則何以衍生有關《貞文記》撰年之爭議？「祁氏敘文與」數字似可刪。
徐朔方先生的說法，因今天比較忙，掃來給老兄參考，加上鄧氏的論文。徐書電子版問題，忘記在中文網或數典，已有書友提供替換版本，但放在家裡，兄找不著，我再提供。至於兩岸古籍文獻保存的概況，誠如泓兄所言；而此一考證小問題，鄧長風先生大體已經解決了，拙文所爭，僅在於《貞文記》是否經修改重訂之說上，然也未敢自必。老兄知道我研究領域與此天差地別，偶一為之，也僅是見獵心喜，然所費時間已不少了。一笑！
Y兄做学问的勤勉真是让人敬佩啊，当然也是个人兴趣所在，倘使是讨厌这些东西的人，别说一大早上台北，回家书架上的书都会懒得翻呢——希望老兄对于自己的专业也热情满满收获多多啦。
至于兄中午花了大力气写的回复，也精彩得紧。如对于“明末”一说的推测，此本之渊源虽未必能有最后的结论（不过古本戏曲丛刊的底本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办法寻访一下的吧——如果真有人愿意去找的话），而兄的推断既细致又入情入理，相信也算得上是目前的最优解了。
而细读兄所扫描发布的片段，觉得徐先生的某些论证以及对资料的读解还是可以进一步来商榷（别处与兄谈及，知兄早有见及此，但主要问题基本解决，也就不复枝蔓，我亦以为然），而前辈学者读书细、用功深、气象广大、思考周密的例子，也是处处可见，今人实在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研究深入一步呢，呵呵。不过象这样的考证，花偌大的力气，最后有结果还好，落得个文献不足的话，怕是少有人愿意去做。
另外上面回帖讲“不可无限扩充遗民文学之内涵而过分深求作者之用意寄托”，因为未见原书，未免有些草率了。徐先生书中就举了一些例子证成其《贞文记》作于清初的观点，也是很值得考虑的，虽然我终究还是觉得不够充分。而“陇上孤臣行役苦，肠断枝头说上皇”句给我的印象，颇似安史乱后诗人口吻（这倒是和明末的乱象颇切合的），要说亡国之痛，似乎还不大能看得出来呢。 谢谢parivraj兄的回覆！如此往复，洵有论学之乐也。
兄言上帖乃花大力气回复，感觉似取笑我来著。一笑！仅是中午吃完饭，没打盹休息罢了！大概心中有话想说，怕也不好睡！私下也和兄言及，此等考证问题，材料取得是主要关键，邓先生已见及此，惜仅得祁氏叙文复印件，未见全本；徐先生读书得间，当年也觉得其质疑不无道理，虽对相关材料的解读，仍未全然合宜，不过，若无其说，怕也无法引起邓先生寻觅石渠阁本《贞文记》一观的热情。当然，这也是自己的揣想！当年一日往返北高，也不会亏待自己，顺道至台大附近书店逛了不少时间，只是，又提了什麽书回去，已不复记忆了！不过，以前读书终究比较认真有热情些，虽是老鼠上天平，自秤自赞，倒是实情。
私下也和兄谈及，孟氏得享高寿，然目前所得见其人剧作，以撰於明亡前者居多，入清後则少见。衡以其创作才能及多产之状况，似不应早早便江郎才尽。其间与明清之际天翻地覆的局势有无关连，苦无材料可以进一步佐证，也只能感到好奇而已。前帖提及吴梅村一例，也只是连类而及，梅村剧作撰著时代较为可考，与自身遭遇之关连也较为明晰，同时又有冯其庸先生等人所撰详尽《年谱》可凭依，较诸徐先生所撰孟氏简要的〈行实系年〉，实是幸运多了！故目前还是谨慎地抱持”不可无限扩充遗民文学之内涵而过分深求作者之用意寄托”一说。当然，此仅就孟氏一例而言。
临睡前匆匆回覆，浮想连”篇”！呵呵！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威望:+5(醉乡常客)
雖然一定是評錯了，但還是紀念一下！ 是得立此存照哈～～
上午忙的要死没回复，要不然比不了y兄，也能多赚点好处啊，哈哈。
不过我限于学力，无法再“往复”下去了，只好期待这边能出来位精熟戏曲研究的书友，再与老兄大战三百回合。说“大力气”倒不是取笑，以兄掌握的材料以及思考的成熟程度，写这个回复实在不用太大心思，只是有午睡习惯的人，中午撑着不睡其实蛮费劲的，哈哈。中午做翻译没吃好，拖得时间长了又没休息，现在的我正晕着呢。
兄提到“若无其说，怕也无法引起邓先生寻觅石渠阁本《贞文记》一观的热情”，一方面徐先生的书体大思精，邓先生能对心里的问题锲而不舍，又因为得不到全书影印件留了些可补苴的地方（当然从邓先生的文章知道还有别的学者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可惜陈多先生不在了），咱们才有在这儿继续讨论的福气。看邓先生访书的过程，真是花了大力气（呵呵），可惜时运所限无缘得见全本；这事过去了十年，新作校点的学者，如果有心访求，目标明确，交流也更频繁些，得到此书的机会总还是比邓先生那时多许多，对校点者而言，还有什么比访求祖本更重要的准备工作呢？当然这些学者一定也有各自的原因，尤其听兄言朱先生的书稿部分作于八十年代，到出版时可能也未必有力修订了，令人惋惜。 布鲁兄，我的职业现在还不在当当，将来嘛。。。不好说啊！
Y兄，我在你面前弄斧并不觉得太难堪，这你知道的，呵呵～～～～～只能自嘲一把啦！
豁出来了，再弄一把：
我认为Y兄这文章发在这里，在上面各位的肯定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对“怎样进行研究”作个示范（呀～～～又惹祸了，不是他要示范，而是我说的示范）。换言之，讨论要从比较具体的、值得思索的题目作起，而不要动辄将诺大的命题用千把字就希望说清楚——这不是正确的方法，尤其不是初学者的正途。我真心希望大家通过此文，思考和学习“怎样作研究”——这算是的将功补过，也好掩饰一下自己的弄斧与无知。呵呵～～～ parivraj兄提到陳多先生，當年也曾找了他的文章來看，〈祁彪佳戲曲論文的新發現──簡介祁彪佳氏的《孟子塞五種曲序》〉，原刊《曲苑》第一輯（1984），後收入《戲史新說》（臺北：學海出版社，1994年），頁322-332。在收入個人文集時，陳氏於文中增引了一位陸樹侖先生的意見，對此序文作者問題提出討論。因為近人馬隅卿（廉，1893-1935）所輯《墨憨齋文》中亦收此序文，末署「古吳詞奴龍子猶」，即馮夢龍。陳先生雖認為此序作者以祁彪佳可能性為大，然因無法取得「其他旁證」，即金陵石渠閣本《貞文記》，故云仍難斷定，只得存疑。由此亦可見石渠閣本《貞文記》的版本價值了。因地利之便，得目睹此本，也算莫大福氣了！而二種孟氏著作新整理本，皆未參考此本，未免可惜！
傅惜華（1907-1970）先生《明代傳奇全目》一書中羅列其所知《貞文記》版本：（一）明崇禎間刻本，吳曉鈴藏，二卷。《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應即據此本影印。（二）明崇禎間金陵石渠閣刻本，日本前「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會」藏，二卷。並云：「有封面，題作『花嶼仙史填詞』，『寓山主人評』。首載序文，除孟稱舜自題外，尚有寓山主人祁彪佳題詞。卷首書名署題，並同於崇禎刻本。」此應即目前臺大所藏本。（三）傳鈔本。北京圖書館藏，二卷。據傅氏此處（二）條所記，加上董康（1867-1947）《書舶庸譚》卷三記其於日本觀「久保天隨」氏藏傳奇「《張玉孃閏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古越孟稱舜（又題花嶼仙史填詞』，寓山主人評），序為祁彪佳，即寓山主人」云云（按，臺大石渠閣本《貞文記》收於「久保文庫」中，應即久保天隨氏所藏傳奇，董康當年所見書），基本上應即可解決此序「作者」問題，只是能得到實物驗證，更加確切無疑罷了。而徐朔方先生認為此序為書販偽託，雖屬誤說，其所舉《貞文記》內證及其它文獻材料，也無法證明孟氏此劇必撰於清初順治年間。然而，如兄所言，徐書體大思精，不因一眚而減損其價值。所可惜者，傅氏之書出版有年，研究戲曲史者多應寓目，何以未能因其所載而對己說存疑？頗令人好奇！
泓兄不要客氣啊！想把這篇札記整理出來，一來因見到孟氏著作整理本的出版，但皆未參考石渠閣本，有些可惜；其次，對《貞文記》撰年及刊刻時間，在鄧氏之後，似也未見有持續的討論，故不免想狗尾續貂，省卻心頭一番掛念。另外，還有一段小小因緣。當年校對老師稿件時，若確知作者、學者生卒年，在文章首次出現時，依例皆應添上。當時雖從他人文章中得知鄧氏已去世，卻遍尋不著其確切逝世的時間。前些日子在圖書館中查詢資料，得見胡忌〈魂兮歸來長風君〉一短文。讀了此文，才知道他在1999年3月8日去世，年僅中壽，心中頗為感慨。鄧氏治學極勤，1989年至美國後，在國會圖書館中得見不少罕見文獻資料，由此結撰《明清戲曲家考略》初、二、三編，創獲甚豐。三書中不少文章，基本上皆由札記擴充或合併而成，自己本來也喜讀考證文章，把這篇札記整理出來，也算是一個小小的紀念吧。
徐朔方（1923-2007.2.13），陳多（1928-2006.6），鄧長風（1944-1999.3.8）。
久保天隨（1875.07.23 - 1937.06.01），原名久保得二，號天隨，日本東京人。1899年7月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10月入大學院（研究所）就讀，1907至1910年任法政大學講師，1915年7月任日本遞信省囑託，1916年5月任日本陸軍經理學校囑託，7月任「大禮記錄」編纂委員會囑託，1919年12月任日本宮內省圖書寮事務囑託，1923年3月再任日本陸軍經理學校囑託，1926年5月轉任大東文化學院講師。1927年11月獲頒文學博士學位，1929年3月出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5月和尾崎秀真、猪口安喜等共同擔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委員，1932年辭去臺北帝大教職。久保漢學根柢深厚，書畫皆通，在臺期間時常與北臺士紳唱和詩文、書畫。其詩文、書畫作品時常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 我觉得老辈学人有时候手上没某本书也很正常，甚至知道有某书，或者访求不便，或者董理旧稿无暇他顾，或者因为什么别的原因不加参考，都不少见，只是今人看他们会觉得有些奇怪吧。
如兄所讲，这台大藏本的来龙去脉倒比较清楚了。查董康《书舶庸谭》，记1927年3月15日赴久保得二之招，并附录所见传奇之佳本，《贞文记》在焉。那么就该是久保氏1929年携藏书来台就教职，去世后藏书归帝大所有（也就变成了傅氏《全目》里的“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會”藏本，我google到有些跟兄介绍久保氏生平不同的记述，见后），后来又归台大，成了“久保文库”的藏书。兄所扫描邓先生文附记说所见复印件“上下册卷首皆有‘台北帝国大学图书印’、‘天随珍藏’等印。”正是反映了这个情况。
而久保氏的晚年，以我所见的材料，似乎该是1934年病逝，而非1937，又其辞职一事也未见记载：
這台北帝大的東洋文學講座首任教授是久保得二，號天隨；以字行。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聞名的詩翁。以「西廂記之研究」獲得博士學位，雖不閑官音但吟詩填詞自然合轍，羚羊掛角不留痕跡，所謂沒有「和臭」（日本味道），與中土人無異。可惜在職僅四年病逝。遺留藏書悉數轉入台北帝大圖書館。藏書多詩集、戲曲。善本戲曲多種，尤其珍貴，堪稱為校寶。
——「台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 文／從宜生
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18&sn=296&check=0
久保得二先生傳 【張寶三撰述】
久保得二先生，號天隨，以號行。又號默龍、青琴、兜城山人、虛白軒、秋碧吟廬主人等。明治八年（1875）七月，生於日本東京市。父久保讓次，舊信州高遠藩士，曾任日本各地官吏，明治三十四年卒於臺灣臺東任所。先生為讓次公長子，仙臺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於明治二十九年七月，入學東京帝國大學。三十二年七月，自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同年，進入同校大學院就讀。大學期間，即常在《帝國文學》發表漢詩作品及論文，並曾任《帝國文學》編集委員。先生因性不慣拘束，且患有口吃，頗避世間之交際，故大學畢業後約二十年間不就定職，而以著述為業。明治三十八年四月起任法政大學講師四年。大正四年（1915）七月起數年間任日本遞信省囑託。五年至十三年間任陸軍經理學校囑託。五年七月任大禮紀錄編纂委員會囑託。八年任宮內省圖書寮囑託，翌年任圖書寮編修官，編修天皇、皇族尤其是?川、桂、閑院三宮之實錄。先生由此正式任官而勤勉盡職。昭和二年（1927）十一月以元曲研究獲頒東京帝國大學? 敺掑h學位。三年九月，博士論文《支那戲曲研究》由弘道館刊行。四年四月，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新設，受聘為講座教授，攜妻及三子赴任，同月到任者神田喜一郎先生為助教授。九年（1934）六月一日因腦溢血，在臺北住所逝世，享年六十歲。
先生一生著述頗豐，早期著作《日本儒學史》（博文館，1904）、《近世儒學史》（博文館，1907）、《支那文學史》（平民書房，1907）等，頗具開創性。中晚期之元曲研究在日本尤開風氣之先。一生所著漢詩集、漢文漢詩評釋、紀行文集、西歐作品翻譯集等共約一百四十部。其中漢詩之作乃精力所萃，有《秋碧吟廬詩鈔》五帙十四卷等刊刻行世。
先生任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教授五年，臺籍學生受教者有田大熊、吳守禮、黃得時等人。吳、黃二先生於臺灣光復後任教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略承先生學問之餘緒。又先生在臺期間，曾籌組「南雅詩社」，詩社同人多為日本旅臺官僚及學者，臺籍詩人僅魏清德一人而已，今有《南雅集》存世。
先生歿後，所藏圖書由臺北帝國大學購入，名「久保文庫」，其中多有關中國文學之古籍，尤多戲曲善本，今為臺灣大學圖書館珍藏圖書之一。
久保得二先生學術簡表
1875年1歲
7月23日生於日本東京市。
1896年22歲
7月入學東京帝國大學。
11月首度在《帝國文學》發表漢詩。
1899年25歲
7月自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繼入學大學院。
出版《漢文評釋》、《漢詩評釋》。
1901年27歲
4月出版《四書新釋》。
7月出版紀行文集《檜木笠》。
1902年28歲
5月出版《東洋通史》。
9月出版《漢詩評釋》。
1904年30歲
1月出版《東洋倫理史要》。
7月出版《日本儒學史》。
1905年31歲
3月出版美文、韻文集《夕紅葉》。
4月任法政大學講師，此後持續任職4年。
1906年32歲
3月出版紀行文集《山水寫生》。
12月出版支那文學評釋叢書《三國史演義》、《李杜評釋》、《白氏評釋》等
書。
1907年33歲
11月出版《近世儒學史》、《支那文學史》。
1911年37歲
5月出版《孫子新釋》。
本年起至翌年出版新譯漢文叢書《水滸全傳》、《十八史略》、《演義三國史》
等書。
1915年41歲
7月任遞信省囑託。
1916年42歲
7月任大禮記錄編纂委員會囑託。
本年起8年間任陸軍經理學校囑託。
1917年43歲
8月出版《秋碧吟廬詩鈔》。
1919年45歲
任宮內省圖書寮囑託。
1920年46歲
任宮內省圖書寮編修官。
出版《讚州游草》（自刊本）。
1927年53歲
11月以元曲研究獲頒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1928年54歲
9月出版博士論文《支那戲曲研究》。
1929年55歲
4月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
出版漢詩集《茶前酒後》（自刊本）。
1931年57歲
出版《閩中游草》（自刊本）。
1933年59歲
出版《澎湖游草》、《琉球游草》（自刊本）。
1934年60歲
6月1日因腦溢血在臺北寓所逝世，享年60歲。
http://homepage.ntu.edu.tw/~chinlit/ch/html/MA3d001.htm
又有关久保文库，不知台大何时得到的这批书？
久保文庫－係一九三四年購自臺北帝國大學中國文學教授久保天隨博士之藏書。大多為中國文學線裝書，尤多戲曲善本。計有 894 部， 7,427 冊。
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Chi/chi.htm
此处说1934年即由台大图书馆购进，但是台大图书馆的另一个页面上说：
《久保文庫》
原藏者為臺北帝國大學（臺灣大學前身）東洋文學講座教授久保得二（1875-1934）博士。久保教授號天隨，以號行。日本昭和九年（1934）六月，久保教授於任內在臺北去世，其藏書由臺北帝國大學收購，計894部，7,427冊，定名為「久保文庫」。其中多中國文學方面之古籍，尤多戲曲善本。久保文庫圖書現存於本館特藏組，本次所展之《解金貂》即出自久保文庫，乃海內、外孤本。
http://libftp.lib.ntu.edu.tw/eastasia/page_010.htm
则莫非台北帝大只是倒了下手？这似乎与前面第一条材料帝大的老学生以为“校宝”不合吧？
又者，从董授经书当中查到的相关段落，附录于此，以备参考，另外也生出一个新的问题。手边只有新世纪万有文库本的《书舶庸谭》扫描版，凑和着用。
（1927年3月15日）六时赴久保得二之招，在座仅鬯盫一人。久保君号天随，所藏高丽人小说最富，内《春香传》为今人，余皆为明时人。传奇亦富，佳者名录后。余拟择印四种，蒙其承诺。（第55页）
《张玉孃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 古越孟称舜（又题花屿仙史填词，寓山主人评），序为祁佳彪（按二字当乙），即寓山主人也。
按孟称舜字子若，又作子塞，所撰杂剧已梓入《盛明杂剧》初、二集中，传奇惟此记及余所藏《节义鸳鸯冢姣红记》，是记演申纯王娇娘事，前有明崇祯己卯仲春王业浩序，并陈老莲绘娇娘像四叶，每叶有子若题词，评点亦为老莲手迹，与是记行款同，盖同时锓版也。（第57页）
这里第二段标点甚劣，两个“是记”当是分指《姣红记》和《贞文记》，而董康从行款判断二本同时锓版，那么这里似乎跟邓先生论文中引的祁彪佳序所言“《娇红》、《二胥》久行于世，《二乔》、《赤伏符》俱后出，而斯记则携至金陵，同志诸子为之锓而传焉。”不甚相合。由邓文知《娇红》出于崇祯己卯（1639），但未知其是否即为诵芬室所藏之本。若是，《庸谭》既未提及有牌记等证据，则邓氏之判断《娇红》年代，岂仅以该本王序为断乎？董氏深于版本之学，又亲见二本，似乎结论可凭信的程度还大些吧？（由此，则邓先生假设《二胥》重刊可商。）而倘若不是董氏藏本，由邓文口气，似乎此记仅存孤本，则诵芬室藏本流落何处成了问题。邓文于《贞文》《二胥》两记皆加注参见傅惜华《全目》，惟此记未加说明，不知道傅目有否著录，后来的点校本又有什么样的说明呢？邓先生另有《<书舶庸谭>中的戏曲史料二题》一文，早已涉及我所疑惑的这个问题（甚或早已解决），不知老兄能找到否？ 謝謝parivraj 兄指正。早上在網上搜尋久保氏訊息，沒有多查找比對，致有此誤！慚愧！又在網上google了一下，「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三月。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臺灣光復，於十一月十五日接收該校，經改組後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故臺大圖書館網站上所說：「久保文庫係一九三四年購自臺北帝國大學中國文學教授久保天隨博士之藏書。」時間相差十有一年，其誤明顯。久保氏卒於任上，藏書若非轉贈，便是由臺北帝大購入，1945年後，應屬被「接收」的校產之一，說「購自臺北帝國大學」，有些存疑。呵呵！
關於第二點，我想，祁氏與孟氏為同時代人，二人交好，祁氏並得讀孟氏諸多撰著，所言孟氏諸劇撰著次序，應當是可信據的；董氏由版本鑑定所得之判斷，未必即能推翻其說。查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嬌紅記》有「明崇禎間刻本」，北京圖書館及日人長澤規矩也皆藏之；未提及董氏藏本。其中所收馬權奇〈題詞〉撰於崇禎戊寅（十一年，1638）， 王業浩、陳洪綬〈序〉、孟氏〈題辭〉皆撰於崇禎己卯（十二年，1639），《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即據此影印（手上點校本也僅據此本，未有他本。但此點要多找些本子才好確認！）據諸人序文、題詞，《嬌紅記》於1638年應已完成，但實際刊刻時間則不一定。若董氏對其所見《嬌紅》、《貞文》版本之鑑定無誤，二者確為「同時鋟版」，未必《嬌紅記》此時方有刻本，也許祁氏所述「久行於世」之本亦於崇禎年間鋟版，然較董氏所見版本時間在先。或《嬌紅記》先刻版，其後《貞文記》亦依同一版式刊印，故由行款來看，二本感覺「蓋同時鋟版」。不過，這皆是推論而來，手上也沒有確切的版本依據，姑妄言之。 呵呵，谢谢吾兄的回复，我所以觉得疑惑，是古籍断代倘若没有极确凿的证据的话，光凭一个本子，要看出这四五年的差别来并不容易。我也曾设想《娇红》在《贞文》出时重刊一次的情形（略同邓先生所设想《二胥》的情形），但版式既同，则所找的刻工即使不是一批人，同在金陵的可能性毕竟较大，而同为“携至金陵，同志诸子为之锓而传焉”的可能性也相当大，祁氏序文不提，似乎还是有些蹊跷的（由此，如果不怀疑祁氏序的真实性的话，是否祁氏本来所作为“五种曲”或至少“三种曲”之序，在刊行《贞文》时有所删改？——这似乎也别扭……）。邓先生毕竟也是没有对比过两本，那么他如何来专文讨论董康的记述，就很让人好奇，呵呵。
另外兄提及傅氏《全目》著录北图藏有《娇红记》，那我想很可能是诵芬室的藏本，因为一方面有
1930年北海新馆落成，古籍善本的采进规模扩大，这一时期入藏的珍贵古籍主要有四明范氏天一阁、贵阳陈田诗听阁旧藏明代别集六百余种，其中绝大部分为四库及千顷堂书目未著录者。其余者如常熟毛氏汲古阁、陈氏嵇瑞楼旧藏明清地方志书，海盐朱希祖藏清升平署戏曲档案近六百册、戏曲抄本七百余种以及丰富的近代戏曲资料，董康诵芬室藏盛明杂剧等等，藏书量大大丰富，藏书状况见1931年赵万里编《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
www.booyee.com.cn/bbs/updateHitnum.jsp?threadid=78519
材料当是由国图转引而来（新版网页上似乎未见），而诵芬室藏书另有一部分经他人的手后也辗转入藏北图，倘若是这边提到的情况，在赵氏《书目》里应该有说明，而《古本戏曲丛刊》影印之本上面当有藏书印记，或许也能提供些信息。
另外台大图书馆介绍其建馆时间是民十七年三月，与兄所说帝大建校合，倘是“购入”帝大藏书，未免有些费事（想起来有点像现在企业内部并购里面很复杂的情况了，呵呵，哪里是接收战败国的产业啊）。 parivraj兄由董康「蓋同時鋟版」一語而質疑《嬌紅記》的刊刻時間，得書得間，很是佩服啊！當初專心在《貞文記》上，並未想到這點。呵呵！不過，上帖提出祁〈序〉所言孟氏諸作撰著次序的意思，在於表明，董氏從版本鑑定所得來的斷語，目前最大限度也只有與祁〈序〉同樣的價值，為探討孟氏各本劇作刊刻時間的一個參考。兄言：「古籍斷代倘若沒有極確鑿的證據的話，光憑一個本子，要看出這四五年的差別來並不容易。」同樣地，要指出二本「同時鋟版」，也無法如此確定；除非，祁氏所言「久行於世」者乃指傳抄本。在沒有較多版本實物參照的狀況下，在推論此問題時只能做為參考依據之一，孟氏各劇本現存版本極少，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傅圖有《新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微捲，乃「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目錄上註明「據明崇禎十二年(1639)原刊本攝製」。不清楚其依據為何，但此本應即傅氏《全目》中所記北圖藏本，至於是否如兄推測，可能為董氏誦芬室藏本，得要見到原書才可能清楚。下午得暇，再去看看！呵呵。至於鄧長風先生〈《書舶庸譚》中的戲曲史料二題〉一文，掃來給兄參考。
早上去翻看了董氏《書舶庸譚》九卷本，做點校勘工作：「《張玉孃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 古越孟稱舜（又題花嶼仙史填詞，寓山主人評），序為祁佳彪（按，二字當乙）（九卷本亦誤），即寓山主人也。按，孟稱舜字子若，又作子塞，所撰雜劇已梓入《盛明雜劇》初、二集中，傳奇惟此記及余所藏《節義鴛鴦塚姣紅記》，是記（按，九卷本無此二字）演申純王嬌娘事，前有明崇禎己卯仲春王業浩序，並陳老蓮繪嬌娘像四葉，每葉有子若題詞，評點亦為老蓮手蹟，與是記行款同，蓋同時鋟版也。」
臺大圖書館介紹其「建館」時間是民十七年三月，應是併言其前身臺北帝大圖書館，購入久保氏藏書，應在1934年帝大時期。臺大後來是接收或購自帝大，也沒找到資料可供論斷。 yngwie兄，我能看到的微卷如下：
新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 : / 孟稱舜著 ; 陳洪綬評點.
IMPRINT , Ming Chongzhen ji mao
[中國 : s.n.], 明崇禎己卯
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 ; roll 1034.
应该和兄说的是同一个。 研究孟称舜的书目：
1.《孟称舜戏曲研究》
作者:王汉民编著页数:547页出版社:巴蜀书社出版日期:2006
简介:本书作者将孟称舜的杂剧，传奇等作品辑为一集并加以点校，整理，各本对比勘校，是研究孟称舜作品的很好的参考读本。
2.《娇红记》
作者:(明)孟称舜著 欧阳光注释页数:272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1988
3.《娇红记》
作者:(明)孟称舜撰 卓连营注页数:239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传奇剧(戏曲(学科: 剧本 地点: 中国 年代: 明代)
4.《娇红记》
作者:(明)孟称舜原著 陈尔泰改编 王燕芬绘画页数:113页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日期:1990
5.《娇红记》
作者:(明)孟称舜[著] 张雪静改编页数:413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日期:2002
主题词:传奇剧(戏曲(学科: 剧本 地点: 中国 学科: 汉语 学科: 英语) 传奇剧(戏曲)
6.《娇红记》
作者:(明)孟称舜原著 唐玉改编页数:349页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章回小说(地点: 中国 年代: 现代) 中篇小说(地点: 中国 年代: 现代) 杂剧(学科: 剧本 地点: 中国 年代: 明代) 4.《娇红记》
作者:(明)孟称舜原著 陈尔泰改编 王燕芬绘画 页数:113页 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呵呵，还有连环画呢？没看到过好遗憾啊。当时出的不少戏曲故事的连环画还都挺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