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善：从已出版的《儒藏》精华编成书看《儒藏》编纂宗旨、凡例的贯彻实施
贯彻宗旨 保证质量——从已出版的《儒藏》精华编成书看《儒藏》编纂宗旨、凡例的贯彻实施
孙钦善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不仅如此，儒家思想早已越出中国国界，影响遍及世界范围，人们所熟知的东亚儒学文化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对西方来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启蒙思想家就曾吸收孔子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义思想来反专制、反宗教。至今当跨入新世纪之际，全世界不少有识之士，回顾20世纪，针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危机，呼吁回到2500年以前去寻求孔子的智慧以解决现实问题。现在世界不少国家，纷纷建立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因此《儒藏》的编纂，不仅在国内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世界人民日益增长的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为了适应中外携手，共建人类和谐家园的需求。
《儒藏》的编纂既然立足于现代，满足国内外广泛的需要，理应采取符合现代的方式进行整理出版。关于如何编纂《儒藏》，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用影印编集出版的方式，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排印时出现的错误；另外一种意见是以校点排印的方式出版。经过反复斟酌，我们决定采用校点排印的方式。理由有几点：第一、校点排印最便于现代人的阅读和利用，同时可以与电子化、数字化直接接轨，而影印本则不具备这些方便；第二、通过底本和参校本的校勘，可以整理出一个最好、最有参考价值的文本，从而避免影印底本本身的局限；第三、现在已经出版了不少大型影印丛书，如果《儒藏》再用影印方式，必然会造成大量重复。第四、校点固然存在较大的难度，排印也容易出错误，但只要严格要求，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
《儒藏》为儒家经典和反映儒家思想、体现儒家经世做人原则的典籍的丛编，收书浩如烟海。北大《儒藏》编纂中心的编纂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编精华编，选收《儒藏》中的精要书籍，全部以校点排印的方式出版，以满足广泛的需求；第二步再编纂《儒藏》的全编，现正在加紧编制全编的书目，以作准备。目前《儒藏》精华编所收的书籍，正在按计划井然有序地进行整理，并且根据选目目排序及内容字数的统计，各书已在全书分册中定位，根据整理的情况，成熟一册，出版一册，实行不完全按顺序的滚动出版计划，以求从多方面尽快发挥编就成书的社会效益。现拟就已经出版的《儒藏》精华编两册（以104册为主），谈谈有关问题。
《儒藏》精华编《凡例》第三条规定：所收书籍，“传世文献按《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大类、小类基本参照《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于个别处略作调整。凡单书已收入入选的个人丛书或全集者，仅存目录，并注明互见”。《儒藏》精华编104册收传世文献类书籍，包括“经部四书类学（《大学》）庸（《中庸》）之属”两种、“《论语》之属”三种。前者两种，一是《中庸辑略》，共二卷，为朱熹就石 所编《中庸集解》删定而成。此书集周敦颐、二程、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之説，具有重要价值，曾与朱熹本人所撰《中庸章句》、《或问》一并印行。《儒藏》精华编在本册收此书，又在“经部四书类四书总义之属”中选收自宋至清重要《四书》注解书中的《中庸》说解之作，涵盖就相当全面了。另一种是王守仁的《大学古本旁注》，是《大学》注释的代表之作，然仅存其目，注明书见《王阳明全集》，此为互见之例。后者三种，与其他册所收的《论语》注本互补，涵盖了从魏晋至清的重要《论语》注本，构成《论语》注释史上一根相当完整的链条，在儒学史上具有重大价值。
《儒藏》精华编的整理主要包括校勘和标点两个环节，其中校勘尤为重点，这里着重谈谈校勘问题。
校勘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做好校勘，保证其学术质量，首先要正确选择底本和校本。《儒藏》精华编《凡例》规定应选择完足精善的版本作底本，选择有代表性的版本作校本，但具体贯彻起来并不容易, 需要在版本调查考证基础上仔细斟酌，具体做法已详《中庸辑略》、正平版《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注疏》等书的校点说明。例如《中庸辑略》，《校点说明》云：“自《章句》大行，而《辑略》渐晦，传本日寡。及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吕信卿从唐顺之得宋椠旧本，命刻于武进县，后世通行诸刻，若《朱子遗书》本、《四库全书》本等，俱系缘于此。然嘉靖重刻《辑略》虽称源自宋椠，却非一依旧式，《四库全书总目》云，该本‘凡先儒论说见于《或问》所驳者，多所芟节’。今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相比校，知馆臣所言不虚。……是知明嘉靖刻本及其他后世通行之本，已非《辑略》原初之貌，更显宋刊之珍贵。……此次校点整理，乃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作底本，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详加对校，既判定是非，并详出异同，以明其源流系统之别。所据底本、校本卷首并阙序，兹别据清《朱子遗书》本补冠于书前。”此既以宋本为底本，又校了明本，还据《遗书》本补了序，论其完满，即影印宋本亦无法比拟。又如《论语集解》，国内单集解本早已失传，而日本流传的钞本、刻本颇多，其中以正平本最具代表性。但正平本也很复杂，自日本南朝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甲辰，相当中国元代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刊刻以后，流传有三种版本，即日本学者所称的双跋本、单跋本和无跋本。所谓双跋本，即全书末页有两则刊记者：一则紧接正文之末并居卷题之前，分两行题曰“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 /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谨志”；另一则在卷题之后末行居下题曰“学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贯书”。很明显，前则刊记据刊刻者道祐居士题识刻成，故字体风格与全书不尽一致；后则刊记据书字上版者日下逸人贯所记刻成，字体风格与全书一致，即“日下逸人贯”所学（模仿）“古神德楷法”（据日本学者考证，古神德为奈良朝写经生）。单跋本则仅存前一则刊记。无跋本则两则刊记全无。双跋本、单跋本和无跋本，版式行款完全一致，字体亦有影摹关系，微有差异。个别处还存在异文，当为转刻所致。关于三种正平版《论语集解》刊刻的先后关系，日本学者曾经存在不同意见，孰先孰后，见解甚至完全相左。但比较趋同的意见是认为双跋本为祖本（参见影印大阪府立图书馆藏本正平版《论语集解》十卷后所附《正平版论语集解考》中武内义雄《正平版论语源流考》及长田富作《正平版论语之研究梗概》）。我们同意这种看法，盖双跋本既刻有刊刻者的题识，又刻有书字上版者的题记，恰为初刻本的特征。正平版《论语集解》后传入中国，因不明“正平”系日本年号，曾经被清代学者钱曾误认为高丽本，如其《读书敏求记》记述“高丽本”云：“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辰谨志。’未知‘正平’是朝鲜何时年号，俟续考之。”这里所引“末二行”题记，恰为日本正平本所有，“正平”不是朝鲜年号，而是日本南朝后村上天皇年号。钱曾之误，早已为清人黄丕烈所纠正，如《尧圃藏书题识》卷一云：“何晏《论语集解》十卷，有高丽本，此见诸《读书敏求记》者也。《记》云：‘此书乃辽海道萧公讳应宫监军朝鲜时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价购之于公之仍孙。’似遵王之言甚的矣。其实不然。余向于京师遇朝鲜使臣，询以此书，并述行间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书，余尚未信之。顷获交翁海村，海村著有《吾妻镜补》，举正平年号问之，海村云：‘其年号正平，实系日本年号，并非日本国王之号，是其出吉野僭窃其国号曰南朝，见《日本年号笺》。’据此则书出日本，转入朝鲜。遵王但就其得书之所，故误认为高丽本耳。”阮元未详此说，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校勘记》中仍据陈鳣《论语古训》（见《论语注疏校勘记序》后《引据各本目录》）沿钱曾之误。而且阮元之误还往往为今人所沿袭，《儒藏》本在援用阮校时则未上当。又《四部丛刊》影印正平本《论语集解》牌记云：“上海涵芬楼借长沙叶氏观古堂藏日本正平本影印。”叶氏即叶德辉，其对日本正平版《论语集解》虽判断不误，但所藏《论语集解》却非日本正平版原本。笔者曾将《四部丛刊》影印本《论语集解》与大阪府立图书馆所藏双跋本影印本对勘，字体虽有明显摹写迹象，但笔划结构有所走样，而且有异文，甚至有误字。后来又发现，《四部丛刊》影印本卷八末页左栏外下端有‘朝虎风刻’四字，此四字日本三种正平版《论语集解》均无。朝虎风当为刻工姓名，可以确证叶氏所藏乃中国的一种新的正平版《论语集解》影刻本，并非原本。又据字体比较，《四部丛刊》影印底本当即《古逸丛书》影印底本光绪十年黎庶昌刊于日本东京使署之《覆正平本论语集解》。至于正平版《论语集解》与皇侃《论语义疏》所据《论语集解》和邢昺《论语注疏》（又称《论语正义》）所据《论语集解》的关系，比较复杂。正平版正文注文多同皇疏本，而与邢疏本多异，但亦有与邢疏本相同而与皇疏本不同者。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说明正平版渊源有自，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单集解本，而并非出自皇疏本，更非出自邢疏本。同时还可以说明皇疏和邢疏所据《论语集解》各有所本，并不是在两疏之间前后流传中产生的差异。根据以上情况，《儒藏》精华编中的《论语集解》，以正平双跋本为底本。至于参校本，日本单跋本、无跋本及中国影刻本，皆源出双跋本，属于同一系统，无校勘价值，可以忽略；而皇疏所据《集解》及邢疏所据《集解》与单集解本属于不同系统，且文字各有优劣，则有参校的必要，故列为参校本。因此可以说《儒藏》精华编中的正平版《论语集解》是一个底本可靠的新校定本，也是第一个经过整理的正平版《论语集解》，它在国内的面世，足以彻底破除所谓“高丽本”的谜团。又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国内也是失传已久，清代由日本传入。日本流传的《论语义疏》，版本也很复杂，既有钞本，又有印本，北大《儒藏》中心在底本和校本的确定上也经过严密考证，花费了一番心思，如《校点说明》说：“日本印本主要有两种：（一）1750年日本根逊志据足利学所藏旧钞本的校刻本。此本后传入中国，除1781年收入《四库全书》以外，还由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有1788年卢文弨序），此后又出现了《知不足斋丛书》本的翻刻本。（二）1923年日本大阪怀德堂的排印本。怀德堂本是由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根据日本国内多种古钞本合校而成，其特点是保持了钞本皇侃《义疏》原有的体式，而不像根逊志刻本那样将皇侃《义疏》的体式完全比照中国习见注疏体式做过改动。此本尽管存在一些排印错误（均较明显，不难改正），但所保存的皇侃《义疏》的文字较为完整，非常有参考价值。此次整理即以怀德堂本为底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校本。”同时还吸收了武内义雄的校勘成果，并补充了新校所得的成果。这样就等于校定了一个更接近原貌的皇侃《义疏》的新版本，对已经流传的知不足斋本是一个难得的补充。再如邢昺的《论语注疏》，《儒藏》精华编没有采用习见的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因为其用为底本的宋本不详来源，且改动较多，有失原貌，而是采用线装书局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为底本，以《十三经注疏》本为校本，同时吸收阮元校勘记的成果。事实证明，宋蜀大字本确实比阮校本为好，如阮校本第二、第五、第九等卷中，多有夺漏。因此《儒藏》精华编的《论语注疏》校定本，明显超过了影响已久的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保证校勘的学术质量，还要有正确的出校原则。《儒藏》精华编《凡例》规定：“出校坚持少而精，以校正误为主，酌校异同。”要贯彻这一规定，首先要选好底本和校本，已如上述，这样就打下了以简驭繁的基础。其次是严格掌握校正误为主、酌校异同的出校原则，即凡底本不误校本有误者一般不出校，酌情校列异文，是为了显示版本源流、系统，或一时难以抉择，提供参考。而不像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那样搞繁式会校，以避免湮没重要的异文，不利于显现精确的文本。已出版的两册书，正是如此做的。如文物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整理小组整理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把1973 年出土于定州八角廊村西汉墓中的《论语》作了释文和校勘，北大《儒藏》编纂中心原拟把其全部成果采入《儒藏》，后来发现其校勘过于烦琐，且体例不严，不得不改为仅采用其释文，重作校勘。又如皇侃的《论语义疏》，武内义雄校勘的怀德堂本，出校和校勘记皆较繁复，这次出版的《儒藏》精华编中的皇侃《论语义疏》，既以怀德堂本为底本，又简要吸收了武内义雄的校勘成果，并且作了新的补校。
保证校勘的学术质量，最后的关键在于异文的正确判断与取舍。异文正误的判断抉择和有价值异文的选留，是校勘的最终结果，直接关系到校勘的质量和科学性，必须经过严谨的考证才能确定，否则容易产生臆断、妄改的错误。在书稿中有的是在已出版书稿基础上整理的，这次按《儒藏》精华编《凡例》重新校勘，纠谬补阙，在异文判断和取舍上取得新成果，仅举几例：如《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公冶长》“乘泡浮于海”句，原校云：“‘泡’今本作‘桴’，泡误。古桴、枹同通，枹泡形近。”按，谓“泡误”，非，“泡”恰恰保存了古体。泡、桴古音近（泡，古音滂母幽部；桴，古音並母幽部；邻母，叠韵），可通假。“桴”之借字“枹”（树木名称），亦从包得声。其实“桴”的本义是木杖或鼓槌，假借义为小筏。当“筏”讲的本字原作“泭”（古音滂母侯部，与“泡”“桴”双声，韵近），本从水，如《说文》释“泭”字云：“编木以渡也。”《国语•齐语》：“方舟设泭，乘桴济河。”韦昭注：“编木曰泭，小泭曰桴。”董增龄正义：“泭、桴得通名也。”《尔雅•释言》：“舫，泭也。”邢昺疏：“泭、桴音义同。”而“泡”亦从水，与“泭”音近义同。又“泡”有“水上浮沤”（水上漂浮的泡沫）义，见《汉书•艺文志》“杂山陵水云气雨旱赋”颜师古注、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浮泡”注引《声考》以及《广韵•肴韵》等；“泭”亦有“水上浮沤”义，见《玉篇•水部》、《广韵•虞部》等。可见“泡”“泭”音近义同，实为同源词。而“桴”当小筏讲，亦与“漂浮”义有关。由此可见，原校记判断“泡”为误字，颇为不当。《儒藏》精华编新校则予以纠正，保存了一个可贵的古体。又如同书《述而》：“若圣与仁，则吾几（岂）敢？印为之不厌，诲人不卷（倦）。”原校云：“‘印’，今本作‘抑’。《说文》云：‘抑从反印’，作‘印’误。”按，谓“作‘印’误”，非。从声音看，抑、印音近可通（印，古音影母真部；抑，古音影母质部；双声，阳入对转）。又罗振玉把甲骨文“印”字释作《说文》认为“从反‘印’”的“抑”字古体，并指出“印”“抑”古本一字（增订本《殷墟书契考释》中54-55页），裘锡圭在《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也认为罗说是正确的（《古文字论集》252页）。按，甲骨文“印”字，从爪（手），从人（跪形），当为会意字，用手控制、压抑人之义。可见“印”实为“抑”之本字，原校判断为误字，是非颠倒，甚为不当。新校予以纠正，同样保存了一个可贵的古体。此外，对原书的个别释文，也作了校订，如《公冶长》“孰谓杘生高直”，原校云：“‘杘’今本作‘微’字。”按，在古文献中，“微生高”又作“尾生高”，而“杘”字（音赤，器物的柄）与“微”、“尾”音义均无关，疑释文有误，“杘”当为古尾字的误释，古“尾”字，从尸（人），下面拖着一条带毛的尾巴。《说文解字》亦云：“尾，微也。从到（倒）毛，在尸后。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亦然。”“杘”下部的“木”字，当即带毛尾巴形体的误释。
总之，通过已出版的《儒藏》精华编成书不难看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知难而进，决定采用校点排印的整理形式出版《儒藏》精华编，完全正确。这不仅避免了用影印出版的方式而造成与其他影印丛书重复的问题，避免了影印底本本身的局限问题，而且证明如果取法乎上，认真对待，经过努力确实可以整理出高学术水平、信实可靠、并且与电子化数字化接轨、适应当今国内外需要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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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意以为，以现在学界和出版界的浮躁之风来看，目前只能做少而精的工作，不宜做大工程。然而，不做大工程又得不到大资助，因此只能是一大堆的“工程”了。这是不是断代工程惹的祸？ 解读古籍的新视角
——读《儒藏》精华编出土文献类
骈宇骞
《儒藏》是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组织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所编纂的一部大型儒家思想文库，是教育部2003年批准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其内容既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献,可以说是目前收集儒家经典著作的集大成者。其中《儒藏》精华编第281册出土文献类收集了十种二十世纪出土的主要儒家文献，并对其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了整理，有的还与相应的传世文本进行了校勘。它的出版，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书的发展展示了新的视角，对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化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谓出土文献，就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抄写在简帛及纸等载体上的文献资料。几乎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高潮都是由这些新的重大发现所引起的，二十世纪的学术高潮也不例外。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二十世纪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出土简牍26.4万枚之多。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珍秘，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孔壁”和“汲郡”。从时间上讲，上至战国，下至隋唐。从内容上讲，涉及的范围就更加广泛，书籍、文书皆有发现。在书籍类中，凡《汉书•艺文志》所载之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都有所发现；在文书类中，有关朝廷及地方官府的书檄、簿籍、法律、案录、符券、检揭等都曾出土；此外，还出土了不少私人信札、遗嘱和谴策等。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献，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社会以及对古书形成的反思展示了新的视角。
《儒藏》精华编第281册收有出土文献：
（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较多的一种《周易》文本。共存五十八枚简，由卦画、文字和符号三部分组成。卦画以“—”表示阳爻，“ ” 表示阴爻；文字由卦名、卦辞、爻位、爻辞等部分组成；计有两种基本符号，单独或组合表示，并兼以红黑两色，共有八种类型。这些符号不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献，也不见于今本《周易》。全部文字涉及三十四个卦的内容。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周易》乃儒经之首，文辞古奥难解，历代注释、论述极多，版本也非常丰富。由于文字的歧异，各家对经文的解说更是众说纷纭。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周易》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书以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为底本，以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简《周易》以及现今通行本《周易》为参校本，对其中的异文一一进行了详细的校勘。由于楚竹书《周易》的发现，对探讨文本的基本原貌就显得尤为重要，该书的出版，必将极大地推动易学的深入发展。
（二）马王堆帛书《周易》，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原书无书题，“周易”书名是整理组根据内容所定。帛书本有经、传两部分，经文除个别字残损外，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完整无缺。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马王堆帛书《系辞》,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系辞》与《衷》、《要》、《缪和》、《昭力》四篇佚书抄在同一幅帛上。帛书《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陈松长先生认为：“今传本《系辞上》的第八章主要是讨论筮法的内容、结构、作用以及行筮的方法、步骤的，其本身与《系辞》所着重阐述的《易》学原理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今传本《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和第七章的一部分，其内容又是称述周文王、颜回等儒家贤哲的文字，与《系辞》所强调的《易》学理论亦有极大的差距，因此，没有这些内容，帛书《系辞》的思想连贯性似乎更明确一些。” （《帛书史话》）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
此外，该书中还收有与《周易》有关的《二三子问》、《衷》、《要》、《缪和》、《昭力》等几篇古佚书:
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马王堆帛书《衷》是有别于《系辞》的《易》传古佚书。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通篇来看，这种古佚书主要是对阴阳关系在《易》学中的重要性的阐述，其思想有较多儒家思想的倾向。
马王堆帛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的。篇尾有题记“要千六百卌八” 六个字，由此可知本帛书原名《要》，全书共有一千六百四十八字。篇首顶端有残存的墨钉标识符号，出土时帛书篇首几行已残损，所以具体章节数目不得而知。据所存内容来看，全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借《易》理阐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 ，定位而后求” 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主要是记载孔子晚年与子贡论《易》之事，着重叙述了孔子晚年好《易》的原因；第三部分主要记叙了孔子对其门人弟子讲述《周易》损益二卦的内容和哲理。李学勤先生认为：“《孔子世家》‘晚而喜《易》'一段放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归鲁之后，当时孔子已六十八岁，处于其生活的最后阶段。查《左传》哀公十一年，子贡正在鲁国。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齐国，子贡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贡批评哀公的致诔，随后为孔子庐墓六年。孔子、子贡间发生《要》篇所记的对话，恰合于当时的情事。”
“《史》、《汉》都记载了孔子传《易》于商瞿，实则孔门徒裔受《易》的未必限于商瞿一人，帛书所述子贡之事即其一例。从现存儒家作品看，《礼记•表记》、《坊记》、《缁衣》均引孔子语，证以《易》文，这几篇出于《子思子》，说明子思也长于《易》学。帛书《易传》可能出于南方的传授。《要》篇特称子贡，是否与子贡曾到吴越有关，尚不便推测。”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从〈要〉篇看孔子与〈易〉》）
马王堆帛书《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 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周易》，这种大量地用历史故事来解说《易》卦爻辞之旨的方法可以说是开了以史证《易》派的先河。
马王堆帛书《昭力》全篇都是以昭力问《易》，先生作答的形式来阐发君、卿、大夫之义。《昭力》解《易》有较强的综合性，其阐发的爻辞义理则全是儒家色彩很浓厚的政治思想。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统。
（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共有三十一枚简（其中有两枚简为它篇论及《诗》的，被附于考释中），记载了六十篇诗。整篇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有些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不见以往古书记载。此外，竹简中还首次发现了一些当时的诗歌，这些诗歌并不见诸《诗经》，但艺术风格与《诗经》颇为相似。简文中还记载了《诗经》以外的佚诗和若干诗篇篇名，以及弦歌时规定的音高等内容，填补了先秦文献的空白。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夏、雅二字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竹简《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竹书原无书题，“孔子诗论”是整理者据竹简内容所定。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诗论〉的体裁和作者》）
（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共有四十枚简。原无篇题，“性情论” 是整理者根据简文内容所定。其内容分上下两篇，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篇佚文。上篇主要讲心性，作者认为“乐”对人的心性修养的作用特别深入，所以以较大的篇幅对“乐”进行了阐述；下篇主要讲“情”，具有诚、信本质的“情”得到了作者的高度弘扬。总起来看，《性情论》通篇贯穿的是儒家的心性论说。传统认为儒家的心性论说到了孟子才形成体系，《性情论》的出土，充分证明在孟子之前，儒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心性理论。所以，《性情论》在先秦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上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五）郭店楚简《性自命出》，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共存竹简四十枚。原无篇题，“性自命出” 是整理者取自该篇第二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而定的。该篇的内容几乎都在讨论性、情等概念，是研究先秦性情论的重要材料，具有相当明显的哲学性倾向，对于了解早期儒家心性观念极为重要，足以引发我们对古代思想史的深入思考。整理者将其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讲心性以及“乐”对人的心性修养的作用；下篇主要讲“情”的本质特征。奇怪的是，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的文字与论述如出一辙，二者关系非常密切。也有人认为《性自命出》乃《性情论》的另一个版本。
（六）郭店楚简《五行》, 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共存竹简五十枚。其内容与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只是个别文字或段落先后次序有所不同，文字多寡和用字也少有差异。文中的“五行”指仁、义、礼、智、圣。马王堆帛书的整理者已经指出，此即《荀子•非十二子》所指斥的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本简册首尾完整，篇名“五行”二字抄写在篇首第一简上端，“五行”二字下紧接着抄写正文。全文共分二十八章，每章章尾有墨钉标识符号。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有经有传，而本篇只有经的部分，说明帛书中的传文为后人所加。李学勤先生认为：“《五行》的学术出自子思，后为孟子发展，见于《荀子•非十二子》篇。过去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帛书有《五行》，有世子的传。” “世子是什么人？我在《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小文里已据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等所论，说明他名硕，是七十子之弟子，陈人，陈为楚灭，实是楚人。《论衡》称系周人，则是传闻异辞。《汉志》称七十子之弟子者，尚有作《乐记》的公孙尼子，与世子都有论情性之说。世子的年代，以前我估计与孟子相若，失之太晚，应该是在战国中期前半，即公元前450年之先，较之荆门郭店一号墓要早约半个世纪。设若《五行》的传文是世子所作，经文出于谁呢？看世子为七十子弟子，经文的来源自然身份更高。我根据《荀子•非十二子》，推定其为子思。竹简《五行》同《缁衣》并出，《缁衣》正是《子思子》的一篇，所以《五行》也可能曾编入《子思子》。”“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五行》之经文为子思之说，传文乃世子之意。这一篇（指郭店《五行》篇）的出现，使宋儒追慕崇尚的思孟一派儒学的流传线索重新凸现出来了。” （《重写学术史•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
（七）马王堆帛书《五行》，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了若干儒学命题和基本原理；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命题和原理进行论述和解释。按照古书的惯例，第一部分是“经”，第二部分则是“说”，或者称之为“传”。其内容主要是围绕先秦儒家“仁”、“义”、“礼”、“智”、“圣”等道德规范进行论述和解释。据研究所知，这是失传已久的关于思孟“五行” 理论的重要文献。原无书名，发表时整理组根据内容定名为《五行》。李学勤先生认为：“《五行》篇的文字和《礼记》中不少篇近似，自为七十子后学所作。篇中曾称引世子，这一点不可忽视。《五行》所以提到他，很可能由于他是陈人，学术在南方流传的缘故。这样看来，《五行》的著者也可能是思孟一派在南方的支裔。帛书《五行》的发现，告诉我们思孟的‘五行'是仁、义、礼、智、圣，这是非常有益的，但我们认为，这篇佚书所反映的未必是思孟‘五行'说的全部。” （《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简帛与汉初学术史》）
（八）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该墓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的抄写年代应在公元前55年以前。该书共由六百二十多支简组成，残简居多，现存文字不足传世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为《学而》篇，仅存二十字；保存最多的为《卫灵公》篇，存有六百九十四字，可达今本本篇的百分之七十七。有的篇尾还存有计章计字尾题。原书无书题和篇题。
在西汉时，《论语》的传本有三种，据皇侃《论语疏》叙引《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将《鲁论》和《齐论》择善而从，合而为一，世称之为《张侯论》。整理者以八角廊《论语》与传世本比较，发现存在不少差异，比如以分章来说，不仅尾题所记的章数很少有与今本相符的，而且分章也不一样。简文分为两章，传本却成了一章；简文为一章的，传本又有分为两章或几章的。如“《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则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简本也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前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分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黑圆点与上间隔开，以两行小字连写在下面，好像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和字数的残简中，有一枚记《尧曰》篇的，云‘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篇应分两章，与今本不同。康有为《论语注》中认为：《尧曰》篇‘《鲁论》本二章，其末一章《齐论》也。翟氏灏《考异》：《古论语》分此一篇为二，则《尧曰》凡一章，《子张》凡两章。'这后一章与前一章既有间隔又相连接地附在后面，或许就是《齐论》中有而《鲁论》中无的部分，抑或《古论》后面的部分？”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也说明竹简不会是《鲁论》系统的本子。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王素先生认为：“简本《论语》是一个比《张侯论》更早的融合本。这种融合本与《张侯论》相同，也是以《鲁论》为底本，以《齐论》为校本。不同的是，简本《论语》的章句保存《鲁论》原貌更多，而《张侯论》的章句主要是根据《齐论》。简本《论语》的章句与以《张侯论》为主体的今本《论语》的章句颇多差异，盖源于此。西汉时代，不仅存在由《齐》转《鲁》的风气，而且存在融合《齐》、《鲁》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相信当时的《论语》传习者曾经编撰不少类似融合本。区别在于，张禹的《张侯论》是为成帝编撰，并且幸运地流传下来；而简本《论语》是为中山怀王编撰，非常不幸地成为了随葬品。二千多年后的今天，简本《论语》重新出土，使我们对西汉时代有关《齐》、《鲁》的融合问题以及《张侯论》的性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简帛研究》第三辑《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此外，八角廊《论语》在文字上与传世本比较，也发现有不少差异，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语言文字的一些现象。总之，八角廊《论语》的发现，不仅在文字校勘上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研究《论语》版本的流传也有新的启发。
（九）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是指1959年至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的古代石窟、墓葬中陆续出土的三十余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本书从中选出九件作为整理底本；其余的二十六件《论语郑氏注》写本作为校本；以敦煌出土的唐写本白文《论语》、刊本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以及王应麟、孔广森、宋翔凤、袁钧、王谟、黄奭、马国翰的辑佚本作为参校本；此外对前人关于《论语》及《郑氏注》的校勘成果也尽量吸收。
《论语郑氏注》是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的群经注本之一，五代之际逐渐亡佚。南宋王应麟曾予辑佚，清儒惠栋也有辑佚本传世。然综合各家所辑，尚不足原书之十分之一。二十世纪从吐鲁番、敦煌的古代石窟、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三十余件唐写本，使得学者们萌生了复原《郑注》的希望。本书的整理，主要是对出土残卷进行了详细的校勘，也希望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对《郑注》进行一些复原工作。目前虽然尚未能恢复《郑注》的原貌，但可以说，大致已有半部《郑注》为我们所知了。
（十）唐写本《论语集解》是指二十世纪初从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六十余件何晏《论语集解》唐人写本。何晏《论语集解》是《论语》的第一个集注本，在经学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到两宋以后，何晏的《论语集解》则渐与疏本合并，成为所谓的“注疏本”，而《论语集解》的单行本则被失传。今所见《论语集解》均为“注疏本”，凡两种：一种为与皇侃《义疏》合并的“注疏本”，即“皇本”；一种为与邢昺《论语疏》合并的“注疏本”，即“邢本”。这两种“注疏本”都是宋以后的版本，其中《论语集解》的文句也互有歧异，是非难解。所以，国内外学者对这些出土文献视为稀世瑰宝，曾有不少学者用这些出土文献与皇本、邢本对校。这不仅可以订正传本中的许多错误，解决清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还可以提供传本中没有的许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许多新问题。本书就是专门整理这批材料的最新著作，即以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论语集解》写本为底本和校本进行对校，还以敦煌出土的唐写本白文《论语》、《论语郑氏注》及有关刊本为参校本，并参考皇侃《义疏讲经提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可以说是目前对这批出土文献整理的最新成果。
《儒藏》精华编第281册出土文献类收集的这些文献是从出土的儒家著作中选出的经典文献，它代表了某些早期儒家著作的原始面貌。在所选篇目中，有的文献虽有传世书籍，但在文字上与出土文献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勘，不但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献的早期情况，而且也可以使我们看出这些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这些信息对我们正确认识古书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也给人以很多的启发，它的出版必然会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李学勤先生认为：“在历史上长远的时期里，古籍是认识古代文化的唯一渠道。人们一代一代地传播这种信息，古书在传抄、在出版，维持着古代文化的生存。书籍的绝大多数读者是信息的接受者，对古籍中显示的信息是信任的，只是对这些信息作出不同的解释说明，很少有人去考察信息本身的传递过程。直到近代，当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得不变革的时候，才出现对信息的怀疑，要求对传世古籍重新系统估价，于是涌现出了‘疑古’或称‘辨伪’的思潮。大家都记得，这一思潮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可说是对古代的一次大反思，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认识古代文化提供了另一条渠道。文物和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是对古代遗存的直接接触，与通过书籍取得的信息难免有某种变形是不同的。上面谈到的对古书的反思，仍然是就书论书，一般只能是揭示古书的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矛盾。考古学的成果则在书籍之外提出客观依据，特别是近年，从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国秦汉的简帛书籍，使人们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是前人所未曾见过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能进一步了解古籍信息本身，知道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它们。这可以说是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目前简帛书籍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简帛书籍还在不断的出土，这些新的大发现，推动了不少学科的深入研究，其中关系最直接的是对研究文献学、古文字学、思想史的影响更为广泛。正因为这些简帛书籍的发现，对过去对传世古书真伪的评估、对某些思想史观点的认可等，都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反思。
http://www.wangf.net/vbb/showthread.php?s=126571749a4ef75097536ebfdb652ca7&threadid=22953
奇怪，骈先生怎么尽引李学勤先生的话，怎么不去看看李零先生的研究呢？ 精华编没什么意思。等着看儒藏拟目。现在这种年代还关着门搞。是在不明智。可以公布一下拟定目录。听取各方意见。以便完善。既冠以藏名。当然要收罗完备。全部点校排印出版。恐怕没几十年的时间做不出来。从繁荣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还是影印的好。现在。大凡搞研究的。对别人的点校都不太放心。实在不行。可以将四部丛刊、续四库所收之外的部分影印。像出土简牍经卷。最好不要整理。原样影印的好。很多问题现在还争论不休。别让后人再编一套《儒藏禁毁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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