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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9 22: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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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古籍的新视角
——读《儒藏》精华编出土文献类
骈宇骞
《儒藏》是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组织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所编纂的一部大型儒家思想文库，是教育部2003年批准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其内容既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献,可以说是目前收集儒家经典著作的集大成者。其中《儒藏》精华编第281册出土文献类收集了十种二十世纪出土的主要儒家文献，并对其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了整理，有的还与相应的传世文本进行了校勘。它的出版，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书的发展展示了新的视角，对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化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谓出土文献，就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抄写在简帛及纸等载体上的文献资料。几乎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高潮都是由这些新的重大发现所引起的，二十世纪的学术高潮也不例外。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二十世纪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出土简牍26.4万枚之多。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珍秘，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孔壁”和“汲郡”。从时间上讲，上至战国，下至隋唐。从内容上讲，涉及的范围就更加广泛，书籍、文书皆有发现。在书籍类中，凡《汉书•艺文志》所载之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都有所发现；在文书类中，有关朝廷及地方官府的书檄、簿籍、法律、案录、符券、检揭等都曾出土；此外，还出土了不少私人信札、遗嘱和谴策等。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献，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社会以及对古书形成的反思展示了新的视角。
《儒藏》精华编第281册收有出土文献：
（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较多的一种《周易》文本。共存五十八枚简，由卦画、文字和符号三部分组成。卦画以“—”表示阳爻，“ ” 表示阴爻；文字由卦名、卦辞、爻位、爻辞等部分组成；计有两种基本符号，单独或组合表示，并兼以红黑两色，共有八种类型。这些符号不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献，也不见于今本《周易》。全部文字涉及三十四个卦的内容。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周易》乃儒经之首，文辞古奥难解，历代注释、论述极多，版本也非常丰富。由于文字的歧异，各家对经文的解说更是众说纷纭。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周易》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书以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为底本，以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简《周易》以及现今通行本《周易》为参校本，对其中的异文一一进行了详细的校勘。由于楚竹书《周易》的发现，对探讨文本的基本原貌就显得尤为重要，该书的出版，必将极大地推动易学的深入发展。
（二）马王堆帛书《周易》，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原书无书题，“周易”书名是整理组根据内容所定。帛书本有经、传两部分，经文除个别字残损外，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完整无缺。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马王堆帛书《系辞》,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系辞》与《衷》、《要》、《缪和》、《昭力》四篇佚书抄在同一幅帛上。帛书《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陈松长先生认为：“今传本《系辞上》的第八章主要是讨论筮法的内容、结构、作用以及行筮的方法、步骤的，其本身与《系辞》所着重阐述的《易》学原理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今传本《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和第七章的一部分，其内容又是称述周文王、颜回等儒家贤哲的文字，与《系辞》所强调的《易》学理论亦有极大的差距，因此，没有这些内容，帛书《系辞》的思想连贯性似乎更明确一些。” （《帛书史话》）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
此外，该书中还收有与《周易》有关的《二三子问》、《衷》、《要》、《缪和》、《昭力》等几篇古佚书:
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马王堆帛书《衷》是有别于《系辞》的《易》传古佚书。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通篇来看，这种古佚书主要是对阴阳关系在《易》学中的重要性的阐述，其思想有较多儒家思想的倾向。
马王堆帛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的。篇尾有题记“要千六百卌八” 六个字，由此可知本帛书原名《要》，全书共有一千六百四十八字。篇首顶端有残存的墨钉标识符号，出土时帛书篇首几行已残损，所以具体章节数目不得而知。据所存内容来看，全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借《易》理阐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 ，定位而后求” 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主要是记载孔子晚年与子贡论《易》之事，着重叙述了孔子晚年好《易》的原因；第三部分主要记叙了孔子对其门人弟子讲述《周易》损益二卦的内容和哲理。李学勤先生认为：“《孔子世家》‘晚而喜《易》'一段放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归鲁之后，当时孔子已六十八岁，处于其生活的最后阶段。查《左传》哀公十一年，子贡正在鲁国。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齐国，子贡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贡批评哀公的致诔，随后为孔子庐墓六年。孔子、子贡间发生《要》篇所记的对话，恰合于当时的情事。”
“《史》、《汉》都记载了孔子传《易》于商瞿，实则孔门徒裔受《易》的未必限于商瞿一人，帛书所述子贡之事即其一例。从现存儒家作品看，《礼记•表记》、《坊记》、《缁衣》均引孔子语，证以《易》文，这几篇出于《子思子》，说明子思也长于《易》学。帛书《易传》可能出于南方的传授。《要》篇特称子贡，是否与子贡曾到吴越有关，尚不便推测。”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从〈要〉篇看孔子与〈易〉》）
马王堆帛书《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 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周易》，这种大量地用历史故事来解说《易》卦爻辞之旨的方法可以说是开了以史证《易》派的先河。
马王堆帛书《昭力》全篇都是以昭力问《易》，先生作答的形式来阐发君、卿、大夫之义。《昭力》解《易》有较强的综合性，其阐发的爻辞义理则全是儒家色彩很浓厚的政治思想。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统。
（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共有三十一枚简（其中有两枚简为它篇论及《诗》的，被附于考释中），记载了六十篇诗。整篇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有些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不见以往古书记载。此外，竹简中还首次发现了一些当时的诗歌，这些诗歌并不见诸《诗经》，但艺术风格与《诗经》颇为相似。简文中还记载了《诗经》以外的佚诗和若干诗篇篇名，以及弦歌时规定的音高等内容，填补了先秦文献的空白。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夏、雅二字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竹简《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竹书原无书题，“孔子诗论”是整理者据竹简内容所定。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诗论〉的体裁和作者》）
（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共有四十枚简。原无篇题，“性情论” 是整理者根据简文内容所定。其内容分上下两篇，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篇佚文。上篇主要讲心性，作者认为“乐”对人的心性修养的作用特别深入，所以以较大的篇幅对“乐”进行了阐述；下篇主要讲“情”，具有诚、信本质的“情”得到了作者的高度弘扬。总起来看，《性情论》通篇贯穿的是儒家的心性论说。传统认为儒家的心性论说到了孟子才形成体系，《性情论》的出土，充分证明在孟子之前，儒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心性理论。所以，《性情论》在先秦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上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五）郭店楚简《性自命出》，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共存竹简四十枚。原无篇题，“性自命出” 是整理者取自该篇第二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而定的。该篇的内容几乎都在讨论性、情等概念，是研究先秦性情论的重要材料，具有相当明显的哲学性倾向，对于了解早期儒家心性观念极为重要，足以引发我们对古代思想史的深入思考。整理者将其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讲心性以及“乐”对人的心性修养的作用；下篇主要讲“情”的本质特征。奇怪的是，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的文字与论述如出一辙，二者关系非常密切。也有人认为《性自命出》乃《性情论》的另一个版本。
（六）郭店楚简《五行》, 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共存竹简五十枚。其内容与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只是个别文字或段落先后次序有所不同，文字多寡和用字也少有差异。文中的“五行”指仁、义、礼、智、圣。马王堆帛书的整理者已经指出，此即《荀子•非十二子》所指斥的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本简册首尾完整，篇名“五行”二字抄写在篇首第一简上端，“五行”二字下紧接着抄写正文。全文共分二十八章，每章章尾有墨钉标识符号。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有经有传，而本篇只有经的部分，说明帛书中的传文为后人所加。李学勤先生认为：“《五行》的学术出自子思，后为孟子发展，见于《荀子•非十二子》篇。过去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帛书有《五行》，有世子的传。” “世子是什么人？我在《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小文里已据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等所论，说明他名硕，是七十子之弟子，陈人，陈为楚灭，实是楚人。《论衡》称系周人，则是传闻异辞。《汉志》称七十子之弟子者，尚有作《乐记》的公孙尼子，与世子都有论情性之说。世子的年代，以前我估计与孟子相若，失之太晚，应该是在战国中期前半，即公元前450年之先，较之荆门郭店一号墓要早约半个世纪。设若《五行》的传文是世子所作，经文出于谁呢？看世子为七十子弟子，经文的来源自然身份更高。我根据《荀子•非十二子》，推定其为子思。竹简《五行》同《缁衣》并出，《缁衣》正是《子思子》的一篇，所以《五行》也可能曾编入《子思子》。”“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五行》之经文为子思之说，传文乃世子之意。这一篇（指郭店《五行》篇）的出现，使宋儒追慕崇尚的思孟一派儒学的流传线索重新凸现出来了。” （《重写学术史•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
（七）马王堆帛书《五行》，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了若干儒学命题和基本原理；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命题和原理进行论述和解释。按照古书的惯例，第一部分是“经”，第二部分则是“说”，或者称之为“传”。其内容主要是围绕先秦儒家“仁”、“义”、“礼”、“智”、“圣”等道德规范进行论述和解释。据研究所知，这是失传已久的关于思孟“五行” 理论的重要文献。原无书名，发表时整理组根据内容定名为《五行》。李学勤先生认为：“《五行》篇的文字和《礼记》中不少篇近似，自为七十子后学所作。篇中曾称引世子，这一点不可忽视。《五行》所以提到他，很可能由于他是陈人，学术在南方流传的缘故。这样看来，《五行》的著者也可能是思孟一派在南方的支裔。帛书《五行》的发现，告诉我们思孟的‘五行'是仁、义、礼、智、圣，这是非常有益的，但我们认为，这篇佚书所反映的未必是思孟‘五行'说的全部。” （《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简帛与汉初学术史》）
（八）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该墓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的抄写年代应在公元前55年以前。该书共由六百二十多支简组成，残简居多，现存文字不足传世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为《学而》篇，仅存二十字；保存最多的为《卫灵公》篇，存有六百九十四字，可达今本本篇的百分之七十七。有的篇尾还存有计章计字尾题。原书无书题和篇题。
在西汉时，《论语》的传本有三种，据皇侃《论语疏》叙引《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将《鲁论》和《齐论》择善而从，合而为一，世称之为《张侯论》。整理者以八角廊《论语》与传世本比较，发现存在不少差异，比如以分章来说，不仅尾题所记的章数很少有与今本相符的，而且分章也不一样。简文分为两章，传本却成了一章；简文为一章的，传本又有分为两章或几章的。如“《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则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简本也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前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分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黑圆点与上间隔开，以两行小字连写在下面，好像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和字数的残简中，有一枚记《尧曰》篇的，云‘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篇应分两章，与今本不同。康有为《论语注》中认为：《尧曰》篇‘《鲁论》本二章，其末一章《齐论》也。翟氏灏《考异》：《古论语》分此一篇为二，则《尧曰》凡一章，《子张》凡两章。'这后一章与前一章既有间隔又相连接地附在后面，或许就是《齐论》中有而《鲁论》中无的部分，抑或《古论》后面的部分？”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也说明竹简不会是《鲁论》系统的本子。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王素先生认为：“简本《论语》是一个比《张侯论》更早的融合本。这种融合本与《张侯论》相同，也是以《鲁论》为底本，以《齐论》为校本。不同的是，简本《论语》的章句保存《鲁论》原貌更多，而《张侯论》的章句主要是根据《齐论》。简本《论语》的章句与以《张侯论》为主体的今本《论语》的章句颇多差异，盖源于此。西汉时代，不仅存在由《齐》转《鲁》的风气，而且存在融合《齐》、《鲁》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相信当时的《论语》传习者曾经编撰不少类似融合本。区别在于，张禹的《张侯论》是为成帝编撰，并且幸运地流传下来；而简本《论语》是为中山怀王编撰，非常不幸地成为了随葬品。二千多年后的今天，简本《论语》重新出土，使我们对西汉时代有关《齐》、《鲁》的融合问题以及《张侯论》的性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简帛研究》第三辑《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此外，八角廊《论语》在文字上与传世本比较，也发现有不少差异，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语言文字的一些现象。总之，八角廊《论语》的发现，不仅在文字校勘上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研究《论语》版本的流传也有新的启发。
（九）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是指1959年至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的古代石窟、墓葬中陆续出土的三十余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本书从中选出九件作为整理底本；其余的二十六件《论语郑氏注》写本作为校本；以敦煌出土的唐写本白文《论语》、刊本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以及王应麟、孔广森、宋翔凤、袁钧、王谟、黄奭、马国翰的辑佚本作为参校本；此外对前人关于《论语》及《郑氏注》的校勘成果也尽量吸收。
《论语郑氏注》是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的群经注本之一，五代之际逐渐亡佚。南宋王应麟曾予辑佚，清儒惠栋也有辑佚本传世。然综合各家所辑，尚不足原书之十分之一。二十世纪从吐鲁番、敦煌的古代石窟、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三十余件唐写本，使得学者们萌生了复原《郑注》的希望。本书的整理，主要是对出土残卷进行了详细的校勘，也希望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对《郑注》进行一些复原工作。目前虽然尚未能恢复《郑注》的原貌，但可以说，大致已有半部《郑注》为我们所知了。
（十）唐写本《论语集解》是指二十世纪初从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六十余件何晏《论语集解》唐人写本。何晏《论语集解》是《论语》的第一个集注本，在经学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到两宋以后，何晏的《论语集解》则渐与疏本合并，成为所谓的“注疏本”，而《论语集解》的单行本则被失传。今所见《论语集解》均为“注疏本”，凡两种：一种为与皇侃《义疏》合并的“注疏本”，即“皇本”；一种为与邢昺《论语疏》合并的“注疏本”，即“邢本”。这两种“注疏本”都是宋以后的版本，其中《论语集解》的文句也互有歧异，是非难解。所以，国内外学者对这些出土文献视为稀世瑰宝，曾有不少学者用这些出土文献与皇本、邢本对校。这不仅可以订正传本中的许多错误，解决清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还可以提供传本中没有的许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许多新问题。本书就是专门整理这批材料的最新著作，即以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论语集解》写本为底本和校本进行对校，还以敦煌出土的唐写本白文《论语》、《论语郑氏注》及有关刊本为参校本，并参考皇侃《义疏讲经提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可以说是目前对这批出土文献整理的最新成果。
《儒藏》精华编第281册出土文献类收集的这些文献是从出土的儒家著作中选出的经典文献，它代表了某些早期儒家著作的原始面貌。在所选篇目中，有的文献虽有传世书籍，但在文字上与出土文献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勘，不但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献的早期情况，而且也可以使我们看出这些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这些信息对我们正确认识古书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也给人以很多的启发，它的出版必然会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李学勤先生认为：“在历史上长远的时期里，古籍是认识古代文化的唯一渠道。人们一代一代地传播这种信息，古书在传抄、在出版，维持着古代文化的生存。书籍的绝大多数读者是信息的接受者，对古籍中显示的信息是信任的，只是对这些信息作出不同的解释说明，很少有人去考察信息本身的传递过程。直到近代，当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得不变革的时候，才出现对信息的怀疑，要求对传世古籍重新系统估价，于是涌现出了‘疑古’或称‘辨伪’的思潮。大家都记得，这一思潮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可说是对古代的一次大反思，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认识古代文化提供了另一条渠道。文物和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是对古代遗存的直接接触，与通过书籍取得的信息难免有某种变形是不同的。上面谈到的对古书的反思，仍然是就书论书，一般只能是揭示古书的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矛盾。考古学的成果则在书籍之外提出客观依据，特别是近年，从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国秦汉的简帛书籍，使人们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是前人所未曾见过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能进一步了解古籍信息本身，知道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它们。这可以说是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目前简帛书籍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简帛书籍还在不断的出土，这些新的大发现，推动了不少学科的深入研究，其中关系最直接的是对研究文献学、古文字学、思想史的影响更为广泛。正因为这些简帛书籍的发现，对过去对传世古书真伪的评估、对某些思想史观点的认可等，都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反思。
http://www.wangf.net/vbb/showthr ... &threadid=22953
奇怪，骈先生怎么尽引李学勤先生的话，怎么不去看看李零先生的研究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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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9 22:4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