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发展：城乡差距与分配不平等的根源
病态发展：城乡差距与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一、前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凸显的城乡差距、进城民失业、贫富分化、农村萎缩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在学术杂志和网络中，相关的文章不可胜数，什么问题都谈到了，什么现象都列举了，什么数字都利用了，什么措施都建议了，几乎达到了谁也难以再说出新东西的地步。
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现在还只是停留在部分问题和表面现象的争论上，缺乏联系的、综合的理解，也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及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所在。有的文章埋怨对农业的投资不够，有的埋怨对国营企业的照顾不多，有的怪计划生育没有搞好，有的批评“倾向富人的政策”，有的指责引进外资太多；有的呼吁加快城市化步伐，有的主张减缓城市化速度；有的主张重新依靠国营企业、补贴国企工人，有的喊照顾进城农民……。不少文章的作者被急躁的情绪淹没了冷静的思考，盲目地把各种问题的出现归罪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西化”道路，或者暴露出自己计划经济知识的底色，或者陷入国外依附论学派的认识泥潭。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历史进程。其中的物质生产、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目前引起关注的诸多问题，是一种“现代化综合症”。它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都难免会发生。
本文通过对一些理论、观点的评论以及对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来揭示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上述各种病症的深层原因，为认识与实践提供一个病理学的知识框架。
二、自然的历史进程
要厘清解决城乡差距与分配差距等问题的思路须首先认识到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在世界史范围的某些普遍性、一般性特征。现代化要消灭传统的农业社会而创造现代工业与都市的社会，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逃避的进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
学术史上对这个自然的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很曲折的。17世纪以后在英国、意大利、法国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反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思想（包括18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可以说是出于对于这一自然的历史进程缺乏理解的产物。马克思看到了这个客观的进程，他把传统农业社会与小农的消灭看作是历史的进步与必然。但另一方面，马克思用一个辩证法的历史图式，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为摹本，设想了一个无阶级、无剥削、无私有财产、无私有观念的未来理想社会。他对现代化的自然历史进程的认识是纳入这个框架之中的。他认为小农必然变为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最终形成足够的革命力量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小农虽然不断地转化为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的队伍却不是日益壮大，而是日益缩小。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逐步转变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这说明马克思对于自然的历史进程的认识有其时代局限性。
中国学术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多的教训。20世纪30—40年代，面对中国农村衰败而兴起的农村研究高潮中所产生的一些观点，明显地表现出对现代化性质的认识不足。
梁漱溟是其中的保守主义派的代表。他认为：仿效西方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西化道路不能解决问题，它不仅不能使中国富强，反而导致农村的衰败和传统文明的丧失；中国只能走自己的“以农立国”的独特道路，搞好“乡村建设”是民族复兴的关键。与之对立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而肯定现代文明、向往现代文明；但在具体发展道路上，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依靠农民革命来摧毁旧社会结构从而拯救民族的思想。毛泽东等人的设想后来变成中国的现实，但“自然的历史进程”也显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个体农民进入城市作一番轰轰烈烈的个人事业是另一回事，而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固有生活环境下的制度创新力则是很弱的。解放后由农民首创的并由计划经济体制所推广的“人民公社”，仅是农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囹圄而已。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对现代化性质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对邓小平的这句话要恰当地理解。其含义是要放弃计划经济模式并采取改革开放的路线，并不是说谁都不学习，专摘自己的一套。把“中国特色”简单地理解为搞自己的一套，就歪曲了邓小平的原意。事实上，“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已被滥用了。在一些文章里，“中国特色”带着明显的抵制西方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灰暗色彩；而在现实中，也有不少人把“中国特色”当作抵制改革、维护个人或集团既得利益的借口。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对城乡差距、分配、农民等问题的研究中。不少学者甚至继续沿着梁漱溟那样的思考方式，把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农村衰败等问题看作是“西化”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认为只有“中国特色的”或“中国式的”道路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
这些学者显然没有认识到现代化的“自然的历史进程”的性质。现代化所带来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好的，有些是令人讨厌的，但它是不可抗拒的。梁漱溟不愿意看到农村萎缩与衰败，要以“乡村建设”来抗拒城市化与工业化。印度的甘地要用手摇纺车来抵制英国殖民者的纺织机。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是在替农民着想。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传统知识精英的价值观和认识能力。所以，梁漱溟只能无奈地感叹：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村里的人不建设，村外的人瞎嚷嚷。梁先生没有从自己所目睹的现实中洞察出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及其不可抗拒性。村里的人为什么往城里跑，去过着打工或流浪的生活，而不搞他的“乡村建设”？道理很简单：他们在农村的物资报酬与精神文化生活达不到期望值。
这就是说，城市化、工业化虽然是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是西方的现代化范式，但它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有“自然的”力量在背后推动。这种力量既包括生产力的发展，也包括人的趋利的自然本性。一些问卷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上对生活满意度最高的是那些进城民工。在一部分人看来，这些民工属于最苦、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但这些同情并不代表朴素的民工们自己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感觉是从与以往的环境条件相比而得来的，他们原来在农村的劳动报酬与精神文化生活要更差。
是否能够像梁漱溟和其他抱着良好愿望的人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建设农村，不断地追加对农村的投资，就能够解决城乡差距、农村“萎缩”等问题、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在农村就地现代化的道路？回答是断然否定的。首先是物质报酬的原因：一是人地比例的资源配置规律的限制，二是土地边际收益率的限制，三是粮食需求弹性的限制。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城乡差距、农民、失业人口等问题，是不可能在农村内部单方面解决的。无论怎样增加对农村的政府投资、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增收措施，都不可能最终解决城乡差距与农民问题。
这就是说，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城市化率达到总人口的75％以上，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才会减速并趋于稳定。但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个比例远远不够。目前，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农村人口都在5％以下。韩国2003年3月公布的数字，全国共有农家人口359.1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5％，比2002年减少了8.2％，比1992年减少了37.1％。韩国在1970年代末已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这些数字却说明，韩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到现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速度还很快。
除了劳动报酬外，还有城市文化生活的方式。现代都市良好的交通与通讯条件、宽敞的街道、美丽的公园、大量的体育场馆、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都对农村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等大都市中，到处都是依靠捡破烂和乞讨为生的贫民。一个大的垃圾堆甚至养活成百上千的贫民。这些人并没有获得在农村时的那种温饱与稳定。他们主要是被一种精神所支撑，很难单从现金和实物的收入上来寻找他们流向城市的原因。
无论是金钱实物报酬的原因，还是文化生活的原因，都与人的自然本能相关。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物质的力量”，罗斯托称之为“欲望”（推动现代化的最终力量），布罗代尔视之为历史结构的“物质”的层面。这种自然的、物质的力量所推动的历史进程，是不受革命、暴动、战争、政权变更、伟大人物出现等历史事件所左右的。反而，这些历史事件在这个自然历史进程中，总是显得微不足道，更谈不上去阻止它前进了。因此，以城市化、工业化和传统农业社会消失为重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国家是自然发生的与不可抗拒的，在非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如果硬要把搞城市化、工业化说成是“西化”或“西方范式”的话，那么“西化”或“西方范式”就是迟发展国家的历史宿命。
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会清楚：首先，现代化是一个难以逃避的痛苦的过程，农民首当其冲；其次，必须通过城市化道路来最终解决问题。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没有必要多做解释的。
三、对病态发展原因的再认识
现代化的自然的历史进程的性质，决定了城乡差距、农村萎缩、农民贫困、贫富差距等病态现象在一个时期的不可避免性。一时的不可避免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病态事物在有些国家被无限期地延长。
这需要从“低度发展”（或“病态发展”）概念谈起。“”低度发展“这个概念最简单的解释是”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或者说”增长的指数很高而发展的效率很低“。它包括一系列的症状：发展集中在大城市；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农村经济衰败；大城市中一边是低收入阶层，一边是由少人所组成的”特权消费社会“；教育与科技没有相应的进步；腐败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社会纪律和道德水平趋于不断下降，等等。弗兰克对”低度发展“的一个解释是”不发达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可以直白地解释为”不好的状况与事物的发展“。换句话说，病态的事物不断地发展。
不知道“依附论”背景的人，可能会误认为上面列举的各种病态现象是对中国的描述。
其实，它是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情况的概括。虽然文化历史背景与现代化发生的时空不同，但是在拉丁美洲出现的所有这些病态现象，在中国也一一地出现了。并且，迟发展国家一般很难避免这样的困境。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巴西奇迹”（也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等），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东亚四小龙”奇迹，1980年代“东南亚四小虎”奇迹，1990年代“中国奇迹”，这四个被先后被称为“奇迹”的地区，除了“东亚四小龙”外，其他的3个都属于典型的“低度发展”或“病态发展”。那些没有被称为“奇迹”的地区，比如南亚、中东的一些国家以及非洲的许多国家，也同样严重地存在这些病态现象。
导致病态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从严肃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到激进依附论者阿明、弗兰克等人，都认为是由于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而在资金、技术、市场上依赖于西方国家：国际不平等的贸易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很少、技术进步困难，跨国公司在落后国家制造高工资阶层、带来了高消费方式、占用了本地资源并抽走了利润，等等。这种理论，浓缩结晶于弗兰克的“大都市—卫星城”的学说中。按照这种学说，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等是世界性的大都市，而中国的北京市、上海市是卫星城；在中国，北京市、上海市是大都市，而石家庄、郑州、沈阳等省级都会是卫星城；在省里，省会是大都市，而地级市是卫星城……如此类推，一直到村一级，村长是大都市，农民是卫星城。在不同层次的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都有一个“传送带的装置”，这个装置把卫星城的经济剩余传送给大都市，形成“垂直的”抽取或压榨的国际性经济结构，正是这种结构造成了落后国家的农村萎缩和广大下层人口的极端贫困；而且，这种病态结构自身不断地发展。“
依附论者揭示的这个垂直的结构是存在的。但依附论者没有认识到这个结构的不可避免性。他们把“低度发展”只看作是落后国家的现象，影响了他们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实际上，“低度发展”的许多病症在西欧经典现代化模式之中同样出现过。比如英国，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16、17世纪，依靠出口小五金和纺织品成为世界工业中心，但国内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病态症状。美洲大量黄金、白银的涌入以及新兴的大众消费品的贸易所创造的财富，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垂直抽取过程。不仅小农失去土地而变为无产阶级，连旧的贵族也成为“贫穷贵族”，分配差距在当时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而德国则被它的“西方”（英国和法国）“边缘化”了，更是切近“低度发展”的状态。马克思就是因为看到西欧的两极分化、贫困、大量农村人口无产化、城市失业等现象，才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另一方面，依附论者也没有重视西欧经典现代化模式中的不同的东西，没有看到一些内部因素的变化对于走出病态发展困境的关键作用，尤其是“资产阶级”迅速成长并占据政治统治地位。西欧当年采取的也是“倾向富人”的政策，但倾向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旧的与新的政治权力精英。英国至少在“光荣革命”后就达到这种状况了。这说明，尽管我们可以在英国找到农村萎缩、农民流浪、贫富分化等病态的与不公平的现象，但它却在这样痛苦的现代化过程中兴起了一个企业家阶级。也就是说，它创造了一个基础，一个使经济能够“自我持续增长”的基础，一个能够走向更大的“公平”与“民主”的基础。此外是相应的文化与观念的变化。西欧属于新教地区，牟利、节俭、勤奋的资本主义创业精神，以及对个人权利、自由和民主的认同与追求，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所以，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欧的英国、法国等就显示出与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区别。尽管都占据了殖民地，但前者在北美洲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或资本主义的种植园，而后者却在南美洲继承母国的旧贵族生活方式和天主教文化传统。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曾是海上霸主，但很快被西欧超过，500多年了不但没有再赶上西欧，反倒被东亚的韩国等超越了。拉丁美洲17世纪远比北美洲发达，但北美洲早已经进入发达工业社会，而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拉丁美洲什么时候能够摆脱病态发展的痛苦折磨。为什么“病态发展时期”在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被无限期地延长？原因只能在自身寻找。
然而，依附论者既没有对西欧经典现代化模式作这方面的考察，也没对发展中国家作这方面的考察。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故意忽视造成拉美“低度发展”的内因：在文化上，拉美地区都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文化观念顽固地反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轻视牟利意识、勤劳、勤奋等精神品质。在制度上，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追求“第三条道路”：一边保留以大地产为标志的旧结构，一边通过举办国营企业来搞工业化。
阿根廷与巴西在1960年代中期上台的军人政府，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明确地奉行“先增长后分配”战略，也就是一些中国学者目前所批评的“把蛋糕做大”或曰“倾向富人”
的政策。其主要特点是限制工会活动、限制工资、镇压罢工，以便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
财富有一种自然的集中趋势，不是向新兴的私营企业主／资产阶级集中，就是向特权阶层或官商勾结之处集中。前者（像当年的英国那样）是能够带来效率的集中，符合“先增长后分配”的理论设想；后者则是破坏效率的集中，是落后国家病态发展的内部根源。拉美在高增长时期，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业主群体。依附论者只是称拉美的私营业主为“病态的”或“流浪汉的”资产阶级，却不研究如何使这个阶级健康地成长。拉美各国的政府直到1990年代引进“新自由主义”之前，从来也没有目标明确地去鼓励、帮助过私人资本的发展，软弱的、病态的资产阶级自然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发言权。拉美地区的富人队伍是由高级官僚、买办商人、国企领导人、外企高级职员、以及满脑袋旧观念的土地贵族等群体所组成。在这些病态的事物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蛋糕”即使做大了也没有用，而实际上也是做不大的。197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营企业借贷和政府开支过度而导致巨额国际债务危机，拉美地区陷入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与负增长。其间，那些通过政府输血与国际贷款而支撑起来的进人世界500强的以及其他许多大小国营企业，随着“奇迹”泡沫的消逝而纷纷倒闭。
以上说明，病态发展种种症状的程度、范围与拖延的时间，主要受到内部社会土壤（文化与制度）的影响。这种土壤是培育新的事物（现代企业组织与相应的精神气质）、还是不断地滋养病态事物？这是关键所在。在拉美国家，跨国公司（多是资本与技术密集的公司）
雇用有限，国营企业不死不活并成为腐败官僚的采邑，土地贵族固守旧生活方式，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合理竞争的社会精神气质没有培养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财富必然朝着无效率的方向集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农村萎缩十分突出。我们说“城市化”是最终出路，但并不是说把人口匆忙地转移到城市就完事了，还有城市的吸收能力问题，即进城后的中产阶级化（中等收入阶层化）问题。目前，拉美国家基本都实现了城市化，城市人口一般都在总人口的80％以上。但其“城市化”也是病态的。小农被消灭了，农业萎缩了（“昔日面包篮、今日缺粮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却转移到城市内部。在拉美式的城市化中，经典性的资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经典性的无产阶级也不会存在。相反，拉美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国营企业的工人“贵族化”，转移到城市的农民“流浪无产阶级化”。这种不断地滋养病态现象的肥沃土壤，使得“病态发展”持久化、永恒化。
四、中国的问题何在？
早在1990年代初中期，就有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很像拉美。从目前存在的增长数字高而发展效率差、发展集中在大城市、城乡差距大、农业与农村萎缩、失业严重、分配差距大等问题看，中国显然与东亚NIEs（日本与“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有很大的区别，而与拉美则更为接近。
然而，本文作者则认为，中国目前病态发展现象突出，主要原因不应从依附论视角看，而是应该在自己的文化与制度结构中去寻找。这些文化与制度结构上的因素，很有可能使中国陷入拉美一样的困境：以突出的城乡差距、分配差距等为标志的“病态发展”阶段被无限期地拖长，甚至持久化、永恒化。
中国不是天主教国家，古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就已经很世俗化、功利化了，并一直把勤劳、节俭看作美德而加以提倡。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国人的知识与价值体系至今还只是处在“前启蒙”的水平。就民族精神的整体而言，不仅没有理解“民主”与“自由”这样的政治学概念，也没有理解“产权”、“竞争”这样的法学与经济学的概念。并且，就像所有迟发展国家一样，问题首先出现在知识精英阶层。“五四”运动后，我们否定了传统儒学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却并没有代之以启蒙—现代的知识价值体系，而是从苏联引进教条主义体系，培养了平均主义的观念与反对西方现代精神文明成果的价值取向。所以，改革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宁愿走向“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现代化的，是杂乱的非理性、反理性的思想片段的堆积。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成了残存的“教条主义”的盟友。
尽管农民也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但农民所受的教育较低，没有那么多的终极价值观念。他们的“理性”更接近“天生的本能”，也就是说更接近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因此，“启蒙”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
直到现在，别说那些还处于教条主义禁锢之中或陷入“后现代主义”泥坑中知识分子，即使有的多年研究“三农”的学者，也还不能认识到把土地所有权给予农民个人的意义。他们的眼光被农民暴动、革命的影子所遮蔽。当然，仅界定产权、设立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拉丁美洲国家在19世纪独立后的“欧化”过程中，就把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写进了宪法，这并没有保证它们能够顺利发展。但是，它却是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起点，是形成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起点，是确立现代制度结构的起点。中国人和日本人、韩国人长得一模一样，但在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差别巨大。
中国人和巴西人、葡萄牙人、非洲黑人长相差别很大，但在价值观上和行为方式上却很相似。
在制度结构上，中国没有拉美那种大地产结构，而是土地联产承包制度，形成均匀的小农结构。但这种结构并不比大地产制占据更大的发展优势。从长远眼光看，小块土地的耕作不适应现代经济。中国的均匀的小农土地制度是解放初的土地改革塑造的。此前，中国农村有地主、也有富农。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主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主、拉丁美洲的大地产所有者以及印度的王孙贵族都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地主最接近现代经营理念，而富农则是典型的农村中产阶层，是现代性在农村中发育的标志。但是，地主和富农在土改中被消灭了。再说，传统地主依靠租佃的方式经营土地，并不等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农村业主（资产阶级）。然而，后来搞的“人民公社”却给中国目前的病态发展埋下了深深的病根。首先是按人口分粮食和各种票证，大大刺激了农民（也包括城里人）的生育愿望，导致人口过渡膨胀，这是目前就业紧张与贫困的一大原因；其次，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大步地退离了现代产权制度，既带来制度结构中的肿块，也培养了平均主义观念。
伴随着人民公社的，是国营企业的膨胀、垄断，以及官僚化的大推进。这二者都制造了发展障碍，是导致目前“病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改革的主要症结是国营企业。1500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证明，国营企业必须保持在一个十分小的比例（占国民总产值最好不超过10％）。Iql9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日益认识到发展民营企业的重要。
但是，国营企业占据了70％的资源，民营企业的发展何其困难？“民营化”的进展迄今很有限，而另一方面产权模糊化与资产流失现象又十分严重。国营企业、土地产权不清，这二者正好与官僚队伍在改革后继续膨胀和官场腐败泛滥配合一起，共生共存，加剧了发展的病态性。依附论者仅看到跨国公司带来的国际经济结构垂直抽取的系列，而没有看到在国营企业比例很大的混合模式下官僚队伍的膨胀，以及官僚依赖控制资源而形成的一级敲诈一级、一直敲诈到农民个体的垂直抽取的系列。国际经济结构的系列问题尚没有定论，因为它毕竟弥补了落后地区资金、技术与市场的不足。而内部政治体系垂直抽取系列的作用则完全是消极的，它本身就是病症，又引发其它病症。
以上观念上与制度结构中的消极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许多学者认识不到“民营化”的至关重要性。民营化本来是很难做的事情，而学术界以及社会舆论对“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对“权贵私有化”的批评又影响了政府的决心。这就是说，一些知识分子在骂不公正、不平等以及增长的低效率之时，恰是在不知不觉地帮助病态事物。对“权贵私有化”的提法，需要认真思考。什么是“权贵私有化”？私有化给什么样的“权贵”了？是企业家、是有能力经营企业者，还是那些完全不懂企业的“权贵”？这是有区别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所有的“民营化”过程，都不是那么公平、公正的。只能把国营企业转交给那些有能力经营者，并且都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即使是公开招标拍卖，也难免有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购买能力）的介入，普通人既得不到这些企业，也没有能力把这些企业经营下去。如果把企业转交给有能力经营好的“权贵”，尽管转交过程有不公正，但却能带来新的希望。德国在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前所积攒的国营企业，后来就是通过这种“权贵私有化”的方式民营化的。日本在19世纪末期的大规模民营化，韩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迅速民营化，都是这样搞的，并都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迅速卖掉。能够买到者自然需要资本，也需要一定的官场关系。在我们看来，这是很不公正、不公平的。但后来的发展证明，正是这样的过程奠定了经济迅速崛起的基础。
如果这些国家当时在“公正”、“公平”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保留了这些企业，也等于保留了病态发展的病根，使这些病根持续存在和发展，自然不可能有现代企业组织的崛起，也不可能有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有的只是企业的低效率、官场腐败、失业、贫困，即“病态发展”。
为了全面认识目前存在的观念与制度结构上的问题，有必要讨论一下“平均私有化”。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把国营企业分成股份而平均分配给工人，就是公正的“民营化”了，就会缓解贫富分化、改善企业管理了。对这个提法的认识，与对“权贵私私有化”的认识一样，既需要经济学和历史的知识，又需要洞察现实的能力。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许多企业、事业单位一直没有停止“平均私有化”的过程。比如：有的效益好的国营企业，多年采取分光吃尽的政策，企业效益不错却很少资本积累；有的事业单位利用各种方式赚钱，分光吃尽；有的红极一时的“高新企业”，仅总裁、副总裁就达20余名，看门的工人在1990年代中期的年收入就达到三、四万元，结果是当了近20年的模范标兵企业，却没获得丝毫的国际竞争力，甚至经常出现亏损……这样的“平均私有化”的现象在目前的中国随处可见。
它显然是落后的文化观念与制度结构的产物。比起德国、日本与韩国的“权贵私有化”，它可能是“公正的”、“平等的”，但却是一种最可怕的制度结构。
五、从东亚经验中学习什么？
不能把“东亚经验”（日本与“四小龙”的经验或模式）理想化。日本、韩国、台湾等地，以往的道路上遇到过许多困难，现在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无论怎样，战后东亚NIEs的发展经验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尤其是它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病态发展”，没有受到城乡差距、分配差距、农村萎缩、贫富分化、高失业率等各种病症的长期折磨。
韩国的分配差距在东亚NIEs中是比较突出的，但其在1960年代后期城乡差距最大的时候，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占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70％左右，而在70年代初新村运动开始后的有的年份，农村家庭的平均收人还超过了城市家庭的平均收入；韩国的吉尼系数也没有超过0.4的纪录。阉现在，汉城没有北京、上海那样宽阔的大街，那样高大辉煌的建筑，但凡是在汉城居住过一段时间者就很容易地感受到“中国与韩国的距离至少在30年以上”。在韩国很少看到穿着破烂、目光失望而空洞的穷人；韩国的农民目前都很富有，农村人口很少；韩国的教育普及程度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的行列；目前韩国的失业主要是“青年失业”，即受过高等教育和高学历教育而不愿意从事低级劳动者的失业；韩国的“贫困”也主要是一部分城市人口的“住宅贫困”……。这些说明，在“财阀”与“贫富差距”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的韩国，其发展的病态性也是很轻微的。通过韩国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东亚在战后没有经历过明显的病态发展。
东亚发展经验中有三点对于遏制病态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1.以私营企业为增长的载体。
日本在二战前的工业化，有明显的病态发展的特征。突出表现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大、低收人群体大。19世纪末日俄战争后，日本的现代化一直在集聚着这些问题。城市中追求“华美虚饰”的价值观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日益流行，而另一方面却贫穷人口不断增加。从大正（1912-1925年）末期开始的农村不景气、萎缩以及伴随的大面积贫困与尖锐社会矛盾，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的战败是日本现代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国的占领与推行的强制性改革，改变了日本的文化观念及制度结构。经济领域推行的解散财阀的改革，使旧财阀衰落而新的私营大企业兴起，形成了大、中、小企业布局合理的结构。韩国、台湾的特点是，由于归属财产（即没收的日本殖民者的投资）的比重很大，它们在1950年代都面临着“民营化”的课题。台湾的民营化进行得比较慎重，但韩国却在1956年以前迅速地把几乎所有的归属财产（包括银行）都民营化（拍卖）。由于起点不同，韩国与台湾目前还没有形成日本那样大、中、小企业布局合理的结构，但它们都依赖私营企业而获得了经济自我持续增长的能力。企业组织的成长，本身就是“发展”的可见可评的重要标志。伴随私营企业组织顺利成长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有发展”的增长，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被城市顺利地吸收，并使工人的收入稳步提高。
2、小农土地制度的作用。
这一点是东亚经验区别于西欧经典模式的不同之处。战后，在美国的监护或监督之下，日本、韩国、台湾三个地区都经历了一次农地改革，它虽然不是像中国大陆的土改那样的按家口平分，但是由于土改法规定每户拥有土地最多不超过3公顷，结果消灭了大地产，形成了以小农为主体的结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完全剥夺地主，而是有偿地没收他们超过规定的耕地，从而促成一部分地主转变为工商业阶层。
前面曾经提到，小农制是农业转向规模经营的障碍。但另一方面，在人／地比例过小的国家或地区，它却起到控制城乡差距、减少贫困、使人口平稳地向城市转移等重要的作用。就保证城市化过程的平稳性来说，小农制是一个缓冲装置，使农民可进可退，在城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可以暂时回到农村，缓解城市压力；从控制城乡差距与减少农村贫困来说，它与中国目前的联产承包制的重要区别是农民有了地产。有了地产就是有了财富。虽然面积不很大，但随着经济成长而土地增值，相当一部分农民（土地相对较多的，或者靠近城市的）就直接变成“中产阶级”了。而我们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利于形成大规模耕作的模式，又不利于农民向“中产阶级”的直接转化。
3.政府的分配平等的取向。
如果说日本的传统共同体与新的市民社会组织对帮助穷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台湾草根似的密密麻麻的中小企业格局也必然导致比较平等的分配，那么韩国却是另一种情况。韩国的经济奇迹是随着财阀的崛起而创造的。朴正熙政府（1961-1969年）不遗余力地扶植财阀，使财阀崛起的速度惊人。1963年经济起飞后十多年时间内，韩国就有7、8家财阀进人世界500强。1970年代扶植重化工业的政策，使产业迅速集中和升级。这是最容易拉大分配鸿沟的时刻。但是，韩国却奇迹般地控制住了两极分化的势头。1970年末期因工业集中而创造的历史上的最大吉尼系数，政府公布的是0.38，而一些对财阀战略持批判态度的韩国经济学家所计算的数字也只是0.40.韩国政府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分配奇迹，有两点很重要：其一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从1970年代初开始，直到现在还在搞。不过，它早巳作为社区文明建设的一种活动而扩展到城市。在70年代，“新村运动”则是专门扶植农村的运动，把城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向农村分配。包括兴修大中型水利、村庄池塘、改造农田、填海造田、村庄规划、环境卫生、文明礼貌，等等。新村运动在70年代时的许多口号有点像中国农村建设运动中喊的口号，但整个过程却是自然的、温和的，没有中国人的“运动”搞得那么野、那么过火和那么革命色彩。并且，政府的巨大投资是一个关键的环节。随着新村运动开始，政府每年都向农村提供大量的资金与物质援助。这些努力没有起到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的作用，也没有起到在农村就地解决现代化问题的作用，它只是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使尚未转移的农民不致陷入严重的贫困与落后境地，使农业不出现明显的萎缩而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型。顺便提到，台湾虽然没有搞“新村运动”，但台湾在70年代也从工业“榨取农业”转向“反哺农业”。“反哺农业”的过程，是必需城市的企业参加的。日本的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阀的资金、技术的援助和市场的组织（加工、销售、出口等）。韩国与台湾的情况也是同样，城市的企业组织发展起来后主动地（出于自己需要地）去组织农业的生产与销售，因为小农制农业是不可能自己产生这些能力的。
其二是政府对工人的保护。韩国政府在19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时，一方面严禁工人罢工，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企业给工人长工资。韩国工人的工资在这个时期增长得非常快。到了1979年受到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时，韩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已经高得失去了“劳动力比较优势”。所以，1980年上台的全斗焕政府所作的“经济调整”，一个重要内容是“稳定工资”。不仅如此，在韩国军人政府时期，成规模企业的工人的工作是有法律保障的，业主没有随便解聘工人的权力。这一规定直到1996年底金泳三政府修订的劳动法时才被修改，但修改的法案公布后引起上百万工人的大游行，金泳三政府又被迫把法律收回。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打击后，新上任的金大中政府利用“创造企业活力”、“拯救韩国经济”的借口，才把允许解聘工人的法律定下来。这个过程说明，韩国的“威权主义”政府具有东亚传统的“家长”的特点，威严重重却照顾子女的生活。但话又说回来，韩国的威权主义政府之所以能够保护工人的利益，是与前面所说的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拉丁美洲，国营企业已经负债累累，怎么要求它们给工人长工资？中国目前的情况也是一样：国营企业效益很差甚至濒临倒闭，哪里有钱给工人长工资？硬着头皮给这些企业贷款，像这些年发放的“安定款”，无非是在剥夺社会、恶化经济效益与装配金融危机的定时炸弹而已。只有在私营企业的体系下，才有政府对工人阶级的合理保护。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的政府保护，才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才能创造出“平等”。
六、结语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历史进程。它在任何国家都会带来一个时期的城乡差距大、贫富差距大、农村萎缩严重、失业率高等病态现象。这些令人生厌的事物，之所以在一些国家表现得十分突出而构成严重的“病态发展”，并具有持久化、永恒化的趋势，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制度结构与社会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障碍。病态的社会土壤不断地滋养病态事物，而不适应以私营企业组织为代表的新事物的成长需要。
世界现代化的经验说明：私营企业组织体系的健康成长是迅速摆脱“病态发展”困境的关键环节。在产值不断增长、高楼不断增加、高速公路与铁路的不断延伸的背后，必须有现代经济组织系统的支持。没有它的支持的增长，必然是泡沫的增长；没有私营企业体系的长大与成熟以及相应的观念与制度结构上的不断变化，就永远走不出“病态发展”的怪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注释：
（韩国）《东亚日报》，2003年3月26日。
“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有时也被称为“病态发展”（mai-development）。前者是依附论学者专门使用的概念，后者则为其他学者也使用。
参看拙著《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相关章节的介绍。
本文用的“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是经典意义上的。它不包括具有旧政治背景、沾满特权与垄断色彩的那些大银行家、大资本家，而是指一般的私营业主。它也是指“中产阶级”概念中的“私营业主”部分（另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阶层，如律师、医生、教师、企业白领阶层等）。
在“里根—萨切尔”革命之前，美国的国营企业占产值的比重在lO％以下，西欧国家略略超出10％。“里根—萨切尔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国营企业“民营化”。
关于韩国城乡收入的对比数字以及分配情况，详见拙著《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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