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谟克利特
公元前五世纪，论证大地是球形的，认为晨星和昏星是同一颗金属，并提出银河是由许多恒星密集而成的。
公元前四世纪，提出朴素的原子说，认为万物由大小和质量不同的、不可分的、运动不息的原子组成。
古希腊哲学家，原子唯物论的创立者——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出生于色斯雷的海滨城市阿布德拉。当时的阿布德拉是个大商埠，海外贸易发达，各地的商人往来频繁。
德谟克利特从小就见多识广。小时候，他作过波斯术士和星象家的学生，接受了神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学习和研究的时候非常的专心，经常把自己关在花园里的一间小屋里。一次，父亲从小屋里牵走了一头牛，他都没有察觉。他的想象力很丰富，并且刻意培养自己的想象力，有时他到荒凉的地方去，或者一个人呆在墓地里，以激发自己的想象。
德谟克利特成人后，来到雅典学习哲学。后来又到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地游历，前后长达十几年。他在埃及居住了五年，向那里的数学家学了三年几何。他曾在尼罗河的上游逗留，研究过那里的灌溉系统。在巴比伦，他向僧侣学习如何观察星辰，推算日食发生的时间。回到故乡阿布德拉后，他担任过该城的执政官。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他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在艺术方面也有了一定的造诣。
德谟克利特经常外出旅行，花费了父亲给他留下的绝大部分财产。他又整天写着“荒诞”的文章，在花园里解剖动物的尸体，以至族中有人认为他发了疯。有些人企图占有他剩下的财产，便控告他浪费祖产，对族中的事不加理会，把好好的园子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根据该城的法律，犯了这种罪的人，要被剥夺一切权利并被驱逐出城外。但是，聪明且能言善辩的德谟克利特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终于被判无罪。
德谟克利特研究过天文、地质、数学、物理、生物等许多学科，提出了圆锥体、棱锥体、球体等体积的计算方法。他对逻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涉及自然哲学、逻辑学、认识论、伦理学、心理学、政治、法律、天文、地理、生物和医学等许多方面，据说一共有52种之多，遗憾的是到今天大多数都散失或只剩下零散的残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赞美他是古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德谟克利特在自然科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继承和发展了留基伯的原子论，为现代原子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原子是非常小的，不但肉眼看不出来，就是用显微镜也看不出来。那么在两千年前，原子论是怎么提出来的呢？其实上古时代的原子论不是科学理论，它只是一种哲学的推测。
留基伯是古希腊爱奥尼亚学派中的著名学者，他首先提出物质构成的原子学说，认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原子之间存在着虚空，无数原子从古以来就存在于虚空之中，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灭，它们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着构成万物。
德谟克利特是留基伯的学生，他继承并发展了留基伯的原子学说，指出宇宙空间中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什么都没有。原子一直存在于宇宙之中，它们不能被从无中创生，也不能被消灭，任何变化都是它们引起的结合和分离。
原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在原子的下落运动中，较快和较大的撞击着较小的，产生侧向运动和旋转运动，从而形成万物并发生着变化。一切物体的不同，都是由于构成它们的原子在数量、形状和排列上的不同造成的。原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没有“内部形态”，它们之间的作用通过碰撞挤压而传递。
根据这样的理论，德谟克利特还提出了他的天体演化学说，即在一部分原子由于碰撞等原因形成的一个原始旋涡运动中，较大的原子被赶到旋涡的中心，较小的被赶到外围。中心的大原子相互聚集形成球状结合体，即地球。较小的水、气、火原子，则在空间产生一种环绕地球的旋转运动。地球外面的原子由于旋转而变得干燥，最后燃烧起来，变成各个天体。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里没有神存在的空间，他认为原始人在残酷而奇妙的自然现象面前感到恐惧，再加上知识的匮乏，只有臆造出神来解释一切的未知。其实，除了永恒的原子和虚空外，从来就没有不死的神灵。他甚至认为，人的灵魂也是由最活跃、最精微的原子构成的，因此它也是一种物体。原子分离，物体消灭，灵魂当然也随之消灭。
德谟克利特发展了留基伯的学说，他的原子论后来又被伊壁鸠鲁和克莱修所继承，再后来被道尔顿所发展，从而形成了近代的科学原子论。但是，他在继承留基伯的原子说时，也延续了留基伯原子不可分的思想，从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德谟克利特是这样用原子论解释认识论问题的：从事物中不断流溢出来的原子形成了“影像”，而人的感觉和思想就是这种“影像”作用于感官和心灵而产生的。这就是他的“影像说”。他还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最初级阶段，人的感官并不能感知一切事物，例如原子和虚空就不能为感官所认识，当感性认识在最微小的领域内不能再看、再听、再嗅、再摸的时候，就需要理性认识来帮助，因为理性具有一种更精致的工具。
德谟克利特把感性认识称做“暧昧的认识”，把理性认识称为“真理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原子本身之间没有什么性质的不同，人们感觉所感知的各种事物的颜色、味道都是习惯，是人们主观的想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唯物论思想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成果。
德谟克利特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受因果必然性和客观规律的制约。他认为，原子在虚空中相互碰撞而形成的旋涡运动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他称之为必然性。在强调必然性时，他否定了偶然性，把自然界的一切作用都归结为必然性。
在政治上，德谟克利特属于奴隶主民主派，代表着奴隶主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从理论上论证奴隶主民主共和国比贵族专制优越，并认为不要使国家获得太多的权利，以防碍公共的事业。他还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国家：国家幸福，公民也就幸福；国家灭亡了，公民也跟着灭亡。他强调：在一种民主制度下过贫穷生活，也比在帝王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要好一些，就象自由比奴役好一样。
德谟克利特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主张道德可教，认为道德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造成人的第二本性，而教育方法应该以鼓励和说服为主。他也很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要与自己的思想作斗争，每天都有新思想。这种斗争的胜利就标志着个人的道德进步，并能使人成为深思熟虑的人。
德谟克利特的伦理思想是古希腊幸福论伦理思想的典型。他认为，人的幸福与不幸居于灵魂之中，善与恶都来自灵魂，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求乐避苦，而道德的标准也就是快乐和幸福。能求得快乐就是善，反之即是恶。但是，他所说的快乐并不是暂时的、低级的感官享乐，而是有节制的、精神的宁静和愉悦。他强调德行不仅是言辞，更重要的还是思想和行动，人们应该热心的按照道德行事，而不要只是空谈道德。
德谟克利特按照他的幸福论原则，对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以及义务和良心等道德范畴作了与柏拉图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冯友兰
冯友兰其人其书：
1 生平简介
冯友兰（1895 -- 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哲学家指南》的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收录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哲学史作品是《中国哲学简史》，这是一本深入浅出、出神入化的书。每次看都使人觉得精神很清新，把中国哲学的精髓用很简单的话语表现出来，是很好的一本书。
2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 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 李慎之先生常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据之一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书小容量大。与冯先生四百万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万言的《简史》，不可不谓 “小”，然而它又是“冯先生的哲学与哲学思想融铸的结晶。”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里也说，此书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故可谓，“择焉虽精而语焉尤祥也”。2﹒视野开阔。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史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虽是蜻蜓点水，仍不失哲人洞见。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的爱国风范。3﹒文体杨晓。许多读者都有同感：读冯先生的书，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西人言，文体畅晓，其智乃见（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 综此三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恐是学习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好选择之一。
3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部分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部分写的十分简明扼要。这个总结部分，在我看来所有学中国哲学的人都应该注意。虽然写的很短，但是这位哲学老人显得很自信和乐观，正是他伟大的遗言和对中国哲学的伟大预言。《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说：“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这个“总结”很重要，可视为冯先生的“晚年定论”，无论功之者，罪之者，都能从中体会出很多东西。冯先生说过，他是用生命写作的，那么，《新编》的“总结”可说是生命的最后结晶，它不仅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总结，而且是冯先生哲学思想的总结。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陈寅恪
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谐，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否则数干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喜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御制诗免，颇疑其有所为而发1此事因难证明，或亦闻寅俗承命审查偶君之作，谨具报告书，井陬著推论之余凭据鹳中☆哲学臾上册审查报告撰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义放后，以求教正焉。（原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一九三零年本）
5 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于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由于绝版多年，书肆间很难访觅其踪，所以此次重印，无异新作，理所当然地备受人们关注。这本老境之作在冯友兰的著述系列中有著特殊的意义：其一，对自己一生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都有生动的记述，即作者自言的“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使我们全面了解其人其事；其二，作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学家，这里描述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剖析了学术思想变迁，按照“知人论世”的古训，读其书者不可不先读这本《自序》，亦即作者所言：“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其三，《自序》可看作一部“忏悔录”，对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放弃独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际遇加以真诚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义。
巧合的是，另一位北大著名学者周一良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也于同年刊行。虽然这两部书的体例和立意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参照阅读。
人们很容易地将二人并论，不仅仅因为二位都是名闻海内的硕学鸿儒，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为世人看重；还因为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间他们人生道路与命运颇多相似处。文革开始，二人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倒在地，遭遇抄家、批斗、关进牛棚的命运。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而成立“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亦即人们熟知的“梁效”，其中就有冯友兰和周一良。这使他们过了两年多的“顺境”。“四人帮”倒台以后，一夜之间，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成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审讯，斗争，用周一良的话来说，是“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可谓“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
遑论当初，即使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梁效”也依然是他们所归属阵营的难以洗刷的耻辱，犹如无数受难的知识分子是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样。更不要说“四皓”之不见容于清流横议了。舒芜有《四皓新咏》，其中二绝分咏冯友兰和周一良（另有两首分咏同为“四皓”之魏建功、林庚）：
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
《四皓新咏》在当年的学者圈中，颇多传诵或步韵和唱者，足见人心大快、敌忾同仇的情景。周一良还收到一位“老朋友”的匿名函，上面大书“无耻之尤”四字。对于自己在梁效班子里的活动，冯友兰和周一良都有事实陈述和辩解之辞。周的说法是：“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认为“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因而深信“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冯友兰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见，都会事后感激涕零地献诗，如1962年的“怀人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1972年的“若有东风勤著力，朽株也要绿成荫”。按照今天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等诗句直与前朝历代的御前文学侍从的阿谀奉承之词无甚差别。更有甚者，1974年发表的《咏史》组诗中的“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于他的江青之嫌，也难怪时人对此嗤之以鼻。
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不应该厚责冯、周的选择，如同无法指摘郭沫若、周扬的言行一样。对“四皓”冷嘲热讽的舒芜，在胡风事件中落井下石，不也同样为同是知识分子的读书人所诟病吗？这样说，并非一网打尽，“洪洞县里无好人”，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比如老舍、胡风、梁漱溟、陈寅恪的刚烈或坚韧，而只是想说明，尽管台下受害者与台上风光一时者、失意者与得意者、顺从者与反抗者，彼此有著本质的区别，但其实都是笼罩在时代大悲剧下的个人悲剧，都是在人家搭好并导演的舞台上或被动、或违心地扮演角色，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空间。所谓“覆巢无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像陈寅恪先生所推崇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现代中国只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所以，陈先生自己也无奈地说：“最是文人不自由”，学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
这里显然无法简单地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不硬，或者膝盖软弱来解释。乱世之中，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已经不易，如果还想坚守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也只有像傅雷、翦伯赞、老舍自杀那样选择“自绝于人民”。冯友兰曾经以“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来概括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经历，细加揣摩，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以至痛心。林彪说过的极其霸道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惟一选择：放弃学术个性与思想立场，无条件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炉之中，接受脱胎换骨的洗礼。因而，事过境迁之后，自我盖棺论定曰“毕竟是书生”，既可以看作自我解释与辩解，亦可视为隐隐的忏悔与反省。若细加寻绎，里面其实还包含著一层耐人寻味的“书生”之傲气。说到忏悔，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不可谓不沉痛--冯氏此言，早于周氏十年说出，尤见可贵。
二书的价值当然不仅在透露出来的这些文革历程，虽然这或许是我们读后深思而感慨最多的部分。其实，这两部回忆录中讲述的家世、交游，从幼承庭训、求学异域到执教名府的身世经历，以及关涉的众多人事掌故，扩而及于身家之外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多有足广见闻者。所以，他们的“八十自述”，虽然是“微小叙事”，但实在有助于我们把握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一“宏大叙事”。就此而言，二人的典型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加尔文
加尔文，j.
Jean Calvin (1509～1564)
法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在法国称胡格诺派）创始人。1509年 7月10日生于法国北部努瓦 荣。1523年到巴黎就学；后赴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1531年回到巴黎，专攻神学.1534年成为新教徒。因受政府迫害，化名逃往瑞士巴塞尔。1536年在巴塞尔出版《基督教要义》。该书对新教教义作了系统的阐述，是一部影响很大的新教百科全书。此后，除短期被迫离开外，一直在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加尔文提出“先定论”，认为人是否得救皆由上帝事先决定,与本人努力无关；上帝的选民注定能得救,上帝的弃民一定要遭殃。他主张允许经营致富、借贷取利。他反对教阶制,主张民主选举教职人员,建立民主的廉俭教会，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要求。根据他的建议,日内瓦成立由加尔文宗长老、议员和官员组成的宗教法庭，密切监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加尔文是宗教法庭的实际负责人。凡听讲道迟到、念玫瑰经、拜偶像、望弥撒、唱歌跳舞、酗酒吵架和亵渎上帝者，法庭可警告、罚款、监禁,甚至烧死。许多人因批评他的主张横遭迫害。1553年以异端罪名下令烧死反对三位一体说教、发现人体血液小循环的西班牙著名医生m.塞尔维特等50多人。在他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和宗教改革的中心，加尔文宗传播到欧洲各国。因此，有人称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是新教的罗马。1564年 5月27日死于日内瓦。有《加尔文全集》52卷传世。
宗教改革要点 1540年日内瓦宗教改革派重掌政权，加尔文应邀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及市政工作。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的改革主要为：①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长老制;教会圣职只包括牧师、长老和执事;长老一般由有威信的平信徒担任。长老会议，由各教区民主选举的代表组成，归市议会直辖。教会设立由长老会议和6名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在加尔文的指导下审理各种案件。教会的领导机构是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市级牧师团体由各教区首脑组成，负责统辖各教区牧师团体。加尔文从1542年至逝世前一直是这个团体的主席；②简化宗教仪式，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因此在圣事中只施行圣经所记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和圣餐礼；③取缔演戏和赌博，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严禁一切浮华享乐的行为；④改组市议会，将日内瓦划分为数教区，各教区均由长老和教区的牧师团体处理政务，日内瓦市议会由长老、牧师和上层市民组成，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司法权。政权的形式按照加尔文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模式建设；⑤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
在这期间，加尔文积极支持对再洗礼派的镇压。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生理学家塞尔维特因反对三一论，并与德国的再洗礼派有联系，被加尔文向设在法国里昂的天主教异端裁判所告发。当塞尔维特越狱逃至日内瓦时，加尔文又授意当地的宗教法庭于1553年以火刑处死。从1555年开始，归正教会在日内瓦已占绝对统治地位。加尔文除了领导教务外，还从事旧约的注释。1559年，日内瓦学院在他的指导下成立。同年他的《基督教原理》第四版付印,篇幅从1536年初版6章发展为79章，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为归正宗神学的标准和依据。
神学思想 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同路德宗相同，如强调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根据和权威，认为人类在亚当堕落之后，完全败坏，失去意志自由；主张因信称义，不能靠行为得救等。加尔文还继承发展了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从上帝的至尊谕令和全能出发，认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即预先选定一些人得救，和决定另一些人沉沦，这种预定论是加尔文神学体系的基石。在政教关系上，加尔文认为政权是上帝按其神圣意志所任命的，要为人民造福，并捍卫纯正的教义和教会。实际上他将教会权力置于国家之上，异于路德教会倚仗国家支持的主张。关于圣餐礼，加尔文的立场介于路德和U.茨温利两人之间,从形式上看,似乎更接近茨温利，但从实质上分析，应该说更接近路德。他反对天主教的变体论和路德的同体论，但也否定纪念说。他明确地肯定在圣餐中凭信心所领受的,是一种真实的,但是属灵的身体。这种主张，后被称为灵性的“真实存在论”。加尔文还在可见的教会和不可见的教会之间作了明确划分，并强调教会自治的原则，但在加尔文指导下的日内瓦教会却规定该市居民都是归正宗信徒，都必须服从该宗的教律。
强贴留名，怎么还没有加精？
熊十力（1885-1968）
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名哲学家。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曰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首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1885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13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曰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 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
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曰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曰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曰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曰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曰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曰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曰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发发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曰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谅！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旷古绝后的人间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曰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一个残忍地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1968年5月23曰，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