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只讲了一句真理】
历史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你越深入探究它，就越觉得它并不遥远。那些峨冠博带、衣袂翩翩的古人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古板，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愚蠢。他们的喜怒与今人同，他们的好恶也和今人无异。
历史的烟尘后，都有同样的人性。
而且，我尤其觉得，古人中的精华又远远聪明过我们。那时的科技水平如何，其实是与智慧程度无关的。
那些线装书、活字印刷，那些纤秀小楷、豪放草书，承载的是我们学不完的智慧。我们没有笑话的资格，我们惟有低首下心。
一个对自己的祖先不敬的民族，难道能指望得到后世的尊敬？
张居正在短短的十年执政时间里，以一人的智慧与执着，扛起了一个老大帝国的没落之门，放万千的生灵到富庶、平安、有序的光明中去。
这不是舍身饲虎？这不是荷戈独战？这不是为民立极？
这些赞誉，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做到了。
空言人人都会，能做到一二件事的，方为民族的脊梁。张居正为百姓做到的，就不止一件两件了。
他当年面对的，是连年的国匮民穷。嘉、隆年间，太仓岁入不过200余万两，支出倒有400万多两。年年亏空，政府还在运转，也真是够难为宰辅的了。
两大问题，如椎刺骨。
一是钱不够怎么办？二是钱从哪里来？
若是庸人治国，那想也不用想，就是一个“刮”！盯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
而张居正的所为，则是盯在了达官与富户的身上——在钱多的地方才能找到钱嘛。
他承袭了汉代理财家桑弘羊的思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也就是，不给老百姓加税也一样能弄到钱。
自推行考成法以后，张居正十分有信心。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就是对财政改革的有力保障。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为何不加税，钱也可以够用？张居正摊出的底牌是两个：“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清理逃税）以足国”。
官不贪，百姓就松口气；有钱人把应缴的税缴足，国家就松口气。
又是一个竖鸡蛋式的简单解法！
——不是人们想不到，是根本没往那个方向上想。宁愿拿刀去剔鹭鸶腿上的肉，不愿意去割肥猪身上的膘。
自负的执宰其实就这么愚不可及。
向谁下手，张居正有数。
大明的赋役，田赋占了大头。滚滚银钱须从田亩上来。那么，天下的家底究竟有多少，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就是一笔糊涂帐了。
国初的时候，朱老皇帝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都全部列上。黄册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城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
洪武二十年，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一册，州、县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
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派，都要根据这两个册子。
但这些册子到了后来，就没用了。很多土地悄悄玩起了隐身法。
原来，明代由于官俸微薄，与大宋差了十万八千里。皇帝也知道干部靠工资八成是吃不饱饭，就特许官员及其亲属可以免除徭役和一部分田赋。包括未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连带光荣致仕、免官在家的，都有不等的减免（优免）。以四品京官为例，北方籍在家的，可以每亩五升免300亩，江南籍的可以每亩三斗免50亩。在职官员免的就更多。
只要有特权，权就能变钱。皇帝的这一开恩措施，在明中期以后，也成了来钱的途径。由于赋税日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须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交税、当差。将自己的田产请缙绅冒认，这叫“投献”。几种方法，都可以逃避国家的赋税。
有的官绅享受了特权还嫌不足，又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做这类事情，需要与当地官府勾结，父母官少不了又可以捞上一票。
每年编审黄册的时候，官府门庭若市。富户行贿，官员包庇，大家一起造假哄国家。结果，经常是“无田之家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形成典型的“放富差贫”现象。大户占田越来越多，交税却越来越少。小民没有土地，赋税却越来越重。这黄册，已经是扯淡。“名为黄册，其实伪册也”（顾炎武语）
如此，国家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土地，总数就在一年年缩水。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有8.5亿亩；弘治十五年，6.2亿亩；正德五年，4.5亿亩。少掉快一半土地，皇帝不奇怪，大臣也不说破，地方官死也不说。大家一级哄一级，哄住最后那个就行。
隆庆元年，高拱执政，清查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造假，查出“诡寄”和“投献”田共199万多亩，“花分”田间331万多亩。
富户的地少了，也就可以少交税，但一个地方的赋税总额是减不下去的，结果他们逃掉的那部分就要让贫户来交。有一部分贫户交不起，就拖欠，导致国库年年亏空。
到嘉靖初年，江南与北直隶有一批官员决心清理积弊，开始清丈土地。海瑞是最积极的一个。但引起官绅大哗，说他“偏执”、“疯癜”、“见识短”，最终以“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罪名而罢官，只做了七个月应天巡抚。当时张居正只是普通阁臣，无力救助，只能写信去表示爱莫能助。
早在执政之初，张居正就打定主意要清丈土地。他说：“上损而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砍了上流社会的非法所得，才能让下面小民宽松一点。官吏不营私，国家才能强盛。
当时有人反对清丈均赋，说如果“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查的太紧太严了，老百姓会闹乱子。
“原罪”真的不可以查？
张居正严词驳斥——这都是睁着眼睛胡扯，打击富户为何有人这么心疼？他质问：“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
什么是真理？这就是真理！
到万历五年十一月，张居正已将吏治整顿好，便腾出手来，公告：今后将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丈。包括皇庄、屯田，只要是大明疆土内的土地，不许有一点隐瞒。并言明：“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存，必不容贷！”官绅富户谁敢武力抗法，大刑伺候。
号令一下，“天下奉行懔懔焉”——没有谁敢不执行的。
清丈以福建为试点，第二年中，张居正派湖广老乡耿定向出任福建巡抚，打头阵。并写信告诉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
到万历八年，福建清丈完毕，共清出隐漏土地23万余亩。
随即全国清理丈开始，限期三年。张居正和阁僚及户部尚书张学颜制定了八项注意，颁行全国。
一时间，万里大明河山，量田测地真忙！张居正也大为振奋，称此事为“百年旷举”。
清丈中，果然遇到预想中的阻力。
有宗室（皇亲）出面阻挠的，张居正回击得相当严厉，拟旨予以处罚，或废为庶人，或夺去宗俸。
有官员敷衍了事的，拿以往的黄册一抄了事。科道立即弹劾，给予夺俸、降级处分。
还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过激倾向，有的地方官为了追求虚名，凭空虚增田地亩数，或将荒地算成良田，还有的用缩小了的弓尺进行丈量。张居正发现问题后，提出只论当否，不论迟速，适当放宽了期限，不使运动走到反面。
丈量是用一种像巨大的弓一样的尺子。先由业主自报亩数，然后由业主和官府指派的弓尺手先行“自丈”，最后官府来人核查。两下里吻合后，在图册上盖“丈验相合”章。以此为根据，编制出新的“万历鱼鳞图册”。
这个图册，相当精确，直到清初还在使用。
清丈结束后，官田、民田一视同仁，按照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科税，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史载：“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沧州志》)
那么这老虎是谁?
上流社会。
这些隐身的土地，多为勋戚所占，这是一群有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他们终于遇到了剋星，这下子都要乖乖纳税了。
正如张居正事前所预料，只要清查，就会有大量隐占土地浮出水面。清丈前全国土地5.1亿亩，清丈查出来隐漏土地2.67亿亩，总数达到7.85亿亩。虽尚不及洪武时期，但亦相当可观。土地总数一多，自然就实现了“民不加赋”而财政吃饱的目的。
聪明人聪明办法，笨人笨办法，历来如此啊！
到万历九年，清丈大功告成。张居正认为，帝国的家底既然已经摸清，全面改革赋税制度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下令在全国推广著名的“一条鞭法”（也称“条编法”）。
“一条鞭法”这个概念，现在已和张居正的名字紧紧挂勾，其实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他的功绩，就在于将其推广到了全国，解决了大明赋税制度上的顽症。
这么大个帝国，全靠税收养着；税收制度要是长了瘤子，帝国肯定要患营养不良。
大明帝国的赋税，分为田赋与徭役两大部分。田赋制度的改革，在嘉靖时期已经实行，基本趋于合理。现在的问题在于徭役。
作为向国家纳税的一种方式，大明的百姓都要服劳役。以里甲为单位进行摊派。里甲就相当于现在的居民组，110户为一里，下辖十甲，一甲含10户。担任里长的，是其中田多丁多的十户。每年由一名里长率一甲服役。服役又分为正役和杂役两种。正役是替政府催征、解送粮钱，传达法令这类事。杂役是给官府和官员提供服务，包括门子、厨役、膳夫、狱卒、马夫人、水手、脚夫等等，无所不包。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由于江南一带征发税粮的任务太繁重，里甲的原先的每十年轮一次正役，渐渐变成了每一年轮三役，百姓不堪其苦。杂役方面也有问题，因为是按丁摊派，官绅可以免二丁至三十丁的杂役，这么一来，负担全压到了那些无田而靠劳动力谋生的百姓身上。
有权有势的，可以免税免役；无权无势的，负担反而越背越多。
于是富的就越富，穷的当然也就越穷。
谁说苍天有眼？哪有？
孔圣人只说过一句真理：“苛政猛于虎”！
在苛政之下，彼为刀俎，此为鱼肉，何来“民为贵”？
不过，在大明的官员中还是有正直的，并未被“利益”的猪油蒙住了心。从嘉靖初年起，就有人不断对这种“不均”提出抗议。
徐阶执政后，毕竟是老成谋国，知道这问题的利害，便有意改革赋税制度的弊端，他大力支持巡抚庞尚鹏在浙江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个什么东西？好处在哪里？如何就能便民？
简言之——
一，就是劳役折银，老百姓交钱顶劳役，谓之“丁银”，官府拿这个钱另外雇人应差。同时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使赋役有所均平。
二、将差役与田赋“合编”在一起，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官吏与乡绅从中作弊的机会。
三、将田赋中的大部分实物纳税变为货币纳税，也就是“田赋折银”。把粮卖了再交钱，促进货币流通，有助于刺激当时的商品经济。
其中最关键的，是征税由“度人而税”，变成了“度地而税”，达到了“轻重通融，苦乐适均”，不再是富人欢乐、穷人愁了。
隆庆三年，海瑞在南直隶也开始推广一条鞭法。次年，江西紧接着跟进。两地效果都不错，“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江南一带“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天下郡国利病书》）。
看来农民种田养不活自己，很少是因为种粮种菜卖不出钱的，关键就是征税太重。
这道理，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了也不说。
徐阶时代，推行一条鞭法的阻力极大，有人说该法大有问题，建议废除。徐阶是个中庸的人，没下令取消，也没有再扩大推广。
到万历初年，又有人旧话重提，说一条鞭法“害民”、“不便”。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在此看得很清楚。张居正此时态度比较谨慎，他在观察。
一直到万历五年，推行一条鞭法的地区没有什么“不便”。这一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也开始推行此法。这是第一次在北方实验，反对者众声喧哗。张居正派人调查后，认为 “法贵宜民，何分南北”。遂下了决心在全国范围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实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兴。人称“盖自条编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乐”。为政者一句话，就解民于水火之中，有如再生。百姓之草芥命运，真是令人感叹。直至20年后，于慎行还说，他的家乡东阿至今“邑民皆称其便”（《与宋抚台论赋役书》）。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侥幸得以保留，并并继续扩大实行，到万历十五年，云、贵、川、陕、晋诸省也已推广，大明的赋税制度彻底变了样子。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地(1773—1842)曰：“赋税是公民换得享受的代价，所以不应该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征税；就是说，永远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须的那部分收入征税。”他还说：“征税办法越使纳税人感到方便、且有能力缴付，则越是好税。”（《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一条鞭法就是好税！
它的实质是什么，古人看得清楚――“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明世宗实录》）。而已，而已！只有公平，只有消灭了“不均”，人才有积极性搞生产，国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断的财政之“血”。
谁说古人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处就是一例。可叹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没有了，就要拉了生产的后腿。
公平居然能影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荒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真乃空前绝后！
以往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其实枉称平均，那是一种“劳与酬不对等”的不平均。而钱多产业多的人多交税，钱少无产业的人少交税，这才是令人心服的“平均”。
张居正在经济改革中，倡导“平均”，厉行“公平”，国家也为之大收其利。前有节流，后有开源，财政赤字化为乌有。史称“太仓之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国榷》）。
且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并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后世。万历时代由此成为大明王朝财政最富裕的几十年。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如若没有张居正，大明的“豪强之兼并”必将很快就致帝国“失血”而亡，其“贫民之困”则又不知何日得解放了！
其实，大明的赋税改革早就势在必行，然而谁来干，谁能干，谁想干？嘉靖以来就无人能够破冰。
此人要能总揽全局，无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济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此人要天性稳健沉毅，不轻率冒进变改革为祸害。
天降大任于斯。
惟有张居正！
苛政猛于虎，他就是打虎的英雄。
十三、孤绝者高处越发不胜寒
【当政者为何要与文化为敌】
张居正有句名言：“创始之事似难实易，振蛊之道似易而实难。”（《京师重建贡院记》）
非亲身参与除弊兴利者，很难有这样的沉重之慨。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权贵已经一扫而空。他的左右也无非贩夫走卒、乡间塾师之类，本无特权可以维护。新制度的建立，无伤他们一根毫毛，所以几乎没有阻力。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屡次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这些人，必然要以“多事”而肆意阻挠。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帝国的国家机构试图站在“中间立场”，平衡权贵阶级与贫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样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张居正也并不是个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执政失误，也有倒行逆施。这些，都必然会授人以柄。
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并不都是颂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浮言四起”，平地里陡起一场又一场政坛风波。
张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这里应当特别说说，那就是文化专制。
本书在前面说过，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窼臼”（《答少司马杨二由》）。加之当时有些生员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欺凌百姓，俨然成为“学霸”。为此，张居正曾制定了18条规章，严厉整顿学政。
打击学霸，制止生员干政，自然是没有话说。但规定中有一条，是“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
这一条煞是厉害。
万历七年正月，有诏下，令毁天下书院。当年，共毁天下书院64处。
这当然是钳制言路，引起了许多士人不满，而且直接激发出一桩何心隐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角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明代属吉安州）人。后更名为何心隐。他以诸生的身份，放言时政，品评学术，其思想富于乌托邦色彩。在家乡倡建“聚和堂”，以族长身份打理本族事务，延请塾师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丧赋役，一律互助，并且想把这种“大同”模式推向全国。他认为这才符合《大学》里的先齐家、后治国原理。
他蔑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谓万世伦理，认为它们都不如朋友这一伦。
他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据说嘉靖年间蓝道行智逐严嵩，就是听从了他的密计，人谓“以计去宰相”。后来的宰辅均对他有所忌惮——这是个翻天覆地手啊。
张居正禁讲学后，何心隐撰长文《原学原讲》予以驳斥，并且还拟伏阕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
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与“狂狷”。
张居正早就认识这个特异人物。
在任国子监司业时，张居正曾在当时的御史耿定向处偶遇何心隐。何非常突兀地问他：“张公您执掌太学，可知道太学之道么？”张居正博学，却对这个“太学之道”闻所未闻，知道这是胡扯，便瞪着何心隐，没有好气地说：“你时时都想飞，却是飞不起来吧！”（《明儒学案》）
张居正走后，何心隐大感沮丧，对耿定向道：“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说，“你记着，此人必杀我！”
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是一种安慰。张居正却对他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抚陈瑞将其逮捕入狱。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史书上说是“拷死”或“毙之狱”，也就是活活打死的。
何心隐一死，名声反而越响亮。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称“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死”，“武昌上下，人几万数，无一人识公者，然无不知公之为冤也”。他高度赞美何心隐“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之不可覆盖矣”。还说，大众虽然深信张居正“有大功于社稷，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 （《焚书》）。 因为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隐，李贽遂愤然与之断交。
晚明的书院，虽不免有空谈的毛病，但却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文化一脉。张居正想靠高压手段来禁绝，不可能有长期效果。他身死名毁后不久，各地书院便纷纷复燃，最终汇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张居正的新政因触及了利益集团，且力度甚大，遭到顽强抵制并不足怪。另一方面，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第一个跳出来挑战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内阁有碧莲早开，张居正以祥瑞呈献给皇帝。冯保则不以为然，对张居正说：“主上幼年，不可用异物让他有玩物丧志之心。”
此事由万历下诏予以通报批评。
张居正拍马拍到了马脚上，自然无话可说。余懋学跟着就奏了一本，说张这样做，有失大臣风范。
小小的给事中也来说三道四。张居正心里恨恨，但忍下了没有发作。
第二年二月，余懋学又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余懋学这人，其实很清廉，只不过有些不识时务罢了。
这个小小的风浪刚过，到年底，更大的风潮又来了。
河南道试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你做得好，自然不应该怕人说；你做得不好，难道说说还不行吗？
哪个当头儿的愿意听这话？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镇抚司是属于锦衣卫的机构，专管诏狱，直接奉旨办案，用刑尤其惨酷。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底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在这个事件中，大明官员不怕“逆鳞”的倔劲儿又表现了出来。给事中徐贞明心生不忿，半夜光着脚悄悄潜入诏狱，给傅应祯送去药粥（国家监狱看守似乎也不严）。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后被贬官。
此时是万历三年，张居正的专横还没有达到膨胀的程度，傅应祯因此躲过了廷杖这一劫。
但不怕死的仍然有，这一次，蹦出来的人叫人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张居正的门生，也是傅应祯的老乡——巡按辽东御史刘台。
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但刘台认为张居正钳制言论、斥责言官、结党营私，都是动摇国本的行为。虽然自己是张一手提拔的人，但也不愿坐视不问。他声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安福县志》）
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奏疏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刘台首先从内阁权限说起，他说，国初设置内阁，官职不高，因此没有总揽之弊。二百年来虽有作威作福者，总还是怕人议论，惴惴然避宰相之名。惟独“大学士张居正专政以来，每每自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进退？”致使大小臣工，不是惧怕他的威势，就是感怀他的恩德。
接着的驳难几乎势不可当。他说，既然张居正自称“吾守祖宗之法”，那么——
兴王大臣狱，诬陷高拱又是何企图？高拱擅权是有的，谋逆则闻所未闻。先是诬之逐之，逞宰相之威；后又私下里写信安慰，布宰相之恩。“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如今一有诏旨下，如果是严厉的，则张居正曰，我费力多少才不至于更严厉，于是人不敢不先谢他。如此，人们畏张居正甚于畏陛下。如果诏旨是温和的，则张居正曰，我多少费力方如此，人们又不敢不先谢他，于是人们感激张居正甚于感激陛下矣。“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张居正又设立考成之法，使内阁权力在部、科之上。本来内阁是没有大印的，官职属于翰林，不过是聊备顾问而已，不能直接处理政务。张居正创立考成法，是想辖制科道大臣，令他们只听他一己之令。“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而后，又将张居正的“劣迹”逐一开列——
逐大学士高拱去国，竟然不容旦夕之缓；
引用阁臣张四维、吏部张瀚，均不通过廷推；
贬斥言官余懋学、傅应祯等，几乎扫空了言路；
为固宠计，献白燕白莲以为祥瑞，招致严旨切责，传笑天下；
为夺好田宅，授意地方府道诬陷辽王，滥加重罪；
为让家族子弟连中乡试，许诺御史某人以堂官、布政使某人以巡抚；
起大宅于江陵，费资十万，规模直逼皇宫，且派遣锦衣卫官员监造；
天下哪个不知，江陵地面膏血已枯，有人还在大起违禁宫室！
我看，张居正贪污的来源，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
否则，何以入阁仅仅几天，即富甲全楚，究竟是用何法致富？华屋宝马，妻妾成群，有如王侯，究竟又是谁人供给？
——刘台的这个奏疏，虽然炮火猛烈，但也不是蛮干，他多少用了一点策略，就是刻意离间万历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
他说：当此之时，给皇帝提意见易，给大臣提意见难。当大臣的，每听到有人批评，则接着皇帝宠信，激怒皇帝，或加罪一人以警告众人，或株连多人以杜绝后来者。如此，大臣之恶日益滋长，天下国家之事大势去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讨张檄文，虽有夸大，但也其源有自，并非捏造。尤其是侵占辽王田宅一事，把陈年旧事也牵起来了。
应该说，张居正在大明的官员中，虽不属十分廉洁，但也不是贪渎成性之人。他历来标榜“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曾有一知县向他行贿遭拒绝，以为是嫌少，便又多加了一条玉带再送去。张居正两次奉还，并致信说：我一直以“守己爱民”四字与你共勉，你居然会以为我嫌礼品少，还是认真思之以自励吧。据他自己说，两广将帅先后欲向他送的礼，有万金之多，他都一概拒绝了。
那么，他在江陵的万贯家财又从哪里来？原来是他的父亲、子弟和仆人大开了受贿之门（不收就太脱离群众了）。
据说，隆庆六年，湖广抚按建议为张居正修建牌坊，张居正没有同意。抚按就把募集来的钱送到了张家。因这钱不大好退回，张居正便提议，此钱交给地方官府，作为张家购买辽王府的款项。但后来这钱只做了废王府的装修款，而且大大超支。张居正表示，愿用历年的工资、赏赐和田租来偿还，但最后还是由地方官“统筹解决”了。因此，说张家在江陵修建的大宅来自民脂民膏，亦不为过。
此等隐私，又如何解释得清？
张居正就是铁打的身躯，读了这样犀利的檄文，怕也要冷汗直冒！
自万历二年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忿恨，连他的功绩也一概抹煞。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代表了一批反对改革的朝官。
刘台的弹劾，只是是一次大的爆发。反对派意在逼迫张居正下台或做大幅度退让；而张居正则处在刚把局面打开、欲放手大干之际；两下交锋，双方已无一点回旋余地。
面对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也不免尴尬，只有去见皇帝面奏自辩。他没有检讨自己的问题，只是极力推测刘台的动机。他对皇上说：刘台因与傅应祯交情素厚，见傅被充军，怕自己将来也不免，就反攻为守，泄愤于臣。这样既可以免于处分，又可以沽名钓誉。
张居正说着，忍不住泪下如雨，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来了。“国朝二百年来，并未有门生排陷师长，而今有之。”（《万历邸抄》）
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
据说张居正在递交辞呈时，曾伏地痛哭。万历慌忙将张居正扶起，说：“先生起，朕当逮刘台入狱，关他一辈子以谢先生。”
看过了辞呈，万历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是刻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那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要介意那些浮言。”
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所处之者，实乃危地也。因为所理之事是皇上之事也；所代者乃皇上之言，现在言官说我作威作福，而我是在代王行政，那么肯定非威即福。如此，事事都可以说是作威，事事也可以说是作福，谗言日日喧哗于耳，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不能让臣背负恶名，但作为一个臣子不应让皇上如此费心。所以望皇上特赐罢归，以消除议论。另外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大任吧。
万历当然不可能让他真的走，遂再次劝慰。
另有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因刘台的“檄文”里将他们作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都觉得脸上无光，也依例上疏求去。万历同样一律打住。
纵是如此，张居正仍待在家里不肯出来视事。
万历无法，只得于二十六日派司礼监太监孙隆，带着亲笔手敕和一些礼物，去张府慰问。
孙隆高声宣旨道：“先帝以朕幼小，托付给先生。先生辅佐朕不辞劳苦。那些畜类丧心病狂，发表狂悖言论，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来治他们。先生还是以保社稷为重，马上出来干活儿吧。特赐长春酒十瓶（谁喝谁知道啊），以示关怀。先生不要再推辞了！”
君臣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张居正才勉强出来上班。
此次风潮虽然是由言官而起，但部院堂官当中也有给予同情的。礼部尚书万士和就是一个，前此余懋学因言得罪，他就说“直臣不当斥”，并不怕杵犯张居正。而后，以病乞休。张居正这次也领教了反对势力的强大，一度真的想不干了。
风潮的主角刘台，自是难逃厄运。几天后，从辽东械送京师，一路带着枷锁押送过来，被打入诏狱。虽经严刑拷打，但他言辞反倒更为激烈。旁人都为他担心，他却泰然自若。镇抚司审讯之后，拟了“廷杖、遣戍”上报。
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请免用廷杖。因为上次傅应祯讪谤的是皇上，他出面讲了情。此次刘台不过是诋毁阁臣，自然也要免廷杖才说得过去。
最后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然而，事情岂能如此罢休！张居正此后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旧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首辅的意图，下面自然有人领会，具体执行的，是江西巡抚王宗载和巡按于应昌。后来刘台果然因罪被遣戍广西浔州（现桂平市）。监督改造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受酷刑而死。死后连棺材衣服也无，极为凄凉！
以刘台为代表的科道官员，前仆后继地倒张，这类行为，在当代的研究者著作里均被视为“逆流”。向改革者发难而获此恶名，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这几个人，在品行上无大瑕疵，亦不是改革中的利益受损典型。他们提出的指责，多有所本，是对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就已显露的专权进行抗议。在皇权机制下，权力无制衡，即使是有为之相也难免唯我独尊，破坏朝政中应有的权力平衡。刘台等人的奋起，应看做是对缺乏公议的决策过程、对一人独大的畸形行政机制而进行的阻遏。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可惜，当时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共商的平台，因此，不同的意见只能以残酷政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固然刘台诸人进行的是绝望的一击，失败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张居正也为取胜付出了沉重的道义代价，甚至是为他身后声名事业的迅速败亡埋下了伏笔。
——大明多少英才，就是这样有话没法好好说，在险恶的争斗中相厮杀、相诋毁，空洒热血，徒唤奈何！
此事平息了一年多后，万历五年九月，又一场大风波劈头盖脸扑来。
事起突然，牵动甚广，其烈度与惨酷，使人们感觉到仿佛严嵩时代又还魂了。
【午门前顿时鲜血淋漓】
万历五年，本是张居正风光无限的一年。前一年底，他刚以一品九年考满，加左柱国、升太傅、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这些荣衔，是大明臣子在生前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誉了。转过年来，次子张嗣修会试得中，进士及第。张居正谢恩，万历答曰：“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父贵子荣，皇帝又打了包票，张居正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惜，万历的这个承诺，到后来成了命运的讽刺。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果然开始“看顾”张居正的子孙，下诏荫张嗣修为锦衣卫正千户。
就在这仕途如鲜花烈火之盛时，江陵传来噩耗，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于九月十三日因病突然去世！
九月二十五日，讣告到京。
这一年初，张居正就得知老父患病，本想回乡探亲，却正逢皇上要大婚，因此决定推迟一年再回。哪里想到这一延宕，父子竟成了天人永诀。
老父亲一死，张居正立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者嫡亲父母丧，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27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
但先朝也有特例。宣德元年的金幼孜、宣德四年的杨溥、成化二年的李贤这三位大学士，都曾因丧由皇上特批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不用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非常罕见的“夺情”。
由于夺情不符合典制，所以从正统十二年起，有明令，所有官员丁忧通通都要回家，一律不准夺情。
那么，张居正是否要离职三年？
问题立即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焦点。闻讣的次日，内阁的另两位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奏请，引用先朝杨溥等夺情旧例，请求皇上准许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他们是考虑，平时一切政务都是张居正说了算，如果张居正离开这么久，朝中局面他们完全无法掌控。
几乎是同时，又有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所谓“保留”风潮。
都御史陈瓒卧病在床已久，急忙抱病写信给礼部尚书马自强，说挽留奏疏上千万不要遗漏我的名字，我就等着疏上留下我的名字后瞑目呢。这个陈瓒，是张居正的同年，北直隶献县人。岁数老大不小，位列九卿，不知还这样死命跟潮流图的是什么。因为南直隶还有一个祖籍常熟的陈瓒跟他同名，老陈还叮嘱送信的人，一定要讲清楚，我为献县之陈瓒，非南直之陈瓒。
马自强接到信后叹道：“此老是快死了，因为心先死了！”
陈瓒果然不久后病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遭人议论，在史册上留下污名（《万历野获编》）。
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
张居正此时心态非常复杂，如果夺情，与他一贯提倡的坚守祖制不符。如果去职，一切改革事宜，都还在开辟阶段，反对势力之大，不可小看。离职三年，将会发生什么，实难以预测。几天里，他只是在错愕不定中度过。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
张居正这一方的人，更是高度关注事态发展。首先冯保就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
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据说，司礼监随堂太监将皇上给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一天里，小太监来传话的络绎不绝。
张居正在丧中，因惊悸悲伤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说：“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而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知道了，有气，说：“我还在，他就一点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唐朝京城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是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时人评价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可说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者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尤其宋尧愈看得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上去，但其实是压在了冯保手里，他留中几日未发，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居然朝中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看完奏疏后，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最后决定，对他们几个人的处置，是要廷杖和充军。
风声传出，各路官员大惊，纷纷展开援救。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
张居正此时已经铁了心，面对老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语，忽而对老马跪下，以一手捻须，高声恳求：“公饶我！公饶我！”
首辅失态若此，老马心知事已不可为。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走了。
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告诉他：“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冷笑：“即使是圣怒，也是为先生您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又咕咚一声跪下，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说着，忽然顺手摸起一把小刀做刎颈状，高喊：“你杀我，你杀我！”
王锡爵大惊失色，连忙拔腿跑了。
张居住正固执己见，坚持要回击“逆流”。
夺情风潮，至此达到白热化。一场残烈大祸，就横在眼前，朝中有识之士皆寝食不安。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都有上疏论救。但全在冯保那里压下，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诸人忧心如焚。沈懋学想到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自己的同年，或许可以从中缓颊，便连忙修书向他求援。但连发三信，一无回音。
沈懋学不肯罢休，又写信给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李幼滋，求他出面营救。李幼滋是夺情派的中坚，哪里肯做这事？反而回信把沈懋学教训了一通，说：“今师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若腐儒等辈安能知之？”
沈懋学险些为之气结，一怒之下，告病还乡了。
十月二十二日，终于有旨下：着锦衣卫逮捕吴中行等四人，在午门前打屁股。吴、赵二人，杖责六十下，遣返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艾、沈二人杖责八十下，遣送极边远地区充军，遇大赦亦不恕。
四个人的待遇之所以有等差，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早有万死不辞的心理准备，闻圣旨下，面向南方拜了拜家乡的老母，朗声道：“儿死矣，还有孙子可以伺候您！”又托付妻子说：“我知道你能事母抚孤，我就是死了亦无憾！”然后从容出门，跨马而上，前去受刑。
此时恰好锦衣卫缇骑凶神恶煞地赶到，吴中行遂弃马，回首家门大呼：“儿子，拿酒来！”
一碗烈酒一仰而尽！
刚烈的翰林书生随着缇骑，昂首向午门走去。
当天，天气阴惨，隐隐雷鸣不止。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睹犯官模样，众人表情木然。
受刑者陆续从人墙中走过，至午门。此处已有左右“羽林卫”千人层层环绕，铠甲鲜明，各执戈戟，如林而立。中间只留一个行刑的空场。锦衣卫打手亦是肃立，手执木杖已等候多时。
犯官到齐后，司礼监太监十数人手捧“驾帖”（逮捕证），从午门内鱼贯而出，站定。
只听为首的太监大喝一声：“带犯人！”千余羽林卫壮士齐声呼应：“带犯人——”喊声直冲斗牛，连京城之外都能听见。
这场面若是胆小的，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而后，太监宣读由刑科签署的驾帖，将各人事由、罪状、处罚逐一申明。
锦衣卫校尉当即扒下犯官的衣裤扔于地上，将诸人按倒在地，做好了行刑的准备。
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既然有话，那还客气什么，只十几下后，犯官的屁股就皮开肉绽，继而血肉模糊！
酷刑过后，校尉们将四人裹以厚布，拽出长安门，任由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驱逐出京）。
一出禁宫，立刻有不怕死的官员围上来慰问。东厂人员便逐个叫住询问，并记下姓名，以便日后算帐。
吴中行受伤相当严重，抬到半路已没了气息。中书舍人（内阁中书科文书）秦住恰在此时带了医生赶来，连忙给他灌药，稍后才苏醒过来。
随即，厂卫又有催促出京的命令下来，家属只得仓促为吴中行裹了一下伤，又抬着他出城，踏上南归故乡的里程。路上，家人挖去吴两股上的腐肉数十坨，大若手掌，深至一寸，其中一股已经几乎没有肉了。吴中行痛得彻夜呻吟不止。
赵用贤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体肥胖，受刑后，腐肉溃落如掌。其妻一路拾拣，后“腊而藏之”，以做刻骨铭心之忆。
艾穆和沈思孝受刑后，戴上械具押入诏狱，都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三天后，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远赴戍地。在出城门时，艾穆身上鲜血淋漓，然意气如常，当着押解官和厂卫数十人的面，“犹厉声大骂江陵、冯保不绝口”。
士可杀，气不可夺也！
——华夏的浩然正气，全赖如此志士仁人一脉相传。即使在最黑暗的政治年代，亦有猛士奋不顾身。是男儿，岂能如犬豚苟活？斧钺加颈，又焉能令万人吞声？两千年的衣冠传承，文明灿若星汉，何以能让遍地的生灵都成无骨的蒿草！
艾穆是张居正的湖广同乡，张居正对他的发难尤为耿耿于怀，曾黯然对人道：“昔日分宜（严嵩）尚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明史》）
自张居正于十三日提出“在官守制”起，至二十二日四人受杖刑止，十天内，朝野人情汹汹，众人对张居正侧目而视，民间也流言四起。恰在张居正再次上疏乞归那一天，夜有彗星长数丈，街谈巷议更是加以附会。有人在西长安门贴出谤书，指张居正要造反！
看看乱得实在不像样子，万历皇帝赶忙于二十三日对群臣下了一道敕谕，以正视听。他说：朕身为君主，有权决定大臣的进退予夺；张居正身任天下之事，岂容一日去朕左右？群奸小人借纲常之说，行排挤之计，就是要孤立朕。今后若有邪恶之徒再欺君罔上，定罪不饶！
通告下来后，舆论才稍微平息了一些。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
十月二十四日，又有一个自愿送死的跳了出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把炮火又升了一级，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他说，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犹自称是“非常人”也。这不是丧心病狂，就是禽兽，怎么就能说是“非常人”呢？
他讽刺道，幸亏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阴谋篡位），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这个邹元标，春天时才中的进士，被分配在吏部实习，与朝中政争本没有任何关涉。但因他是王学的信徒，所以对张居正素有不满。初生之犊不怕虎，在众人惴惴之时，偏要以卵击石！
他前一天即将奏疏写好，入朝时正逢吴中行等受刑。他远远看去，不禁怒发冲冠。杖刑一结束，他就向随值太监递上奏本。此刻正是敏感时期，太监怕事，不肯收。邹元标撒谎说：“我这是告假本。”又掏出银子来塞上，这才将奏本递入。
后事如何，不用说也知道。当天就有诏下，命杖责邹元标八十，发配极边卫所充军。
五人受刑后，“直声满天下”，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
最为悲壮的是，宛陵（今安徽宣城）生员吴仕期十分仰慕受刑诸人，听说邹元标被谪路过京口（今江苏镇江），竟然步行数百里到江上相会，与邹握手谈天下事，慷慨激昂。归家后又写了一篇万言书，力陈张居正之非。张居正对他十分恼恨。
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人人皆以为真，四海为之轰动。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心领神会，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
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消息传出，天下大哗，官民皆有怨愤不平者。
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张居正，并未尝到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次信心与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从大局考虑，情有可原。但这样做是逆伦理习俗而动的非常之举，本应以温和、低调的手法处理，但在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做戏”做得太过简单。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又过于惊慌失措，处理失之操切，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到最后，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最大的道义代价。
在镇压过程中，其斩尽杀绝的做法，也引起公众的心理反弹，为政敌指责其“擅权”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在整个“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并且此事对他以后的执政作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在事前的建议与分析，可说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侧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张居正诗《潇湘道中》）
今日位高权重的张阁老，不知还能否记起年轻时的抱负？想廓清天下，自己先清否？想为不世之才，为何偏留下了百年之憾？
因为青史无情！
任何一个英明的人物，都不能以功绩作为资本来做恶事，人们在判断一个人好坏时，用的并不是加减法，而是有一分恶，就是一分恶。这一分恶只要做了，就将永久留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你其他方面的光辉可以抵消得了的。
张居正，从此有了不能瞑目之耻！
秋风 又出关了呀
十四、有多少雄心大业浪淘尽
【他终究不能为圣贤】
风波过后，又是百鸟压音。讨厌的人通通给逐出了视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张居正的位置，稳如磐石，来自后宫的信任与小皇帝的眷顾，一点儿没有衰减。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却有一个东西崩塌了。
在夺情风波之前，他很自负，认为自己在官场的平步青云，乃是才华超群所致。当了首辅之后，令出如山，无有阻碍，就更是为权力幻觉障住了眼。以为自己掌握的是唯一真理，以为自己是上天唯一钟情的人物，以为位居己下的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所谓“不世之才”，就是指几百年出一个、甚至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
环顾大明浩瀚疆土，傲视天下万千苍生，谁行？谁配？
但是他忘记了，凡上天赋予一生灵以头脑，就有他的好恶，就有他的尊严。
屈居在你之下，或者因时运不佳，或是机遇尚未到。没有谁能把一个人真正看做是一尊神。
在夺情风波中，张居正的“楷模”形象被滔滔议论瓦解了。他第一次惊讶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权威，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吝自己的笑容。
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恶毒的评价加在你的身上。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到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完美。
文渊阁往日的宁静飘然远去，张居正骤然感到自己是走在荆棘丛中。人心，不可测。不仅是门生能够反目，亲手提拔起来的下属居然也会背叛。
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权力。惟有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一切人俯首。他不再指望征服他们的心了，只须能征服他们的尊严。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权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就很可怕。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才力不及”而降调。
反之，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
张居正当年逐高拱时，尚能重用几个高拱一系的人才，并不是一律排挤，如推荐张嘉胤为浙江巡抚、张学颜为户部尚书、吴兑为宣大总督，现在则已完全失去了那种肚量。
此次清洗并非出以公心，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令见风使舵者高兴、表里如一者沮丧。张居正的今日，变成了他曾在昨日猛烈抨击过的大昏大庸者。
看别家病易，剜自身疮难。谁能逃得了这铁律？
后来到了万历十三年，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执政为了清除异己才举行闰察，众心不服，请求永停闰察。”万历皇帝照准执行，取消闰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在这次闰察中做得太不公平。
自这次闰察后，一个以乡谊、年谊、姻亲、师门为纽带的新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来了。张居正再不想陷入朝议的汪洋大海，他要的是一群没有自己嘴巴的人，
平心而论，这个新形成的依附集团，收纳的并不都是品行恶劣者，其中也有官声正直的人，像工部尚书曾吾平，平定西南土司叛乱有功，勤勉从政，从不打小报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明代官员中士大夫气还是比较重的，直臣虽多赞同张居正革除弊政，但却不齿张居正排斥异己的做法，宁愿回避。礼部尚书陆树声，是张居正的前辈，威望卓著。张居正一再表示想延揽入阁，但陆不屑为之，始终装聋作哑，后索性装病挂冠而去。
张居正对于内阁的同僚，亦是一样颐指气使。《明史》说，“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
他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
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的吕调阳，为人谨慎，凡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他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吕调阳入阁六年，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
另一个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经，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不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常感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亦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予以喝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
尤其是张四维对老上级高拱的结局深感不平，常怀为其平反之心。
这些过节，导致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成了推翻张居正既定政策最有力的人之一。
马自强入阁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任职虽然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后居伴食之名。”
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一直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居正一死，身后名声有所动摇，他就立刻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
张居正蔑视同僚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其死后，这个班子不但没起到延续政策的作用，反而成了迅速埋葬他改革成果的掘墓人。
所有这一切不祥之兆，眼下都还在隐伏中。
张居正把反夺情的风潮压下去后，益发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势。
此时的情况很不错，万历皇帝似乎更加信任首辅先生了，所有写给张居正的手札，都称之为“先生”，此乃大明朝前所未有。张居正也欣然接受，以萧何、张良自居。
他一面对万历有倨傲之态（以此镇住小皇帝），一面对冯保却卑词逢迎，认为只要这两方面不出问题，自己便是江山永坐。
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
此次回乡，除了安葬父亲，也有衣锦还乡之意。
岁月匆匆追逝水，明镜怎奈华发？距离他上次翰林院毕业时请假回乡，竟已是19年过去了！
万历开始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才予以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把老母亲一起接到北京来。
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前朝杨士奇、张熜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赍忠良”银印一枚，嘱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可随时密封奏报。
张居正在行前，对朝中有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做了周密的分析。特别是有可能入阁的人，都特别加以提防，以备万一。数一数，在野士人中威望最高的当属高拱，但高拱在万历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因此可以放心。还有一个曾大闹过内阁的前阁老殷仕詹，则要加倍防范。此外就是徐阶，徐年事已高，不用防备，他在家乡处境又不好，张居正曾考虑推荐徐阶回来，甚至已经给徐老爷子发了信去。但一想到那样的话，自己就要让出首辅位置了，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断了此念，还是推荐了马自强和申时行——两个三流人才，远不足以为虑。
人事安排好后，张居正便进宫去向万历辞行。那一天，万历在文华殿听课。君臣相见，心里都老大的不忍。
万历说：“先生近前来些！”
张居正走上两步。
万历殷切叮嘱说：“圣母与朕意，原是不放先生回的，因怕先生太伤心了，才特此允许。先生到家了，就快些回。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张居正连忙叩头谢恩：“臣犬马之心，无时不在皇上左右。皇上大婚之后，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要紧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望千万注意。此外这几年皇上把什么事都交给臣做，今后皇上要自己留心了。各衙门奏章，一定要自己看，亲自裁决。难办的事，就召内阁的臣子来，商量好了再办。”
万历说：“先生至忠，朕知道了。”
张居正顿了顿，又说：“臣目前还带着孝，不便到宫门叩谢圣母，望皇上代为转达。”
万历微微叹一声，说：“知道了。先生到家，不要过哀啊。”
张居正心头一颤，不禁伏地痛哭起来。
万历忙劝道：“先生不要悲哀……”
说着，他自己也哭起来了。
两人就像即将久别一样，相对垂泪。
久之，张居正起身告辞了。
万历抹了抹泪，对左右太监说：“我有好些话，要对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也忍不住，说不得了！”
李太后那里，也派了太监给张居正送来银制“八宝豆叶”60两，以备路上赏人用。太后和他儿子一样，都是念兹在兹，生恐张居正回来得迟了。
三月十三日，张居正离京上路，时百官都来列队送行，居正一一拜别。万历还特派司礼监太监张宏到京郊为首相饯行。
按照惯例，元辅因故离职，次辅可相机主政。但万历给内阁发了一个帖子，说“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吕调阳知道小皇帝这是信不过他，郁闷之极。
张居正走后，恰逢辽东有所谓“长定堡大捷”奏报，万历将之归功于张居正，遂甩开内阁，派太监使者快马至江陵，请张居正亲自制定封赏条例。
吕调阳觉得颜面扫地，遂告病假在家，又一次提出辞呈，但万历不许。
皇上对张居正眷顾如此，天地间还有何等荣耀值得羡慕！
张居正顾盼得意，眺望万里春光，觉得整个大明的政治中心，都在随着他缓缓南下了。
这次还乡团的阵容极为壮观，兵部特派一千骑禁军作为警卫随从，队伍前后都有乐队，仪仗旗帜彩绘斑斓，光耀白日。除了千骑虎贲之师外，戚继光还从蓟镇前线调来一队鸟铳手，执新式火器随行，以壮行色。张居正最后考虑还是不要太过张杨，只留下了6名。
他所乘坐的轿子，是为此行特制的大轿，须32名轿夫抬扛。轿子前部是会客室，后部是卧室，外部有走廊相通。两名小僮在轿上随时伺候，焚香摇扇。
所过州县，都由地方当局呈献美食，且驱使民夫将道路平整，两旁罗列兵器，气势极盛。
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知府钱普一向善于媚上，此次特地找来了一大批江南厨师随队伺候，据说江南名厨因而被他搜罗一空。
真个是，宰相出行，地动山摇！
江陵的山水，苍然如故。黄鹤楼阅尽了百世的风光。
它们见惯了车如流水马如龙，今日方得见：书生亦能登庙堂、握乾坤、傲王侯。
时矣，势矣，更是天之所降矣！
四月十六日，葬礼隆重举行。张文明的棺木被安葬在荆州西门外的太晖山。这是万历皇敕赐给张家的一块坟地，与已故湘献王朱柏的王陵毗邻。
这次归葬，规格之高，在历代大臣中空前绝后。皇帝特地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和工部主事徐应聘负责营葬事宜，礼部主事曹诰专程前来谕祭，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负责一路护送。湖广巡抚陈瑞等一大批地方官员也趋之若鹜。
《嘉靖以来首辅传》上记载，陈瑞赶到江陵张家后，一进门就换上白色孝衣，戴上麻冕，伏地大哭。哭罢，便求见张母赵老太太。太夫人没兴趣见他，他就在庭中长跪不起。赵老太太只好出来，陈瑞复大哭一番，才起身坐下。此时。赵老太太身旁恰好有个小太监，是张居正私自留在身边打杂的。老太太没话找话说：“陈大人，您看这小子还顺眼吧？”
陈瑞连忙起身，向小太监作了个揖说：“哪里！我陈瑞怎能评价公公，还是公公看重我才对呀！”
当时，地方官在张氏葬礼前后的丑态多半类此。
人之无仪，鼠之无皮！
不要了脸皮也要爬上去，浊世里衍生不绝的就是这类人。
葬礼完毕后，张居正怕老母在路上受不了炎热之苦，就上疏请求推迟归期。拟在九月天凉之后，再行返京。
万历哪里肯依，发动内阁部院各级官员上疏催请，他本人也下圣旨，让魏朝留在江陵照顾张母，令张居正务必于五月以内回来。又差遣锦衣卫指挥佥事翟汝敬星夜赶往江陵，负责催促。
翟指挥带了万历的一份敕谕，上面写道：“元辅张先生：自先生辞行后，朕日夜悬念，朝廷大事俱暂停以待。望敕书一到，马上整装上路，以慰朕怀。”
盼望之情，有如嗷嗷待哺。
国事重如山，张居正只得于五月二十一日起程返回。
这次张居正归葬，一路俨若帝王。所过之处，地方长官皆长跪于途迎候，各省封疆大吏也都越界迎送，亲自充当队伍引导。途经襄阳时，襄王也破例前来迎送，并设宴接风。按大明祖制，凡大臣见藩王必执臣子礼，即叩头行礼。而张居正见襄王仅以主宾之礼相见，作个揖就算完事，且在宴席上坐在首席，可见气焰之一斑。终大明一朝，这样的事绝无仅有！
另外按祖制，为防止亲骨肉造反，藩王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出城。只有天子驾到，藩王才可出城迎候，且须有敕谕事先通知。这次张居正路过湖广、河南等地，襄王、唐王都出郊外迎接，以能够逢迎为喜，尊卑颠倒一至于此。
张居正回乡的时候，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他特地绕道新郑，去看了他的多年老友兼政敌高拱。当时高拱百病缠身，已卧床不能起，其亲属将张居正请入卧室内。一见之下，两人都忍不住相视而泣。
一代豪杰沦落至此！
忆当年大业相期许，今日了然无踪。
张居正百感交集，握住高老的手流泪，久久不忍言别。
据在场的人事后回忆，两人可说是前嫌尽释了。
张居正对高拱，总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高拱失势罢归后，他也还念念不忘。一日，高拱派遣一仆人入京，回原来的家中取一些器具。张居正得知后，召那仆人来，询问了高拱的起居情况。仆人泣诉道：“高老回乡后病困，又经王大臣案惊吓，几乎活不了啦。”张居正听了，为之泣下，拿出玉带、器币、杂物等大约可值千金的东西，交给仆人带给昔日的好友。
返京途中，他再次去新郑高拱家中看望。回京后又致信问候。可惜，昔日强悍的高拱已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了。
当年十月，高拱去世。高拱妻上疏要求恤典，也就是请国家拨给丧葬费。万历对高拱当年挟制他们母子的事仍不能释怀，不准。张居正上疏恳切为之呼吁，万历才准予开复原职，但只给予“半葬”待遇，即国家承担一半的安葬费用。
随后，高拱之弟高梅庵请张居正为高拱写墓志铭，张居正亦立即应允。
命运无常啊，真的无常！
元人小令有曰：“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高拱是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人，也有大的志向，可是他与张居正相比，在生前的遭遇相差天壤。不知在乡间养老的那些岁月里，他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叹。
宦海也是江湖，碌碌竟为谁忙？
蟒衣玉带能传几世？钟鼎之盛祸在其中！
张居正是官场上的胜者，他终生也不可能体会到高拱的这种失落感。施与同情，也是基于胜者的大度。
他步上巅峰，自觉即使做不了万世圣人，起码于当世的权势之强，无人能出其右——包括皇上！
掌权者的幻觉，总是让他们看不到弱小者的力量。他们决想不到，大厦也有倾的时候，老树也有朽的时候。得意之时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明日的败亡。
他感觉不到有这样的威胁，荣耀的光芒让他目眩。
六月十五日，浩浩荡荡一行刚抵北京城郊，就有皇上派来的司礼监太监何进等候在真空寺接风。
何进宣读了谕旨：“若于中午进城，则请张先生在朝房等候，朕即在平台召见。若于午后进程，则请张先生回宅安歇，明日免早朝召见。”
国之栋梁终于回来，皇上一刻也等不得了！
次日一早，早朝免去，百官列班迎候张居正入朝。衮衮诸公，绯袍玉带，恭谨地行礼如仪。旋即，万历在文华殿召见了张居正。
即位以来，万历还没有一次如此长时间地见不到“先生”，此时自是有千言万语要说。
寒暄过后，万历便问：“先生沿路所见，地里的庄稼如何？”
张居正愿意回答这样的垂询，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君，就应该有这样的良心。
他禀报说：“托万岁的福，河南畿辅（北京周围）两地，麦子丰收，稻苗亦是茂盛。”
万历又问：“黎民安否？”
张居正说：“各处凡有抚按来见，臣必向他们转达皇上的保民之意。告诫他们，凡事务实，不要虚文。臣见各官都兢兢业业，与往年委实不同。因此黎民感恩，皆安居乐业，实有太平景象！”
万历面露喜色，想想又问：“边事不知怎样了？”
张居正答：“在途中，臣见到了山西及陕西三边总督，都有密报说，俺答西行，为瓦剌所败，损失惨重，俺答仅以身免。臣以为，夷狄相攻，是中国之利，此是皇上的威德所致，今边境无事，四夷宾服。”
内外的情况都很好，万历放下心来，特批张居正在家休息十日，再来上班。张居正又在太监张宏的引导下，到慈庆宫、慈宁宫拜见了两宫皇太后。
此一段衣锦还乡的风光，终告一段落。
八月秋凉时，赵老太太在魏朝的护送下启程了，由运河水路进京。自然又是一路搭棚迎送，彩幔高张，鼓角旗帜热闹非凡。徐州副使林绍竟然亲自下河拉纤，为太夫人做引导。
九月十五日，队伍抵达京郊。万历和两宫都派了太监前往问候。稍事休息后入城，史载“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明史》）。就是皇帝他老妈，也未有过这等风光吧。
到了京城相府安顿后，万历和两宫又送来赏赐，并有旨慰问张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赵老太太年事已高，不能进宫去拜谢，由张居正到会极门代为叩谢两宫。
君臣之谊，空前绝后！
繁华鼎盛过后，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首辅的案头。
就在张居正归葬之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擅权。以张居正归葬时的一件事为话题，直指张居正专用阿谀奉承之徒，败坏了官场风气。
事由葬礼而引起，其时湖广各级官员均前来捧场，唯独巡按御史赵应元不见踪影。这位巡按当时正代理襄阳政务，只打了个招呼说有病来不了。也许在赵应元看来，参加葬礼是人情而不是公务，来不来不说明什么。对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宰相张居正肚子里却撑不了船。在这时他就不以“非常人”来度别人了，心里很不快。
他以前的门客、现任佥都御史王篆察觉了首辅的心理，就借赵应元借托病不去接任新职为由，唆使都御史陈炌参了赵应元一本。像“有意规避”这类行为，在实行了考成法后，照例是要给处分的，于是万历下诏予以除名。
此事在朝野的震动也很大。一个省级的监察大员，因为不去参加首辅父亲的葬礼就要被罢官，未免骇人听闻。
王用汲说的就是这个。他说，赵应元不任新职，固然是太放肆了，罢免了都轻。但赵应元被参，真正原因是会葬的时候没有去，得罪了首辅。陈炌参他，不是因为事，而是因为人；不是因为此事，而是因为他事，陛下怎么能知道？
王用汲就此事生发开去，谈到了当今官场风气之恶劣。他说“以臣看来，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但是陛下又不亲理政事，将政务委托给善于奉迎的一帮大臣。大臣独占私利而无所顾忌，那么小臣就越发苦于没有门路办自己的私事。大臣这么做，就等于驱使天下官员都去求他一人。
这里面，句句说的都是张居正。
王用汲看得不错，主宰者有私，官场自然就是一个大卖场。大家都把良心作价。只要把良心杀得越狠，官运上的秤杆就翘得越高。
奏疏里最致命的一段话是：“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直斥张居正超越了皇权为所欲为。
上疏时张居正正在江陵，吕调阳卧病不出，是由张四维拟的票，将王用汲削职为民。万历同意了，还批了几句话，说：“本当重治，姑从轻。再有这等的，并这厮重治不饶。”（《万历邸抄》）
这个事情，张四维处理得应说中规中矩，并无可指责之处。但张居正回阁后，大为不满，认为处理得太轻，应该下狱廷杖。但事已至此，张居正不由得迁怒于张四维，好几天都严词厉色，没给好脸色看。
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过了50岁后，所作所为与高拱的刻忌一模一样。逆耳的话，听也不要听，开始有了“顺昌逆亡”的霸蛮气。
此次张居正一反常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谤言置之不理，而是利用在家休息的几天，上了一道疏为自己辩护，洋洋三千余言。
他看到了王用汲上疏里的要害，是建议皇权不能旁落的问题。这对张居正来说，有身家性命之忧。于是他反击得非常激烈。
辩护疏上说：“明主求贤求不到，那是很劳苦的；如果求到了，就很轻松。所以受信任的贤臣，当然要揽权。难道非要像秦始皇那样刚愎自用，像隋炀帝那样猜忌忠良，才算是有权吗？”
又说：“先帝临终，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这个辩护词，扯得有些远，且“舍我其谁”的口气也未免太大。此时万历已完成大婚，是一个成人君主了，张居正自恃“帝师”的身份，仍然把万历史当孩子，教导万历应如何如何做皇帝，恐怕是太忽略了万历心里的微妙感受。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很长时间里不够谨慎，与皇帝的通信中，有时居然自称“孤”。皇权制度几千年，一个臣子敢于如此跟皇帝说话，实为罕见。
可是，他没有察觉到：无论是在他身上，还是皇帝的心里，事情都在起变化。
万历史皇帝照旧在他的自辩疏上批了赞同的话，可是，却也没有进一步加重对王用汲的处罚。午门前血肉横飞的惨烈一幕，再未重演。
王用汲虽被革斥为民，但是直声遍天下，被士人目为敢于仗义执言的豪杰。
夺情事件与归葬恩遇，是张居正从政生涯中的巅峰时刻，自此以后，有些东西开始在悄悄逆转。
这个变化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王用汲，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万历皇帝的软肋！
“江陵柄政”期间，官员们摸透了张居正的脾气，阿谀之风大盛。六部大小官员视张居正为再生父母，即便晚间在床上，嘿休之后也不忘对着妻子颂居正之功。起先还只是谀居正为伊、周，后竟升级至舜尧。张居正也不以为怪，益愈自负（《明史稿》）。
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
张居正共有六子，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大的三个，期望很高，督促他们走科举一途。其中懋修才学最高，张居正视其为“千里驹”。大明的规矩，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是其中一个儿子可以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武荫”可做锦衣百户、千户，再升指挥同知。这也算是仕途，但不能升到大学士和尚书。
张居正希望儿子当中也能出“国器”，逼迫兄弟三人走乡试会试的正途。
万历二年，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这是考官没有买他的面子。张居正为此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为此朝中曾有不少议论。万历五年，三子张懋修因前一年乡试没过关，只有长子张敬修、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张敬修仍落第，但张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皇帝拔为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世人大为惊讶。万历八年，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
张居正为了儿子的前途，没少使用暗箱功夫。万历八年张敬修和张懋修考进士的策论，都是枪手何洛文代笔的。何因之被授以礼部侍郎，同僚皆鄙视之。
张居正为子弟上进，不惜科场作弊，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时有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
正直之士，也有不买他帐的。大名士汤显祖年轻时文名就甚高，时人多仰慕。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才学上有所上进，便广搜海内名士，以作为儿子的朋友。他听说汤显祖和沈懋学素有才名，就让儿子们去交结。汤显祖断然拒绝，而沈懋学则应允了，后沈与嗣修一同进士及第。汤显祖的清介，为当时士林所称道——宁可穷困潦倒，也不去做豪门的点缀。
大清官海瑞此时正致仕在家，也听到了各种议论，便写信给担任会试总裁的吕调阳，希望他“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张居正）。”（《与吕调阳书》）
琼州至北京，不下六千里，身在海隅的一个闲人都能听到传闻，可见此事议论之广。
张居正如此做法，受到后世谴责。一直到万历中期，还有人指出，国初以来科场基本公道，自张居正始，“公道悉坏”，士人“至今唾骂未已也”（王世贞语）。
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应会试，就成为了一项制度。
辅臣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一不应让子弟占尽国家的便宜，二不应为下僚做出负面榜样，避免诱导投机心理，三不应背负不忠诚的污名，失信于天下。大明的君臣在这上面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
张居正纵容家奴游七，也是令士人非议的一件事。
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游七背倚大树，“势倾中外”。众官都争相巴结，托他在张居正面前美言，因此而得美差的比比皆是。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热心与他交结，相互称兄道弟。一二品的大臣见他，也都客客气气称之为贤弟或者“楚滨先生”。边防将帅甚至也有出自他门下的。
游七不过是个“苍头”，奴才的大领班而已，何以嚣张至此？皆因晚年张居正生活日渐奢糜，据说也有包二奶之类的嗜好。能办此类事的，非游七莫属。此外最要紧的，是在权力之争中，游七是他最重要的耳目与信使。张居正令游七与冯保的心腹徐爵结为兄弟，冯、张之间的一些密谋，就由这两个奴仆来传话。
当然，此辈并无长技，倚靠主子的威势张扬跋扈，结怨甚多。主子一倒或者一死，政敌们也饶不了他们——往往叫他们死得最为难看。
执政后期的自我膨胀，使得张居正在处理与万历的关系上，也缺乏应变，过于执拗，从而埋下了身后名毁的伏笔。
万历初年，小皇帝还是一个孩子，受制于“铁三角”的严密控制。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少年，并不想试图去冲破这牢笼，反而设法讨张居正的欢心，以换得稍宽松一些的环境。
万历即位之初，他的男保姆——“大伴”冯保自恃拥护有功，对他约束得相当厉害。小皇帝稍有不轨，冯保就会去报告李太后。太后管束万历是出了名的严厉，常因小过失而“切责之”，而且总是要说：“假使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明史》）
张居正和冯保都不过是臣子，在皇权制度下，如何能约束得了皇帝？所以关键的因素还在李太后那里。中国的人伦，在某些时候要大于皇权。李太后是在用母权压制着皇权。“铁三角”如果没有李太后做实际的支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但是在万历大婚以后，权力结构有所变化。李太后按祖制要退出乾清宫，回她的正地方慈宁宫去，不能再以母亲名义与小皇帝同住了。
而且大婚也标志着小皇帝已是成人，太后不能再干政。
李太后的退出，使张居正成了唯一能管束住万历的人。这就使以往并不明显的君臣权力分割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以前是以臣诲君，以君谀臣。李太后退出政坛后，也还一时没有变。但这个“权柄倒持”的格局，就不免显得有些怪异了。
据韦庆远先生研究，以万历六年二月皇帝大婚为界限，万历性格中贪财好货、怠惰嬉游的一面有所爆发，而张居正也对是否能把万历史培养成一代圣君逐渐失去了信心。两人关系的蜜月期，实际已经结束。表面看来仍是一样，却已从原来的心甘情愿，变成了不得不然。
韦庆远先生还发现一个大可玩味的历史细节，在万历六年一月底，皇帝大婚前夕，张居正不无忧虑地给已经搬到慈宁宫的李太后上了一道密奏，请求太后立刻搬回乾清宫，“看守”到二月十九日册封万历原配王皇后之后，再搬走。他提出的理由是“皇上独居乾清宫，朝夕供奉左右，不过宫人内使，万一起居欠谨，则九仞之功，隳于一篑”云云。什么“起居欠谨”？这无人管理的10多天，能发生什么事情。张居正有难言之隐，韦先生也没明说。其实就是他怕太监唆使万历去找“小姐”之类。这样的事，以前肯定发生过。
联想到张居正归葬前向万历辞行时说的话：“皇上大婚之后，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要紧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万历被太监怂恿着胡来的事情，肯定发生过不止一两次了。
大婚后，万历从伦理上解脱了一个最大的枷锁。
婚后第四天，他便首次下了求财诏书，要户部和光禄寺各拿十万两来给他用。尝到甜头后，趁张居正回乡葬父不在，又要两部寺添加。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光是看中了有钱的户部和光禄寺，还从马政和治河专款那里刮钱。朱东润先生说，万历贵为天子，但毕竟是“小农的外孙”，贪财的毛病似乎有遗传。一次，还曾发奇想，要铸铜钱一亿文给自己花，被张居正坚决顶住。
这类事情，直到张居正临死前一个多月还在发生。
张居正频繁的阻谏，必然使万历在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时，有严重的受挫感。尽管他最后也往往妥协，但反感之心恐怕早已有之。
万历八年十一月发生的一件事，给万历与张居正的关系上蒙上了阴影。正史上一般都说，这件事是两人关系开始恶化的导火索。
事起乾清宫的两个执事太监孙海、客用，两人跟万历的关系十分亲密，好得跟穿了连裆裤子一般。他们无甚能耐，也就是无赖泼皮的那个素质，为讨好万历，就常引导万历玩拳弄棍。几个人小衣窄袖，在宫中走马持刀，一副好兴致。两人又屡次进奇巧之物给万历玩，深得万历宠幸。冯保自诩是个知书达礼的人，愿意让皇上多习文，对两个家伙极为反感，经常责骂甚至体罚两人。
孙海、客用受责不过，便伺机报复。一天晚上，两人又引诱万历喝酒，喝醉了以后带剑夜游。
万历身边有两个小太监是冯保的养子，孙海等就用语言激怒万历，唆使万历将两个小太监打成重伤。然后骑马到冯保的住所外，隔着门大呼冯保之名，一顿乱骂。
冯保被惊醒，大为惊恐，忙嘱咐仆从用大石将门顶住。
次日，冯保立刻将此事报告给李太后。
李太后就指望这么一个出息儿子呢，闻言大怒，脱去盛装，换上了青布袍，头上的装饰也不戴，在宫中散布说：要召集阁部大臣，告谒太庙，废掉万历，另立万历的弟弟潞王为帝。
万历知道后，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赶去向母亲请罪。李太后在盛怒之中也没有好话，大声训斥道：“你以为天下大器就你一个人可以承当？”
太后遂命冯保拿来《汉书》，找出《霍光传》让万历自己念。当念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承宗庙状”一句，万历不寒而栗，泪水夺眶而出。
李太后问道：“看明白了吗？皇帝的废立，古即有先例。来人，去召潞王来！”
万历知道这回闹大了，只好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求饶的话说了一箩筐。
太后消气了后，万历赶紧把孙海、客用逐斥出宫，贬为南京孝陵卫“净军”。所谓净军，是太监里最低的一个等级，也叫值殿太监，是专门负责清扫卫生与种菜的。
万历从此恨透了冯保。这一刁状，告得太毒，险些闹掉了老子的皇位！但表面上，仍给冯保写了个宣谕帖子，也就是悔过书。不过这悔过书里，言辞却略带讥讽，埋怨冯保不应越级告状。
第二天，万历还迁怒于张居正，他问：“昨天朕有亲笔帖子，你看了么？孙海、客用乱国坏法，发去南京种菜了。先生等既为辅臣，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也为尧舜之臣。”
这是在埋怨张居正事先没提醒他，不要闹得太过。
伺候这样的混蛋君主，也真是不易。这哪里能成尧舜，不成纣桀老百姓就要烧高香了。张居正耐着性子看完万历的御笔悔过书，写了一道《请汰近习疏》，解释了他之所以事先没管的缘由。
张居正说：此前他曾经问过负责宫中与内阁联系的文书官，是否有皇上夜游事，文书官答：“并无此事。”因此以为是谣言，也就没有深究。而后，他笔锋一转，说到了实际问题。
他说，现在圣母及时教诲，是好事。希望皇上把司礼监孙德秀、温泰、兵杖局掌印太监周海等，也一并开掉，他们的罪也不在孙海等之下。
张居正在奏疏里开的这个名单，自然是冯保授意的，否则外廷的人哪里知道宫中的猫腻。
万历心里苦啊：娘的，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不敢坚持，只好将所有冯保看不惯的，通通打发走了事。
事后，太后又令张居正替万历写“罪己诏”，向内阁认错。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用词太过贬抑。《明史》载，万历那年已经十八岁，看过拟好的诏书后，“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诏”。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史家们都认为，张居正写的这两篇东西，对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
《明史》与其他史书上都说，就因为此事，万历心里颇怀恨冯保与张居正。
此说应该不谬。
然而，万历此时还没有做好亲政的思想准备，对张居正乞休的要求甚感突然，于是很快下诏挽留。
张居正上疏再辞，意甚恳切，说自己“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他还提出，可否请长假数年以调养身体，这中间如果国家有事，他旦夕可以就道，随时应召。
万历对局面做了全面的权衡，认为首辅退下去也未尝不可，在犹豫之间向太后做了请示。
不料想李太后根本信不过万历的能力，斩钉截铁地答复：“等你到三十岁时，再商量这事，今后不必再兴此念。”
这个决定，令万历和张居正大感意外。万历那边，知道太后的意志是没法违拗的，自己短时间内亲政已是无望。于是再下诏挽留，请张居正务必尽忠全节，不要半途而废。
张居正这边，则明白有可能此生也息不了肩了，不管前面是陷阱、悬崖还是地雷阵，只能一路走下去。
——他晚年唯一可避免身后惨祸的机会，就此失去！
重回内阁办公后，张居正有意放手让万历亲自处理一些政务。万历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见，对地方官员在公务上的敷衍，都能看得出来，并穷究到底。
此时君臣二人的关系相当微妙。一面是张居正觉得既然退不下去，就应当以社稷为重，忘家徇国，一仍其旧，不能因畏祸而缩手。因为“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则天下事一无可为”。
另一面是，万历觉得有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辅压在头上，终究是束缚太多，甚至有时还会令自己陷入大尴尬。他暗自祈望能早日自由，所以难免“愤结之日久矣”（于慎行语）。
后世史家在评价张居正时，都喜欢引用海瑞所说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国榷》卷七一），这甚至已成为一般大众的共识。
以草民我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
张居正何尝不知谋身的重要？能跟别人提起霍光、宇文护故事，这就是严嵩、徐阶一辈绝不具备的大透彻。
但张居正自认所做的一切，无论赏罚功罪，都是奉天而行的，因而“虽有谤言，何足畏哉”！
在他与万历有了微妙的裂痕时，他完全知道“破家沉族”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仍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国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一条鞭法”。
他很清楚，既然迫于李太后的信任，仕途荆棘不可避开，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使后世的人对他能有一个公允的评价，即——要为天下苍生多积一点德！
一头是社稷，一头是百姓，这是必须要对得起的。
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
——要为人民谋幸福！
他做到了。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那些贪污挪用的钱粮官员，规定一律用锦衣卫120斤大枷，于户部门口带枷示众两个月，然后遣送戍所。
他以严刑峻法对付各地阻挠平均赋税的不法富户，声称“为民除害，宜如鹰鹯之逐鸟雀（《左传》语），又何畏哉”！
他厉行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致太仓粟可支10年，国库存银近800万两，又免除隆庆元年以来各省百姓积欠赋税100余万两。史称自正德嘉靖以来，“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明代史家谈迁说：江陵志在富强，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一时中外凛凛，不敢以虚数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说：张居正有经纶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是时帑藏充裕，国最完富，纲纪修明，海内殷阜。
这是公允之论，亦是世世代代的人心！
百代生民，劳劳碌碌，盼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天下晏然如覆盂”。
岂有他哉，岂有他哉啊！
十五、黄钟大吕戛然而止
【他走后寒风狂卷落叶】
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他的手里操持；万千生民的命运，在他的手里发生改变。
文渊阁里那些线条流畅的桌椅，都透着一股沉静的气息。在这个房间里，治国，是一件繁琐的工作，并非只是百僚之上的荣耀。
少年狂想，是一回事；案牍劳顿，又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的日常生活中，少有文人曲水流觞的快意，多的是军国大事的沉重。
他不须大言以博喝彩，近10年来，他只是如牛负重。
长期的劳神竭虑，压垮了他的身体。万历九年入夏以来，他觉得精神委顿，睡眠与食欲也都不佳。一连数月，不得安宁。到七月，他终于挺不住了，病倒在家不能办公。
万历马上派了四员御医前去诊疗。张居正在上疏谢恩时，趁机提出了请长假的要求。据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感暑热，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患病谢医并乞假调理疏》）。
万历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让他一面疗养，一面在家处理公务。几次派文书官前去探视，带了不少赏赐去。
到八月中，慢慢痊愈了。君臣一个月未见，两人都很高兴，马上谈起了具体的事务。万历和张居正都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居正十二年考满，万历对他大加褒奖。加上柱国、太傅等勋荫，就是在这一次。
转过年，万历十年的二月，张居正再次病倒。他的所谓“热病”，其实就是痔疮，常年伏案的人，这是个易得的病。
据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是因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药”，药引发燥火，又服用寒剂下火，结果生成痔疮。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持这一说，说是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京官们不知内里，以为时髦，竟然纷纷效仿，大冬天都光着脑袋。
这两人说的，是不是事实？
两人的治史态度，后世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清人认为他们的的著作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
因此，张居正致病的原因，似乎可以确定了。
还有更具体的说法，是张居正之所以房事精力不济，是因为戚继光送了他两位胡姬——波斯美女，附带又送了些海狗肾。这海狗肾就是强力春药。
但是今人也有提出怀疑的。我在前文所述，写了《张宅并非辽府考》一文的作者陈礼荣，对此就大有异议。他说，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曾经严厉整顿过学政，毁了不少书院，后又发生“夺情”事件，这都伤害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以在那时的野史笔记中，士人都乐于记载张居正喜食海狗肾之类的轶闻，不足为凭。
在这里，我只能存疑。
张居正这次病倒后，感到有必要好好治疗一下，便请了徐阶的医官赵裕，才弄清楚了病症，并做了痔疮切割手术。
在这前后期间，内阁公务都是拿到张居正的寓所来办的。
首辅病倒了，百官不知所措，上演了一出祈祷大戏剧，其中甚有可观处。
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勋戚、翰林和言官，都陷入了一种狂热中，纷纷做佛事摆道场，为首辅祈祷。接着五城兵马、锦衣卫也动起来，“于仲夏赤日，舍职业而朝夕奔走焉”（吕毖《明朝小史》）。六部的长官手捧香炉于烈日下，跪拜精心撰写的祈祷词章，时间一久，竟站不起来了。
所拜过的词章要用红色锦缎蒙起来，呈送张居正。张居正深居不出，就贿赂其家人，务求一见。只要首辅大人开颜一笑，或点头表示赞赏，就心满意足。各官争相招揽词客，不吝花费，就为求得张居正一点头。
旬日之间，南京衙门也群起效仿；继而各省抚按也纷纷开始烧香拜佛。
但这套花样是起不了作用的。张居正的病情日甚一日。六月初，他向万历上了一份奏疏，请求致仕，说“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还”。
万历未允，张居正再上一疏，说：“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再恳生还疏》）
字里行间，不胜哀伤！
万历虽然有时恼恨张居正的严苛，但此时也不免慌乱。据说，他深为忧虑，涕泣不食。经常派宫内厨师为张居正送饭菜。一时黄门使者，道路相望。京中有人见了，甚至有感叹下泪的。
六月十二日，因辽东镇夷堡大捷，有上谕论功，张居正进太师，一子荫锦衣卫指挥同知。太师为三公之首，张居正成为大明200多年中极少数活着获此殊荣的人。
这是人生的极顶。但，奈何岁月如逝水滔滔。
六月十八日，万历派司礼监张鲸携手敕慰问张居正，并询问身后国家大计，张居正已近于昏迷，强撑着安排后事，写了一封密奏，推荐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稍后，又推荐张学颜、梁梦能、徐学谟、曾省吾，许国、陈经邦、王篆，谓大可用。
次日，万历照准潘晟、余有丁入阁，其余人的名字贴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并再派太监慰问，就便继续询问身后措置。但张居正已陷入弥留，说不清话了。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溘然长逝，时年58岁。
悲风骤起，盛暑寒彻。
整个大明的疆土都在抖瑟。
万历十分哀伤，下令缀朝一日。第二天，派司礼监张诚主理治丧，万历、两宫、皇后都有赏赐下来。
谥号也定了，赐“文忠公”。并赠上柱国衔，荫一子尚宝司丞，赐祭16场。一切可谓备极哀荣。谥号中的“文”，是曾任翰林者的常用谥法；“忠”是特赐，意谓“危身奉上”。这个谥号真是至为贴切。
灵柩即将启程归葬时，申时行等上疏请派员护送。万历照准，派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江陵。七十老母赵太夫人也坐驿车回去。
这是嘉靖以来唯一死于任上的首辅，死后仍威仪赫赫。
一支浩大的队伍缓缓南行，随行人员共乘坐了70条船，使用船夫马夫等3000余人，船队迤逦十余里。
“必然不得生还”，真是一语成谶啊。
——江陵青山，此生永无得见！
世事轮转如流水。谁也料不到，张居正尸骨未寒，身后就骤起一场又一场是非。
历史的走向，开始诡密地转弯。
所有的问题都因人事问题而起。张居正生前推荐的人当中，入阁的潘晟，是大有来头的。此人是张居正中进士时的座主，两度出任礼部尚书，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为人庸碌且不廉，两次都是被劾罢职的，此时正在浙江新昌老家闲住。
在内阁里安插潘晟，是冯保为应变而走的一步棋。他见张居正不行了，想在内阁预留后路。内阁是他权力地位的一个支撑，不能因张居正的离去，就失去这一面的力量。
潘晟入阁，从资望上确实勉强，但冯保极力怂恿病中的张居正向皇上推荐。估计张居正开始亦是犹豫，在临死前两天的半昏迷状态中，才拗不过，考虑到冯保的因素，只得照办。所以，这个推荐显得异常的仓促。
冯保是个只有小聪明的人，独自玩大的场面，经常要出败招。张居正的存在使他在万历的头十年安稳如山，权力幻觉让他看不到这一点，以为今后剩下自己也是一样。
这个极不明智的推荐，引发了张居正身后的一场政争，其势头凶猛，最后发展到冯保完全控制不了的地步。
张居正死后，将升为首辅的，是现在的次辅张四维，冯保不去拉拢张四维，却要安插一个官声并不好的潘晟做内应，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他还想玩一玩高拱下台的那场戏，打下一个，再提起来一个，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并保证新来者永远感恩戴德。
这样想，当然也可以，但所选非人。潘晟哪里能比得上张居正的百分之几？
也活该这位潘晟倒霉，按他的资格入阁后要排在申时行的前面，这就一下触犯了两个现任阁臣的利益。
张、申两位，既然能进得了阁，政治头脑自然都不一般，立刻看出冯保向内阁安插亲信的用意，两人迅速结成新的同盟。张四维深知申时行以屈居于潘晟之下为耻，便鼓动申一起向言官吹风，要把潘晟这个不要脸的拒之门外。
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第三天，御史雷士桢首先闻风而动，上疏弹劾潘晟秽迹昭彰，不足以委以重任，请皇上收回成命。
万历接到奏疏后，有点犯难，考虑到不能元辅刚走就否定其遗疏，便下诏驳回，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但言官是早已准备好的，第二天，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孙玮、牛惟柄、御史魏允贞、王国等人接连开火，形成了巨大声势，
那边潘晟已经离开原籍就道，来上任了。在半路听说消息，知道这批言官的后台一定很硬，便很知趣，连忙按被参的惯例上疏请辞，停在杭州待命。
张四维不容他喘息，立刻拟旨：“放之归！”
万历拿到拟票，感觉到不大好驳回，只好同意了。
潘晟入阁拜相的美梦刚开个头，在杭州就收到“着以新衔致仕”的诏旨。
万历这是给了他一点面子，退休待遇提到辅臣级了，但对潘晟来说，则是奇耻大辱——被人当猴耍了一通。天下皆知，颜面何在，只能垂头丧气地折返新昌。
历史的大转折，往往在一件微妙小事上发生。这期间的冯保，偶染小疾在家休息，没能在“倒潘”攻势中发挥批红的阻遏作用，因而让张四维的第一招得了手。
此战非同小可，如果冯保当时在上班，以他对万历的威慑力，上下其手，完全可能把张四维压下去，使得新内阁从此不敢小瞧他。
但首战轻易取胜，张四维他们也就看轻了冯保，以后还会有动作。
冯保知道事情结果后，跺脚大骂：“我小恙，遽无我焉？”（《明史》）我刚得了小病，你们眼里马上就没我啦？
——这病来得真不是时候。
冯保主持内廷10年，深得李太后信任，外面又有张居正罩住，位高权大，让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潘晟入阁失败，实际是一个信号，表明后张居正时代已经开始了，原有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新的、能量很不小的政治集团业已形成。
他完全看不到这个迹象，未能调整战略，只是沉浸在欲图报复的仇恨中。
掀掉过高拱的人，没把初出茅庐的新首辅放在眼里。冯公公犯了跟高拱当年一样的错误。
三个多月后，冯保精心策划的反击开始了。
十月十三日，云南道御史杨寅秋发难，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滥权纳贿。两天后，御史曹一夔跟进，在弹劾王国光之外，还烧到了张四维。
这个王国光是管干部的，目前追随张四维、申时行，正在悄悄清洗张居正时代的原有队伍。
冯保这次采取的策略是，先拣软的打，然后牵出对方主帅。
王国光果然被拱倒，由冯保推荐梁梦龙继任吏部尚书。
小胜一局。
但是有个情况他没有料到——他主持内廷，呼风唤雨，因而也就结怨甚多。内廷里也有要趁机掀翻他的人。
此人就是内廷“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就是那个在张居正死前两天代表皇上来看望的那个。
密谋几乎是半公开地在进行。
另一个老太监张宏得知此事，大为不解——阉竖们从整体上来说，利益都是一致的，为何要自相残杀？他劝告过张鲸：“冯公公是个有骨力的人，留着他多好！”
但张鲸是另外一个思路。冯公公当然能干，可我现在就要学冯公公当年的样儿，联络外廷，赶走上司。他让自己的门客乐新声，赶紧把倒冯的风声散布到外廷去。
这样，对冯保来说，内外已成两面夹击之势。
万历这方面的态度如何呢？
他在坐山观虎斗。对冯保以往告他刁状的一箭之仇，他是一定要报的，然而在张居正的影子仍然笼罩朝中的此刻，他不会轻易出手。他只是命亲信太监张诚继续秘密监视冯保。
三面是敌！
冯保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进攻，而应是退却了。他还有唯一的一道防线——李太后的信任。这时候就应该对外让一让，加紧巩固一下宫里的这个关系，大概还不至于有大危险。
但他昏了头，仍想决定人家外臣的去留。小人的心胸就是如此，地位再高也是小格局。
他发动了取胜把握不是很大的反击，挑起了最不应该挑起的战火。
次辅申时行认定冯保是杨寅秋等人的幕后主使，便对张四维说：“事迫矣！”
新内阁的力量实际上还是脆弱的，因而也格外敏感。前哨战让他们很紧张，为了维护刚到手的权力，他们必然不惜殊死一战——以快打慢！
两个人商量好，分头去物色言官。
十二月初七，山东道御史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书记官、锦衣卫同知徐爵。
十二月初八，又有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直指冯保“当诛十二大罪”。
决战，开始得迅雷不及掩耳！
江东之首先揭了徐爵的老底，指徐爵是一名以诈骗被充军，后从戍所逃出的逃犯，混到了冯保的门下，成了锦衣卫南镇抚司军官。身为军官，却没有一天到锦衣卫机关去上班，反而是随便出入宫禁，在宫内日夕与冯保密议，不知道要干什么——“为谋叵测”。
又揭发吏部尚书梁梦龙以三万两银，托徐爵贿赂冯保，谋得此职。任命下来后，竟然前往徐爵家拜谢——“受命公朝，拜恩私室”。
江东之感慨：“清明之世，岂容有此举动”。如此狐假虎威，“人心由之不正，节气渐以堕颓”！
此疏名义上指向徐爵，处处又烧到冯保，意在火力试探。
万历大概觉得他搬开冯保这座大山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便毫不犹豫，批示将徐爵逮入诏狱审讯，后移交刑部拟斩。
徐爵这人，史称“善笔札”，也就是擅长写公文，熟悉公文套路，以前凡是皇上表扬张居正的手敕，实际都是由他拟的，世称“樵野先生”。论大辟（砍头）之后，他给关死在监狱里了。
对梁梦龙，万历则暂时没动。但又有人穷追，万历不想再保了，勒令其致仕，回家去算了。
徐爵一倒，张四维一派马上就料到，冯保基本上是完了。所以李植的上疏，尤为狠毒，件件指控都是要命的。
这里选几个来说。
其一，冯保的亲信张大受、徐爵都是逃犯，冯保明知道还收为心腹；
其二，徐爵参与批阅奏章，凡重要机密，紧急军情，皇上还没看，徐爵都知道，抢先泄露于外。在宫内窥伺皇上起居，打听圣母动静。听到宫内的戏言亵语，就出去宣扬。人家以为他好大神通，争相攀附，竟致其门庭若市；
其三，公主选驸马，入选者是靠贿赂冯保才被顺利选中的；
其四，皇上赐给乳母田庄银两，冯保先勒索两千五百两；
其五，御用监买来的珠宝，冯保挑选低劣的给皇上用，贵重的尽入私囊。连罚没的赃物他也窃为己有；
其六，冯保的房子店铺遍布京师，数不胜数。原籍深州造有私宅，规模之大，可比王府，有房间五千多间；
其七、冯保之弟冯佑在太后居所内高声辱骂太监，冯保之侄冯邦宁兄弟在皇帝所选的九嫔之中，挑了两个绝色美女做妾（享受皇上级别待遇）；
其八、冯保竟敢僭用皇上才能用的黄帐。
奏疏还捎带了一笔，说冯保“密迩辅座，掌握中枢”。就是亲近辅臣，控制外廷。这是明显向已故张太师的威名挑战了。
万历拿到奏本后，同样反应很快，马上有批示下来。据说他大喜，连拍膝盖说：“吾待此疏久矣！”（《国榷》）
万历此时究竟是何心情，后世史家多有推测。一般都是说冯保对万历管束过严，引起万历反感，必欲除之。这个因素是有，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万历此时已开始亲政，他急于想打破原有政治格局，自己来放手施展一番。张居正未死时，因有李太后钳制，万历不敢做如此想。现在，只要把冯保逐出政治中心，就可如愿以偿。
因此对冯保的处置，就很耐人寻味。
万历批示，冯保罪恶深重，本该杀头。但念他是先帝托付，效劳日久，姑且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而且还令“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穷人要是犯这罪那就发了）。
这个处理的实质，是褫夺权力，算不上什么严惩。后面的那个赏赐就更有意思了。以明代皇帝的吝啬来说，这简直就是慷慨施舍。万历大概以为冯保靠些钱就可以养老了。
弹劾冯保的罪状多涉及宫闱事，万历并未反驳，可见是事实。这样的罪，只判了个回南京闲住，如何说得上是严惩？其余冯佑、冯邦宁都革职发回原籍为民，张大受发往南京“净军”司香火，处理得都不是非常重。
野史上还提到，即使冯保到了临近败亡的关头，万历对这位严厉的“大伴”仍是心存畏惧。李植的奏疏上来后，冯保正在休假。万历颇为踌躇，不大敢就此下手。张鲸则在一旁添油加醋，建议万历把冯保赶跑算了。
万历担忧：“大伴来了怎么办？”
张鲸说：“怎么会？”
万历半信半疑：“若大伴来了我不管啊。”
张鲸说：“既奉了皇爷处分，他怎么还敢来？”
于是对冯保的处分就发下去了，冯保果然没敢闹，乖乖地下台了。
但是仍有言官嫌处分太轻，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国上疏，又举出冯保“十大罪”，要求比照武宗时处死权阉刘瑾之例，处死冯保。王国的这个奏疏没有太多新的东西，不过是表示穷追而已。
万历哪里会接受这建议，见王国没眼力，罚他到南京的衙门待职去了。
后又有御史李廷彦继续弹劾冯保，万历恼火了，让他停职反省。
因为诸人的奏疏里都提到了冯保敛财的事，万历独对这个很感兴趣，几天后下令抄冯保等人的家。
可是，冯保的田产房产变卖后，仅仅折银八万余两，与奏疏揭发的数字差得甚远，万历不禁大失所望。据说，是各犯的家属贿赂了负责查抄的锦衣卫都督同知刘守有，把绝大部分财产都转移走了。不久事发，万历命提督东厂的太监张诚将刘守有贪污的珠宝收回，又干脆把几个贪污分子的家产也全部没收。万历才觉得差不多了。
不过，有人估计，冯保诸人还是把大约十之八九的财产都转移出去了。《万历疏钞》里说，冯保抵达南京后，仍带着随从数十人、锱重骡车20辆，俨然一富翁。
冯保的命运，非常奇特。他最辉煌的政治生涯，是和张居正的首辅生涯相始终的。他就好像是上天派给张居正的一颗政治伴星。
张居正陨落了，他也熄灭了。
最后冯保无声无息地死于南京。
雪落无声，万物萧杀。京城的千门万户一派沉寂。
万历十年的这个腊月，呼啸的寒风有不祥之兆——
【身后果然是百年沉冤】
冯保的全线崩溃，使张居正的死后名声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有三股力量正在蠢蠢欲动：新崛起的政治势力张四维集团；急于显示独立操控政治局面的万历皇帝；以及昔日对张居正的施政方法极为不满的一批官员。
为了一扫旧局，开创新天，树立起自己的威望，他们都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打倒张居正。
朔风在骤然间卷地而起！
十二月十四日，倒张的第一枪打响。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论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大略言其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明神宗实录》）
就在四年前，傅应祯、刘台上的就是类似内容的奏疏。那一次的攻势，是绝望的反抗，攻击者的结局很惨。
而今天，天平已向相反方向倾斜。万历欣然接过了这个球。
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吾待此疏久矣”的好机会。但是他现在处理政务已较为成熟，没有太任性，而是做了一个非常有策略的答复：“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先定下一个基调，对张太师的评价已经变了！
然后，再讲处理办法：“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故贷不究。”——他是老爸给我留的顾命大臣，十年辅佐的功劳总还要念及，人都死了，就宽恕了吧。
对于张居正的亲信庞清、冯昕、游七等人，万历没有放过，下令逮入诏狱严刑审讯。
这是在比照冯保的处理办法，不同的，就是已经不能把死人打发回家闲住了。
不追究，这究竟是不是万历的真心话？
显然不是，从“夺情”事件起，万历就知道，张老师在朝中结怨甚多。不是有皇权在压着，反张的浪潮是一天也不可能停的。
这样一道圣谕发下去，会不会有言官继续穷究？那是肯定会有的。
张太师的势力，人还在，遍布满朝中，下一步就是要把这势力彻底驱散。因此，定了基调就会有人继续炮轰——张居正的阴影，只有在一种比较强烈的舆论下，才能完全扫掉。万历显然有所期待。
但是，过去的十年，张居正与万历，在施政方针上，可说是个重合的概念，怎么能够一下子分开。张居正的专横跋扈，不都是万历在背后无条件支持的吗？这一幕，人们大概还没忘，万历也很不好自圆其说。因此，他先在打击范围上筑了一道防火墙——我是不主张追究的。
谕旨在最后特别强调：“仍谕大小臣工，其奉公守法，各修职业，以图自效，不必追言往事。”（《明神宗实录》）
抽象地否定掉，就算了。
但是任何历史的大翻盘，其猛烈、彻底和无理性的程度，都不是按动机括的那个人所能掌握得了的。水出闸门，咆哮如雷，良莠无一得免。
四天之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继续“追言往事”，请求将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得罪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邹元标、余懋学、傅应祯、王用汲等一干人召回复职，刘台等已被冤死的，给予恩恤。言官陈与郊、向日红等亦上疏跟进。
先批判，后平反，这是政局反覆的一个规律。
万历皇帝这时候感到有点棘手。魔瓶是自己打开的，让魔鬼出来玩玩再回到瓶子里去——既弄坏张居正的名声，又不牵涉其他——看来已经无望。
所有被罢了官的这些人，都是你万历爷亲自裁决并下的诏，那时候你没长脑袋吗？
他只好先打几下自己的脸。
对平反，他同意了，下诏说：“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凡是这奏本上列名的因建言得罪的，俱起用。其余有类似的，吏部都查明报来。”
他要争取主动了。
平反的事情倒好说，关键是目前还在台上的张派余孽。舆论已造足，冤案已昭雪，跟着来的就是人事大清理。你皇帝不想这么做，言官们也不能放过。只想搬倒一个幽灵张居正，其余的照常，那怎么可能？
打倒张居正！据当时的过来人说，这个举动，被大小官员视为一个“奇货”，谁都想来插一手。
腊月里，万历住的乾清宫飘起了另一场“雪”，弹劾奏章纷纷扬扬地飞来。
这一阶段，有了新特色，是官员们互相弹劾。
——你为什么不忏悔？
——你才为什么不忏悔？
先有山西道御史魏允贞，弹劾张居正时代前后几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说他们是靠拍张的马屁过日子，吏部选官全是张的授意。会推之前名单就已拟好，九卿、科道的会商那全是扯淡，走过场。
再有御史张应诏，弹劾刑部尚书殷正茂、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陈瑞曾贿赂过张、冯。这两人的名声本来就不是很好，万历当即勒令致仕。
又有御史黄钟揭发湖广巡抚陈省曾重金贿赂张居正，还派遣兵卒数百名守卫江陵张家，每年费银数千两。万历马上将陈省削职为民。
张居正的这一系人马，历经了几个月的风雨飘摇，终于被逐一打落。
此外几任兵部尚书张学颜、吴兑，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刑部尚书潘季驯、吏部侍郎王篆、蓟永总督戚继光、陕西总督高文等，皆或贬或免。
王篆、陈瑞人品不好，被拿掉不足惜。但戚继光、吴兑、潘季驯都是极有才干的人，是天赐大明的一代人杰，竟然因政局转向而跟着垮台，不能不令人扼腕。
人事，往往也就是政策的走向。
万历新政，随着这批人的离去，无形中已告瓦解。
这就是“人亡政息”。
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这是皇权专制下的铁律，他在生前是决心有所突破的，哪怕是局部也好。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将丈田结束，在全国强力推广一条鞭法，就是企图形成“不亡”的制度。以朝廷、官府、百姓皆称便的舆论，以国库丰盈的既成事实，来保障考成法与新赋税制度的延续。除此而外，更有何法？
可是，他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跟诸葛先生同样的错误。
在十年柄政中，自视过高，择人太苛，没有设法物色一两位能力超群、志同道合的后备人选插入内阁，直到最后一刻都还要事必躬亲。
他一走，自然“蜀中无大将”。新的内阁，甚至远不如诸葛亮留下的班底——连对前任忠心耿耿都做不到。
至于皇帝，就更是完全辜负了张最初的期望，连基本的责任心都没有，败自己的家，犹如劫别人的财。
君臣两个积十年之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就为了发泄昔日被压抑的积愤，就为了享受“我也可以使你狼狈”的虚荣，竟任其崩溃。
在万历的纵容下，对张居正的攻击还在升级。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及王篆的两个儿子“滥登科第”，说他们的学位是作弊得来的。万历即令将这五个小子全部革职。
首辅张四维此时，却没按这个意思拟票，因为他自己也不干净，他的儿子在科举中也有过猫腻。他怕产生连锁反应，所以提出折衷意见，说张居正的儿子连中高第，肯定是有问题，但达到录取程度应该没什么问题，也即是说做官的资格还是有的。因此建议不要革职，在翰林院工作的那两个，只需换换单位就行了。王篆的儿子水平如何，谁也不知道，可以复试。
万历不接受这建议，坚持要革职。他说，冯、张的罪过是一样的，既然冯保的弟侄都革了职，那么张居正的儿子也不能例外。
按照中国的“墙倒众人推”铁律，到现在，倒张已经形成狂潮。不管是否有利益关系，大家都一齐上。政局显出一种狂欢的色彩。
——痛打落水狗啊！
这里面，有想撇清的，有想建功的，有想出风头的，有想挟嫌报复的，还有……想“不打白不打”的。
昨日之大江南北为张公含泪祈祷，今日之义愤填膺诉权臣斑斑劣迹——这中间，无须进行反省，瞬间变脸。确实没见有什么人忏悔。
万历仍在放纵言官拆毁往日的大厦，快感当前，日日有惊喜。他根本没考虑，今后的施政走向与新格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万历十一年三月，在杨四知打响倒张第一枪后的三个月后，万历下诏宣布，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包括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衔，并革去其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职。到八月，再夺张居正“文忠公”谥号。
昔日本朝第一大臣，在地府里被剥夺成普通老百姓了。
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弹冠相庆吧，弟兄们。
张四维的门生李植再次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有“篡逆”之心，“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其言辞之激烈，登峰造极。他还与江东之等勾结起来，一唱一合，交章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等人是张居正余孽。他们这样丧心病狂，意在兴起大狱，搞死一批人。
声讨的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后现代”的荒诞阶段。
有人揭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曾于张居正死后，以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黄金三万两、银子十万两贿赂冯保——可是抄冯保的家，并未抄出这些东西来。
有人检举张居正家有银火盆三百个、张家几位公子胡闹打碎的玉杯玉碗有好几百只——这怎么可能？除非张居正想退休后做古玩生意。
有人控诉张居正在归葬途中，五步挖一井，十步盖一庐——信不信由你！
大量这样的奏章堆在万历的案头，每一件，都需要有个批示。
万历终于发火了。
他要开展他自己的新政，不想再看到乱哄哄。
为此他接连下诏，说了如下的一番意思：
先前权奸当道的时候，科道不置一词；等到罪人已被逐斥，又纷纷攻击不已，实在有伤国体。言官论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分人品的高下，动不动就肆意诋毁，弄得大臣人人自危，成何体统？奸党现已斥退不少了，今后要为国家爱惜人才，讲究“和平之道”，再有违旨追究往事的，定重治不饶！
他终于知道，逞一时之快是没有用的，毫无建设性。大家不过都是在唱道德高调，以泄私愤而已。
万历是个执拗的人，不知他后来是否后悔过“倒张”。这个运动，是他自己放弃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自己把自己降为曾受坏人蒙蔽的君主，成了在这次运动中唯一不得不做“忏悔”的人。
倒张是很痛快，但万历没想到，这无疑是一次自污行为。
张居正已经走了，昔日的桎梏已消失，前首辅的身后名声是无害的，何不继续打他的旗号，在原有的政治轨道上推进。必要时也可做大幅度修正，甚至口喊前进而倒行逆施也不妨。这样做，不仅自己昨天正确，今天也正确，又何乐而不为？
放弃现成的合法性不用，非要否定与自己脱不开干系的过去，以取得新的合法性，不是多此一举么？
过去局面也曾经乱过，但张居正是个镇得住外廷的首辅。君臣俩一唱一合，乱局很快就能弥平。
而现在，张四维不具备镇住全局的能力，且还在和皇帝斗心眼，乱糟糟的局面需要万历一个人来对付，不胜其苦。这不是正合了中国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规律了么？
在倒张运动中，“三百银火盆”之类是信口开河了，一旦查不到东西，谣言会自消自灭。可是，有一件事，是铁案如山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它被适时翻了出来——
这就是“废辽案”！
这件案子，在万历六年的时候，刘台在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里就曾提到过一次。那时张居正如日中天，大家也没敢多想什么。
这一次，最先翻起这旧账的，是兵科给事中孙玮。他于万历十年十二月就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于隆庆年间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
万历看后，只把劳堪罢官了事，并未追究张居正在其中的责任。他大概不想利用一个废掉的藩王做什么文章。
到了万历十二年，洪朝选的儿子洪竞上疏，字字泣血，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
万历仍未同意，只叫法司去查，看已故侍郎洪朝选还有什么遗漏的冤枉没有。
所谓废辽案的余波，本来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冷不防却跳出来一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无中生有，诬陷“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
还是废辽案，但是攻击角度变了，变成了经济问题。万历有了点兴趣，命湖广抚按核查。
看来这问题有所松动，怀恨多年的辽王家属也开始发动了。辽王宪节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即：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从年龄上推测，这个辽王的遗孀年纪不会很大，大约不超过28岁，复仇的勇气确实可嘉。她的奏疏，估计是羊可立之流给出了主意，说到了要害处。
只要提到财产，万历眼睛就会放光。
一年前倒张运动刚刚发动时，恰逢潞王要结婚，李太后与万历商量筹措费用的问题。万历就曾埋怨。以前官员们只知道给冯、张送钱，财富都跑到他们两家去了。
对张居正家的财产，估计万历是有过想法的，不过在政治上已经把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再打人家财产的主意，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才好。
现在，就有了理由。
这次万历有了明确态度，下旨曰：“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开宗明义第一条），其父墓地侵占王坟，掘人坟墓，罪恶深重。你等如何不究治？”然后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这才是实质问题）。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吸取查抄冯保家教训），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
圣旨的最后一部分才提到，将废革辽府的情况也要从公勘明（“从公”二字堪可玩味），汇报上来。
派去抄家的人，有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到湖广后，会同抚按一起查抄。
圣旨一下，天下震惊。一年前免去张居正各职衔的时候，还仅仅是个犯了错误的官，现在，则是拿他当罪人看了。
昨日热泪涟涟阿谀张公的，现在都缄口无言了——阿谀就这么一钱不值，可惜张公已经看不到了。但朝中仍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逆潮流而动，上疏谏阻。他以当年查抄严嵩家产为例，惟恐查抄会累及当地百姓。当年查抄严嵩，因为嘉靖事先把严氏的家产估计过高，结果抚按抄不出那么多来，怕担包庇的罪名，就在江西株连搜求，抄没的财产多半出自无辜百姓。
赵锦是个偏不服从“墙倒众人推”铁律的人，直言张居正不可能有太多财产，说他家有三百银火盆之类，都是由于人心愤恨，言过其实。
要是这么兴师动众地下去，“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之民者”。况且对张居正惩罚如此之重，也没有必要，今后大臣哪个还敢做事？张居正因为平生操切，擅权专职，与名教决裂，惹恼的人太多，可是绝对没有异志。受顾命之后，辅佐皇帝您于幼龄，日夜勤劳，中外安宁，这功劳安能泯灭！
说来，赵锦并不是张居正一系的人。相反，在万历初年他看不惯张居正的那套霸道作风，提出过意见。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他“妄议朝政”，迫使他挂冠而去。
现在，他敢如此仗义执言，也是有这一段坎坷做本钱。否则“余孽”的帽子立刻就能戴上几顶。
万历此时财迷了心窍，根本不听。
派去查抄的两个主事者，张诚和丘橓，也是万历精心挑选出来的。张诚是长期负责监视张居正和冯保的宦官，万历的狗腿子，没受过张、冯的什么恩惠。丘橓为人“强直好搏击”，爱弹劾别人，张居正一向厌恶他，不予起用。
万历的考虑是，这两个人去办差，下手一定会狠。不狠，财产就弄不上来。
时任侍讲官的于慎行，知道不好，很为张家担心，便写信给丘橓，请他务必手下留情。这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人马，当年也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张居正对他说：“我待你甚厚，你也这么干？”于慎行答曰：“正因为张公对我好，我才这样做！”张居正拂袖而去，老于知趣，没几天就自己辞职了。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复职。
他写给丘橓的信里，有几句话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堪称千古名言，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国榷》）
——是啊，颂歌文章，少几篇也罢，无须日日盈耳了！
于慎行的劝告，丘橓不可能听。
丘橓是山东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这人很耿直，初任刑科给事中，曾上疏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直接批评严嵩，也不怕掉脑袋。被他弹劾倒的官员不计其数。嘉靖末年又迁兵科给事中，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嘉靖，被打了60下屁股，斥为民。离京的时候，身边仅有“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隆庆初年，任南京太常少卿，后又进升大理寺少卿，因病免职。
万历即位后，言官纷纷推荐他，然而“张居正恶之，不召”。万历十一年秋，张死后才被起用，任左副都御史，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他虽然强直好搏击，但“其清节为时所称云”（《明史》）。
看来，这是个海瑞式的清官，万历派他去，放心，金银财宝不至于流失了。
果然，张诚、丘橓受命后，决心甚大。一行人立即驰往荆州，准备要穷搜极治，挖地三尺！
丘橓出发前，先派人通知荆州地方官员登录张家名册，一个不能让跑了。
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死人骸骨也被饿狗食尽。
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
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2400两，银107000两，金器3700两，金首饰2400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第，刑部也报上来，折银10600两。
这个数额，和万历想象的相差天地。哪里能跟当年“严嵩跌倒，嘉靖吃饱”那个程度相比。而且，荆州的财富多为张居正的老爹、兄弟平日搜刮来的，严格来说，并不是张居正所为。
三百银火盆乎！何在？
这台阶怎么下？
丘橓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底。
张居正三子懋修受刑不过，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
张居正长子敬修（原礼部主事）实在熬不过，上吊身亡。临死时写绝命书一封。
绝命书也是字字血泪——
忆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五月初五，丘侍郎到，初七日提审敬修，其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更有身被刑具，头戴蒙布，死命拷打之苦！
敬修受难固不足惜，但非要诬陷先公以二百万两数。先公自任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仅是变卖财产达不到此数，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充数！又要我诬陷寄放在曾大人那里十万两，王大人那里五万两，傅大人那里五万两。
丘大人还说：“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丧胆！
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来日会审之时，又要罗织锻炼，命运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
今被囚禁仓室，风雨萧条，青草蛙鸣，令我不胜悲哀。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死而万古不愧！
天哪！人孰不贪生怕死，而敬修遭遇如此，想日后亦必无生路。
先公在朝时，有位高招嫌之惧，想去位，又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任，只得以身殉国，不能先机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自有天下公论！
家中祭祀祖宗的事，给祖母与老母喂粥饭的事，有诸弟在，我死可放心。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看见我家如此情景，有何值得高兴的，为何忍心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道怜悯，今不得已，以死明心。朝露散时，生平已矣，能不悲哉！
——这样的血书，真是不忍读，不忍想象。愿中华吾土，永无这样绝望的呼告！
张敬修自杀，满朝震惊。
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
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不忍吧！”
后潘季驯终因说情一事，被李植弹劾，最终革职为民。他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能手，感念恩公的栽培，于人情汹汹之际，能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免去了张家更大的灾难。让人看到，人心里毕竟有一点点暖色！
万历饶了张家的家属，但是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110扛，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荆州抄到的100扛财物解回北京。
财产虽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也可尽管拿来用，废辽不废辽的，就是一篇文章罢了。
辽王的小老婆眼巴巴地望着，却不知就算是当年张首辅侵夺了您家的财产，如今也不可能返还给您了——宫内急等着要用呢！
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20万两，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
这事情实在难以塞天下人之口，辽王财宝在哪里？被侵夺的辽府又在哪里？
这被人纠缠了多少年的辽王府，据记载，是建在荆州城北城墙根下，永乐年间开始修建，历代又不断加建，极为豪华，内有著名的藏书楼——“味秘草堂”。荆州府衙的大小官员每逢初一、十五早上，都要到北城墙根下列队，拜谒辽王。
这块宝地，岂是20万两银子能拿下的？
所谓侵夺辽王财产之事，最初是由李植提出来的，他只是说，张居正侵夺了辽王家的坟地“以窃王气”。这个谣言，还算有一点“原型”，因为万历赐给张居正亡父的太晖山墓地，与辽王的祖坟毗邻。
至于羊可立所说侵占辽府田宅事，基本就是瞪着眼睛在胡编。
据今人陈礼荣考证，荆州的张宅是在城东。
陈先生说，张居正当年为向小皇帝表忠心，也是为在家乡父老面前夸耀，请万历给他新盖的荆州新宅院里一楼一堂题赐额名。万历欣然为他拟写了楼名“捧日”、堂名“纯忠”。
推测起来，张居正在老家荆州建的这个宅子，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了。在史志《江陵志余-卷五-宫室》中，收有“纯忠堂”的词条，曰：“纯忠堂，在城东，张文忠公敕赐堂也；万历元年，御题楼名‘捧日’ ，堂名‘纯忠’，御书大字对句一联，云：‘尔唯盐梅，汝作舟楫’（前一句出自《尚书》，意为“你是必不可少的调料”，离开你生活就谈而无味；后一句出自《书经》，意为假如我要过河，“需要你来做船”；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好帮手）。事变楼圯，唯堂独存。”最后一句说的“事变”，就是指抄家事件。事变后“捧日楼”被毁，但“纯忠堂”一直到清初都还在。
位于张宅内院的捧日楼、纯忠堂既然被明确标注为在荆州城东，那么，荆州张宅的地理方位，无疑就在城东了。与之相印证者，还有本书的“龙山书院”词条称：“龙山书院，在城东，察院前旧射圃（骑射练兵场）也，嘉靖三年置。张江陵建第，取土于此，事变宅废，书院之基，即捧日楼台也。”
这本地方史志《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里面将张居正荆州家宅的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今日，在荆州古城东门内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可证张宅的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当年，荆州的地方官不可能不明白这事，但谁敢说话？
抄就抄了，打击坏人怎么做都有理。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八月，才算有了说法。
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
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
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
万历之所以将两件事一并提出，侧重其实是在第二点，不“复辽”，就不足以定张居正的重罪。
这确是有点太过了，首辅申时行一向温和，也不得不提出异议。一来是兔死狐悲，二来他怕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于是劝阻万历：张居正的罪状，就这么多了，于法已无可再加。至于复辽，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因为“修废第于民穷财尽之时，复废国于宗多禄少之日，举朝无一人以为宜者”。
我的皇上，你若“复辽”，不是颁发一张平反诏书就算完事的，你还要给他重新建王府，今后又要多出一份宗室开支，要不了几年又将多出两、三万人吃财政饭！
在明代，因为国家养活宗室的负担太重，所以只要哪个藩王没有子嗣，人一死立即就废封除国——能省点儿就省点儿。
万历被击中了软肋，不言语了，想了想，憋出一句来：“内阁说得对。”
此事就此搁置，到头来以一道“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食”的御批，把那不屈不挠的废王妃给打发了。徽王，是在嘉靖年间被废为庶民的，朝廷对他的原配一直还给一点赡养。辽王妃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仇是报了，可昔日辉煌未能重拾，只弄到了一份不错的赡养而已。
朝廷上演戏，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能得到恩赏的。
真正受益的，是言官里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因为咬得最狠，把张居正当成逆臣贼子来咬，因而甚得万历垂青。皇帝给吏部下了个指示，说三人“摘发大奸有功，俱着于京堂不次使用。”就是指令破格提他们做副部长。
三人果然以七品御史连升六级，各得正四品少卿职。真是：京中一日三少卿，狂吠亦得乌纱顶。
其中，以李植尤为无耻，他曾经“数为人言：‘至尊（皇上）呼我为儿。’”——若呼你为孙，岂不要乐颠馅儿乎！
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赐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后张诚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威风堪比当日冯保。
张四维于万历十一年四月丁忧，回家去了，到万历十三年十月病故。这一段时间，正是查抄张居正家产的时候，他不在朝中，躲过了一场尴尬。
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目睹张居正身后的惨祸，刻骨铭心，此后凡一切事务，均施行“宽政”。
“废辽案”至此，尘埃落下。
万历十二年八月，对张居正的最终判决出来了。都察院按万历的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给张居正做了定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同时下令，张居正的罪状，要在各省张榜公告。
——此时，距张居正病榻瞑目，仅仅两年多。
闻道长安如弈棋，但这终局……未免太残酷。
为国任事，结局尔尔！
昨为“肱股良辅”，今为“谋国不忠”，世事翻覆何如儿戏？
他只管把自己的江山拆尽、家底败光，但是——
问只问：天公为何憎良人？为何？为何！
天不佑大明，夫复何言！
后世史家在论及万历对张居正的“寡恩”时，都有不平之气。对他“寡恩”的根源做了种种分析，大略有任性说，有报复说，有立威说，有心理情结说，有性格缺陷说，有阶级本质说，也有实用主义说。
我只能讲，万历的这种性格乖谬，也许来自朱家皇帝的遗传，无可理喻。无论用什么来解释，都让人觉得，他不至于非要对一个已故功臣下如此辣手。
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我以为，唯一可以勉强解释得通的，就是万历要以这种酷烈手段，为皇权张本，裁抑权臣。后世有人曾说，明朝只有两个人可称“真宰相”，一为严嵩，一为张居正。但当今也有人指出，能操控全局、决定国策的，唯张居正一人而已。
明初李善长、胡惟庸，不过仅仅专恣自用、广树朋党，就被朱元璋诬以谋反罪族诛。而张居正则是在十年柄政中，完全代行了皇权，成了真正的“无冕皇帝”。他忠心事君，操劳十年，使老大帝国重见雄风。但无论如何，是大大地触犯了皇权体制——这一杯羹，寡人可与王振、刘瑾这样的家奴分享，却不能容得一个有作为的权臣染指。万历只不过学了他的老祖宗，以非常手段摧毁权臣根基，让千秋万代的大臣不敢再做此念。
如此而已！
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慈圣太后（李太后）。但是，其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她对张居正的人品、才干及忠诚，应是十分信任的。万历的前十年，是她与小皇帝“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她却毅然将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不能不说是独具眼光。
但张居正死后，她却容忍了万历进行这场毫无必要的清算。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听信了万历的话，贪图张家的一点点钱财。
但我以为，还是“实用主义说”才能合理解释她的这种沉默。
张居正生前不会对皇帝位置构成威胁，她是坚信不移的。那么死后，世间是否还有张居正，她没有把握。因此，借张居正身后名声的败亡，儆示将来可能觊觎皇权的大臣，亦无不可。
但是，这种鼠目寸光，这种卑鄙手段，很快就见出其负面效果——简直是天报应！
一个大国之兴，须百年以上的震荡与血浸；
而一个大国之亡，只短短十几年间就可成为定数。
一位大国的执政者，他尽可以尚气任性，予取予夺，甚至视民生若无物，但是，他或他的子孙绝逃不过洪水滔天的那一刻！
居正倒台，万历松绑——小皇帝久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在砸烂昔日权威的狂欢之中，帝国刚刚修复的马车，又疯一般向悬崖驰去。
一切都反着来吧。
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
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
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大家一齐来沾光。
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
吏治上的松弛，固然是皆大欢喜，又有万年的太平官好做了，可是，效率下降的背面，就是腐败上升。
而腐败这碗美酒，皆是民力的血汗酿造！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发动“三大征”，平定内乱，援朝抗倭，武功伟业固然辉煌，但总共耗去军费1000余万两，家底已经空了！
——“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
张居正攒下的家底光了，就另法搜求。万历二十四年，万历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加征工商税。富商不能承受，破产者十之六七。
矿税太监随意差遣呵斥地方官员，搜刮勒索，仅在云南一地就杖毙数千人，数度激起民变。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只要有人活着，钱是搜刮不完的。
万历十二年，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
他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
官如此，百姓如何？
人祸不止，天灾又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史书上频频出现“水旱相仍，大饥疫，人死无数”的记录。
万历十四年，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
万历听不得这个，下诏处孙世祯罚俸。
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官员报告，饥民艰难，有以食雁粪、树皮才得以存活的，并将实物及“人相食”图画呈上，企图打动“圣心”。结果是郑贵妃拿出五千两银赈济了一下——以后怎么办，那是百姓自己的事。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吕坤上《忧危疏》，几乎是在哀告了：“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单衣湿地，苫蒿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吕坤《去伪斋集》）
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难以掩饰对现实的恐惧：“脂膏已竭，闾井萧然，丧乱可虞，揭竿非远！”（《明史》）
草民也是人，总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总要让人家有条活路。
国衰而思良相。
到万历末年，人们终于哀叹；世间已无张居正！
——“父老忆海晏河清之时，士大夫追纲举目张之日，有穆然思、慨然叹者。”（吕坤语）
当年因反“夺情”而受杖刑的那个邹元标，在家乡讲学30余年，终与顾宪成、赵南星成为赫赫“东林党三君”之一。天启元年（1621），他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明通鉴》）。天启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又应张居正之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
张居正冤案，至此全部平反，距张居正之死已58年。
但是——晚了！
此时的大明，国势崩坏已日甚一日。内有义军蜂起，外有满州女真进逼；将士不任战，文官照样贪。崇祯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林潞《张江陵论》）。
重返清平之世，可得乎？可得乎！
次年，崇祯十四年一月，李自成大军攻下洛阳，铺开了问鼎中原的雄图。
在洛阳，义军擒住了封地在此的福王。福王常洵是万历帝生前最喜爱的一个皇子，为万历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本想把他立为太子，但受到群臣阻挠未成，于是将他封到富甲天下的洛阳，聊作补偿。之国时，一次赐给福王两万顷良田的税银。万历年间朝廷派出的矿监、税使，所掠来的金银也大多是供福王用的。
而福王仍嫌不足，又上奏万历，要求把抄没张居正的财产，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杂税并四川榷茶、盐井收入全赏给自己，又请领盐引一千三百，设店洛阳，垄断洛阳盐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明史•朱常洵传》）。
义军进逼洛阳时，致仕后住在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写信给福王，劝他捐一些钱粮作军饷，以助守城。
福王爱财如命，就是不答应。死到临头，他仍是“ 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军士皆不愿用命，愤怒高喊：“王府金钱百万，就让我辈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吗？”最终哗变，开城门放义军进入。
福王化装缒城逃出，藏在东郊的迎恩寺，次日被逮。吕维祺亦被俘，见到福王，便激励道：“王死生，命也，名义至重，无自辱！”（吴伟业《绥寇纪略》）
福王呆看吕一眼，默无一语。
李自成见福王是个混吃等死的家伙，下令宰掉了。
福王体态肥硕，重300余斤。义军将福王的一身肥肉割下来，与鹿肉一锅炖了，曰“福禄酒”，大犒三军。
——若万历地下有知，将如之何？
张居正彻底平反4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大军克太原、占宣府。三月十七日，围住北京。城外驻有京军三大营，竟一起反水，反向城里发炮，轰声震地！
城中只有老弱京军约四万和太监三千余人守卫，“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十八日，崇祯下诏“亲征”，其实无将可用，阁臣也无计可施，一纸空文而已。
在城头上的太监们，到此时还要对守军指手画脚，不可一世，士兵均忿极。又无人给守城军士送饭，吃饭须自己下城去买。城头有西洋大炮，虽昼夜发炮，但守军已暗与义军通，火药内不装铅丸，没有杀伤力，如鸣礼炮。
三月十八日夜，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义军蜂拥而入，北京城破！
十九日凌晨，天已放亮时，崇祯皇帝吊死在内宫后面的“万岁山”。这里，也叫做煤山，就是现在的景山。
大明帝国，亡于这一天。
这一天，原本不该到来。
经过张居正十年的苦心经营，大明帝国已端然可见复苏气象：民富国强，库藏充盈，吏治严谨，内外修明。
这是一个属国遍布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影响力达到东非的政治大国；
这是一个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世界白银总量四分之一以上的经济大国：
这是一个在“大航海时代”以澳门为枢纽全面介入了世界贸易的商业大国；
这是一个在欧洲工业化革命之前就形成了发达工业基地的纺织工业大国；
这是一个产生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汤显祖、李贽、徐渭、董其昌等一批科学与文化巨人的文明大国；
——它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辉煌的崛起。
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恣意妄为，倒行逆施，近30年不理朝政，终致腐败盛行，民不聊生，国势如江河日下……
“明亡于万历”，自是千秋公论。
满城喧声不忍闻，这一天终于到来。
这个时刻，在煤山上能看到的景色，仍是紫禁城肃穆庄严的万千屋脊。
若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在帝国辽阔的疆土之外，在遥远的欧洲，近几十年来正在发生一些似乎与帝国无关的事件。
800名哥萨克雇佣兵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军，开始了俄罗斯向东扩张的第一步；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了“格里高利历”，即今天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公历”；
英国颁布并实施了世界上首部专利法令；
尼德兰北方七省经协商，统一为荷兰共和国，成为新崛起的世界“商业王国”，开始海外探险与开拓殖民地；
英国击败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开始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其海外殖民地扩张和殖民帝国的创立指日可待；
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因信奉哥白尼学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
意大利思想家康帕内拉写出乌托邦著作《太阳城》，书中写道：“这是个阳光明媚的美丽地方。在这里，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财富属于每一个人。”
而大明帝国的太阳，就在这个时候陨落了……
360多年后，当我们读完这一页故事时，可能会有所思。
——有所思，那就很好。
(全文完)
[感谢各位朋友！]
完成这样一篇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回忆刚开篇时的艰难和写作中间的辛苦，不胜感慨。
本文是一篇历史人物传记。我在尽量翔实地描述张居正一生事迹的同时，也加入了我本人的一些思考、分析和判断，运用了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目的就在于能对年轻的读者们提供一种思路。
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受到大家的鼓励，这令我格外振奋。这将激励我继续在平民化历史写作的路上坚持走下去，为网友奉献更多的篇章。
感谢各位朋友！
在各位网友的支持下，拙作《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已顺利写完并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预计在本月底至下月初陆续上架。在此感谢各位网友在我写作过程中的批评和指正，同时在此感谢天涯的版面编辑和版主对本帖所给予的支持，感谢十年砍柴先生赐予的推荐文章。谢谢大家！
张居正是一个对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复杂人物，欢迎朋友们以史为鉴，继续讨论关于他的问题，讨论明帝国的兴亡史。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28元
【封面】:
http://album.sina.com.cn/pic/4b3e655702000log
【内容简介】:
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知道他的人不少。但是，人们对张居正的印象，多半来自中学教科书。
张居正究竟有怎样的功绩？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他的经历中有哪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传奇？他是怎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大抵都不甚了了。
著名网络作家清秋子的长篇历史散文《明朝出了个张居正》，以老辣的文字描述了张居正的一生事迹，将明代政坛的几次大风波勾勒得扣人心弦，全方位地展现了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貌，为我们送来了一道“大历史”的盛宴。
【十年砍柴先生的序】:
以悲悯情怀写悲剧人物
-----序清秋子《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十年砍柴
我是清秋子兄的热心读者，几年前曾经在天涯社区彻夜不眠地追看他的小说《我是北京地老鼠》。描写都市深处漂泊如浮萍一样的草根人物之命运，几年来我所看过的同题材小说中，窃以为无过于此著者。清秋子兄在细致而诙谐地描写“地老鼠”们的生存时，处处能看到笔端下表露出的一种悲悯情怀，这正是最感动我的。
正在我以为清秋子兄消失在茫茫网路中时，沉寂一段时间的清秋子重出江湖，连载的长篇《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引起追捧如云。尤令我钦佩的是，早在网路上有名的清秋子兄，为了避免因曾经的名气而使作品获得失真的高评价，连载此文时再次化名，以初出江湖的新人面孔出现，显然，其所获得的好评是真实纯粹的、对文而不对人的。
从今天都市中籍籍无名的草根命运，到近五百年来一流政治家之一的张居正的命运，作者所关注的似乎从“小”变“大”，但不变的是那种悲悯大情怀。
张居正这样一个位极人臣的大人物，后世一个普通书生，对其可悲者何？可悯者何？
历史上多少已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流人物，生前曾建立过赫赫伟业，左右着无数小人物的命运，但在时代巨大的车轮下，他们依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给后人留下一曲悲歌。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难道不可悲悯么？
五百年来张居正一直是史家和历史爱好者所关注的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犹如开矿，同样的矿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的掘进会越来越深，就在看上去资源枯竭，快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却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因为人类对历史、对传统、对自身的认识总在不断提高。有关张居正的历史、文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单说上一个世纪，先有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横空出世，成为一座有关张居正研究的高峰；后有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让张居正再一次出现在现代人的视野下。当下文化领域有关明朝的人与事热浪滚滚，清秋子再在张居正这座被开掘多次的矿脉上往下开掘，难度当然更大，但仍然有不同于前人的收获。
清朝人所修的《明史》，对张居正的评价是：“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这是基于传统史观得出的结论，为人臣者不能威权震主，不能仰仗君王的宠信而获得成功。但若政治人物都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便使中国的传统政治遇到了不可能解开的死结，在皇权政治构架下，一位政治家只要没有取得最高的权力，哪怕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对社稷苍生做出大贡献，不能不依靠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也不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避免功高盖主。如此，政治家的作为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事与愿违，播撒龙种，收获跳蚤。清代的大政治家如曾国藩、李鸿章，没有一个人能取得张居正那样的成就，不是他们的才能比张居正差，而是他们更善于保护自己。晚清也无可避免地重复晚明的结局。
朱东润先生写作《张居正大传》时，正值外侮深重、烽火遍地，艰难的时局需要张居正那样力挽狂澜的“救时”政治家，在朱先生的笔下，张居正成为一位忍辱负重为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英雄，而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万历帝和某些文臣，则显得刻薄寡恩、自私丑陋，这种判断当然不错。朱先生的见识显然已经超过简单地说张居正因威权震主而身后罹祸，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帝制的泥坑里迈出一只脚，古老的帝国正在向现代政治体制艰难地转型，但步履艰难，当时的人对张居正的认识不可能超越时代，朱先生以同情的笔调为张居正一些道德上的瑕疵做辩护：在那种制度和文化下，张居正不得不那样做。朱东润所处的时代，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以私人道德、事功成败来论历史人物的传统史观，依然还难以完全超越。
如果今天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如果还停留在吸取张居正威权震主的教训，还停留在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如何在传统官场中游刃有余的层次，那么说明我们对现代政治文明还缺乏起码的了解。这些年来，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吸引人的卖点就是表现聪明的政治人物如何熟练运用官场各种明暗规则，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如何在政治角力、权力倾轧中取胜，让现代中国人还津津乐道于宫廷权谋之术，这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清秋子的这本书，固然也很精彩地写出明朝的政治生态，写出传统官场臻于炉火纯青的官场谋略，但若局限于此，格局就显得小气，清秋子的书突破这种虽然好看但陈旧的格局，写出了一曲悲剧英雄无可避免的命运挽歌。
张居正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不能认识威权震主的危险以及鸟尽弓藏的政治规律，也不是因为他不知权变一味蛮干，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已经熟透了的文官制度培育的一位标准精英人物，他既能深谙世情，又能通晓人性，知行兼能。所以他在个人权力达到最顶峰时，清醒地认识到很有可能遭受霍光那种“骖乘”之祸----“骖乘”指和皇帝同乘一辆马车，比喻太接近皇帝的位置。他提出过乞休养老，想急流勇退，但大明朝还需要他，明知危机重重，还义无反顾地留在首辅的位置上一直到死，实现了自己曾对人表露的心愿：“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他同时代另一位名臣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海瑞表面上不畏权势，连皇帝都敢骂，但他将自己塑成帝国官员清廉正直的道德标杆，如此反而安全系数提高，包括皇帝在内没有谁愿意去故意迫害一个道德模范而自毁形象，和张居正相比，海瑞确实更善于谋身。但能谋身的海瑞只能是政坛的点缀，不可能像张居正那样掌握实权，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谋国”。“谋身”和“谋国”不可兼得，张居正选择了“谋国”，说明张居正比海瑞更像一个伟大政治家，也更忠于大明朝。骂皇帝的海瑞不但能活下来，而且成为五百年来官员清廉勤政的代名词，而张居正死后遭受种种侮辱，家破人亡，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王朝一种制度和文化的悲哀。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时，他的亲人完完全全成为砧板上的鱼肉，连今天一个普通刑事犯的救济手段都没有。-----今天一个杀人放火的嫌疑犯，公审时尚可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这样的王朝，积累了再多的财富，养再多的兵，也避免不了突然崩溃的命运，由此我们能找到张居正个人命运和明帝国命运之间的内在逻辑。
清秋子的这本书，不仅好看，我以为最可称道的是，他通过讲述精彩的故事，用理解的、同情的悲悯情怀，写出了一个大政治家和他所处的政治体制绕不过的悲剧命运，值得向读者推荐。
既宣传了自己的作品,又赚足了威望,高!
引用第68楼jwzz于2007-03-23 11:32发表的 :
既宣传了自己的作品,又赚足了威望,高!
如果你有这样的作品，我一定发动大家为你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还是对曾国藩比较感兴趣
引用第67楼秋风浩荡于2007-03-20 17:37发表的 :
在各位网友的支持下，拙作《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已顺利写完并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预计在本月底至下月初陆续上架。在此感谢各位网友在我写作过程中的批评和指正，同时在此感谢天涯的版面编辑和版主对本帖所给予的支持，感谢十年砍柴先生赐予的推荐文章。谢谢大家！
张居正是一个对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复杂人物，欢迎朋友们以史为鉴，继续讨论关于他的问题，讨论明帝国的兴亡史。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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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觉得有广告之嫌吗？
秋风浩荡擅长明朝官场分析，又被我无意之中发现新作：《秋风落叶说明朝——大明帝国覆灭前的乱象》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860855.shtml
“如果硬要叫我说，大明到底亡在了哪里？我看就一条：是皇帝不称职。两个皇帝瞎混（万历、天启），一个皇帝瞎闹（崇祯），连续搞60多年，国还有不亡的？”
精辟！
随便挑几个史料的毛病哈。
1、到嘉靖初年，江南与北直隶有一批官员决心清理积弊，开始清丈土地。海瑞是最积极的一个。但引起官绅大哗，说他“偏执”、“疯癜”、“见识短”，最终以“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罪名而罢官，只做了七个月应天巡抚。当时张居正只是普通阁臣，无力救助，只能写信去表示爱莫能助。
这里的年代应该是“隆庆初年”而不是“嘉靖初年”。
2、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有8.5亿亩；弘治十五年，6.2亿亩；正德五年，4.5亿亩。
洪武时期全国土地真有8.5亿亩吗？建议看看黄仁宇的著作，至少这类有争议的数字，应该罗列不同的观点，而不应该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
3、一条鞭法的实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兴。人称“盖自条编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乐”。为政者一句话，就解民于水火之中，有如再生。百姓之草芥命运，真是令人感叹。
真的是“为政者一句话，就解民于水火之中，有如再生”吗？为什么明代前期、中期都不实施？原因就在于明代中国中前期流通领域中的白银数量太少，而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南美和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才奠定了一条鞭法实施的基础，为政者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谈不上什么一句话救民于水火。
4、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
是这样吗？
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的财政收支出现了亏空，计岁入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亏空了三十九万余两。张居正上疏说：“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他要求神宗“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八）
至少不是年年有盈余吧。
文中其它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想也没必要一一指出来了。建议楼主最好拿出一个注释版本来，就文中的每个判断，每个史实都拿出明确的证据和引用来源，这样文章的严谨性才能保证，或者说，这样做才能保证自己严谨的历史写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