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更需要钱钟书还是更需要顾准？
钱钟书先生作为一个智者，社会的先知，默存于世，让人遗憾！知识分子当效仿钱钟书， 还是以顾准为楷模！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187471-keyword-.html 这两位大家皆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可以说都为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能有一位就已经是中国的大幸了.
在下以为,说不上中国更需要谁,二者都是我们需要的.两座高峰,各有峥嵘,交相辉映.
坐个沙发,抛砖引玉.
较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的顾准，钱钟书更富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
"顾准和钱钟书 ":较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还有数学）的顾准、治史的陈寅恪，钱钟书更富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
钱钟书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
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
！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无畏缩惶悚，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谁都能听得出那“味儿”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苯’，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意让人写下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口气一样。
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蛰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己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份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那有诗云：“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族姑娘一样，辫子一大吧。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象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 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定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持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
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至于钱钟书先生，则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的地说：“我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
当然，这里也仍有专业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为学人，较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还有数学）的顾准、治史的陈寅恪，钱钟书更富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何况他从小就是一个“顽童”。甚至在已为人父之后，他还会做一些顽皮的事，比如大热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这是我们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里得知的。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于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楼上的好文章！不想我的这块破砖倒引出这般好玉， 真是高兴！
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政治见解的表达，在不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情况下，便是一个人消极自由的王国，他人不应过多置掾的。 在万马齐喑的情况下，能保持自己的操守，不随波逐流，独善其身，诚已大不易！孔子不也是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吗。
所以刻意的褒顾贬钱，是现代人站着说话不腰痛的行径，要是你处出在那个年代，你试试看！绝大多数人不要说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在这一点上钱先生无疑也是有大勇的。
我想提问的是，相比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于我们的国家更需要顾准还是钟书先生。 当然他们都是凤毛麟角的。顾准也说了”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但是钱钟书毕竟不是“家雀”。 让“海燕作“家雀”不能不说是件悲哀的事情！ 三楼的wuzhe朋友好像是从“易中天1001的BLOG”借鉴来者这篇文章哦！
http://www.1319.cn/x-space/?action/viewspace/itemid/19 你说的没错 我引用的！ 我想诚实比威望和财富更好吧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需要少数的顾准，而需要更多钟书先生那样的读书人！ 顾淮是政治家里的读书人，钱钟书则是读书人里的政治家
一里一外，学问之术分可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讨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没有允许这两种人存在的土壤或社会体制，否则一切都难免流于空谈 。打个比方，假如鲁迅今年45岁，那么他的战斗力如何？。。。。呵呵
需要是一回事，能不能存在，那是另外一回事，嗯？？？ 一簇火焰，一缕冰雨
钱从抗战一直到逝世都是低调，乱世文人的善守
对于常人，喜欢掌中攥着火焰，还是宁愿浸入冰雨？
钱的不作为真的是乱世高瞻.........？ hooker版主好文彩！但是这似乎不是“常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常人在彼此彼处大多没有真正的思考能力，常人能做和要做的是不违背最低的道德操守的要求，按照一“个”人的标准做事、待人， 而不是使自己沦为禽兽。你说常人知道是咋回事吗？他不并知道，他身上的那个筋被人操纵了，在那里羊跌疯，折腾个半死，好像是煞有介事的。但其实只是被人拉起来跳大绳。
但是向钟书先生那样一个智者，他洞若观火，其实很清楚是遗憾的钱先生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智者、和艺术家的那一面，而没有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士”的那一面。
朱学勤先生说的好，“他们这一代有顾准，足可弥补他们在漫长岁月里蒙受的那么多羞辱，死亦可瞑目。也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我们不是没有崇高，我们只不过是将崇高与伪教条混为一谈，然后以此躲避崇高。我们不敢说“愧对顾准”，哪怕小声地说一次都不敢，我们这一代恐怕就难以产生自己的顾准。” 请读读李慎之先生的文章，谁都知道中国更需要顾准前辈的思想。 11 楼的zdslfx，这里是讨论问题，启发思维，并不是要以某个著名思想者或权威的思考着来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要是如此，我们还长个脑子干什么。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哦！ 至少鲁迅认为，从脱离帝制后，中国更需要“顾准”，“钱钟书”呢？非常不幸，有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因此，鲁迅便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为己任，孜孜不倦几十年，做了一个“精神疗伤家”。其实，以鲁迅的学术造诣和眼界，国学大师不敢说，学术名家是小菜一碟耳。他没走学术名家这条路，是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更需要“顾准”而非“钱钟书”。他的小说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鲁迅。而且认为中国至少在30年内还是这样。 每个人的心性不一样，对社会的看法也就不一样，钱钟书，顾准都是天才，钱钟书知道人性的阴暗面，看得很开，活的洒脱，不能因为不入世就批评他，他去做官，肯定不行。顾准则看得更多的是人性的好，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虽然最后结果不好，但我想他没有怨言。现实总是非常现实的，中国需要的即不是钱也不是顾，中国需要的是一批务实的人才，不管动机如何，效果是第一的。 默存于世，让人遗憾？
我倒觉得这是钱先生本人的大幸，也是国人的大幸！怎么样就算不默存了？难道钱氏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他有什么意义吗？除了本人的物质待遇可能有所提高外，钱先生本人能从中得到什么？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难道象余秋雨、易中天这样在大众媒体上频频露面，就算不默存了？余秋雨、易中天受欢迎的程度与日俱增，是不是他们的学问也会同步俱增？
另外，楼主的问题意义似乎不是太大。多少有点象问我们更需要水，还是更需要空气一样，或者说问我们更需要农民还是更需要工人一样。如果换一个说法，比如问，你更喜欢谁？可能更好一些。
个人看法，楼主别生气哟！ 需要更多钟书先生那样的读书人！ 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他的深入骨髓的洞见、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钱钟书先生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谜一样的人物,他的学风与文风,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尚简.
顾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著作和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 既然是讲“独立的自由精神”那么顾先生和钱先生应该都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厚此薄彼有失这种精神的本意。钱先生的“默存”常被人所诟病。想起后人说，孔子，圣者之时者也。斗胆比一下，钱先生的做法，就他所处的当时环境而言，也是很能“识时”的。孔子不见容于当时，所以退而笔削春秋，他的功绩不见于当世而见于后世。至于钱先生，看他的书方明白以前所读书是不折不扣的在管窥。说钱先生“默存”，不如说他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引用第8楼swell于2006-06-22 20:53发表的“”:
讨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没有允许这两种人存在的土壤或社会体制，否则一切都难免流于空谈 。打个比方，假如鲁迅今年45岁，那么他的战斗力如何？。。。。呵呵
需要是一回事，能不能存在，那是另外一回事，嗯？？？同意8楼的。 如果讨论是基于一个假设而不是事实，我们就需要考虑讨论的前提。凡是存在的，总有其合理的一面，而且既然能够存在，其文化土壤一定有其适宜于生存并既而发展的社会空间环境。忽视抑或省略这个环境去奢谈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选择方式，有点勉为其难。只有中国社会才有更多的选择权，在中国现存的社会条件下个体可以选择的余地仍然不是很大的，而生活在顾老和钱老时代根本无法选择，除了应和主流声音，个体的生存抉择只能凭个人的生存智慧在迎合中曲折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