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第67楼hooker于2006-08-07 21:04发表的“”:
更需要 这个命题并非伪命题
举个例子，一个病人，需要什么？很多东西吧
一个重病人，需要什么 和 更需要什么
两个方面不存在逻辑上的真伪
个人以为这个命题不难，但答案不易得出，因此再去论证它是伪命题还是真命题不是作茧自缚？！
需要明确几点：
一、钱和顾并不是一个磁体的两端，只是在一些方面很不相同而已。
二、这两个学人都同时关心着他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国家、民族，只是方式不大相同。但缓急不同，并不意味着殊途同归。他们二人的人生道路有部分相识，主体截然不同，也同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没有根本上的共识，只不过是适应方式不同，由此命运不同而已。
三、他们加起来也只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待社会的两种突出的“典型”，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或许介于两者之间，不会去拦火车，但是偶尔上上网关怀一下世界；讲不出哲学语言来，说得也多是大道理；不能一针见血地分析问题，但身边的事物也还把八八九九认得清。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燕窝呢？维生素呢?竹笋呢？前年老参呢？
伪不伪，要谁不要谁，还是把历史给凡人们品说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门新学问，叫做“钱学”，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钱钟书研究学会”，出版不定期的研究专刊《钱钟书研究》。虽然钱钟书于九十年代末已经作古，但“钱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八十年代就出现了。当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周扬,就把钱钟书称为真正的学问家，把《管锥篇》称为学术研究的典范；钱钟书活着的时候，中共第三代对“钱老”很尊敬，逢年过节或钱老的生日，都有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登门探望。新世纪伊始，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光明日报》发表整版悼念钱钟书的长文，赞美钱的学问之博大精深和人格之崇高正直。
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受到官方极端“敬重”的文化名人，大都是类似珍贵古董的重量级统战物件，如作家巴金、冰心、物理学家钱学森、梵文专家季羡林等。象钱钟书这样的学者，成为重点之重的中共统战对象，也是在邓小平时期。
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但他的清高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则是从钱钟书成了“钱学”之后，他的名字在公众中迅速升温乃至大红大紫，得力于电视剧《围城》及其媒体炒作。社会是很势利的，越是大名人就越应该、也越有资格清高，有些类似怪癖的习惯，放在一般人身上就是生活恶习，而放在大名人身上则是有性格或清高。
从媒体的报导看，钱钟书的清高比较走极端，他是爱谁谁，拒绝国内媒体的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高薪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许多人拿钱钟书的这种拒绝说事儿，把钱钟书作为抵御世风日下的楷模。
“大隐隐于市”，钱钟书的清高使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此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之名。你很难确定，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世俗功利的超然，还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生存谋略（类似于政客的阴谋）？
我以为，钱钟书的这种拒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格上的盲点或无知——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在官方的提倡和主导下，大家莫明其妙地把他捧到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许以高薪都请不动的地步。对高薪的拒绝本身无可挑剔，最可疑的是他拒绝的理由——“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似乎是对牛弹琴。
要是别的理由还有几分诚实，但说人家听不懂他讲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因而也就流于浅薄了。不要说他后来的成名受惠于早年在西方著名学府的留学生涯，应该心存感激才是。就是假定他完全自学成材、变成著名学者，也没有任何理由如此狂妄。
我以为，凡学者总要心存某种敬畏，象牛津、哈佛这样的学府，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甚至改变人类思想命运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一个学人被邀请去这种学术圣殿，不仅应有荣誉感，更应该怀有一份敬畏和谦卑，就象教徒走进教堂——如果还是个学者的话。而钱的态度既无受惠者的感激，更无学者的敬畏和谦卑，有的只是目空一切的人格无知及由此产生的狂妄：自以为无所不知。难道牛津、哈佛这样的国际名校，连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不如？
钱钟书拒绝西方名校的讲学邀请，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之徒。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决写出不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想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诚实、道德上的谦卑和敬畏。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推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它所养育的圣贤文化的最大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人格上的无知：人，一旦被捧成圣贤，就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加之社会上的众星拱月之势，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最后就活生生地楞把凡人变成了神。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隐，可以俯仰天地、呼风唤雨；死，可以阴魂不散，朗照永世。政治家可以成为学术权威，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正是这种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神，给中国带来一次次巨大的灾难，捧得越高，灾难就越深重。中国人很难真正懂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者恰恰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钱是有学问，也仅限于特定的注经学领域。他既没有思想上的发现、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经学就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思想家）。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
被奉为圣贤的孔子，似乎放个屁都沉甸甸，都能考证出一堆微言大义，都能注释出治国之策和修身之道。《论语》，不过是讲了些生活伦理和世俗政治的通俗道理而已，但那里的每句话，都被注释了两千年，实在是巨大的智力浪费。《论语》的开篇两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多通俗的两句话，用得着今天还在注释吗？
1949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列主义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打个喷嚏都是最高指示。改革开放以来，又改成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不论物件怎么变，反正就是个死心眼地注、注、注。从中国学问的注经传统的角度讲，钱钟书在当代中国堪称一绝、无出其左者，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是有意卖弄，为读者设置人为的阅读障碍，不想让人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钟书的研究生要会5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
知识上的不诚实，必然导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钱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没有。有对血腥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与人文关怀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究竟研究些什么？
《围城》嘲讽那种洋径浜的知识份子，而我认为“钱学”是对思想和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因为，一个既无思想又无方法的专门掉书袋子的注释者，怎么就能成为一种需要后人专门研究的学问？这种荒唐事，只有当代中国才会出现。至于《围城》，也就是部水平中等的酸甜小说，别说放在古今中外的文学杰作中，即便仅仅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决非上品。一些人却冲着钱钟书的虚名把它捧上了天。在小说中，他也时时忘不了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我甚至可以说，钱钟书从来不想真正严肃地负责任地说点儿什么，他的学问与其说是服务于学术目的，不如说是服务于他的处世之道和人格炒作。
初读钱钟书，是念大学时看《谈艺录》。与钱钟书他们那代人相比，我们这代人出生于五十年代，几乎生长在文化沙漠之中，没见过奇花异草，没经过文化大世面。所以，一翻开《谈艺录》，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这就是一望无边，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耗尽终生才能游到一半，不在半道溺水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里面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人任何智慧上的启迪。后来，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知识视野开阔了之后，才知道中国的传统诗评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但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而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钱钟书的孤傲和狂妄说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计算的活法，甚至就是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怎样作学问才能作出安全、悠闲且名利双收；他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不能拒绝。一方面，他拒绝外国名牌大学的邀请，拒绝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的采访；另一方面，他从不拒绝高层领导人的探望，不拒绝为胡乔木这样的大人物修改诗词，不拒绝政治局给他送来的生日蛋糕和祝寿的花篮、条幅，不拒绝官方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多少多少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隆重的纪念会和研讨会（大陆几乎所有的文化恐龙，都不会拒绝这些来自官方的关怀）……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看到的是一付既老奸巨滑又奴颜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
由此可见，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超凡脱俗的似神人格。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丗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兼任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象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当然都要,
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个人的
思想是大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