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2006年3月22日 关于翻译的文章一束
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与翻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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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著作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古代文献，上起公元前8世纪，以荷马史诗为发端，下讫公元7世纪，以在“晚期古代”的影响为特征，举凡诗、散文体史著、剧作以及修辞学与哲学论著等无不包含其中。
文化史上言之，希腊文献对罗马的影响盖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后来才与拉丁文献一并而为“古典的”。
历经早期基督教传统，中世纪早期的西部、拜占廷、中世纪阿拉伯文化，中世纪晚期的西部的传承接递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复兴”，古典著作业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宝贵遗产。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传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也就是说，历代以及不同文化传统在继承的同时亦有扬弃。而古典著作在被有意识的选择过程中虽然经历过所谓的“黑暗时代”，但其影响却未完全中断，文艺复兴时代所“复兴”的“不是对全部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因为其中大部分并未亡佚”，更确切地说，所谓“复兴”应是“对基督教传统在其开始时所排斥的那部分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
海特在其《古典传统》一书中曾指出，“古典之于现代西方诸民族文化影响的途径有三：翻译、模仿与创新”。事实上，这三种途径的作用亦适于西方古典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承。就罗马而言，它正是在对希腊文献“翻译、模仿”的基础上才“创新”出一种独立而富有活力的文化的。在西方历史上，罗马诗人李维·安德罗尼库斯作为“把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文”的第一人，早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即已把荷马的《奥德塞》移译成拉丁文。而其后的维吉尔、普劳图斯、塞内卡以及西赛罗，他们的诗作与剧作，他们的演说词与哲学论述又何尝不包含着诸多的希腊因素呢！另外，我们在近东亦可辨识出“翻译”上的此种影响，但就古典文献的传承而言，惟以阿拉伯语的翻译本为多且流传了下来。公元833年创建于巴格达的“智慧宫”作为翻译机构，一方面是把大批希腊文的科学与哲学著述移译成阿拉伯文与阿拉米文，另一方面又肩负着把译作发行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的重任。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位“哲学家”肯迪当年不仅传播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而且还有盖伦的思想，其后继者拉奇斯与法拉比的理论与实践则为11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思想家伊本·西拿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集医生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伊本·西拿，在大量占有医学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与实验补充了希腊人的学说；在哲学上，他所接受的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同时还有非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要之，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德、托勒密等古典著作家的著述无不见于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化传统。
在客观上，以他种语言出现的翻译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成方式，其功用还在于传承业已亡佚的古典文献，尽管这种传承是间接的，有时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我们知道，浩如烟海的西方古典著作在流传过程中，经水火兵燹，或因书写材料本身所限，其中一些写本早已不得复见，但根据底本移译而来的翻译本有的却辗转流传下来。另外，我们在校勘某一古典著作的写本时，除了爬梳写本之间本身的传承关系外，独立于抄校稿本之外的翻译本在校勘过程中则起着他校作用。例言之，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记》（八卷本）传世的写本有40余种，法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的皮纸抄本中有A本、B本、E本、H本和P本，其中B本是10世纪的抄本，H本为14世纪的抄本。H本在传抄的时间上虽然较晚，但在构建修氏著作的版本谱系中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从H本与B本的渊源关系上看，H本卷六第92节第5句以后的内容直接承袭于B本，因为H本中明显而典型的语法错误以及“鲁鱼亥豖”的笔误等均见于B本，也就是说，B本与H本的传承关系始于卷六第92节第5句以后各卷的节与句。作为旁证，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L.瓦拉于15世纪所译的《伯罗奔尼撒战记》拉丁文本，不仅是近代西方译本的主要底本，而且行文之间亦反映出B本与H本的这种传承关系，因为瓦拉当年所依据的底本即是巴黎本中的H本。综观近现代校勘家对修氏著作的校勘实践，事实上也正是以瓦拉的拉丁翻译本作为一种他校文本的；而希波克拉底、盖伦等医学著作的校勘在某种程度上亦得益于阿拉伯语的译本文献。
http://www.gmw.cn/01ds/2006-03/22/content_392603.htm
原创与翻译
■王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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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社科学术评价机制中，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那就是在考量学术成果时，重原创、轻翻译。于是，为了晋升职称、谋求相应的福利待遇，许多学者放弃或减少了自己喜欢的、具有学科建设价值的翻译工作，而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所谓“原创性”的写作中去。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真正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研究工作，但
对于情况各异的各个学科采用“一刀切”的态度来衡量和评价，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近代以来，随着欧美学术思想的传入，与“国学”相对应的“西学”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和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学术界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因此，从各个方面讲，研究“西学”已经成为我国学者不可回避的任务。然而，“国学”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学术传统，已经有了成百上千年的积累，已然十分成熟。而与之相比，“西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短，国人接受“西学”又受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不借助翻译之力很难完成，因此“西学”在中国尚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进行学科建设。而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便是对西方经典和阐释类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因此，采取对待“国学”的态度评价“西学”研究成果，重“原创”轻翻译，对“西学”研究者是非常不公允的，会极大挫伤学者们翻译和介绍“西学”的热情。因此，我认为在考量学术研究成果时，一定要依据各个学科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标准、区别对待。比如，对一个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评价他的学术成果的标准自然应当是看他的论文和专著，重视他对学科作出的创造性贡献。而对一位研究希腊罗马的学者来说，他的论文和专著当然是一个衡量其学术成就的重要参照，但他对希腊罗马古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也应该被提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些工作相对于一个正处于建设时期的学科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无疑比那些低水平的“原创”作品要大得多。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坚持重原创的标准，也不必然要采取轻翻译的态度。应该说，二者是不矛盾的，翻译本身便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凡是对翻译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翻译（尤其是翻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的是语言能力，而且还需要丰富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这几方面缺一不可。可以说，翻译不仅体现了翻译者的语言素养，更浓缩了翻译者的生活经验和学术积累。正是这些方面的支持，才保证了翻译者能够成功地将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体现了不同于我们的文化的作品，成功地转换为我们的语言，使我们能够借助我们的母语了解一种非常不同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现代许多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无不是借鉴乃至引进西方学术的结果，它们的规范化无不得益于翻译引进之功。它们的基本规范术语，是我国几代翻译家创造性的成果，对我们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的几代学人已经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做了大量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首先，我们有一些西方的“元典”尚未翻译，比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等等，这些著作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读物，如果没有读到这些著作，我们的“西学”就很难说是已经登堂入室。其次，有一些西方的经典著作需要重译，它们或者由于版本原因，或者是借助另外一种语言转译，我们的中译本很难准确地反映它们的本来面貌，甚至会使我们对其产生误解，直接影响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再次，经典阐释性的著作也是我们有待开发的一个领域，经典著作由于其寓意深刻、论证独特，往往很难为我国读者阅读，如果我们将西方当代学者所写的“解经之作”配合“元典”著作系统译介过来，相信对我国学术建设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应该改变学术界重“原创”、轻翻译的评价机制，给予学术翻译应得的重视和承认，这样，我们的学术繁荣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
http://www.gmw.cn/01ds/2006-03/22/content_392604.htm
翻译事业的百年历程与目前现状
■张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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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遭受空前挫折以来的百余年间，作为学习西方的重要手段，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化典籍，成为中国文化人矢志不移的追求，于我民族开眼看世界，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贡献良多。
由于承担着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翻译事业，始终笼罩着一种迫切的现实功利性，
翻译事业的从事者难有从容抉择的余裕和学术兴趣：林则徐、魏源辈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以“洋人旦夕之所为，纤悉必获闻”为目标而组织的外国报刊资料翻译是如此，洋务派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西方科技书刊的翻译，严复等所代表的维新志士、民主革命派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译介，乃至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莫不如此。警醒国人、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决定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不可能以纯粹的学术发展为追求目标。
然而，即使在国难当头的艰难时期，我国的优秀学者对于纯学术的“无用之大用”也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并未放弃对纯学术的追求，而译介西方先进学术以求改造中国学术的落后局面，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20世纪前半叶，贺麟、朱光潜、潘光旦、冯承钧等一代杰出的学院派学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重要学术著作，将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欧美汉学等领域的众多经典作品译介给我国学术界，惠泽中国学术，于中国学术之进步厥功甚伟。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中国对马列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的学术作品，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一时间翻译事业出现了相当的繁荣。“文革”时期，我国的学术事业实际上陷于完全停顿状态。70年代前半期，相关政府部门组织翻译工作，主要是服务于外交活动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虽有繁荣的外表，但对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发展，没有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
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逐渐恢复正常，翻译事业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空前的活力，大量优秀译作陆续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学术界重新接触到前沿的国际学术。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经过学术界近20年的奋力开拓，中国学术从封闭走向开放，走上以“无用之大用”为目标的正确学术轨道，这其中，翻译事业的贡献不可埋没。可以说，随着生活和治学条件的不断改善，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学术获得了近百余年来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客观环境，翻译事业发挥其沟通中外学术巨大功能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然而，目前的学术界有一可堪注意的现象：在学术繁荣的景象之下，学术界对翻译事业的意义明显估计不足，翻译事业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未得到充分重视。不争的事实是，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翻译作品很少或干脆被拒绝承认为学术成果；除了在读者面较广的外国文学翻译界设有专门翻译奖外，其他学术领域如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等领域，迄今尚未有单独的翻译奖项；对照时下名目繁多的“课题”、“工程”之类，翻译事业不管规模多么宏大，从未获得立项资助的机会。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每年都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出版。应当承认，这些作品中有些是质量上乘的翻译力作，但更多的是出自学徒辈的年轻人之手的“快餐性”作品，这些作品的译者大多没有接受专门训练，更没有经历必需的较长时期的翻译实践。翻译事业所处的这种局面，使不少有才华和能力的学者不愿意从事翻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其结果是，价值高、难度大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几乎成了“智者不为”的行当，少数“素心人”的寂寞事业。概言之，目下学术翻译的现状是，外行者无力从事翻译但大多看不起翻译，平庸者乐于为之但大多做不好翻译，高明者重视翻译但大多绝缘于翻译。例外不能说没有，但情况大致如此。
学术翻译事业之所以遭受冷落，首先是因为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翻译只是技术性的工作，不过是文字转换的雕虫小技，算不得真正的学问，只要外语好就可以从事翻译；更有甚者，认为外语不怎么样，借助字典也可以从事翻译。其实，这都是极大的误解。果真如此，翻译就是天底下最简单、容易的事情，翻译家就是人人可以做的了。事实上，没有较为渊博的专业知识，没有对于中外语文的熟练驾御，而欲求高质量的译作，只能是不可企及的梦想，其情形类似聋子听雅乐，太监配美女，蹩脚画师欲为传世之作。
其次是不少人持有一种偏见，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学者多不从事翻译活动。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见解。事实是，在西方学术界，大凡优秀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历史上公认的经典著作，都有英、法、德、意等多种译本；而且，西方主要语言文字的关联性和相似性使欧美学者掌握几种主要语言，远非如我们那样困难。而反观我国学术界，不通外文者不乏其人，能较好运用一门外文已属不错，熟悉两种外文算得上杰出，掌握三种以上外文几乎可以“国宝”视之。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仍然看轻翻译事业，无异于自甘落后。
在“全球化”形势咄咄逼人的今天，学术事业已无所谓“中外”和“东西”，原来人为分割的学术畛域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打破，中外学术之间学习借鉴，互通有无，已成为影响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外国学者固然需要借鉴中国学者的成果，但对于我们中国学者而言，既不读外国学者的著作，又不重视翻译，自视清高、孤芳自赏，以闭门造车为满足，欲求不落于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之境，实为万难也。
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就说过：“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今日中国学术，离不开对国际学术的密切关注和跟踪。得预世界学术潮流，彻底打破中外学术人为的藩篱，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要做到中外不隔，有计划、有规模地译介外国学术著作，当为必要手段。可以断言，只有翻译事业得到充分的重视，最优秀的学者大力致力于翻译，我国成为翻译强国，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
http://www.gmw.cn/01ds/2006-03/22/content_392605.htm
难道这样译就错了吗？
——谈格拉斯两部作品的中文译名
■刁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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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对《狗年月》和《辽阔的原野》两部作品的中文译名提出批评，认为：书名就译错了。《狗年月》必须译成《非人的岁月》，《辽阔的原野》必须译为《说来话长》。作为这两部作品的中文译者，笔者实难苟同这样的批评。
《狗年月》（Hundejahre）和《辽阔的原野》（Einweites Feld）是1999年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分别于1963年和1995年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
《狗年月》一书的中文译名，译者在开译前，亦曾见过在由张威廉先生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的《德语文学词典》上，有《非人的岁月》这一译法。这种译法虽然也有一定道理，却不够理想。这不仅仅因为中译本《狗年月》这一书名与原著完全一致，更重要的在于：恰恰是这个书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狗年月》中，狗占据着重要位置。作者不惜笔墨，详细描述了佩尔昆森塔哈拉斯“亲王”（又名普鲁托）四代狗的关系。特别是“亲王”作为“元首”爱犬，由于新闻界的大肆鼓噪，更是狗名远扬。“亲王”趁人们给希特勒祝寿之机外逃一事，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为了搜寻“爱犬”，希特勒甚至改变了战略部署。至此，狗已成为法西斯保卫的中心。所以作者在谈到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时，多次使用Hundejahre（狗年月）这个词，也就不足为奇了，譬如在拙译第583页上就有这么一句话：“尽管这只牲畜这么老了——我揣测有二十个或者更为高龄的狗年月了……”作者用这一看似荒谬绝伦的描述，用非理性作为狗与法西斯之间的共同点，把两者紧紧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种非理性势力的支配下，才会发生形形色色的荒唐事，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暴行。对于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形象的比喻，如此深刻的寓意，仅仅用《非人的岁月》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
熟悉格拉斯的人都知道，这位文学大师喜欢使用动物或与动物有关的书名，譬如尽人皆知的《猫与鼠》、《母鼠》、《比目鱼》、《蜗牛日记》、《蟹行》、《铃蟾的叫声》等等即是。这种寓言式叙事风格成为格拉斯作品的又一特色。试问，其他作品都可以像这样译成中文，为什么唯独《狗年月》这种既忠实于原文，又突出作者叙事风格，力求做到形似与神似两者兼备的译法就不允许了呢？
《辽阔的原野》以两德统一为中心内容，采用双重叙述结构的形式，通过主人公的经历与回忆，从不同层面，对从1848年三月革命到上世纪90年代的德国历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与反思。
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在作品中，从书名、人名、主人公的遭遇、重大事件、细节描写到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得到了多层面、全方位的体现。作者有意打破时空界限，让历史人物与现实人物，尤其是一百年前的德国著名作家冯塔纳（1819-1898）以及冯塔纳笔下的人物与本书中的人物相互交替，轮流登场，积极参与现实生活的各项活动，是这部长篇巨著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书中主人公冯提膜拜顶礼的偶像，冯塔纳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冯提。不仅冯提的一些观点，就连他的一些说法，也都摘引自冯塔纳的书信和作品。
说到这部作品的书名，人们不能不追溯到冯塔纳的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女主人公艾菲的父亲老布里斯特每次遇到难题时，总习惯于这样的回答：“--es ist ein weites Feld.”（这事说来话长。直译：这是辽阔的原野）。本书的主人公冯提也说：“真理说来话长（直译：真理是辽阔的原野）。”在格拉斯这部作品中，“辽阔的原野”妙语双关，它既具有“说来话长”这一引申意义，又具有具体含义。因此，把书名译成《说来话长》，也无可厚非，关于这一点，在拙译的译本序中就已特别注明：《辽阔的原野》又译《说来话长》。说“辽阔的原野”具有具体含义，则是因为它原来是指苏格兰高原上那一望无际的原野。冯提就多次去过那里。正因为如此，冯提才在小说结尾，在一张寄自当地的明信片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顺便提一句，布里斯特弄错了。不管怎样，我看到这原野有了一个尽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原著书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如果仅仅用一个“说来话长”来表述，恐怕是很难尽如人意的。这种译法无法将书名中的“虚”（引申意义）与“实”（具体含义）完美无暇地结合在一起，难以充分体现作品既写现实、又写历史的这一叙述特点，也没有给读者留下驰骋想像的广阔空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译者经反复推敲之后，才选定了《辽阔的原野》这一译法。试想一下，当一个人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原野时，那浮想联翩的情景，不正是人们面对现实，以史为鉴，突破时空界限，进行回顾和反思的真实写照吗？
只要翻译过格拉斯作品的人都感到，格拉斯作品极其丰富的内容，别具风格的表述方式，给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尽量减少翻译当中的错误，自1977年《比目鱼》出版之后，每有新作出版，格拉斯都要举办翻译讨论会，解答各国译者在翻译该作品时所遇到的问题。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译者，笔者没有机会得到作者的直接点拨，只能以勤补拙，反复研读所译作品，尽量查找有关资料，虚心向中外专家请教。在《辽阔的原野》里，涉及到冯塔纳的作品就差不多有20部，而且大部分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出现在格拉斯的这部小说中，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环境气氛的营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更准确地传达原著精神，减少中国读者阅读时的困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案头总放着一套德文版的冯塔纳全集。从译本较为详尽的注释中，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工作的艰辛。
整个作品的翻译如此，书名的翻译就更是如此。书名翻译质量的高低，往往会对该作品的传播和接受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位翻译态度严谨的译者，都不会在不认真把握全书精髓的情况下，就望文生义，贸然定下书名的。
但是，译事无止境。尽管译者作出了努力，疏漏谬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因此，笔者殷切期望评论家进行有助于提高译者翻译水平的译论。在评论译著时，只希望一言九鼎的专家、权威在下评语之前，能拨冗阅读一下译著和原著。只有这样，您的评论才会更中肯，更有说服力，而不至于给人留下主观、武断的印象。
另外，笔者也恳切希望评论家不要以简单的“对”与“错”来评判译文质量。不可否认，在对原著的理解与表达方面，译文中确实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但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还是译文质量的高、低、优劣之分。在对几种译文进行比较时，屡见不鲜的情况是：不同的译者对同一对象的处理方式千差万别，而这些译文往往又都各有千秋，难分仲伯。格拉斯这两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在德国和国内的正式出版物上，虽然大多使用《狗年月》和《辽阔的原野》这一中文译名，但除此之外，也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狗年月》和《广阔的田野》、《遥远的土地》。
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作为一种进行再创作的精神活动，其产品形式的多样性，在具体的译文中表现得更为绚丽多姿。在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前提下，应当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只有这样，翻译园地才有可能避免一花独秀的尴尬，真正迎来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春天。
http://www.gmw.cn/01ds/2006-03/22/content_392602.htm 谢谢 能找到自己用的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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