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徽钦二帝【原创首发】
【野史轶闻】杂说徽钦二帝(之一)
村学究编撰
诗人赵佶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祧隔绝如千年.
衰病残渴那能久,茹苦穷荒不怨天.
茸母初生认禁烟,无家对景倍淒然.
帝城春色谁为主,遥指乡关涕泗涟
.
这是徽宗被俘北上途中的诗作。对于国破家亡，想必此时已是悔恨交加了。悔恨归悔恨，诗还是要做的。赵佶性嗜书画，其诗词章句工整不逊欧苏。”北狩”时还有一些诗词之作，兹录片羽聊作把玩。
醉落魄
无言哽噎，看灯记得年时节。
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
今年华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
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
燕山亭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
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
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小重山
罗绮生香娇上春。金莲开陵海，艳都城。
宝舆回望翠峰青。东风鼓，吹下半天星。
万井贺升平。行歌花满路，月随人。
龙楼一点玉灯明。箫韶远，高宴在蓬瀛。
念奴娇
雅怀素态，向闲中、天与风流标格。
绿锁窗前湘簟展，终日风清人寂。
玉子声乾，纹楸色净，星点连还直。
跳九日月，算应局上销得。
全似落浦斜晖，寒鸦游鹭，乱点沙汀碛。
妙算神机，须信道，国手都无勍敌。
玳席欢余，芸堂香暖，赢取专良夕。
桃源归路，烂柯应笑凡客。
金莲绕凤楼
绛烛朱笼相随映。驰绣毂、尘清香衬。
万金光射龙轩莹。绕端门、瑞雷轻振。
元宵为开圣。景严敷坐、观灯锡庆。
帝家华英乘春兴。搴珠帘、望尧瞻舜。
声声慢
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迥。
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
沉沉洞天向，冕宝舆、还花满钧台。
轻烟里，算谁将金莲，陆地齐开。
触处笙歌鼎沸，香鞯趁，雕轮隐隐轻雷。
万家帘幕，千步锦绣相挨。
银蟾皓月如昼，共乘欢、争忍归来。
疏钟断，听行歌、犹在禁街。
探春令
帘旌微动，峭寒天气，龙池冰泮。
杏花笑吐禾犹浅。又还是、春将半。
清歌妙舞从头按。等芳时开宴。
记去年、对著东风，曾许不负莺花愿。
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
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遶胡沙。
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聒龙谣
紫阙苕嶢，绀宇邃深，望极绛河清浅。
霜月流天，锁穹隆光满。
水精宫、金锁龙盘，玳瑁帘、玉钩云卷。
动深思，秋籁萧萧，比人世、倍清燕。
瑶阶迥。玉签鸣，渐秘省引水，辘轳声转。
鸡人唱晓，促铜壶银箭。
拂晨光、宫柳烟微，荡瑞色、御炉香散。
从宸游，前后争趋，向金銮殿。
满庭芳
寰宇清夷，元宵游豫，为开临御端门。
暖风摇曳，香气霭轻氛。
十万钩陈灿锦，钓台外、罗绮缤纷。
欢声里，烛龙衔耀，黼藻太平春。
灵鳌，擎彩岫，冰轮远驾，初上祥云。
照万宇嬉游，一视同仁。
更起维垣大第，通宵宴、调燮良臣。
从兹庆，都俞赓载，千岁乐昌辰。
临江仙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
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
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声声慢
欺寒冲暖，占早争春，江梅已破南枝。
向晚阴凝，偏宜映月临池。
天然莹肌秀骨，笑等闲、桃李芳菲。
劳梦想，似玉人羞懒，弄粉娙迟。
长记行歌声断，犹堪恨，无情塞管频吹。
寄远丁宁，折赠陇首相思。
前村夜来雪里，殢东君、须索饶伊。
烂漫也，算百花、犹自未知。
据说《燕山亭》是赵佶的“绝笔”。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自己横被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杨慎《词品》称其“词极凄惋。”
坊间言道君皇帝乃后主李煜转世，这话当是无稽之谈，不过道出其共性-------这般极富诗人气质的風流才子做皇帝，既非社稷之福，必为人民之祸！
今有赵佶《宋徽宗词》传世。 【野史轶闻】
杂说徽钦二帝(之二)
村学究 编撰
画家赵佶
赵佶(公元1082～1135年)在位25年，终年54岁。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深造诣，誉之开一代风气当不为过。他平生著作也多，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据说，国破之时，赵佶听到财宝物品被掳掠毫不在意，但听到皇家书画、藏书也被抢去，却仰天长叹。
赵佶是开宗立派的书画大家。他不仅雅好书画，在位时还扩充画院，网罗画家。据载，当时他身边有许多画家，但要想进入皇家画院却不容易，要通过他亲自主持的考试。有试画题曰“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般应考者是画岸旁泊舟，船舷间站着鹭鸶或船篷上栖着乌鸦，意在表现船上无人，以烘托“孤舟尽日横”意境。但赵佶认为最能表情达意的是画一个船夫倦睡于船尾，船夫身旁还有一管笛子。因诗中所说“孤舟”并非船上无人，而是说没有过渡的行人，显得环境非常荒僻安静。画面上的情景正好显得环境非常荒僻安静，表明终日没有过路的“渡人”，船夫显得疲倦不堪，以至丢下短笛懒慵慵地睡去了。不难看出，这一独具匠心的构思是最能突出“孤舟”的寂寞和“野水”的荒僻。
某次，赵佶拟题“乱山藏古寺”令画师作画。有些画师为表现古寺“藏”在“乱山”中，特意露出古寺一角。而赵佶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幅，却是在满幅荒山的画面中，只画了一根作佛寺标帜的幡竿。这样，“藏”的境界更巧妙地表现了出来。
赵佶在绘画上的造诣由此可见一斑。他每次所拟画题都力求新意，作为是书画家，又是诗人的他，特别讲究诗书画的结合，特别在意画面有无意境。有次他拟的画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应试者大都画马、画花，却有一位应试者画了几只蝴蝶飞逐马后。赵佶看后很满意，认为这一构思最能反映诗意。他对书画的挑剔源于他对书画的精深研究，他别出一格的“瘦金体”自不必说，就他的画，谢稚柳先生评价为“精巧深微，天机盎然”。当时的人说得更具体：“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犹为注意。”他曾对大臣们说：“朕万机余暇，惟好画耳。”
赵佶对当时的“翰林图画局”直接领导，并进行改革，他曾下诏：“书、画、算、医四学并罢，更不修盖，书画学于国子监擗截屋充宇，每学置博士各一员，生员各以三十为额。”还规定：“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当时的翰林图画局近似一所学校，由他直接传达自己的艺术旨意，训练学生写生与摹古，考试用的就是上面说到的方法，用诗句为题来考验学生们对“诗情画意”的把握。
赵佶领导的画院从事写生研究，很多记载说他们创作的“孔雀上墩”、“正午月季花”等很是不少，他自己对花、竹、鸟兽的写生合集为《宣和睿览册》，积累至千册，可谓洋洋大观了。画史上称他的画为“宣和体”，而翰林图画局的创作被称为“院体”。当时，宋徽宗周围绘画高手云集，他们都能“代御染写”。时至今日，宋徽宗留下的作品，哪些是亲笔染绘，哪些是代笔染写，已经很难辨别，研究其间的细微差别是十分高深的学问。
赵佶的艺朮造诣和对中国书画的贡献，可谓空前而绝后。其可圈可点的仅此而已！ 【野史轶闻】
杂说徽钦二帝(之三)
村学究 编撰
亡国之恨
靖康国难以《靖康稗史笺证》所载为详。书中所记多为正史不载，故史料价值极高。此书由宋人确庵、耐庵编纂，辑有七种稗史，即：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外，其余六种均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史实。且皆是作者亲身见闻，多是逐日记录。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如上文所引，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却没索要男童。又如《瓮中人语》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斡离不即金兵统帅完颜宗望。又据《南征录汇》，同年十二月初十，宋臣“吴幵、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这些女性被大宋作为贡品献给金人。金兵将帅有时为了争抢美女，甚至会兄弟相残。据《南征录汇》记载，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其兄尚富皂，原因是尚富皂在把守汴京南薰门时，“踞大宅，淫及陆所掠女”，可见这些被俘妇女俨然成了他们的”慰安妇”。
金兵大规模索要宋国妇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金人以压境之重兵，先是索要幾近天文数字的军费，如无军费则以女人抵质。《南征录汇》载：“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显然，金人不仅意在宋朝国土和财物，更属意于宋朝的女人。所谓帝姬乃是公主，王妃为皇帝之媳，宗姬是诸王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钦宗赵桓竟然一一应允，于是开封府也一一照办。《开封府状》载：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被抵押折价的各类女子竟达11635人！
《南征录汇》记载，“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封府津送人物络绎入寨，妇女上自嫔御，下及乐户，数逾五千，皆选择盛装而出。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国相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所谓国相就是金兵的另一统帅完颜宗翰。从此，这些女子只能是任人宰割，身心都受尽凌辱。次月五日夜，完颜宗翰宴请手下将领，令宫嫔换装侍酒，不从者即予处死，手段极其残忍。当时，有郑氏、徐氏、吕氏三位妇女抗命不从，被斩杀，又有“烈女张氏、曹氏抗二太子（完颜宗望）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为鉴，人人乞命。
《青宫译语》载，完颜宗翰的长子设也马看中宋徽宗的女儿富金帝姬，在一次宴会上，完颜宗望要宋徽宗将富金帝姬给设也马，宋徽宗不同意，理由是富金帝姬已经出嫁为蔡京的儿媳，不能不顾廉耻，再嫁二夫。完颜宗翰听后大怒，严厉斥责道：“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赵佶抗颜申辩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然而他最终也无法改变他女儿的命运。金兵撤退途中，设也马迫不及待地公然以富金帝姬为妻，回到上京之后，更是得到金太宗的进一步诏许，“赐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也马郎君为妾。”
被掳妇女受到金人奸淫侮辱，《呻吟语》等多有记载：“被掠者日以泪洗面，虏酋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青宫译语》载，宋钦宗的朱慎妃在中途解手时，遭到千户国禄的威逼调戏，其他妇女则可想而知了。惨遭蹂躏而死者甚多。一支三千多人的宗室队伍，到达燕山后，只剩下一千几百人，而且十人九病。《宋俘记》记载临行前俘虏的总数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第一批“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死亡1500名妇女，死者近半。
未死者一部送往金国上都（今黑龙江阿城），听从金太宗的处置。徽宗郑皇后、钦宗朱皇后被换上女真服装，上千名妇女被赐给金人，另有三百人留住洗衣院(即官妓院)。这些妇女都被迫入乡随俗，“露上体，披羊裘”。朱皇后不堪其辱，回屋后随即自缢，被救后又投水自尽。一部则留在燕山由金帅赏赐给部下，许多妇女随即被卖进娼寮，甚至还被完颜宗翰拿去与西夏换马，以十人换马一匹，有的还被卖到高丽、蒙古作奴仆。《呻吟语》引《燕人麈》之语，说那些被分赏给金兵将帅的妇女，“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作者称他的一位铁匠邻居，“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被扣留的北宋使臣宇文虚中、吴激就曾遇见沦为歌妓的北宋宗姬，并分别为之作词，宇文虚中称这位歌妓是“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念奴娇》），吴激《人月圆》词曰：“南朝多少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这位宗姬引发了吴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然而,解押至东北的赵宋宗室成千累萬男女，毕竟要在彼处落地生根，滋繁人口，据称赵姓己成滿州望族。当地满族赵姓（满姓伊尔根觉罗）居民传说都是当年随徽宗、钦宗二帝押解北上的三千宋皇室后代，伊尔根觉罗家为满洲满族第一大姓。 【野史轶闻】
杂说徽钦二帝(之四)
村学究编撰
他乡何处五国城
据《宋俘记》记载：“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黎明，太上(徽宗) 启跸，共车八百六十余辆，发自刘家寺。”徽宗被金兵编为第四组，走河北路，即太行东路；而钦宗被编为第七组，四月一日起程，走的是西路，由河南经山西，在西京(山西省大同市) 住三个月后，继续北行。徽宗先期到达燕京，钦宗迟到52 天。建炎二年(1128 年) 七月十日，徽钦二帝于三个月后相会于燕京。九月十三日，金人押着徽钦二帝一起继续北行。《宋俘记》记载:“(1128 年) 八月二十一日二帝抵上京(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 行幄。”从汴梁至金上京，途中共走了一年四个月。三天后，即金天会六年(1128 年) 八月二十四日，金人举行献俘仪式，男女宋俘均坦胸赤背，身披羊皮，跪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前，献俘仪式毕，金帝吴乞买封徽宗为昏德公，封钦宗为重昏侯。二个月后，金人将徽钦二帝迁往第一个囚禁地———韩州(辽宁省昌图八面城) 。《宋俘记》记载：“(1128 年) 十月二十六日虏徒二帝、诸王、驸马、内待、宫眷于韩州。”在韩州，金人将城内的女真人住户全部迁出,只供二帝等二千余宋俘居住。据《宋俘记》载:“给田四十五顷,种莳自给。” 在以后的几年里，金人每逢丧祭节令总要赏赐给二帝一些财物、酒食，因此生活还不算拮据清苦。金天会八年(1130 年) ，金国立刘豫为伪齐皇帝，考虑到韩州离燕京太近，金人便将徽钦二帝迁往大北方五国城(黑龙江省依兰县) 。日本学者外山军治在《金朝史研究》中认为：“金人主要是担心宋人夺回二帝，才采取防范措施的。” 几经辗转，历时三年半，徽钦二帝于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初二到达流放地-------金国的胡里改路五国城（今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到达五国城时，隨行男女仅140余人。 对于徽钦二帝来说，五国城是他们人生的终点站。
关于五国城，据史料记载，辽灭渤海后，生女真人在松花江沿岸直至乌苏里江口，建立了五个部落联盟，史称“五国部”。现依兰镇“五国头城” 遗址是当时“五国部”中“剖阿里、盆奴里、越里笃、奥里米、越里吉”的越里吉部。依兰是五国部第一城之越里吉城，为五国部会盟之城，因此称为五国头城。
五国城地名始见于《宋史•徽宗本纪》。:靖康元年,金灭亡北宋，“二年二月丁卯，金人胁帝(指徽宗) 北行。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高宗本纪》又记，十二年“夏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为迎护梓宫礼仪使，王次翁为奉迎两宫礼仪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宫(徽宗灵柩) 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大金国志》卷二十二则说：“宋二帝自韩州如五国城。”据此可知，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军掳至金本土五国城是其最终囚禁地，此后不再见有转徙他处的记载。《金史》不载五国城一地，在《金史•太宗本纪》里仅载八年“七月，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鹘里改路”。金代鹘里改路又作“胡里改路”。《金史•地理志/上》载:“胡里改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置节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边界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合里宾忒即元代的哈里宾，明代的哈尔分，该地在黑龙江下游今俄国境内阿纽依河口北岸敦敦庄。金上京(今阿城市) 与合里宾忒千户之间沿江古城很多，但惟有今依兰县城西北之辽金古城遗址，其通达两地间的距离与金史相合。至于五国城的所在方位，《宁古塔纪略》称:“再东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设土城，有官守，与金时五国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衣朗哈喇即今依兰城，证明五国城故址在依兰城郊，与金胡里改路治同处一地。
在五国城，在这个极北极寒之地，徽钦二帝也只能权将他乡作故乡了。 【野史轶闻】
杂说徽钦二帝(之五)
村学究编撰
五国城里好耕田？
徽钦二帝在五国城安居下来，还是很闲逸、比较自由的。徽宗的驸马、权臣蔡京之三子蔡絛的《北狩行录》记载的最为详细。靖康之变时, 蔡絛与二帝一起被俘到五国城。在《北狩行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帝在五国城期间比较自由。二帝能与妃嫔住在一起,能读书、作画,唱和诗词,其生活状况并不像有些文学作品描绘的那样凄惨。在《金史》中,还有为徽钦二帝发放俸禄、发放衣物和为二帝后人发给俸禄的记载,其生活标准,要比女真平民好得多。
由于这里比较闭塞落后，读书的机会极少，他对臣下抱怨说：“北狩以来，无书可阅。”有一天，听到墙外有人喊卖书，徽宗“以衣易之”(蔡絛《:北狩行录》) 。
徽宗读书,常与群臣与王子们议论,有时通过读书对大臣和王子进行教诲。如徽宗曾对蔡 絛说：“春秋之书多弑君、弑父之事，为人臣子者岂宜观哉?”蔡絛答曰：“春秋者鲁之史记也，周德即衰，君臣失守，上下无别，孔子所以惩恶劝善，以正褒贬，使后世知惧，凡君子之所疑而不决者，至春秋而后定,故司马迁曰：‘春秋礼仪之大宗也。’”(《北狩行录》)
囚居在五国城生活显然是穷极无聊，又无书可读，常引话题而议论人生。有一天蔡絛有事见徽宗说:“比取春秋读之，始知宣圣之深意，恨见此书之晚，自是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之华实，深得之源流。”(《北狩行录》)
徽宗每逢佳节在宴会上总爱与钦宗赋诗，自然对钦宗寄以厚望，每每遇有亲仁善邻之事，徽宗总说：“此出春秋也!”他每每都因宣讲春秋大义而感到自慰。
徽宗好学苦读，有时竟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一次他读了《唐书•李泌传》知道李泌复立朝廷，尽忠致力于献纳之道，任至宰相，并为权幸所嫉。徽宗读后甚为感动，并令大臣张玮抄录一份，赐给韦贤妃。
徽、钦二帝自汴京起程一直到达五国城，其家族内部的人必然有行为不规者，徽宗常常出面加以教育、规劝、调解：“族属有出入不节而致物议纷纭者，太上闻之，降诰戒饬曰：‘艰难之际检慎为先，若复出入不节，语言轻易，或为狂乐所困，举止取灾有事事体，古人谓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要荣辱之主系焉。而今而者戒之慎之⋯⋯。”(《北狩行录》)
徽宗一行在五国城生活时，上下左右有不守规矩者,也进行宽厚耐心的教育，如有个叫薛安的厨师给别人打饭时有克扣饭菜的现象，徽宗知后说，“羁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不取戒励亦可儆众。”(《北狩行录》) 还有一个厨师叫刘定，宰羊不得法徽宗也能耐心鼓励之。
徽宗生性也不是阴毒竣刻之人，其人老矣，其言善矣！
皇统元年(1141 年) 二月，金熙京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死去的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金国的友善姿态，提高了徽钦二帝的政治待遇。一是提高了级别，原来封徽宗为昏德公，按金国官制为二品，现追封为王，升为一品。原封钦宗重昏侯为三品，现封为公，升为二品。二是去掉了原封号对二帝人格的污侮色彩。三是以赵姓天水族望之郡作为封号，以示尊重。据《氏族典•赵姓部纪事》所言：“天水赵之望也。”天水为古郡名，即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
官品提升，其待遇也相应提高，己然衣食无忧了。然而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囚徒，那对故国和亲人的思念，对失国的愧疚……人生何堪如此精神折磨！ good .这样的资料该多些。 【野史轶闻】
杂说徽钦二帝(之六)
村学究编撰
五国城里“陆秀夫”？
徽宗平生爱写诗，北狩以来，金国内地异乡的风土人情加上做囚徒的伤感，自然流溢于诗词之中。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雪舟唑语》) 诗中反映了作者凄凉、伤感之情，也可以看出二帝在五国城过着“坐井观天”生活的实际情景。诗中点出了“破扉”应是破旧的房门，道出了徽宗住在有破门的房子里,而不是枯井里。“萧条孤馆一灯微”，描绘出夜里在微弱的灯光下，徽宗惊心寒胆的彻骨的孤独之感。另外几首诗，也大半是在五国城时写成的。如:“国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兴何日是? 搔首赋车攻。国破山河在，宫廷荆棘春。衣冠今左衽，忍作北朝臣。”这首诗是两阙五言诗，第一阙写出对山河破碎，人去楼空的感慨，期望复兴，搔首无期的失望感情。第二阙描写国破之后，到了全国穿上了女真人左衽的袍子，忍痛作败臣的内心苦痛。下面这首诗，是值得很好研究的。“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祧隔绝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 茹苦穷荒敢怨天?”(《北狩行录》) 在这首诗里首次反映了徽宗疾病缠身，身体孱弱的悲苦心情。自北迁以来，徽宗表现的比较乐观，身体一直很好。但从这首诗里说明了徽宗开始有了病。因此，可以判断这首诗是在五国城去世前不久写的。
“太上喜为篇章，自北狩以来伤时感事形于歌咏者千有余首，以二逆告变之后举畀炎火，以今所灰烬之余者仅有数十篇，类之为集”(《北狩行录》) 。流放期间共写诗千余首，只因为1132 年，徽宗十五子沂王赵懊(左木旁,右粵.下同) 与驸马都尉刘文彦诬告徽宗谋反，徽宗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忍痛把一千余首诗都烧了，仅剩下十几首。
徽宗怎么也没料到会祸起蕭墙之内。此事发生在徽宗一行到达五国城的第三年，即金天会十年，宋绍兴二年(1132 年) 癸丑六月二十四日。当时徽宗十五子沂王赵懊与驸马都尉刘文彦(徽宗七女显德帝姬赵巧云之夫) 首告徽宗预谋反金国。这是徽、钦二帝在五国城囚禁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发后，驸马都尉蔡絛先得到消息，并会同徽宗十二子赵植和另一个驸马宋邦光令徐中立转达徽宗。徽宗得知消息后虽然惊慌，但并未以为然。第二天徽宗派蔡絛 过松花江赴江北金人军帐，以询问告状事宜。只见女真千户孛堇八打曷将军早已陈兵松花江边(大约在今依兰迎兰乡西敬老院小古城内) 。他们已看见原告赵 樽与刘文彦已经来到军帐之中，蔡絛回到江南，向徽宗禀报实情，徽宗立即召集所有大臣开会商计讨论对策，当时仅徐王赵棣因病未能参加，其余的人都参加了。当大家得知二逆上告事后都十分惊慌与惧怕，在会上蔡 絛说:“吾辈前日不死国难，二帝播迁，已有愧于前人，不意逆党出于至亲至爱之间，捐躯效命正在今日, 絛 身以贯高自处，愿诸公尽力以徇急难。”(《北狩行录》) 蔡絛 话讲得慷慨激昂，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感动，人皆潸然泪下，同仇敌忾。
过了一个月，到了七月中旬，金国派了两个使臣前来调查此事。徽宗派十二子莘王赵植与蔡 絛过松花江去江北金兵军帐会见二位来使，二来使要求徽宗亲自渡江来军帐问话，徽宗拒绝前往，又派十四子徐王赵棣和驸马宋邦光渡江去江北军帐会见来使，可是来使仍坚持让徽宗亲自来江北问话。徽宗仍然不去，最后还是派钦宗、徐王赵棣、驸马宋邦光、向子展、信王赵榛以及王若冲、蔡 絛等一同前往江北金人军帐。经过众人力争，金国使者才答应明日将亲自至囚禁行宫之侧蔡絛 的寓所了解事件的真相。翌日两位使者来江南审问了三日，二逆终于承认系诬告。两使者又见徽宗并征求如何处置诬告者，徽宗给二位来使答复曰：“二子悖逆，虽系诬告，天伦之属岂忍为之。”使者曰：“若如此自有宣命 懊死之!”(《北狩行
录》) 就这样，二逆于第二年,即天会十一年二月被金人处以极刑。
这个事件过后，全体流放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事后,蔡 絛给徽宗写了一本上疏:“乞深自悔祸以畏天戒”，太上嘉讷。徽宗以诰答曰，“老夫自闻男懊 等有诬告之事，深悟众叛亲离，反求诸己，罔自所措，若非洗心革虑，则何以全身远害？寡悔寡尤，顾惟一体，其害尚轻。苟使坐累诸人何而可以自存？”(《北狩行录》)
在这次事件中,驸马蔡絛”攘外安內” ，出谋画策，多方奔走，力尽犬马之劳；无论是在江北军帐或者二使来行宫调查时，他都是据理力
争，鼎力保护徽宗一行。徽宗自然十分感谢他，当日，徽宗以书示大臣李康曰：“予平日待蔡 絛以国士,今日报我殊不 ?德。”
蔡絛，六贼之一蔡京之子，所谓”北狩”之际，一直伴隨徽宗左右。在赵氏家族覆卵之际、在众多生命系于一线之时，尚能不计个人安危，这对徽宗一家来说，可以称之功同再造！称之为五国城里”陆秀夫”亦不为过。 蔡絛
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看来未必啊！ 【野史轶闻】
杂说徽钦二帝(之七)
村学究编撰
二帝之死
徽宗到达五国城后第三天，郑后就病故，这对徽宗的精神打击非常大。虽然徽宗身边还有乔氏、崔氏等妃嫔，但郑后聪颖贤惠，与徽宗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感情很深。然而“二逆”污告事件，对徽宗精神上的打击更大。令徽宗想不到的是，儿子赵愕竟和女婿联合诬告父亲谋反。精神上的一次次打击，再加上时常思念遥远的家乡，以及对自己过去种种过错造成的江山破碎的愧疚，致使徽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徽宗郁闷、痛苦、绝望的心情和身体已患重病的情形在他的诗中多有流露。徽宗已预感到自己再无回到家乡的可能，而且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徽宗终于在离开汴京八年之后，于悲愤中死在五国城。
《宋史•徽宗本记》载：“绍兴五年(1135 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金史•熙宗本纪》中记载：“天会十三年四月丙寅昏德公赵佶，遣使致祭赙赠。”《宋史》与《金史》记载有二日之差，甲子为二十七日,丙寅为二十九日。日本学者园田一龟认为,应以四月二十七日为确。
关于徽宗之死与埋葬一事，野史《南烬纪闻》记载，金天眷元年(公元1138 年,高宗绍兴八年) 二月，徽宗“由五国城改发西筠从州，或日(原注:以下能详纪其日,故云或日也) 早，少帝(钦宗) 自土坑出视太上(徽宗) ，则礓踣死矣。号淘大恸，阿计替曰：‘可就此中掩埋。’后具申闻土人云，‘此间无葬埋事，凡死者必烧其尸，及半即弃之州北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以作灯也。’语未竟,即有数人入室中，以木棒共架太上而出。少帝从之北至石坑，架尸於上，用茶郁焚之，焦烂将半，复以水灭之。用大木贯其残骨,曳弃坑中，坠入坑底沉没不见。少帝止之不得，乃大恸,亦欲跳入坑中，众人拉止之曰：‘昔年曾有活人跃入此水，顿清不可作油’，争共阻之。少帝问土人，‘今日是何日’，答云：‘天眷三年正月十八日。’”
《南烬纪闻》认为，徽宗由五国城又改发西筠从州，是不可信的。因为宋金史料均记载徽宗死在五国城，没有徽宗到五国城又徒别处的记载。
《南烬纪闻》载徽宗葬仪，即坊间所传之”熬油点灯”，实则为其时女真人的火葬與土葬结合的葬式，并非羞辱徽宗之举。
关于宋钦宗之死亦有多种版本。野史中有说完颜亮命钦宗骑马狂奔，因体力不支坠马，被马践踏而死；也有说是完颜亮命被俘的辽朝末帝耶律延禧和钦宗打马球，钦宗不善骑马，从马上掉下来，被马踩死；还有说金人将辽末帝和钦宗当箭靶，被乱箭射杀而死。如梁羽生在《狂侠天娇魔女》第四十六回中就采其说法：“完颜亮生性残忍，在正隆六年，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个被囚了三十多年的未帝，将他捉弄，竟然要这个六十三岁的者头，到校场去与另一个被囚的辽国皇帝耶律延槽赛马，完颜亮命手下用箭先后穿过耶律延槽与钦宗的心胸，钦宗坠马死，金主不准收尸，用马蹄践踏到泥中，作为葬礼。”此说在民间流行颇为深广。
然而上述几种说法均不可信。这是因为:一是金国向来有较好的俘虏政策，对俘虏一般不杀，况且钦宗是宋朝的一位皇帝，更不会随意被杀掉；二是金国知道钦宗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将钦宗作为人质，一直是金国同南宋讨价还价，并可以向南宋施加压力的一张牌，钦宗的作用胜过千军万马。如在金皇统八年(1148 年) 金兀术临死时写的《临终遗行四帅书》中，还不忘提出用赵桓“安坐汴京”，以兄制弟，即用挟持钦宗对高宗施加压力；三是纵观完颜亮当皇帝的十三年(1149～1161 年) 间，金宋两国并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也没有发生南宋激怒金国的重要事件；四是钦宗在金囚禁了近三十年，金兵对其严密看管和监护，钦宗不具备逃跑的可能。综上所述，完颜亮毫无缘由地将钦宗杀掉是不可信的。在《大金诏会释注》(董克昌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出版) 海陵王谕宋旨中记载：“ ⋯⋯自朕即位后，一、二年间，帝曾差祈请史巫及等来，言及亲属及增加帝号等事(海陵王天德三年二月，宋高宗派巫及使金，请求归还宋钦宗以及皇族，并请求增加帝号) ，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当时不允许。其所言亲属中，今则惟天水郡公昨以风疾身故外，所请事，后因熟虑，似不可以。”根据海陵王这一谕旨可知，钦宗是因中风在金国而死的。在《续资治通鉴》中, 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 五月辛卯(十九日) 金使王全到临安向宋高宗奉报海陵王谕旨时，也提到了宋钦宗是因中风而死的。关于钦宗死亡的时间，在《金史•海陵王本纪》中记载：“正隆元年(1156 年) 六月庚辰(九日) 天水郡公薨。”在《宋史•钦宗本纪》中记载：“绍兴三十—年(1161 年) 五月辛卯(十九日) ，帝崩问至。”《金史》与《宋史》记载钦宗死亡时间相差五年，在一些文学作品或一些钦宗传记中，钦宗的死亡时间有采用1156 年的，也有采用1161 年的。那么，究竟哪一个时间为准呢? 很多学者认为应以1156 年为确。因为钦宗囚禁在金国，《金史》中对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后人的重要情况均作记录，钦宗死亡是很重要的事件，因此，在海陵王本记中予以记载，故记载的时间很具体详细。《 宋史》中记载钦宗死亡的时间为什么会晚了五年呢? 这是因为金国为继续利用钦宗作谈判的筹码，以便处于有利地位，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才故意隐瞒了钦宗死亡的消息，迟迟不通报南宋。另外，从字面上看，《宋史》记载为：“帝崩问至”，也就是钦宗死亡的消息传来的意思。因此，1161 年并不是钦宗死亡的时间，而是南宋得知钦宗死亡讯息的时间。
《宋史》和《金史》均是由元朝曾任过监修国史官的大臣脱脱主持撰修的，脱脱没有将钦宗
死亡时间统一为一个时间，而是按宋金两国史官的原始记录如实记载，在这里可以看出脱脱
修史的原则，也可以让后人领略金国在同南宋的和战中所运用的策略。
关于徽宗和钦宗死后归葬问题，《呻吟语笺证》记载：“四月二十一日甲子，太上薨于五国，遗命葬内地，虏主徇宫中意，欲许之，廷议不可。”自被俘之后，徽宗时时都在盼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到家乡，他的这一愿望终成泡影。徽宗在临死之前仍恳请金人将他归葬内地，他所希望归葬的内地，是指位于今河南省的巩县(现为巩义市) 宋陵。北宋皇陵是宋太祖赵匡胤选定的。当时巩县一带山青水秀，山环水抱, 是位处“峻极于天”、“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故而先期葬在这里的陵墓均建在低平之处，面朝嵩山，背负洛水，集中分布在北起巩县孝义镇，南至巩县西村，中贯芒田镇的范围内，占地总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关于宋徽宗死后的埋葬事宜? 正史中并无记载。因徽宗死在金国,又是俘虏,当然不可能按中原皇帝的规模进行安葬,只能按金国的习俗葬之。《金史•初兴风土》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据考古工作者对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一带金代墓群发掘证实，金代已有土葬与火葬相结合的葬式。尸体火化后，将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将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有野史说郑后和徽宗死时皆用生绢裹尸直接埋于土中。正因为徽宗死时是按金俗火化的，或者虽未火化，但由于不留封土，找不到遗骨，才在后来徽宗灵枢南归时出现了空棺之谜。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 年) 三月，宋金议和。宋每年向金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以淮水为界，宋帝向金帝称臣，金朝册封宋高宗为帝。金同意归回徽宗、郑皇后、高
宗妻邢后(死于绍兴九年,1139 年) 梓宫，同时准许高宗生母韦太后归国。1142 年三月，韦太后连同装有徽宗、郑皇后、邢后的十余辆牛车踏上了回归之路，直到八月方到临安。十月，南宋以隆重的仪式将徽宗暂葬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 ,名曰永固陵。因为宋朝祖陵还在金人占领之下，南宋只得将徽宗临时安葬在会稽，指望以后能收复失地，再归葬巩县宋陵。谁知南宋共历九帝，一个跳海，一个出家，一个葬在广东，其余六个也都葬在了会稽。
据元人陶宗仪(号南村) 所撰的《辍耕录》载，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5 年) ,住在杭州的一位姓杨的江南和尚在盗掘南宋诸帝陵墓时，发现徽宗棺内只有一根朽木，从此徽宗空棺之说流传了下来。其实金国同意归还徽宗灵柩，是因死去的徽宗已没有使用价值，并在筹办徽宗灵柩时，因金国已将徽宗火化，尸骨无存，只得寻一段相当人体重量的园木放入棺内，使人不会感到是个空棺。金人知道南宋是不会开棺检验的，谁知一百四十三年后露了馅。
徽宗死后，钦宗同其他宋俘仍囚禁在五国城。皇统元年(1141 年) 二月,金熙京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死去的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钦宗改封号后,是否还囚禁在五国城? 据《呻吟语笺证》载：“绍兴十一年(1141 年) 二月，虏主赠太上天水郡王，复靖康帝天水郡公，赐第上京。”根据这一记载可知，金国在为钦宗授新封号的同时，在
金上京赐给钦宗一处上等房舍，将钦宗及身边的妃嫔、子女一同迁到了金首都上京城居住。
1153 年，完颜亮迁都于燕京，极有可能也将钦宗迁往燕京。一是便于监督看管，二是随时利用钦宗向南宋施加压力，三是仍想按金兀术死时所献之策，争取将钦宗立为傀儡皇帝，帮
助金国统治淮河以北宋半壁江山。另外，一些野史在记载钦宗死亡时，也都将钦宋死亡地点
说在燕京。
钦宗死后葬地，《金史》中曾有记载：“大定十一年(1171 年) 三月，辛已，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梓依一品礼葬于巩洛之原。” 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 年) 三月，金世宗遣人至临安，向南宋通报安葬钦宗的事，谕旨曰：“汝国即知巩、洛陵寝岁久难迁，而不请天水郡
公之柩，天义安在? 朕念天水郡公尝为宋帝，尚尔权葬，深可矜悯。汝国既不欲请，当为汝国葬之”(《续资治通鉴》卷142) 。以此讽刺南宋。据《宋史•礼志》载：“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 辛卯二月，金以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可见，金国在葬钦宗时还是很隆重的，将本是二品级别的钦宗以一品级别葬在巩洛之原。据清乾隆年间修撰的《巩县志》载：“永佑陵，在县西南。宋徽宗虏去，同钦宗梓宫奉还行在，葬于此。永献陵，宋钦宗陵，事同徽宗。”在《朝野杂记》中载：“钦宗之丧，举哀于天章阁南，以学士院为几筵殿，上陵名曰永献。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寝地，金人许以迁奉，且并归靖康梓宫，朝廷难之。金人乃以礼陪葬于巩县云。”据元人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记载：“金人徒葬钦宗于巩洛原。而荆襄谍报及谓：‘金以十万骑奉还陵寝以来，中外汹汹，边塞咸请增戍。’后卒无事。”因巩县离宋金边界并不远，当金国用十万骑护送钦宗灵柩时，宋朝守边将领为防金兵犯境，要求增加兵力。金朝动用十万骑也是怕南宋借机收复失地。
根据上述史料证实，徽宗二帝均死在金国。徽宗于1135 年死在五国城，1161 年灵柩归回南宋，暂葬会稽。1171 年金人葬钦宗于巩县宋陵时，同时为徽宗修建了一个衣冠冢。依上述记载，徽宗实际上曾葬三处，最初葬五国城，尸骨按金葬习俗火化，尸骨留在了五国城。迁葬会稽时，棺中实为一朽木。徽宗真正意义的墓地还是在五国城，即黑龙江省依兰县，徽宗的尸骨已永远地留在了五国城。由于徽宗已死近千年，当年埋葬徽宗的具体位置已无法考据。如今在浙江绍兴市东南宝山南宋陵区，当地人称为“宋六陵”。葬在这里的是南宋九位皇帝的前六位，后三位皇帝没有葬在绍兴。宋六陵里并不包含徽宗。南宋陵现已是中日合资的茶场，昔日的陵墓碑刻已不复存在。 【野史轶闻】
杂说徽钦二帝(之八)
村学究编撰
靖康之难的影响
“靖康耻，犹未雪”。对于北宋亡国的靖康之难，人们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岳飞的《滿江红》。如果千百萬人民国破家亡的一段痛史仅系于一首词，这历史便也不能称之为历史。
金国对宋朝的了觧比宋对金的了觧深刻得多。金国知道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宋帝国，却畸形地重文轻武，因而敢于以武力征服为国策。宋朝对金屡处弱势而又积弱不返，以至靖康二年四月，徽、钦二帝连同国库财产、无数珍宝、皇亲国戚同时被金人掳去。宋朝的财政储备没入金人之手。《靖康要录》、《大金吊伐录》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记载，金兵占领开封前后，迫使北宋皇帝下诏征集金银等物，先后被金人掠走数百万两黄金，数千万两白银，其他匹帛等财物更是不计其数。在靖康之难中，中原发达地区损失尤为惨重。庄绰《鸡肋篇》描绘了宋朝统治区广大地域被野蛮人破坏的惨状；“建炎元年秋，余自欀下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靖康之难使宋人口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由于人口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这是南宋难以振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还会对国民心理产生强大的精神压力。
1127年，高宗仓促即位于建康（没有上一任皇帝诏书，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皇帝），他的政策先是搖摆于和战之间，继而确定对金以和政策。不幸的是，这一政策最终酿成岳飞下狱，并屈死。一项令华夏民族蒙羞的和议 终于在激烈的反对声中完成。宋必须向金称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汉人的政权向蛮族政权称臣；以淮河河流中间为界，意味着丢失了大批国土。每年向金国 输送更多的岁币。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屈辱的和约，但终于使南宋得到某种法律意义上的认同（在此之前，金是不承认南宋政权，并在北宋各地建立不少忠于自己的汉族地方政权，如张邦昌的大楚国和刘豫的大齐国等）。也即是说，这个令人蒙羞的和议，也換取了赵构称帝的合法性。当然赵构亦有说辞，如果对金用兵，二帝及诸皇亲大臣性命难保。关于二宋之际是和是战，至今亦是史学界聚讼的一大问题。
金朝統治中國淮河以北達一個世紀之久，華北漢人一時同化于女真人。陸遊曾有詩云：“上源驛中槌畫鼓，漢使做客胡做主。舞女不記宣和妝，廬兒盡能女真語。”而女真化更深的是幽囚在东北的赵氏皇族，他们改姓为伊尔根觉罗氏，为满洲满族第一大姓。同時，中原女真人也迅速漢化。金海陵王漢化尤深，能漢詩，名句有：“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其實，歷史上清朝的滿洲族就是女真族的後裔。但是，由於歷史上發生的“靖康之變”，清太宗爲了再次入主中原，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將國號“金”改爲“清”；將“女真”改爲“滿洲”。並且諱言女真和金朝的那段歷史。因此，清朝的200多年來研究女真成爲禁區，女真文字在消亡之後的400年間，無人知曉。即使满文老档，也不一定记载了滿族人祖上的”辉煌”。
靖康之难促进了文学创作新体式的发展。如两宋之际南渡时期的词坛以豪放为主，可谓之为”南渡体”，这是由高宗时期的一些词人组成，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和家国之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其词人组成，或是中兴名臣，或是英雄豪杰，或是文官词人，或是隐逸词人等等，代表词人有岳飞、赵鼎、李纲、李光、胡铨，也含有张元干、张孝祥等，因其中任何一位词人，均不能成为这一词体的代表人物，故而，以南渡这一时期为词体名称。南渡体大多慷慨悲凉之作，是东坡体与稼轩体的重要纽带之一。
……
说不尽的靖康，说不尽的悲情！ 清代王士桢《池北偶谈》卷二十中有一则说：“丙午、丁未，从古以为厄岁。阴阳家云：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十中也说：“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则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洪迈还排列了从汉到宋凡遇丙午、丁未年的灾难，其中汉高祖是丙午年驾崩的，宋代的“靖康之难”也正是在这两年发生的，洪迈因此说：“昭昭天象，见于运行，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宋理宗年间有个柴望，还编了一本《丙丁龟鉴》进献给皇上，自秦汉至五代一千二百年间，为丙午、丁未年二十有一，备述这些年里的灾异变故，并加评点，以供皇上“以古为鉴，可知治乱”。后来他又续了宋代部分，到元代至正年间，又有人编出《续丙丁龟鉴》，补述元代之阙。
从《丙丁龟鉴》看，历史上丙午、丁未年确实天灾人祸不断，皇帝死于这两年的除了汉高祖，还有汉昭帝、魏文帝、唐敬宗、宋高宗等，其他内患外忧又复不少。但如柴望在“进表”中所说，“今来古往，治日少而乱日多。”岂止是丙午、丁未年，哪一年都可能发生天灾人祸，哪一年都可能死皇帝，哪一年都可能亡国。王士?曾想再续明代三百年之“丙丁龟鉴”，好像并没有写成。但我们知道，元朝确实亡于丁未年，但明朝亡在甲申年，清朝败于日本在甲午年，清亡在辛亥年，却都不是丙午、丁未这两年。 【论文摘要仅供参考】
关于黑龙江历史的几个问题
张 向 凌
(原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2001 年第4 期
(总第135 期)
<学 习 与 探 索>
......
三、金灭北宋的是是非非
(一) 金和北宋战争的性质
金和北宋的关系,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关系,是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发
生的战争和近现代中俄、中日、中英、中美之间发生的战争是性质完全不相同的,后者是异民
族、异国对中国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先民是华北古猎人的后裔,早在4000 多年前先民就到
中原去,把舜尊崇为各民族共同领袖。夏商周三代一直和中原保持贡属关系。公元前533 年,
周敬王时,周大夫詹伯就宣布“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汉、魏、晋和隋、唐都在东北建立行政
机构并驻军,对东北包括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或实行直接统治,或建立贡属关系。由引可
以证明,自古以来,黑龙江地区就是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
成员,这是确定无疑的。由此也就应认定,金和北宋、南宋的矛盾,是一国之内、各部分之间的、
也是兄弟民族之间的矛盾。
(二) 金灭北宋应该不应该
宋徽宗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出名的腐败皇帝,虽善绘画,又是写瘦金体字的书法家,但不
懂治国。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生活追求,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搜集全国奇花异石,充实御
苑。他任用国人皆曰可杀的蔡京、童贯、高俅、梁师成、李彦等奸臣。这些人结党营私、争权夺
利、穷奢极欲,妄杀无辜,弄得天怒人怨,人民为争生存揭竿而起,江南有方腊,山东有宋江。钦
宗即位,仍然不能振兴国势,只知向金人递投降书、纳贡、称臣,终至在位两年,当了金国俘虏。
将这样的皇帝推翻没有什么可惜的。对待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
能因为徽钦二帝是汉族的皇帝,是正统,是赵匡胤的后代,就必须“三呼万岁”,不许讲一个不
字,那就没有是非了。
(三) 北宋、南宋皇帝的个人品质和金朝皇帝相比也是差别很大的
先从徽钦二帝说起。他们在位时追求享受,不理国事;做了囚犯仍然苟且偷生,不忘淫乐。
据《中国流人史》中研究,徽宗有38 个儿子,34 个女儿。其中的6 个儿子、8 个女儿,都是北迁
途中和到五国城生的。历史记载中还有一个故事。1133 年,在五国城被囚中,宗室成员赵愕
和徽宗的女婿刘文彦,共同向金人举报徽宗密谋造反。后经调查,未发现证据,以诬告罪将两
人处死。在困境中仍不能团结一心,共渡难关,还要向金人告黑状。南宋高宗赵构,偏安于杭
州,并不想抗击金兵。尽管岳飞慷慨高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但高宗赵构因“靖
康之耻”才当了皇帝,因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觉有“恨”反觉有喜。君臣的反差如此之大,
岳飞被害也就是必然的了。金宋谈判,划淮河为界,高宗提出要回徽宗,郑太后、邢太后的棺木
和高宗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回南宋,只字不提要钦宗。当韦贤妃回到南宋,才知道高宗根本不打
算迎回钦宗,怕他争夺帝位,这样,韦贤妃对钦宗的话也就不敢转达了。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
南宋君臣的思想品质。再看金朝。开国皇帝金太祖阿骨打,是金初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伐辽
战争之初创立了行政、生产和军事组织为一体的“猛安谋克”制度,打破了原来由血缘关系形成
的基层单位,在伐辽、攻宋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伐辽战争中阿骨打亲自部署、指挥,并
亲冒矢石率将士冲锋。抓到辽军大将和士兵,均采取优待政策,特别是对辽军中原渤海国大将
和士兵,立即释放回家,并宣布:“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让他们回渤
海故里,传播这一思想,动员渤海人共同反辽,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大目光和风格。阿骨打
即皇帝位时,宗室元老和重臣等以“耕具九为献”,意在警示阿骨打,当了皇帝仍要以民为重,勿
忘稼穑之艰难,民以食为天,民富而国自安。阿骨打谢而受之。这在中国的皇帝史上可以说是
独一无二的。阿骨打于1123 年病逝。吴乞买继皇帝位,称金太宗。这位金太宗既懂政治,也
懂军事。在他的领导下,1125 年结束了伐辽之战,立即以伐辽胜利之师攻宋,1127 年灭北宋。
针对中原的文化与制度,金太宗对金国占领的宋朝大片领土,采取了“在汉地、用汉人、行汉法、
治汉民”的政策。同时,鼓励汉人迁往金源内地,教育和组织女真族人向汉人学习农业和手工
业技术,发展生产。这些政策措施都是十分高明的,使人心稳定,社会安宁。从人口的增加看,
人民的生活是有提高的。这和北宋的农业荒芜、百业凋零,成为鲜明的对比,金朝攻宋能取得
胜利也就是必然的了。
【论文摘要仅供参考】
清皇族始祖发祥地及源流考
●丁 锋
(黑龙江省呼兰县史志办 150500
考证清皇族始祖的发祥地,研究满族的历史源
流,对了解古代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环境,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清皇族始祖发祥地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
着长白山说、依兰说、黑龙江北部说三种观点。但由
于这些学说缺乏足够的科学考证依据,所以至今仍
未得到最终的结论。本文现就清皇族始祖发祥地及
源流考证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的研究成果,愿能引起
史志界、考古界专家们的重视,并希望研究此问题的
同仁们共同参与争鸣。
一、史书有载 尚需考证
关于清皇族始祖的发祥地,清代宫修的史书中
均有详细的记载,后世的一些史籍中也有专门的论
述。现与二十四史并存的《清史稿》(民国赵尔巽等
编纂) 开篇记载:“努尔哈赤先世布库里雍顺之母叫
佛库伦,感朱果而孕,居长白山之东俄谟惠之野俄朵
里城。”清代的《满文老档》,官修《皇清开国方略》、
《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盛京通志》、《吉林通志》等多种史志书籍均有上述
之说。一些野史、文学作品,如《清朝野史》、《清宫十
三朝》(又名《清宫秘史》) 、《太清帝国三百年征战录》
等也附合其说。其中《吉林通志》记述较详,第24 卷
记载:“钦定《盛京通志》内京城志引《发祥世纪略》
云:始祖居长白山鄂多里城,在兴京东1500 里,宁古
塔城西南330 里,勒富善河西岸。皇始祖、肇始祖居
赫图阿拉,太祖迁呼兰哈达,天命元年以兴京为都
城。”
以上史料中所记的清皇族始祖布库里雍顺《, 中
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民国) 记作布库哩雍顺;《辞海》
记:“布库里雍顺,又作布库里英雄,即满族爱新觉罗
氏一族传说中的始祖。有人认为他就是元代所设斡
朵怜万户府的第一任万户。”史料中所记的俄谟惠之
野,也记作鄂谟辉之野。史料中所记的俄朵里城,
《元史》记作斡朵怜《, 中国市县大辞典》记作鄂多哩、
斡多里《,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作斡朵里、鄂多
理、额多力《, 盛京通志》记作鄂多里《, 清太祖武皇帝
实录》记作鳌朵里《, 辞海》中还有吾都里的记载。虽
然称谓不一,实际上还是音同字不同,或是根据谐音
而译。但据实而言,均是指清皇族始祖布库里雍顺
所居的鄂谟辉之野鄂多里城。
上述史料中记述了三个问题:一是鄂谟辉之野
在长白山以东;二是鄂多里城在鄂漠辉之野;三是鄂
多里城在兴京东1500 里、宁古塔城西南330 里。这
些史料虽然都出自官书,但仍然存在史实的错误。
其一是,史料中所记述的鄂谟辉之野在“长白山之
东”,只能是个方位,并没有标明在长白山之东的什
么地方,因而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其二是,钦定的
发祥纪略,虽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和里数,但仍然存在
常识性的错误。如按其所记,鄂多里城在兴京(今辽
宁新宾县) 东1500 里,实在今朝鲜和俄罗斯境内,或
在海上。如按其所让,鄂多里城在宁古塔城(今黑龙
江宁安市) 西南330 里,当在今吉林省敦化。但敦化
既不在长白山之东也不在鄂谟辉之野,所以说不具
备鄂多里城的地理条件。其三是,居住在鄂多里城
的始祖爱新觉罗氏,并没有留下文字史料,后世所修
的官书,全凭后人根据前人的口传而追记的,不可能
不存在史实错误的地方。所以,虽是官书有载,也需
要进一步地进行科学论证。
二、长白山说不具备地理条件
《盛京通志》、《清史稿》等都记载鄂多里城在长
白山之东鄂谟辉之野。其它的一些辞书等还把鄂多
里城定位在吉林的敦化。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鄂多理城条记载:“在吉
林敦化县东二里余,亦名额多力,俗呼为敖东城,一
名阿克敦城,相传为高丽故城,旧传满洲始祖爱新觉
罗布库哩雍顺曾居此。清高宗时三姓定乱鄂多理
城,崇号建满洲,开基肇宗,即谓此。”在敦化县条记
载:“唐时渤海建州,元置斡朵里万户府,明初设建州
卫,清始祖觉罗部贝勒居此。”
《中国市县大辞典》敦化市条记载:“元隶开元路
斡多里万户府。明为建州卫。清为鄂多哩城。”
上述记载存在多处史实错误。其一,清高宗时
三姓定乱是在黑龙江依兰一带,并非在吉林敦化城。
其二,元代所设的斡朵里万户府在黑龙江与松花江
交汇一带,并不在吉林敦化城。其三,清皇族先世所
居的鄂多里城是在长白山以东的鄂谟辉之野。而敦
化城实在长白山之西,方位显然不对。其四,鄂多里
城位于勒富善河西岸,而敦化位于牡丹江的源头,牡
丹江史称呼尔哈河,并没有勒富善河的称谓,说明敦
化并非是鄂多里城。其五,至今未见到有标记鄂谟
辉之野鄂多里城在长白山以东字样的图册。所以,
不能认为是皇帝钦定的,就认定长白山是清皇族始
祖的发祥地。
三、依兰说并无史实根据
《辞海》记载:“斡朵怜、斡朵里,亦作鄂多里或吾
都里。元代在今黑龙江依兰一带所建的五个女真
‘军民万户府’之一。所属即明建州女真的先世。其
后南迁吉林珲春和朝鲜会宁一带,明政府以其地置
建州左卫。”
《中国市县大辞典》记载:“依兰是满族的故乡,
清朝宗室发祥地之一。”
《哈尔滨区县(市) 概况》记载:“依兰古称三姓,
是满语‘依兰哈喇’的汉译。⋯⋯依兰又是清皇室的
‘龙兴之地’,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铁木尔在卧多
里城(今依兰城西的马大村) 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
代。一代风流天子在这里殒灭,一代封建王朝的祖
先又从这里肇迹⋯⋯”
上述记载,综合起来有三点:一是元代所设的斡
朵怜军民万户府在依兰;二是依兰是清王朝宗室发
祥地之一;三是卧多里城在依兰城西的马大村。但
根据史料记载研究,上述记载仍存在诸多的史实错
误。仍以史料为证:
《辞海》记载:“三姓,康熙五十四年(1715) 筑城,
又称依兰哈拉。满语依兰为三,哈拉为姓,因努叶勒
葛、依克勒、湖西哩三族赫哲人居此得名。雍正七年
(1729) 设副都统,光绪三十一年改依兰府,1913 年降
为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依兰条记载:“明和屯卫
地,满清未起以前称为和屯噶珊之野,康熙五十四年
置三姓城,设协领防守。雍正十年设副都统,光绪三
十一年裁,改设依兰府。”
《中国市县大辞典》记载:“清初葛、卢、舒三姓赫
哲氏族由黑龙江流域举族徙居依兰一带,始定三姓
之名。⋯⋯渤海国时德理镇设于依兰附近,辽设五
国部之越里吉国,即今五国城,金代设胡里改路,元
设胡里改万户府,明为胡里改卫。清顺治初年赏世
袭佐领管理三姓地方,康熙五十三年(1714) 设协领,
雍正十年(1732) 设管理三姓地方副都统,光绪三十
一年(1905 年) 设依兰府,民国二年(1913) 撤府立依
兰县至今。”
综合上述记载可知,依兰的历史沿革金代为胡
里改路,元代为胡里改万户府,明代为胡里改卫,清
初设三姓城,并没有元代设斡朵怜万户府及鄂多里
城在依兰的记载。另外,据《辞海》记载,金代的胡里
改路辖境,约在今牡丹江和松花江、黑龙江下游地
区。元代的胡里改万户府和明代的胡里改卫,也基
本沿袭其境。而今天的依兰县境,东西只有75 公
里,南北不过90 公里,本是个弹丸之地,显然不会既
有胡里改万户又设斡朵怜万户府。另外,依兰既无
布库里山和布勒和里湖这样的地理条件,不可能是
当年的鄂多里城。
根据以上正、反史料的论证,可以得出如下认
识:其一,史料中并无依兰境内有鄂谟辉之野的记
载。其二,在金、元、明三朝依兰均为胡里改辖界,并
无斡多怜的记载。其三,清康熙五十四年才置三姓
城,与元代搭救布库里雍顺的三姓城不是一回事。
其四,依兰的马大屯,不具备靠山临湖的地理条件。
根据上述四点,笔者认为鄂多里城不在依兰。
四、黑龙江北部说有理有据
《满文老档》记载:长白山东边有布库里山,山麓
有布勒和里湖⋯⋯满族源于建州女真,先世在黑龙
流域北岸。
说清皇族始祖居长白山东边的布库里山,又在
黑龙江流域的北岸,这显然存在矛盾。因为长白山
在松花江之南,黑龙江流域北岸根本不存在长白山。
那么如何才能印证布库里山和布勒和里湖到底是在
长白山东还是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呢? 笔者认为,最
有说服力的印证是找到鄂谟辉之野、找到鄂多里城、
找到布库里山。此三证是确定“三说”的分水岭,也
是找到鄂多里城的唯一途径。
笔者经查阅史籍、图册研究发现,鄂谟辉之野鄂
多里城确实在黑龙江流域,更确切一点说,鄂多里城
就在黑龙江南岸的萝北、绥滨一带。证据如下:
(一) 鄂谟辉之野是指黑龙江中游两岸而言
清同治三年(1864) 黑龙江将军衙门上报总理衙
门的《黑龙江通省舆图总册》,在呼兰河界内四至中
有如下记载:
“鄂谟搏泡,在衙门东八百七十五里。”
搏河,自鄂谟搏泡发源,入松花江,其源在衙门
东八百二十五里。”
上述两条记载中的衙门,均指呼兰城(今呼兰县
城) 而言。搏河即今汤旺河。鄂谟搏泡是汤旺河的
发源地,在今伊春市乌伊岭一带。
再查《总册》黑龙江城(瑷珲) 界内四至有如下记
载:
“城南四十八里许有鄂谟屯。”
“城北一百里许,有伊罕鄂谟屯。”
“城东南七十里许有大鄂谟屯。”
“鄂谟”、“鄂谟”,诸多的“鄂谟”,终于追寻到了
“鄂谟”的踪迹。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屠寄的《黑龙江舆图
说》,是实地测绘的黑龙江全境图,有文字说明,具有
翔实、可靠的史料价值。图中标记汤旺河发源于布
伦山南麓的“屯鄂模”,泡后标记有“屯窝集”,泡南50
里标记为“金初必干村鄂居女直之地。”《图说》中标
记的汤旺河发源地“屯鄂模”即是《总册》中记载的
“鄂搏泡”一带。均指汤旺河发源地而言。图中标记
的“布伦山”,即是小兴安岭山脉,为呼兰河、汤旺河、
逊河、讷谟尔河、乌裕尔河、通肯河的发源地。
查阅该图发现,在黑龙江中游两岸(包括今俄罗
斯境) 标记有“鄂模”字样的地方有十几处。在今黑
河市对岸海兰泡(今俄布拉戈维申斯克) 附近有“塔
鄂模”的标记。在布伦山的支脉佛思亨山(金史阿斯
温山) 西侧,即今萝北、绥滨一带标有“裴尔法鄂模”
的湖泊,在山和湖之间标有一座古城,标记为“鄂里
米城,亦称高丽城,即辽五国部奥里米城。”在湖畔临
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标有斐尔法或鄂模的地方
就有七八处。
根据《图说》所标记的地方,参考《总册》记载可
知:“斐尔法鄂模”,词句颠倒过来说是“鄂模斐尔
法”“, 鄂模斐”与“鄂谟辉”有谐音关系,可以认定是
《清史稿》、《盛京通志》记载的“鄂谟辉之野。”《图说》
中所标记的“鄂里米”与“鄂多里”仍有谐音关系,考
该城所处的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看,即是努尔哈赤
先世所居的鄂多里城。
(二) 鄂多里城在松花江北岸
《黑龙江通志采辑资料》有如下记载:黑龙江通
志局1916 年3 月23 日批复萝北县详“即以地图参考
新测省图,兆兴镇之南有莲花泡,参之会典馆旧图当
为斐尔法鄂模,该县舆图缺而未载。且斐尔法鄂模
之南有鄂里米古城,俗呼高丽城。又松花、黑龙两江
汇流之处有三古城并列,均为辽五国部奥里米国之
遗,俱当详查。”
代理萝北县知事张祖溶,1917 年6 月18 日转报
绥东县佐呈称:“查得奥里米古城距县佐署西六十
里,其城南临松花江,西距敖来密河约五六里,验其
城迹南面仅余数十丈,西北两面因地接水甸湮灭已
久,不能辨识。惟东面地居高岗,形势尚在,长约三
里有奇,至黑龙、松花两江汇流之处,即现在所谓拉
哈苏苏江口。江口北岸二十余里方有三古城,各相
距十里左右,城基面积甚狭,均近接黑龙江江岸。”
从黑龙江通志局的批复和萝北县知事的呈报文
书中可知:鄂里米城在萝北县署西,南临松花江,敖
来密河之东,故称为敖东城。敖东城即是史册所记
的鄂多里城,其位置当在今萝北县的莲花和绥滨县
的北岗一带。
呈报文书中的三座并列古城,在《图说》中也有
标记。称作“鄂里米和屯即辽奥里米国城。”此三城
地处黑龙江岸边,无疑就是元初搭救过布库里雍顺
的三姓城。理由不仅是这里有三座古城,而且图中
还标记在三古城隔黑龙江对岸,今俄罗斯境内有“伊
兰哈达山”和“伊兰哈达河。”“伊兰”满语为“三姓”。
其地有“三姓山”、“三姓河”,可知其名称历史相当久
远,决不会随时可更改的。三古城隔江与“三姓山”、
“三姓河”相望,足以证明这里即是元代曾经搭救过
布库里雍顺的三姓城。
从上所述,史籍中错把鄂多里城市在布伦山之
东记成在长白山之东;错把鄂多里城在黑龙江右岸、
松花江北岸记成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将位于萝北、绥
滨一带的鄂多里城错记在依兰一带。
(三) 布库里雍顺诞生之地在布伦山
《满文老档》所记的“布库里山”,实际就是布伦
山,布伦山即是小兴安岭。前文已论证了鄂多里城
在小兴安岭以东、松花江北岸一带。那么布库里雍
顺又诞生在何处呢?《图说》在小兴安岭西麓,通肯
河、讷谟尔河发源地附近标有“小库山”,其位置当在
今德都县龙镇的莲花山一带。在小兴安岭的东麓,
还标记有“鄂多里河”的小河流。《黑龙江通志采辑
资料》记载:“鄂多里河,源出马拉哈群山之西,北流
三十里入逊河。”《图说》标记:“逊河即逊毕喇即双顺
河古肃慎氏之水。”从史籍和图说的记载可知,水库
山和鄂多里河很可能是布库里雍顺的诞生之地。
清末在土地的清丈图中,标记今黑龙江海伦至
龙镇一带称作“库伦”,这里山青水秀,很可能是布库
里雍顺之母佛库伦的故乡。以其地而名,这是北方
少数民族的一种习俗。
另外,前面所提到的汤旺河的发源地“鄂谟搏
泡”,也位于布伦山麓,与逊河很近,也不排除是布库
里雍顺诞生地的可能性。
根据上述史料研究,笔者认为布库里雍顺的诞
生地,当在逊河、汤旺河发源地一带的小兴安岭山
麓,即今德都、逊克、伊春地区一带。这里山峦叠翠、
林茂草丰,湖光山水一色,当是孕育英雄的地方.
五、清皇族始祖为女真人
《满族之正名》(曹鸿文) 记载:“满族之名古无闻
也,其始有此称号者实起于清室。自爱新觉罗氏崛
起东土,建鄂多里城,号为满洲。”《满族溯源》记载:
“满族之源出于东胡,东胡译读世称通古斯,盖吾国
东北之一著要民族。其强大不自近数百年始也。此
人种之由来,或曰自高丽半岛北方移徙,或曰自乌苏
里江、松花江间滋生。”
黑龙江地区是古肃慎族的居息地,这个民族是
勤劳、勇敢、伟大的民族之一。辽金时称为女真,分
布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一带。元末明初,分为海
西、建州、野人三部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
又征服其他各部落,于1616 年建立后金政权,1635
年皇太极废“女真”之名改称“满洲”。辛亥革命后通
称满族。根据史料研究,笔者认为:清皇族始祖是古
肃慎族的后裔。是生长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土
著民族。决不能因为金代女真族首领阿骨打的先祖
是从朝鲜半岛迁徙来的,就认为女真族或满族都是
从朝鲜半岛迁徙而来的。因为,在辽金以后,女真族
是黑龙江地区的主要民族,在皇太极未改族称之前,
其先世布库里雍顺、猛哥帖木儿(也作猛哥铁木尔) 、
努尔哈赤等应属于女真族,与满族混为一说是不合
适的。
根据前面的论证,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出生
在布库里山的布库里雍顺,怀着宏图大略从山麓中
走出来,乘舟沿鄂多里河入逊河,由逊河入黑龙江,
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三姓城被当地人搭救,
并被推举为贝勒,然后率众人在离江不远的高地上
建鄂多里城,元朝初被封为万户。
在黑龙江下游一带居住的兀狄哈野人,元末明
初时,发动了一场动乱。他们攻破鄂多里城,迫使努
尔哈赤的先世举族西迁到胡里改万户府(今依兰) 。
由于兀狄哈野人继续西进,迫使鄂多里和胡里改两
大部族又同时南迁。沿着呼尔哈河(牡丹江) 到达宁
安,又从宁安到达敦化,最后定居在赫图阿拉,并在
此肇基发迹、成就大业。正因为其先世南迁中曾在
依兰、宁安、敦化等地居息过,所以这些地方也被称
作发祥地之一。此时的鄂多里一名,已不是单一的
地名词,它已成为这个部族的代称了。所以,走到哪
里,哪里都留下鄂多里的名字。
综上所述,本文归纳起来有如下观点:
(一) 传统的长白山之东鄂谟辉之野建鄂多里
城、依兰为“龙兴之地”等二说,即无史实依据又不具
备地理条件。
(二) 从《总册》、《图说》和《通志》史料研究可证,
鄂谟辉之野在黑龙江中游两岸,鄂多里城当在萝北、
绥滨县一带的松花江北岸。
(三) 搭救过布库里雍顺的三姓城不在依兰,而
是在绥滨县境内的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处。
(四) 布库里雍顺诞生地布库里山,即布伦山(小
兴安岭) ,在今德都、逊克、伊春一带的区域内。
(五) 清皇族始祖是女真族,居息在黑龙江与松
花江流域一带。原有的辽宁说、从朝鲜半岛迁徙说
等都是错误的。
车行大兴安岭
松 驿
半坡积雪半坡新,达子香开岭上春。
三月兴安藏秀色,忙修国道唤东君。
一宵春雪笼轻寒,辞别呼伦又入山。
红柳白桦浑欲醒,迎来春色到兴安。
疏林暗淡隐层峦,残雪斜阳三月天。
北国春迟人去早,车轮碾破万重山。 【论文摘要仅供参考】
金国是残暴侵略者的化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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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中，金国都是作为一种反面形象出现的，一说到金国，就是侵略者们如何如何凶狠残暴地烧杀抢掠，而一说道宋国就是忠臣义士们如何如何悲愤激昂，将士们如何如何英勇抗敌，老百姓如何如何同仇敌忾，除了秦桧是坏蛋以外，宋国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当然我们以前被这些鞑子打得很惨，这么说来也确实很解气，而且也不能否认女真人在刚兴起的时候是有一些侵略行为的，但是我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相信人性的普遍性，汉人是人，女真人也是人，是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哪里的人都有好有坏，是不是。女真人要搞侵略，要烧杀抢掠，汉人也一样的要搞侵略，要烧杀抢掠。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岳飞是被人们认为非常仁义爱民的将军，他的岳家军号称是军纪严明，从不烧杀抢掠，在他的传记中还特别把这一点列出来作为他有别于其他人的美德。我们知道古时候特别是靖康之乱那种动乱的年代，军队抢劫老百姓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而且朝廷供给不力，军队的粮饷常常短缺，抢劫老百姓就成了一种补给军饷的手段，能够做到像岳飞这样不害民是很不简单的了，但是就是这个岳飞，这个被认为是最能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岳飞，据陈亮的《中兴遗传》记载，他在从军初期，还是任编外将校的时候，因为所带领的军队缺粮，他居然也准备去抢劫，后来有人劝说他，给他想了想办法，他才没有这么做。这里并没有直接说他抢劫，但是他作为部队指挥员，都在计划这么干，他手下的兵士平时在他没注意的时候不用说是常常这么干的了。《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而其他那些宋军将领抢劫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的那。不仅宋朝时是这样，明亡时明军（还有“农民起义军”）军纪败坏，据说烧杀抢劫比清兵还要厉害，抗日战争时“国军”抢劫起来也不输于日军，当然抗日战争这种情况又另当别论了，毕竟我们跟他们不是“一家人”，我们抢得，他们可抢不得。
不过这至少说明了那时候这些“抗金将士”他们可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利益”，只是为了保皇帝而战，为皇帝卖命可以，没饭吃了没钱没女人就去抢老百姓嘛，金兵烧杀抢掠那是抢别人，宋军抢劫那是抢自己同胞，他们这些“爱国将士”怎么能够这么干呢？至于那个岳飞，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他这方面做得还比较好，所以很多年后老百姓还记得他，觉得他多少还有点良心，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封给他个“民族英雄”的称号，而其他那些将领也就不值得提起了。
至于说到侵略，不错，金兵占领中原当然是侵略，不过汉人呢？黄河流域这一片是汉族的发祥地，被人占了当然是很不痛快的事情，但是汉人最初的地盘也就是这么一块，后来那些广大的疆域，显然不会是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把界碑往外随便移了几百几千公里就自然而然得来了，还不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而说到民族性，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北方游牧民族有粗野暴虐的一面，也有纯朴宽厚的一面。说到残忍，似乎汉族的残忍并不输与世界上任何民族，很多匪夷所思的酷刑例如凌迟剥皮什么得，都是汉人发明出来的吧。而且这些残忍的手段往往专门用于自己人身上，如汉族人心目中最大的两个“民族英雄”岳飞和袁崇焕就是被自己人用这种手段干掉的（岳飞据说是受剥皮之刑然后被绞死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像在流血，是什么样的仇恨能够使得这个民族的人对自己本族的优秀分子使用这样毒辣的手段。那些最以残暴著称的蒙古人，也只是简单地把人杀掉了事，但是汉人似乎是让你简单地死掉就算是对你仁慈。
读到史书上记载的那些被称为“蛮夷”的匈奴人的事迹时，我觉得似乎他们还更可爱一些，似乎他们最大的恶行也就是在边境上进行一些抢劫，抢劫时难免就要杀人，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了，对抓到的俘虏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残酷地虐待，张骞这个间谍被匈奴人抓到以后，要是按汉人的德性，早就被砍掉脑袋了，但是匈奴人只是骂了他一顿，责问他为什么你们汉人这么不守信义，还给他讨了老婆，生了儿子，真是的，共产党优待俘虏也没有这么优待过啊。这家伙第二次又被抓到时，匈奴人还是没有杀他，所以他还能够活着把情报带回去然后回头来攻打匈奴，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苏武据说是受了很大的虐待，不过也就是匈奴人把他赶到了一个远一点的地方，还怕他饿死了，还给他提供牛羊放牧，这要是换了汉人，为了让对方低头，什么拷打折磨的手段都用上了。还有李广那个孙子李陵，跑到匈奴去以后，匈奴人很敬重他，单于还把女儿都嫁给他了，汉人未必有此胸怀。而同时期的汉人却经常干那种杀害俘虏的事情。比如说李广就曾经杀掉了几百个被诱降的羌人，以至于有人说他运气不好升不了官就是因为遭了报应。
汉人除了残忍，狡诈以外，最大的毛病大概就是这不守信用了，少数民族的人往往都觉得汉人特虚伪，好吹牛，不守信用，出尔反尔，而游牧民族似乎很看重人的信用，所以难以产生对汉人的尊重。
北宋建国的时候，契丹（辽）已经建立五十多年了，远在北宋还未建国的五代时期，后晋石敬塘（这人是个汉化了的沙陀人，但是契丹人是把他当做汉人看待的，后世的汉人政权也是把他当做汉人看待的，称他为“民族败类”），为了争夺帝位，请求契丹派兵支援，契丹人就提出条件说，要派兵可以，但是要求割让“幽云十六州”作为交换，应该说这个要求也不能算过分，毕竟我帮你打仗是要付出生命作代价的，当然要求得到补偿，而当时契丹人居住的地方都很荒凉，“幽云十六州”这一带地方又是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契丹人出于与中原民族争夺资源及安全的考虑一直很想得到这个地方。结果石敬塘就把这个地方割让给了契丹辽国，而他也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被后世的汉人唾骂。如果说这个事情要怪谁的话，那也只能怪石敬塘一个人，是他自己不争气，契丹人又不是用武力强占的这个地方，也没有强迫他，双方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的协议，协议一旦签订就应该遵守，契丹人是把这个协议看作是他们与汉人之间的盟约，毕竟石敬塘的后晋当时就是中原汉人政权的唯一合法代表。
但是后继的其他汉人政权尤其是北宋政权却对“幽云十六州”被割让出去很不服气，特别是北宋，在建立初期就数次“北伐”（实质就是侵略，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总是把汉人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美其名曰“北伐”，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则毫无疑问就是“侵略”，应该说这是一种故意歪曲历史事实的提法），很有点“坚决不承认历代反动政权签订的卖国条约”的味道。结果面对契丹辽国强大的军事优势，每次都被打得大败而归，最后在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终于实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
应该说，北宋政权想要收回“幽云十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地方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失去了这个地方就失去了中原对北方的一个重大屏障。但是辽国却对北宋政权二话不说动手就打这种不讲理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这个地方又不是我用武力强占的，是跟你们汉人签订有协议的，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既然已经签订协议割让给我了，那就已经是我们的领土了，你们要抢回去那就是侵略。北方游牧民族是很看重信用的，及对盟约的遵守。
试想，如果我们今天要出兵去收回被前朝割让给俄罗斯等国的那些领土，国际上会不会认为我们是侵略？
而整个北宋期间，除了澶渊之盟那一次，契丹辽国有较大的侵略行为之外，其他几次较大的冲突反倒是北宋朝主动侵略辽国，而后世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却总是把辽国丑化为“侵略者”，把北宋国美化为“保家卫国”。这是一种故意歪曲历史的做法。
在辽宋两国订立盟约之后，两国之间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优势，北宋国也没有力量再对辽国进行侵略了，而辽国虽然拥有较北宋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一直遵守盟约，没有再对北宋发动进攻了。
但是北宋仍然对没能用武力夺回“幽云十六州”而感到耿耿于怀。一百年的和平局面之后，女真金开始崛起，在北方与契丹辽国不断发生冲突，宋朝似乎觉得有机可乘，于是背信弃义地去跟女真金密约联合攻打辽国，辽国对宋朝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感到很惊讶，派人去责问宋国说“我们两国已经是一百多年的盟友了，为什么你们要做这种不守信义的事情呢？如果你们贪图眼前小利，背信弃义去结交豺狼，将来只会带来无穷祸患”。但是利令智昏的宋国仍然不自量力顽固地对辽国发起侵略，辽国军民对宋国的不义感到愤恨，奋起还击，结果赢弱的宋军几次进攻都被打得惨败而归。
后来在女真金强大的军事打击下，辽国灭亡了，残存的人马逃往遥远的西北（即后来的西辽），宋朝于是派人去向金国讨要事前曾经许诺的“幽云十六州”等地盘，但是金国责备宋国并没有能够完成事前约定的军事任务，既没有攻下城池，也没有能实现在预定地点与金国会师的任务，按约定是不能够再有多余的索求了。但是宋国仍然厚着脸皮地一再讨要，于是金国终于同意让出六个州的战利品给宋国，但是从这时起金国就开始开始对宋国的见利忘义感到厌恶了。
这时候，宋国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宋金两国本来有约定，双方都不得私自接受辽国的叛将，但是利欲熏心的宋国为贪图小利，私下接受了辽将张觉以平州作为献礼的归降，金国知道后大为愤怒，发兵攻打宋国，宋国为了平息金国的愤怒，于是又反过来将张觉杀害，将人头献给金国，宋军中本来有很多辽国的降将，他们都是汉化的契丹人，很多人还是汉人，他们宁愿投降宋朝也不愿意投降金国，但是宋国杀害张觉这种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让这些辽国降宋的将士们感到寒心，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国已经完全失去人心了。当金国的攻势到来时，这些原本降宋不降金的辽国将士们都纷纷倒戈，其中著名的就有郭药师等，这个人后来成为金国的重要将领。
这以后，好耍小聪明的宋朝汉人政权又一次显示出了惊人的愚蠢，居然以贿赂的方式又去暗中唆使那些已经降金的辽国将领反叛，并且一面又派人到遥远的北方去联络残存的西辽国王耶律大石，对过去的背叛盟约表示歉意，希望能够和西辽一起夹击金国。当然可想而知，已经彻底看透了宋国卑鄙嘴脸的契丹人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金国。震怒的金国遂决定消灭这个可恶的邻居。兵发两路大举进攻宋国，宋国皇帝赵桓最后和他的父亲赵佶一起在开封城陷时被金兵俘虏，至此北宋灭亡。
南宋建立后，完颜兀术继续南进，经过双方数次拉锯战之后，最后同意以淮河为界划分两国，订立和约，两国之间实现了数十年的和平局面，但是后来张俊韩侘胄又数度撕毁盟约，大举入侵金国，都以失败告终。韩侘胄的侵略失败之后，可耻的南宋朝廷竟然不惜杀死为国家卖命的韩侘胄，将人头送往金国，以平息金人的愤怒。在这之前，金国的暴君完颜亮也曾经有过一次南侵，但是厌战的金国将士都很反对这次征战，结果在他还没有度过长江时就被部下杀死，金方主动退兵与宋方讲和。
可以说，不管是在辽宋时期，还是在宋金时期，从整体上来说，宋国都是最没有信义，撕毁盟约最多，侵略次数最多的一方。
在辽国和北宋灭亡一百多年之后，在宋金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和平之后，历史又一次重演了，狭隘自私的南朝汉人政权并没有吸取教训，在看到北方崛起的蒙古对金国的蚕食日甚一日时，南宋朝又一次以为落石下井的机会来了，又想和蒙古联手攻金以分得一杯羹，深谙汉人德性的金国派人告诉宋国“我们两国订立盟约已有百年，和睦相处也数十年了，现在元军已经消灭西夏，接着就消灭我国，消灭我国之后就该轮到你们了，唇亡齿寒，这个简单的道理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想要与宋国联合抗元，但是短视的南宋政权仍然执意要联元攻金。
然而汉人的反复无常让蒙古人也感到愤怒，拖雷在与宋国约定借道伐金之后，在部队到达南宋国境时，南宋突然又反悔了，还杀掉了蒙古使者，愤怒的蒙古军随即攻溃了南宋守军，长驱直入，直取金国都城汴京（开封），南宋看到蒙古军已经攻克金国都城，于是又急忙派兵与元军共同攻打金国的最后堡垒蔡州。至此，金国灭亡，而南宋的死期也不远了。
由于南宋曾协助蒙古人攻打蔡州，作为回报，蒙古人把河南的几个县作为礼物让给了南宋，但是贪心的南宋感到不满足，竟然愚蠢地向蒙古人主动发起进攻，夺取了开封洛阳等金国旧地，想从老虎口里抢食吃，结果，被激怒的蒙古人大举反攻，将南宋逐出了河南，并决定征服这个贪心势利的邻居。
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下，南宋溃不成军，攻克襄阳后，南宋已经再也没有能力抵御元军的南下了。于是派人去向元军统帅伯颜乞和，伯颜看到南宋朝廷孤儿寡母也挺可怜的，再加上元朝中很多都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官员（还有很多本身就是汉人），对这个汉人政权也颇多同情，本来也没打算彻底灭亡掉他，于是同意了讲和的请求，但是元朝的使者在回来的路上被一个南宋的爱国愤青杀死，南宋朝廷得知此事后惊恐不已，于是赶紧又派人去向元军解释赔罪，答应严惩凶手，希望能够继续讲和，宽宏大量的元军统帅居然又一次同意了这个乞求，于是又派出一支使节，但是元朝的使者在路上又被另外一个南宋愤青杀死，至此，南宋的灭亡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奇怪的是，这些南宋愤青，他们的爱国心不是在战场上去表现，而是要通过这种对敌人的使节搞暗杀来表现，而最后却要整个国家来为他们承担罪责。
纵观整个大宋一朝，北宋联金攻辽，送走了一个和睦相处了一百年的邻居，迎来了一个更为凶恶的金国，导致失去半壁江山，北宋灭亡；南宋联蒙攻金，送走了一个和睦相处了几十年的邻居，迎来了一个更为残暴的蒙元，导致彻底的灭亡。
我们不能说北宋如果联辽抗金，南宋如果联金抗元，就一定能够换来更长的寿命，但唇亡齿寒的道理是很明白的。而每一次宋国出卖邻居，换来的都是更大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对宋国背信弃义的一种报应。 【论文摘要仅供参考】
金国是残暴侵略者的化身吗？
文章提交者：Eric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中，金国都是作为一种反面形象出现的，一说到金国，就是侵略者们如何如何凶狠残暴地烧杀抢掠，而一说道宋国就是忠臣义士们如何如何悲愤激昂，将士们如何如何英勇抗敌，老百姓如何如何同仇敌忾，除了秦桧是坏蛋以外，宋国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当然我们以前被这些鞑子打得很惨，这么说来也确实很解气，而且也不能否认女真人在刚兴起的时候是有一些侵略行为的，但是我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相信人性的普遍性，汉人是人，女真人也是人，是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哪里的人都有好有坏，是不是。女真人要搞侵略，要烧杀抢掠，汉人也一样的要搞侵略，要烧杀抢掠。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岳飞是被人们认为非常仁义爱民的将军，他的岳家军号称是军纪严明，从不烧杀抢掠，在他的传记中还特别把这一点列出来作为他有别于其他人的美德。我们知道古时候特别是靖康之乱那种动乱的年代，军队抢劫老百姓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而且朝廷供给不力，军队的粮饷常常短缺，抢劫老百姓就成了一种补给军饷的手段，能够做到像岳飞这样不害民是很不简单的了，但是就是这个岳飞，这个被认为是最能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岳飞，据陈亮的《中兴遗传》记载，他在从军初期，还是任编外将校的时候，因为所带领的军队缺粮，他居然也准备去抢劫，后来有人劝说他，给他想了想办法，他才没有这么做。这里并没有直接说他抢劫，但是他作为部队指挥员，都在计划这么干，他手下的兵士平时在他没注意的时候不用说是常常这么干的了。《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而其他那些宋军将领抢劫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的那。不仅宋朝时是这样，明亡时明军（还有“农民起义军”）军纪败坏，据说烧杀抢劫比清兵还要厉害，抗日战争时“国军”抢劫起来也不输于日军，当然抗日战争这种情况又另当别论了，毕竟我们跟他们不是“一家人”，我们抢得，他们可抢不得。
不过这至少说明了那时候这些“抗金将士”他们可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利益”，只是为了保皇帝而战，为皇帝卖命可以，没饭吃了没钱没女人就去抢老百姓嘛，金兵烧杀抢掠那是抢别人，宋军抢劫那是抢自己同胞，他们这些“爱国将士”怎么能够这么干呢？至于那个岳飞，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他这方面做得还比较好，所以很多年后老百姓还记得他，觉得他多少还有点良心，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封给他个“民族英雄”的称号，而其他那些将领也就不值得提起了。
至于说到侵略，不错，金兵占领中原当然是侵略，不过汉人呢？黄河流域这一片是汉族的发祥地，被人占了当然是很不痛快的事情，但是汉人最初的地盘也就是这么一块，后来那些广大的疆域，显然不会是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把界碑往外随便移了几百几千公里就自然而然得来了，还不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而说到民族性，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北方游牧民族有粗野暴虐的一面，也有纯朴宽厚的一面。说到残忍，似乎汉族的残忍并不输与世界上任何民族，很多匪夷所思的酷刑例如凌迟剥皮什么得，都是汉人发明出来的吧。而且这些残忍的手段往往专门用于自己人身上，如汉族人心目中最大的两个“民族英雄”岳飞和袁崇焕就是被自己人用这种手段干掉的（岳飞据说是受剥皮之刑然后被绞死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像在流血，是什么样的仇恨能够使得这个民族的人对自己本族的优秀分子使用这样毒辣的手段。那些最以残暴著称的蒙古人，也只是简单地把人杀掉了事，但是汉人似乎是让你简单地死掉就算是对你仁慈。
读到史书上记载的那些被称为“蛮夷”的匈奴人的事迹时，我觉得似乎他们还更可爱一些，似乎他们最大的恶行也就是在边境上进行一些抢劫，抢劫时难免就要杀人，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了，对抓到的俘虏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残酷地虐待，张骞这个间谍被匈奴人抓到以后，要是按汉人的德性，早就被砍掉脑袋了，但是匈奴人只是骂了他一顿，责问他为什么你们汉人这么不守信义，还给他讨了老婆，生了儿子，真是的，共产党优待俘虏也没有这么优待过啊。这家伙第二次又被抓到时，匈奴人还是没有杀他，所以他还能够活着把情报带回去然后回头来攻打匈奴，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苏武据说是受了很大的虐待，不过也就是匈奴人把他赶到了一个远一点的地方，还怕他饿死了，还给他提供牛羊放牧，这要是换了汉人，为了让对方低头，什么拷打折磨的手段都用上了。还有李广那个孙子李陵，跑到匈奴去以后，匈奴人很敬重他，单于还把女儿都嫁给他了，汉人未必有此胸怀。而同时期的汉人却经常干那种杀害俘虏的事情。比如说李广就曾经杀掉了几百个被诱降的羌人，以至于有人说他运气不好升不了官就是因为遭了报应。
汉人除了残忍，狡诈以外，最大的毛病大概就是这不守信用了，少数民族的人往往都觉得汉人特虚伪，好吹牛，不守信用，出尔反尔，而游牧民族似乎很看重人的信用，所以难以产生对汉人的尊重。
北宋建国的时候，契丹（辽）已经建立五十多年了，远在北宋还未建国的五代时期，后晋石敬塘（这人是个汉化了的沙陀人，但是契丹人是把他当做汉人看待的，后世的汉人政权也是把他当做汉人看待的，称他为“民族败类”），为了争夺帝位，请求契丹派兵支援，契丹人就提出条件说，要派兵可以，但是要求割让“幽云十六州”作为交换，应该说这个要求也不能算过分，毕竟我帮你打仗是要付出生命作代价的，当然要求得到补偿，而当时契丹人居住的地方都很荒凉，“幽云十六州”这一带地方又是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契丹人出于与中原民族争夺资源及安全的考虑一直很想得到这个地方。结果石敬塘就把这个地方割让给了契丹辽国，而他也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被后世的汉人唾骂。如果说这个事情要怪谁的话，那也只能怪石敬塘一个人，是他自己不争气，契丹人又不是用武力强占的这个地方，也没有强迫他，双方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的协议，协议一旦签订就应该遵守，契丹人是把这个协议看作是他们与汉人之间的盟约，毕竟石敬塘的后晋当时就是中原汉人政权的唯一合法代表。
但是后继的其他汉人政权尤其是北宋政权却对“幽云十六州”被割让出去很不服气，特别是北宋，在建立初期就数次“北伐”（实质就是侵略，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总是把汉人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美其名曰“北伐”，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则毫无疑问就是“侵略”，应该说这是一种故意歪曲历史事实的提法），很有点“坚决不承认历代反动政权签订的卖国条约”的味道。结果面对契丹辽国强大的军事优势，每次都被打得大败而归，最后在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终于实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
应该说，北宋政权想要收回“幽云十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地方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失去了这个地方就失去了中原对北方的一个重大屏障。但是辽国却对北宋政权二话不说动手就打这种不讲理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这个地方又不是我用武力强占的，是跟你们汉人签订有协议的，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既然已经签订协议割让给我了，那就已经是我们的领土了，你们要抢回去那就是侵略。北方游牧民族是很看重信用的，及对盟约的遵守。
试想，如果我们今天要出兵去收回被前朝割让给俄罗斯等国的那些领土，国际上会不会认为我们是侵略？
而整个北宋期间，除了澶渊之盟那一次，契丹辽国有较大的侵略行为之外，其他几次较大的冲突反倒是北宋朝主动侵略辽国，而后世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却总是把辽国丑化为“侵略者”，把北宋国美化为“保家卫国”。这是一种故意歪曲历史的做法。
在辽宋两国订立盟约之后，两国之间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优势，北宋国也没有力量再对辽国进行侵略了，而辽国虽然拥有较北宋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一直遵守盟约，没有再对北宋发动进攻了。
但是北宋仍然对没能用武力夺回“幽云十六州”而感到耿耿于怀。一百年的和平局面之后，女真金开始崛起，在北方与契丹辽国不断发生冲突，宋朝似乎觉得有机可乘，于是背信弃义地去跟女真金密约联合攻打辽国，辽国对宋朝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感到很惊讶，派人去责问宋国说“我们两国已经是一百多年的盟友了，为什么你们要做这种不守信义的事情呢？如果你们贪图眼前小利，背信弃义去结交豺狼，将来只会带来无穷祸患”。但是利令智昏的宋国仍然不自量力顽固地对辽国发起侵略，辽国军民对宋国的不义感到愤恨，奋起还击，结果赢弱的宋军几次进攻都被打得惨败而归。
后来在女真金强大的军事打击下，辽国灭亡了，残存的人马逃往遥远的西北（即后来的西辽），宋朝于是派人去向金国讨要事前曾经许诺的“幽云十六州”等地盘，但是金国责备宋国并没有能够完成事前约定的军事任务，既没有攻下城池，也没有能实现在预定地点与金国会师的任务，按约定是不能够再有多余的索求了。但是宋国仍然厚着脸皮地一再讨要，于是金国终于同意让出六个州的战利品给宋国，但是从这时起金国就开始开始对宋国的见利忘义感到厌恶了。
这时候，宋国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宋金两国本来有约定，双方都不得私自接受辽国的叛将，但是利欲熏心的宋国为贪图小利，私下接受了辽将张觉以平州作为献礼的归降，金国知道后大为愤怒，发兵攻打宋国，宋国为了平息金国的愤怒，于是又反过来将张觉杀害，将人头献给金国，宋军中本来有很多辽国的降将，他们都是汉化的契丹人，很多人还是汉人，他们宁愿投降宋朝也不愿意投降金国，但是宋国杀害张觉这种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让这些辽国降宋的将士们感到寒心，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国已经完全失去人心了。当金国的攻势到来时，这些原本降宋不降金的辽国将士们都纷纷倒戈，其中著名的就有郭药师等，这个人后来成为金国的重要将领。
这以后，好耍小聪明的宋朝汉人政权又一次显示出了惊人的愚蠢，居然以贿赂的方式又去暗中唆使那些已经降金的辽国将领反叛，并且一面又派人到遥远的北方去联络残存的西辽国王耶律大石，对过去的背叛盟约表示歉意，希望能够和西辽一起夹击金国。当然可想而知，已经彻底看透了宋国卑鄙嘴脸的契丹人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金国。震怒的金国遂决定消灭这个可恶的邻居。兵发两路大举进攻宋国，宋国皇帝赵桓最后和他的父亲赵佶一起在开封城陷时被金兵俘虏，至此北宋灭亡。
南宋建立后，完颜兀术继续南进，经过双方数次拉锯战之后，最后同意以淮河为界划分两国，订立和约，两国之间实现了数十年的和平局面，但是后来张俊韩侘胄又数度撕毁盟约，大举入侵金国，都以失败告终。韩侘胄的侵略失败之后，可耻的南宋朝廷竟然不惜杀死为国家卖命的韩侘胄，将人头送往金国，以平息金人的愤怒。在这之前，金国的暴君完颜亮也曾经有过一次南侵，但是厌战的金国将士都很反对这次征战，结果在他还没有度过长江时就被部下杀死，金方主动退兵与宋方讲和。
可以说，不管是在辽宋时期，还是在宋金时期，从整体上来说，宋国都是最没有信义，撕毁盟约最多，侵略次数最多的一方。
在辽国和北宋灭亡一百多年之后，在宋金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和平之后，历史又一次重演了，狭隘自私的南朝汉人政权并没有吸取教训，在看到北方崛起的蒙古对金国的蚕食日甚一日时，南宋朝又一次以为落石下井的机会来了，又想和蒙古联手攻金以分得一杯羹，深谙汉人德性的金国派人告诉宋国“我们两国订立盟约已有百年，和睦相处也数十年了，现在元军已经消灭西夏，接着就消灭我国，消灭我国之后就该轮到你们了，唇亡齿寒，这个简单的道理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想要与宋国联合抗元，但是短视的南宋政权仍然执意要联元攻金。
然而汉人的反复无常让蒙古人也感到愤怒，拖雷在与宋国约定借道伐金之后，在部队到达南宋国境时，南宋突然又反悔了，还杀掉了蒙古使者，愤怒的蒙古军随即攻溃了南宋守军，长驱直入，直取金国都城汴京（开封），南宋看到蒙古军已经攻克金国都城，于是又急忙派兵与元军共同攻打金国的最后堡垒蔡州。至此，金国灭亡，而南宋的死期也不远了。
由于南宋曾协助蒙古人攻打蔡州，作为回报，蒙古人把河南的几个县作为礼物让给了南宋，但是贪心的南宋感到不满足，竟然愚蠢地向蒙古人主动发起进攻，夺取了开封洛阳等金国旧地，想从老虎口里抢食吃，结果，被激怒的蒙古人大举反攻，将南宋逐出了河南，并决定征服这个贪心势利的邻居。
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下，南宋溃不成军，攻克襄阳后，南宋已经再也没有能力抵御元军的南下了。于是派人去向元军统帅伯颜乞和，伯颜看到南宋朝廷孤儿寡母也挺可怜的，再加上元朝中很多都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官员（还有很多本身就是汉人），对这个汉人政权也颇多同情，本来也没打算彻底灭亡掉他，于是同意了讲和的请求，但是元朝的使者在回来的路上被一个南宋的爱国愤青杀死，南宋朝廷得知此事后惊恐不已，于是赶紧又派人去向元军解释赔罪，答应严惩凶手，希望能够继续讲和，宽宏大量的元军统帅居然又一次同意了这个乞求，于是又派出一支使节，但是元朝的使者在路上又被另外一个南宋愤青杀死，至此，南宋的灭亡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奇怪的是，这些南宋愤青，他们的爱国心不是在战场上去表现，而是要通过这种对敌人的使节搞暗杀来表现，而最后却要整个国家来为他们承担罪责。
纵观整个大宋一朝，北宋联金攻辽，送走了一个和睦相处了一百年的邻居，迎来了一个更为凶恶的金国，导致失去半壁江山，北宋灭亡；南宋联蒙攻金，送走了一个和睦相处了几十年的邻居，迎来了一个更为残暴的蒙元，导致彻底的灭亡。
我们不能说北宋如果联辽抗金，南宋如果联金抗元，就一定能够换来更长的寿命，但唇亡齿寒的道理是很明白的。而每一次宋国出卖邻居，换来的都是更大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对宋国背信弃义的一种报应。 五国城与徽敛二帝（《依兰县志》）
(一)、五国城遗址考
五国城遗址问题，辽宋金史以及若干地方志稿杂录记载颇多，而它的确凿遗址，其说纷纭，莫衷一地。据现有各种史料与依兰地下发掘文物分析，兹分述于后。
第一，五国城在东京(今宁安县金代东京)说
《元一统志》："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三京故国，五国旧城，东北一都会也"。"五国旧城"指辽代的五国部。有人认为"三京"相近处抢头街有旧城五，疑是五国城。
第二，五国城在伯都讷(今扶余)说
据《啸亭杂录》载，乾隆中期副都统绰克托，修建伯都讷城时，从地下挖掘出紫檀匣装的徽宗所画鹰轴，同时又得古铜、磁器数十件，以及徽宗晚年日记，内有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徽宗曾在伯都讷住过。因而准论伯都讷即五国城，徽钦初徙之地。
今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地名伯力(今苏哈巴罗夫斯克)，即五国部的剖阿里国。伯力即剖阿里的音转，其故地即唐朝勃利州和黑水都督府驻地。"伯力以下即五国城所在"。其意指伯力是五国头城，其余四城在伯力以下。
第三，五国城在珲春说
珲春在今吉林省，其左右二百里闻有古城五处，传称五国城。包括密山村、半拉城子、小城子、碾子山、营城子等五处。
第四，五国城在希尔哈域说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称，五国城在三姓下流混同江(即松花江)至鸟苏里江两岸之九座古城。并说出希尔哈城是金迁二帝之五国城。希尔哈城在依兰下390里，富锦上160处，即今富锦县新城一带。
第五，依兰为五国城囚禁徽钦之地
依兰为五国头城，并禁徽钦之说，资料颇多。
1、《辽电》营卫制记载，五国部即博和哩国(剖阿里)、博诺国(盆奴里)、鄂罗木国(奥里迷)、伊埒图国(越里笃)、伊勒希国(越里吉)。同书地理志载，辽在东部地区设东京道，古依兰即属东京遭龙州黄龙府五国部。五国部于圣宗统和(983-1011年)年间归服辽，并命其仍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归属黄龙府都部署司管辖。重熙六年(1307年)因五国酋帅(部落领袖)混敞贪污而废，设节度使管领。
2、鹘里改路(即胡里改路)治即在三姓五国一带。辽代自三姓至黑龙江口一带设胡里改路治。《金史•太宗纪》天会六年(1128年)十月，徙昏德公(徽宗)，重昏候(钦宗)于韩州。八年七月又徙干鹘里改路。"《大金国志》卷2记："宋二帝自韩州如五国城，"由此可见，鹘里改路与五国城实指一地，均为徙二帝之地。所以五国头城当然在今依兰城。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考证，公元十世纪辽代在依兰以东居住五大部落，史称五国部。其申越里吉位于最西部，为五国部盟城，故称五国头城。
3、从出土文物证明依兰县是五国头城。民国20年(1931年)依兰修筑江堤，于花园(令烈士塔附近)西部掘得宋代古钱和元宝。又于1934年、1971年在五国城址范围内掘出古钱：其中有"宣和元年"及徽宗亲笔写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数量很多。
金灭辽后，与宋毁约，1126年攻克汴京(即开封)，掳徽、钦二帝北上，是谓“靖康之难"。二帝被掳时，大批宋室宗族随迁，皇太子、王公、姬妃、婕妤、嫔等1200余人。还有大批工匠以及财物，所有车辆几百乘，他们携大批物品。此外金攻占汴京后，将宫廷一切器物尽皆抢走，"府库蓄积，为之一空"。所以惟知，掘得钱币，一是宋宗室携来的，二是金之掳获品，因此证明徽、钦二帝囚此无疑。
4、传依兰有徽钦"坐井观天"闭地与赵氏墓地，此传说无法追其流传年代，至今无法考证其真伪，但有些人确信不疑。传说原慈云寺(今文物管理所)西北约百米远沿江处有枯井，原道台衙门(今总工会址)院内2天井，五国城遗址内的某口井，三处为"坐井观天"之井。
另有传说，在依兰城东门外和南门外，有赵氏后裔墓；今天赵姓是宋二帝后代并系汉族人。
5、赠金环与吊古诗。微钦二帝被金人俘掳，禁锢于五国城时，钦宗曾向高宗(徽宗第九子)赠"金环"，暗示高宗能与金讲和以便从金朝归还(用环之谐音)。但此愿终因南宋内部矛盾，权臣当道，岳飞几次北伐未能成功，终成恨事，清代袁子才为此事在岳王墓有吊古诗二首：
(一)远寄金环望九哥，(二)五国城中怨离别，
一朝兵到又同戈。 生还无望死犹羁。
定知五国城中泪， 祖宗可念兄甘拒，
更比朱仙镇上多。 莫怪南朝动掳疑。
我们从此事、此诗中，可知徽、钦二帝确囚于五国城。
6、从徽钦流配日程证明徒至三姓五国城，日本人著《徽宗被俘流酉己记》载：徽钦二帝1127年4月，自汴京西南青城去燕山府(今北京)中京古北口--中京(大名城)--上京(今阿城)--韩州，最后于天会八年(1130年)抵胡里改路，即三姓五国城。这是流迁总的路线。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从韩州(八面城)至三姓城这一段路程。蔡革的《北狩行录》记载："庚戌中元(即1130年阴历七月十五日)徙居五国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这已清楚指出，从韩州到五国城走了46天，这与园田一龟的考证是一致的，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十五日至九月二日恰是46天。其具体行程在洪皓《松漠纪闻》中记载，自韩州--信州(怀德附近)--黄龙府(农安)--宾州(伊通河与松花江汇合处)，从宾州开始乘船沿江而下东至五国城。计算从韩州至宾州陆路约420里，如一天行60里，需走7天。然后行水路，总计为四百五十一浬(每浬等于3．706里)，平均每天下行十五浬，需三十天，另外由于气候及其它关系影响，不能按予定航行时间到达，加到一起也需四十余天，也正是到达三姓城所需的时间。因此，上两处记载大体相符。
7、民国时期依兰县知事王世选日记载："民国16年(1927年)9月，巴彦屯农民挖地窖，发现零碎瓷器碎片，兼有陶制瓦罐和古代钱币。得报告后，偕警察局长李椿龄，县府科长张兆麟往视，有北宋历代皇帝年号的铜钱。又组织继续挖掘，发现周长二百十一米的房屋基础，分成数室，内有朽糟桌床、灯檠、粗瓷器土物。观其规模，不似一般民居住。我给友人金毓黻、王宝善写信谈及此事，经金考证，王亲来实地看视，亦认为徽钦二帝被禁五国城无疑。"
(二)、徽宗、钦宗轶事
1、二帝诗作
据宋蔡革《北狩行录》载，太上喜为篇章，自北狩以来，伤时感事，形于歌咏昔千有余首，以二逆告变之后，俱焚乏，以今所得灰烬之余者，仅有数十篇。现传世者更少。现将其作录于后：
《思断肠》
(一) (二)
彻夜西风撼破扉，九叶鸿基一旦休，
萧条孤影一灯微。猖狂不听直臣谋。
家山回首三千里，甘心万里为降虏，
望断天南无雁飞。故国悲凉玉殿秋。
诗中道出了这位"风流天子"当时孤寂凄凉，思乡南归而不得的沉痛心情。
诗中"影"字有的用"屋"、"馆"字，"望"字用"目"字。
《燕山亭》
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 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轻叠数重， 凭寄离恨重重，
冷淡胭脂匀注。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新洋靓妆，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艳溢香融，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羞杀蕊珠宫女。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易得凋零，
更多少无情风雨。
这首词通过描写杏花盛开和凋零的过程，借以抒发作者对往昔宫庭豪华生活的怀念而不可复得的悲观绝望感情。据说是徽宗被囚禁时的绝笔。
《醉花阴》 月夜宿云州林下
玉京曾忆昔繁华，花城人去今萧索，
万里帝王家； 春梦绕胡沙；
琼楼玉殿。 家山何处，
朝喧弦管， 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暮列笙琶。
钦宗续韵一首
宸传三百旧京华。如今在外多萧素，
仁孝自名家； 迤逦近胡沙；
一旦奸邪， 家邦万里
倾夭折地， 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忍听琵琶?
2、徽、钦二帝之死
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徽钦二帝自韩州押抵依兰五国城。
1135年徽宗死。
宋史载："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金史熙宗天会十三年四月条款写，"昏德公赵佶薨，遣使致祭赙赠。"
《南渡录》中描述丁徽钦二帝于五国城囚禁时和死去的悲惨凄凉景象。
"......城中有人六七十家，皆荒残不成伦理。入官府中，有大家庭，廊庑倾倒，护卫者引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胡官，使人引二帝入左庑小扉，进一小室，其中唯有小台可座2人，四壁皆土木板墙，庭前设木栅。日昃得食四盂，二帝分食之。二帝居五国城中，终岁概一日一食，七月七日祭神，得酒食一次，至十月问，天气寒冷大雪数尺，之室内极冷，二帝颡膝相拄，声颤不能言。太上自云州一病，发落不复生，为僧尼状，与番奴剃头者相似。上皇因哭太后，一目失明，终日合目坐定中呻吟，求死不得。又耳，行步不前，终日伏土榻而已，上皇因拘系甚急，又虑朝夕不测，乃绞衣成縗，缠粱柱间欲自尽，少帝觉之扶下，泣日，不可如此，且臣不孝，致君父至此，若陛下求死，臣何容于世，为万世罪人矣。临者或知之，以汤来馈，自此不能食者数日。”
"上皇疾甚，彼处无药，有疹者取茶肭子啖之，即俞。少帝取以进上皇。食之苦，亟吐出，未乃下咽，而喉间已成疮布满矣。又为从人移至湿地土坑。越日，少帝自土坑中顾视上皇，则僵踞死矣，少帝大恸。护卫人随自官府，引土人入坑中，从木贯上皇尸抬之而去，少帝号泣随之。至一石坑前，架尸于旁......以木贯尸抬行弃坑中，少帝止不得，踯躅于地，大哭不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拽抢其裾，力挽之。时天眷三年三月初六日。
3、沂王崿告徽钦二帝
1133年(金天会十一年)夏，徽宗第十五子沂王崿，驸马都尉刘文彦于五国城中向金廷告密，"太上皇之左右有谋反计划。"此案蔡革《北狩行录》中载事件概况略述如下："沂王崿和徽宗公主显得帝姬丈夫都尉刘文彦，六月二十四日，发起诬告：'徽宗身边左右有谋反计划。'蔡革闻之后奏告徽宗，徽宗惊恐万分，但未信实有此事。翌日获得可靠消息，证实果有此事后，遂召集各位宗室亲族商讨对策。蔡革慷慨陈词我等不屑之辈，未死于困难，随二帝折迁万里，熟料于至爱亲朋之中，出现逆党，捐躯效命，即在今朝。革不能一人处理，愿大家齐心协力，声讨此案，誓以身殉。在坐之人，感激殊深，潸然泪下。七月中旬金人遣二使臣，前来查问，要求徽宗亲自讲明。徐王棣和驸马都尉宋邦光等与金使谈判，金使咬定诬告之事不放。接着钦宗及信王榛、驸马都尉向子房，内待王若冲等，再次与金使协商，方逐渐得到谅解。萃王植和蔡革对沂王崿等，论战三日，方辩明诬告结果。崿理屈词穷，终于承认诬告之事。至此诬告事件得以解决，而其诬告内容及原因始终不明。可能是由于宗族内部纠纷，而引起之暗斗所致。"
4、徽钦二帝随迁宗族
随二帝北狩宗族人等，不下二百余人，其命运亦极为悲惨。迁徙途中由于饥饿、劳累、生病有的死于途中。金海陵王末年(1160年)由于其残暴，将辽、宋被掳宗族一百三十余人全部杀戳。随二帝北狩人员，在金兵剑锋下，大多死于非命，余者又皆为海陵王刀下之鬼，此又为悲剧中之悲剧。
钦宗赵桓死于宋绍兴26年(1156年)终年57岁。《南渡录》载，其父尤惨。"金海陵王亮正隆元年春，宴请诸王大臣于讲武殿，大阅兵马，令钦宗和辽末皇帝被俘之耶律延禧，各领一队兵马做击鞠之戏，而左右却先以瘦老赢马易钦宗壮马。两队既合，有金骑兵数百突自场隅来，直奔钦宗马前。有穿褐色衣的军官，开弓射耶律延禧穿心死；于马下，钦宗见状失包堕马。又有一穿紫衣军官以箭射钦宗死。不收尸，以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两军官，全是完颜亮事先布置者。” 《宋代徽宗皇帝满洲流配记》(日文)
日人园田一龟撰。书为满洲学丛刊第一册，由满铁奉天图书馆发行，现藏长春图书馆，依兰县志办有影印本，全书共分：前记从燕山府至中京，宋和高丽的交涉，从中京至上京。从韩州至五国城，最后的风流天子，梓宫的南迁后记等八个部分。其中记述了徽钦二帝，自韩州至三姓五国城及二帝与皇后于五国城逝世等情况。同时并有徽宗皇帝的亲笔诗画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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