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闸北分局对杨佳袭警案应否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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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规定了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当然，这并不涵盖侦查人员或侦查单位在刑侦程序中的回避问题。

而且，有个普遍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现有法律规则的回避主体都是个人，并无单位回避的情形。当然，有观点认为，某一单位的所有个人都存在利害关系，单位自然应当回避。但我认为，个人的利害关系与单位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规定单位回避，仍有必要。
行政执法中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某工商局自用购买办公用品，后认为是伪劣商品，主张退货，并对之处罚。
法院的审判工作中也有这样的事。当地政府强制拆迁，党委要求法院也派人手参加。后来，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当地法院回避。

前者，《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我认为，这是法律存在欠缺。《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仅简单规定：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后者，审判实践中，这种情形下，当地法院没有管辖权，报由中级法院指定其他基层法院受理。最高法院对此下了文件。
可见，单位回避，有必要予以规范。

对于杨佳袭警案，死伤了那么多的警察，真的感到很痛心，肇事人当然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觉得，该案中闸北分局的管辖权，值得探讨。袭警案的受害人是闸北公安分局里的民警，存在利害关系是勿庸置疑的。为避免民众的合理怀疑，也确保程序的正当，应由其他公安机关管辖。

中国的警察、中国的法官都失去了其所应代表的权威性，只能是悲哀。
回避是应该的，可是他们都会假装不懂，一如几年前的高莺莺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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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下，如果杨是北京的警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