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求与超越——记心中的司马迁 [非首发]

幻云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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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学术文章，仅为幻云一时感触下的随性文字耳。


司马迁，一个震撼人心的名字。能详的耳熟，总让人错以为这个名字曾纵横史书的大量篇幅，待要畅言之，最终却仅能将他的风采僵化在张口结舌的无声里。他为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史记》，却没为我们留下人前的自己。生于龙门、历涉天下、临终受命、李陵之祸、作史志意，娓娓叙来的轻描淡写，这条路的孤单，只踏得上他踽踽独行的脚步。所以思潮胸怀的激情澎湃，不是缘于历史上明文记载的他，也不是时人亲友眼里的他，而是报书内、史记中字里行间那不经意闪掠的身影。曾经的抱负、冲劲、豪情、傲骨……当一切一切都被不堪回首的沉痛埋入了翰墨之中，却为笔下流动的生命增色了撼动人心的风神丰采。《史记》是他内在生命的转化，所以《史记》的问世，就是他的遁世；所以《史记》流传下来了，而他，也就无须再流转于红尘俗世间。

《史记》于他的意义是如此浩瀚，以至于身外的一切变得那么微不足道的尘渺，包括士人最重的名节。名节呵，这原是他九死无悔呵护备至的崇高信念，却成了他别无选择不得不割舍的珍贵，百般苦涩岂足人道，又谁能明了？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徒取辱。想一心拳拳而片语遭祸，从此他再不奢求知己了，然而在终日隐忍吞声的苟且偷生里，他也依然想望知己，想宣诉倾尽江河也洗不清的满腹屈辱，想坦言为天下观笑而不死节的忍辱隐衷，于是便有了〈报任安书〉的血泪痛陈抒怀明志。任安是否会明白，也许这于他并不重要。因为就在刻毕报书末字的瞬间，无论《太史公》将来传与不传，他都将得到众生的谅解，时人的、后人的，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无法死节的释怀。

名前先冠的“太史公牛马走”，〈报任安书〉有此六字足矣，往下洋洋千言，都不如这六字来得真切挚痛，敞怀明志。牛马走，那不是谦称，而是痛辞，不是他忍辱偷生的写照，而是他忍辱偷生的隐衷。所以不是“太史公牛马走”，而是“《太史公》牛马走”，如今他司马迁不再是以“推贤进士”为务的士，而只是《太史公》一书的“牛马走”而已。他再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太史公》；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推贤进士，属于《太史公》的他却无能为力。前为李陵开脱，而后拒任安重托，因为他可以为友而死，而《太史公》却不能为谁断送。任安若是他的知己，那么开篇六字入目之际，他便已当知有死无救的答复。

发愤而作，述往思来，在其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司马迁的“郁”在于从容全节的欲就不得，在于大质亏缺的身残处秽下，却得强自周旋于刑余之人、闺閤之臣、扫除之隶的动而见尤中。处身闒茸的累世弥垢，辱及先人的无颜上坟，尊严沦丧的自我放逐，满腔郁郁，“结”在一点，结在一个令天地永恒都黯然失色的高风亮节里。“士”这个郁结，正是他面对自己永远无法释怀的沉痛。

师从大儒，胸怀天下而志于用世；历涉四方，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受命作史，意法春秋以垂法后世。士的写照啊，从就学、游学再到出仕，少负不羁之才的他，沿着古今士人的正路，踩着他们的足迹，迈向那终有一日得以尽心天下的朝堂。他以能为士为傲，以真士为一生所求。士，有真有假。士的真谛，不在于一个身份，不在于世俗标准，不在于敌我立场，甚至也不在于是非曲直。“士”是尊严，是铮铮铁骨，是无懈执着的高尚，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所以不在乎力折公卿盛犯禁，不在乎忠于亲善罔是非，诺诚行果赴戹困的游侠是士，义不贰心酬知己的刺客也是士。士不需要恩赐，甚至不求理解，他渴求的只是信任与尊重，他要一个无后顾之忧、为知己旋翔燃烧的舞台，尔后在瞬间的舞姿和火焰中获得无愧今生的存在意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及〈刺客列传〉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是的，他与所有的真士一样，都渴望一个知己，更理解一个“士”所仅求的是什么，所以他不能不为李陵说话。然而，他只记得自己当为李陵的知己，却忘了武帝不是他的知己，于是为了心目中的真士，他却丧失了自己认定的为士资格。

诟莫大于宫刑，他再没有资格、再也不能跻身真士行列。不，不是不能，是不可。腐刑意味的不是身份的转换，而是尊严的沦丧。腐刑出于自乞，他怎可以此宦竖之身再论列朝政，轻羞当世之士，那是他曾经以最崇敬的情怀所效法的群体，而今却成了他终生回肠九转的屈辱炙痛。我常想，片语招祸，为一淡水之交犯颜直谏毁尽一生，他能不有一丝悔恨吗？可他说了，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不悔，因为这或许是他作为一个真士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尽管也是最后一次，但至少他在仍身为士的当儿，无愧于一个真士的本色，激于义理，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然而他虽不悔，却不能不有恨，其恨不在为李陵陈言，而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君子忌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啊，他虽在形体上屈服于不能为士的无奈，却依然紧守着儒士的胸怀。或许他毕生中的遗憾唯有一个，那就是不能完结《太史公》于受刑之前。苟能在《太史公》的面世之日全己士节，那将是他无憾终生的最大渴想，在淡淡微笑中从容赴上求仁得仁的崇高理念，为一个真士的光辉划下完美的句号。然而时机的擦肩，注定了与完美绝缘的残缺。他是一个失时的人，惜其不成，一时之失而错恨难返。“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句话背后的影子是如此清晰。〈太史公自序〉作为最后一传，是否因为只有在真正完结《太史公》的那一刻，他才有列入自己的勇气？罹祸下狱，即便全己死节，著作未成，不仅未能立功名于天下，还愧对父志史责。他是失时了，所以他就极刑无愠色，所以他隐忍苟活，为的便是在偷生之中将失去的“时”给把握回来以自救，然后便是偿还死债之日。于是《太史公》成，其功名成天下，而在同时，他让世间淡忘了他的身影。他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确切的生卒年。《史记》的流传，便是他生命的存在；《史记》如若不传，那他又有何面目留下足迹？他造就了《史记》，《史记》成全了他。

曾任由自己的思潮狂想，倘若不是宫刑，司马迁的名字或许不过就和其他史家一般。宫刑彻底摧毁了他的本生，然而也就是在他受宫刑的瞬间，在磨平了的锋芒棱角中,他得以超越了本生。《太史公》于他不再是当世仅仅的肩负父命、仅仅的史家之责，而成了他的生命，成了他报本明志的自救独途。从他“小子何敢让焉”不可推卸的父志史责转换为别无退路的生命意义，从沉重到沉痛，从众史之一跃为众史之冠，没有史家能如司马，因为他们都无法将史书取代自己的生命。他的背影是如此孤单，可却自予人一股吟啸万古的志气。

李陵之祸，他豁然了，恍然了。他的直言，挽不了一时一人的冤屈；而他的直笔，却能翻累世千秋之不平。在人情冷暖、泰山鸿毛的通明洞悉中，他不再执着于一时的名节，转为治万世之大业；不苦当世无知己，但求来有知音人。是他的不幸却是我们的大幸，当在现世无法邂逅知己，他便惟有垂书后世寻觅，于是我们都渴想成为他心中的知己。

腐刑摧毁了他为士的尊严，却解脱了“士”压在他身上的重量。也许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自以为无颜成为国士天下士的当儿，汉国、天下在他眼中遂变得沧海一粟的渺小。士以天下为己任，他既已不望为士，便从此放开一切径自追求他的天人古今。以古今天人为己任，一家言成，司马迁成不得国士，成不得天下士，他是名垂万古的千秋真士。士为知己者死，知己何必在当世，将生命融为《史记》，千秋万代，《史记》之所在，知己之所存也。

司马迁，史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几千年过去了，纯朴，简单的文字还是那么让人深深地，从脑海底部，有触骨的体会，这可是文盲都能理解的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