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稱舜《貞文記》刊刻時間考

yngwie

謝謝車車及newshakes兄提供相關訊息。不過，昨天已和parivraj兄提過了，雖去看了微捲，但對問題解決的助益不大。因為此本雖註明「據明崇禎十二年(1639)原刊本攝製」，然並無牌記等資料可供辨識，也許版本專家能由原書分辨明本清版的不同，但對我等目瞇者，實有其困難，大抵僅能從序文、題詞來推測而已。其次，此本上面也未見有藏書印，無法證驗parivraj兄的推測，即其底本是否為董康誦芬室藏本。據目測結果，與《古典戲曲叢刊》本也稍有不同。因《叢刊》本在書眉上題有評語，微捲本除書眉外，在正文中亦雜有評點語，惜無法判斷是後加或刊印時即有。若為藏書者所加，也許此本與《叢刊》本為同一版本；若非，則《嬌紅記》版本，恐較傅氏《全目》一書所載者為多。

parivraj兄由董康《書舶庸譚》「蓋同時鋟版」一語提出《嬌紅記》版本及刊刻時間的問題，是頗有意義的發現。因若相信祈彪佳〈孟子塞五種曲序〉非偽託，所言孟氏劇作撰著先後次序亦可信，則僅依據各本書前題詞、序文，並不能簡單推斷其作品刊刻順序及時間，即劇作撰成與實際刊刻時間，不一定等同。如祁〈序〉云：「《嬌紅》、《二胥》久行於世……而斯記（按，指《貞文記》）則攜至金陵，同志諸子為之鋟而傳焉。」然現傳《二胥記》所見最早版本為崇禎十七年刻本（據書前崇禎甲申〔十七年，1644〕秋日宋之繩序），較《貞文記》晚，與祁氏「久行於世」不合。徐朔方先生認為《二胥記》應撰於崇禎十七年明思宗自殺之後，孟氏將撰年提前一年，改為明亡之前，也是為了避免政治違礙。雖感覺其說理由並不充分，然亦無法詳論，且此文已尋索漸遠，為免枝蔓，茲不加討論。然不管孟氏此《記》撰於何時，其選擇在明末刊印（或再版），其中應有其用意，因此劇演伍子胥亡楚、申包胥復楚之事，頗切合明末情勢也。

《二胥記》崇禎刻本原為日人長澤規矩也所藏，北圖所藏乃其影鈔本，《古典戲曲叢刊》三集則據影鈔本影印。原本現已收入《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一輯第2冊，卷首有長澤氏中文識語云：

二胥記二卷一套兩本。明末孟稱舜撰，明崇禎刊本，大河內家舊藏書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圖書館所藏本尚從是本出。孟有《鴛鴦塚》、《貞文記》。《鴛鴦塚》傳本間有；《貞文記》一書，往歲鹿田松雲堂出售，久保天隨獲之，以歸臺北帝大藏。

其說頗有參考價值，併錄之以供參考。

parivraj

真是辛苦老兄了，不过这个问题倘不追到一定程度，想兄也不会甘心呢，呵呵。另外这讨论竟然把车车都惊动了，谢谢啦。

不过问题确乎是越来越多，虽然也有新的发现，毕竟还是文献不足。昨天停云兄说这次讨论在举证方面显得薄弱，一方面固然我的学力不逮，掌握的材料太少；另一方面能用的材料也是太过散碎——如果证据能成系统的话，之前探讨这个问题的专业学者们早就该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惜牵涉戏曲小说，情况多是如此，也无怪乎红学家要那样地探赜索隐了。

兄所找到的新材料，确实补充说明了孟氏三种曲的传本情况，至为可宝。刚才google搜索了一下，又发现两条可能有用的信息，转录于下：

一是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黄仕忠的《日本所藏稀见戏曲经眼录》（发表在《文献》2003年1月号上）述及长泽所藏《二胥记》。

四、新镌二胥记二卷
明孟称舜撰，崇祯十七年序刊本。为世间孤本。北京图书馆曾据此本影钞，《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复据影钞本影印。凡二卷三十出。
此为双红堂戏曲之第16种。重新装祯成大开本。内有长泽氏中文识语：
  二胥记二卷一套两本 明末孟称舜撰，明崇祯刊本，大河内家旧藏书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图书馆所藏本者，从是本出。
  孟有《鸳鸯冢》、《贞文记》。《鸳鸯冢》传本间有；《贞文记》一书，往岁鹿田松云堂出售，久保天随获之，以归台北帝大藏。
按：久保天随被日本学者评为“善读稗官”（据笔者所见庆应大学藏《香祖楼》燕台主人在函封所题），曾任教台北帝国大学；战后，其藏书归台北大学。
www.xiju.net/uploadfile/200442003035331.doc

这里引文和兄所引的段落仅差一个字，可评论的也不多。该文论其它九种戏曲版本都相当详细，惟这节寥寥数语，不知是没有材料可写呢还是网上版本较早，后来发表时还经过增补。所谓“崇祯十七年序刊本”我觉得倒是比较谨严的讲法，以序来断定书的年代未必可靠，兄在上面也有讲说，倘都在版本说明时加个“序”字，想来会少很多对于版本年份的执着。对于剧作的编年固然是研究中基础性的工作，但如孟氏的传奇作品，文献有限，能够大体断定年代也就够了，本不必精确到年的。北图电子书目著录《娇红记》也仅说是明崇禎（1628～1644）刻本。

但作者说明“北京图书馆曾据此本影钞”恐不精确，“北京图书馆”似乎是五十年代所改名，由其影钞似乎不现实，但目前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长泽的题记也用的是“北京图书馆”，不知何时所作），查北图电子目录未见著录这个影钞本——当然这跟讨论的问题关系无多。

第二段引文可能与本题较有关，出自南京师范大学孙书磊《<书舶庸谭>所载日藏中国戏曲文献考略》（原载《戏曲研究》第70辑2006年）:

31、《张玉孃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古越孟称舜（又题花屿仙史）填词，寓山主人评，序为寓山主人。久保天随藏。（卷三：三月十五日）

《张玉孃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的明代刊本有两种：一是，明崇祯间刻本，署“古越孟称舜著”，首载署“癸未孟夏望日稽山孟称舜书于金陵雨花僧舍”之《题词》，浙江图书馆藏有善本，《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以影印；一是，明崇祯间金陵石渠阁刻本，署“花屿仙史填词”，“寓山主人评”，除自序外，尚有寓山主人祁彪佳题词，久保氏所藏即此本。邓长风《〈孟子塞五种曲序〉的真伪与〈贞文记〉传奇写作、刊刻的时间》附记：“1997年7月，我读到傅惜华先生发表于1939-1940年的《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一文，始知《明代传奇全目》著录之石渠阁本《贞文记》即本此文；而傅氏1939年所见之本亦即董康1927年所见之久保天随藏本。此本辗转流落至台湾当在1939年之后。”1997年邓长风得到台湾清华大学王安祈教授等人帮助，得到若干复印页。据该附记介绍：石渠阁本扉页正中题“鹦鹉墓”三大字，右栏题“寓山主人评”，左下方题“金陵书坊石渠阁绣梓”，上眉横题“花屿仙史填辞”，上下册卷首皆有“台北帝国大学图书馆印”、“天随珍藏”等印。可知，石渠阁本《贞文记》现藏于台湾。
http://www.xiju.net/ReadNews.asp?NewsID=2109

这里提到浙江图书馆藏善本乃是《古本戏曲丛刊》的底本，不知何据。浙图网站查不到这本书。兄前此提到吴晓铃藏本为《丛刊》底本，想是《丛刊》本的版本说明如是，不该有问题的。吴氏藏书现多归首都图书馆，可是我这里查询其书目很不顺畅，无法取得有关的信息，若说他的书流到浙图，虽非全无可能，却实在蹊跷。又孙氏猜测“此本（按，指石渠阁本）辗转流落至台湾当在1939年之后”固不成立，但这倒引起我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傅氏著录“明崇禎間金陵石渠閣刻本，日本前「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會」藏，二卷。”并加描述，岂是其所亲见？毕竟从书本身是看不出“东洋文学会”来的，那么莫非日人所著书录如此提及而傅氏未亲见其书？

又者兄说“《叢刊》本在書眉上題有評語，微捲本除書眉外，在正文中亦雜有評點語”，因为从“北平圖書館”这个名字看，微卷应该是1949年前摄制的，而《丛刊》是五十年代的成果，那么如果微卷里的内容反较《丛刊》本多的话，似乎底本不同更为可能。

还从国图查到这么一个《贞文记》的版本，长乐郑氏旧藏的零本，不同于《全目》著录的传抄本。

题名责任者项 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 [普通古藉]  : 二卷 / （清）孟称舜撰
版本项 刻本
出版发行项 , 明末
载体形态项 1册
一般附注项 版心题鹦鹉墓贞文记
版本附注 9行20字小字单行同白口四周单边
载体形态附注 存1卷：卷上
--- 西谛藏书 NLC

《西谛书目》DX没有试读，不知对此会有怎样的说明。这里的著录比较奇怪的一点是这书不算善本，固然国图的古籍很丰富，但从兄所提供的信息看这书传本毕竟不多。另外把书定为明末刊本（未知何据），而孟氏定为清代人（而馆藏其它孟氏书皆标作明代人），不知当时馆员怎么想的，呵呵。看“9行20字”倒是跟北图的《娇红记》一样。

白草折

引用第21楼parivraj于2007-09-12 15:19发表的 :这里提到浙江图书馆藏善本乃是《古本戏曲丛刊》的底本，不知何据。浙图网站查不到这本书。兄前此提到吴晓铃藏本为《丛刊》底本，想是《丛刊》本的版本说明如是，不该有问题的......

我手上这本电子书《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封面有图书馆的印章“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parivraj

楼上白草兄想是看差了，我这里讨论的是《丛刊》所用的底本，而不是《丛刊》的收藏者。兄手上的电子书我也有，从数典下到的，上面的浙师院藏书印并不能起到判断底本的作用。《丛刊》的底本在扉页背面有说明“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影印绥中吴氏藏明末刊本原书版匡高二十公分宽十四公分”，另外比如卷上第一页有个“晓铃藏书”的印记，这些才具备参考价值。

说到这里，正好想起Y兄最初提到的“叢刊本開本較小，不知影印底本即如此，抑為出版時就底本加以縮印？”我所记得《丛刊》的开本并不大，跟“版匡高二十公分宽十四公分”比，应该是得缩印的，兄处有纸书，不妨拿把尺量一量，呵呵。

白草折

抱歉，脑子不管用，竟把底本跟该馆的藏书混了。显示其人之无知。


我的电子书，非来自数典。

yngwie

parivraj兄也挖了不少東西啊！黃仕忠先生一文，曾拜讀過。但看得是收入其《戲曲文獻研究叢稿》（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年）一書中的文字。黃氏是《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主編之一，《二胥記》影本書前之版本說明，應即據此篇文字增補的。但《叢刊》所收文字雖加詳，反倒不如原文矜慎。如兄所言，現傳戲作版本，除非有可靠材料可斷定其刊刻年代，如原文中稱「序刊本」是較好的。但後來改作的文字便成為：

《二胥記》……成於崇禎癸末（1643）春日，次年（崇禎十七年，亦即順治元年）刊刻行世。……本書影印之本即此初刻本。長澤規矩也舊藏，係世間孤本。後歸東洋文化研究所，為雙紅堂戲曲之第十六種。北京圖書館嘗據此本影鈔，間有訛誤。《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據影鈔本影印。

確認此本為「初刻本」，且「成於崇禎癸末」。呵呵！也許這斷語是對的，不過，經過上面一番討論，也明白其中有不少疑點，目前無法有文獻上的證據來支撐。又，文中久保氏的卒年亦題為「1937」，兄前文已引據其它材料指出此一問題了；文中又云：「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出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怪哉！至於所引長澤氏識語，未署年月，題簽時間未詳，僅能確定在久保氏卒（1934）後。兄注意及北京、北平圖書館名之差異，很是細心，不過，不知長澤氏與黃先生是否注意到此一差別，從而有意識地加以分別？

至於孫書磊先生的文章，則未曾寓目，謝謝告知！其中的一些問題，兄也指出了。我也不知道文中指出「浙江圖書館藏有善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據以影印」之說依據為何？吳曉鈴先生的戲曲藏書，已經以《綏中吳氏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學苑出版社，2004年）出版，《古典戲曲叢刊》也指出所收《貞文記》乃「影印綏中吳氏藏明末刊本」，難道還有另一「綏中吳氏」乎？至於兄提及傅先生如何得知石渠閣本的下落，是否曾親見此書，當年雖也覺訝異，但沒法回答老兄的問題啊！至於「此本（按，指石渠閣本）輾轉流落至臺灣當在1939年之後」之說，乃鄧長風先生的推測，與孫氏無涉，只是，他未指出其誤而已。又查核《西諦書目》，其中〈集部下曲類〉記有：

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存一卷 明孟稱舜撰 明末刊本 一冊 存上卷

此即國圖著錄之本，把此本標為明末刊本，即據鄭氏所定。疑鄭氏定為明末刊本，亦僅據序文題詞？《書目》中尚有：

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二卷 明孟稱舜撰 蓮勺廬抄本 二冊

搜尋了一下：張玉森，生卒未詳，號蓮勺廬主人，平江（今蘇州）人，同、光之際在世。未知國圖是否亦著錄此本？不知是否即傅氏《全目》中所指：北京圖書館藏二卷「傳鈔本」？據徐先生所考，孟氏卒於1684年，已至康熙年間，至於將孟氏定為「清代人」，似也不奇怪！

嗯，有點晚了。該去休息了！呵呵。

yngwie

前幾天去圖書館查看微捲，剛好遇到杜希德 (Denis C. Twitchett) 教授藏書捐贈典禮。雖然去時典禮已結束，但趕上當天開放參觀杜氏藏書的機會，運氣還算不錯。

杜希德教授（Prof.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1925.9.23~2006.2.24）是西方漢學界的大師，先後任教於倫敦大學、劍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並於1967年獲選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研究專長是中國中古史，他是《劍橋中國史》的總編輯，同時也是Asia Major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歷史類）的主編。有感於杜教授的辭世，對整個學術社群及曾經直接或間接受教於他的人而言，都是難以言喻的損失。經與家屬聯繫並獲得同意，將杜教授的藏書無償贈予F圖。這批藏書數量計約5,500種、共約7,500冊，特色是漢至唐代與東亞相關之研究。這份珍貴的遺產在F圖闢室集中收藏，命名為「杜希德文庫」。（據介紹略加刪節）

雖然有極少數稀見古籍被挑出集中展示，但總體而言，杜氏贈書中並沒有什麼珍本秘笈，大部分的藏書都是其治學範圍中最基本的參考書籍，如正史、會要等等，還有近現代重要學人的中、日、英文著作，及一些重要的學術刊物。

走出圖書館後，心中頗有些感慨。若杜氏一生的藏書大抵如是，數量也不算太多。當然，可能其服務及工作單位藏書豐富也是一個原因。不過，我想，能否在研究領域做出真實的貢獻，和個人藏書多寡，或是否得窺他人罕見的材料，顯然沒什麼必然的關係。真正的學問，還是從最基礎重要的文獻材料研讀爬梳而來的心得之說，這本來便是很淺顯的道理，可自己常常忘了。紙本要，電子版也要，書籍資料收藏算不少了，但用不上，再多藏書，也和你沒什麼關係啊！有些最重要的事，怎麼老是忘了呢！

parivraj

老兄半夜还来回帖，真让人感动。我手边没书，要挖东西只好google，而往往有得，此所以在某次提到用google来凑材料的帖子里我要向其致敬的缘故，呵呵，不过网上的版本毕竟不大靠得住，凑材料则可，做学问则不必可呢。

兄回帖以后，我的搜索也没有更多的收获，这里也无法再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就把兄回帖所提到的某些方面略加说明好了。

“北京图书馆”一名非1950年前所有，固然有可能某些人在此前就使用这样的名字，或者对于“北京”和“北平”不多区分，但我觉得总是长泽氏题记在后的可能性大，毕竟长泽直到1980年才去世呢。我所以提出这一点，应该说也有对黄氏行文的小小不满在内。长泽言“北京图书馆所藏本者，从是本出”者，并无问题，而黄氏说明时言“北京图书馆曾据此本影钞”，则于情理时势有所不合了。当然这个本子究为谁所影钞非我所知，更于此间的讨论无关，视之为小小的牢骚可矣，呵呵。

至于孙氏文中提到浙图所藏善本为《丛刊》底本，今天终于能检索首都图书馆的目录，所得结果证明孙氏所说为误：

索取号： (G)(己)/562
题名与责任者： 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善本]：二卷三十五出／(明)孟称舜著
版本类型： 刻本
出版发行项： 明崇祯16年(1643)
载体形态项： 2册；26×17cm
装订形式： 线装
分类号： 集部·曲类·曲别集·传奇·明
责任者： （明）孟称舜 著
一般附注： 责任者原题：古越孟称舜著。陈箴言、吕王师、俞而介、王毓兰同点正
版框高20厘米，宽14厘米
书前有作者题词
吴晓铃赠书
有“晓铃藏书”印记

又兄所提及《西谛书目》（旧版已下到，发在数典文献版）著录莲勺庐抄本，国图网上目录有之：

题名责任者项 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 [普通古藉]  : 二卷 / （明）孟称舜撰
版本项 抄本, 朱丝栏
出版发行项 : 古吴莲勺庐, 民国间
载体形态项 2册
题名附注 书名据卷端题
--- 西谛藏书 NLC

至于是否傅目所录抄本，我个人以为不是。因郑氏藏书是在其1958年遇难后转赠北图的，五年后《西谛书目》才编成出版，而傅目在1959年出版，未必能有机会利用这批藏书。国图所藏另有三个抄本，恐傅氏所指为其中之一。另外兄文有一笔误，《西谛书目》并非郑氏手定，而是北图王树伟、朱家濂、冯宝琳、冀叔英四位先生所编。说国图书目把孟氏定为清代人奇怪，并不是说这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对比该目录中其它孟氏作品、研究的著录方式来说的，在别处都标为明代人，而刻本时间也写明末的情况下，给孟氏标上“清代”就显得不合体例了。

又国图尚藏有民国时影印《贞文记》，为吴瞿安先生旧藏：

题名责任者项 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 [普通古籍]  : 二卷 / （明）孟称舜撰 ; （明）陈箴言等点正
版本项 影印本
出版发行项 , 民国间
载体形态项 4册
版本附注 有吴梅墨笔题识
--- 钤“霜厓藏曲”、“瞿安”印 NLC

未知影印此书者为谁，而底本又何若也。去文津街看看倒不费事（善本俺就没资格看了），但是还要上班，真郁闷。

至于兄今天所发的感慨，我也深有同感，尤其是这一年多所得的电子书实在也让我有时候觉得茫然。但是总觉得得看做什么学问（以及治学所采的进路）才好说访求罕见材料是否必须。另外，对于学科的整体把握以及实质性的成就也该跟极细微的探讨结合起来，这细微一方面固然是对重要基础文献能够独具只眼，另一方面我想也不该排除对于罕见材料的不懈追求的，毕竟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留下的痕迹总不完备，能得到一些重要的材料，或许能一定程度上改变已有的总体认识，另一方面材料太多的情况下，自己的掌握总有局限，也需要别人的成果来参考呢。只要认清学问根柢毕竟不在这些零散、外部的东西上，不对罕见材料过分的热衷乃至迷信，材料、书籍哪有嫌少的呢！

areslin

呵呵，学习了，谢谢lz

yngwie

一放假，人都變懶了！不過，也許如parivraj兄所言，依目前所據資料，這問題沒有太大的進展空間了，腦子便停頓了下來。呵呵！長澤氏中文題記成於何時，稱「北京圖書館」是否有其用意，沒有材料，也不敢肯定地說，只能存疑了！黃、孫氏文中的問題，上文略有討論，兄言對黃氏行文略有小小的不滿，可以理解。不過，想來吃燒餅要不掉芝蔴，實在是挺難的。一笑置之也無妨，呵呵！

前文提及國圖是否亦著錄「蓮勺廬抄本」，此本是否即傅氏《全目》一書中所指北圖館藏二卷「傳鈔本」？兄已加以解答，所辨亦甚為明晰，自己一時無根之聯想，慚愧。又據兄所提另外著錄之《貞文記》版本，想來，目前所知之版本，已超過傅氏《全目》一書所載。不過，因詳細版本資料較少，也不知有何探討的空間。至於上文：孟氏卒於1684年，已至康熙年間，將孟氏定為「清代人」，似也不奇怪！云云，因兄所言未詳，故有誤解。呵呵！

最後，兄所言治學與研究材料之間的關係，我亦甚為贊同。前文所言，僅為一時感慨，倒不是說治學完全不需要注意新，或罕見材料的搜集與整理，僅是認為不要過於執著而深陷其中，如是而已。對文史之學有興趣的人，大多有這個毛病，自己便是其中一人啊！這毛病得調適調適。一笑！

parivraj

呵呵，老兄假期里还来回帖哦？辛苦辛苦～～

由白草折兄在另一个帖子里的说明，可知“北京图书馆”在日据时期曾经采用过，则不管长泽氏在其时抑之后写下这一小段题记，其采用这个名称的缘故都可作通顺的解释了。本来也觉得，即使长泽在50年代以后作此题记，也不该跟着大陆对北图的改名而改称的，但当时未加深考（尤其没有仔细google，呵呵），倘非白草兄提醒，还真就听之任之了。

白草折

找到一点《二胥记》的资料，一篇长泽规矩也 写的关于藏书的文章。注释上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长泽规矩也编　昭和三十六年）より转载
昭和三十六年，约西元1961年。
http://hong.ioc.u-tokyo.ac.jp/nagasawa.html

上传二张图片
(1)《二胥记》长泽规矩也的卷首题字
(2) 孟称舜的友人马权奇《二胥记》题词，篇末有“崇祯癸未季夏六月”，这是“癸未”的来源。

白草折

找到长泽规矩也藏书相对应的中文说明，我们好像偏离了《贞文记》，但都是同一位作者，《二胥记》的资料，相信对研究《贞文记》也有帮助吧。

双红堂文库的内容，是由长泽规矩也先生所收集中国明清时代的戏曲小说类古书，约550部（约3000册）。这些书籍可细分为戏曲类380部、小说类172部。关于“双红堂”这个文库名称的由来，长泽先生是这么解释的。

“我的藏书目录是仿效藤冢邻博士制作的，最早的收录年代是大正十四年。在大正十四年的九月十二日，我从琳琅阁书店那里购买了宣德十年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二卷二册，但这本书遭到虫蛀的情况相当严重，原主觉得没办法用了，才卖给琳琅阁的。因为这本书实在太破了，我便拿给和田万吉博士看，并拿给池上进行重制，结果整本书籍的版面型式却完全变成了日式。重制费用是书籍价钱的二分之一，而这就是双红堂这个名称的由来。”

虽然文库名称的由来“娇红纪”，现在并未收录在双红堂文库中，但文库所收录的书籍，都是长泽先生花费长年心力所收集而来，其中包括许多孤本、珍本，可说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一个珍贵文库。

yngwie

謝謝白草折兄提供的版本資訊。不過，在前面的帖子書已提到過：

《二胥記》崇禎刻本原為日人長澤規矩也所藏……現已收入《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一輯第2冊，卷首有長澤氏中文識語云：

二胥記二卷一套兩本。明末孟稱舜撰，明崇禎刊本，大河內家舊藏書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圖書館所藏本尚從是本出。孟有《鴛鴦塚》、《貞文記》。《鴛鴦塚》傳本間有；《貞文記》一書，往歲鹿田松雲堂出售，久保天隨獲之，以歸臺北帝大藏。

《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影印所據底本，與您在帖子中所附插圖的版本完全相同，故此一資訊，對相關問題的探討，恐怕幫助不大。不過，還是謝謝您提供長澤氏「雙紅堂文庫」網上查詢的資訊，可惜我不懂日文，部分資訊沒法利用。慚愧！

又，「宣德十年（1435年）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為明人劉兌所撰，也與孟氏《新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不同。

白草折

上面您二位早就提出他人引用的长泽氏卷首识语，提了还不仅一次，白草当然看见了。

上传日藏书「原图」，仅希望能找出原文件，非仅阅读他人的转载与批阅，或您早见过这张长泽氏书写画面的影本?那白草误解了。
对我个人而言能看到长泽氏的中文书写能力，我觉得都是一种亲眼目睹与了解。他写的有些字我看起来很吃力，还得搭配他人“引用文”，阅读、比对。

又，您不以为然的“成于崇祯癸末”之说，白草找到他人这样说的凭证，成立与否还不知道。也许您约略带过地说，其实已知道他这样说立论的来源，我可能误解了。

yngwie

呵呵！您上傳這些資料當然是有用的，只不過，因我原先確實「见过这张书写画面的影本」，所以對我自己幫助不大，上帖的意思只是如此，請勿誤會啊！

以《二胥記》成於崇禎「癸未」云云，基本上是據書前所引序文、題辭來斷定的，前面和p兄也討論過許多了，主要的意思不是全然否定此種方法的可能性，而是認為，應該儘可能找出比較直接的證據，如刊刻時所附牌記等資料；況且，前文已提過了，劇作撰寫完成和實際刊刻的時間是否一定相當接近，又是另一回事。針對《二胥記》是否成於「癸未」云云，我只是提出祁氏序文來質疑它的可靠性，當然，我也引了徐朔方先生的說法，雖然認為其說成立可能性不大，但也可證明，這並非我一人臆想的。本來可確切斷定的材料便少，劇作版本可供比勘的也不多，才有上面的一些討論。

一些想法，還請指正。

parivraj

我的电脑想是中了病毒，本想保存写在记事本里的回帖，结果帖子却不见了，莫明其妙。没那么多时间完整地重写了，仅就记忆所及，复述一下吧。

首先当然是要感谢白草兄的热心，兄所提供的资料相当有价值呢。

长泽氏的识语我没见到过，但兄所提供的网站则去过。因为数典上有人发东大的善本书，所列目录里把这批戏曲标成了表示尚未上线的黑色，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再去查，现在想来，倘不是兄提起，我还真就要长久地错过这座宝山了。从这识语的原稿看，则上引黄仕忠文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本者”“者”字为误；而对照网站的著录情况，“序刊本”的说法也来源于长泽（兄后一帖所引“我的藏书目录”云云，明长泽曾手订书目），后来黄氏作《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的说明，对此似乎不那么注意了。

至于长泽氏的“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文，则更是精彩。我不通日文，但就是这么半蒙半猜，也颇觉趣味。文中提到与傅惜华先生的交往（是说傅先生赠书给他吗？看不懂，在线翻译也不好用），则或许《全目》所著录《贞文记》的信息就来自长泽的介绍。又提到北图“转写”《二胥记》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解答了我上面的一个疑问。另外，他接触中国戏曲曲艺的过程，所收的花部俗曲本子，对我来说都很可注意，不知国内研究者是否利用到了这样的一批收藏。

最后想说的，是这次讨论固然由《贞文》而起，但逐渐牵连直到现在，或许可以说问题已经由《贞文》的刊刻时间扩大到对孟称舜传奇创作及其作品刊行的一个整体把握了，所以白草兄能对这个其实挺琐细枯燥的话题感兴趣，进而提供关于《二胥》的材料，Y兄跟我都是非常欢迎的，毕竟对于日文资源我们虽然也知道可能有有用的材料，但能够利用的十分有限呢。关于兄所提到别人立论认为《二胥》刊于癸未的凭证（而如上所述，由兄所给的资源来反观黄氏对长泽藏《二胥》的两次说明，似乎可说有些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立论”呢），Y兄也已回复——因为靠序文时间断定版本年代的办法，仅仅能知道一个上限，至于作序跟完稿的先后关系，作序与刊刻的时间间隔，或者“改题”年代的可能性有无，这诸多问题，都不能靠现见的几个版本来最后断定。牌记既然是没有的（有也未必不可以“改题”，呵呵），而旁证（比如参与或者知情者的记录）的搜寻，在诸位前辈学者蒐讨之后，想必已如大海捞针了。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我跟Y兄的共识是相信祁氏序文的可靠性，从而也就相信《贞文》刊于明末，进一步说《二胥》、《娇红》亦如是。而接下来的问题——比如Y兄曾于8楼提到的孟氏何以在明亡后极少再有创作，我们可以作各样的设想，却也无从论证了。从另一方面讲，徐朔方先生的大胆设想所举的各种证据，有的可以加以反驳，有的则难以证其必无；即如祁氏序文所标举各剧顺序，也有无法从现见各本得到证实的问题。因此，能够尽可能地搜集有关的信息并加以系统的梳理，大致形成一个假设和矛盾都较少的观念，能对此前各家的研究（我想可以涉及关于孟氏的很多研究）有一个较公允的评价，我觉得可以说已经不枉费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了，不知二兄以为然否？

parivraj

呵呵，给Y兄挑个小错哈～
“癸未”不是“癸末”哦，老兄的输入法是不是有点小问题呢？我的紫光近来就老跟我闹别扭。

白草折

“台北帝大藏”“北京图书馆所藏本者从是本出”
两者乃一对称的称呼，parivraj兄对黄氏的不满，现在很能感受，他似不够审慎，资料上也没能充分利用和说明。yngwie兄可以先搁一搁，再出发，再搁一搁，不放弃追踪，一定还有探索的空间。

parivr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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