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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理想主义与集体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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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31 15:5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但一种理想如果付诸集体的实践,它就有可能在客观上走向它的反面

这句话是在《可可西里》影评上读到的话

起初,我不很明白
后来
例子越来越多,我渐渐明白了一点
貌似有本书大概叫《组织行为学》,貌似说,个人加入一个或创建一个组织是为了某种目的,到了后来,做所的事就都变成了维持这个组织的存在

例子1 上:

台灣的科研不是日本人奠定的



張之傑

劉昭民





李前總統為了遂行其埋藏心底的長期心願,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從教育入手,炮製《認識台灣》等教材,貶抑光復後的「外來政權」,吹噓日本帝國主義的治台成就,希望經過若干代的「教育」,建立起私淑日本的台灣民族主義,為獨立建國創造條件。《認識台灣》對於日據時期台灣的學術發展作了如下陳述:



一九二○年代起高等教育設施日漸完備,而漸成為學術研究的中心。這一時期,台灣的學術研究是配合殖民政策而發展。其成績卓著,可說奠定近代台灣人文、自然及科學研究的基礎。



對於上述陳述,劉廣定教授撰有論文〈日據時期台灣之化學研究初探〉加以駁斥:「就自然科學之基礎──數學和物理而言,日據時代專門培養人材的機構,如台北帝國大學,並無專習數學之學生。物理雖理農學部有一物理講座,負責物理教學。據陳卓的報導:日據時代台灣各中等學校之物理教師亦皆為日人,台灣本地人專修物理者絕少,為後人所知者僅許振聲一人。」



至於化學,劉教授指出,雖有潘貫等本地學者,但光復後之研究方向皆與日據時代無關。因而「台灣化學研究的基礎是光復五十餘年來國人自己努力所奠定。雖然早期的多位前輩學者之研究能力與經驗得自其日本老師,但日據時期台灣的化學研究並未奠定近代台灣化學研究的基礎。而後期學者之研究能力多是美國老師傳授,同樣也不能說當代台灣之化學成就乃美國奠定。」因此《認識台灣》教科書的陳述,「至少就數學、物理、化學三門主要的自然學科而言,顯然並不正確。」劉教授大文刊《第五屆科學史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國際科學史委員會發行),有興趣的讀者可往圖書館查閱。



自然科學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基礎學門。劉教授大文未論及生物學與地球科學。我等鄭重呼籲,生物學與地球科學界前輩學者,應站出來仗義執言,使李前總統等的陰謀\無法得逞。我等分別習生物及地理,謹就生物學及地球科學略陳所知、所聞,以期拋磚引玉。



就生物學而言,日據時期曾有不少日本生物學者前來台灣作調查研究,其成績相當可觀,但並未培植本地人才。台大植物系退休教授李學勇先生於民國三十五年來台,對於日據時期生物學界狀況知之甚詳。李教授對筆者(張)說,日據後期,日本人在醫學和化學方面培養了一些本地人才,但在生物方面卻只培養技工。當時的技工大多小學畢業,所以光復早期的生物學教師,全都藉助內地人士。



光復當年,台大成立植物系(主任羅宗洛)、動物系(主任朱洗),翌年師範學院(師大前身)成立博物系(主任李亮恭,民國五十年稱改生物系),開始培養生物學人才。民國四十四年東海大學成立生物系(主任為某外籍人士),四十五年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成立植物系(主任易希道),五十一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植物所(所長李先聞)、動物所(所長梁序穆),五十三年輔仁大學成立生物系(主任扈伯爾神父)……台灣的生物學事業次第展開。



就地球科學而言,筆者(劉)曾撰〈日據時期的地理學研究〉,刊《第四屆科學史研討會論文集》。日人的調查研究成績雖頗有可觀,但基於殖民心態,不肯培養本地人才。在地理學方面,日人田中薰等做過不少調查,但台北帝大沒有地理學課程,當時本地人沒一位學地理的。在地質學方面,日人做過很多調查,但直到日據後期,才在台北帝大理農學部設立地質講座,由早●(左土右反)一郎主持,本地學生有林朝棨、顏滄波、張麗旭等數人。光復後,政府派畢慶昌、徐鐵良等前來成立「台灣地質調查所」,顏、張兩人進調查所工作。馬廷英、阮維周等前來創立台大地質系,才開始培養本地地質人才。



在氣象學方面,台北帝大並無氣象學課程,官方雖在各地設立測候所和氣象站,但排斥本地人參與,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因人力不足,「總督府測候氣象官養成所」才招收本地學員,但錄取人數和日籍學員不成比例。光復後這些測候人員大多堅守崗位,但限於學歷,日後的氣象學教育仍需藉助東渡的氣象學人士。



整體來說,地質學有點像化學的情形,日據時期雖培養過少數本地人,但他們日後的地質學研究,和其師承並沒有什麼關連。又因為人數很少,所發揮的作用也就有限。地理學和氣象學的情形類似生物學,因為日據時期未曾培養本地人才,當然談不上什麼「奠定基礎」了。



就生物學和地球科學而言,因為日本人不培養本地人才,所以一旦撤離,其調查研究隨即人亡政息。台灣生物學與地球科學之有今日,完全是光復後國人自行努力所致。年輕朋友如其不信,可到圖書館查閱民國四、五十年代的教職員名錄,或畢業紀念冊,或學刊、學報,當知我等所言信而有徵。



于右任先生晚年曾寫過一首詩,其中兩句:「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慨嘆世事詭譎多變。當此親日、媚日甚囂塵上的時刻,我輩縱使無法力挽狂瀾,亦必須諤諤直言。以劉廣定教授的大文配合我等的淺\論,結論已十分明白:台灣的科研不是日本人奠定的。

(原刊《科學月刊》)

例子1 下

台湾森林探险 [海外中文图书]  : 日治时期西方人在台湾采集植物的故事 / 吴永华著. -- 台中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3. -- 205页 ; 21cm. -- 957-455-438-4 (精装)  : TWD300.00

台湾动物探险 [海外中文图书]  : 十九世纪西方人在台湾采集动物的故事 / 吴永华著. --
台中 : 晨星出版公司, 2001. -- 317页 : 图 ; 22cm. -- (台湾历史馆; 21). -- 957-455-013-3 (精装)  : TWD350.00

被遗忘的日籍台湾动物学者 [海外中文图书]  : 这土地的动物,因他们而被人熟知 / 吴永华著. --
台中 : 晨星出版社, 1996. -- 320页 : 照片 ; 22cm. -- (台湾历史馆; 1). -- 957-583-501-8 (精装)  : TWD350

台湾植物探险 [海外中文图书]  : 十九世纪西方人在台湾采集植物的故事 / 吴永华著. --
台中 : 晨星出版社, 1999. -- 302页 : 照片 ; 22cm. -- (台湾历史馆; 11). -- 957-583-739-8 (精装)  : TWD320.00

被遗忘的日籍台湾植物学者 [海外中文图书]  / 吴永华著. --
台中 : 晨星出版社, 1997. -- 474页 : 图,照片 ; 22cm. -- (台湾历史馆; 4). -- 957-583-570-0 (精装)  : TWD350

题名 台湾鸟类研究开拓史 1840-1912 刘克襄著
出版发行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民国78.8[1989.8]
四层中文自科图书区  59.1915 192




例子2:

  一,葛利普是一个外国学者,他之所以到中国来研究学问,是由于中国有优越的地质环境有很丰富的材料可供他搜集和研究,当时中国的地质科学又尚在萌芽时期。这正表现了殖民地文化的特点。该文无原则的赞扬葛利普的工作,是丧失立场的

  二,其次由于过分的赞扬了葛利普的工作,抹杀了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和成就,便形成了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完全是由葛利普推动的错误……

  三,该文赞扬葛利普的理由,是由于他在研究过程中附带的培养了许多人才………这是企图把纯技术观点提高到和革命精神同等高的地位上来,实际上推崇了纯技术观点

  四, ………所以得出葛利普是“全心全意为中国文化科学教育事业而努力”这一违背事实的结论,这种非科学的对待事物的态度,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例子3

“你是日泰的人吗?”——怎样对理想主义作出现实主义回答。
  
  “你是日泰的人吗?”这句话在《可可西里》首尾两次出现,它虽然出自盗猎者之口,但它成为一种拷问:是或否,就是死或生。影片开头,一名巡山队员在回答“是”以后,立即被盗猎者枪杀。这也是影片带给我的第一次震撼。影片结尾,日泰被盗猎者枪杀以后,盗猎者问一直跟随日泰的记者:“你是日泰的人吗?”
  
  我觉得,这也是向导演和观众发问,因为该记者是作为影片的叙事人和目击者出现的,从角色投射的角度说,他正是导演和观众的化身。但影片回避了 “你是日泰的人吗?”这一拷问。记者自己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是知道他的记者身份的盗猎者对不知道他的记者身份的盗猎者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设想,如果情节稍作改动,记者不得不自己回答这一问题,他该怎样回答?是?不是?这是个问题。
  
  导演回避了这一可以把情节再往前推一步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作出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的选择,或者说他感到了选择的难度而只好巧妙地模糊了这一问题。这样一来,影片便继续蒙着一层理想主义的面纱,不至于太让人感到现实的残酷。“你是日泰的人吗?”如果记者回答“是”,这无疑是理想主义的煽情,是光明的尾巴。如果记者回答“不是”,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回答,现实主义的回答,但不是一个符合理想的回答——在当下理想主义失落的语境中,导演也许不忍这样回答。
  
  实际上,作为个体面对生死的选择,记者若作出这样否定的回答,是应该赢得尊重的。日泰拒绝盗猎者的利诱,为他的理想而死,固然值得尊重,但一种理想如果付诸集体的实践,它就有可能在客观上走向它的反面——比如日泰也卖皮子,比如个体为集体作出的牺牲。为理想而死当然会给人带来震撼,但这种震撼往往是瞬间的,没有生活之流所挟带的韧性,不能带给人日常的因而也是长久的感动。具体到影片,让我感动的不是片头那位巡山员的突然毙命,不是那位被流沙吞没的司机(顺便说一句,这一场景因脱离了全片所设置的记者视角,镜头推得越近,艺术上的力量反而越弱,至少我看的时候就走神:这是在拍电影啊),而是那位因为生计而给盗猎者剥皮子的老人,正是他,在影片的最后闪出了普通人身上人性的光辉——他轻描淡写地告诉困境中的记者:
  
  “跟着我们的脚印,走五里就到公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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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1 14:11: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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