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力语要之二:“匹夫有责”之老调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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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学者必先立志……所立何志？即不私一己之心之志。易言之，即公一己于天地万物之志而已……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事皆分内事……天下事，无大无小。量己才力所胜任者，以真实心担任作去。（《十力语要》卷二〈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

这段话为顾炎武的那句名言作了最好的注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们往往在谈到大的社会动荡时提起这句话，这没有错，但这不意谓着每个人都要做出惊天举动和大的贡献，也不意谓着在其它历史时期人们就可以丢掉心系社稷的责任感。以熊先生自己为例，他的一生似乎与政治无瓜葛，近现代的政治舞台也似乎见不到他的踪影，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就没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呢？非也。仍以《十力语要》为例，它在卷一附了传文六首和志一首，这七位传主都曾为革命走与呼，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正是熊先生为他们作传的原因，他们的革命经历也构成了传的主要篇幅。今天看来他们都寂寂无名，要不是熊先生为他们作传，除了他们的后代恐怕没有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一生确实没有影响历史进程的惊人之举，但他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都有一颗拳拳之心，这就值得我们敬重。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熊先生并不是一味钻进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还是心系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的。只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学术而不在政治。

前一段时间翻阅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见到余氏批驳了这样的观点，“道学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则哲学史家往往置之不论……有意无意之间也造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即儒学进入南宋以后便转而向内了。用传统的语言说，南宋儒学的重点在‘内圣’而不在‘外王’”。用熊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侈谈空理，而轻视事为”。事实上，有宋一代，士阶层“在政治上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一）“打破‘士贱君肆’成局自始至终是宋代儒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余先生把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建立期，第二阶段为定型期，是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结晶是熙宁变法”。第三阶段为转型期，即朱熹的时代，这一阶段“开始发生变异，但并未脱离原型的范围”，而是“连续大于断裂”。“他们的理想主义较之北宋诸儒似乎蒙上了一层忧虑的轻纱，然而并没有褪色”，他们仍然不曾放弃理想。谈到变异，“‘道学’的完成恰好便是这一阶段中最大的变异”，他们对儒学的不朽贡献“毫无疑问是在‘内圣’方面，但是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实现”。“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作准备的”，因为“他们深信‘外王’首先必须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他们转向‘内圣’正是为了卷土重来，继续王安石未完成的‘外王’大业。”余先生在自序二中以陆九渊为例，说明南宋诸儒的最大梦想就是“得君行道”或“君臣遇合”，只是他们的美梦破灭了，他们不得不继续潜伏下去。但蜇伏不是退出，而是待机而动，“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