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瓦解中国静悄悄…… （上）

帆帆

黎阳：瓦解中国静悄悄……


发表时间:2006-04-15 21:59:10 点击: 3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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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瓦解中国社会

中国的“精英”们正悄悄地、有条不紊地瓦解中国。他们已经使中国农民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他们已经使中国工人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他们正在使其他普通中国人走向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在组织上瓦解中国人的同时，他们更在精神上步步紧逼，瓦解中国人的凝聚力。他们制造贫富对立，制造利益集团跟普通人民群众的对立，制造官民对立，分裂中国社会，瓦解中国人的认同感。现在中国社会但凡发生涉及“富人”、“官员”的事故，老百姓会如何反应？比如06年3月26日，山西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警车被扭成麻花，车上的人全部死亡。当事故刚一发生时，社会上是一种舆论；而当传开“车上所乘两人为洪洞县地矿局某领导夫妇”时，社会上立刻又是一种舆论。类似情况何止一次两次。有人说这是“仇富”，有人说这是“仇腐”。不管孰是孰非，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中国人之间在感情上已经有了深刻的裂痕，如果不是说对立的话。至于种种有关公德败坏、损人利己、面对歹徒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之类的报道事例更是不计其数，以至于大家都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这一切是民族凝聚、社会和谐的征兆吗？

温家宝总理视察工作时屡次识破当地官员的谎言，直接接触人民群众，了解到实情。这一方面固然能反映出温总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但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一个更严峻的事实：一个政府的官员跟这这个政府的最高首脑不仅不一条心，而且公然撒谎，“谎报军情”，封锁围堵，阻挠了解实情。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一再发生，各地都有，发生后人们不但不以为怪，不以为耻，而且司空见惯，甚至传为美谈。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真把国家总理和政权的其他部分当成了“自己人”吗？或者说，还真正把自己当成是属于这个政权的一员吗？一个政府的一部分处心积虑对付的居然是属于同一个政府的另一部分，甚至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首脑，以至于有人感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一个统一的政府应有的正常现象吗？说严重点，如不能根本扭转，那这就是解体的前兆。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
应该是同心协力，至少不同心也要协力。不同心又不协力的组织已经属于苟延残喘；而公然欺骗，软磨硬抗，实际连起码的组织原则也不要，则属于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自己名义上所属的这个组织。如李文娟案，国家税收总局的负责官员不但不关心如何防止偷税漏税，而且居然出卖打击举报人，合伙营私舞弊对付自己所服务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国家政府这个整体还值几文？如果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岂不等于容忍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可以自行其是对抗这个政权本身？这种情形是极其偶然还是已经普遍成风？如果各部各地上上下下皆如此，那即使不算“分崩离析”，至少也在从“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走向离“四分五裂”。

二．瓦解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精英”们已经成功地搞垮了相当一些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力，搞得他们弄不清什么算“对”，什么算“错”；什么算“荣”，什么算“耻”；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弄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在把自己引向毁灭，谁在把自己
拽出深渊；谁在苦口婆心，谁在笑里藏刀；弄不清中国历史上谁是汉奸卖国贼，谁是民族英雄；弄不清如今究竟应该相信谁，拥护谁，反对谁。如果分不清敌我，不知道该瞄准谁打击谁，再强大的武器系统也毫无作为，有等于没有；如果闹不清职责定位，不知道该对付谁保护谁，再庞大的政权机器也只会自我对抗，自己收拾自己。精神上垮了，物质上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思想上乱了，组织上的解体指日可待。这正是“精英”们不动声色翘首以待的结果：当“精英”们“图穷匕现”、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瓦解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时，那些中国人即使不群起响应，至少也会麻木不仁，袖手旁观，而不会挺身而出，坚决捍卫。

三．瓦解中国政府

当然，“精英”们瓦解中国的技艺已经日臻成熟精湛，不会轻易明目张胆直截了当要求共产党下台。他们运用最娴熟的手法还是以“改革”之名行瓦解之实。君不见2006年3月4日的“西山会议”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锋芒矛头一下子
全集中指向了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收拾中国政府：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主要在企业层面的改革进入到了政府层面的改革。（张维迎）

——中国加入ＷＴＯ，面临最大挑战的是政府自身；世贸组织与中国达成的议定草案，在总共１９条规则中，全部都是针对国内行政管理体制的。面对全球性竞争压力，政府主动变革、放松管制将成为上策。（张维迎）

——如果说前２０年的改革取决于如何改企业的话，那么后２０年的改革将取决于如何改政府。（张维迎）

——“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李曙光）

——“现在是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李曙光）

“精英”们毫不掩饰：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是夺中国政府的权。张维迎说：“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樊纲说：“目前，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是我们的改革方向。”

从“提高效率”到“产权私有”到“政府缩权”，“精英”们的“改革”总算“图穷匕现”，从经济走向政治，从产权走向政权，进入了“改革攻坚”的“最后阶段”。

（巩献田教授从宪法的角度评价《物权法》（草案），“精英”们暴跳如雷，一口一个搞宪法的没资格过问民法，“你不懂，等学懂了再来说”。那时“精英”们强调的原则是“专业对口”。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们个个跨行业玩开了政治，搞起“政治改革”来了。什么“专业对口”，这会儿全滚一边去了。可见“专业对口”不过是“精英”们对付别人的借口。这就又一次应了鲁迅的名言：“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精英”们“改革”国有企业，结果是把国有企业给改没了。现在“精英”们“改革”中国政府，是不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员领导的政府也给改没呢？正是。别忘了“精英”们的座右铭：“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可见“精英”们表面上的冠冕堂皇都必须倒过来理解。他们说“打左灯”，实际指的是“向右转”。他们说“改善”，实际指的是“搞垮”。他们说“改革中国政府”，实际指的是“瓦解中国政府”。不信？看看国有企业的例子，看看“精英”们一贯的流氓无赖行径，再看看“精英”们的不打自招。

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宣布共产党“非法”，宣布“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宣布“图穷匕首现”，宣布“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据香港明报报导：“贺卫方昨日对本报表示，网上的纪录有点错误，但基本差不多。对于有人指他借「改革」名义妄图「分裂党」、「颠覆政权」，他笑说：「学者那有这样的能力。」”（见2006年4月9日【凯迪网络】：“北大教授多党论惹争议”。）注意贺卫方的答复：“笑说：「学者那有这样的能力。」”看清楚没有？贺大“精英”丝毫不否认要“分裂党”，丝毫不否认要“颠覆政权”，而是肆无忌惮明目张胆笑嘻嘻地供认不讳：想是很想的，只是可惜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过不要紧，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办法就是一面加紧积蓄自己的能力，“慢慢形成一个小群体”；一面不断削弱对手，借口“缩权反腐”来“改革政府”，利用“改革政府”来逼宫，零敲碎打蚕食中国政府的权力。“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斧断，水滴石穿”。
如此此消彼长，总会有“有这样的能力”的那一天。那时可别怪“精英”把「分裂党」、「颠覆政权」付诸实施。人家今天已经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四．谁制造了腐败

颇为新鲜的是：“精英”们这次“改革”中国政府最大的“理由”居然是“反腐败”。张维迎这次一反常态，俨然以反腐斗士的姿态横枪跃马，赤膊上阵，义正词严要与腐败决一死战。而张大教授比其他反腐英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跟腐败本身直接过招，而要釜底抽薪，铲除“腐败之源”。据张大教授说这个“腐败之源”就是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管制。在张维迎嘴里，中国的政府管制简直坏透了。因为：

——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

——管制造成大量成本：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

——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

——管制导致信誉丧失和税收流失。

——管制越多，腐败越多。

——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

——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

——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

……

总之“精英”们的“理论”是：腐败源于政府管制。要彻底反腐败就必须取消政府管制，“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只可惜张维迎之类“精英”高唱反腐败，实在如同婊子论贞操，强盗谈法制，小偷讲道德，骗子说诚信。如今中国社会无孔不入的腐败是哪里来的？正是他们这些“精英”处心积虑蓄意制造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腐败有理”，为腐败提供了“理论根据”。张维迎如今大喊大叫反腐，鼓吹“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似乎惟有他张维迎反腐败比谁都积极，要反就从“腐败之本”反起。而同一个张维迎当初是怎么说的？“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再看看张曙光的高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有这样的“理论”撑着，腐败有了“理论武装”，从“见不
得人”顿时变成了“理直气壮”，岂有不泛滥之理？

——他们用“经济人”、“理性人”等“理论”，把“个人利益最大化”、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等行为“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人类本性，既为党政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制造“理论根据”，帮他们扫除“心理障碍”，又为让全社会容忍腐败现象制造“舆论环境”。

——他们鼓吹取消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管。根据他们的“理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取代了党委负责制，个人专权取代了集体领导，一把手成了实际上谁也管不了的土皇帝。这就从组织上体制上扫除了腐败泛滥的一切
制约。

——他们把社会价值观金钱化，煽起了金钱崇拜狂潮、物欲攀比狂潮。张维迎在《为“钱”正名》一文中宣布：“钱是社会的‘奖章’。”结果是社会上“笑贫不笑娼”、“不管合法非法，能捞才是好猫”成为“时髦”，奉公守法反成了“异类”；腐败才“正常”，不腐败反而被孤立。即使你本人不想腐败，也未必顶得住来自上下左右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压力打击，不得不“随大流”。

——他们制造腐败最毒辣的一着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提前退休”。这不仅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让中国政府失信于民，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破坏极其恶劣，影响极其深远。过去人们相信组织，相信生老病死有依靠，无后顾之忧，因此安然接受低工资，不盘算着“留后路”。然而这种信任信心突然之间被“精英”们一扫而光。“精英”们用这着一下子就瓦解了政府的诚信、人民的自信和社会的利益认同。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从此从“利益共同体”分裂为“利益集团”，社会凝聚力从此走向瓦解。

商鞅变法，首先取信于民：“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而“精英”们的“改革”却首先耍无赖，公然赖掉了对下岗工人、退休人员承担的保障义务，任凭这些丧失劳动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的人自生自灭。任何人只要看到靠低工资过了一辈子、毫无积蓄却突然丧失生计的下岗工人和退休人员的惨象，再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命运，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暗自心惊，想到了自己”。其直接后果是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
，不得不一切靠自己，“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这实际摧毁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信心和忠诚。从此没多少人当真敢指望靠社会保障体系养老过日子，都不得不拼命存钱以防万一。而这等于是靠个人工资来解决应该由真正的保险公司来解决的问题，等于强迫人人为自己开个“保险公司”。这实际办得到么？实际的后果一是人们拼命弄钱又不敢花钱，结果就是国内市场的萎缩。二是逼当权者有机会就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结果就是腐败盛行。这是在“杀鸡吓猴”、“逼良为娼”，用下岗工人和退休人员当“反面教员”：“看，这就是不为自己打算的下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际是逼着当权者不敢不腐败。

“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把持改革大权的“精英”让政府带头失信于民，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风气败坏，诚信沦丧。没有社会诚信，靠社会诚信为基础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就无从谈起，有人盯着都造假，没人看着更翻天。要执行规章制度，累死忙疯都不管用。你十个手指头摁住十个跳蚤，碰上第十一个就傻眼，碰上成千上万个只好干瞪眼，最后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规章制度失灵，贪污腐败必然横行。

总之，“精英”们软硬兼施创造了一个逼人腐败的大环境：有“理论”，有舆论，有引诱，有逼迫，上边罩着，下边拥着，前边拽着，后边抽着，四面八方哄着骗着哭着闹着勾着引着逼人下水上贼船入伙，参与腐败。中国的腐败猖獗完全是“精英”们一手包办的杰作。他们鼓励腐败，赞扬腐败，纵容腐败，包庇腐败，制造腐败，竭尽全力为腐败创造一切有利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腐败不泛滥成灾那才是咄咄怪事。

四．腐败背后的连环计

“精英”们制造了腐败又高唱反腐败，一手装鬼一手捉鬼，到底捣的什么鬼？
他们当真改邪归正，真要反腐败了？活见鬼。上述造成腐败泛滥的种种因素他们一个都不碰，专门在权力上大做文章，绕了半天实际的意思是说腐败是共产党执政造成的，要彻底反腐败就得夺共产党的权。反腐败是假，借题发挥夺权乱政是真。这才能解释“精英”们为什么先当婊子后立牌坊，鼓吹完“腐败有理”再鼓吹“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因为这是个连环套。

有人以为“精英”们当初鼓吹“腐败有理”是因为他们拿了贪官的好处，为“利益集团”说话。其实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原因。这样想不仅太小看了“精英”们的阴险和胃口，而且也不大合逻辑。别忘了“精英”们一则向来是“树上拉屎——眼高于顶”，除了洋人谁都不放在眼里；二则个个都是只讲“理性”、灭绝人性的“理性人”，只认利益不认人，不讲交情不认道德，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亲娘老子都可以当破烂卖，岂肯为贪官两肋插刀？他们谁都看不起，自然也不会把贪官们的死活当回事。看不起又鼎力培植，不过是要把贪官造出来捧起来当狗用用而已。什么用？夺权用。《三国演义》里“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用一个貂婵离间了董卓和吕布，让他们自相残杀，结果手无寸铁的书生一举夺得了大权，再用这个权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对加速汉朝政府的瓦解贡献大大的。今天“精
英”们也来了个“巧使连环计”。其“貂婵”就是“国家资产”。“精英”们先用“国家资产”这个“貂婵”唆使引诱手握大权的人带头贪污腐化，瓦解掉原有的“利益统一体”，分裂社会，制造“利益集团”，制造腐败，制造一大批贪官，以期引起民愤。然后利用民愤，高举起“从根本上反腐败”的旗帜，向中国政府逼宫，迫其同意“政治改革”、“改革政府”。得逞后即以“改革政府”为名剥夺中国政府的权力。（按照张维迎设计的“政府缩权”，中国政府今后除了给人看家护院、镇压“暴民”之外什么权力都剩不下，随时随地都可以被阔佬们解雇推翻。）从而为最后瓦解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精英”们当初以一个“提高效率”的美丽口号打动了人心，抓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权，进而消灭了国有企业。现在“精英”们又在试图用“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这样沁人心脾的口号来打动一切对腐败恨之入骨的人，抓到“改革政府”的主导权，最后象干掉国有企业一样干掉中国政府。这才是“精英”们现代版的“巧使连环计”，“能做不能说”的“改革路线图”：

制造腐败、制造贪官、鱼肉百姓——引起人民的不满——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分裂中国社会——把人民对腐败的痛恨引向中国政府——“为民请命”，以“反腐败”为理由，以“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为根据，以“改革”为旗号，夺取“改革政府”的主导权——借口“改革”剥夺共产党的权力——当从共产党手中夺取足够多的权力时，“图穷匕现”，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瓦解共产党政府——瓦解中国社会。

有人看到张维迎的“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之后说“张维迎总算说了句人话”。
这就证明“精英”的“连环计”起作用了。人们对腐败的仇恨被他们巧妙地引导到夺取中国政权的权力、为瓦解中国政府创造条件的方向上来了。

有人不明白，“精英”既然已经制造出了腐败，教唆出了贪官，跟贪官穿上了一条裤子，现在又借口反腐败瓦解政权，那不连贪官也一起干掉了？其实这跟《水浒》里的宋江为什么接受了招安还照样被毒死的道理差不多。且看《水浒》最后一回的形势：“李逵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道：‘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你看，如果不是朝廷处心积虑，招安了也不忘记把降兵从组织上彻底瓦解掉，造成“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的形势，李逵说反不就又反了？就这还不放心，还要毒死宋江，永绝后患。这就叫斩草除根。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苏联解体了，俄国人觉得这下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了，既然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招安”，这回该被西方社会当成“自家人”了吧？不料热脸孔仍然碰个冷屁股，人家照样不买帐，今天支持车臣反叛，明天指责你侵犯人权，又是北约东扩又是“颜色革命”的没完没了。为什么？因为不把你弄到 “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的境地人家就不放心。只要你国家完整筋骨尚全，那就还有改弦更张的可能和能力。与其靠你的一念之差，还不如灭掉你的能力，叫你也“如何反得成”。这也是斩草除根，一劳永逸。形势比人强。人是会变的，尤其是背叛了自己原则信仰的人。蒋介石曾经特别指示：决不可重用共产党的叛徒。因为“凡是能背叛共产党的人，也能随时背叛我们”。当了共产党的贪官就等于当了共产党的叛徒。能背叛共产党的人就能随时背叛任何人。这样的人谁看得起信得过？何况“精英”都是“理性人”，利用完了卸磨杀驴是很自然的小菜一碟。所以“精英”们先制造贪官再干掉贪官一点也不奇怪，完全合乎“历史规律”和“国际惯例”。

五．“取消政府管制”、“政府缩权”背后的文章

1．取消政府管制的后果实例

回顾回顾，前苏联的“改革精英”们当年嚷嚷的跟如今中国的“改革精英”鼓吹的简直一模一样：政府管制是万恶之源，应该全部取消。当时诸如“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必须“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的主张也是满天飞。于是各种管制通通取消，彻底“自由化”。然而实践的结果是你不管，有人管；政府不管，黑帮管；不要政府管制，得到的是黑社会统治。而且黑社会从来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得势，想杜绝可难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帮会匪患什么时候消停过？从古到今只有毛泽东一人做到了一举肃清匪患黑帮，让今天的中国人对黑社会当道的滋味少了切身体会。黑社会问题迄今仍是俄罗斯社会的恶梦。
这可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信，自己到俄罗斯体验体验去，别整天光躲在屋子里拍脑袋凭想象靠“数学公式”做“理论推导”。

俄罗斯的前车之鉴明明摆在那里，“精英”们楞是视而不见，照样鼓吹取消一切管制。这只能解释为蓄意复活黑社会势力。贺卫方不是感慨“学者那有这样的能力”颠覆政府吗？如果让黑社会势力泛滥成灾，颠覆政府时把他们的力量也算上
一份，这问题不就至少解决了一半吗？真不愧是“精英”，善于借刀杀人。

2．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政府管制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先看这则消息：人民网北京2006年4月4日讯：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十五”期间全国耕地净减9240万亩，人均降为1.4亩。这“意味着10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2亿亩；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全国要保证1.2亿公顷(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我们只有3000万亩可减耕地的余地”。换句话说，离危险警戒线的距离本来是1.5，一家伙已经用掉了1.2，只剩下个零头0.3。也就是说，80%的储备都用光了，只剩下了20%。“‘我们的耕地已经退到了危急时刻，不能再退了！’一位长期关注土地问题的老同志大声疾呼。”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十三亿人口。国土虽大，但可耕地比例并不大。2005年减少耕地542.4万亩，其中建设占用318.2万亩。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有近60%被用在了房地产。要算利润GDP，务农种地当然比不上房地产。如果没有土地管制，任凭市场经济自由运作追逐高利润，结果必定是大量毁地盖房，剩下的20%储备说光就光。毁地盖房基本上是个不可逆过程。耕地一旦被占为建筑用地，想退地还耕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手稍一松可耕地就没了。可耕地没了，中国人吃什么？靠进口？世界上哪个国家供得起十三亿人的需要？即使供得起，代价是多少？“中国威胁论”的要害口号之一就是“谁来养活中国”。你把战略定在靠进口粮过日子上，岂不是正好往人家的枪口上撞？而且“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你靠嗟来之食过日子，就得整天担惊受怕：如果人家封锁禁运怎么办？怕封锁禁运？那就乖乖听安排，叫你放弃台湾你就得放弃台湾，叫你放弃主权你就得放弃主权，叫你解除武装你就得解除武装。否则不必剑拔弩张，断了你的粮道就行，不怕你不乖乖就范。

“民以食为天”。这既涉及国计民生，又涉及国家安全。房地产GDP利润虽高，但跟国家战略安全相比孰重孰轻？这就决定了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允许简单地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自由运作。这就决定了中国政府的土地管制不但必不可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善，不能取消。

在中国，什么人对中国政府的土地管制恨之入骨？只有房地产商。土地管制符合国家战略利益，但不符合房地产商的利益，所以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要大闹“土地私有化”，所以要收买“精英”出面大闹“政府缩权”。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房地产业是当代中国最黑的行业。房地产商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恶霸吸血鬼寄生虫。房地产没有高科技，却有惊人暴利。房地产几乎集当代中国社会一切丑恶之大成：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暴力事件、拖欠工资、毁灭农田、破坏环境、剥夺农民生计，制造社会难民、加剧贫富对立、黑社会势力、无法无天、专横跋扈、巧取豪夺、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城镇的小民百姓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医疗产业化”的苦头，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教育产业化”的苦头，但必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房地产的苦头。可以说，今日中国不论何时何地，有房地产必有腐败，有腐败必有房地产；有房地产必有社会矛盾激化，有社会矛盾激化必有房地产；有房地产必有黑社会，有黑社会必有房地产。房地产是当代中国的“邪恶中心”，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贡献”
最大，是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房地产商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就是当代中国的新型地主阶级。而毛泽东早就指出：地主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当代中国的新型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丝毫不在乎中国的可耕地已经少得“笈笈乎殆哉”，一心一意扫除政府土地管制这一妨碍自己进一步攫取暴利的障碍。他们的贪婪已经危及国家民族的战略安全。“精英”们拼命攻击中国政府“垄断土地资源”，鼓吹“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一是为新型地主阶级的暴利服务，二是为实现摧毁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的战略目标而蓄意误导。否则凭他们的常识，岂能不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要点？岂能不懂可耕地对中国战略安全的意义？

3．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就是瓦解政府

樊刚说：“目前，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改革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公权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民营化，导致市场和公权并存，公权得以进行大模的货币化交易，将一直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樊纲：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

注意樊刚这两句最关键的话：第一，“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第二，“公权民营化”。（虽然“公权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民营化”，但那只是时间问题。）
“精英”们闹了个“产权私有”还不够，现在连国家权力也要私有化了：“公权民营化”。私人“经营公权”，没官衔有官权，这样的人会是什么人？历史早有先例：黄金荣，杜月笙，座山雕，南霸天……把中国政府的权力分给黑社会，这还不是公开闹国中国、土皇帝？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权力也只有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是强制性的力量，只有用更强的力量才制约得了。精兵简政也好，淘汰冗员也好，在政府体系内部简政放权也好，这都属正常。但如果把政府权力放到政府之外，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用政府的这部分的力量来制约政府那部分的力量是一回事，用政府以外的力量来制约政府的力量，那就等于又来了个政府。如果搞什么“公权民营化”，那就等于遍地开花到处都是“小政府”，那不是无政府又是什么？不是瓦解中国政府又是什么？

（现在可以明白“精英”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学术研究”这个字眼了吧？如果直截了当说要把国家权力分给黑社会头子土匪恶霸，那人们会是如何感受？而换成“公权民营化”这样的“学术术语”来表达，是不是显得很无害而动听？“精英
”们的用词讲究大了去啦。）

（“公权私用”是腐败。“精英”们“反腐败”的办法是“公权民营化”。公权成了私权，自然没有了“公权私用”问题，也就没有了腐败，于是“反腐败”大功告成。这就等于抢劫犯罪率太高怎么办？干脆宣布抢劫不算犯罪。抢劫不算犯罪，犯罪率自然就低了，于是“打击犯罪”成绩大大的。这就是“精英”们的“改革诀窍”。）

4．“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与“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张维迎一方面说：“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注意：这里说的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
一方面说：“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注意：到了这又变成了“政府缩权”。）这就故意混淆了“政府官员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根本区别。“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跟“减少政府的权力”是一回事吗？“政府官员腐败”跟“政府腐败”是一回事吗？如果是“政府腐败”，那就是说整个上建筑连根烂，解决的办法就只有
改朝换代闹革命了。如果是“政府官员腐败”，那就是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政府机构的局部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剜烂苹果”，“当啄木鸟”，把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这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完全不同。张维迎的逻辑是什么呢？政府官员腐败——政府官员权力太大——要反腐败就必须砍权力——不砍政府官员权力而专砍政府机构的权力。就这么一“忽悠”，“砍政府官员权力”就变成了“砍政府机构权力”。说是反贪官，实际上刀子不砍贪官却专砍政府机构的权力。这就叫声东击西。

5．反腐败的要害不是减少权力，而是监管权力

腐败是公权私用，也就是说政府的公权被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就如同武器被用来打了不该打的人一样。武器的关键在于为谁所用，即掌握在谁手里，瞄准谁、打击谁。这完全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的立场，也就是说，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的思想意识这个“软件”，而不取决于武器本身这个“硬件”，更跟武器的威力无关。同样，政府的权力如同武器，光谈威力大小没意义，关键在于为谁所用。不能因为为了防止武器被人拿来对付自己，就限制武器的威力，让它打不死人。同样，不能因为防止政府权力被人滥用所以就要政府缩权，让它办不成事。跟武器一样，决定如何运用权力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是掌权人的思想，也是“软件”。“软件”的问题只能用解决“软件”的办法去解决，而不能用解决“硬件”的办法去解决，搞什么“限制威力”、“限制权力”。武器只要用到该用的地方，那威力越大越好，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只要用到该用的地方，同样是越大越好，为什么要“缩权”？确保武器用到该用的地方不靠武器本身，而是靠监管，靠监管使用武器的人：你对付敌人就毫无障碍，你胆敢倒戈就当场处决。反腐败，确保“权为民用”同样靠监管：以权为公则畅通无阻，以权谋私则寸步难行。这一切都要靠“软件”而非“硬件”。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权力大不大？那时候有多少“钱权交易”？有多少腐败？为什么腐败只大批产生在“精英”当道的时代？道理非常简单：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严格监管，当权者以权为公则畅通无阻，以权谋私寸则步难行，想搞腐败都难。贪官一旦败露，立刻受到严厉打击，成为过街老鼠，为整个社会所不齿不容。所以腐败受到有效抑制。张维迎所谓“腐败源于政府管制的”“理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他用砍政府机构权力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就如同用砸掉计算机的办法来解决计算机病毒问题一样，用毁灭“硬件”来解决属于“软件”的问题，纯粹是找借口搞破坏。

要真正反腐败就必须有效监管政府官员的权力。要有效监管政府官员的权力就必须发动群众。要真正发动群众就必须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就必须领导以身作则。要以身作则就必须是“权为民用”。否则“反腐败”不过是演戏。而对演政治戏有兴趣的只有奸商和野心家。

监管权力不是不要精兵简政、淘汰冗官赘吏、在政府系统内部简政放权。只是不能借着“精兵简政”“权力下放”之名把政府的权力放到政府之外去。

6．“限制政府权力”是一个政治骗局

经常可以听到“精英”们念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要反腐败就必须限制政府权力，美国就是这样。”

然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本来指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全体。政府官员个人有没有绝对权力是一回事，政府整体有没有绝对权力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在本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权力，那其余权力是谁在行使？那岂不成了傀儡政府，成了“有限主权”，成了封建割据？

至于“美国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则更是一种谎言加误导。相信这种话的人肯定连什么叫“美国政府”都没弄明白。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The Government）由行政部门（The Executive Branch）、立法部门（The Legislative Branch）和司法部门（ The Judicial Branch）三部分组成。也就是说，这三部分的权力加在一起的总和才能算是“美国政府的权力”。美国搞“三权分立”，是让这三部分相互制约，制约的是其中一部分的机构或官员个人的局部权力，而不是制约这三部分总和的整体权力，即“美国政府”的权力。“限制权力”意味着你决定要办的事我叫你办不成。而实际上，美国政府这三部分权力加到一起的权力之和根本无任何限制，要打核大战都可以，谁限制得了？所以说“美国政府的某一部分机构的权力受到限制”符合事实，说“美国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则是扯谎。一旦“美国政府”即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一致决定做某件事，美国老百姓可以不同意，可以批评，可以抗议，但无法对抗，无法制止其付诸实施，再不满意也得服从。比如当年的禁酒令。美国老百姓能做的就是要么想方设法游说美国政府收回成命，要么下次选举时投别人的票。除此毫无办法。但这只属于“施加影响”，而不属于“限制权力”。所以说“美国政府权力受到限制”这一说法是谎言。而以这种谎言为根据，要求限制中国政府的权力就不但是误导，而且是政治阴谋：凭什么让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政府自己都不接受的权力限制？中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如何分权是一回事，限制中国政府官员的个人权力是一回事，而限制中国政府整体的权力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限制中国政府整体的权力就意味着瓦解中国政府的开始。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