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造就一个人的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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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造就一个人的成功
主讲人：朱清时校长
地 点 ：学校大礼堂 时间：2002年5月18日
　
　谢谢朱灿平部长的介绍。各位同学，两年前我给刚入学的和已在校的其它同学们做过个报告。通过回顾我们这代人成长的过程，根据我自己在国内外从事科研工作的阅历，谈谈怎么做才能取得成功。当时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得到了同学的欢迎。
这两年我继续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一所大学是否一流，最关键的指标是要看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有多大比例取得成功，取得多大的成功，所以如何培养学生取得成功的能力是学校教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中国要在激烈的高科技竞争中取胜，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否在今后各行各业的工作中间取得成功。国家非常希望你们取得成功，你们的家庭和本人也都希望你们今后取得成功。所以，这问题非常重要，很值得经常地同和大家讨论。今天我就再讲这个问题，内容不是上次的重复，而是加入了思考得到的新认识。
我在今年4月18号《参考消息》上同时读到两则消息，很有意思。第一则消息是记者写的，题目就叫《成功学热中国》，讲现代中国\"成功学\"是最热的话题。其根据是现在中国的各个书店中，甚至连机场和地铁车站的小报摊上都摆满了成功秘诀类的书籍。有的书是外国的译本，比如已经有几十种\"卡内基\"类书籍，讲如何取得成功；也有中国人写的，比如有一本书叫《哈佛女孩》，讲一个女孩在哈佛如何取得成功。更多的是美国大公司老板和香港一些大富翁的传记和故事，如比尔·盖茨、李嘉诚、李泽楷等等。这说明现代各个阶层的人群都非常关注一个人如何才能取得成功。外国记者把这点作为新闻，说明他们觉得中国人的这种愿望已经不比其它国家差，甚至已经超过许多国家。
第二则参考消息是《坐头等舱留学移民》，讲的是中国有些家长不忍心自己的小孩坐长途飞机受苦，所以给他们买头等舱，带大笔钱和大批行李去英国留学。中国在英国留学的学生已有5万，是英国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日、澳、新等国也差不多。其实中国留学生到英国等地付的学费比本地学生可能要高很多，在英国要高一个数量级，接近10倍。并不是中国的家庭已比这些国家富裕了。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还差得很远。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花高价送子女到英、日、澳、新等国留学，反映了望子成龙的典型中国式的心态。
这两则消息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家庭，希望年青一代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但是许多人的作法很令人担忧。
留学可以为成才创造机遇，这是不错。但不愿吃苦还想成才就难上难了。这些书我也买了不少，读过一些。我觉得每本书都有道理，如果能按照它做，都会有好处。但这些道理往往把复杂的原因简单化，所以没有丰富阅历的人看这些书，容易把一个人成功的真正原因误解了。因为每本书强调的侧面都不一样，特别是这些书的表述方式往往丢掉、或者表达不出来一些成功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原因。
这些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们用的都是些确定性的语言，我想在座的如果有了解量子力学或复杂性科学的人就会明白我的话，还没学过的不要紧，无论你们的专业是什么，希望你们都能在今后学懂。过去的自然科学习惯用确定性的语言，就是说只要这样做，再那样做，就肯定得到什么。这种语言在20世纪后半期发现的复杂系统科学和在20世纪前半期发现的量子力学中，都不实用了。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找到了一种可以更准确描述自然界本原状态的概率语言。就像天气预报一样，过去的天气预报说，明天是阴天有雷阵雨，现在改成降雨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这个改进就是人类认识上一个革命的反映。造就成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亚于天气预报。如果用确定性的语言来描述，很难把它的真正原因表达准确。几千年前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一个人----老子，讲的一句话就已隐含了这个道理。《老子》开篇时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就是说，任何人用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局限，因为语言是拿你已知的东西来类比你未知的东西，这个类比不可能完全准确。一旦你用语言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表达出来了，那么你表达出来的东西就只能是事情的本原状态的一种片面的简化，就如瞎子摸象的典故所讲的那样。老子哲学非常聪明。现在我在讲造就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时，感触最深的就是老子说得这句话。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把成功的复杂因素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有的。这就是刚才说过的自然科学已经确立了的代替确定论的几率描述语言。人类社会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很多事情不可能用确定论来准确描述。当我们不用确定论的方法，而是从几率或机遇的角度来描述，就很能会更深入、更全面地描述出造就一个人成功的本质的因素。
这两年，我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在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的报告就是继上次作的报告之后，搜集材料及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很想有这个机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学校最希望你们取得成功，这是我们学校办好的最大的因素；第二，过去我是直接给学生讲课，现在已没那么多时间，但我觉得我有这个条件从自己的阅历和自己领悟的道理中归纳出一些讲给大家听，以免大家去走弯路，或重犯过去我们犯过的错误。如果大家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的时候，能很清楚地明白造就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是哪些，自觉地培养或具备这些因素，这样就使你们中间更多的人取得成功，或者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们和你们这代人确实有些不同，就是我们具有很丰富的经历。我并不希望你们也去经历，我们是不得已的。我63年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读了三年书还差一点点，文革就开始了，全部停课了。68年，我被分配到青海西宁当铸造工人，当时看不到任何今后从事科研的希望，所以很多同时分去的人都放弃了学习。我出于一种天性，出于对学习的热爱，还整天看数理化和英语书。74年，中国科学院当时的领导要做一些重大项目，去追赶世界重大科技发展。青海盐湖所虽然条件不好，但因为内地其它研究单位都瘫痪了，所以也承担了项重大项目\"激光分离同位素\"。我自己争取从工厂调到研究所，开始做这个项目，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为什么呢？后来改革开放了，大家开始重视科研和学习了，我同时代的人才发现，我已早了五年，走在他们前头，这是第一。第二，在那个地方做科研，前面没有权威，没有比我们更了解项目的人，所以我很快就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成为负责人是个最大的机遇，可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把它做得最好，因此早在79年，我就被科学院选拔为早期出国的人，先后到了美国的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布鲁克林实验室，回国到青海盐湖所后转到大连化物所工作十年。这期间我又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英国剑桥、牛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法国格林罗勃大学、第戎大学和巴黎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工作。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4年调到科大。回首这段时光，我才认识到当年我分到青海当工人给了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机遇。
我以前也讲过这段经历，并不是在宣传自己，而是因为一个人的经历是他自己最清楚、最准确的事实，我能用这些数据剖析出准确的道理来。换种说法，自己的经历就像我亲身做的实验一样，数据最可靠。如果用别人的事例，是不是讲得最准确，我不知道。特别是别人写出来的事，书上的东西往往可能都已经简单化或畸变了，把它作为实验数据来，可能就会得出偏离真理的结论。还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有自信把它描述得准确真实。因此就这点来说，我们很幸运地具有这些丰富的经历，它们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我从当工人到从事科研，然后到世界上许多一流的机构工作，认识了不少在科研事业取得成功的人，也认识了更多从事科研后来没有取得成功的人。这些阅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也许比我个人从事科学研究取得那点成功还重要。我自己在学术上虽然只是\"小有成功\"，但像我们这样的人，对\"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一问题，比一帆风顺获得重大成功的人亲身体验更丰富，理解得可能更深刻些。当然，我也将用语言来表达。不过我将放弃确定性的语言，而改用几率描述，从机遇的角度来研究造就一个人成功的原因。这样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深入、更全面，正如量子论用几率描述微观世界那样，也许这样更接近事物的本原状态。这就是：机遇是造就一个人成功的首要因素。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许多机遇，但机遇往往是突然地和不知不觉地出现的。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善于抓住机遇并且充分利用它们；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更善于创造机遇。
一．机遇是成功的首要因素
下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机遇是成功的首要因素。这点，我想市面流行的书中也都说了，但没说得很透很清楚。其实，每个人五六十岁后，阅历多了，回首往事，不管从事科学、经商还是管理工作，不管哪个行业，都会发现很多机遇在造就一个人成功的例子。
有个笑话叫《连升三级》。故事大意是，明代有个财主独生子张好古，从小娇生惯养，什么都不会，有一天算命的告诉他：\"你赶快进京赶考，我担保你拿前三。\"他就把玩笑当真了。到北京时，考试已开始，魏忠贤正带人马在外巡夜，一下子撞到魏忠贤的马头边上。魏忠贤是当时的宦官，权力很大,问他干什么，他就说我来赶考，可稳拿前三。魏忠贤一听这小子口气很大，前三名你怎么能稳拿，现在你连考场都进不了。张好古就说，我要没真本事怎么敢千里迢迢跑来！魏忠贤想，这人说大话，我要给他戳穿。就拿了名片叫人把他送到考场。主考官以为魏忠贤半夜三更送来一人，肯定不是亲戚就是心腹，一定要他考上。发榜时，考官商量了，发第一名太显眼，就定为第二。第二名得了后，他就买厚礼送给魏忠贤。魏忠贤心想，这个人真厉害，果然前三，是个有用之人，干脆留下来请他喝酒吃饭，然后把他送出去。文武百官吃了一惊，心想魏忠贤还亲自请吃饭，这种面子是很少，于是朝廷的官就保举他进翰林院。到翰林院，大家都清楚他是个什么都不知的白痴，但也不敢不买帐。后来魏忠贤生日到了，别人送礼，他也想送，送什么呢？最雅就是对联，他就请人帮他写。翰林都不愿意帮。有人故意要看他的好笑，就来帮了，写的是骂魏忠贤要篡权的话。张好古也不识，就高兴地送去，魏忠贤一看是对联，就吩咐挂起来。他很忙也没看，别的官员一看，吓得脸色发白，但都不敢说。结果，魏忠贤把对联收下来后，都放库房里，自己没看。不久，崇祯帝继位，魏忠贤谋权篡位被告，死了，党朋都杀光了。有人说张好古也是党羽。这时好多人给他说好话，说前年魏忠贤过寿，他送对联骂魏忠贤，这种人是很忠的，很正直，皇帝一想，正是用人之时，就把他招来，再连升三级。这个笑话把封建王朝吏治的弊病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它也用无奈和幽默表达出人们对无法予测的机遇在造就一个人成功上的作用的认识。
我来讲正经的，不是笑话，是我亲身经历。我是中国科大63年4系的。班上25个同学68年毕业，文革中由工宣队组织分配。10来个同学按照当时的价值观，条件最好。他们三代清白，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成绩也好，表现也好，就分到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大家都很羡慕。我条件中下，所以先内定分到天津的塘洁盐厂当工人。宣布前，内定分到青海去当工人的同学是南方人，害怕寒冷。工宣部跟我商量，我就从天津换到青海。青海在古人眼中是常覆三军、马革裹尸的战场，在近代人心目中是劳改犯人去的地方。而且我是当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人。所以在大家心目中，我是分得最差的同学之一。
大学同学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朋友，因为大学时是最纯洁、最富朝气、最有理想的，那时的朋友往往是一生中最珍惜的，所以我们同班同学现在都还是好朋友，无话不说。我们30年后重逢过，大家就常感叹命运和机遇的难测。像分到青海，其实从现在看来，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机遇，我如果不到青海就不可能比一般人提前五年从事科研，不可能一从事科研就成为项目负责人，可能被资格老的同事压住，要很长时间才能主持研究工作，发挥才能。青海文革间闹得并不厉害，还能正常运转，所以能承担重大项目，在74年底75年初，我就开始从事科研，半年后就成为项目负责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91年评院士时，在同时代人中，像我这样75年在学术界就有成绩的不多，搞科研的人很少，搞重大项目的更少，科学院只有几个指头数得过来的人；后来又最早到美国一流学府学习和工作，有点成绩就在同代人中显得突出，于是就得到老前辈们的爱护，当选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那些分配时令大家羡慕的到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同学，大多数已退休。因为那些工厂里人才济济，留苏回来的一大批，资格老的很多，我们这几届毕业分去的只能长时间当基层工人。而且那地方产品的型号是定了的，任何一点小革新都要层层审批。不仅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发挥才能，而且那些地方往往偏僻，子女上学难、就业难，为子女就业，他们就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这些同学中有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现在还密切联系，经常通话，他常有些情绪，我都在安慰他。他的一个亲属是革命烈士，出身相当好。初中学习成绩非常好，就进了一所有名的全国重点高中，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物理系。这都是当时的年青人羡慕不已的，只有顶尖的人才能做到。毕业后分到二机部的一个工厂。在工厂他没机会发挥才能，爱人又不能调去，那是非常保密的工厂，于是他就只好千方百计地调回老家，现在还在老家的一个县里工作。他感慨什么呢？他中学有些同学，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他，现在却已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很大的事业成就。我常劝他要以平和心态面对机遇，机遇不是人总能预测的。
我想，同学们到我这个年龄时，肯定也会有类似感受。在座的同学在中学都是公认的佼佼者，但大家只是在学业方面比其他同学好，很多其他方面的素质还未经过考验、锻炼和发展。所以，经过二三十年，也许在座同学中的一部分会不如那些没考上大学的，这个差别就是因为成功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各人的机遇不同和抓住机遇和创造机遇的能力不同。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和李嘉诚，他们抓住了商机，取得了成功。比尔·盖茨大学读了一年就退学，现已为世界首富。李嘉诚只有小学文化，也在商业上取得很大成功。那么，学术界的情况怎样呢？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加州理工学院有个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是同学的教授，在一次晚宴上讲了自己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化学系读研究生，当时分子光谱学很看好，他就选了这个领域。以后的研究学习都很成功，但却无缘诺贝尔奖，相反因为服兵役比他晚三年去哈佛的那位同学，正遇上分子束实验，在导师指导下作得很成功，获得诺贝尔奖。这位老教授风趣地慨叹自己\"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干错误的事情\"。
当然，我并不是说未得诺贝尔奖就不算成功，反之，科学史上有许多事后确认的重大成就并未得诺贝尔奖。我国物理学家、中科大物理系的奠基人和老主任赵忠尧教授早在29年就在加州理工学院观测到直接由反物质（正电子）湮灭产生的现象。两年后他所在实验室的一位研究生安德孙受他的实验启发又观察到了宇宙线中的反物质（正电子）。可是后来诺贝尔物理奖只给了安德孙一人。几年前瑞典皇家学会的Ekspong教授察阅了当时的文件，得知当时瑞典皇家学会曾认真考虑过授于赵忠尧诺贝尔物理奖，不幸有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在杂志上报告她的结果与赵忠尧的不同，提出疑问。瑞典皇家学会以慎重为主，就放弃了授于赵忠尧诺贝尔物理奖。现在已定论，赵忠尧是对的，质疑者自己错了。赵忠尧的成就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已确立，有无诺贝尔物理奖已不重要。赵忠尧的成功，究其原因，也是\"在正确的时间（1929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加州理工），做了正确的事（观察硬g辐射在铅中引起的一种特殊辐射）\"。他得到了机遇，抓住了机遇。
就科学而言，一个学科领域中大的机遇几百年一遇，中等机遇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一遇，人的一生中小机遇不断。对于这点要有清醒的认识。大的机遇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都与这类大机遇有关。如果牛顿早生200年，他不可能得出万有引力定律，因为加利略和第谷等人的观察数据还没有出来；他晚生100年，别人可能把这个发现做出来了。爱因斯坦能够发现相对论也是如此。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困扰人们很多年，他生逢其时，非欧几何已经建立，发现光速不变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刚完成，这些使发明相对论成为可能。不过他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也很多，他执着地考虑这个问题，有超人的天才，成功地抓住了这个重大机遇。去年杨振宁先生在我校作报告，讲到现在频繁庆祝理论物理学大师诞生百年，就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物理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逢物理学领域发现\"金矿\"----出现大机遇的时代。到五十年代杨先生开始做理论物理研究时，他认为只剩下\"银矿\"了。杨先生认为，现在做理论物理，可能只有\"铜矿\"，也许在应用科学和交叉科学领域可能出\"金矿\"。我同意这个看法。要想在科研上有大作为，一定要善于省时度势，看清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有良好的洞察力去感知那里有\"金矿\"。不能怪父母把你生得不是时候，没有遇到机遇。
还有种机遇是社会造成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幸运，为什么呢？就是在我30岁左右时，精力最充沛时，正逢改革开放。比我们大二十岁的一代，在五六十年代精力充佩，然而当时国内\"运动\"不断，根本无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干。在改革开放时，他们已经老了，不能像我们这样，到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闯荡，去工作，去增长阅历。这是时代、社会的大背景造成的。你们这代人的机遇比我们更好了。从你们中学时开始，国家对科技教育就非常重视，现在对人才的渴求比我们那个年代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那时，大学生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当工人和农民去了。现在你们只要有真才实学，国家是非常重视，非常需要的。所以你们逢上了大机遇了，是个好时候，但是，能不能成功？不一定。有机遇，不一定能成功，关键在于，要能够抓住机遇。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谈机遇对成功的重要性。每年总有一些鱼从海洋回游到江河上游产卵。一只大鱼产的卵可以孵化成数万只小鱼，它们顺流而下，回归大海。刚到海口，大部分小鱼就会被守候在那里的成群大鱼吃掉。剩下的继续不断地为生存奋斗，但一年后还存活并再回到江河上游去产卵的可能只有一、二只。事实上，这正是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结果。若存活较多，这种鱼总数就会增多；若存活较少，这种鱼总数就会减少。什么原因使这一、二只鱼能逃过那么多劫难而存活下来？一是它们总侥幸\"在正确的时候，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从未成为大鱼扑食的对象；二是每当遇到大鱼扑食时，它们总能逃脱，即\"作了正确的事\"。前者是不能预见、无法控制的机遇；后者与小鱼的素质有关，体力更强壮、感觉更敏锐、反应更灵活，即\"基因\"更优良的小鱼，更易存活。但是，如果这种小鱼遇到一条大鱼追扑，它们一般都难逃厄运。能逃脱者，也是三分靠素质，七分靠运气。因此，几万分之一的小鱼能幸运地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机遇。然而，机遇对所有鱼都等几率，
因此从长远和大尺度来看，\"基因\"更优良的鱼更容易存活，即\"物竞天择\"。
因为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同样的人的命运会有那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有些人能得到机遇，有些人得不到？他们无法解释，就认为有种超自然的能力在支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人信宗教。我们科学工作者是不相信这些超自然神力的。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上，并未出现宗教文化。中华文化的奠基者是孔子、老子、庄子、孙子，他们的学说的聚焦点，就是探索如何去抓住机遇，创造机遇，改变命运。
其实，人的命运与动物相似而又不同。相似的是它们都既取决于机遇，也取决于自身因素，不同的是人类自身因素起的作用大大增加。人类文化的原动力和聚焦点就是力求理解影响命运的因素和寻找机遇、抓住机遇、创造机遇以便改变命运的方法。旧石器时期的人类学会了制作石器工具和掌握了取火技术，提高了生存能力。新石器时期的人类学会了耕种和饲养家畜，发明了制陶技术，提高了生活质量，创造了农业文化。大约五千年前，人类进入了青铜和铁器时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文明开始步入快车道。因此，人类活动的另一面，就像高水平足球赛。两队水平相当时，在比赛的多数时间里双方都在控球和传带，似乎难有建树，双方都在耐心地等待机遇和创造机遇。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在机遇突然出现时，看球员能否抓住机遇进球。足球可以令人疯狂的魅力就在于此。每次看这种高水平的足球赛，我都在想，人生成功之道，正浓缩在此。

二．如何抓住机遇
机遇往往是突然地、或不知不觉地出现的，有时甚至永远不为人所知、或只是回首往事时才认识到过去的那件事是个机遇。因此，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素质。
第一，随时做好准备。不要机遇来时临时抱佛脚，随时做好准备，包括年青时尽可能获取广搏知识，按知识结构给自己创造机遇；而且从学生时代就要尽可能锻炼出很强的创新能力。
我一生经历的两个机遇的例子终身难忘。一是在78年，当时我已在盐湖所研究用激光分离同位素，已是负责人，做得不错，科学院就把我送去学外语准备出国进修。因为我已做了几年科研，天天都在看英文。当时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都在基层，很多人的英语早忘了。为什么呢？他（她）在当工人、农民时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何必辛辛苦苦去学？还不如有时间就去打扑克、钻桌子、喝酒，然后发牢骚，这是当时最流行的事。谁都没想到，78年中国会突然来次全国英语统考，及格的人全都公派出国了。那时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我记得那次英语考试题目极简单。我当时已在英语训练班学了两个多月，而且几年都这样，所以考得不错。我们大学里同班同学中有个也考得不错。他中学和大学都学英语，也是因为条件不好，被分到西南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不久又派他去附中当教师。多年一直在学英语，也考得好，不久就去欧州读博士。好多人参加考试，考不好，后悔也来不及。机遇出现就是这样突然，只有准备好的人才有可能抓住机遇。
第二个例子，是我74年在西宁当工人，突然听说科学院要搞重大项目，一个是\"激光分离同位素\"，被青海盐湖所承担了。青海盐湖所人才都是搞无机化学和化工的，没有从事激光分离同位素的专业人才。怎么办？那时候也敢干，他们就敢接重大项目，然后再到处找人才。我是学核物理的，激光分离同位素虽然不是本专业，但却相通。而且我在工厂这五年，晚上没事，我从来不打扑克，迄今还不会打，也不下棋。我业余除了看新闻联播就是看书。当初调到盐湖所搞激光分离同位素有一二十个大学生，我是科大68届的，还有北大66届的，都是名牌大学毕业，但是去后干了半年，就发现我业务没丢，而且我很快就适应了科研，文献看得很快，综述也写得快，方案也提得很清楚，就采纳了我的方案，于是我就成了项目负责人。那次机遇出现时，很多人都遇到了，但只有准备得好的，平时坚持学习的人能够抓住。
举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因为机遇出现往往是突然、不知不觉的，只有随时做好准备，从年青时代开始就尽可能学习广搏的知识，锻炼创新能力的人才可能抓住机遇。当然，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创新能力。我们现在的科研，以后要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关键要有创新能力，而不是光有读书能力。我一生中间遇到好多同事，有些同事非常刻苦，很爱学习，一天到晚都在学习，但遇到新问题总是一筹莫展。这就是过去教育的弊病----就是只重视传授知识，没有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几个月前，杨振宁先生在这里做报告时，主张要快乐地学习。这很像现在的足球，米卢就提出\"快乐足球\"。米卢觉得中国的足球过去都是要完成任务，压力太大，那样的足球是打不好的。米卢的格言是\"态度决定一切！\"所以米卢主张快乐足球。我发现他们的看法不谋而合。杨振宁主张的是\"快乐地学习\"。他觉得如果你学习一个东西不快乐，必须硬着头皮\"头悬梁，锥刺股\"，那就说明这个学习内容不适应你。所以选择那种真正感兴趣的，学习起来有趣的东西，这样的学习，你不觉得是负担，不知不觉地你就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事实上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硬着头皮去读书，当工人的时读书有什么用，读书都是自个儿偷偷摸摸地在家里读，你要是在公开场合读，人家说你白专，想复辟？所以只有快乐的人才能读得好。希望大家今后学习，不仅要学习广搏的知识，还应该快乐地学习。如果你发现你读什么东西都不快乐，你就要好好地衡量一下你所选择的内容是否很适合你。
第二，要从小事做起，认真地做好每件事。道理很简单，机遇总是突然地、不知不觉地出现，有时你甚至一辈子也不知道哪个是机遇。这里我要从读过的书中举几个例子（未能核对）。
我在很早以前看过鲍威尔的传记，那是在他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写的。他是牙买加黑人，在美国其实是受歧视的。他第一个工作是进大公司当清洁工，他做每件事都很认真，很快找到一种拖地板的姿势，拖得又快又好，又不易累。老板看见了，观察很长时间就断定这人是个人才，然后很快就破例把他给升上去了。这就是他的人生经历的第一个经验，要认真做好每件事。
据说，希尔顿饭店集团老板原先是家旅店站前台的。有天一对老夫妇要开房间，一看已没有房间，但已很晚，老夫妇已没有地方去了，怎么办呢？因为他值夜班，他把自己的房间赶快换床单、换枕头收拾好，让老夫妇去睡，他自己趴在柜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老夫妇看到这种情景很感动，认为这个青年人很善良。他绝没想到这对老夫妇就是希尔顿饭店的老板，而且没有子女，于是他做了希尔顿家族的接班人。这件事说明，做事、做人要从小事做起，争取把每件小事做好。因为从小事做起，才不会失去悄悄来临的机遇，有些机遇你不知道，也会被你抓住。
我也讲讲自己的体会，我到盐湖所研究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时候，很努力。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从事科研，也很崇拜科学家。有5年时间当工人，损失了五年的时间，所以有很强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一直保持到现在。每次做学术报告，我私下都要认真准备很长时间，脑子里想很久。我之所以在国内能比较快地被学术界接受，其中一个秘诀就是，我每次把学术报告都准备好，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没浪费一次机会。因为学术报告，你不一定知道哪一次对你的学术生涯是次重大机遇。要认真做好每件事情，包括：考好每一场试，学好每门课，做好每次报告，跟每个人相处都要认真。
第三，一旦出现机遇时，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抓住它。
我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说过一句格言\"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就是他在打世界冠军的那一场时说的。因为他们的机遇太明显了，就是冠亚军决赛，打赢了就是世界冠军。这种机会并不多，所以人生能有几回搏，他拼了，所以他得到了世界冠军。他的这句话对中国乒乓球队影响很大，实际上，我们学术界也一样，人生能够有几回搏呀？
前几天我们刚请了C60足球状分子的发现者和诺贝尔奖得主Curl教授在水上报告厅做报告。他很详细地把C60分子发现过程重述出来。实际上在他们之前，已有实验室也发现了这个奇怪的质谱线，意识到这是个碳原子数为60的聚合物或团簇，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构。他们那天在实验上观察到这个奇怪的质谱线后，晚上没睡好觉，意识到这是科学发现的重大机遇。两个跟他合作的人，一个是英国克洛特教授，正在那儿做访问学者，突然想起60个原子要形成一个稳定体，很可能跟一种由六边型或五边形组成的什么球体有关。他想起家里有一个球，马上就要打电话叫他太太赶紧去数这个球的顶点有多少个，是不是60个。这时正是英国早上两点，Curl教授提醒他说：\"你太太不会感谢你在早晨两点打电话的，你要好好考虑。\"他只好放下电话。然后他就坐立不安。到三点了，又拿起要打，Curl教授又提醒他，说\"早上三点，你太太也不会高兴的。\"于是他就更坐立不安，在那走来走去。另外合作者是斯默利教授，他回到住处，连夜在纸上画图，就是把六边形、五边形怎么组合起来，成一个封闭体。第二天早上，他们找来了一个数学系的教授，问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几何图形，由五边形、六边形组成，顶点正好60个，那个几何教授想了一下说：\"哎呀，这就是足球呀！哈，这个问题在数学上早解决了。\"他们马上就写出了那篇获诺贝尔奖的文章。这个故事说明，在科学发现的关键时候，科学家往往一分钟都不能等待，就像足球场上射门一样。
我个人也有次经验。我一生中，迄今最满意的结果就是硅烷分子的局域模振动。那是在大连做的。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想得出这种光谱，都没得到。因为这种光谱极弱，实验室都要调得恰到好处，每个环节都要最佳才能做出来，就像交响乐队，要奏出最好的交响乐，每个人每仪器每个音都要准，都要演奏得最佳状态。那个局域模振动光谱正是这样，仪器的每一部分都要调到最佳，才能做出来。那天，突然调好了，发现做得很漂亮，那么就不能停，为什么呢？停了之后第二天再来的话，一切都又要重头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好。于是就赶快找人，找来一床席子和一床被子就在实验室里头守着那个机器，什么都不能动，躺在外边，等它做。为什么要守着它，万一有点什么事情，马上就要把数据存起来，而且那个光谱要扫好，扫一百遍就得存一百个数据，万一有一次扫描出了差错，这个误差，你可以丢掉。要是扫了一千遍你才来存一次数据，你不可能把其中一个数据丢掉，它都加在里头，而且一次扫描要5分钟，扫一百遍要500分钟。晚上，因为所有人都不用电了，电是最稳定的，光谱质量是最高的，连着在实验室睡了三个晚上。我觉得那三个晚上最幸福，因为心里知道那边正在做激动人心的事！但也最艰难，没想到晚上蚊子会那么大，睡觉只能把毯子从头到脚罩住自己才行，这三天就得到硅烷的局域模振动光谱。这个光谱发表出去在国际上影响很好。总之，\"人生能有几回搏\"，当你意识到出现机遇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它，不要掉以轻心。
我还想起我在美国做的第一件研究，是1979年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做氢氧化钙的光谱。教授就跟我说：\"这些数据你要保存好，赶快分析出来。\"他说他自己做出的第一个实验结果时，他是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生怕丢掉的。这就是搞科学的人的心态，一旦你认为是次重大发现的机遇，马上把它做出来，不要过夜，因为有好多事情往往就相差一点点就失去这个机遇了。
第四，要锻炼出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发现机遇。过去二十多年中我认识许多研究生，他们念书时都很好，但后来的成就相差悬殊。有的人成就很多，有的人却一事无成。关键在于面对新出现的复杂局面时他们是否能发现机遇。
什麽是科学家的直觉和为何它如此重要？爱因斯坦曾现身说法地解释过：\"（学生时代）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数学，其原因不仅在于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超过对数学的兴趣，而且还在于下述奇特的经验。我看到数学分成许多专门领域，每一个领域都能费去我们所能有的短暂的一生。因此，我觉得自己的处境象布里丹的驴子一样，不能决定自己究竟该吃哪一捆干草。这显然是由于我在数学领域里的自觉能力不够强，以致不能把带有根本性的最重要的东西同其它那些多少是可有可无的广博知识可靠地区分开来。...诚然，物理学也分成了各个领域，...可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不久就学会了识别出那些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它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
\"这里爱因斯坦强调了直觉或洞察力对于寻找科学研究上的机遇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很年轻时就懂得直觉的重要，又选择了他具有最好直觉的领域－物理学。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取得突破的条件又已成熟，因而可以大突破的机遇。
培养学生对科学技术的直觉和洞察力是创新人才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些素质难以从课堂和书本上得到，需要通过环境和实践经验来培养。目前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它们都努力营造浓厚的研究气氛，不仅让学生可以与大师交流，潜移默化地受熏陶，而且使学生可以自己参与研究，体会创新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就容易悟出直觉和洞察力。
三．如何创造机遇
抓住机遇还是被动的，真正聪明的人是会创造机遇。下面我来讲讲如何创造机遇。
如果把《孙子兵法》拿来读一遍你就会理解怎么才能创造机遇。《孙子兵法》中有很多办法教我们在战争中如何创造机遇。就拿过去红军和解放军的运动战来说吧。那时红军和解放军处于弱势，装备差，人数少。国民党军优势，装备好，人数多。如何打呢？打运动战。运动战就是靠两条腿跑，没有好机会就不跟你打，跟你转圈跑，跑到你出现漏洞，也是出现战机，我马上就打。运动战就是军事上的创造机遇的好例子。
下棋与足球就更明显了。真正好的棋手，棋逢对手时，都是先走稳自己的步子，不冒险起招，看谁先犯错误。一旦对方犯错误了，就给你创造了机遇，你就赶快进攻。所以下棋下得好的人都很会创造机遇。足球打得好的人更是这样，会创造机遇，大家知道\"边路传中\"的打法，就是为中路跟进的队友创造机遇。制造越位和制造角球，都是制造机会。足球的魅力就在于，优秀的球队，双方实力差不多的，绝不是压着你打，\"我肯定赢\"，其实是都在场上制造机遇，看谁制造的机遇多，机遇被抓住的多，谁就赢了。足球好看也好看在这儿。会看足球的人，就是看对方是如何制造机遇、怎么抓住机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足球是魅力无穷的。如果单纯的看谁攻进球了，那都是低级的球迷。
创造机遇第二点就是，要到适合自己，机遇多的岗位和地方去。我到现在才意识到当年的青海是一个机遇多、适合我的地方。现在有很多地方如北京、上海、深圳，不一定就好，因为那个地方机遇多，但人才也多，竞争也激烈，也不一定都适合你，所以到机遇多、适合你的地方去，这也是在创造机遇。几年前，我曾和科大代表一同访问了美国十所一流大学，他们的校长介绍，美国人很喜欢换工作岗位，平均一生中要换四次。中国人恰好相反，我们的惯性最大，最不愿意换，干件事就想一辈子呆在这儿。换工作岗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是一锤定终身，可以多次换，找准最适合自己的、机会最大的地方和位置。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一生的最重要机遇是他自己创造的。他生于海南岛，9岁就随叔叔到波士顿作小商店学徒。他非常羡慕学校生活，想读书。13岁那年，偷偷上了开往南方的船，去寻找自己也不知道的读书机会。船长很善良，为他的学习热情所感动，就把他介绍给一些热心的教会人士，其中一位将军资助他进了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他利用假期作工挣钱以减轻资助人的负担。完成学业后，他回到中国，帮助孙中山完成了辛亥革命。
第三点，怎么才能创造机遇？人要创造机遇，要得到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机遇，或得到原本跟自己无缘的机遇，特别是不要失去那些属于自己的机遇，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做人要诚实守信。这一点，是我们许多学校，包括我们科大学生值得重视的。有好多年青人，为了短期利益就做假，考试作弊，说假话，就是不诚信，这样你最终还是害了自己。微软中国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李开复，现在回到美国微软总部当副总裁去了。我拜访过他。他离任回国前，从电子邮件里给我发来一封信，里面就讲了他在中国工作几年感到不得不说的中国学生和青年人最需要重视诚信问题。摘录如下。
\"我在苹果公司工作时，曾有位刚被我提拔的经理，由于受到下属的批评，非常沮丧地要我再找个人来接替他。我问他：\"你认为你的长处是什么？\"他说：\"我自信自己是个非常正直的人。\"我告诉他：\"当初我提拔你做经理，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管理经验和沟通能力是可以在日后工作中学习的，但一颗正直的心是无价的。\"我支持他继续干下去，并在管理和沟通技巧方面给予他很多指点和帮助。最终，他不负众望，成为一个出色的管理人才。与之相反，我曾面试过一位求职者。他在技术、管理方面都相当出色。但在谈话之余，他表示，如果我录取他，他可以把在原来公司工作时的一项发明带过来。随后他似乎觉察到这样说有些不妥，特作声明：那些工作是他在下班之后做的，他的老板并不知道。这一番谈话之后，对于我而言，不论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样，我都肯定不会录用他。原因是他缺乏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诚实\"和\"讲信用\"。如果雇用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他不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把在这里的成果也当作所谓\"业余之作\"而变成向其他公司讨好的\"贡品\"呢？这说明，一个人品不完善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的。
在美国，中国学生的勤奋和优秀是出了名的。曾经一度是美国各名校最欢迎的留学生群体，而最近，却有一些变化。原因很简单，某些中国学生拿着读博士的奖学金到了美国，可一旦找到工作机会，他们就会马上申请离开学校，将自己曾经承诺要完成的学位和研究抛在一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已经使得美国一部分教授对中国学生的诚信产生了怀疑。应该指出，有这种行为的中国学生是少数，然而就是这样的\"少数\"，已经让中国学生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另外，目前美国有些教授不愿理会部分中国学生的推荐信，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推荐信根本就出自学生自己之手，已无参考性可言。这也是诚信受到损害以后的必然结果。
我在微软研究院也曾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一位来这里实习的学生，有一次出乎意料地报告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结果。但是，他做的研究结果别人却无法重复。后来，他的老板发现，这个学生对实验数据进行了挑选，只留下了那些合乎最佳结果的数据，而舍弃了那些\"不太好\"的数据。我认为，这个学生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学术突破，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研究人员。
最后想提的是一些喜欢贪小便宜的人。他们用学校或公司的电话打私人长途、多报销出租车票。也许有人认为，学生以成绩、事业为重，其他细节只是一些小事，随心所欲地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就是那些身边的所谓\"小事\"，往往成为一个人塑造人格和积累诚信的关键。一些贪小便宜、耍小聪明的行为只会把自己定性为一个贪图小利、没有出息的人的形象，最终因小失大。中国有\"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很值得记取。\"
现在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特别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素质就是诚信。一个不诚信的人，社会是不接受的。我是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的，国外办一个信用卡，首先要查你的信用记录，看你是不是有过不守信记录。只有一个记录清白，很诚实的，银行才愿意发信用卡给你。而且公司录取一个人，也要看你诚实信用的记录，如果靠不住，没有哪个公司敢用你。大学里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正在发展市场经济初期，最缺乏的就是诚信。我就有这个经验，怕买到注水肉，怕买到残留很多农药的蔬菜，怕买到有毒的大米，所以我们很愿意高价买那种靠得住的食品。那次我请一位院领导吃饭，喝酸奶，他赶快拒绝说现在酸奶里面放了很多滑石粉，用于增加的粘稠度。这些都说明我们市场经济缺乏诚信，有非常大的信用危机，非常大的问题。合肥也是，常听说有商场老板卷款潜逃，他的投资者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找谁要他的投资钱，这样的话，还怎么去做市场经济。贷款更是这样，很多人贷款就不打算还，哪个银行敢借给你钱？所以，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第四条就是要学会善于与人相处和交流。我们学生中许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被家长捧着，长大到现在，最不会就是与人相处，与人交流。交流对一个人的成功很重要。我经常举的例子，英国作家萧伯纳说过一句话：两个人交流思想和两个人交换苹果完全不一样，交换苹果，每个人手上只有一个苹果，而交流思想，每个人同时有两个思想。如果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你们要学会与人相处和交流，这样博采众家之长，是你得到机遇，找到机遇一个非常好的素质。
最后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创造机遇非常重要。《谁动了我的奶酪》，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是一次出差时在飞机场买的，翻了一下就觉得不错。就是说一个人由于感情把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现在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一旦提到职称，就有很多人来找，说他没有提上，多不平，多不满，多愤怒，怎么怎么样……我总是设法安慰他，说这有好多机遇和原因，不能再给你更改了，你没提上职称，你好好工作，争取下次提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不要因为感情，不满这个，愤怒那个，甚至跟本单位领导吵到底，和同事翻脸，一蹋糊涂，这样的话，就毁了你自己的前途和事业，你成功机会就更少了。所以，一旦工作出现问题，要很快调整自己去做最好的事情，容易取得成功的事情。
最后关于如何创造和抓住机遇，我送给大家三句话，原本是英语，是我从国外看到的，我把翻译成中文，就是成功的人要具备三个素质。
有肚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
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
有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
谢谢大家！

coldance

爱因斯坦写于1946年
我已经67岁了，坐在这里，为的是要写点类似自己的讣告那样的东西。我做这件事，不仅因为希耳普博土已经说服了我，而且我自己也确实相信，向共同奋斗着的人们讲一讲一个人自己努力和探索过的事情在回顾中看起来是怎样的，那该是一件好事。稍作考虑以后，我就觉得，这种尝试的结果肯定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工作的一生不论怎样短暂和有限，其间经历的歧途不论怎样占优势，要把那些值得讲的东西讲清楚，毕竟是不容易的——现在67岁的人已完全不同于他50岁、30岁或者20岁的时候了。任何回忆都染上了当前的色彩，因而也带有不可靠的观点。这种考虑可能使人畏难而退。然而，一个人还是可以从自己的经验里提取许多别人所意识不到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这样，第一条出路就是宗教，它通过传统的教育机关灌输给每一个儿童。因此，尽管我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双亲的儿子，我还是深深地信仰宗教，但是，这种信仰在我12岁那年就突然中止了。出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青人的；这是一种令人口瞪口呆的印象。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在后来，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关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锐性时也是如此。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象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象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里，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有类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们已经达到的真知灼见，都是我的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象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我在这里所说的，仅仅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正象一张不多几笔的画，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反映出一个细节混乱的复杂对象一样。如果一个人爱好很有条理的思想，那末他的本性的这一方面很可能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而显得更为突出，并且愈来愈明显地决定着他的精神面貌。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在回顾中所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有系统的发展，然而，他的实际经验却是在千变万化的单个情况中发生的。外界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意识的瞬息内容是狭隘的，这就引起了每一个人生活的一种原子化。象我这种类型的人，其发展的转折点在于，自己的主要兴趣逐渐远远地摆脱了短暂的和仅仅作为个人的方面，而转向力求从思想上去掌握事物。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象上面这样简要地说出来的纲要式的评述里，已包含着尽可能多的真理了。??
准确地说，“思维”是什么呢？当接受感觉印象时出现记忆形象，这还不是“思维”。而且，当这样一些形象形成一个系列时，其中每一个形象引起另一个形象，这也还不是“思维”，可是，当某一形象在许多这样的系列中反复出现时，那末，正是由于这种再现，它就成为这种系列的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元素，因为它把那些本身没有联系的系列联结了起来。这种元素便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概念。我认为，从自由联想或者“做梦”到思维的过渡，是由“概念”在其中所起的或多或少的支配作用来表征的。概念决不是一定要同通过感觉可以知觉的和可以再现的符号(词)联系起来的；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联系，那末思维因此就成为可以交流的了。??
读者会问，这个人有什么权利，在这样一个有问题的领域里，如此轻率而原始地运用观念，而不作丝毫努力去作点证明呢，我的辩护是：我们的一切思维都是概念的一种自由游戏；至于这种游戏的合理性，那就要看我们借助于它来概括感觉经验所能达到的程度。
“真理”这个概念还不能用于这样的结构；按照我的意见，只有在这种游戏的元素和规则已经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约定)的时侯，才谈得上达个“真理”概念。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我们的思维不用符号(词)绝大部分也都能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进行的。否则，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完全自发地对某一经验感到“惊奇”呢？这种“惊奇”似乎只是当经验同我们的充分固定的概念世界有冲突时才会发生。每当我们尖锐而强烈地经历到这种冲突时，它就会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思维世界。这个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
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结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
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他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不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感到惊奇。??
在12岁时，我经历了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惊奇：这是在一个学年开始时，当我得到一本关于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小书时所经历的。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致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至于不用证明就得承认公理，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不安。如果我能依据一些其有效性在我看来是无容置疑的命题来加以证明，那末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比如，我记得在这本神圣的几何学小书到我手中以前，有位叔叔曾经把毕达哥拉斯定理告诉了我。经过艰巨的努力以后，我根据三角形的相似性成功地“证明了”这条定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直角三角形各个边的关系“显然”完全决定于它的一个锐角。在我看来，只有在类似方式中不是表现得很“显然”的东西，才需要证明。而且，几何学研究的对象，同那些“能被看到和摸到的”感官知觉的对象似乎是同一类型的东西。这种原始观念的根源，自然是由于不知不觉地存在着几何概念同直接经验对象(刚性杆、截段等等)的关系，这种原始观念大概也就是康德提出那个著名的关于“先验综合判断”可能性问题的根据。??
如果因此好象用纯粹思维就可能得到关于经验对象的可靠知识，那末这种“惊奇”就是以错误为依据的。但是，对于第一次经验到它的人来说，在纯粹思维中竟能达到如此可靠而又纯粹的程度，就象希腊人在几何学中第一次告诉我们的那样，是足够令人惊讶的了。?
既然我已经打断了刚开始的讣告而且扯远了，因此，我将毫不踌躇地在这里用几句话来说明我的认识论信条，虽然有些话在前面已经顺便谈过了，这个信条实际上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地发展起来的，而且同我年轻时候所持的观点并不一致。我一方面看到感觉经验的总和，另一方面又看到书中记载的概念和命题的总和。概念和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逻辑的性质，而逻辑思维的任务则严格限于按照一些既定的规则(这是逻辑学研究的问题)来建立概念和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念和命题只有通过它们同感觉经验的联系才获得其“意义”和“内容”。后者同前者的联系纯粹是直觉的联系，并不具有逻辑的本性。科学“真理”同空洞幻想的区别就在于这种联系，即这种直觉的结合能够被保证的可靠程度，而不是别的什么。概念体系连同那些构成概念体系结构的句法规则都是人的创造物。虽然概念体系本身在逻辑上完全是任意的，可是它们受到这样一个目标的限制，就是要尽可能做到同感觉经验的总和有可靠的(直觉的)和完备的对应关系；其次，它们应当使逻辑上独立的元素(基本概念和公理)，即不下定义的概念和推导不出的命题，要尽可能的少。??
命题如果是在某一逻辑体系里按照公认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它就是正确的。体系所具有的真理内容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可能性的可靠性和完备性。正确的命题是从它所属的体系的真理内容中取得共“真理性”的。
对历史发展的一点意见。休谟清楚地了解到，有些概念，比如因果性概念，是不能用逻辑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推导出来的。康德完全确信某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他认为这些概念——它们正是这样挑选出来的——是任何思维的必要前提，并且把它们同那些来自经验的概念区别开来。但是，我相信，这种区分是错误的，那就是说，它不是按自然的方式来正确对待问题的。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完全象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而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因果性概念提出来的。??
现在再回到讣告上来。在12—16岁的时候，我熟悉了基础数学，包括微积分原理。这时，我幸运地接触到一些书，它们在逻辑严密性方面并不太严格，但是能够简单明了地突出基本思想。总的说来，这个学习确实是令人神往的；它给我的印象之深并不亚于初等几何，好几次达到了顶点——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无穷级数，微分和积分概念。我还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知道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这部著作（《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是一部有五、六卷的著作）几乎完全局限于定性的叙述，这是一部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了的著作。当我17岁那年作为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时，我已经学过一些理论物理学了。??
在那里，我有几位卓越的老师（比如，胡尔维兹、明可夫斯茨），所以照理说，我应该在数学方而得到深造。可是我大部分时间却是在物理实验室里工作，迷恋于同经验直接接触。其余时间，则主要用于在家里阅读基尔霍夫、亥姆霍兹、赫兹等人的著作。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数学，其原因不仅在于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超过对数学的兴趣，而且还在于下述奇特的经验。我看到数学分成许多专门领域，每一个领域都能费去我们所能有的短暂的一生。因此，我觉得自己的处境象布里丹的驴子一样，它不能决定究竟该吃哪一捆干草。这显然是由于我在数学领域里的直觉能力不够强，以致不能把真正带有根本性的最重要的东西同其余那些多少且可有可无的广博知识可靠地区分开来。此外，我对自然知识的兴趣，无疑地也比较强；而且作为一个学生，我还不清楚，在物理学中，通向更深入的基本知识的道路是同最精密的数学方法联系着的。只是在几年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后，我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一点。诚然，物理学也分成了各个领域，其中每一个领域都能吞噬短暂的一生，而且还没有满足对更深邃的知识的渴望。在这里，已有的旧且尚未充分地被联系起来的实验数掘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可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不久就学会了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但是得说句公道话，我们在瑞士所受到的这种窒息真正科学动力的强制，比其他许多地方要少得多。这里一共只有两次考试，除此以外，人们差不多可以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能象我这样，有个朋友经常去听课，并且认真地整理讲课内容，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这种情况给予人们以选择从事什么研究的自由，直到考试前几个月为止。我大大地享受了这种自由，并把与此伴随而来的内疚看作是乐意忍受的微不足道的弊病。现代的教学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它不断地吞食，特别是当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  失其现在来谈当时物理学的情况。当时物理学在各个细节上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原则问题上居统治地位的是教条式的顽固：开始时(假如有这样的开始)上帝创造了牛顿运动定律以及必需的质量和力。这就是一切；此外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从适当的数学方法发展出来。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由于偏微分方程的应用，十九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引起所有有敏锐的理解能力的人的赞叹。牛顿也许是第一个在他的声传播理论中揭示了偏微分方程的功效的人。欧勒已经创立了流体动力学的基础。但是，作为整个物理学基础的质点力学的更加精确的发展，则是十九世纪的成就。然而，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力学的专门结构或者它所解决的复杂问题，而是力学在那些表面上同力学无关的领域中的成就；光的力学理论，它把光设想为准刚性的弹性以太的波动，但是首先是气体分子运动论：——单原子气体比热同原子量无关，气体状态方程的导出及共同比热的关系，气体离解的分子运动论，特别是气体的粘滞性、热传导和扩散之间的定量关系，而且气体扩散还提供了原子的绝对大小。这些结果同时支持了力学作为物理学和原子假说的基础，而后者在化学中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它的地位。但是在化学中起作用的仅仅是原子的质量之比，而不是它们的绝对大小，因此原子论与其看作是关于物质的实在结构的一种认识，不如看作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此外，古典力学的统计理论能够导出热力学的基本定律，也是令人深感兴趣的，这在本质上已经由玻耳兹曼完成了。??
因此我们不必惊奇，可以说上一世纪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经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而且，他们还孜孜不倦地企图把这一时期逐渐取得全面胜利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也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甚至连麦克斯韦和H．扬兹，在他们自觉的思考中，也都始终坚信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而我们在回顾中可以公道地把他们看成是动摇了以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终基础这一信念的人。是恩斯特·马赫，在他的《力学史》中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当我是—个学生的时候，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我认为，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的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在我年轻的时候，马赫的认识论观点对我也有过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今天在我看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没有正确阐明思想中，特别是科学思想中本质上是构造的和思辩的性质；因此，正是在理论的构造的——思辨的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那些地方，他却指责了理论，比如在原子运动论中就是这样。　?
在我开始批判那个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以前，首先必须谈谈某些一般观点，根据这些观点，才有可能去批判各种物理理论。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第一个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贪吃的习性的。
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竟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能此较的性质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其次，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的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这里我不需要讲到理论的“范围”，因为我们只限于这样一些理论，它们的对象是一切物理现象的总和。第二个观点可以简要地称为同理论本身有关的“内在的完备”，而第一个观点则涉及“外部的证实”。我认为下面这一点也属于理论的“内在的完备”：从逻辑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未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
我不想用篇幅不够来为上面两段括中包含的论点不够明确求得原谅，而要在这里承认，我不能立刻，也许根本就没有能力用明确的定义来代替这些提示。但是，我相信，要作比较明确的阐述还是可能的。无论如何，可以看到，“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的完备”时，他们之间的意见住住是一致的，至于对“外部的证实”程度的判断，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现在来批判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的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
惊奇的读者可能会问：“难道这算是讣告吗？”我要回答说：本质上是的。因为，像我这种类型的人．一生中主要的东西，正是在于他所想的是什么和他是怎样想的，而不在于他所做的或者经受的是什么。所以，这讣告可以主要限于报道那些在我的努力中起重要作用的思想。一种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因此，古典热力学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我确信，这是在它的基本概念可应用的范围内决不会被推翻的唯一具有普遍内容的物理理论(这一点请那些原则上是怀疑论者的人特别注意)。??
在我的学生时代，最使我着迷的课题是麦克斯韦理论。这理论从超距作用力过渡到以场作为基本变量，而使它成为革命的理论。光学并入电磁理论，连同光速同绝对电磁单位制的关系，以及折射率同介电常数的关系，反射系数同金属体的传导率之间的定性关系——这真好象是一种启示。在这里，除了转变为场论，即转变为用微分方程来表示基本定律外，麦克斯韦只需要一个唯一的假设性的步骤——在真空和电介质中引进位移电流及其磁效应，这种革新几乎是由微分方程的形式性质规定了的。谈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要说，在法拉第—麦克斯韦这一对同伽利略—牛顿这一对之间有非常值得注意的内在相似性——每一对中的第一位都直觉地抓住了事物的联系，而第二位则严格地用公式把这些联系表述了出来，并且定量地应用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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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代里，我自己的兴趣主要不在于普朗克的成就所得出的个别结果，尽管这些结果可能非常重耍。我的主要问题是：从那个辐射公式中，关于辐射的结构，以及更一般地说，关于物理学的电磁基础，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普遍结论呢，在我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简要地提到关于布朗运动及有关课题(起伏现象)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以古典的分子力学为根据的。在不知道玻耳兹曼和吉布斯的已经发表而且事实上已经把问题彻底解决了的早期研究工作的情况下，我发展了统计力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热力学的分子运动论。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一些事实，尽可能地确证那些有确定的有限大小的原子的存在。这时我发现，按照原子论，一定会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悬浮微粒的运动，而我并不知道，关于这种“布朗运动”的观察实际上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最筒单的推论是以如下的考虑为根据的。如果分子运动论原则上是正确的，那末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粒子的悬浮液就一定也象分子溶液一样，具有一种能满足气体定律的渗透压。这种渗透压同分子的实际数量有关，亦即同一克量中的分子个数有关。如果悬浮液的密度并不均匀，那末这种渗透压也会因此而在空间各处有所不同，从而引起一种趋向均匀的扩散运动，这种扩散运动可以从已知的粒子迁移率计算出来。但另一方面，这种扩散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悬浮粒子因热骚动而引起的、原来不知其大小的无规则位移的结果。通过把这两种考虑所得出的扩散通量的数值等同起来，就可以定量地得到这种位移的统计定律，也就是布朗运动定律。这些考察同经验的一致，以及普朗克根据辐射定律(对于高温)对分子的真实大小的测定，使当时许多怀疑论者相信了原子的实在性。这些学者之所以厌恶原子论，无疑可以溯源于他们的实证论的哲学观点。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表明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作出正确解释。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概念构造，事实本身就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
(XYS20030910)
自述片断
1895年，我在既未入学也无教师的情况下，跟我父母在米兰度过一年之后，我这个十六岁的青年人从意大利来到苏黎世。我的目的是要上联邦工业大学，可是—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是一个执意的而又有自知之明的年轻人，我的那一点零散的有关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热衷于深入理解，但很少去背诵，加以记忆力又不强，所以我觉得上大学学习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怀着一种根本没有把握的心情，我报名参加工程系的入学考试。这次考试可悲地显示了我过去所受的教育的残缺不全，尽管主持考试的人既有耐心又富有同情心。我认为我的失败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物理学家韦伯让人告诉我，如果我留在苏黎世，可以去听他的课。但是校长阿耳宾赫尔措格教授却推荐我到阿劳州立中学上学，我可以在那里学习一年来补齐功课。这个学校以它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仰赖外界权威的教师们的纯朴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同我在一个处处使人感到受权威指导的德国中学的六年学习相对此，使我深切地感到，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真正的民主决不是虚幻的空想。
在阿劳这一年中，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倘使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那末他就处在一个不随时间而改变的波场之中。但看来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是同狭义相对论有关的第一个朴素的理想实验。狭义相对论这一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
1896--1900年在苏黎世工业大学的师范系学习。我很快发现，我能成为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要做一个好学生，必须有能力去很轻快地理解所学习的东西；要心甘情愿地把精力完全集中于人们所教给你的那些东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课堂上讲解的东西笔记下来，然后自觉地做好作业。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一切特性正是我最为欠缺的。于是我逐渐学会抱着某种负疚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生活，安排自己去学习那些适合于我的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我以极大的兴趣去听某些课。但是我‘刷掉了’很多课程，而以极大的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这样做是好的，并且显著地减轻了我的负疚心情，从而使我心境的平衡终于没有受到剧烈的扰乱。这种广泛的自学不过是原有习惯的继续；有一位塞尔维亚的女同学参加了这件事，她就是米列娃玛里奇，后来我同她结了婚。可是我热情而又努力地在H．F．韦伯教授的物理实验室里工作。盖塞教授关于微分几何的讲授也吸引了我，这是数学艺术的真正杰作，在我后来为建立广义相对论的努力中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在这些学习的年代，高等数学井未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有那么多分支的领域，一个人在它的任何一个部门中都很容易消耗掉他的全部精力。而且由于我的无知，我还以为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只要明晰地掌握了数学基本概念以备应用，也就很够了；而其余的东西，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不过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枝节问题。这是一个我后来才很难过地发现到的错误。我的数学才能显然还不足以使我能够把中心的和基本的内容同那些没有原则重要性的表面部分区分开来。
在这些学习年代里，我同一个同学马尔塞耳·格罗斯曼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每个星期我总同他去一次里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店，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习，也谈论着睁着大眼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他不是象我这样一种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而是一个浸透了瑞士风格同时又一点也没有丧失掉内心自主性的人。此外，他正好具有许多我所欠缺的才能：敏捷的理解能力，处理任何事情都井井有条。他不仅学习同我们有关的课程，而且学习得如此出色，以致人们看到他的笔记本都自叹不及。在准备考试时他把这些笔记本借给我，这对我来说，就象救命的锚；我怎么也不能设想，要是没有这些笔记本，我将会怎样。
虽然有了这种不可估量的帮助，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课程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基本上学会这些东西。对于象我这样爱好沉思的人来说，大学教育并不总是有益的。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幸运的是，对我来说，这种智力的低落在我学习年代的幸福结束之后只持续了一年。
马尔塞耳·格罗斯曼作为我的朋友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这样一件事：在我毕业后大约一年左右，他通过他的父亲杷我介绍给瑞士专利局(当时还叫做‘精神财产局’)局长弗里德里希·哈勒。经过一次详尽的口试之后，哈勒先生把我安置在那儿了。这样，在我的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1902一1909这几年当中，我就不用为生活而操心了。即使完全不提这一点，明确规定技术专利权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真正的幸幅。它迫使你从事多方面的思考，它对物理的思索也有重大的激励作用。总之，对于我这样的人，一种实际工作的职业就是一种绝大的幸福。因为学院生活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这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顶得住。然而大多数实际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就能够完成人们所期待于他的工作。作为一个平民，他的日常的生活并不靠特殊的智慧。如果他对科学深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他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我威谢马尔塞耳·格罗斯曼给我找到这么关于在伯尔尼的那些愉快的年代里的科学生涯，在这里我只谈一件事，它显示出我这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思想。狭义相对论问世已有好几年。相对性原理是不是只局限于惯性系(即彼此相对作匀速运动的坐标系)呢，形式的直觉回答说：‘大概不！’然而，直到那时为止的全部力学的基础——惯性原理——看来却不允许把相对性原理作任何推广。如果一个人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于惯性系)加速运动的坐标系中，那末一个‘孤立’质点的运动相对于这个人就不是沿着直线而匀速的。从窒息人的思维习惯中解放出来的人立即会问：这种行为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办法去分辨一个惯性系和一个非惯性系呢，他一定(至少是在直线等加速运动的情况下)会断定说：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人们也可以把相对于一个这样加速运动的坐标系的那种物体的力学行为解释为引力场作用的结果；这件事之所以可能，是由于这样的经验事实：在引力场中，各个物体的加速度同这些物体的性质无关，总都是相同的。这种知识(等效原理)不仅有可能使得自然规律对于一个普遍的变换群，正如对于洛论兹变换群那样，必须是不变的(相对性原理的推广)，而且也有可能使得这种推广导致一个深入的引力理论。这种思想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对此我没有丝毫怀疑。但是，要把它贯彻到底，看来有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首先，产生丁一个初步考虑：向一个更广义的变换群过渡，同那个开辟了狭义相对论道路的时空坐标系的直接物理解释不相容。其次，暂时还不能预见到怎样去选择推广的变换群。实际上，我在等效原理这个问题上走过弯路，这里就不必提它了。
1909--1912年，当我在苏黎世以及布拉格大学讲授理论物理学的时候，我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 1912年，当我被聘请到苏黎世工业大学任教时，我巳很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了。在这里，海尔曼·明可夫斯基关于狭义相对论形式基础的分析显得很重要。这种分析归结为这样一条定理：四维空间有一个(不变的)准欧几里得度规：它决定着实验上可证实的空间度规特性和惯性原理，从而又决定着洛仑兹不变的方程组的形式。在这个空间中有一种特选的坐标系，即准笛卡儿坐标系，它在这里是唯一‘自然的’坐标系(惯性系)。
? …………
这种陈述方式固然还是只涉及准欧几里得空间的情况，但它也指明了如何达到一般的引力场的道路。在这里，引力场还是用一种度规，即用一个对称张量场来描述的。因此，进一步的推广就仅仅在于如何满足这样的要求：这个场通过一种单纯的坐标变换而能成为准欧几里得的。
这样，引力问题就归结为一个纯数学的问题了。对于对称张量场来说是否存在着一个对非线性坐标变换能保持不变的微分方程呢，这样的微分方程而且只有这样的微分方程才能是引力场的场方程。后来，质点的运动定律就是由短程线的方程来规定的。
我头脑中带着这个问题，于1912年去找在的老同学马尔塞耳·格罗斯曼，那时他是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数学教授。这立即引起他的兴趣，虽然作为一个纯数学家他对于物理学抱有一些怀疑的态度。当我们都还是大学生时，当我们在咖啡店里以习惯的方式相互交流思想时，他有一次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非常俏皮而又具有特色的话(我不能不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我承认，我从学习物理当中也得到了某些实际的好处。当我从前坐在椅子上感觉到在我以前坐过这椅子的人所发出的热时，我总有点不舒服。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了，因为物理学告诉我，热是某种非个人的东西。
就这样，他很乐意共同从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附有一个条件：他对于任何物理学的论断和解释都不承担责任。他查阅了文献并且很快发现，上面所提的数学问题早巳专门由黎曼、里奇和勒维—契维塔解决了。全部发展是同高斯的曲面理论有关的，在这理论中第—次系统地使用了广义坐标系。黎曼的贡献最大。他指出如何从张量的场推导出二阶微分。由此可以看出，引力的场方程应该是怎么回事——假如要求对于一切广义的连续坐标变换群都是不变的。但是，要看出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可并不那么容易，尽管我相信已经找到了根据。这个思想虽然是错误的，却产生了结果，即这个理论在1916年终于以它的最后的形式出现了。
当我和我的老朋友热情地共同工作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小小的疾病竟会那么快地夺去这个优秀的人物。①我需要在自己在世时至少再有一次机会来表达我对马尔赛耳·格罗斯曼的感激之情，这种必要性给了我写出这篇杂乱无章的自述的勇气。
自从引力理论这项工作结束以来，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岁月我几乎全部用来为了从引力场理论推广到一个可以构成整个物理学基础的场论而绞尽脑汁。有许多人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工作着。许多充满希望的推广我后来一个个放弃了。但是最近十年终于找到一个在我看来是自然而又富有希望的理论。不过，我还是不能确信，我自己是否应当认为这个理论在物理学上是极有价值的，这是由于这个理论是以目前还不能克服的数学困难为基础的，而这种困难凡是应用任何非线性场论都会出现。此外，看来完全值得怀疑的是，一种场论是否能够解释物质的原子结构和辐射以及量子现象。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是不加思索地用一个有把握的“否”宇来回答，因为他们相信，量子问题在原则上要用另一类方法来解决。问题究竟怎样，我们想起莱辛的鼓舞人心的言词：为寻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比不担风险地占有它要高昂得多。
爱因斯坦写于1955年3月

三、《我的人生观》· 爱因斯坦??
我的人生观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扭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已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①这句话从我育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象。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份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予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①象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式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这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学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类生活的壮丽行列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所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了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中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被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颈这种可憎的勾当。①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加以有计划的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呀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种神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象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丁恐惧或者出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神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幸运的职位。

jamenyang

哈哈，没归类，担心被管理员删掉。

coldance

以上都是我精心收藏过的，现推荐给大家
ＳＨＡＲＥ

czg1102002

要想成功，必须学会把握机遇，甚至创造机遇。首先，我始终坚信诚信就是机遇。其实真正属于自己的并不多，每个聪明的人都懂得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即便是伟人也这样。所以，要善于跟他人合作学习，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诚信。诚信，则别人会信任自己，如果自己再有执著探索的精神，别人就会喜欢你，这样，即便你是个弱者，别人仍会帮助你，钦佩你，而这就是看不见却会影响你一生的机遇。其次，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和勤奋钻研的作风。常常有人说什么东西可遇而不可求，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聪明点，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世界呢?我在中学时曾看过一本书上有一位名人这样说，“我从不寄希望于自己的运气有多么好，但我也从不害怕自己的运气有多么差，我总 觉得只要自己不是最差的也不是最好的就行了，这是我平和心态的来源。”同时，勤奋钻研的作风是你把握住机遇的利器，只要你做到了，你就会成为大家中最“幸运”的人了。
　　要学会思考，让自己更有智慧。读书学习是为了成才，无论你是做学术大师，兴业之将，还是治国之才，都需要具备一个关键的素质——独特的思维。这里我只想说，摒弃原有陈旧的想法吧，开动起自己的脑子来，让它给这个世界创造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你存在的价值。对于思考本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而且每个人都不会完全占有优势或劣势。有些人善于推理，有些人具有强大的直觉潜能，有些人想像能力丰富，有些人全局意识极强，或许按照科学合理的培养，你的思维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变得独一无二，不信就请试试。不过，太多的人被小聪明而诱惑，太多的人进入了无法自拔的思维死循环而遗憾地失去了对开阔世 界的享受。
　　最后希望大家要有胆魄。应该对自己树立信心，敢于去做一些很难做但只要有勇气就会做好的事情。同样，要敢于向高峰冲去，向理想挺进，我们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开拓人，我们要有胆魄来面对腐朽，面对坚冰，让我们并肩作战吧!
　　用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
　　用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
　　用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p:1]

coldance

楼上讲得很有道理...  
   ①诚信就是机遇---------------------------------------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
   ②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和勤奋钻研的作风------------宁静致远 ~
    用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
　　用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
　　用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