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花果与猫》节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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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贵的马，是英雄的挚友和宝贝，诗人所热爱的主题（正如约伯记、荷马的伊利亚特、维吉尔的农事诗所描述的）然而这种骄傲的、具有贵族气质的、迅捷的、强健有力的动物却生活在风暴之地--最荒凉的中亚大草原上。如今，被称为鞑靼野马（Tarpan）的野生马仍然漫游在那里，鞑靼野马与野化马、半驯化马并不容易区分。
它们总是在谨慎的头马带领下成群觅食，迎着上风方向，时刻保持警觉，常常因受惊而撒开蹄子在无边的草原上奔逃。
野马拥有浓密且直立的鬃毛和长着长毛的尾巴，在严酷的寒冬到来时，全身会长出细细的绒毛，它们用蹄子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的枯草用来充饥。
在这片土地上也生活着第一个驾驭马匹的民族，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广义而言，他们往东方的分支可称为蒙古人，在西方的分支可称为突厥人。
即使到了现在，他们的后裔与马的关系依然密切。蒙古人认为无马是丢脸的，他们几乎总是在马背上，偶尔下马，也会立刻感到不协调。一个蒙古男童在学会走路之前，就会被放在马背上，紧紧抓住马鬃，在马背上成长，最终与马儿合二为一。这种生活方式代代相承了几千年，甚至也给蒙古人烙上了明显的形体印记，他们的腿弯成弓状，步态略显笨拙，身体总是前倾。他们在帐篷里总是坐立不安，游移的眼神就像他们正立马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紧紧地盯着远处地平线上一丝的烟尘。
蒙古人的财富端赖他放牧的五畜的数量和规模，他们使用套索来捕获马驹，饮用马奶酒（给绑住马腿的母马挤奶颇费气力，需要很多的练习），马肉是他们日常所喜爱的食物，马的皮毛也很有用，皮被分割成皮条用来做绳索或者筛子，小马驹的皮被做成衣服。佛教徒曾试图戒除以马肉作为食物，虔诚的喇嘛依然遵守这条戒律。
从辽阔的平原出发，野马迁徙到了印度北部的高地，突厥斯坦的绿洲，锡尔河和阿姆尔河之间的荒漠。
在众多的品种中，土库曼马是出了名的机敏，耐力持久，可以在轻装情况下急行一百公里不歇脚。土库曼人骑马突袭、抢掠过往客商，不等受害者回过神来，他们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在沙漠中，他们可以整宿睡在马背上，滴水未进。万贝里（Vambery）声称，他们爱马胜过妻儿和自己，为了自己马儿的鞍鞯和辔头会倾其所有，为它遮盖以防受冻或者过热，尽管被称为野蛮、贪婪的沙漠之子，但是看到他们如此爱惜自己的马，仍然令人有所感触。
拉德洛夫（W. Radloff）也曾描述吉尔吉斯人对马的热爱胜过自己的爱人，在他们眼中，马就是美的化身。最高尚和诚实的人也可能受到一匹漂亮骏马的诱惑而想窃为己有。
应该注意到的是土库曼马的育种，曾经与阿拉伯马进行了大量杂交，尽管基本上保持了纯种，但是杂交种使其高贵品质略有折损。
野马的迁徙从突厥斯坦继续往西，越过俄罗斯南部草原，也许一直到达喀尔巴阡山脚下，中欧的森林地带似乎不太可能大量出现这样的动物，但是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据完全打破了这种质疑。
瓦罗（Varro）曾提及西班牙的野马。斯特拉波写到，“在伊比利亚有很多鹿和野马，阿尔卑斯山脉也有野牛和野马分布。普林尼称阿尔卑斯山北部同样有野马。
中世纪文献也证明日耳曼和以东地区也存在野马。在维南迪乌斯（Venantius Fortunatus）时代，在阿登高地的狩猎对象包括熊、牡鹿、野猪和野马（在当时被称为onager）
野马初次出现在意大利是在伦巴第人（Longobards）统治的阿基鲁（KingAgilulf）王朝时期（Paul. Diac. Hist. Lang.）
公元732年，教皇格里高利三世致信“日耳曼传道者”卜尼法斯（St. Boniface）：“尔等早前曾食野马之肉，圣洁的弟兄，此等行为自今往后断不可继续。”所以直到那个时候，日耳曼教徒还未受到多少约束，也许因为他们从小在家乡就习惯于这种行为，因此在罗马的意大利人看来是如此的野蛮和讨厌。
艾克哈德修道士（Ekkehard of St.Gallen 大约公元1000年）的祝祷词里提到了在修道院的厨房里提供的肉食包括了野马肉，因此，虔诚的教友们必定是吃过它了。
一则古老的日耳曼谚语这样说：“良驹不驯成野马，人不知耻便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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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排版 咋回事捏

王志成2010

要是转帖或摘录什么的，下次别发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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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我寻思应该是原创吧 只是从word来的时候 排版咋是混乱的呢 有哪位能帮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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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中对于妇女的嫁妆和日常用品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她的野马没有一直被看管起来，就不应认为这是其财产的一部分。
一份1316年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文档显示一个叫赫尔曼的人获得了在某个森林里钓鱼、狩猎和放养野马的权利。
根据洛斯林（Helisaeus Rosslin，斯特拉斯堡，1593）的记载，从墨洛温王朝时期一直到十六世纪末，野马一直生活在孚日山（Vosges）的荒野地带，位于阿尔萨斯和孚日之间。这里的马比野猪胆小且更具野性，也不易为陷阱所捕获。但是如果它们经过辛苦的训练而获得驯化，它们会成为像西班牙马和突厥马一样的良马，甚至更为强壮，因为它们对于寒冷习以为常，能够忍受糙粮，惯于山区道路，能够像岩羚羊一样稳健。
如果在日耳曼西部和南部已经能够驯养野马，它们必定在俄罗斯、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存在很久，事实上，我们找到无数这样的证据一直到近代。
十二世纪上半叶，奥托主教时期（Otto of Bamberg），波美拉尼亚富有各种野物，包括野牛和野马。同一时期的西里西亚，1132年有关波西米亚公爵（Duke Sobeslaus）的一段文字记载，“带走很多的俘虏和不计其数的野母马。”众所周知并且被很多文献所提到的是普鲁士的森林中一直有野马生活，直到宗教改革时期甚至更晚。特彭的《马祖里史》记载（Max Pollux Toeppen，Geschichte Masurens, 但泽, 1870）：“在条顿骑士时代，野马和其它兽类主要是因其兽皮而被捕猎。”1543年，阿尔伯特公爵命令驻吕克（Lyck）的指挥官，让他们采取措施保持野马的数量。证据证明在波兰和立陶宛猎捕野马的历史远早于17世纪。至于俄罗斯，引用切尔尼戈夫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Vladimir Monomach，1053-1125）的非凡语句就已足够。在他写给儿子的训诫书里（收入《拉夫连季编年史》）“在切尔尼戈夫，我徒手捉到10到20匹野马，并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当我沿着罗斯河（隔开俄罗斯人和钦察人的一条边界）骑行时，同样是徒手抓获同样的马。”
为了对这些片段有一个正确地辨别，我们必须考虑下述事实。
在欧洲早期历史中，野马被赶到距野外定居点很远的地方放牧，就像现如今亚洲游牧民所做的那样被照看。畜群处于半驯化状态（畜群称为stud。盎格鲁-撒克逊，stod。斯拉夫语，stado。古高地德语，stuot。立陶宛语，stodas）当需要成年马匹时，野马就被捕捉和训练，往往有不少因此而丧命。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所谓“屋内养马，屋外养狗”是较晚时期的方式。同样的，希腊谚语也告诉我们：“时时照看，才能马壮膘肥。”
早期的粗放式放牧往往导致马匹甚或整个畜群重新野化，例如，牝马在发情期往往逃逸和失踪；畜群受到狼的攻击或者牛虻的骚扰，就会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变成像牡鹿和驼鹿一样的野外猎物。
事实上，史前时期的欧洲中部，远至西班牙，都被密林所覆盖，将这一地区假设为野马的原始栖息地是不可信的，因为野马的生存需要广袤的草原，在那里，它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速度优势逃脱食肉猛兽的捕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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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事实，我们似乎可以肯定，野马在这里并非原来就是野生的，而是逃脱到野外的。当孚日的野马被驯服的时候；当波西米亚公爵从西里西亚带回大量畜群的时候；当威斯特法利亚一块地方上的鱼、野兽和游荡的野马被分配给赫尔曼的时候；当新娘的财产不包括未被照看的野马时—从这些例子里我们推测那只能意味着逃脱的野马。而圣奥托在波美拉尼亚和条顿骑士在普鲁士发现的野马也许出生于野外，但也只是逃脱牝马的后代；表示这些地区在久远的过去可能遭到劫掠和战争。这更像是在切尔尼戈夫的情形，那里的边界地带紧挨着游牧民族的部落，森林为脱逃动物提供了很好的庇护。我们还要加上来自希罗多德的《历史4:52》中所描述的“白色野马”，它们生活在南布格河（Hypanis）源头所在的一片湖区，似乎处于半自由状态。
让我们将视线从欧洲转向亚洲大草原，野马的真正故乡，重要的事实是，表现出野马受到驯化和有历史记载存在的那些地区远离最初的起源地，越来越清楚的是游牧这种蓄养方式应起源于东部和东北部邻近区域。
在被称为文明古国的埃及，早期历史中并未出现马和两轮战车的任何印迹，直到希克索斯王朝（Hyksos）结束，第十八王朝开始建立的时期（大约公元前1800年），我们发现绘画作品中出现了亚洲风格装束的马和两轮战车，纸莎草书（目前已破解的部分）也提到了这一点。是否是希克索斯人的游牧部落将这种新奇动物带到埃及，利用其开辟一种新的作战模式，这种推测看似颇具吸引力，但仍然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持。也可能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在与叙利亚的（赫梯人）对抗过程中第一次与马和两轮战车相识。两轮战车的古埃及名称几乎与希伯来语相同，马的名字，sus，则是一个闪米特语。埃及和亚洲的图画都显示马似乎专为战事之用，没有一处显示其作为家用或农活，这一点似乎是可做解释的，不能因为太可疑而忽略。
当阿喀琉斯（Achilles）谈到埃及底比斯（Thebes）时曾提及它的两轮战车：“底比斯，百门之都，每个门都冲出二百个战士驾着两轮战车驭马而行。”---《伊利亚特》
埃及神话又是如何描述马的用途呢：“奥西里斯询问荷鲁斯，哪种动物在打仗时最有用呢，荷鲁斯回答是马，难道不是狮子吗？奥西里斯反问到。荷鲁斯说，狮子在我需要援助时可能有用，但是马可被驾驭奔驰，消灭溃逃的敌人。”如果我们相信埃及的图画，埃及人至少在那时已经驯服狮子伴随法老征战；它们被拴在两轮战车上，等待合适的时机被放出。
关于马何时被传入西亚的闪族人中，我们只有从旧约--《摩西五经》《约书亚记》等章节中获得有限的证据，但是，这些书又是何时写下的呢？在这众多的篇章中，没有一篇不是由不同的片段组合而成，经过众多不同编修者之手所校订，很难称其为继承有序。如果有只言片语说明犹太人是何时征服这片土地的，假使这样的文字真的存在的话，也可能已经淹没在混杂的叙事中了。至于最古老的圣经作者，所谓的埃洛希姆派，他们的作品必定不会比犹太人的王侯时期更古老，他们所能依靠的，唯有口传律法，为了与宗教的性质相一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他们必定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和重新组合。因此，我们不能十分肯定任何给定的圣经片段是起源于真正的口传律法，还是后来的神权政治或民族主义的观点，亦或只是体现了叙事诗的内在精神。
有关马的描述在摩西五经或其它篇章中并不缺乏，例如《约书亚记》第11章4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迦南人）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个片段的内容经由底波拉之歌（the song of Deborah）所确认，远比犹太人君主国建立还要早很多，大约属于公元前13世纪。《士师记》第5章22节，“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又28节，“他的战车为何耽延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这些描述都从未提及马被作为家用；它们是犹太人的好战邻居和敌人所带来用做战争工具，牵引战车或做骑乘之用。《约伯记》中对马的雄姿的赞颂也正表明战马是其唯一之用途。它在一般家庭日用生活中的位置被驴子所占据。摩西十诫中这样写道，“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申命记》第5章21节）”这项律法的内容起源于非常古老的时期。马，在这里，完全没有被提及，即使是作为骑马的游牧民劫掠的首要目标。当我们读到《列王纪下》第23章11节时，“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这一节叙述了约西亚王（King Josiah）焚毁了作为异教偶像崇拜所立的战车和马，这种具有雅利安人特征的太阳神崇拜，是从米底亚（Media）所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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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曾听过阿拉伯人，南方支系的闪米特人提到马是不足为奇的。《旧约》中也从未提到阿拉伯荒漠中的牧羊人有马伴随，那些人只有骆驼和驴子，从底格里斯河直到尼罗河的那些好战王国所使用的作战方式是他们没见识过的。如果同意以上观点，那么事实就是薛西斯（Xerxes）军队里的阿拉伯人所骑乘的只能是骆驼。希罗多德写到，“阿拉伯人都骑着骆驼，在速度上稍逊于马。”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在阿拉伯菲利克斯（Arabia Felix）既没有马也没有骡子，“那里有很多家养动物和畜群，除了马、骡和猪。”在纳巴泰人（Nabataeans）的地盘也是同样的情形：“那里没有马，骆驼代替了它的位置。”斯特拉波的朋友和罗马将军埃利乌斯·高卢斯（Aelius Gallus）领导了宏伟的，但不太成功的阿拉伯腹地远征，也同样的报告没有一匹马在那个时候（公元前24年）活动于半岛地区。在马格尼西亚战役（Magnesia）中，安条克三世（Antiochus）像薛西斯一样，指挥着骑单峰驼的阿拉伯人。

    在绿洲点缀其间的阿拉伯沙海中，骆驼就是沙漠之舟，它们比马更为实用，可以像马一样灵活的走动，可以长时间的忍耐饥渴，以沙漠中的草本植物为食，宽阔的脊背可以驮运游牧民的妇女、儿童、帐篷和粮食。

    如今的阿拉伯马被认为是最优良的品种之一，因此看到这些早期记录的人想必会难以置信，他们忘记了事实上相似的例子，非但不少见，反而在文化史中非常普遍。

    对于上述的直接证据，我们还可以再加上维吉提乌斯（Publius Vegetius 约公元5世纪）的反面证据，他统计和描述了很多古代人所知的良马品种，未曾提到阿拉伯马。有一种马戏团中使用的非洲马，或许我们会以为它和阿拉伯马关系密切，但是维吉提乌斯补充说，它们是来自于西班牙血统。一个为了购买赛马的特别使团从安条克城（Antioch）出发，并携带西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约公元345-402）写给养马人的信函，他们将前往路途遥远的西班牙而不是临近的阿拉伯。与西马库斯同时代的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公元325/330-391）提到过撒拉逊人的快马和苗条的骆驼，他曾想象撒拉逊人的王国从底格里斯河一直延伸到尼罗河的瀑布。大约同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也拥有撒拉逊骑兵，并派遣他们抵御西哥特人的侵扰。这些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证据表明，阿拉伯马假使不是第一次被引入，一定已经在精心照料和适宜的气候下，成长为我们今天所称赞的高贵、漂亮的动物。《可兰经》和前伊斯兰时代的诗歌残篇也充满深情的描述了阿拉伯马，相信这些保存至今的信息表现了真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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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东部闪米特人，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区域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我们在莱雅德（Layard）的《尼尼微及其遗迹》里读到，在发掘出的宫殿遗址墙壁上，有大量生动的浮雕，表现了华丽装饰的马匹拖拉着两轮战车。毫无疑问的是，马，这个战争的新引擎从这里出发，一直到达西面地中海岸边的叙利亚和西南面埃及的尼罗河峡谷。在弓箭发明以后，采用战车进行突袭和快速撤退这种战术一定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起来的。在我们所见的尼尼微浮雕中，若骑手装备弓和箭，则一定还有另一名骑手同行来驾驭马匹；若前者手执长矛，则无需任何辅助。弓箭手必须同时使用双手，一手搭箭，一手张弓，才能放出利箭，直射目标；亚述人还没有能够与自己的坐骑合为一体，就像后来的安息人和现如今的土库曼人所做的那样。因此射手必须求助于第二个骑手，后来出现了由两匹马拉的两轮战车，也是承载两名士兵。在这样的两轮战车上，士兵笔直站立，一人在旁驾驭马匹，在战斗时，射手可以自由转向任何方向，也能向后攻击追兵。但是即使在亚述战事中，乘坐战车也只是高贵之人的特权，就像之前的其他时期，英勇之人才可骑马战斗。除了围城之战，无需快速移动的时候，亚述王总是位居战车之上，从不步行或者骑马。战车一般由两匹马牵拉，但有时也有第三匹或第四匹马伴随在侧，准备替换受伤的同伴。在这样的画面中，马就像一个人，表现为一种非常符合传统习俗的样式；《尼尼微和亚述》的作者声称他在现代库尔德人中，发现了非常之相似的装扮。所有的信息都指出，闪族人的马来自波斯人的国度，就像埃及人的马来自闪族人的王国一样。正如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推罗人从陀迦玛城购买马匹，换句话说就是马来自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陀迦玛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以西结书第27章14节）”

     一路南下折向东方，我们来到印度，很明显，这里已经远离马的驯化中心。在印度，马既不常见，也不漂亮和强壮；它们是从西北地区的王国引入的，容易退化。古人亦经常提到这一特点，尽管该地区其他物产颇为丰富；现代作者的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在位于西北边疆五河之地（旁遮普）的吠陀部落中，马却大有价值。马被用于战争和祭祀；作战时用于牵引战车而非骑乘。然而，这并非最初的起源之处，它受到来自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吠陀战车与荷马所描述的细节极其相似，也类似于亚述战车。

    位于印度河西部的卡曼尼亚(Carmania)，那里的驴子代替了马，即使在作战时；在波斯帝国的起源地，波西斯（Persis,）也是缺乏马匹的，对于骑乘技术也是一无所知。

     小居鲁士在外祖父的宫廷中学习驾驭这种高贵的动物时兴奋地大声呼喊，在他多山的家乡，马是难得一见的，拥有和骑一匹马更是非同寻常。再后来，当他带领军队与米底人和希尔卡尼亚人（Hyrcanians）作战时不得不面对他们的轻骑兵，他召集他的将领们并向他们建议从此以后，“骑在战马上，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扑向敌人。”色诺芬为他在这个场合中安排了此段富于雄辩的演说，贵族中的克里桑塔斯（Chrysantas）表示赞同，“此后，再也没有波斯望族乐于徒步行军了。”因此，我们在斯特拉波的作品中看到，大流士的陵墓铭文上写着，国王不仅是个忠诚的朋友，还是最好的骑手、射手和猎人。就这一点而言，波斯人无论在政体结构，还是服饰、礼仪和风俗等方面都模仿了他们的米底人亲族，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也不过是米底人早已存在的习俗。考虑到马是神圣的和有预言能力的动物，因此它是奉献给光明之神最恰当的祭品；伟大君主的战车由白马所牵拉，不朽神灵常常骑着白色战马；一些英雄人物和次要神祇的名字中常常包含着a鏿a（马）这个词—这些均来源于米底和大夏（Bactrian）文化，被波斯人所接受。斯特拉波说，“现今所谓波斯式的战术，对弓箭和骑兵的偏好，皇家仪仗的壮观华丽，对帝王像神灵一样的关注，都是传承自米底文化。”米底亚是骏马之乡，由于其自然环境和游牧民的定居倾向，他们散播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形成了雅利安人向图兰人（Turan）的过渡，那意味着，从定居者到游牧部族都具有雅利安血统。

    波里比阿（Polybius）称，“米底因优秀的种族和良马而著名，骏马尤其冠绝亚洲，因此皇家种马场也设在那里。”斯特拉波也赞扬了米底和亚美尼亚的马匹饲养，“两地都有很多马，那里有一处草场，被称为牧马场（Hippobotos），凡是从波斯和巴比伦去往里海之门的旅人都会经过那里。在波斯人时代，据说那里放牧着五万匹马，畜群都归国王所有。”古代著名的尼萨马（Nisaean）就是在米底繁育的。又据希罗多德，“米底有广阔平原名尼萨（Nesaion）；此地所产之高头大马即以此为名。”斯特拉波亦称名为牧马场（Hippobotos）的草原也可能位于亚美尼亚，“尼萨马高大且骏美，为波斯王所御用，有称来自米底亚，又有称产自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所产之马，品质与米底亚所产相当，波斯国王所用之尼萨马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亚美尼亚总督每年要为光明神密特拉（Mithras）的节日送去两万头幼驹”这些马具有独特的外形，与亚细亚的希腊人所谓的安息马（Parthian）较为相似；和现今的土库曼马一样迅捷。亚里士多德曾经称赞过希尔卡尼亚的单峰驼，声称它们在赛跑中可以超过尼萨马，是最快的动物。马塞林努斯曾经亲眼见过骑着这样马的一支部队。在阿姆河两岸有多处城镇和地区用尼萨（Nisaea）作为地名，很显然这些地名都只是具有名称上的意义。也因此使得尼萨马看起来似乎是来自现代突厥斯坦的边界地区， 游牧部落总是从这里出发攻击东部的农耕国家。从这里，远至锡尔河（即塔内斯河，在雅利安语中为同一条河），更远到里海北部和黑海，欧洲的塔内斯河（顿河），波利斯丹尼河（第聂伯河），伊斯特河（多瑙河）的广大地区内，生活着骑马的游牧民族，安息人，马萨格泰人，达赫人(Dahae)，萨尔玛提亚人，花刺子模人，斯基泰人等部族，一般泛称为塞种人（Sacae）。古代作家常常或多或少提及这些部落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希罗狄安（Herodian）对抗击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皇帝远征波斯的安息人（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安息人部落）有这样的描述，“他们不仅像罗马人那样使用马和弓箭作战，而且从小时起就以此打猎为生。箭不离身，马不卸鞍，无论对付敌人还是追逐猎物。”达赫人不断骑马穿越广阔，缺水的沙漠，不曾停歇；因而侵入了希尔卡尼亚，尼萨，安息国的平原地区。当薛西斯在希腊时，色萨利的马被认为是希腊最好的，因而他安排本地马和自己带来的波斯马比赛，结果证明波斯马更为优良。萨凯人（Sacian）骑兵是波斯军队中最好的。萨凯马以能忍耐沙漠的严苛环境而著名。当罗马皇帝普洛布斯（Probus）有一次从阿兰尼人（Alani）或邻近的某个部落那里获得一匹战马，“虽然外表看起来很不起眼，却能够每天飞奔100哩，一连八天甚至十天不停歇。”优良的畜群都被斯基泰族王侯留在身边，就像在米底亚一样，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就曾经从伊斯特河口的斯基泰人那里得到过两万匹良马，将它们带回马其顿繁育。生活在里海附近的西吉尼人（Sigynnae），他们有一种马据称与蒙古和鞑靼的鞑靼野马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这种马身披五英寸的长毛，钝头型，过于矮小，难于骑乘，但是如果给它们套上挽具，用来牵拉战车，则会跑得飞快。西吉尼人是米底人的一支，但是它们的马却保持着最原始的特征，或者是品种有所退化，其他塞种人部族则通过杂交，借助米底亚的温暖气候和广袤草场上的优质牧草，改良了他们的马匹。但是米底人的马最初则是来自图兰人那里，一个自史前时期就开始一直骑马的民族，是雅利安种族的一个东北部支系。这里或者附近区域据信就是印欧人（雅利安人）的发源地 ，我们再次面临最主要的问题---“他们”是否即骑马的流浪部落（像古代的图兰人那样）从最初家族分离，而后散布到整个欧洲？还是像亚述人和埃及人那样，从他们之前的家园那里得到来自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已经驯化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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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va这个词证明印欧人已经熟悉马，在印欧语系的各分支，都有发现，只是听起来略有变化；例如，梵语为a鐅a，盎格鲁-撒克逊语为esh，古爱尔兰语为ech，拉丁语为equus等等；只在斯拉夫语里缺如。这个词的词根是ak，“加速，”用来表示马时意味着它的速度，或许是为了和缓慢的牛有所区别。马作为一个敏捷和迅速的动物的符号意义在众多神话和诗意语言中存在了很长时间。太阳匆匆的划过天空，因而波斯人和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将地上最快的动物—马献祭给太阳神。希罗多德称马萨格泰人，“只崇拜太阳神，将马献祭给太阳神，意味着将地上万物中最快的动物奉献给天上众神中最快的一位。”荷马描述太阳是“不知疲倦的，”同样的措词被索福克勒斯用来表示北风之神和南风之神，也被品达用来形容牵引战车的骏马。马在神话中被视为像风一样；这在厄里克托尼俄斯（Erichthonius）的母马因北风神而受孕的寓言里表现的非常明显；在荷马史诗中，“那些马飞腾过遍布良田的平原，没有碰触到一只谷穗；它们掠过满是激浪泡沫的海面，没有溅到一滴咸的露水。”---《伊利亚特》
    骏马也被称为“暴风，”“暴风脚；”“迅如鹰隼，”“敏捷似鸟。”瑞索斯（Rhesus）的神马“飞驰如风，”阿喀琉斯的战马是“西风之神泽费罗斯（Zephyrus）和波达耳革（Podarge，哈耳庇之一，又名捷足者；哈耳庇是具有破坏性的、有害的风）所生”；它们可以“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不见；”珊托斯对阿喀琉斯说：“至于我们，我俩可与强劲的西风赛跑，人们都说，那是风中最快的狂飙。”---《伊利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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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俄罗斯（Aeolus），风神，又被称为希波塔底斯（Hippotades），即希波忒斯（Hippotes，亦被称为骑士）的儿子。在北欧神话史诗艾达（Edda）中，马常常用来表示风和风暴。风的主宰者，奥丁骑着有八条腿的灰色神马斯雷普尼尔（Sleipnir）。在冬季（北风肆虐的时候），巨人在他的马斯瓦狄尔法里（Svadilfari）的帮助下为众神建造宫殿；但是在冰宫快要建成时，洛基变身成一匹母马（象征着刮起南风）诱使斯瓦狄尔法里脱离它的工作，于是到了春天，宫殿仍旧没有完工 ，雷神托尔一锤敲碎了巨人的脑袋。在日耳曼关于鬼猎人的神话中，沃登骑着他的白马飞驰在夜空中，我们所知仅仅是午夜的暴风化身为马和骑手。此种观念流行于古罗马时代，卢西塔尼亚海滨的母马因为风而受孕，即可能与这种古代描述有关；瓦罗声称这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论农业》2,1,19）。
    马正是以如此的形式为先民们所熟知，并且在他们的想象中定格为速度的象征，因此它的名字必定起源于这种属性。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人与马接触的历史中，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仅仅作为一种跑得飞快，很难被赶上的猎物；或者作为可以骑乘的动物，载着流浪的游牧民迁徙，并驱赶他们放牧的畜群；又或者，最终被套上挽具，牵引马车、拖拉鞑靼人的圆顶帐篷（kibitka）。但是这最后一项也许未必可信，因为在此种状况下，速度并非迫切需要，强壮的肌肉和结实的脖颈也许更合适。在希罗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描述中，斯基泰人尽管是较早掌握骑马技术的部族，却使用牛来拉车，至于谈及的其它欧洲国家，在他们征战和迁徙过程中，最初也是因循同样的方式。当辛布里人（Cimbrians）在对抗罗马的战争中失利时，女人们将她们的孩童扔到车下，男人们则把自己绑在牛角或者牛腿上，驱赶牛将自己撕碎。牛车作为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在很久之后依然出现在宗教仪式或者政治典礼中。塔西佗曾提及日耳曼人的大地女神涅尔萨斯（Nerthus）乘着小母牛拉的神车；就像古代高卢女神，图尔的格里高利所称的贝瑞辛西娅（Berecynthia）。当死去的哥特人被送往陵墓时，牛拉着他的灵车；哥特人的首领和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出席公众集会或者到其它任何公共地方去，都由牛车拉着，这种方式也被其他皇亲贵戚所采用。在安东尼圆柱的浮雕中，两名被俘的贵妇坐在有垫子的牛车上，一名有胡子的男子被反绑双手，由两名罗马士兵押送。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妇女和孩童坐牛车，士兵步行。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早期，牛是最常见的役畜。有轮货车的发明必定和牛的驯化是紧密相连的。在克洛索斯（Croesus）与索伦的对话中，我们听到克勒俄比斯和比同兄弟（Cleobis and Biton）感人的寓言故事，表明阿尔戈斯赫拉神庙的女祭司是乘牛车到神庙那里的。卡德摩斯和哈耳摩尼亚必定也是乘坐这样的牛车，从忒拜去往异族人之地，并在伊利里亚建立了奔牛城（Bou-thoe）。牛常常单独被用于日常家务和田间工作，披上挽具拉犁耕田；房屋、妻子和耕牛组成了乡村家庭的基础。
                       “首先，要有房屋、女人和耕牛。”---赫西俄德。
     没有牛就无法搬运任何东西，“你会因缺少耕牛而错过时令，误了农活。须知说一声‘借我两头牛，一辆大车’是一件易事，但邻居同样可以轻松拒绝‘我的牛还有活要干’”谚语有云，“大车反过来拉牛；”“本末倒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牛是人们的劳动伙伴，像人一样神圣。“阿提卡的风俗是，忍耐着轭辛苦拉犁的牛不用做牺牲献祭，因为他也是同胞，与农人一起分享劳作与艰辛。”一条来自毕达哥拉斯的说法是这样流传的：“不要宰杀耕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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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荷马时代的希腊，马专用于战事，东部诸王国也是如此；但是马仅仅是身披挽具牵引战车而非用于骑乘。事实上，骑乘技术还未被荷马时代的诗人所知晓，这怎么可能呢？当风暴击碎历经磨难的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所居的岛上制作的木筏时，他抓住一块木板，骑在上面就像骑在一匹赛马上。当狄俄墨得斯和尤利西斯趁着黑夜去偷盗瑞索斯的马时，狄俄墨得斯想牵走国王的战车；但是，受到密涅瓦的警告，英雄们跃上马背，飞快的逃回他们的战船。在此种情况下如此的描述是非常自然的；他们必定看到牧童在牵马饮水时常常这样做。在《伊利亚特》的一处场景中，一名男子从放牧的畜群中选出四匹快马，赶着它们奔向城镇；他跃上马背，飞快地从一匹跳向另一匹，赢得了围观者的赞赏。除了这几处极少的例子外，我们无法推断出马在荷马时代除了牵拉战车，还能够像现在那样被骑乘。特洛伊城下的战斗场景与我们在库云吉克（Koyunjik）和豪尔萨巴德（Khorsabad）宫殿墙壁上所看到的刻画是一致的。轻战车有一根车轴、两个八幅车轮，由两匹马套上挽具系在一根长杆上牵引，载着勇士来到阵前，当勇士跳下战车就可掷出他的长矛或者使用刀剑作战。战马一直等待直到再次载着主人返回自己的阵营。战士出征有伙伴随同，站在他的左侧充当战车驭手；当一名身披铠甲手执盾牌、长矛战斗时，另一名则驾驭马匹。有时则一整队战车排成一排进攻，在《伊利亚特》第四卷里，奈斯托尔将战车布置在队伍的前面，腿脚强壮的步兵排在后面，稍弱的放在中间；命令战车不得冒进，也不能退却，他们的前辈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攻城拔寨：
                    “伟大祖先，谨慎坚持此法；
                      节制激情，保存力量；
                      击败大地上，自负的僭主；
                        不朽胜利，全赖纪律。”---伊利亚特
    特洛伊人及其盟友所采用的作战方式与希腊人完全相同，毫无疑问，整个战争模式和马匹的使用都是模仿自亚洲地区。战神阿瑞斯，只在战车上或徒步作战；从未曾骑在马上打仗。《伊利亚特》第五卷中，阿佛洛狄忒阵中受伤，求助阿瑞斯，借了他的战车，风驰电掣地逃回奥林匹斯山。其中描述阿瑞斯坐在自己战车中，快马站侯一旁，手执盾牌长矛；品达称他为“爱神的黄铜战车伴侣。”即使除战争之外，荷马也从未描述马被用于骑乘。因此，在《奥德赛》第三卷中，我们看到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和佩西斯特拉妥（Pisistratus）跨越多山的伯罗奔尼撒从皮洛斯（Pylus）赶往斯巴达，一路上是驾着战车而非骑马，穿过一个个隘口和布满鹅卵石的河床。他们的装备和挽具与特洛伊平原上所用的相同；佩西斯特拉妥站在一侧驾驭着马匹。当墨涅拉俄斯（Menelaus）与忒勒马科斯分别时，想送他三匹马和一辆战车，忒勒马科斯提醒他伊萨卡岛没有宽阔的赛马场也没有平原，因而拒绝了这件礼物；“没有一个大海中的岛屿有合适的地方用来驾驭两轮战车，伊萨卡岛尤其没可能。”因此，马在这样的国家是无用的。另外，在古代时期的葬礼活动上，也没有任何马背上的比赛；在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的葬礼竞赛（《伊利亚特》第23卷）就包括驾驭战车，拳击，摔角，赛跑，剑术，抛铁块，射箭和投掷长矛。在库普塞鲁斯之柜上，描绘着阿卡斯托斯（Acastus）在其父珀利阿斯（Pelias）的葬礼中所举行的竞赛大会场景，艺术家没有提及赛马，画面中只有两轮战车正在比赛，角力，拳击，投掷铁饼和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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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留给我们的最早期的关于马的形象是非常象征化的，及至艺术手法有所发展的稍晚时期，以今日专业眼光来判断，那些均系较为修长的亚洲类型，而非自遥远北方引入的原始类型。
    还有一些不得不提到的最古老的宗教崇拜形式，这些特征都同样的指向雅利安人。波斯人用马来向河神献祭。当薛西斯抵达斯特里蒙河边时，祆教僧侣向激流献祭了白马；在提比略时期，安息王朝的提里塔特（Tiridates）为了安抚幼发拉底河神而献祭了马匹。尽管特洛伊人也惯于将活马抛入斯卡曼德河的漩涡中；阿喀琉斯对他们说---
                  “再多骏马，献祭漩涡，亦是徒劳。”---伊利亚特
    在阿尔戈斯海滨有一处泉涌，在海中形成一个漩涡。在古代时期，阿尔戈斯人也常常将马匹献祭给海神波塞冬。罗德岛人每年都要向海中抛入四匹马将其奉献给太阳神。将马献祭给太阳神，视白马（苍白的，经培养所产生的反常品种）为有着光明神般神圣的颜色，因而通常像是神和王者的骏马，这是一种雅利安习俗和宗教幻想，在希腊各地都有流传，甚至意大利地区。狄俄斯库里兄弟（Dioscuri）是光明神，骑着白马；当他们在萨迦拉河之役（Sagra）援助洛克里斯人时，穿着猩红色斗篷，披着铠甲出现。他们同快乐与阳光的琉喀波斯（Leucippus）女儿们结婚，他们的名字也显示出明亮的意味。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描写过太阳随白马升起，驱逐阴暗的循环。当阿克拉加斯的欧塞涅透斯（Exaenetus）获得赛跑的冠军回到家乡时，同胞们驾着三百辆白马拉的马车夹道欢迎；卡米卢斯（Camillus）在夺取维爱（Veii）后，乘坐白马牵拉的战车举行了入城凯旋式，这种举动由于冒犯天神和太阳神的权力与荣光，因而受到同辈人的谴责。斯巴达人在太阳神驾临泰格托斯山顶时，将马匹作为奉献献祭给他；这种风俗并非来自腓尼基人，他们的宗教仪式中并不使用马。其起源仍然是来自小亚细亚的雅利安人；假如最早的希腊人真的是骑着矮小的、毛发杂乱的草原马到达他们未来的家园，那么那些事实的线索必定在我们所知的最早时期之前就已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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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位于希腊北方的色雷斯却并非如此，这里因荷马称赞其骏马而知名。荷马的描述可能完全是基于神话传说：色雷斯是马的故乡正如它是北方风暴的家乡一样；狂暴的风浪从色雷斯海一路南下；马正是象征着风暴和海浪的白色泡沫；因而它是被海神波塞冬所创造用在众神的庆祝活动中。然而史诗中的色雷斯马是如此现实和逼真看起来不仅仅像神话。色雷斯很早就和小亚细亚诸国有着大量交流；国王瑞索斯的马像雪一样白，他的战车和武器更像是为神祇所准备的，这些都是模仿自雅利安的光明神；因此在黑夜中他失去了自己的马和性命。无论如何，色雷斯与小亚细亚一样距离北方游牧民族较近，其种马可能直接来自饮用马奶的部族。同样的，斯拉夫人，立陶宛人和日耳曼人所拥有的驯化马也都是来源于他们的邻居---雅利安游牧民族。关于斯拉夫人，塔西佗明确地声称他们不是像萨尔玛提亚人一样的骑马民族，主要作战力量为步兵，因而和日耳曼人归为一类。此后，随着日耳曼人的撤退，斯拉夫人进占到易北河和奥得河一带，中世纪历史学家提到在他们中盛行的马崇拜，这强烈地提醒我们其中所具有的雅利安因素。他们将白马献祭给光明神斯万特维特（Svatovit），黑马献祭给象征黑暗的那一个特里格拉弗（Triglav）；黑马从不用来骑乘，白马有时由祭司骑着。马是能够预言未来吉凶的，有它们驻留的神庙就会变成神示所。在一个有关波西米亚起源的传说中，就是一匹有魔法的马指引着莉布丝公主（Libussa）的使者找到了被选中的君王普舍美斯（Premysl）。这种光明与黑暗的对应，马的神圣属性以及神的名称，b鬵u，必定是起源于萨尔玛提亚人和阿兰人。古代证据揭示立陶宛人也饮用马奶酒：这种习俗尽管还不为日耳曼人所知，但是已由南俄的骑马民族传播到波罗的海。沃尔夫斯坦（Wulfstan）告诉阿尔弗雷德国王“在埃斯特（普鲁士）富产蜂蜜，但是其国王和贵族将蜂蜜酒留给穷人，他们自己则饮用马奶酒。”从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和杜伊斯堡的彼得（Peter of Duisburg）的记录中，我们知道这种马奶酒是蒸馏得来的和醉人的。在立陶宛，如同雅利安人所做的那样，母马被聚在一起挤奶，尤其是在它们被一起赶去喝水时，这样的方式使动物能逐步地习惯。马奶经过发酵变成醉人的饮料，颇受贵族的喜爱；我们可以从这个最近的事实推断马的繁育这项技艺是来源于外族国家。一条来自亚当编年史的注释似乎指出远至瑞典的哥特人也沉醉于马奶酒中，但是在条顿人中间却从未曾接受挤马奶这项习俗，所谓“Sembi”和哥特，正如格林解释的那样，代表的是萨莫吉提亚（Samogitia）。日耳曼人对马的祭祀也带有典型的雅利安特征。马被献祭给神，牵引着神的战车，具有预言的本领；白马是最神圣的，正如波斯、斯基泰或者其他王国那样。罗马人认为日耳曼马是不值一提和劣等的。凯撒认为它们矮小和病怏怏的，尽管能适应于大的劳动量。塔西佗说它们显然不能称得上漂亮和迅捷。也许这些马的类型近似于斯特拉波所说的生活在黑海北面的草原马---“矮小、敏捷、难以驾驭。”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一样，非常执着于步兵而非骑兵，除了一些少数东部的部族，他们与草原上的雅利安民族有着更多的联系。再转向日耳曼人的另一侧，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认为西北部的日耳曼人，迁入不列颠的盎格鲁人都完全不熟悉马，被他放置在莱茵河下游的瓦伦人（Warnen）也是如此。“这些岛民比其他野蛮人都好战，但总是采用步兵在地面作战。他们从未见过马，布里提亚岛（Brittia）也从未发现马。当他们中的某人作为使节要去往罗马人或者法兰克人那里而不得不骑马时，必须让人抬上马。当他要下马时，也得有人帮助才能到得了地上。瓦伦人并非骑手，他们总是徒步。”在普罗科匹厄斯所提到的时代，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也许他所说的是指西北部的沼泽地带，在那里马难以通行。在此处描述中他本应称弗里斯兰人（Frisians）而非盎格鲁人，应是大陆上的一处河心岛而非不列颠。而在位于莱茵河河口的岛上所居住的巴达维亚人则被认为是日耳曼人中最优秀的骑手，惯能带甲骑马游过莱茵河。古代作者亦曾描述喀里多尼亚马像日耳曼品种一样矮小，还有一种古代凯尔特品种，在高卢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杂交和改良。卡西乌斯（Cassius）称喀里多尼亚人：“他们拥有矮小和快捷的马，但是仍旧惯于徒步，行军速度颇为迅捷，善于固守阵地。”因而喀里多尼亚人，日耳曼人和文德人（Wends）与骑马的萨尔玛提亚人相较而言，都可被称为“捷足者”；战斗中，骑兵是他们次要考虑的选项。而且骑兵还需要一个敏捷且腿脚强壮的同伴跟随他，在紧要关头施以援助。这种日耳曼人骑-步联合的形式在凯撒的《高卢战记》中有详细的记载：“他们有六千名骑兵（在阿里奥维斯图斯的队伍中）和同样数目的敏捷且腿脚强壮的步兵，这些步兵都是骑兵为了自身的安全，从全部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在战斗中他们互相配合，骑兵撤退时就退向步兵阵地，如果战事有任何恶化的迹象，步兵就冲上前接应，如果有人受伤跌下马，步兵就在四周掩护，如果需要前进的更远或撤退的更迅速，这些步兵的奔跑速度也非常之可观，只要抓住马鬃，就可随骑兵一起进退。”在更早时期的巴斯塔纳人就惯于被编入这样的辅助部队和他们的骑手在一起；越是深入的了解其历史，我们就可从很多报告中看出，高卢人、后期的日耳曼人不曾单独地使用他们的骑兵，而是和强大的步兵协同作战。因而从高卢直到多瑙河口，这是北部欧洲部族惯常使用的做法。偶尔的，我们也听闻在南方诸王国有类似的战斗模式；但是如果仔细检视，会发现那是完全不同的。伊比利亚人在战斗中，由两人共乘一匹马，然后一名骑手下马徒步战斗；迪奥多罗斯描述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成功地在马上作战，他们跳下马徒步展开进攻。这种战术也曾被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采用。当维乌斯（Q. Fulvius Flaccus）围困卡普亚时，罗马骑兵由于兵力不占优势，几乎被包围，百夫长奈维乌斯想出一个办法试图挽救陷入尴尬境地的罗马部队；他挑选出强壮和敏捷的年轻士兵，手执长矛，骑上马坐在骑手后面，一俟信号发出，步兵和骑兵一起冲出：受到惊吓和重创的敌军四散奔逃。这也许并非奈维乌斯的灵光一闪，对于异族人或者希腊人的此种战术，他必定早有耳闻。亚历山大大帝据说发明了一种骑兵，佩甲较重装步兵为轻，但比一般骑兵多，徒步、马上均能战斗，类似于古斯塔夫的龙骑兵，此种双重作用的部队并非民族传统的结果，而是来自战争艺术。我们也许可以幻想此种混合作战系统在《奥德赛》时代早已存在，在其中提到色雷斯部落基科涅斯人（Cicones）时：
“他们人多又勇敢，居住在该国内陆地方，
           善于从马上和敌人厮杀，必要时也能徒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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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荷马史诗随处可见的“从马上”实际上意味着从战车上，因此基科涅斯人所采用的战术想必跟《伊利亚特》中所提到的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不清楚地说明呢？是因为未开化的异族人有如此战术而感到意外吗？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特洛伊人和基科涅斯人所采用的战车战术与之后凯撒在不列颠遇到的凯尔特人战斗模式，竟然一样。就像特洛伊城下的英雄们，凯尔特人驾着战车涌入战场，凯撒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战术：“首先，他们驾着战车四处奔驰，投掷武器，试图使敌人的队伍陷入混乱；当他们突入骑兵的队伍之后，就跳下车来徒步战斗，驭手则驾车退至一侧待命，一俟同伴受到猛烈攻击，就救援他们撤退。这样他们就兼有了骑兵的速度和步兵的力量。他们的训练是如此精良，即使从陡峭的山坡上冲下来，也能控制马匹的方向或急停；还能在车杠上奔跑，或者站立在轭架上，一瞬间又跳回车里。”阿古利可拉（Agricola）在格劳庇乌山（Grampians）之战时也目睹了同样的阵势；梅拉（Pomponius mela）提到此种战车装有长柄镰刀，但是凯撒和塔西佗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其他历史学家提到比利时人也采用此种战车，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在凯尔特人自东方迁徙而来过程中，从临近的雅利安人和色雷斯人那里，传来了此项传统；直至它在欧洲大陆逐渐消失之后，像其他一些古代习俗那样，仍在不列颠诸岛有所保留。镰刀战车被引入战场是如此的亚洲化，就我们所见，这完全是一种起源于亚述、波斯和小亚细亚的习俗。
      诗人，基于对史前时代的想象，总是疑惑于骑马和马拉车究竟哪个更早些。卢克莱修认为武装的先民骑上马背并用缰绳控制马匹要早于驾驭它们牵引战车；这一次他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四轮运货马车本身是一个很古老的发明，但是距离未开化民族熟悉它还很遥远；相对于笨重迟缓的牛车，更精致，包着金属的亚述两轮战车更轻便，更快捷。牛作为役畜的使用可能促使人们驯化捕获的马匹用于同样的目的；但是更自然的情形应当是首先驯化马接受骑乘，四肢并用的紧贴马背，趴在上面直到它感到疲惫并且接受被人所驾驭。就我们所知，马一直是被用作战争，它的价值体现在速度，骑手只想给它套上轻巧的运输工具，载着自己和同伴，更有效的达成作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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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视以上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我们会发现整个欧洲，无论是典型的南部王国，还是从东部斯拉夫人到西部凯尔特人的北欧诸国，都不存在马的远古时代生活地点，也没有显示马被人类驯化的清晰线索和确切证据。很多事实看起来都肯定地排除了马在早期历史中被人们所熟悉的可能；例如，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不会骑马，假如他们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则必然懂得骑乘，但是他们只会驾驭马牵拉两轮战车，正如他们看到亚洲人所做的那样。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设想印欧人（雅利安人）在他们早期迁徙历程中就是一个骑马的民族，靠着不牢固的缰绳驰骋在欧洲大陆，用鬃毛做的套索捕获猎物。但是如果他们穿越欧亚的伟大征程没有马的伴随，那么必然是留在最初出发地附近的一支雅利安人支系在后来学会了骑乘艺术；突厥人填补了雅利安人迁徙后留下的空白地带，并且最后与他们越来越接近，如果雅利安人不是从突厥人那里学来驭马之术，又是从哪里呢？突厥人和蒙古人已经被定性为第一个在草原上捕获这些敏捷的单蹄动物的民族，并且掌握了利用它来狩猎和打仗的艺术。当突厥人第一次出现在西方的文明人面前时，一定程度上，他们作为一个骑马民族还不为人所知，即使斯基泰人、安息人和雅利安人部族也不例外。
    古代历史学家（苏伊达斯，马塞林努斯等）称“匈奴人，每走一步都会跌倒---他们不用脚走路，他们生活，醒着、睡着、吃喝、与人交谈都在马背上。”他们的马强壮且丑陋，必定是新近才从北部亚洲的草原上来的。因此佐西默斯也说：“他们很难双脚稳固地站在地上，只能完全生活在马背上，甚至睡觉也是如此”
    草原是马的故乡；草原上的黄皮肤子孙驯服了马，并且成功地在马背上建立了全新生活。在那之后，他们的创造力耗尽了，当他们骑着马闯进欧洲，只能带来毁灭。
    假如米底亚人，像现代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要么是起源于非印欧人的图兰人，要么是起源于被图兰人所征服的雅利安人---事实真相将会揭示因何米底亚会成为马匹繁育的摇篮和西亚骑乘艺术的起源地（注释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