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的科举试卷看人才选拔机制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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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试卷，看得出，是绝对是一定意义上的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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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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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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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不足和消极影响
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首先，这只是戏曲中的人物，据考证纯为子虚乌有，况古之帝王岂容如此欺君之人哉；其次，这也是个人的私德问题。）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总之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至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才是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术落后的真正原因。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也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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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完备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中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编辑本段科举制度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宋代“重文轻武”，所以也很重视科举考试，但后期导致选官过冗过滥。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 宋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科举中落与创新时期
1238年，戊戌选试录取4,030人。后因故中止，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 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编辑本段鼎盛时期
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熹注解）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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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国学坛子里边的句话“因為人材是從實踐中來的，所以為何沒有類似科舉考試的國家反而有人材。否則中國總理應可通過考試選出了”

或许现在流行的从一定年龄下的某行业已经上过大学的在职人员中重新参加某种考试或者考核，重新上大学学习，上的时候报工作志愿，有能力毕业再重新参加分配是破题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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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 公司作为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容纳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机制和主体，无论国有还是民营。这个机制是封建社会零星、不成体系的拥有的。社会政策、导向、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都需要国家兜底，倾斜。
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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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兵器的封建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辅助以商贸流通等，尚未大规模工业化，信息化更无从谈起，这个时代的科举导向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等为主，而且这些现在能称之为国学的内容其实是中华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槽粕般地传承，当然由于古代中国统治阶级的局限性，糟粕未能剔除出去，不过终究通过科举这个制度使得这些文化得以源远流长，这个应当说科举的功劳，同时国学里边也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农学、医学等内容，而且同样不弱，但是未能在科举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明朝以后），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些不是正统，同时，1300年科举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世界上确实也没有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威胁的对手，当然近代除外，同时容纳这些科学技术的企业、公司等制度也未有风气，或者缺乏制度，或者缺乏社会氛围，所以一直未能发展起来。所以落后了。。。自己的观点，也许不尽然对。
其实包括现在我国的企业的生存的社会环境都不尽理想，比如企业特别是地方市县下属的国有企业，搞的好的本来就不太多，可就是这类企业地方一把手或者对其有生杀大权的官员、房地产商人或者说是房产地方官员复合体对其财富觊觎已久，如果还位于城区的好地段，如果国家上层在国外同业寡头的哄骗之下出台了这方面的改制、破产什么之类的文件，那这些企业怕是挺不了多久。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没有载体，人才和科技何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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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制度的人才选拔来看，看到古代的人才选拔也是选拔+培养并重，周期也很长，并非是一考就定终生。对比当下公务员考试，短短个笔试+面试就能判断出一个人是否是人才？还有选拔公开招考领导干部，是否需要制度性的约束和规范+网络、公众的考验呢？比如最近沸沸扬扬的董美女事件，能否把考试的笔试卷子+面试题目+考官提问等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是否这些考试内容是走形式还是确实有一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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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人尽其力才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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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虽然有不少弊端，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科举绝对比现行的高考公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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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的文化领域中，粗疏的东西太多了，空谈和浮躁的风气太盛，有很多人在文化领域中夸夸其谈，但其实对很多概念和意识都不过是人云亦云的传声筒。

其实，历代已经有很多对科举制度进行较为客观评价的说法（如李鸿章、吕思勉、张舜徽），但这些微弱的声音很快被喧嚣声淹没了。

科举制度如此，八股文其实也类似，有很多人根本不愿意深入了解，就给它们贴上“落后”的标签。只要一谈历史，这些人马上摆出一副超越古人的架势，任意褒贬从不实事求是，其实他们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不但不能体现出后人的优势，反而只能体现出他们自身的浅薄。

顺便推荐一下，最近看过的一本关于八股文的书。《八股风光五百年》这本书以大量前人著作为依托，品评细致，态度公允，是一部了解八股文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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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已于11日发布，相比2012年国考考试大纲几无变化，公共科目笔试仍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阅读理解、逻辑填空、资料分析、数字运算、图形推理、常识判断、申论依旧是主要考试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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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3楼golden21c于2013-01-25 14:19发表的 :
2013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已于11日发布，相比2012年国考考试大纲几无变化，公共科目笔试仍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阅读理解、逻辑填空、资料分析、数字运算、图形推理、常识判断、申论依旧是主要考试题型。

感觉这种考试应当是对个人对国家贡献，个人成长过程的一个总结，是种阶段性认可的形式。应当淡化一考定终生，进去就是铁饭碗，哪怕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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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tudouzi兄的观点，转帖

科举是一种人才选拔形式，至于考什么则是另一回事；正如八股文是一种作文形式，写什么则是另一回事一样。近代否定科举集中在反对科举考试内容上。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和西方的文官考试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科举？不过是考试内容不同而已。
明清科举（而非科举）的问题，个人认为有以下两个：
1、从内容上看，过于狭窄，而且往往与之后担任的官僚业务没有什么联系；
2、从结果上看，直接进入官僚体制，而且都是一定级别的官僚体制，缺乏业务培训。
直接的结果就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可能并没有能力担任将要担任的职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科举对国家来说是选拔优秀人才，对参加科举的人来说就是敲门砖；皇帝以为找来能人了，但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却发现考试内容与现实需求没多大联系。
当然，也有人举出曾、李等大牛，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牛人最大的特点是学习能力强，即使没有科举，有其他什么举，真正的牛人也照样能够露出尖子来，所以这些人既不能证明科举的正确，也不能证明科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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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首先要结合指导思想传授中国传统的正确的经史之学的内容，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
高校的四大职能中的“传承文化”感觉提法非常对，但是其中的关系不是孰重孰轻的关系，而是都是必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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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科举制对应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科举的成功和失败之处或许可归结为“社会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问题”，也就是说驾驭的了驾驭不了，适应不适应的了蕴含巨大科技、经济、生产、军事等力量的社会，虽然文化传承的本质不变，但是其他手段未能与时俱进，目光短浅。
牋 无论什么科举也好，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好，这类考试应当是一种引导手段，目的在于引导社会力量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的目标迈进，引导大家做贡献，其中包括的框架硬件有“军事、文化、政治、经济、农业、工业等”，这些都应当是“社会”去做的，而不是“资本”所能代替的，更不是封建社会的“贵族精英”所能替代，主要要义是“社会”----即尊重人、培养人、发挥人作用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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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在其《劝学篇》外篇第八中说了他对科举的看法观点，孰对孰错清代历史已经成形，可以自己琢磨。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须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馀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廿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勾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驱之，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遍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以免荒经之弊。童试一切照生员，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盖生童考试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试难，试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诏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乡会试之外，惟殿试临轩发策，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论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讲求政治为主。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见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谓议者之说，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因存其说于此，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语焉。《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贡举私议》云：“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语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作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作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 “更须兼他科目取人。”［同上］问：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见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节录欧阳公论更改贡举事件扎子［庆历四年］：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欧公时之不专重诗赋，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考者不至疲劳。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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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对于2700年前的管仲先生虽然一直如雷贯耳，但是却未曾有时间静下心来读这位春秋第一相的论著。最近涉及到《管子》所以找来《管子》读，翻了几下就有种相恨见晚般的感觉。对于人才管仲先生有不少观点：1.办一切事业，首先要“得人”；2.治军作战，要“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3.治国要顺民心、利民生，要“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霸言》）；成霸业要“始于人”，“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大匡》）；而要“显于天下”，更需“务得人”。总之，“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五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