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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胜”的指导思想
孙子从“慎战”的观点出发,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 进而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 可见,作为军人、军事家的孙子,深知战争对于民众、国家的意义,从而使他的军事思维具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而“利合于主”的“求实”特征 。据此,他最后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 的“全胜”战略思想,这是孙子对战争所希图达到的最高境界。
孙子为什么会提出“全胜”思想呢? 因为,春秋是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战争虽然是解决争端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孙子以攻城为例指出:“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谋攻》) 他认为:“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事实也是如此,中小诸侯列国为了同大国对抗,频繁地缔结各种攻守盟约,于是,外交斗争成为解决争端的重要手段。如公元前631 年,郑国大夫烛之武一席话劝退秦军,使郑国危如垒卵的形式化险为夷(《左传•僖公三十年》)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孙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谋攻”经验,提出了崭新的“全胜”战略思想。
孙子“全胜”指导思想的意义在于: (1) 战争不是唯一解决争端的手段,“伐谋”、“伐交”等也是有效的手段。(2) 战争不仅仅要讲胜利,也要讲代价,“兵不顿而利可全”是最好的。(3) 战争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军争》) ,
实力很重要。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全胜”呢? 孙子在《谋攻》中明确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就是说,“全胜”的方法、途径是“伐谋”“、伐交”,而不是“伐兵”、“攻城”。“伐谋”是指以谋伐敌,即以计谋使敌屈服。“伐交”是指通过外交途径,分化瓦解敌人的盟国,扩大、巩固自己的盟国,迫使敌人陷于孤立,最后不得不屈服。用“伐谋”、“伐交”使敌人屈服,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或减少伤亡、损失,提高作战“效益”。如果采用“伐兵”、“攻城”的方法,可能造成得不偿失的结果。孙子举例说:“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结论是“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 。军事行动要“屈利”,也要“避害”,要降低“屈利”成本,因此,孙子认为“伐谋”是上策,“攻城”是下策,“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实力”是“全胜”的前提,那么,“实力”的内容是什么? 本文认为,“实力”首先是政治实力。孙子在《计篇》中主张:对于战争要“经之以五,校之以计,以索其情。”即用“五事”、“七计”分析研究战争形势。分析研究的首要内容就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计篇》) 。这与下文的“主孰有道”是一致的,即君主的政治开明程度。在《形篇》中,孙子又提出“修道而保法”的思想,意思是要修明政治,确保法治,这样才能掌握战争的决定权。如果战争在政治上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即“得道”,就一定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政治的开明程度,即政治实力是实现全胜的基本条件。
其次是经济实力。孙子在第二篇《作战》中明确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就充分说明,战争的基础是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实力,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 意思是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就难以为继。可见经济实力对于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再次是军事实力。如前所述,孙子主张“胜于易胜者”,怎样才能“易胜”呢? 孙子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镒”和“铢”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镒等于二十四两,一两等于二十四铢,镒比铢重五百多倍,这里比喻两军实力的悬殊。可见,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要“全胜”是不可能的。
最后是人才实力。孙子所说的人才就是“将”,在“五事”、“七计”中“将”占其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 孙子给“将”赋予的内涵,充分说明将必须是一个综合人才。在《作战》篇中孙子指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意思是:懂得用兵的将帅,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将”如果不具有必要的素质,却有某种个性缺陷,即如孙子所说“将有五危”,“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就会导致“覆军杀将”的可怕结果。孙子认为,一个好的将帅,应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 可见军事人才是多么重要。
《孙子兵法》是一部“舍事而言理”,采取“抽象法”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把汉以前的军事著作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类。《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都归入兵权谋家 。“兵权谋”就是战略。现时代虽然没有大的战争,“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特征,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单位都有发展的战略、思路问题。因此,从“战略”、“思路”层面上讲,《孙子兵法》所揭示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其现代意义可以概括为:全胜是目标,实力是基础,发展是途径,经济是根本,人才是关键,利益是追求。
2、重视基本战略
战略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战略的真谛很难用逻辑方法触摸,恰恰是中国的整体思维和独特的文字,能够完整展现世界表象后面必须用理性感悟的真谛,能够提出最有深度的战略思想。触及本质,才能旁通万物,才能流传。中国古人善用宏观和整体的思维方法,善用形象的比喻,通过意会触及到了战略的本质,说明了战略深奥道理,形成了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
面对千变万化的竞争世界,《孙子兵法》给予人们的不是机械的教条,而是直觉的提示,从而帮助战略家们自如快捷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正是这种高度的抽象、精练和浓缩的特征。《孙子兵法》的当代应用价值十分明显地凸现出来,并且展示出引导人们走出现代竞争迷宫的“理性之光”。这种“理性之光”通过《孙子兵法》中一系列“以智克力”、“以柔克刚”、“不战而胜”等深刻的理念展示出来,通过蕴涵在其中的“以德服人”、“天人合一”等深刻的哲学理念展示出来。
《孙子兵法》将竞争提升到更高的理性层面来认识,它将竞争放在更大战略范围来运作;它关注使用力量的正义性,强调竞争的道德前提;它并不主张简单地以正面的直接对抗达成战略目的,而是强调潜在地或无形地使用力量,追求“不争之争”的战略境界,尽可能减少力量对抗的损害,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战略结果。这些理念,把残酷的竞争导入理性的约束之下,将盲目的对抗规范在有序的框架之中。人们根据这些理念,正确地设定“争什么”、“跟谁争”、“用什么手段争”、“争到什么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竞争对自己、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孙子兵法》所倡导的竞争,是一种更为符合人类理性的竞争,它十分适应当今时代的特征,十分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为当今时代的战略界所推崇。
孙子兵法拥有最富弹性的思考,全书秉持的不外乎两大原则:
一、无胜算不战。
二、不战而胜。
第二个原则稍后再谈,关于第一个原则“无胜算不战”,《孙子》有言曰: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算”乃指胜算,即必定获取胜利的可能性,胜算多者将胜,少者将败,没有胜算,理所当然不可能取得胜利。
又曰:“兵力处于劣势,则退。无胜算则不战。若无视于己方战力,向强敌挑战,最后必然成为敌人饵食。”
我们从历史上去寻找实例时,不难发现古今名将绝不打没有胜算或勉强的战争。
《三国志》中的一代枭雄曹操,便是十分杰出的作战名战。他作战时,常抱持一个信念,“军无幸胜”。就是打仗没有所谓的侥幸获胜。若想趁虚而入,也仅能偶尔胜利而已。至少对曹操而言这是不变的信念,而且他在每次获胜前皆规划了完善的作战计划。
因此,在尚未真正进入兵法之前,不妨先把“无胜算不战”一语牢记在心。
《孙子》兵法中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不战而胜”。亦即“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相信大家皆耳熟能详,意思是,纵令一百次作战每一次都能得胜,也不能谓为最善之策,唯不战而能屈敌之兵,方为最善。《孙子》同时指出:
“最高明的战法,应是事前识破敌人的企图。其次为分化敌人的同盟关系,使孤立之。第三为交兵,最下之策为实施攻城。攻城应视为迫不得已才使用的最后手段。”
孙子以为,用武力使对手屈服,虽能致胜,也只算是下下之策。其理由有二:一为用武力交战,不管运兵如何出神入化,也难免造成损伤,怎么说都不可视之为良策。另一为如情况改变,今日之敌,有可能成为明日之友。故与其予以迎头痛击,不如设法化解彼此间的仇恨或怨隙,争取为己方才是。因此,若有方法能让敌人屈服而无需诉诸武力,毫无疑问便是最高明的战法。
实际遇到问题时可能不会如此顺利,但历史上的名将可以说至少都能把“不战而胜”视为座右铭。
“不战而胜”这令所有决策者心仪的目标,究竟是否有具体的掌握方案呢?此处提供两个方法:
一、透过外交谈判,封杀对方意图,当然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的外交长才。
二、运用智慧与谋略,架空对方。换言之,即是智取,而非力克。
《孙子》始计篇有提到:“兵者,诡道也。”亦即面对敌人,有时应不惜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致胜的目的。
另外,《孙子》又说:
“会却装作不会,要又装作不要。表面远离,实则接近,佯装接近,却又远离。对付休养充分的敌人,要使之疲于奔命。对团结的敌人应离间,使之内部失和。出敌人意表,抓住其弱点。”
这就是“诡道”,换成现代的说法,便是智略,计谋。其实,简单说起来,“不战而胜”决定在智力而非气力,以现代的讲法也可以说是以创意取胜。
3、富于弹性的战法
前述“无胜算不战”、“不战而胜”是为孙子兵法的二大原则,现在来谈《孙子》在认为用武力令敌人屈服的手段愚蠢之至的观点下,非战不可时是如何维护其弹性、权宜为上的思想。
首先,《孙子》从水的形象体会出理想战术。水,是一种随盛具改变形状、能任意变化的物质,论弹性无他物可以比拟。尤其,水尚有避开阻力,往低处汇流的特性。运用得当,甚至得以储存强大的能量。如为汹涌的激流,再大的岩石树木也难以抵御,一定被冲失。 富于弹性、又蕴藏无限的能量——乃《孙子》理想战法必须具备的条件。
又观念类似的“始如处女,后如脱兔”这句名言,实则亦出自《孙子》一书。
“始如处女”,意谓采取守势时,应摒息凝神,巩固守备。“后如脱兔”,指一旦发动攻势,要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破敌。
但反过来,防守时听天由命或像脱兔一般冲出,固为笨拙的战法,但进攻时却像处女,也是不足取的。很明显地,这些都是得自于水形的一个灵感。
又《孙子》兵法之中,有所谓“避实击虚”的战法。“实”指战力充沛的状态。“虚”指战力薄弱的状态。整句话就是说:避开敌人战力充沛的部位,而应转向敌人较弱的部位下手。采此种作战方式,不必担心战败。
《孙子》说:“水避高处而往低处流,作战亦应避开充实的敌力,转攻其防守薄弱之处。”
该书除处处赞扬合理而弹性的战法之外,亦严厉批评正面强行攻破的战略、鲁莽行事不考虑兵力、玉石俱焚等作法。
被迫面对强敌之时,《孙子》告诉我们,通常正面交战毫无胜算,但势之所趋不得不战的情况下,其一,应使用策略引诱敌人暴露缺点,然后乘虚而入。其二,可使敌人兵力分散,而集中己方兵力。如己方兵力为一,敌方兵力为五,为免于一敌五而导致己方陷入苦战,应设法使敌人兵力分散为十的态势交战,这样战局将有利于己方。其三,使敌人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任何人都有擅长与不擅长的部分,孙子主张应抑制敌人擅长之处,使无法发挥原有的功能,而自己这方面则趁机坐大,尽情发展所能,好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此外,《孙子》一书再三强调,学习水形兵法,首重临机应变。“水无定形,战亦无不变态势。能随敌变而己军进而取胜者,是为最佳战策。”
兵书所载无非是机变巧取、克敌制胜之道,但熟读兵书,仍不一定能打胜仗,关键在于临机应变。因此有必要知道原理与原则,事实上这才是兵家致胜的不二法门。
这种学自水象的弹性、战略,不仅可有效应用于作战克敌,即使做为生活智慧,亦大有裨益。
4、要灵活决策
前面谈到生活智慧,令人不由得想起《孙子》所举“以迂为直”的主张。
迂,乃迂迥之义,直就是如直线般地一条通到底。意谓率兵进攻时切勿急于短兵相接,应迂迥前进,反而能快速达成目的。简单的说,无非就是“欲速则不达”的观念。
这种情形就好像一团线纠缠不清,想解开时无人会用蛮力强行拉扯,而会耐着性子慢慢解开线团中无数个死结。人际关系有时亦复如是,已然变恶的友谊需要化时间慢慢加于修护。
从事工作或谈判之时,倘若一言不和,便恶言相向,互揭疮疤,将使事情触礁,难有结果。这时应该使自己冷却下来,从侧面试探,重新设法制造接近的机会。此法,即《孙子》所谓“以迂为宜”、“迂直之计”,我们可用“曲线思考”称之。
按此曲线思考,“穷寇莫追”的道理不难了解。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敌人,必将拼死抵抗,这时追上前去,不仅未必能够消灭敌人,反将造成己方损失。此理与前述“不战而胜”有一脉相承之处。
此外,把敌人逼到走投无路时,《孙子》尚有一言说道:“围师必厥”亦即对于包围的敌人网开一面,使对方觉得有生路可逃,心中重燃希望而来束手就擒,不再抵死拼命。
这句话反过来又可以应用在人际关系上面。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诚心,如处处摆出不能容人,对别人的一点小错均不肯轻易放过,随着日长月久,结怨必深。
尤其应该避免人前人后地论人是非,或与朋友三三两两聚集的时候抡起舌枪,把对方批评得体无完肤。纵使一时人心大快、趾高气扬、得意洋洋,但话若不慎传至对方耳里,后果不堪设想。
与他人发生龃龉时,不妨先聆听对方的意见,若实在无法苟同,可在不损及对方颜面之下,替对方制造台阶下,然后将自己的主张婉转提出,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结果,这种安排亦即《孙子》所主张的富于弹性的“曲线思考”。
5、作为领导者的条件
举凡兵书,包括《孙子》在内,基本上都是将帅、领导者所不可不读者。那么在该书里对于领导者究竟是如何定义,又赋予那些条件呢?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探讨此一课题。
根据《孙子》所言,一名优秀的领导者首应具备下列五个条件:
一为“智”、二为“勇”、三为“信”、四为“严”、五为“仁”。
先谈“智”。平常我们说某件事物了解得“深刻入微”,而这种了解的能力,我们称其“智”。亦可称为“先见之明”。
《孙子》有一句话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知己,所需要的就是“智”。
总之,“无胜算不战”为孙子兵法之大前提,而据以判断有无胜算的,无非就是“智”。
其次谈“勇”。勇就是勇气,或可说是决断力。
有人擅长玉石俱焚的战斗方式,但《孙子》却显然不能苟同,把它看成“匹夫之勇”,告诫后世子孙遇事须沉着,不可莽撞。
《孙子》认为真正的勇气,乃是胜算在握时固然能冲锋陷阵、领兵杀敌;判断苗头不对时,亦能立刻做出撤退的决定。
自古以来取得天下者,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即无例外的能够迅速决定撤退。他们若明知不可为,总能当机立断,充分掌握进退分寸。
例如,秦朝覆亡后,刘邦与项羽展开霸权之争。初时项羽占尽优势,刘邦自知能力不逮,每战逢输便逃,不做无谓牺牲。数年下来,就在他这么东奔西逃之时,彼方项羽疲态渐露,实力差距愈拉愈近,刘邦亦开始转守为攻,最后在垓下围困楚军,逼死项羽在乌江畔。故若要说刘邦最后成功是得自敢于撤退的勇气,并不为过。
又除汉高祖刘邦擅逃之外,三国时代的曹操亦以逃得快而闻名。事实上曹操在彻底研究《孙子》后,于此道颇有所悟,巧妙避开胜算不高的战役,相对提高了致胜机率,乃至后来雄霸北方,凡此种种可以说都要归功于曹操遇事能迅速做成撤退的决定。
另外,《孙子》提到领导者本身应具备的第三个条件,为“信”。
“信”从古代即为中国人讲究的做人之道,为诚守信约之意。无法以诚信待人,甚至毁约、说谎,在中国社会是无法获得认同的。
信,这个字,毋需详述大家都能明白其涵义。既已如此。《孙子》却仍然把它列入领导者条件之一,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它与统御部下十分密切的关系。身为将帅若经常说话不算数,又如何能使部下信服跟随。
人们所以经常在人际关系上受挫失败,一部分理由便来自对事轻易承诺。事前答应既未经深思,事后又否认曾予承诺,这样自然得不到人心,更无法获得部下佩服。因此身为领导者,出言务求慎重,以免让人种下恶劣印象。
接下来看仅剩的二个条件为“严”与“仁”。
“严”指态度严正,对部下信赏必罚。关于这点,有孙武本人的一段故事可资参考:
有一回,吴王阖闾命孙武集合后宫一百八十名美女成军加以训练。
孙武依令先将一百八十人一分为二,授命最得王宠的两名女子担任队长,逐一说明号令:
“右”乃向右,“伏”乃伏地。重复解说数次后,即正式展开操练。
可是,尽管太鼓齐鸣,号令喊出,却无一名女兵服从,反而嬉笑作一团。孙武道:“多半是我解释的不够清楚。”于是又将号令详细解释一次,再击鼓,施令道:“右”,众女仍然吃吃傻笑,不肯听令。孙武这次却说:“适才我解释不清楚,令大家听不明白,是我的错。现在大家听明白了,仍然不服号令,是队长的责任。”遂下令斩杀队长,另立两名队长,继续操练。
众女兵见状,再不敢作声,孙武一声令下,马上排好队伍,动作整然有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统御部下严之所当严绝对有其必要。
不过,光只有严,想叫部下服从命令恐怕不够,犹须让人心服口服。如若不然,势必经常发生“阳奉阴违”的现象。是故,这时候领导者需要另外一项条件“仁”。何为“仁”?简单说,便是能够体谅别人,能够以别人的立场去设想的态度。
部队里有一中队训练得十分精良。上级得知,将该中队长传来问话,望其透露带兵秘诀。
该名中队长思索片刻,继而回答说:
“秘诀我想是没有,不过,我平日和队员们极亲近,偶尔也与他们的亲属联络情感。或许正因为如此,使队员们士气高张。”
换言之,这个中队长所用的方法是与部下建立情谊,成功地激发队员高昂的斗志。这与《孙子》所谓的“仁”,意义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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