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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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仁强
摘自《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2006：70-73）

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的依据是什么？丁炳福（2002）和心筑（2004）都认为，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的依据是已标注词类的汉语语文词典。丁炳福（2002：65-66）指出，如果汉英词典的编译者在给汉语词目标注词类时能够多参考标注词类的汉语语文词典，其词类标注的科学性肯定会有很大的提高。心筑（2004：69-70）则进一步指出：

汉英词典的编纂通常应该在释义、语法标注等方面借助汉语界的研究硕果，迄今没有（相信将来也不会有）哪位汉英词典的编者会贸然断言可以摆脱现有汉语词典、单凭一己之力搜罗词目、逐一释义并标注词类。依托现有汉语词典编纂汉英词典不是编者缺乏创新，而是善于继承;不是一种局限，而是一种开明;不能说明编者摆脱不了汉语词典的影响，只能说明编者是为了条目释义的准确、为了语法标注的科学、为了真正构筑信典而有效利用现有资源。为了追求名义上所谓的“完全摆脱汉语词典的影响”，漠视汉语界现有的丰富资源，自己重新刀耕火种，研究词义，建立词类体系，绝对不是明智之举。冷静观之，在汉英词典编纂中，完全摆脱汉语词典的影响，实非可贺的幸事，诚是释义、词类标注诸方面可怖的灾难，倡之导之甚至标榜之实在令笔者难以为然。

所幸的是，汉语词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已经逐步进入了汉语词典编纂。上世纪50年代，《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过程中，作为释义的一部分，编者们就“为全部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和量词注明了词性”（曹先擢、晁继周）。近年来，随着词类研究战果的扩大，汉语词典中进行词类标注渐而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于是，一些汉语词典纷纷涉足这一领域……虽然上述词典对有些词的归类不尽相同，但是，它们至少为汉英词典编纂者提供了充分的参照系统。

我们承认，汉语词典（尤其是《现汉》等权威汉语词典）多年来一直是汉英等汉外词典的蓝本，曾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对于心筑的这段论述，我们认为说得过于绝对，因而不敢完全苟同。其理由有二：

（一）汉英词典和现有绝大多数汉语词典的编纂目的和宗旨不一样，汉英等汉外词典的词类标注很可能存在难以照搬汉语词典词类标注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兼类问题的处理。汉语词典编纂长期以来恪守所谓的“词义不变，词类不变”的思想，因而对于实词的词类标注遗漏比较严重。尤其是动词、形容词指称化中的自指用法。比如，“调查、研究、危险、疑难”等所谓的名动词、名形词在《现汉》（2005）中都只标注了动词或形容词一种词类，其作主宾语的名词性用法要么放在例证中，要么省略。对于《现汉》（2005）这种消极理解型汉语词典而言，这种处理妨碍不大，但对于汉英词典而言（不论是内向型汉英词典还是外向型汉英词典）都是不妥当的，因为汉英词典对于两类读者而言都是积极型词典。黄建华先生目前正在主持编纂《汉法大词典》。尽管该词典没有标注词类，但是黄先生也非常注重词类差异对于词目译义、义项确立和配例的影响。黄先生在与作者的一次交流中指出，目前汉语词典的词类标注不一致的地方不少，有的汉语词类标注也让人困惑，但他都没有盲目照搬。比如，“今天”这个所谓的时间名词，根据其表述功能的差异（即作状语的修饰功能与作主宾语的指称功能）在法语里面就有副词和名词两种词类的对应词。他就没有根据目前汉语词典的词类标注来设立义项，而是根据“今天”这个汉语词汇表述功能上的差异设立了副词和名词两个义项。

（二）现有汉语词典（即使是《现汉》（2005）在词类标注的过程中没有系统使用汉语语料库，因而难以保证其词类标注的科学性。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划分的类别，词义只能作为参考，汉语词典中的词类标注在没有大型语料库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很容易根据现有释义来标注词类，重拾词类判断的意义标准，难以保证词类标注的科学性。更何况“词的组合关系是分析词义最主要的、也是最精密的工具。”（黄建华、陈楚详，2001：62）但是，在没有汉语语料库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现有汉语词典的释义也难以保证其准确性。汉英词典如果借鉴这样的词类标注和释义，难免形成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至少在现阶段，现有标注词类的汉语词典并不能构成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的“充分的参照系统”。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必须考虑充分使用汉语语料库。只有通过检索汉语语料库才能发现汉语词的语法功能，从而准确判断汉语个体词的词类归属；也只有充分利用大型汉语语料库才使得通过词语的组合关系准确发现词义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