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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7 2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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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把文章写完吧,最后一个片段是全书的末一节(两个自然段):
片段4(汉译230,英译p.178)This long, and yet all too cursory, survey will have shown that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science has been busily engaged in recovering the life of antiquity in all its aspects by means of the historical method. How, if at all, it can extend its conquests, who would venture to say? But if we look back over the distance scholarship has travelled in the course of the centuries, we shall not despair of its vitality, even if the outlook is less hopeful than it was in the days whe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whole civilised world was still a reality.
这篇长的,然而也很草率的研究以历史学的方法回顾了过去50年间古典学在不断恢复古代生活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根本上说,古典学如何能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范围呢,谁又胆敢做这方面的预测呢?但是假如我们回顾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走过的漫长的学术之路,我们将不会对这门学科的生命力感到失望,即使表明上看来并没有多大的希望,但是当全部文明世界合作进行研究的时候,这种进步仍是一个事实。
What classical scholarship is, and what it should be, are clear from its history. Has this long parade of its worthies taught us what a scholar should be? All those mentioned have been selected because they served the cause of learning, but they differed greatly in intellectual power and character, in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So the most modest definition will probably be the best. A scholar may do any number of things, and may do them in any number of ways; but there is one thing he must be if he is to achieve anything that will endure, and that is vir bonus, discendi peritus.
古典学术是什么,它将来又是什么,从其自身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了。通过很长篇幅展示出来的古典学的价值已教授我们一位学者应当是位什么样的学者?上述所提到的人物与主题是经过选择的,因为这些经过选择的人与物能够说明学术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些人与物在智力和特性方面、在兴趣方面与能力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最适度的解说将可能是最好的解说。一位学者可能会做许多事情,也会用许多方法来做这些事情;假如一个人想取得一些能经得起考验的成就,有一件事是他必须要做的,那就是“一个优秀的人就是精通演讲艺术的人”[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
具体文字理解以及行文上的错误和累赘就不再像上面那样细挑了,总之是没一句不满拧的,有兴趣的不妨自己看。需要说明的是“表明上看来”、“看的很清楚”原文如此,戏词儿说:我是怎么趸来的怎么卖。
这两段各自的末一句还可以稍微多说一点。前一段所谓“the outlook is less hopeful”,其实是说的因为一战以后协约国学术界对德国学术界的抵制(the boycott of German science / der Boykot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过去的国际学术合作不再,就使得各学科的发展前景不如战前那么充满希望了。在“译后记”介绍维氏生平的时候,译者曾经“客观上”涉及了这个事件,只是没能正确地理解和表达,他说:“维拉莫威兹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著作中也体现出这一点。他在1919年发表一篇名为《德国知识界的联合反对》(Der Boykot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的文章反对人们对德国的指责。” (第327页)我一时还找不到这篇文章,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里是译者的望文生义,他似乎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在现代西方学术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事件。
还可以举一个相关的例子,同样是译后记,320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拉莫威兹积极支持德国政策。1914年,维拉莫威兹进行了五场演说,反对对德国的谴责,是年,维拉莫威兹的儿子死于俄罗斯前线。1915年,维拉莫威兹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长。同年,维拉莫威兹发表13场演说支持德国立场,并接受了两次采访。1916年,发表6次演讲,并就他本人被法兰西学院除名一事做了回答。
这一段话,我想是应该跟上引327页的定性“爱国主义者”联系起来看的,而译者在罗列维氏在几年间进行了多少场演讲来支持德国政策的时候,却没有提到他也是1914年9、10月间著名的《告文明世界书》(俗称《九十三人宣言》)联署人之一。一战之于德国,毕竟算不上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而《宣言》因为拒不承认德军的暴行,更是称得上臭名昭著。译者在叙述维氏生平的时候忽略了这个背景情况,介绍就变得有点微妙了。参与《宣言》联署的都称得上是当时德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但在这个事情上,大部分人都不够审慎(这让人想起前一阵刘禾、白露等人力挺汪晖的联署行动,呵呵)。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就在几个月后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从而反对起德国的军国主义来。至于维氏,有关他在大战期间活动的论述并不很多,我的见闻更是狭隘,比较集中的只找到Robert E. Norton的Wilamowitz at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Mar 2008, Vol. 15 Issue 1, p74-97)这一篇。按Norton的说法,维氏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真正承认德国的战争罪行或者检讨自己在当时的行为,他在10月16日发表的那份《德意志帝国高校教师的声明》(Erkl鋜ung der Hochschullehrer des Deutschen Reiches。Norton说这是维氏自己执笔的,但有的人说是他和沙文主义史学家Dietrich Sch鋐er合作的)虽然是对《九十三人宣言》的某种纠正(维氏在同意联署时并未见到这篇文章),但却更明确地反对了协约国某些人“两个德国”(军国主义的德国和文艺科学的德国)的观点,而把“军国主义”与德意志民族精神等同。作为一个出身名门又对祖国有深厚感情的人,一个开战不久儿子就为国捐躯(就在《声明》发表的前两天)的父亲,他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当时德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的有类似的倾向),但是完全不加限定地称赞其是“爱国主义者”,并且一再强调他对当局政策的支持,恐怕就有些欠考虑了。要不然,像普朗克这样中途悔悟的,或者像希尔伯特这样当时就明确反对的,又该怎么评价呢?
另外一点,译后记列举维氏在大战中的活动,在1916年之后就是“1931年9月25日在柏林去世”了,战后的事也许别处介绍学术活动的时候提了些,可大战还剩两年——用一个“国际笑话”来说的话,这才扔了一只靴子呢。可惜Norton的文章题目也取得太大了,关注的东西几乎就是这两份宣言,不光对于演讲没有陈教授统计的那么细致,甚至连他儿子的阵亡都只字不提,这在我看来也是不合适的。
本来可以评论下一段了,但在320页这段话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错误。这里提到维氏被“法兰西学院”除名(不讲《九十三人宣言》,就没法解释除名这件事。另外除名能查到是1915年2月表决通过的,维氏又不是汪晖,我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过一年才回应——也不知道回应了什么,后者能找到资料的话应该很有意思),维氏在1910被选为法兰西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外籍院士(associé étranger),而“法兰西学院”在中文里虽然是指与文学院并列,而更早建立也更著名的Académie Fran鏰ise为多,可也有用来翻译其上级机构Institut de France的,马马虎虎还能说得过去。但好玩的是,译者其实并不知道这些——却又为了我们的方便,给“法兰西学院”加了一个注:
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红衣主教黎士留(Richelieu,1585-1642)于1635年成立的由40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作家组成的协会,目的在于维护法语的纯洁性。见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French Academy”辞条,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0。
这样,他的错误就彻底暴露了,虽然这同时也许是他最老实的一个注释(我很难理解他在这里详细说明资料出处的动机,他的译文并非完全忠实准确,而且其它更冷僻些的学术机构也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不过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他写维氏生平必然依据的是外文(英文)的资料(可惜他在这方面的说明并不像对待French Academy那么大方),那么如果他所参考的文献写的是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或者是泛言之的Institut de France(或者二者的英译)的话,他就不该去柯林斯词典里查French Academy,所以这个错也许是英文资料里原有的。当然,以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译者的无知和鲁莽而言,我宁可认为这只是他的“神来之笔”,专门研究维氏生平的西方学者把这几个著名学术机构弄混的可能性实在太小——或者他至少也太不嫌丢人了。
好了,现在讲末段的最后一句。拉丁文对于一个从事希腊化研究的人而言应该是基本配置了(何况他还专门论述过罗马的希腊化),但豆瓣上已经有人指出过,译者把这里的discendi看成了dicendi(“说”)。实际上这句话英译本加了个注:“Cato defined the orator as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正是告诉人维氏在老加图的名言上玩了个文字游戏。如果文字完全相同的话,作注者又何必把它抄一遍呢?就算没有这个注,把古典学家的最低要求定义成“会说话”,难道译者也能处之泰然么?但事实上,我们的陈教授却正是老老实实把加图的原话抄了两遍——也许是在做了必要的校勘工作之后认定原文那个s属于衍文吧?
不管怎么说,这话放到现在的译者身上也许不错,当上学院领导以后,他应该是有更多机会展示演讲才能了吧。
另一方面,“vir bonus, discendi peritus”或者原来的“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都只是名词短语(“善于学习(说话)的好人”),而译者则理解成了一个句子。这完全是无视定义规则的,如果这里真的省略了系动词,所定义的就是“好人”而已了,怎么还可能用来定义学者(或者雄辩家)?那就该变成“一个学者是一个优秀的人就是精通演讲艺术的人”了吧?——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英译本用斜体着重点出的be改译成了表面上稍微说得过去一点的“做”,不过这就是画扇面美女改张飞那一路数的了。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偶然看到的英译本注释来,注534(英译p.144)里说:
Wilhelm Dindorf (1802-1883): Sandys iii 144. Wilamowitz in his Aeschylus of 1914 called him "Dexterrimus ille editionum caupo". That is a little hard; for a balanced judgment, see Fraenkel, Ag. i 53.
陈教授的翻译(第278页):
Wilhelm Dindorf(1802—1883):Sandys iii 144。Wilamowitz在他1914年出版的Aeschylus书中称Dindorf是在各版本中那个水平最高的版本(dexterrimus ille editionum caupo)。这种评价不太客观;比较公允的判断,参阅Fraenkel, Ag. i 53.
这里也牵涉到一点拉丁文,但是就算完全不懂,跟英文一对比也容易发现问题:对于人(him)的评价,怎么就变成“版本”了?如果真的是“水平最高的”,那后面为什么要说a little hard?而如果稍微会一点拉丁文,就会知道原文完全不是译者所理解的那个意思,这个短语的意思是“那个非常能干的校本贩子”,正好说明正文W. Dindorf同时以出版为生的事。我不知道中心词caupo(贩子)为什么会被译者丢掉,而这个例子,可能也比上面那个还可以解释成“看错”的句子更说明问题一些。
三、结语
好啦,预定的工作好歹是完成了,该收摊了。拖了三个月,原来准备在最后说的话好多都在前面的回帖讨论里说了,呵呵。不过好在像之前只给了个链接的《平凡沙石中的璞玉——记人文与传播学院世界史专业陈恒教授》一文(http://app.shnu.edu.cn/dzxk2/dzxk2/list.asp?id=4288),现在我就可以郑重其事地征引其中标题为“我和历史一起成长”的一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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