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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在自然条件、经济结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迥异，逐渐形成了两大文化圈：以中原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和以北方草原为代表的游牧文化。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战争融合，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互补，贯穿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本文以古代诗歌（词）为切入点和观照点，以北方主要游牧民族匈奴、鲜卑为研究对象，探讨草原民族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游牧；农耕；诗词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with thousands of years, northern grassland and the Central Plains, due to the great discrepancy in the aspect of natural conditions, economic structure, cultural custom, lifestyles, social values, etc, gradually formed two different cultural circles: the farming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madic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northern grassland. The ethnic war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nomadic people and farming people as well as collision and mutual complement between nomadic culture and farming culture ran through China's slavry society and feudal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akes northern nomadic peoples-Hun and Xianbei as main object of study and ancient poetry as breakthrough point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impact the nomadic people exerted o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course.
Key words: nomadic; farming; poetry
马克思说：世界上只有一门学科,那就是历史[1]。历史与人类创造的几乎所有艺术形式都息息相关。中国诗歌源远流长，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文学艺术形式, 叙事性与抒情性是古代诗歌的两大功能。历史事件的介入离不开诗歌的叙事，同时也关乎诗歌的抒情，所以诗歌是以双重视角来关注历史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周朝至隋朝约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出现了大量涉及游牧民族的诗歌。诗歌内容题材不一，有描述胡汉战争的，关注民生疾苦的，其视角所涉,不仅仅局限于一点,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
一、中国北疆及其游牧民族
中国北方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原地区的差异，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经济文化圈。文化圈是一比较稳定的特定的文化存在区域，这一文化区域具有统一或相对统一的历史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和基本相同的社会组织形态[2]。同一文化圈内易于形成特定的民族，所谓民族，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清朝及清朝以前，中国北疆大体上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河北，山西北部和河套南部，北至外兴安岭以西，循漠北向西延伸至阿尔泰山一带。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从历史渊源看，中国先民主要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东南至海，西北大致从外兴安岭向漠北延伸及于中亚东部一带[3]。这一地区主要是广阔的温带草原，气候的大陆性强，冬季受强大的蒙古高压控制，异常寒冷，夏季风又难以到达，终年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条件较差。寒冷干旱的自然环境“弋猎禽兽、随水草放牧，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 [4]的经济生活，使北方游牧民族比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汉族人民体格更为强健，且长于骑射，他们“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兔” [5]。因此，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水平上落后于汉族，但战斗力却远远强于汉族。双方在经济与军事上各有所长，不同时期力量互有消长，形成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6]的相对均势对峙局面。由燕、赵长城到秦长城，逐渐构成农业与草原游牧两大文化圈的界线，即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成为两大文化圈的分水岭。
二、诗歌与游牧民族
伴随着中原王朝的兴衰成败，在广袤的北方草原，先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相继而起，他们先后与汉民族共同谱写了一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文学艺术形式，中国诗歌自然少不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身影。然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使其生活具有流动性和迁徙性，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传统。游牧经济结构单一，文化相对落后，诗歌艺术创作方面也就处于相对劣势，用民族语言记录下的诗歌就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因此关于游牧民族的诗歌多半都是汉族文人创作的，即使游牧民族原创以民族语言记录的诗歌，能够流传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多半也是译成汉文了。下文试图将北方民族匈奴、鲜卑游牧史结合相关诗歌加以论述，寻觅匈奴、鲜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踪迹。以揭示草原民族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
1. 周猃狁与秦汉匈奴
《诗．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这是一首写西周时期一位饱尝服役思归之苦的戍边兵士从出征到回家的诗歌。诗中叙述了他转战边陲的艰苦生活，表达了他爱国恋家、忧时伤事的感情。猃狁即北狄、匈奴、犬戎又称岩允，活动于西周。公元前9世纪初至8世纪中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持续百余年的大旱灾，居于北方以游牧为生的猃狁被迫离开原居地，寻找新的水源和草地。《诗经•小雅》载:“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京及方，至于泾阳。”焦获即今陕西三原、泾阳一带的焦获泽，当时这一带水草茂盛，依河傍水，适合发展农牧业生产。再有“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径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 [6]。可见周代北方的猃狁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周王朝遣将还击逐之而后快，但依然阻止不了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最终公元前771年西周在游牧民族的打击下灭亡了。
匈奴是战国秦汉时对猃狁的称谓，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令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7]。在秦末汉初之际，中原地区战事频仍，匈奴乘机发展，冒顿单于鸣镝弑父，败东胡，讨月氏，南距阴山河套。《史记》记载：“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 [5]， 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大武力。匈奴对北方游牧地区的统一，形成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两大民族统一体对峙形势。汉初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冒顿将兵南向，降韩王信，进而围高祖于白登山达七日夜。当是时，匈强而汉弱，和亲成了汉王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主要政策。
汉武帝即位之时，西汉王朝的实力已是今非昔比，大规模征讨成了对匈的主要政策。战争的失败使得匈奴丢失了水草丰美的“河南地”和河西走廊。借用汉字匈奴有一首民歌得以流传：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据《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直达祁连山西端。击败盘踞在焉支山、大马营草原的匈奴各部，败退的匈奴族凄然回首，发出的千古悲歌。
两汉王朝对匈奴的征讨与封锁使得游牧经济固有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出来，草原部众生活困苦不堪。几个世纪的征战，孤立，分化，封锁，最后匈奴一分为三，北匈奴西迁中亚，南匈奴入塞归附，还有十余万落融入鲜卑。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烽烟四起，南匈奴乘机南下，劫掠人口。汉末《胡笳十八拍》就是当时动乱现象的真实写照：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两拍张弦兮弦欲绝，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膳为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
诗的作者蔡文姬所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时胡虏强盛，烽烟四起，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她在逃难中被南匈奴所掳，流落塞外，后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由此可见：东汉末年，南匈奴乘中原出现权力真空之际，开始横行无忌，并有部分的逐步南迁了。
东汉以后南匈奴在南迁过程中,逐渐汉化，匈奴族的一支改姓为“刘”，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是冒顿的后代，“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随冒姓刘氏。” [8] 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刘渊于308年建汉于平阳，开启了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先例。汉政权之后其它少数民族相继逐鹿中原，揭开了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融合的序幕，也为后来北方地区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匈奴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其对北方游牧地区的统一，是中国大一统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两汉王朝坚持对匈的征伐政策，虽起一时效用，但不能彻底的消除游牧经济文化。一个族团力量削弱了，另一个游牧民族仍然会崛起于匈奴故地，继续与农耕文化圈的冲突、碰撞。
2. 魏晋南北朝鲜卑的辉煌
鲜卑是继匈奴之后称雄塞北的游牧民族，其原居东北大鲜卑山（大兴安岭）。东汉初年，北匈奴在各敌对民族的联合打击下被迫西迁，鲜卑乘机南下、西进，据匈奴故地，北匈奴遗众十余万落亦自谓鲜卑。自此，鲜卑迅速强大起来，成为影响中国北方政治军事达几个世纪的重要角色。其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北部鲜卑即鲜卑拓跋部，东部鲜卑则包括了鲜卑慕容氏、宇文氏及鲜卑段氏。
鲜卑慕容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建国最多，名人辈出的豪门大族。其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和南燕、北燕，十六国割据慕容鲜卑有其四，十六国外的西燕和吐谷浑还没有计算在内。此足见鲜卑慕容氏当时的强盛。在其逐步南迁的过程中，有一首诗歌得以流传下来：
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归马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干为！阿干西，阿干身苦寒，辞我大棘住白兰，我见落日，不见阿干，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
鲜卑谓兄为“阿干”，此歌是慕容廆思念哥哥吐谷浑所作的《阿干歌》。慕容涉归，鲜卑慕容部贵族首领，有二子，兄慕容吐谷浑，弟慕容若洛廆，简称慕容廆。父涉归死后，兄弟因马于大棘失和。吐谷浑一怒远徙白兰，慕容廆事后很后悔，派专使来白兰请哥哥回去，但吐谷浑谢绝使者，永不东归了。慕容廆思念他的哥哥作了《阿干歌》，随着此歌西传，白兰就改名为阿干。此后，吐谷浑及其后代以白兰为立足点向西发展，逐渐扩大地盘，最终建立了吐谷浑国；而慕容廆子慕容皝建大燕国，雄踞北方，盛极一时。
五胡乱华之末，拓跋珪386年即代王位于盛乐，不久晋人刘裕悄然崛起于京口的寻常巷陌之间。拓跋魏在太武帝拓跋焘（小名佛狸）时一举统一了北方，结束了13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刘裕也于420年代晋建宋，中国开始进入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东北流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值得称道的有北魏先祖所居嘎仙洞石室祝文，其文如下：
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
自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元凶，拓定四边。
冲人篡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之。
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
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李敞
公元443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至拓跋鲜卑发祥地嘎仙洞石室，祭祀天地祖宗,并留下的石刻祝文。全文隔句押韵，五次换韵，字句整齐。抑韵规则，读来琅琅上口。这篇祝文反映出拓跋鲜卑较高的文学水准，又可看出汉文化对其影响之深。此文仅101字，叙述了自北魏拓跋部第一代南迁君主拓跋推寅起，直至拓跋焘入主中原约400余年的历史。东汉初年，拓跋推寅率众南迁大泽，后人拓跋珪建魏自立，397年，灭后燕，鲜卑拓跋部取代慕容部成为北方第一强国。拓跋珪之孙拓跋焘英图武略，事驾前古，文治武功冠盖北魏诸君主。即位之初，马踏漠北，痛击柔然；继而西扫赫连夏，降北凉，平灭慕容燕，南向取宋之虎牢、滑台，自此一统黄河流域，南与刘宋对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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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6 11:18:09
莫有参考文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