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生人口变动对教育机构的影响有多大？

heraldic

[quote]引用第38楼zk555于2009-07-09 14:17发表的 :
     计划生育政策需要适当调整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国策”，在80年代后这30年里，确实对控制人口过度增长起了决定作用。但是现在到了检讨一下这项政策得失，并作出适当调整的时候了。
...
二、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人口紧、对农村人口宽；对人口素质高有稳定收入的人群紧、对人口素质低的无业游民宽。人为地造成了我国人口发展的“逆淘汰”趋势，不利于我国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应当考虑参考新加坡政策，放宽对大学以上高素质人群生育二孩的控制。
....

[quote]
这条最具争议了，很多人都提及这一点，其实，这并不是谁紧谁宽的问题，只要国民同等待遇就好了====农村可生二胎，城市却不行，用种族主义的看法来考虑，这是让人口素质不断降低的损招。

zk555

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口红利今年达最高获利点

7月21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指出，人口红利将在今年达到最大的获利点，此后将逐渐减少。

为此需要尽快制定适应新时期的人口政策和就业政策，“中国劳动力就业情况，应该与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相适应”。张翼说。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儿童与老年抚养和赡养的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主持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根据该课题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

人口红利达最高获利点后，劳动年龄人口每年新增数量下降，但是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仍会增加，预计到2017年峰值时达到10.01亿人。其后呈下降趋势，2030年可减至9.89亿，2050年可减至8.62亿，相当于本世纪初的水平。

过了2009年最高获利点之后，2010年到2017年仍是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尚有较多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享。为此，需要在近7年的获利期尽快调整好新的人口政策和就业政策等。否则，获利期过后即转入“人口负债”期，届时老年人口负担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

根据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的说法，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名，比去年约减少30万。而主要原因不是大学生就业困难，而是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

张翼则告诉记者，未来随着高中毕业生数量不断减少，高校招生人数不断增加，有可能出现高考报名人数接近或者低于高校招生人数的情况。

高校招生增加，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未必同步放大。这也是就业领域一直饱受诟病的社会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按照求人倍率(全社会用人需求量与劳动力供给量之比)计算，来自职高、中专、技校毕业生的需求比重最大，2008年前三个季度劳动力市场对这类劳动力的需求比重约在60%左右，而高校毕业生不到1%。

“究其原因，大学所学的和社会需要的不匹配。专业课太少，外语等公共课课程太多，反而不实用。”张翼建议对教育课程进行改革。

同样，越是技能等级高的员工，社会需求量大，但是供给却不足。比如中国每1000名工人中，才有4名技师，每10000名工人当中，才有5名高级技师。发达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超过35%，中级技工占50%以上，初级技工只占15%。

张翼前不久到广东东莞等地进行调研，他发现农民工已经开始“跳槽”，这是就业形势好转的表现之一，为此应该抓紧时间做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同时，国家应该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要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劳动力就业与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的体制。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90722/971969.shtml

zk555

上海鼓励符合条件夫妻生育二胎应对老龄化

　在昨天（22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市人口计生委表示，上海在严格执行国家和上海市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时，也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比如双方都为独生子女的夫妻，能按照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

　　据介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生育高峰期，人口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当前我国和上海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因此，我国和上海的生育政策都没有变。上海现行的生育政策是：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和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市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说，上海目前面临着复杂的人口问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2008年，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00.57万人，占户籍人口21.61％，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日本、瑞典等世界人口老龄化最高的国家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23％－25％），比全国高一倍。为了应对老龄化，上海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按照政策再生育第二个子女，以期降低人口年龄中位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并应对2050年－2070年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状况。据悉，上海已经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依托社区的人口计生服务网络，对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上门告知，发放计划生育宣传资料，帮助这些家庭制订生育计划，并派有关专家进行心理、经济安排方面的服务。

　　据了解，本市从2004年起，取消了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夫妻须隔4年才能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规定。从数据上看，本市符合政策的再生育办理数量，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实际生育情况看，上海现在每年新出生人口中的计划内二孩生育数量逐年增多，2005年为2910人，2006年3177人，2007年达到3934人。

　　市人口计生委同时强调，对于违法生育的对象，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此外，还要给予其他处理。社会抚养费，以子女出生前一年市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征收基数。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如果当事人实际收入低于基数，则按基数的3倍征收；如果高于基数，则按实际收入的3倍征收。因此，对于高收入超生对象，是按照其实际收入确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收入越高，缴纳社会抚养费越多。

　　昨天的会议还通报了本市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补助政策的实施情况。其中，去年本市在全国率先推出的独生子女保险，已经销售近7万份，发生理赔案件40多例。据介绍，独生子女保险是由政府推动的商业保险性质项目，是一项专门为独生子女量身定做的产品。用一年60元的独生子女奖励费购买保险，一旦发生意外，最多可获得超过6万元的赔偿，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点。
http://news.sohu.com/20090723/n265427643.shtml

scarborough

以本人的经历来讲，增加的后果是学生自己买单。现在培育的学生质量严重下降。一点不夸张。就像是成群放养一样的
硕士，博士最令人堪忧。以前认识的有些老教授本科生，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享受国家的津贴
现在呢？很多放养放出来的博士照样碌碌无为

redfllys

现在计生机构的问题没有办法说了，办一个准生证都得N个章。烦透了。
现在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农村孩子向城市转移，老师又不能跟着过去。于是城市教师不够，农村教师面对的学生越来越少。
然而，这些孩子还得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
城市里面的名校，班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那些普通的学校，学生，老师都在流失。家长为了上名校，需要花更多的钱。

golden21c

转帖一文：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 ... _6439_1264023.shtml

熊丙奇：15年来39万所小学是怎样消失的2009年07月23日 08:06东方早报【大 中 小】 【打印】 55位网友发表评论作者:熊丙奇

自1993年到2008年的15年间，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09万所，锐减了56.8%。与此同时，我国小学生在校人数也连续递减13年，已由1995年的13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去年的10331.51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今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7月21日《新京报》)

可是上述数据并没有引起媒体多大波澜。但这本该是一个教育界和社会关注的大问题。

抛开小学招生数减少、在校生的减少与初中办学、高中办学以至大学办学都有的紧密联系不说，就小学自身的办学而言，上述数据本身反映出三个问题。

其一，这39万所小学该不该撤？近年来，伴随着生源减少，一些地方政府所想到的“优化办学资源”的做法，就是“撤点并校”，即把生源少的小学校撤掉，并入其他学校，代课教师清退，公办教师并入新学校。从表面上看，生源减少，学校也应该减少，这并无不妥。但“撤点并校”造成新的上学难问题，《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学生就近入学无法实现，不少地区的学生，要么要赶很远的路去上学，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要么就只能寄宿，但寄宿制其实并不适合每个年幼的孩子。

撤校通常是在政府的一声令下进行的，即便有家长强烈反对，由此引发矛盾重重，照撤不误。如果尊重家长意见，考虑学生的实际求学情况，这39万所学校，应有为数不少依旧开办。也就是说，被撤并的小学校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非正常死亡”。

其二，这39万所被撤掉的小学的校舍派了什么用场？去年11月有媒体报道，湖北长阳、嘉鱼、大悟等地，大量希望小学被废弃，甚至沦为猪圈、鸭圈。但被废弃的何止希望小学？对于那些被撤并的39万所小学校，有必要追问，其中有多少是十年间、五年间新修却随即废弃的？有多少成了猪圈、鸭圈，令当初的投资付之东流？有多少学校进行了土地置换，置换之后的资金是否用于义务教育的新增投入？

其三，为何少了一半以上的小学，小学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依然这么严重？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至今依旧存在大批薄弱小学？据笔者在一些地方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在撤校之后，简单把某地的学生划归到某所学校求学，不但没考虑到学生的具体上学问题，也没有分析这所学校是否有足够的办学条件、承受能力。“撤点并校”后造成某些学校人满为患，教学质量也严重下降。曾有媒体对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宿舍进行调查发现，不少宿舍条件艰苦、十分简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二是撤校之后，政府并没有把此前用于某所学校的维护费、运营费，转投到新学校里，也是说，撤校其实变相节省了当地政府的教育投入。

本来，生源减少应是改变原来的小学人满为患、普遍推进小班化教学的最好时机，由此增加教学中的互动，提高教育质量。生源减少也是改变原来的小学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均衡各校师资的契机。生源减少还是重新统筹当地办学资源的时机，当地政府可以针对生源的动态变化，在进行充分调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基础上，对义务教育的发展进行系统规划。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背后的原因是，当一些地方政府一心想“节约”教育经费投入，想抛掉开办众多小学所需的运营费用“负担”，想在当地只办一所学校管理起来“省事”时，学校的撤并，就失去了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受教育者权利的基础，而变为“撂挑子”:小班化、均衡师资、科学规划等等，均难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一所所小学校的消逝，教育之本又在何处寻觅？

今年5月，在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农村“撤点并校”，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刘延东要求，各地要制定三年总体规划，根据城镇化发展和人口流动变化的趋势，促进学校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涉及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

笔者期望，这一精神能在各地真正得以贯彻。

(作者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henry2000888

引用第44楼redfllys于2009-07-23 17:00发表的 :
现在计生机构的问题没有办法说了，办一个准生证都得N个章。烦透了。
现在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农村孩子向城市转移，老师又不能跟着过去。于是城市教师不够，农村教师面对的学生越来越少。
然而，这些孩子还得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
城市里面的名校，班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那些普通的学校，学生，老师都在流失。家长为了上名校，需要花更多的钱。

我的理解是这些机构办理城市的事情时候没法像以前那样可以公开的卡拿要了，所以就在程序时间上面能拖就拖，忍不住的就自动贡献了，忍得住的就一趟趟折腾吧！

教师按照国家的以前规定是不能随学生挪动的，有保持地方教学质量稳定的考虑吧，所以学生少了，地方上面就待遇更差了，这时候不知各家地方有什么考虑

孩子现在花费太大了，今天上海就开放独生子女夫妻二胎的问题在央视讨论，说这边养育一个第二胎要48万，所以就算放开了也没有多少人再给自己添堵了，还是负担少安心啊！



毕业档案留存办生育证受阻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9-7-24 8:36:08 · 来源： 新京报  
户籍、档案处于被冻结状态，生育证上盖不到单位公章

　　本报讯 （记者蓝筠）今年博士毕业的师先生，在为妻子办理《生育服务证》时遇到麻烦：因户籍、档案保留在学校，户、档处于被冻结状态，生育证得不到相关单位盖章。

　　今年1月，师先生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因当时未就业，便将户籍、档案保留在学校（户档留存）。

　　6月，师先生开始为妻子的《生育服务证》奔走。根据规定，育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应到女方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领取《生育服务证》，由双方工作单位（无工作单位的由户籍所在地居民、村民委员会）签署意见并盖章。

　　师先生说，妻子的户籍关系在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已盖章。但因他本人已毕业，学校只是户、档的托管单位，无法为其盖章。而目前自己所在的公司，正在办理落户事宜，也无法盖章。

　　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关于毕业生户、档留存的说明称，按照教育部及公安部相关规定，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期间，户、档处于被冻结状态，只能办理与就业相关的手续，而出国护照、身份证补办和婚育证明等，均无法办理。

　　昨日，东华门街道计生办表示，因缺少男方工作单位的盖章，目前确实无法办理《生育服务证》。但计生办已为师先生开具围产期保健证明，他的妻子生产后也可享受相关福利。师先生办完落户手续后，可补办《生育服务证》及户籍登记。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 ... 7-24/008@083608.htm

henry2000888

不知大家看过美国的华裔士兵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记录博客-斯特瑞克的博客没有？

美军对表现优异的士兵的奖励就是回家后送他们到大学，军方提供优惠贷款（还是免费？）让他们上大学

我想高等教育这口子或者高职教育这块，我们每年退伍的士兵也是有点规模的，这块可否请教育部考虑一下，作为参军的士兵的一个福利来推广，政府可以提供学费，生活费自理这样形式来招生，把我们士兵退伍后做一个很好的培训，大家都能受益

教师可以继续使用教育资源来教书（这块学生素质起码比现在很多的学生要好），士兵在为国防奉献之后也有相应的福利和回报

我估计每年至少有30万退伍兵，资料来源：

【每年几十万的新兵征集数量。】
军队代表热切期盼更多大学毕业生入伍
http://www.china.com.cn/2009lian ... ontent_17417246.htm

估算公式：退伍士兵数量大致新兵入伍数量相差不多

办公室主任

人口的变化将导致教育业的重新洗牌，估计也不一定是件坏事！但问题可能在于当前教育资源的过度投入，导致的高校大跃进，步入大学破产时代，吾靠等教师何去何从！

golden21c

转帖一文上海的学者写的关于上海人口的文章
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mssd/20090727/994389.shtml

专家称上海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正当其时 有利于扩大内需2009年07月27日 05:04第一财经日报【大 中 小】 【打印】 32位网友发表评论左学金

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以后，上海市人口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下称“生育率”)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已降到0.7~0.9，1993年以来上海人口的自然变动已经连续多年负增长(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上海市的生育率降低到0.8上下，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应当引起我们对其人口学后果和经济社会后果的关注。

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是影响生育的经济社会变化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成本(尤其是照料、住房、医疗、教育等成本)和机会成本(为养育子女所耗费的时间或放弃工作的成本)不断提高，青年夫妻的生育意愿下降，结婚率降低，自愿选择不生育的“丁克”(夫妻双方工作，无子女)家庭数量增加。近年来，青年夫妻的不孕率也在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下称“二孩”)的意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实现，也人为地降低了生育率。

实际上生育率降低不是仅仅发生在上海的孤立现象。我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普遍降低到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我国总人口的生育率也已降低到1.3~1.8(不同来源的数据有所差异)。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出现了普遍的和持续的生育率下降。

极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目前上海的极低生育率将对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首先，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对上海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生育率的不断降低，还会减少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和经济持续增长。极低生育率还意味着未来青年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对提高就业人口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上海人口的出生高峰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当年的出生高峰人群目前已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并将对上海的社会保障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如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已上升到1：1.5(约1.5个在职职工负担1个离退休人员)，比全国平均水平(1：3)高一倍。按照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人口发展趋势，上海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维持收支平衡所需要的财政补贴将不断增加，今后可能使公共财政不堪负担。由于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是中青年人口的3~5倍，人口老龄化本身也将大大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人口的高龄化(指人口中80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还将大大增加对于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的护理需要和成本，目前上海所看到的老年人护理成本还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不考虑外来人口的迁入，目前的极低生育率将造成上海本地人口的急剧萎缩。一个简单的模拟可以显示，假定每对夫妻生育0.8个孩子的生育率长期继续下去，在10代人(大约200多年)的时间内，第11代人的数量将缩减为第1代人的万分之一！

当然，上海可以通过增加中青年人口的迁入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这种迁入不能解决上海家庭的微观人口结构问题，家中老人较多的家庭负担仍然很重，而社会养老院保险和各类养老机构(且不说资金筹集的问题)也难以完全替代家庭的养老功能。

考虑调整生育政策正当其时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年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得到缓和，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近年来中央强调稳定低生育率，但是对低生育率的解释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

《计划生育法》规定“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所以上海调整生育政策，扭转生育率过低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上海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符合目前国家的相关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法》赋予上海市人大的权力。

当然，上海在做出政策调整的考虑时，应该与中央有关部门做好报告和沟通工作。

适当提高生育率有利于扩大内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正在通过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但主要是扩大投资需求。适当提高上海人口的生育率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可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出生的人口在大约20年后(接近20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届时将能缓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所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正当其时。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进入极低生育率的国家，如日本(生育率1.28)、韩国(1.08)等，都先后进入了极低生育率时代，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政策，也从节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

调整生育政策的不同思路

如何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几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放开“双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2004年新的《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后，稍微放宽了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条件，允许双独家庭、一方是独生子女且一方是农村户口的家庭等生育二孩。实际数据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微调的效果目前尚不明显。

第二种思路是放开“单独”(夫妻至少一方为独生子女的)生育二孩。这样做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一些人口学专家建议，今后可从放开“双独”进一步放宽为放开“单独”，以逐步提高生育率。

但无论是放开“双独”还是放开“单独”，这一政策将青年夫妻的生育权利与他们父母的生育行为挂钩，法理上存在瑕疵：公民生来平等，不应因他们父母的生育行为而不同，更何况许多二孩的生育也是符合当时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另外，按夫妻双方父母生育子女数分别适用不同的生育政策，可能获取信息的成本和管理成本都较高。

另一种思路是逐步普遍放开“二孩”。放开“二孩”是《计划生育法》赋予地方人大的权力，普遍放开“二孩”的政策在法理上不会产生歧视，操作和管理比较容易。为了避免因政策突然放开可能造成的“生育堆积”，可考虑采用育龄妇女年龄由高向低逐步放开的办法。

当然有人可能会担心，放开“二孩”政策会不会造成生育政策的失控？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覆盖人口840万，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个孩子以下，并没有出现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出生反弹，而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更易为群众所接受，缓和了干群矛盾，减少了工作难度，推动了计生工作向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优质服务转移，也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以上实际案例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上海等已经达到极低生育率的地区放开生育“二孩”，不会造成生育率失控。

极低生育率及其人口学后果和经济社会后果将对上海和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上海作为人口生育率最低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应该而且可能依法对生育政策调整作出积极探索，并将在探索中积累的经验贡献给我国其他地区。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人口经济学专家)

henry2000888

刚刚找到两个资料，是教育口专业教师自己总结的，基本上大家想的都到一块了：


人口变动影响教育发展


作者:石人炳  出处:人口研究  


　　我国当前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20世纪的最后30年，我国人口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妇女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其短期内的下降幅度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人口流动及人口城乡结构的变化等无不令人瞩目。所有这些，正在并将进一步对我国教育发展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育率的变动使初等教育的对象规模缩小，导致部分地方教育资源未能充分利用

　　在过去的30年中，生育率的变动是我国人口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197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还高达57，1980年就降到23，1995～2000年又进一步降到18左右，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世界低生育国家行列。

　　从教育的角度看，我们更关心的是年出生人口的变化。在妇女生育率和育龄妇女人数的变动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自90年代后，年出生婴儿数变动总趋势是逐步减少。1999年我国出生婴儿1909万人，比1990年减少488万人，减少20 4%。有关预测表明，进入21世纪后，我国年出生婴儿数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减少，0～14岁人口数将进一步下降(于学军，2001)。

　　出生人数的减少预示6年后小学入学人数、12年后初中入学人数的减少。1980年，我国小学招生人数为2942.3万人，尽管当时小学入学率只有93.9%。1994年以后，我国小学入学率在98%以上并逐年提高，但入学人数反而逐年减少(见表1)，由1994年的2537.0万人减少到1999年的2029.5万人，1999年比1980年净减少912.8万人，减幅达31.02%(国家统计局，1999)。

　　总的来说，生育水平的降低、年出生人数的减少，有利于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它能让我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而不是用于抚养大量增多的新生人口；另一方面，新生人口减少本身也减小了对教育的压力，我们的教育可以从应付学生数量的增加为主变为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但是，我们的教育发展和规划如果不充分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不能根据人口的变动作及时的调整，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教师及教学设施不充分利用引起的教育资源的浪费。2001年夏天，笔者在湖北省天门市调查了解到的典型事例也许能说明问题的存在：湖北省天门市九真镇沿湖村是一个地处江汉平原，以水稻种植为主的行政村，全村2001年有人口2100多人，1986～1990年，该村年均出生婴儿39人。但到1996～2000年，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和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全村年均出生婴儿数减少为18人，2000年仅出生13人。与此相对应，沿湖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不断减少，1990年有6个班，学生总数299人，平均每班约50人，2000年减少为5个班，学生152人，平均每个班只有30人，近两年该校学前班人数均不足20人，可以预见，未来几年该学校规模将进一步萎缩。1998年投入32万元建成的教学楼现在已部分闲置，9名教师按35∶1的师生比的规定已经工作量不足(或教师超编)。类似情况还相当普遍，90年代后期，天门市为迎接省教委“普九”检查验收，村村盲目大建教学楼，而没有很好地考虑本地出生人口的变动趋势，现在许多小学由于生源不足，现有教学楼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由于学生人数减少，教师人数出现过剩，许多中师毕业生就业困难，天门师范学校也于1999年停招师范生，这些都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妇女总和生育率曾高达5 6左右，到90年代，降低到1 0以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3年起，上海市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年出生人数不断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小学适龄人口数的减少，由1993年的107万减少到1996年的97万，预计到2005年将进一步减少到48万，在12年的时间里，小学适龄儿童将减少55%。初中适龄人口将从1995年峰值的近59万，下降到2010年的低谷，为24 5万，减少近60%(刘永良，1999)。人口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些地方出现教育资源的“富余”。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现有教育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生育率的持续变化必然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就导致不同教育阶段人口规模的变动。

　　如果我们粗略的将0～6岁、7～12岁、13～15岁、16～18岁人口分别作为学龄前儿童、小学、初中、高中适龄人口，运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和1999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对上述两个年份各年龄段人口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与1990年相比，1999年全国小学、初中适龄人口有所增加，而学龄前儿童和高中阶段人口明显减少(见表2)。高中适龄人口的减少与80年代初的低生育水平有关，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增加又是80年代后期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率波动的结果，90年代后，我国年出生婴儿数呈现明显减少趋势，故学龄前人口规模缩小。

　　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动对数年后各教育阶段适龄人口的影响，是由低到高呈梯度进行的，发达国家人口和教育发展的历史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二战后，发达国家经历了短暂的补偿性生育高峰之后，妇女生育水平开始迅速下降，结果导致1971～1977年初等教育在校人数减少1 2%，大量小学班级被关闭，相应的对教师需求也有所减少。中等教育受到冲击则要晚一些，1979～1982年，在校人数才开始减少(Ｓ 拉赛克，Ｇ 维迪努，1996)。

　　我国人口结构变动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各年龄段人口规模在相同时间段内变动幅度更大，而且随时间的推移，有较大幅度的起伏波动，这使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更为严重，寻求有效的应对措施更加困难。

　　从1999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看，除了0岁组外，1～9岁各年龄人口数随年龄升高不断增加，9岁组出现一个高峰，其后各年龄组人口数随年龄升高而减少，但整个8～15岁是一个人口高峰段。综合考虑我国生育旺龄妇女人数的变动、生育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适度下降、以及现有人口年龄和城市化的发展等因素，预计在2000年到2011年，我国小学适龄人口将迅速减少，由12945万人减少到11199万人，减少幅度达16%，其后有所回升；初中适龄人口则在2002年开始减少，由2001年的7081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5567万人，减少幅度超过小学，达到21%；高中适龄人口在近几年则有迅速的增长，由2000年的5917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7073万人，短短四年间增幅将达到20%，其后的15年又有约20%的减少；大学适龄人口的变动类似于高中，只是时间稍有滞后(段成荣等，2000)。因此，未来10年，我国小学在校人数将持续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学面临的情况将逐步向初中演进。就全国而言，目前高中入学率还不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更高层次的教育的需求增加，因此，高中和大学在校人数的增长可能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或更长时间，尤其是近几年内，高中适龄人口的迅速增长与高中入学率提高的叠加，将会导致社会对高中教育需求的急剧增长，这一情况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考虑到高中适龄人口尤其是农村高中适龄人口的波动，高中教育的发展也要有较为长远的合理规划，切不可重蹈部分地区小学发展的覆辙。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最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上海市，已开始出现学龄人口年龄结构重心上移的态势，预计到2005年，上海市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适龄人口将分别为8 7万、10 2万、15 9万、19 7万人，呈典型的“倒金字塔”型(刘永良，1999年)，教育的发展如何适应学龄人口年龄结构重心高移而出现的教育重心高移的新形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上述分析表明，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规模和比例不同。教育发展规划如果不充分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教育结构以适应这种趋势，我们就不能最合理有效的使用教育资源。

　　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现有教育网点分布提出了新的挑战

　　人口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人口比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约束和城乡隔离，城市化发展缓慢，199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不足27%，不仅远低于当时世界4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7%的平均水平。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也加快了我国城市化发展步伐，到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32%，如果加上生活在城市的1 3亿打工人员和居住在城镇中的0 6亿农业人口，目前我国“隐性”城市化比重估计在42～45%(张启成，2001)。

　　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动对现有教育网点分布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以人口迁出为主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迁出率高的地区，本来就生源不足的学校更是“雪上加霜”；而对于以人口迁入为主的城镇地区，人口迁移增长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因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生源减少，一些地区人口迁移增长过快甚至给当地教育带来了新的压力。仍以天门市九真镇两所小学为例：中万小学所在地中万村，2000年年末总人口1659人，近5年来，该村净迁出人口162人，常年在外人口107人，由于生育数减少和人口外流的共同影响，中万小学在校学生数迅速减少，1990年有学生149，1995年减少为111人，由于各年级人数太少，1998年将四、五、六年级并入临近的周场小学，现保留有一、二、三年级各一个班级，总人数71人(见表3)。投入使用才两年的小学教学楼，墙上“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标语清晰可见，但教室内20多人的班级与宽敞明亮的教室极不相称，有的教室已经闲置或挪作它用。类似的问题在当地并非鲜见。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此并未引起高度重视，有些村干部一是出于攀比，二是想表现“政绩”，三是希望得到上级部门的资助，不顾地方生源不足且继续减少的实际和农民经济承受能力，不顾极差的实验、图书资料等办学条件，大建教学楼，教育资源的浪费令人心疼。

　　与中万小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九真镇中心小学，其所服务的区域自8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迁移增长加快，镇人口数迅速增加，1990年镇人口数为7329人，2000年增加到11560人。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小学适龄人口数也迅速增加，尽管九真小学不断增加教学设备，扩大教学用房，改善教学条件，但仍不能满足众多流入适龄儿童“借读”的要求，2000年平均每班学生人数达81人，最后，不得不以高额“借读赞助费”将部分学龄儿童拒之门外。

　　以往，我们在探讨解决流动适龄人口上学难的问题时，多考虑的是一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但人口的流动决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ＷＴＯ后，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将有大幅度增加。首先，我国耕地资源紧缺，人均耕地占有量不足0.4公顷，这就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重要农产品价格如小麦、棉花等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70%，而且品质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市场逐步放开，我国的小规模经营农户难以抵抗发达国家大农场主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直接竞争的冲击。产品面临进口增长的巨大压力。有估计表明，按3%(配额为4%～5%)的粮食进口计算，同比减少的就业机会大约为1000万个(罗曙辉、周欣宇，2001)，这将导致大量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如果考虑到我国现有的一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今后五年每年将新增的857万农业劳动力，农村外流人口的规模将会是相当可观的。其次，入世后，城市人口的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也会明显增加。

　　人口迁移流动是总人口的重新分布，同时也是学龄人口的重新分布。据估计，21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在未来的40年间，除了少数年份的小幅度波动外，农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适龄人口几乎一直处于下降，而城镇的各级学校适龄人口则几乎一直处于上升(段成荣等，2000)。人口的迁移变动(包括学龄人口的迁移变动)其结果必然出现不同地方学龄人口规模和学龄人口密度的变化，出现人口对教育服务需求的变化，教育网点的分布如果不作相应变化，上述在天门市出现的问题无论从范围还是从程度上讲，都将更趋严重。任何旨在解决流动适龄人口上学问题的临时应急措施都只能解眼下燃眉之急(甚至还不能很好地解眼下燃眉之急)，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调整教育投资结构，优化教育网点布局。

　　对策浅议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要尽快寻找对策，使教育的发展适应我国人口变动的实际。

　　高度重视人口发展对教育发展影响的前瞻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正确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湖北省90年代后期曾出现农村中小学建教学楼热，但目前，当妇女生育水平变动引起的学龄人口入学高峰退出小学阶段以后，各地为“普九”新建的校舍开始大量闲置，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其教训是深刻的(湖北省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1)。教育的对象是人口，而人口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教育规划要充分考虑人口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否则，就可能出现决策失误。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理论研究，重视前瞻性研究。以往的问题在于，教育学家一般不会将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纳入其研究的视野，而人口学家对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对教育发展的实质影响又关注不够，由此产生决策的科学性不够。今后应加强教育学与人口学二者的联合，尤其是人口学家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一方面大有作为，为教育发展的科学规划、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理论研究还应关注国外的相关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分析其经验和教训，如80年代后，泰国生育率急速下降，至90年代初，学校平均班级规模和师生比已大大低于成本效益最优点，但由于其政治体制缺乏促使资源再分配得以进行的反馈机制，资源没能重新分配和有效利用(世界银行，1996)。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科学进行教育决策

　　决策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决策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社会培养人才，而人才培养的特点之一是周期较长，因此，教育决策的稍有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教育的科学决
策至少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全局意识。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开放性、整体性，教育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二是立足现实。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各民族发展不平衡，教育决策要适应我国当前的这一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三是超前意识。即首先要对我国人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科学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规划，使教育的发展适应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四是效率意识。即最大限度的发挥教育投资的效率，避免浪费。无效率是浪费，低效率也是一种浪费。我国的教育经费本来就十分有限，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形式的浪费。

　　及时调整投资结构

　　要根据我国年出生人口数、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及行业构成变动的特点和趋势，及时调整教育的层次结构，调整教育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和外部分配结构。从投资的外部结构讲，今后我国教育投资的重点应相对集中于人口机械增长较快的农村集镇、小城镇以及大中城市的市郊，以满足这些地方不断增长的学龄人口对教育的需求；从投资的内部结构讲，对于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的地方，如教育辐射面不大的普通农村村小，大中城市中吸纳流动人口不多的老城区，教育投资应主要用于改善实验、图书等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待遇等，而不宜大量兴建教学楼等基础建设；以人口流入为主，学龄人口呈增长态势的地区，要包括基本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的改善办学条件，以适应人口变动的需要。同时，对于生源不足的城市老城区中小学校，应积极吸纳流动适龄人口入学，以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并取消“借读赞助费”的收费，减轻群众不必要的负担，这也是教育公平的要求。从教育的层次看，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应是我国今后教育发展的重点。

　　重新规划教育网点

　　要按照人口分布的变动适当调整教育网点。首先，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根据现有人口分布状况和变动趋势，对教育网点进行科学规划。其次，通过“并”、“转”等手段，逐步优化农村教育网点分布。“并”，就是把临近的规模过小的学校合并，发挥集中办学优势；“转”，是综合考虑生源规模和地理范围，把部分小学的高年级转到农村集镇中心小学，或交通较为方便、教学条件和设施较好的临近村小，小学低年级则保留在原村小，这样既发挥集中优势，又方便低年级学生就地上学。在小学高年级相对集中后，考虑到学生上学的困难，可根据当地交通和经济发展实际，实行专车定点接送或学生在校寄宿。对于学校“并”、“转”后过剩的农村民办教师可适度进行淘汰，同时，加强师资培训，精简数量，提高质量。对于已经建成的空余教室，要加以合理利用，如作为实验室、图书室等，改善办学条件。也可以考虑利用已有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把基础教育与全民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并校后产生的“空壳学校”也要充分利用，如用于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或作农方不断增长的学龄人口对教育的需求；从投资的内部结构讲，对于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的地方，如教育辐射面不大的普通农村村小，大中城市中吸纳流动人口不多的老城区，教育投资应主要用于改善实验、图书等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待遇等，而不宜大量兴建教学楼等基础建设；以人口流入为主，学龄人口呈增长态势的地区，要包括基本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的改善办学条件，以适应人口变动的需要。同时，对于生源不足的城市老城区中小学校，应积极吸纳流动适龄人口入学，以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并取消“借读赞助费”的收费，减轻群众不必要的负担，这也是教育公平的要求。从教育的层次看，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应是我国今后教育发展的重点。方不断增长的学龄人口对教育的需求；从投资的内部结构讲，对于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的地方，如教育辐射面不大的普通农村村小，大中城市中吸纳流动人口不多的老城区，教育投资应主要用于改善实验、图书等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待遇等，而不宜大量兴建教学楼等基础建设；以人口流入为主，学龄人口呈增长态势的地区，要包括基本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的改善办学条件，以适应人口变动的需要。同时，对于生源不足的城市老城区中小学校，应积极吸纳流动适龄人口入学，以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并取消“借读赞助费”的收费，减轻群众不必要的负担，这也是教育公平的要求。从教育的层次看，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应是我国今后教育发展的重点。

　　重新规划教育网点

　　要按照人口分布的变动适当调整教育网点。首先，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根据现有人口分布状况和变动趋势，对教育网点进行科学规划。其次，通过“并”、“转”等手段，逐步优化农村教育网点分布。“并”，就是把临近的规模过小的学校合并，发挥集中办学优势；“转”，是综合考虑生源规模和地理范围，把部分小学的高年级转到农村集镇中心小学，或交通较为方便、教学条件和设施较好的临近村小，小学低年级则保留在原村小，这样既发挥集中优势，又方便低年级学生就地上学。在小学高年级相对集中后，考虑到学生上学的困难，可根据当地交通和经济发展实际，实行专车定点接送或学生在校寄宿。对于学校“并”、“转”后过剩的农村民办教师可适度进行淘汰，同时，加强师资培训，精简数量，提高质量。对于已经建成的空余教室，要加以合理利用，如作为实验室、图书室等，改善办学条件。也可以考虑利用已有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把基础教育与全民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并校后产生的“空壳学校”也要充分利用，如用于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或作农村集中养老利用，总之，要避免任何浪费。村集中养老利用，总之，要避免任何浪费。（石人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博士生，湖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4208

我国未来中小学学龄人口变动与师资建设

  [摘　要] 我国年出生人口不断减少,由此带来中小学学龄人口减少,教师供求状况出现结构性过剩。为此,笔者认为,应根据学龄人口变化特点,加强中小学师资建设。一是在学历等方面适当提高教师的准入门槛,严把教师入口关；二是逐步改善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使学校能够吸引人才；三是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淘汰不合格教师；四是加快与中小学生源变化相适应的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同时,未来师资建设还要注意学龄人口波动引起的对教师需求量的波动以及教师的结构性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 中小学；学龄人口；师资；教师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 - 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2728 (2006) 03 - 0201 - 03
  一、中小学学龄人口变化及其对教师数量需求的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我国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我国年出生人数的增长仍持续了10 多年。但从1987年开始,我国年出生人数呈不断减少趋势。1987年,全国出生2522万人,到200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771万人[ 1 ] , 2004年进一步降为1593万人,与1987 年相比, 2004 年全国出生人数减少929万人,减幅达36. 84%[ 2 ] 。受学龄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 1994 年全国小学招生数达到2537万人的高峰,此后总的趋势是不断减少,到2003 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减少到1829万人,减少708万人[ 3 ] 。
  初中阶段的情况与小学阶段有所不同,由于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不断提高,由1997年的87. 1%提高到2003年的92. 7% ,全国初中年招生数量的减少得到缓冲或推迟, 1997年招生1836万人, 2000年达到高峰,为2296 万人。此后逐年减少, 2003年减少到2220万人[ 3 ] 。
  高中的情况又区别于初中。由于我国高中的毛入学率仍然较低, 2003年只有43. 8% ,提高的空间很大,因此,高中招生数量在短期内不会因适龄人口的减少而明显减少。
  有关专家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相关的教育统计资料,对2005 - 2020年全国中小学在校生及其对教师的需求量进行了预测[ 4 ] 。根据预测,我国小学在校生在2005 - 2014年间不断减少,由11596. 02万人减少到9973. 39万人,达到低谷。然后逐年回升,到2020年上升到10502. 83万人。相应地,我国对小学教师的需求量在2005 -2014年间一直下降,由485. 2万人下降到438. 2万人,其中在2007 - 2012年间下降幅度较大,平均每年减少11. 5万人。2014年后,小学教师的需求量有所增加,但幅度很小,平均每年增加约3. 1万人。总的来说,未来15 年我国小学教师需求总量将减少。
  初中阶段在校生总的变动趋势也是减少,因此,未来15年我国初中教师的需求量也呈减少趋势,但相对于小学而言,减少幅度要小得多, 15 年共约减少48. 8 万人,其中减幅较大的是2005 -2007年和2012 - 2015年,这两个阶段平均每年减少量分别为9. 6万人和9. 1万人。初中在校生人数及教师需求量在2017 - 2020年间均有所回升。
  就高中阶段而言,除个别年份外,在校生在整个预测期不断增加: 2005年为3433. 77万人, 2020年将达到4399. 64万人,同期教师的需求量也将由218. 7万人增加到282. 0万人。
  上述情况说明,长期以来困扰着教育界的中小学教师缺乏状况近年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教师供需状况由供不应求变为结构性过剩,即小学教师相对过剩,初中教师略有富余,而高中教师仍严重缺乏。
  二、根据学龄人口变化特点,加强中小学师资建设
  1. 适当提高教师准入门槛。在建国以来的相当长的师资短缺年代,由于教师供不应求,一些地方为了维持教学的正常运转,往往不同程度地以牺牲教学质量来增加教师的数量。如大量聘请代课教师,有的地方小学代课教师甚至占教师总数的48% ,这些代课教师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占到44%[ 5 ] 。这种情况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不利的。当师资短缺矛盾缓解甚至师资出现过剩时,学校引进教师应更加慎重,挑选更加严格。在学历等方面应适当提高教师的准入门槛,严把教师入口关。
  2. 逐步改善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使学校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我国当前一些农村地区教学条件和教师的待遇还很差。2003年有学者对贵州某地的158所学校进行调查,其中有117所学校没有教师宿舍,教师要么是自己出钱到外面租用农舍,要么每天走2～3个小时的山路来教书；有91所学校的教师必须自己挑水饮用[ 5 ] 。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则在全国大多数省、自治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教师待遇低下,就难以吸引到优秀的教师。生源的减少和对教师数量的需求减少,为农村地区教学条件和教师待遇的改善创造了条件。教师待遇的改善,既有利于留住教师队伍中的优秀人才,又有利于吸引更优秀的青年进入教师队伍,促进师资整体素质的提高。
  3. 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淘汰不合格教师。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首先是抓紧落实编制核定工作,这是推进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合理配置教师资源的重要基础。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在核定编制时,要充分考虑农村中小学区域广、生源分散、教学点多等特点,注意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倾斜,保证这些地区教学编制的基本需求。其次,要在全面核定教师编制、建立严格规范的编制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紧紧抓住资格准入、竞争上岗、全员聘任三个关键环节,全面实施教师聘任制,并逐步清退不合格教师。分流超编教师,也有利于提高在岗教师待遇。对分流出去的教师,地方政府应引导其实现再就业。再次,要进一步完善校长负责制,改进和完善校长选拔任用制度。
  高中师资短缺是当前和今后几年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加大相应层次师范生培养力度的同时,要考虑在全社会范围内招聘德才兼备者充实到教师队伍。
  4. 加快与中小学生源变化相适应的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小学和初中生源减少趋势对师资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要求:一个是“结构重心上移”,另一个是“重点后移”。
  师资教育“结构重心上移”,是指由原来以中师、师专学校为主承担教师培养任务逐步过渡到以师范本科院校为主,由原来的三级师范(中师、师专和师范本科院校)向二级师范(师专和师范本科院校)的过渡与转变,由原来的以培养小学和初中教师为主向培养高中阶段教育及高等教育师资为主转变。根据学龄人口年龄结构重心上移的趋势和高中阶段教师严重缺乏的现状,当前要加大对高中阶段教师培养的力度, 2005 - 2008 年每年应保证向高中输送20 ～25 万名的合格教师； 据预测,2009 - 2020年,高中每年对教师的需求量也在10～18万人[ 4 ] 。
  “重点后移”是指教师教育从“职前培养”为主转向“职后培训”为主。其原因同样是学龄人口数的变动使基础教育对师资的需求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学龄人口变动使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正在得到缓解,教师的继续教育应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教师教育“重点后移”也是新时期的客观要求。教育管理部门应根据实际制定教师培训规划,建立经常性的培训制度,构建教师终身教育体系,充分运用卫星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现代远程教育手段,积极开展以新观念、新课程、新教材和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培训；同时,积极开展中小学校长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校长的领导能力与管理水平。
  三、未来师资建设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生源减少与教师年龄结构的变化。生源的变化不仅影响到教师的数量,还影响到教师的年龄结构。其主要表现是在生源减少、教师基本饱和甚至过剩的情况下,学校新引进教师数量会减少。我们知道,学校新引进的教师主要是从各级学校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小学教师基本稳定,将使年轻教师少,教师的整体年龄就会升高。如美国,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年龄中位数由36岁提高到43岁。2000年, 40岁及40岁以上的教师所占比例达到60% , 而1980 年这一比例只有40%[ 6 ] 。类似的问题在我国也开始表现出苗头,根据相关教育统计资料计算, 2001年我国普通小学教师的年龄中位数为36. 9岁,高于初中(32. 3岁)和高中(33. 6岁) 。41岁及41岁以上的中老年教师占全部教师的比例,小学约为40% ,而初中、高中均不到23%。我国小学教师高龄化过程才刚刚起步,初中阶段教师高龄化尚受到入学率提高的缓冲,但由于初中阶段教育的普及,这种缓冲即将过去。只要今后我国中小学校的用人制度没有大的改变,从适龄人口数的变化趋势可以判断,我国小学和初中教师的平均年龄将会上升。
  教师的高龄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托马斯曾就生育率下降导致的青年教师比例减小可能对教育的影响进行过研究。他认为,新教师可能带来新的观点和方法,这些新的观点和方法被那些经验多的老教师非正式地学得[ 7 ] ( P1 - 14) 。如果真如托马斯所言,那么新教师的减少就意味着减少了那些有经验的老教师的非正式学习的机会,这对那些老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是不利的。
  2. 学龄人口波动引起的对教师需求量的波动问题。根据预测,当前我国小学适龄人口正在减少,但2015年以后将会回升,而且在一些年份年增加数将超过100万人；初中适龄人口现在已基本越过峰值,开始减少,但在2019年以后也会有一段时期的回升。学龄人口数的回升意味着对相应教育阶段的教师需求量增加。如果按每年3%的教师自然减员计算, 2014 - 2020年全国每年要补充12～19万名小学教师。为此,师资培养要早做准备。
  3. 教师的结构性不足的问题。在看到我国小学和初中教师结构性过剩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相应教育阶段的教师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结构”主要是地区结构的问题和专业结构的问题。
  首先,从地区结构看,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不仅资金的投入和教学设备的地区差异大,而且师资队伍状况悬殊。城市发达地区“人才济济”甚至“人才不能尽其用”,而偏远贫困地区“求贤若渴”却很难求到；一些城市甚至高中教育阶段教师都已出现剩余,而许多贫困地区小学还在因师资数量不足而不得不大量聘请不具资格的代课教师。但恰恰是最需要优质教师的地方,不仅最难以引进优质教师,而且也最难以留住优质教师。解决这种地区结构问题,必须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均衡,通过教育投入的倾斜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重要的是改善边远贫困地区教师的待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可采取包括利益诱导在内的多种措施,鼓励和吸引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员到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任教。同时通过定向招生等方式培养乡村教师,解决“老少边穷”地区乡村学校缺少合格教师和骨干教师不稳定的问题。在地区间教师余缺并存的情况下,建立“按需流动”的机制更为有效。
  其次,从专业结构看,在一些中小学教师总量过剩的情况下,需要解决部分课程(专业)教师结构性缺乏的问题,还有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师资培养问题。在部分经济不发达的省区,中等师范学校还承担着为小学大量培养教师的重任,对这些地方,中等师范学校不仅必须保留,还要有足够的投入。发达地区要在提高各教育阶段教师学历层次的同时,利用师范教育资源的优势, 开办诸如“西藏班”、“青海班”等,定向招生,为不发达地区定向培养师资。

http://www.cqjy.com/xxck/ShowArticle.asp?ArticleID=7266


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小学老师过剩的问题，这部分也是最影响教育质量的教育力量，我们今天需要为广大的中小学教师考虑更好的生活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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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宽松政策更有利于遏制人口过快增长

1979年12月，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终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山西翼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终得顺产。

24年的超长试验中，该县人口非但没有暴涨，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成为地区人口出生率、增长率、性别比比较健康的样本。

近日，梁中堂教授在他上海的书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经济观察报：你是如何想到做翼城试点的？

梁中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经过10年“文化革命”，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极端，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都突出地显露出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由于我们囿于计划体制观察问题，就都把根源归到老百姓生孩子方面。1978年到1979年，一个不分城乡要求“只生一个”的政策开始形成。我当时刚从农村基层调到研究机关，感到让农民生一个孩子会给他们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在搜集资料后，我对“一胎化”政策的前景做了一些计算，发现“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倒金字塔”的人口年龄构成和劳动力减少等社会问题。

当时，我也以为人口过快增长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在提倡城乡青年 “只生一个”和晚婚晚育的基础上，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79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城乡广泛推行。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的目标后，主张“一胎化”的人又提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行“一胎化”。可是，我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表明，十二亿是一个可以让城乡妇女平均生育2个孩子的目标。1984年春节，我根据计算结果写信给胡耀邦，建议用“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中央将我的 《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批转到国家计生委后，我的意见被否决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情报中心马瀛通和国家计生委张晓彤按照我提的办法重新测算并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实行这一办法。时任的一些中央领导明确肯定这一报告，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并代中央起草文件准备在全国推行。可能是出于各种顾虑，有关部门没有做出行动。所以，我于1985年春节提出为了解除人们对放宽政策的顾虑，建议中央批准我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两个县进行试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试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当时做试点时计划生育的口子把得非常紧，主管部门把账算得相当精细，我们就只在农村普遍放开了二胎，而城镇人口一直都没有松动的机会。

经济观察报：按照你当时的初衷是否想到这项试验将长达20多年，这些年的试验效果如何？

梁中堂：当时根本没有料到这个试验会历经20多年。

1985年7月试行“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农民生育二胎以来，该县每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在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另外，出生性别比也是人口学界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人口统计学上，通常认为每生育48个女孩会对应有52个男孩出生，出生性别比如果处在103-107都属于正常。根据2000年普查资料，0岁组的人口性别比全国为117.8，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114.3，翼城县为106.1。

经济观察报：人口指标效果这样好，是否与该县比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高，或者与政府投入多、管理能力强有关？

梁中堂：恰恰相反。我当时选择试点县的时候是为了在全国普遍实行，所以，就挑选最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地区。该县如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一定会完成“县改市”，现在就不叫翼城县了。事实上，该县的农业人口和农村经济一直低于全国、山西省和所在的临汾市的平均水平。2000年以前，比照其他的地方政府的投入情况，我常常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批评翼城县的计划生育投入不足。至于说到管理水平和能力问题，你可以设想，一个很平常的县级政府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管理经验或能力可以保持20多年而又是其他的县市做不到的呢？

经济观察报：政策宽松并没有引发“人口暴涨”,除了翼城县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外，还有个案的例证吗？

梁中堂：不是个案，而是大量的人口现象都可以证明。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2.2以下，其中许多国家都低于1.5。这些国家的妇女生育率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很高的，但都是在没有强制性政策的情况下自发降低的。就发展中国家来说，譬如与我们有较为接近的传统文化的泰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们同期下降得都快。

我们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国是从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才开始要求制定限制生育政策。但是，我国的妇女生育率已经由上世纪60年代末接近6.0下降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2.7，10年时间下降3个孩子，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属于绝无仅有的。如果分城乡来分析的话，我国城镇妇女在1950年的生育率已经由传统平均生育7-8个孩子达到5-6个，上世纪50年代后期降到5.0左右，上世纪60年代降到3-4个，上世纪70年代更迅速由3.0左右下降到1.3。我国农村妇女则由上世纪60年代中期平均生育接近7个孩子持续下降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3个左右，这都是在没有强制性政策的作用下得到的。

经济观察报：听说和翼城县相同的试点还有一些，这些试点的情况如何？

梁中堂：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是不能由地方轻易决定的。1984年7号文件后，各省在从严掌握的前提下产生了一些不同政策的试点。1987年9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主持在翼城县召开过一个试点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包括甘肃省酒泉地区在内的全国13个试点单位，算是对这些地区允许农民生育二胎政策的一种认可。1988年，国家计生委下发过一个调整试点单位的文件，上述13个单位只有7个列入其中。据我知道，由于酒泉地区(现在已经地改市)的党委和政府的强烈要求，1998年甘肃省人大通过决议批准该市恢复许可农民生育二胎。

另外，广东省人大通过决议从1986年6月开始全省的农民普遍放开二胎，1998年又改为“女儿户”的政策。本来，海南在建省前已经从广东省获得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但是，建省后改为“女儿户”政策，2002年才又恢复了允许农民生育二孩的政策。

与翼城县试点相近的只有酒泉市的生育政策。从普查资料分析，酒泉市在1985年开始在全地区有条件地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1982年-2000年人口增长26.2%，比全省同期增长30.7%明显要低。当然，从普查资料看，酒泉市的城乡人口构成中城镇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全省。但是，细分期间的几次普查，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年份实行宽松政策，1982年-1990年普查期间，酒泉市人口增长9.4%，大大低于全省同期的14.4%；1990年-2000年两次普查期间，由于在绝大多数年份取消了宽松政策，酒泉市人口增长了15.4%，高于全省同期的14.3%，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宽松的政策有利于降低人口的过快增长。

经济观察报：政策宽松生育少，政策严紧反而生育多？

梁中堂：这可能与我们是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关。从近现代历史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随着现代化发展或渗透而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现象。这一情况表明，节制生育是工业化以来创造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经济社会生活的自立使得儿女可能不再是养老的一种投资。

我曾经依据1982年普查资料对比过翼城县和全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翼城县几乎就是全国的一个微缩。按照通常0-14岁、15-64岁和65岁以上人口划分，翼城县的构成是33.58：61.78：4.64，全国为33.59：61.60：4.91。特别是自1982年中央11号文件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的18年期间，主要生育人群的构成也十分接近，其中翼城县 0-19岁人口占总人口45.17，0-29岁占63.01，而全国分别是46.08、62.71，都非常接近。这样，18年的人口过程就有了直接的比较意义。

首先，翼城县和临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国执行的生育政策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人口实际增长幅度的差别却不是很大，说明政策的差别在人口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其次，翼城县的农民普遍地生育了2个孩子，这应该是确凿的事实。但是，其增长幅度比全国还小，这就相当于说全国的农民实际上也普遍地生育了2个孩子。由于全国增长幅度和城镇人口构成都高于翼城县，甚至可以说全国有比翼城县更高比例的农民生育了多胎。

我们知道，现行的农民生了一个女孩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的政策是在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规定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直到1990年之后，在国家计生委的督促下大多数省区才颁布了农村“女儿户”可以生育二胎的地方法规。即使这样，江苏、四川和河南等几个人口大省继续执行不分城乡的“一胎化”政策。所以，按照实际管理的人口政策口径计算，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的政策生育率超不过1.2。如果生育政策起作用，世纪末的人口总量应该在11亿以内。但是，2000年普查人口却是12.6亿。这就说明，理论上，限制生育可能会促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但现实中，现实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显然并不一致。而某些相对自由的生育状况下，生育率该下降还是会下降，而且并不一定比严格限制的状态下慢。

经济观察报：有许多人担心放开或者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出现大量的盲目生育，出现“人口爆炸”。

梁中堂：这要看你是如何思维的。如果把生育当作每个当事人寻求幸福生活的一种需要，是一种有目的有节制的事情，自然不会出现所谓的人口爆炸。农民并不是天生只会生孩子而不懂得如何才能得到幸福。上面我们谈到，人口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既然严格的政策对其实质性的运动不起作用，松动的政策当然也不会起到多少实质性的作用，问题在于选择怎样的政策会减少社会的内耗。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90328/487292.shtml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国家怎能视而不见，是时候改变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照这样4：2：1的减下去，估计不用别人来灭我们就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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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比例失衡，计划生育的后果！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为116.9∶100，有的省高达130∶100，而正常值仅为102～107∶100。性别失衡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报道称造成这一现象治理难度较大、难以彻底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相应的法律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进行打击和惩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立法机构开始考虑通过立法严惩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其实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而立法严惩胎儿性别鉴定只不过是为了消除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一项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显而易见，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哪怕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而在只能生一个的情况下，很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更愿意生男孩。有人总认为农民存在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是现实经济利益的真实反映。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养儿防老是目前农村家庭的现实选择。农民年老后没有退休工资可领，女儿又嫁出去了，儿子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及老人赡养费用的来源，出于养老的考虑自然希望生男孩。既然只能生一个，人们自然希望通过选择性别的办法用好这个唯一的指标。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已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市场经济早已取代计划经济的今天，我们的生育还要依“计划”进行，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荒谬。实行这项政策的隐含指导思想是：人是包袱，人口越多，包袱越重。这种思想忽略了人本身就是资源，甚至是最可宝贵的资源，每个人都能创造出比他所消耗的更多的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漠视了人天生就有的生育权，生育竟然成为为了满足某种国家需要而要经由政府调控的行为。人口比例失调的“原罪”不在于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而在于违背人的自然性和经济利益的计划生育政策。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给人一种药不对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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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

日前，民政部发布的《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共有226.9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比上年增加17.1万对，增长8.1%。

报告同时显示，2008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1098.3万对，比上年增加106.9万对，增长10.8%。其中，20至24岁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多，占37.9%，25至29岁占35.3%。

报告对老龄化问题也有涉及。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比上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报告说，我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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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人口负增长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最大风险

中国的生育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这似乎违反我们的“常识”，但却是中国乃至国际人口学界十几年来日益扩大的共识。

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长期的惯性负增长，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牵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

CBN记者专访了上海复旦[0.62 0.00%]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人口学家王丰，探讨这个充满了太多成见、太多禁忌却又格外需要破除成见、打破禁忌的话题。

CBN：近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重申“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引起社会较大反响，你对此怎么看？

王丰：尽管只是重申2004年起施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尽管社会关注一定程度上源自媒体和公众对有关部门表态的误读，但这一事件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不论媒体引用的“鼓励”甚至“非常鼓励”的用词在政策意义上是否严谨，重申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对本地人口发展趋势是有着某种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的。

事实上，自1993年以来，上海市户籍人口一直是负增长。同时，其户籍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每两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连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1.3以下，在0.9左右(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数据)。2008年底，在复旦举行的人口科学高峰论坛上，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女士曾表示，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在未来某个时候，扩大“符合再生育条件”的范围，尤其是从“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人口学界称之为“双独”)夫妻，扩大为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单独”)夫妻，使其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二胎”)。如果这一改革并未引起生育失控性反弹，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全面放开“二胎”，也可以说是把计划生育的控制标准，由原则上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一孩”)，上调为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二孩”)。

CBN：有人质疑，上海是否夸大了低生育率对本地的挑战，比如以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为本地整体生育状况的代表，而忽略了大量没有上海户籍但在上海常住的人口。这种质疑是否成立？

王丰：这种质疑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户籍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公众非常关注，这很合理。然而以户籍人口生育率为整个地区生育率的考察指标之一，不是为了刻意区分，搞地方主义，而是为了选取有一定代表性的样本，来反映一个城市、某一类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生育态势和趋势。

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极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连年为负，这至少说明，在上海这样的中国大城市，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情况。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较发达的国家，如欧洲、日本等，早已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2.1，于是长期出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当今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目前上海出现比欧洲、日本都要低的极低出生率，正说明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无法例外于低生育率、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全球大势。

事实上，不仅是上海，也不仅是城市才有低生育率问题。对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比如下文提到的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的人口学研究也表明，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即使在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率也已低于更替水平。

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在1.5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为1.6，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更是低至1.22。

CBN：这种低生育率会不会是表面现象；一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形势会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出现大的反弹？

王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有事实证明，放开“二孩”，甚至在农村地区，都不会造成出生激增和人口失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允许当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这四个试验区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和湖北省恩施州，覆盖人口840万。20多年过去了，四个地区的生育率都保持在2.1以下，有些地区更是达到了1.5以下。

真正值得担忧的反倒是，即使放开“二孩”，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但无法回升到一个比较温和合理的水平，反而会在低生育率的轨道上越滑越远。有不少低生育率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来鼓励生育，往往收效甚微。

而且，由于人口负增长像人口增长一样存在惯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维持较长时期以后，即使生育率有所提升，人口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负增长。

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率相当于1.47，如果维持这个水平不变，到2100年时中国人口总数将由现在的水平下降到6.77亿；如果维持1.47水平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更替水平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下降到10亿左右；如果维持在1.6(比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目前生育率——1.5左右略为保守)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也将不可逆转地下降到11.7亿。

换言之，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

CBN：但是人口负增长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不是正希望人少一点吗？人们不是常说，中国坏就坏在人太多？也许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内减少1亿至3亿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那样中国的发达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会高一些？

王丰：首先应该澄清，把人口简单视作负担的马尔萨斯式的观点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制约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资源的利用效率、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把人口总量大和贫困等等简单挂钩是一种成见。可惜的是，我们受这种成见影响太深，我们总把多子女的家庭和贫困落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把人口总量大当作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阻碍。这并非绝对没有道理，但它是不是像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天经地义？

至于负增长对中国社会的可能影响，现存各个人类社会，没有哪一个经历过如此持久而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历史上经历过的恐怕都已经消亡了。因此很难确切判断这样的人口负增长究竟会给一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在人口总量减少的过程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难以复制的历史性经济增长。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从这种人口红利中受益良多。但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制约。而中国正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20~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其总数仍颇为可观，但20~24岁的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萎缩，由2010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其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约15%降至约8%。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

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既是最富创造力的劳动力，也是最具消费力的消费者。这个年龄段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会对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新结婚夫妇对数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减少，面向年轻人的一切消费，其需求都会减少。

与此同时，人口老化也会使退休人口比重增加，加重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的平均负担，使社会养老金的财务状况恶化。

以上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层面的影响。还有无形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比如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成人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传统的亲属社会之中。社会是否会因此丧失很多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纽带？

独生子女家庭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家庭，一旦子女死亡或罹患重大疾病，父母晚年的赡养就会失去着落，他们重要的人生希望也会顿时落空。而独生子女赡养自己父母以及配偶父母的负担则显然要比非独生子女沉重得多。

所以我说，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因此，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不停地呼吁，根据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进行重新认识；根据新情况、新认识，及时、合理地调整我们的人口和生育政策。
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mssd/20090727/994925.shtml

henry2000888

我们现在是总体上在下降，但是局部在继续增加，请看以下几则新闻：

深圳居住香港上学 跨境学童数量急剧膨胀的背后

父亲香港人，母亲内地人，深圳居住，香港读书，“跨境学童”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图为大批学生通关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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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香港民建联及多个教育团体与5个香港特区政府部门举行联席会议，商讨跨境学童的上学问题。这是对日前发生的一起跨境学童丢失事件作出的反应：9月10日，一名4岁的香港小女孩在通关时，被保姆车公司的接送人员“丢”在了罗湖入境大厅内。该女孩吓得大哭被人发现后才获救。

　　数据显示：深圳每天有4500名学童从罗湖过关，500多名从皇岗过关，1200多名从沙头角过关，还有少量从其他关口通行，共计6200余名。有关人士指出，明年跨境学童人数将达1万人，2009年可能为2万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住在深圳、香港读书的跨境学童，但当时整个深圳仅500人。1997年，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跨境婚姻数量剧增。有数据显示，2005年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结婚的人数比2004年增加了两成。

　　另外，近年来，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增加，香港特区政府今年伊始推行的“学券制”，香港与内地学制的接轨以及两地交通的便利化，使跨境学童的数量急速膨胀。

　　越来越多的深港跨境学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9月19日清晨6时，当人们还在沉睡中，在深圳罗湖口岸三楼港澳居民入境处，一群孩子早已忙起来了：他们大多三到九岁，身着样式各异的香港校服，挂着大大的胸牌，背着小书包，排列成队。叽叽喳喳的队伍，在几个阿姨的护送下，穿过熙熙攘攘的大人群，分别从七八个“中国港澳居民”通道紧凑有序地通过。一些陪孩子来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看着他们顺利通关，才放心离开。

　　“这些孩子都是去香港上学的。”三楼入境处管理员早已见怪不怪了。

　　女儿五年的奔波史

　　阿青的家在深圳国贸大厦附近，每天早晨，她都要送子赴港念书，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五年。她附近大量家庭都与她经历相似。

　　阿青来自四川，丈夫是香港人，每天来回深港两地做点生意。她与前夫所生的大女儿由于是内地户口，一直在深圳就读，小女儿则凭着香港户口，顺利地在香港读书，从幼儿园到小学。

　　自从小女儿在香港念书后，她几乎都是每天早上6时15分叫醒女儿，6时45分从家出发坐地铁前往罗湖关口，7时把孩子交到保姆车公司阿姨那里。孩子15时30分放学，16时10分左右从香港返回，4时30分左右到达深圳，这个时候，她要在罗湖关口接女儿，17时到家。

　　至于问她累不累，她说：“孩子更辛苦。”每天早上都是连拖带拉把她从床上拽起来，逼她上学。很多住得远的，早上5时就要起床。

　　阿青说：“不能不承认香港的教育比内地的教育好，香港学校有一项叫做‘功能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对孩子素质的提高。孩子以后要在香港读大学，在香港工作，所以她必须适应香港社会。”她还打算等大女儿的香港户口办好之后，让她也去香港念书。

　　有阿青这样的想法的人很多，刘太太一早把孩子送给保姆车公司，才算松了一口气。她女儿今年上幼儿园大班，老公是香港人，而她来自内地。“以后应该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现在每天奔波也是对她的一个锻炼。”

　　保姆车公司成了“托运机”

　　护送孩子上下学的阿姨都是来自各保姆公司的雇员。活跃在深圳四大关口的保姆车公司并不多，主要有三家：叶太保姆车公司、礼姨保姆车公司、莲姨保姆车公司。

　　“孩子区别我们的方法就是看阿姨衣服的颜色，蓝色为叶太，大红色为礼姨，我们是绿色。孩子每天归队靠颜色来分辨。我们区分孩子也得靠颜色，每个孩子的胸牌都是特制的，颜色绝对不能重复。”莲姨保姆车公司深圳地区负责人凌姨告诉记者。

　　“保姆车的收费分为三种：一是，把孩子从家里送到教室一条龙服务，价格是每月930元；二是，家长把孩子送到关口，保姆车带孩子过关，价格是每月450元；最后一种是，孩子自己过关后，乘坐保姆车去学校，类似于自由行，价格是每月350元。这是小学生的收费，幼儿园的价格略高一点。”叶太保姆车公司罗湖区负责人黄太说，孩子办理好入学手续后，就可以确定接送的校车了。

　　“我们在罗湖区负责几千个孩子的接送，大约有56~60个阿姨。同一批孩子一般都固定几个阿姨管理，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

　　现场看到，在罗湖关口，有很多孩子先被安排上黄色的校车，出关口后，再按照孩子的家庭所在地，分流到各辆中巴上，送到固定的家长接送点。每天下午四时之后，在罗湖口岸，又可以看到这群穿着各色香港校服的孩子在“流动”。

　　香港小学深圳开家长会

　　与5000多名从罗湖和皇岗过关的跨境儿童比起来，从沙头角过境读书的孩子们少遭了许多劳累奔波。每天跨过著名的“中英街”就到了香港的学校。

　　香港新界沙头角小学校长吕东明说，从学校步行15分钟就到了深圳盐田区沙头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沙头角小学地处深港的边缘地带。学校六成学生都住在深圳的盐田、罗湖和布吉。”

　　下午3时多放学时间，在中英街口可以看到，很多学生步行回深圳的家。也有些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或者乘坐校车的。有些学生骑车回家只需要15分钟。学校有5辆校巴专门接送跨境学童，最远的车程是来往布吉和沙头角之间，吕东明说：“我们尽量将车程保持在45分钟之内，令低年级学生不用太过舟车劳顿。”

　　“沙头角深港两地的居民不少有血缘关系，交往相当频繁。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沙头角的香港居民干脆就转向临近的深圳购置房屋，下一代则回香港读书，跨境上学由此开始。”吕东明校长说道。

　　盐田外国语小学位于深圳沙头角，与新界沙头角小学可谓仅一街之隔。两位校长是同行，也是朋友，经常一起谈天，喝茶。

　　吕东明说：“1997年，我们学校里这种家在深圳在香港读书的学生大约占30%。到2007年，恰好颠倒过来，占60%，有600多人。有些甚至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从深圳过来的。曾有一次，我向盐田外国语小学刘汉文校长借用教室开家长会。”

　　成为双重优惠的享受者

　　孩子如此辛苦，家长却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呢？

　　刘汉文分析道：“香港跨境学童家庭，其实享受了双重优惠。一方面，深圳的生活成本低，香港挣钱深圳花，节约了不少。另一方面，香港孩子受教育享受很多政府福利，比如不收学费，只需要交书本费、校服费。”算过这笔经济账后，家长宁可选择把孩子交给保姆车公司，多奔波几趟。

　　几家保姆车公司都承诺：“只要是香港户口的适龄儿童，他们可以代为申请学校。只要交齐孩子的随港证、随乡证、现在家庭地址证明、出生证、香港居民家长的身份证，就能办好。”

　　另外一个诱因，吕东明认为是香港政府推出的幼儿园学券制。“‘学券制’的推行也激起了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把孩子送回香港读书。香港政府为减轻家长负担，今年开始已经以学券形式为所有3岁至6岁幼儿的家长提供学费资助，每人每年最多可获1.3万港元，2011学年将会增加至1.6万港元。如果孩子不在香港读书，自然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

　　两地学制的接轨，为内地居住的香港孩子以及家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适应空间。吕东明校长说：“香港近几年人口负增长严重。2000年，香港所有小学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为7.1万人，2006年则只有4.2万人，几乎少了一半，所以教学资源一下子宽松了很多。以前教育资源紧缺，半日制学制的学校居多，现在几乎都是全日制。这就和内地人的生活方式同步了。另外，香港以前是小学六年，中学5年，大学预科两年，现在和内地完全保持一致了。”

　　绝大部分的跨境学生选择居于内地，吕东明分析原因是：有的孩子母亲一方没有单程证件，另外一些则是香港家庭回内地投资或工作。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内地的生活成本低于香港。

　　但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以后留在香港读书、工作，因为终究还是要在香港生活。儿童越早来香港接受教育，就越早适应。另外，便利的交通为更多的家庭在深圳居住提供了便利条件。

　　提议在深圳建全港式学校

　　说起前段时间，有孩子在罗湖关口走丢，吕东明校长不由得捏了一把汗，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首先是安全问题。罗湖关口来往人员很杂，保姆车公司负责接送孩子的阿姨人数很少，不可能保障每个孩子的安全。

　　“不管是基于工作、经济还是深港婚姻，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会选择迁移到内地生活。”吕东明说，而由此导致的一些家庭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他举例说，如何支援学生的家庭突发事件，如果学生住在内地，香港的社会福利条例以及社工也不能干涉。

　　香港居民人口负增长厉害，香港对下一代的关注很多，政府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些孩子在香港出了什么事情还能找相关部门，但一旦回到自己的家，香港这边就很难照顾到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招募一批社会工作者，能够在内地对这些孩子的情况进行监控和照顾，不过这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只能慢慢解决。

　　香港国际服务社的有关人士指出，近年来各方人士曾反复向港府提议，考虑在深圳建一所全港式教育的学校，但至今没有得到政府肯定的回应。

　　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菁荭指出，明年跨境学童人数将达1万人，2009年更可能为2万名，有关服务的配套完善将显得非常迫切。(文/图 记者 杜安娜、鲍文娟 )

http://www.chinanews.com.cn/edu/ ... 09-25/1034896.shtml

外来人口子女接近37万 北京教育难承“外源”

新学期开学，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问题又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近几年，解决流动人口子女读书问题已经成为北京市教委的重头工作，但政策越好，进京的学生越多，入学工作困难越大。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教育怪圈”，专家提出应该科学测算北京的承载能力。



　　据介绍，2004年北京出台政策:外来农村务工人员子女在北京上学可以免交借读费。政策出台后，一年之间，外来人口子女数量从28万猛增到38万。而在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8万。今年，因为西部一些地区出台义务教育减免政策，一些学生回流，但北京市外来人口子女数量仍然接近37万，超过了全市学生总数的1/4。

　　现状为孩子上学而进京打工

　　“已经出现为孩子上学而进京打工的现象，有的外来务工人员带着四五个孩子来北京，就为解决教育问题，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学生进京中介’。”昨天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目前北京的流动儿童状况，并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心。

　　目前，全市37万外来人口子女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的占63％，约22.8万人，是2001年公办学校接收人数(7.5万人)的三倍。尽管这几年公办学校不断扩大招生数量，但在未经批准的自办学校上学的外来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目前朝阳、海淀、大兴、昌平等9个区共有241所未经批准的自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外来学生近10万人。这些学校大多办学条件简陋，校舍、消防、交通和食品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根据调查，241所未获批准的学校中，有132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直接威胁着4.2万名学生的生命安全。在一次安全检查中，一辆核定载客17人的“校车”，被塞进了67个学生。

　　隐患打工子弟正成为“边缘群体”

　　除了硬件不达标，软件问题也很严重，241所学校几乎全都不具备最基本的办学条件。如:无校长上岗证、教师没有教师资格、办学场地狭小，多数学校从未做过课间操，不具备最基本的教学设施、设备。多数学校未按国家规定的课程开课，且没有课程计划、教学方案，教育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有关专家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将造成教育的二元结构:在公办学校上学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部分外来人员子女在不合格的教育环境下可能成为“边缘群体”。

　　解题解决“存量”更要控制“增量”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年市教委采取“分流一批、规范一批”的方法，对校舍、食品卫生和消防存在安全隐患的学校加以改造，消除安全隐患；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且又无法改造的自办学校予以取缔。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区县决不能因取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学校而使在校学生失学，要确保每一个来京务工农民子女有学上、有书读。目前，各相关区已完成周边公办学校维修和增建项目，确保新学期能够接收分流学生。昌平、海淀、大兴、朝阳等区将10余所腾退出的公办校舍无偿交给流动人员办学者使用；同时建立可移动学校，接收附近流动人员子女入学。

　　专家认为，北京应该科学测算外来人口承载能力，对流动儿童就学问题首先解决“存量”，同时要控制“增量”，避免出现“边缘群体”。

http://www.bhe.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163


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现象引发深刻思考2009-01-24 14:36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新华社1月初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前两天，家宝总理有一个讲话，过去他上大学的时候，班上农村的学生有80%，现在越来越少。据现在的报道，好像还有50%，没有下降得太严重。如果降到30%或者更低，那就是大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作为普通公民，温家宝总理对“农村同学”的关注，让笔者感到温暖和期待。正如总理所讲，现在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有数字为证，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其中北师大农村学生比例由1998年的30.9%下降到了2002年的22.3%。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事实却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贫穷现状的一个根本途径，因为教育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让所有人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可以推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但是倘若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断地拒绝穷人，无异于在剥夺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此就容易陷入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恶性循环。

当然，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其中有30年来城市化的结果。那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身成了城镇居民，如此此消彼涨，比例自然会失衡。而就业难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不菲的学费，读完大学了却突然发现工作是那么的难找，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很多农村家庭难免会重拾“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农村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就拿四川的西华师大为例:学费4000-6000/年,住宿费1100，再加上每年的生活费等加起来最少需要12000左右.四川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仅为2300左右,等于说一个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读一年书需要家里不吃不喝三年时间节约钱才够.很多家庭都是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从一个小康之家再次返回贫困线以下.......这些很多城市的大学生根本不知道农村学生读书有多么艰难。

教育公平本是最基础的公平，因为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教育也以其巨大的力量而塑造公平。但现在教育不但没有起到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作用，反而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公而加深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不能不引起关注。也正是基于此，温总理在穷人经济学的基础上，曾经提出过穷人教育学的理念，“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其实和眼下所说的“农村大学生比重30年少了一半”是一个道理。农村同学是弱势群体的一分子，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取或分配过程中就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没有更多获取资源的机会，你的下一代也同样有可能重复你的命运，只能导致阶层的封闭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危险和可怕的。

在越来越重视教育功能的今天，在越来越重视社会平等和阶层流动的当下，却导致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的教育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

http://hi.baidu.com/seaamour/blo ... cb9e3f1e3089e7.html


这几个新闻一对就是：

人口大的农村区域，入学人口和高端人才数量都在继续下降，城市人口又同时存在外流和生活压力导致不生育现象流行，这样的双重压力下面，教育机构需要调整了

henry2000888

高端教育目前还在滞后反应里面，尽管小学已经出现学生下降的巨大变化，这样的变化马上要传递到高端教育

研究生18年增14倍是学术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我国小学学校至少自1993年以来一直减少，这15年间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09万所，锐减了56.8%。而1990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论坛) 近3万人，而去年则激增到44.64万人，18年增长了近14倍。（7月21日《新京报》）


前些年，还曾有人戏言将我国的大学的三级学位制度拿古代相比，本科相当于秀才，硕士相当于举人，博士相当于进士。这种比喻虽说有明显的不合理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学问深浅）上，这几者基本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这个比喻至少能在一种程度上反映学位之间的差异性和等级性。但是，当笔者看到“研究生连续18年赠14倍”的报道之后，心里不觉心惊胆战－－人数赠了14倍，学术教育的质量又上涨了多少倍？抑或是下降了多少倍？！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我国小学生数量还是中学生数量，都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小学生人数递减意味着次年的中学生递减，在常理上来说，这又意味着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递减。当然了，事实正好相反。细细想来，这也并非没有道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在全国范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小学人数连年递减显然是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从1999年以来，大学生的扩招数量却每年都在激赠。大学生的扩招势必遭遇就业的瓶颈，而扩招研究生便成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挖肉补疮”之举。


近两年，研究生扩招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如同这两个月的楼价一般激增。数据显示，2008年研究生扩招6%左右，即2-3万人左右。而在今年春天，教育部拟下达的2009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基础上，竟然增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5万个！扩招比例已经超出10%。


一年年的扩招背景之下，研究生数量18年赠14倍自然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理解至多算是一种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缓兵之计”－－研究生教育成了大学生难就业的“蓄水池”。在大学师资力量不变的情况之下，以前3万人分配的教育资源必须由44.64万人来瓜分，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教育，与技能教育不同的是，学术教育是纯知识性的，这就决定了开展这种教育的前提－－强大的师资力量、充足的图书资源和负责的导师态度。反观现状，我国学术教育之中竟是哪一项也不具备：在大学行政化的模式之下，“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就是现实的写照，又有多少教授去专心致志地教授学生；在“大学之大在于大楼之大”的办学理念之下，购置图书资源已经远远落后于大楼的修建速度了；在“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科研态度之下，我们听到关于教授们的信息只是如歌星一般的走穴、如老板一般带着研究生去办公司，又哪有时间去理会研究生的学术教育……


研究生的扩招势必会造成高校教育质量的下降，这又会让浮躁的学术心态在全国学术界的漫延，学历贬值自然会成为大学教育的趋势－－研究生，究竟有几个人在搞“研究”？硕士，学术上真能做到“硕大无朋”吗？


http://edu.qq.com/a/20090722/000010.htm

henry2000888

一边是人口出生下降，另外一边是大量人才走到海外不回来了，这样的变化其实也是对我们有不利影响的趋势，而且高端人才出走影响更大：

【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就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中国社科院在《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


【日本早就在“截流”中国的顶尖人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后藤敏研究室，29个研究人员中有28个是来自清华、科大的高材生。】

该遏制海外人才流失了2009-08-08 09:41:36　来源: 新京报　【共有评论 0 条】 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就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中国社科院在《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天下纵横

　　最近，《广州日报》的报道“百万精英滞留海外拷问留学潮”，在网上引起了热烈讨论。中国人才流失现象，再一次引起媒体的关注。

　　根据中国科协200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则为76%。留学生出国深造是好事，然而问题是，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重复走着“在美找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一份统计，1990年至1999年间在各国经济发展最急需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中国大陆留学生博士滞留比例为87%。因此，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就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中国社科院在《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韩国、日本也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但它们的留学潮与中国有最明显的区别：在经合组织这一统计中，非美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在上世纪最后10年留在美国的平均比例只有大约47%，韩国只有39%，而中国却是只有13%的理工科留学博士回来。在领军人才上，日本有9名日本血统的人先后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大部分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但只有一位不是日本籍；中国有7名华裔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4人出生在中国（即本来有中国籍），但全部都拥有或曾拥有过美国籍，目前只有台湾的李远哲等少部分还是中国籍。一位在日本的留学生告诉我：日本早就在“截流”中国的顶尖人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后藤敏研究室，29个研究人员中有28个是来自清华、科大的高材生。

　　通过移民出去的人才，以及携带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资本的商业人士可能更多。中国新闻社《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估计，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约有600万。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美国目前大约35%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来自外国出生者，而这些外国出生者有22%来自中国大陆，远高于留美学生更多、却“屈居”第二的印度（14%）。例如美国2004年将探测车送上火星，探险车着陆系统首席工程师李炜钧与计划飞行主任陈哲辉都是中国出生的华人；但在中国，目前还只在把探险车送上月球的阶段。

　　目前，中国留学生尚在海外的数量也惊人，已超过100万大关。截至2008年，中国内地总共派出140万留学生，却只有39万人回归。遭到质疑后，有些人认为只要是在海外学习、工作中有“学习”和“为祖国”成分，就都不算“滞留”，“百万数据”是危言耸听。这可能没有正确理解“人才外流”、“人才滞留”、“人才流失”、“人才归化”等概念。目前，中国95%以上的留学生是自费，很难判断有多少为祖国学习的成分，而且很大部分人在海外工作和学习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去留未定。因此，“滞留”只是一种表示“停留”时间状态的中性词，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不管将来回不回国，只要没有“入籍归化”所在地就都是“滞留”，因此，“百万数据”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我也不认为“人才外流”、“人才滞留”就一定会带来“人才流失”。相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中获得发展，但问题是在中国这一具体背景下，跟日本、韩国留学潮完全相反，中国“人才外流”后是大部分优秀人才没回归。因此，中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政府的人才培养变成了“为人作嫁”，巨额教育投入成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补贴，“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就会出现问题。

　　不过，遏制人才流失的方式，也肯定不是闭关锁国，国家应支持出国留学和来去自由，以便培养能在全世界竞争的顶尖人才。但是，我们不能把优秀的青年送出去后，就忘在了国外，认为只要把经济搞好，硬件基础上去了，人才就自然会回归。事实上，10年前1999年的留学生回归比例还有35%，但2008年回归比例反而下降到28%。因此，国家应当在政策、行动上体现出真正重视人才，推动人才回归也鼓励人才环流、在海外贡献祖国，通过完善有关评估、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的机制等，挽留我们优秀的人才与吸引海外杰出的人才。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遏制人才流失、取出海外人才储蓄、主动吸引与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的阶段。为此，可以采取更为开放的人才强国战略和策略。例如，可以建立中国移民局，欢迎外籍人才来中国，而不仅仅是海归；可以向印度、菲律宾、韩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学习，开放双重国籍，吸引更多华裔人才回归和更加方便地往来；可以加大吸引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力度，让他们留在中国为中国服务；可以像新加坡一样，成立国家猎头，全球招聘高端人才；可以开放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公务员系统，让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加入进来，帮助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http://comment.bjnews.com.cn/news/2009/0808/12361.shtml

heraldic

henry兄别发这么长段子了，看着真累

zk555

15年来小学生减少两成,小学减少六成
我国小学学校至少自1993年以来一直减少，这15年间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09万所，锐减了56.8%。与此同时，我国小学生在校人数也连续递减13年，已由1995年的13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去年的10331.51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今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依照公布的数据，我国在校小学生连续13年减少。1994年以来，普高在校生人数连续增长13年，但去年14年来首次下降。

教育部学生司有关负责人此前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是因为高中毕业生的减少。依照公布的数据，1990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近3万人，而去年则激增到44.64万人，18年增长了近14倍。

早几年就有人报警，说是小学生数量逐年下降，中国急刹车递减式人口政策，应该改一改了。可是，计生部门却不肯。在他们看来，中国计划生育的形势依然严峻，人口数量必须严加控制。他们的数字，跟教育部门的数字，居然根本不一样。但是，教育部门显然没有必要瞒报，学生数量减少，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可是计生部门说人口的增加，却可以带来诸多的好处，国家重视，人员编制，经费上都会增加。因此，教育部门的数字，从利害相关上，显然要可信的多。

但是，教育部门也有教育部门的问题。即使小学生逐年减少，那么意味着中学生也在减少。何以在中学生连年减少的情况下，大学却要逐年扩招，而且大幅度扩招，研究生更是扩招？显然，这样的扩招，对于教育部门有利。一出政绩，二添经费。

目前，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就像一个笑话说的那样，三人栽树，一人挖坑，一人放树苗，一个埋土，结果放树苗的不在，挖的只管挖，埋的依旧埋，两人忙了半天，什么效益都没有。计生部门只管控制人口，坚持一对夫妻一个孩，几十年急刹车，刹车刹得越急，自己的机构膨胀得越快，经费越充裕。儿童逐年减少，少了 3000万，只剩下一个亿，依然急刹车。而教育部门也明知道人口在减少，中小学生锐减，但部门的重点事业大学却只能扩招，不能缩减，不仅大学扩招，而且全国竞办研究型大学，因此研究生增加幅度更大。害得研究生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

挖坑填土的笑话，仅仅是做无用功而已，而我们的部门却在危害着国家的整体利益。人口减少还要厉行人口政策急刹车，必然会导致若干年后，中国适龄劳动力锐减，人口老龄化提早到来，整体上危及中国的发展。而在中小学生减少情况下的高校大跃进，则极大地降低了大学的教育质量，从根本上促进了教育部门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毁坏了中国的教育。从哪个方面说，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能不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部门利益当先的行政格局。一事当前，首先考虑部门利益，有利则上，无利则退。只要对部门有利，哪怕事情做了之后山崩地裂，也在所不惜。为了扩大部门的利益，甚至不惜扭曲信息，谎报军情。有的时候，明明是为了解决某个难题而设置的临时部门，但只要部门问世了，那么这个难题也就甭想解决了，因为一旦难题解决，部门编制就没有了，经费也没有了。

不打破这样的部门格局，中国的事情要想办好，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