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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8 13: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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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语言和国家形成
民族国家的产生同语言形成有一定关系。因此,语言规划不仅对于许多年轻的民族,而且对一些出自于一种宇宙性(universal)状态“宇宙性”形容传统中国思想和文化所追求的那种与天地交融的“天人合一”存在状态,落实到政治社会层面,就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政教、家国不分的状况。“Universismus”(宇宙主义)是西方汉学用来描述中国的一个经典概念,如高延(J.JM. de Groot, 1854—1921)的名著《宇宙主义——中国的宗教和伦理、国家和科学之基础》(Universismus. Die Grundlage der Religion und Ethik, 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en Chinas, 1918)。顾彬在本书中所暗示的,即从宇宙主义到辩证斗争,从笼统的“天下”到个体性的民族国家是迈入现代的标志,正是西方汉学界的主流看法。——译者注且演变成某种独特物的(世界性)帝国而言,都是身份规定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特别适用于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期的中国。作为“天下”(普天之下的一切),中央帝国一度就是寰宇,所有居于其边缘者都要向它纳贡。于是它的文字就是所有人的文字,它的文献就是世界的文献。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从前并不属于世界文学,因为它作为天下的文学自身就是世界文学。只有当帝国的这种自我意识遭到了彻底质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经典开始被重估时,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从中国传统向西方现代性过渡的决定性阶段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而开始。大不列颠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导入了一种演变,接下来越来越多地迫使满清政府将沿海地区和交通路线向国际性商贸开放。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占领,然而中国并没有成为殖民地,甚至半殖民地这个术语如果考虑到国土的幅员辽阔也是可疑而非可信的。然而逼人的形势导致皇室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开始采取应对措施。1861年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开始同那种“天下”意识形态告别,以及逐渐地向另一种观念过渡,即必须且愿意像其他国家一样也成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成员。这里和以下见耿德华(Edward M. Gunn, jr.):《重写中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风格和革新》(Rewriting Chinese. 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P)1991年;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
还在1911年帝国倒台和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传统的儒家典籍就走到了尽头。新的知识通过居留于当地的外交使节和军事人员、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同耶稣会士在17和18世纪的沟通尝试不同,这一次的知识传输并非同朝廷中眼光敏锐的精英相联系。而是所有阶层——即使不是所有的个人——不管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都同样被卷入进去。因为新知识很少以原文形式,而是通过对西方著作的翻译被介绍过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德文的Moderne,顾彬在这里的使用方式有“现代”、“现代性”、“现代派”等多种,中心意思是一种同中国的儒家传统相对立的以进步、科学和怀疑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但从顾彬的用法来看,其中也包含了西方的现代主义那种碎片、非中心、虚无的倾向(这其实已接近了后现代某些主张),是十分宽泛的概念。所以在本书的使用中,我们必须警惕,不要和专门的流派“现代主义”(如后面讲到的戴望舒那种“现代主义”)混淆起来,这种现代主义流派和思潮只是较广义的顾彬意义上的“Moderne”的一部分或一种表现。——译者注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从本质上因翻译而生的现代。翻译的艺术不仅对中国精神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作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标准国语的形成。许多概念、指称和观念本来并没有真正的对应物,而是经由日本中转进入了汉语中。这个岛国更加迅速而彻底地仿照西方模式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从而在1895年割占了台湾,1905年又赢得了对俄战争。东京在世纪之交时即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青年的秘密首都。这里和别处一样,人们开始使西方科学适应于日语,而且尝试利用中国字符和借用来的汉字双音词。那些新鲜的表达法看上去常常就像是先前的中国术语再生和一次向中国的重新回输,而其实际意义已大相径庭。如此这般地,陌生者就以表面上的本土形态发挥其效能。特别对于句式和语法规则更是如此。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科学的翻译都不应当、也不再能仅针对老派的精英层,而开始越来越多地舶来异域的语言资产并改变业已经典化了的文言。另外就是对于白话的缓慢承认,这种白话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东北部的口头语言越来越书面化了。关于这个复杂话题,特别请参见司马涛(Thomas Zimmer):《白话:中文口语书面化问题——基于敦煌“变文”的形态特征做的描述》(Baihua. Zum Problem der Verschriftung gesprochener Sprache im Chinesischen. Dargestellt anhand morphologischer Merkmale in den “bianwen” aus Dunhuang),奈塔尔:斯泰纳出版社(Nettal: Steyler)1999年
言文分离曾是帝制中国的一个标志。人们并不照所说的那样去写,也不照所写的那样去说。试比较Erhard Rosner:《书面语:现代中文中的言文并列现象研究》(Schriftsprache. Studien zur Diglossie des modernen Chinesisch),波鸿:布洛克迈耶尔出版社(Bochum: Brockmeyer)1992年。然而这种规则其实还在语言改革之前很久就遭到了破坏。这里有两个演化特别重要:戏剧和小说文化的形成,它们很少遵照文言文而开始适应于当代的语言情境,还有就是一种通常被西方人称为“Mandarin”的官话的使用,官员们为了更好地实现交流,把它从北京地区携带到了外省。普通话,即所谓北京方言,在最近一千年中的形成史过于复杂,这里不能详述;在此参见林焘:《北京话是如何形成的?》(“Wie entstand das Beijinger Mandarin？”)，由Elke Spielsmanns?Rome和Huang Humin译自中文,载于《东方/方向》(Orientierungen)1／1990,53—79页。书面语和交流语言相互调协而生出的一个自然的、然而也是典型的结果,就是一种混合了两类不同风格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在文学中可以碰到。小说《红楼梦》(1792)在这方面可被视为代表。这里试比较司马涛的文章《白话的一个早期先驱?在经典传统和民间现代性之间》(“Ein früher Vorl?ufer der Baihua? Zwischen klassischer Tradition und volkstümlicher Moderne”)，收入顾彬编:《红楼梦研究》(Hongloumeng. Studien zum “Traum der roten Kammer”),伯尔尼:彼得·朗出版社(Bern: Peter Lang)1999年,109—129页。人们应该认识到,由一种混合语言形式取代言文分离已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在唐代(618—907)就已开始,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仅仅是那些很少被书面化,也许根本无法书面化的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或上海话的存在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语言从来就没有像北方中国话那样得到官方支持。然而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也可以分辨出不同的若干阶段来。清代(1644—1911)末年的语言实践被民国的改革者提升为规范。白话教育是一种新民教育,要为新国家形态的统一服务。但我们不能把这种教育想象成多么有系统性。白话在语言发展上毋宁说是一种半成品。它在其间(1926)被国语,在今天又被普通话、被标准汉语所取代。这同1949年后才在大陆开始推行的,直到最近才在台湾、香港以及澳门显出影响的语言规划有关。这里试比较马汉茂(Helmut Martin):《中国语言方案》(Chinesische Sprachplanung),波鸿:布洛克迈耶尔出版社1982年。然而1949年这一休止符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改革成了应用于世界范围的,规范今天中国人共同语言的标准,而这也将重要的注音系统“汉语拼音”一并包括在内。尽管继续有不同的中文语言和注音形式被日常使用,然而它们绝不能指望获得约束力甚至普遍效力。
自然,中国之迈入世界历史、世界市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文学并非是在过去100余年间骤然发生的。这里不言而喻地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预备阶段,大体上最迟可以算作从1517年葡萄牙人抵达南中国海开始。即使在“新时代”(Neuzeit)为了和我们的习惯概念区别,我把这个词——本可以译成“近代”——翻作“新时代”。西方汉学在传统上把宋以后看作“近代”的开始,先秦是上古时代,秦到唐宋是中古时代,这自然是对西方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划分法的挪用。——译者注伊始、从南宋(1127—1279)以来,中国就总是做出闭关锁国尝试,然而同西方的零散接触总有发生,留下的痕迹也比迄今所设想和证明了的要丰富得多。要把中国新近的发展从遥远的过去推导出来的想法,因此并非全然不合情理,可是像那种在美国倍受青睐的对内源性因素的过度强调,也是不合适的。在我看来“挑战和回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模式至少到1839年前要比一个完全自发的现代化的命题来得恰当些。反之,欧洲的“新时代”在多方面受惠于中国影响(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的事实,同样很早就得到了承认。因此,在两种情形下,我们都最好是说一种或多或少的共同发展,它在深层发生,而不是像今天那样完全在表层上显现出来。
隐藏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内源或外源因素讨论背后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经由一个断裂还是再发展而发生,是经由革命还是进化?这里见仁见智,一个最终的答案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真相大概居于两者之间。我们拿文学体裁的转换来作例子,普实克极其敏锐地把这个转换指为一种现代文学在中国发生的表征。普实克(Jaroslav Pru°?ek)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Studien zur modernen chinesischer Literatur.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柏林:学院出版社(Berlin: Akademie)1964年,12—13页。这个转换并非随“五四”(1919)新文化运动才发生,而是在之前几个世纪中,当仕途无望的文人们开始转向戏剧和小说时就已出现。诗歌和散文适合于闲适与冥想,因此对于拥有田产的士大夫文人来说就是最雅致的表达手段。而当进仕同文学在明代(1368—1644)开始分离时,一种新的艺术家类型出现了。简单地说,这类人开始为“市场”工作和“出售”其产品。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戏曲的流行,还不能仅由作者地位的改变来解释。随新时代的开始,中国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发达的货物流通有利于城市发展,因而导致一种“城市”文化形成。现在出现了一个数量可观的观众群体,将生活中的种种纠葛作散文式而非诗意的加工处理更受到他们欢迎。连作者们自己似乎也更偏爱一个行动的而非沉思的主人公。于是,在中国就如同西方一样,诗歌艺术开始让位于小说和戏剧,也就是非偶然。由此看来,似乎从世纪之交肇始的体裁转换就可以解释为纯然内生型的了。然而这样一种观察未免太过形式化。因为传统的中国小说叙述并不会集中于一个唯一的主人公、一个唯一的事件,也不会允许超出体制内批评的范围去探索国家和社会。
于是短篇小说的引入——不管是作为一种专门体裁,还是作为短小的故事来看待——在“五四”时代就相当于一次革命。单一的主人公就和作者一样(他们之间自然不必是同一的)成为了颠覆者。社会关怀和社会分析不再为了去费劲地调和矛盾,而是要引发人们渴望的对现存关系的颠覆。所以在年轻的共和国的小说中,在那种对于一种民族语言和国民文学的要求里面,总是潜藏着一种反叛之音。体裁转换于是就不仅仅是从一种文学体裁向另一种的变更,它同时还一定在语言及典范变迁之外包含了一种意识形态转换。这自然涉及到中国社会精神上的承负者们。撇开少数尚存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之外,在科举考试取缔后产生的新精英层把自己看作是一类受西方影响的、反传统的、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它同过去本质上以平衡为宗旨的精神相区分。他们以批评性分析为务,而非优美的静观。他们的目标是中国的未来,一个他们还将一直执迷到今天的目标。这种“对中国的执迷”(obsession with China)——夏志清(1921年生)夏志清(C.T. Hsia):《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出版社(New Haven u. London: Yale)1971年,533—554页。在这个上下文联系中也可比较仇恨所扮演的角色,见:Hans Kühner:《关于仇恨在文学中所起的(非)促进作用：一些中国实例》(“Von der (Un) Produktivit?tdes Ressentiments in der Literatur. Einige aktuelle chinesische Beispiele”)，收入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和Jens Damm编:《中国文学:梅薏华七十岁生日纪念作》(Chinesiche Literatur.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von Eva Müller),明斯特 IT出版社(Münster: LIT Verlag)2005年,29—40页。用此说法言简意赅地命名了这个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如此典型的态度——也向文学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特征的问题。我的以下论述遵循李欧梵的《文学趋势Ⅰ:现代性的找寻(1895—1927)》(“Literay Trends Ⅰ: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18951927”),见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编《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12卷(中华民国)第1部分,剑桥等地: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a.: Cambridge UP)1983年,451—452页,499—504页。
“对中国的执迷”表示了一种整齐划一的事业,它将一切思想和行动统统纳入其中,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作为道德性义务,这种态度昭示的不仅是一种作过艺术加工的爱国热情,而且还是某种爱国性的狭隘地方主义。政治上的这一诉求使为数不少的作家强调内容优先于形式和以现实主义为导向。于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学探索经常被导向一个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经常是紧密相联的特性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而想在为中国目的写作的文学和指向一个非中国读者群的文学间做到兼顾,很少有成功的例子。
这里触及的问题自然与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的身份制造有某种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还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联结。这就是他律和自律(Fremd?und Eigenbestimmung)的复杂情结。现代性期待单个人的自我设定。为此需要自我的强健(Ich?St?rke)和承受能力(Durchhalteverm?gen)。然而现代性的特征同时又是由于缺乏自我的强健,大多数人宁愿选择他律。这种他律在文化和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表现。在中国的情形下是民族国家、祖国提供了身份获取的可能性,在时间进程中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俯伏于此。这是西方不满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质性原因。
那么“对中国的执迷”在狭义上又会意味着什么呢?这后面隐藏着两重意思。第一,把中国看成一个急需医生的病人。医学的隐喻手段因此就必不可免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这层关系中机械的归类就带来了灾难性影响:疾病和传统被划上等号,以至于现代性成了推翻偶像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中国的语言空间中还存留着一个被低估的过去和一个被高估的当代观念的影响。第二,因为政治理由和社会危机才向现代转向。现代对于文人们来说其价值通常不在自身,而在于它服从于实践的需要。它似乎是治愈病夫中国的保证。那就意味着,首先并非是艺术冲动促使作家同过去作别,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衡量。文学因此主要被看作为社会抗议的手段和实际变革的工具。现代在中国也就具有了同在西方不太相同的含义。它绝不表示那种两重性的互相对立的概念,就像它从工业化及浪漫主义以来在西方世界开始形成的那样,即:一方面现代被理解为一种科学技术进步的保证;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对苟安的市民阶级所承载的物质主义唯利是图思维作根本批判的工具。而现代在中国毋宁说完全是单边性的含义,几乎单单只是为政治服务的科学和技术。所应当做的是塑造外在物,而不是在同社会的斗争中,把内在作为一种有意义与持久性改变的唯一可能的安全之所加以维护。自从浪漫主义以来在西方文学中如此明显的悲观主义与绝望感,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当然并非陌生,然而它在现代中国被赋予了另外一种价值。夏志清德文引文译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536页。这样来勾勒一位西方作家和一位中国作家间的区别:
他(指现代中国作家)和现代西方作家一样都有一种恶心、甚至绝望的幻影。然而因为他的幻影没有超出于中国,他就同时为希望、为西方或苏联体系的输入敞开了大门,这些体系能够将他的国家从当前的颓废状态中解放出来。要是他有勇气或洞察力,能够将他在中国所遭遇的,同现代人的局限性并置等观,他就成为了普遍性现代文学的固定的一分子。然而他没有勇气这样做,因为这样就剥夺了自个儿生活改善、人的尊严复生的希望。
苦痛因此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说就不是意味着为人类生存而苦痛或苦痛本身,而是为了祖国的现状,这种苦痛相应地也就不是原则性的持久存在的,它迟早会通过积极活动而被克服。面对这样的一种态度人们不必非要去批评,也可以从好的一面来看待它,因为西方艺术所要求的那种绝对自由,也并不是自动地就会导向美学上的成功,这就像一种干预性艺术本身也不一定就会招致失败一样。在具体情形下导致一件艺术作品事实上伟大与否的是其间的转化。从这里的观点看来,西方针对中国艺术的指责,就像反过来中国对于一类孤芳自赏的艺术家的漠然都同样可以理解。在以下穿越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行程中,在我看来其他两个观察角度对于艺术成就的中肯评判倒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一是一个迟来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另外就是历史篡改的问题。
美国的文学研究者奚密(Michelle Yeh)有一次讲到,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事情上有一种“延迟性”(belatedness)现象。她的意思如下:从世纪之交以来开始以新文学名义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并没有同西方文学当时的状态接轨,而是在18和19世纪西方文学那里找到了其开端。这些自然也是现代的一部分,但它们提出的问题于百年之后,对于理解一个新世纪已不再具有绝对的中心性了。于是从西方角度看来,中国文学根本还在它能成为现代之前,就已经是老朽锈蚀了。如果没有斯洛伐克汉学家马利安·高利克在其作品中如此强调的一个比较性视角,对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协奏中的定位简直就不可能。一种系统内研究出于另一个理由可能也是必然失败的:就像中国近现代历史始终是阐释者的争论对象一样,现代文学的演化迄今为止仍未能从阐释的政治轨道中完全挣脱出来。一种重新书写,就像文学杂志《今天》所尝试的那样,显得确乎必要。然而只要档案还未曾全部开放,人们就没法摆脱受偏爱的观点与偏见。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抱着其有待检验的看法,各执一端。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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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8 12: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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