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早期历史：遥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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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李泽生 ]





春运已经成为一年一度“可以预见”的“突发事件”。它像一股狂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参与不参与、愿意不愿意、重视还是轻视，它都注定要发生，注定要一年一度地风行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对春运目前这种“惊天动地”的气势，我想起了它的早期时代。真的如同宋玉的《风赋》一样，大风最早是“起于青萍之末”。那么，春运的“青萍之末”究竟在何时何地？

在建国以后，各地的铁路交通都比较正常，很少有大量流动性的人口，在铁路交通上也就产生不了“突发事件”。但这种平衡只保持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



春运的“青萍”：1958年大跃进年代

春运的历史源头可以上溯到上世纪的大跃进时代。当时国家实行战略性的“建设大西北”、建设“大三线”的大工业化进程。西部地区从东北、上海等老工业基地搬迁进了许多大型的重工业厂矿，急需劳动力的数量是惊人的。于是，西部地区的重工业从山东、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招收了大量的“合同工”,这些人不能够带家属（也主要都是一些没结婚的男劳力）。每年，国家企业就按规定给他们放12天的“探亲假”，来回路费全程报销，路程消耗的时间不计在内。

“春运”的最初主力就此产生。

于是，每到春节将近，总有大批量的工人争相踏上东去的列车，将陇海线挤得“水泄不通”，当时的火车运力严重不足，更没有公路运输一说。那时火车线上的拥挤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

但那时一个奇怪现象是：春节前，人们大量自西向东流动，而西去的列车则相当宽松。那时，坐在东去的列车上，在某一个车站停靠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西去列车车厢内的情况：人们在车厢内随意走动，潇洒自如，谈笑风生。而东去的列车车厢内，人们不仅仅坐的很不舒服——每个座位上都得多坐一两个人，那个挤劲就别提了。更困难的是站着的人，人们不但连过道、车厢连接处都挤满，站着的人如果不小心将脚离开他所占的位置，就再也不好站回去了。最拥挤时连车上厕所都挤进好几个人，谁也别想上厕所——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人们那时候挤上一天一夜的火车怎么解决方便问题的？上一次厕所就几乎等于一场战争。

春节后，情况就完全相反了：西去的列车就如同节前东去的列车一样拥挤，而东去的人们则很自在了，就像节前西去的人们一样。原来，节前回家的工人们，此时都该返回工厂了，那个“挤劲”完全调了一个个！不过，总是那些回家探亲的工人们难过：节前东去的是他们，节后西去的还是他们。

我父亲的几个好朋友就在其中，每年年后回来时，他们都会给我家带来了一些他们家乡的土特产（家乡的小食品居多），也带回了他们一次次惊险的“快乐体验”。他们都很乐观，在讲解时都很生动，还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好像那些“挨挤”的事对他们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们从不气馁，第二年春节将近时，他们又在积极地做准备并且再一次经受考验。



60年代-70年代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中后期，那时，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等地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充实”进了大西北，铁路上更加忙碌了起来，与工人们挤车的人群大量增加，车票更加难买、车上也更加拥挤不堪了。

不过，此时的节前、节后的客流流向仍没有多大改变。因为人们仍然是东边来的，过年自然是要回到东边去。

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也加入了年年回家的人流——我在西安上学并工作了。但是，我很“幸福”，与那些人是“逆行”，节前是由东向西，节后是由西向东。我乘坐的车基本不挤。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有时不知何故，突然买不上票，车上有时也变得非常拥挤。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80年代春运开始“质变”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渐转向，人流的流向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年代的推移，我发现，向东向西、节前节后，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哪一列火车，总是一样地拥挤。

有一年冬天，我带孩子回甘肃探亲，身上背着沉重的大包小包（为调节当时物质分配的地区性缺乏，主要是大米、小米、花生米、黄花菜、木耳等孝敬老人的食物）。当时流行一种旅行袋（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很能装东西，两大袋子的重量加在一起大约百斤，手里还得提上几十斤。那个年代人们形容一个采购员的顺口溜是：“出门像公子，办事像孙子，回来像驴子（为领导及同事带回一些白糖之类的食品），报销像傻子。”形容人们自己调剂物资的样子。我是回家探亲像驴子、由家回来也像驴子（父母给一些食物）。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驮”来“驮”去的，火车上的行李架根本不够用，满车厢都是“人货混装”。

有一年春节过后返回，我背回的东西实在太重，以至于在西安车站的出站口被拥挤的人群挤倒，很多人从我的身上踩了过去。后来幸亏有几位旅客在踩上我的一刹那奋力顶住，我才得以勉强爬了起来，否则必定命丧当场。但我当时还来不及谢谢人家，就不由自主地被人流挤向检票口，再也找不到我的那几位救命恩人。这是我二十年来的遗憾，在此，我只有默默地祝愿那几位恩人：好人一生平安。



90年代以来的春运：逐年声势浩大

经济体制发生重大的变化以后，“民工”流成了春运的绝对主力，加之恢复高考以后逐年增加的学生流（每年增加的学生流不可小觑）、做生意的商人流，汇聚成了新时代的春运主力军，浩浩荡荡横扫全国所有铁路沿线。

此时的特点，已经不再仅仅是西部地区拥挤，拥挤已经是全国现象。只要有铁路的地方，就一定有“拥挤”。航空以及公路运输加进来以后，对铁路的压力也不见有多少好转。终于，越来越拥挤，发展成今天这浩大春运浪潮。现在的春运情况，已经不用我浪费笔墨了，诸君皆自知。

春运现象，已经牵动千家万户，已经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已经引起了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甚至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特别关注。

春运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也不单单是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值得人们从经济的、制度的、政策的、传统文化的、风俗人情等诸多方面加以认真研究的现象，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现象。

春运现象是一个值得切实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研究的重大课题，否则，简单地解决“一票难求”、提倡或遏止甚或禁止“春运”的发生，都将是肤浅的，也必将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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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才能一票不再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