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智慧性的和谐发展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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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古代道德哲学意义发展价值观
发展的道德哲学价值可以说是人类思想上最初思考的，体现在哲学家们对世界和宇宙的形成、变化及其趋势的形上思辩中，奠定了发展价值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意义。在西方的古希腊哲学文化史中，发展展示为一种世界目的论意义的预设。“至善”先于存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大多认为，世界的终极目的是不动不变的、永恒的“至善”。整个世界的运动便是向着这个“至善”的发展进程。柏拉图将理念世界看成高于、优于现实世界，而所有的理念都将趋向于最高理念“至善”。亚里斯多德进一步将世界设想为一种相应的质料与形式层层递进发展的模式，其最终也趋向于最高形式的“至善”。善既是动因又是目的。此后近代现代的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大多并没有脱离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世界发展的价值意义预设的思路。这种对世界终极目的德超世俗功利理性的预设，根本上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终极价值“向善性”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否则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的精神就有可能变的无家可归。而问题在于对于“至善”本身的理解，即往往将其理解为一种静止、永恒、绝对、超越、超验的理念存在，尤其在进入中世纪后在与基督教神学哲学文化的整合和融合历史进程中，逐渐沦为被宗教、世俗权力集团手段化、工具化，造成对人的主体性、自由性、创造性等人性的压抑。
二、现代性科学、社会、文化、经济意义的发展价值观
现代性发展价值观本原于现代性世界观，而现代性世界观从17世纪开始，由伽利略、笛卡尔、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科学家的思想中产生，并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广泛传播开来。他们在认识论方面，即在对世界、人的价值意义认识上，采取了经验理性的还原主义方法，悬置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建构的超验性道德理性的理念王国，将世界作纯粹“机械式”的理解，并将一切还原到人的知性的感觉经验中去。伽利略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家以科学的勇于求真、反思、批判、实证的科学理性精神向中世纪教会所理解的宇宙世界秩序、世俗的社会生活秩序、最后是“上帝”的终级价值信仰观念发起质疑和挑战，将人的价值理性试图整合到感觉认知理性中去。尽管后来的康德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康德还是最终没有取得成功。总体来看，西方现代性发展是伴随着人的价值精神理念王国一级的衰微而科技性认知理性一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思想家、科学家们针对教会及其制度文化对人的价值理性王国的终极信仰（上帝）的非终极化、工具化、功利化；忽视人性本质中追求自尊、尊严、自由、平等、漠视基督教的博爱、仁爱精神；世俗权力和宗教信仰的集合形成的信仰过度非理性化等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进而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的恢复人性本质尊严的世俗价值主张。其负面后果则是基于人的道德精神体验的超验意义的终极价值理性——超功利利性的道德终极价值信仰也随之逐步瓦解、解构和垮塌。
在这历史性解构进程中，认知理性、经验理性和科技理性以及相伴随的经济理性等世俗功利理性获得空前的解放和发展，到今天已经获得主宰一切、宰制一切的绝对地位。如最初的是几何学等数学思维范式，就曾经一度成为人们世界观、生活观（个人的、社会的）的主导范式，此后，物理学、天文学尤其是生物物种学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和进化论的思维范式，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世界发展观、人性发展观和生活发展观的思维范式。前者崇尚的是一种定量的、确定性的、数据精确性的、公理性的等普遍主义价值精神；后者则在彻底推翻了“上帝”存在的实在性后，为人们展示了一种人类无限、乐观的机械式、线性进化和进步的美好图景。在此有必要扼要探讨一下关于进化与发展的概念的关系。刘福森教授认为：“进化概念当然也包含着一定的价值预设,因而是指‘向上的方向上的变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生物看作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进化同进步、发展一样,都包含着某种确定的价值指向。在这一点上,它同发展具有相似的含义。但是,进化并不包含有‘意识和意志’的意义。就是说，进化并不一定是有目的和意识参与的，而发展则是一种有自觉目的和意志的自觉活动”。（《发展的观念》）[J] 刘福森p12-18这是人们对进化和发展较为典型的现代性价值阐释和解读。达尔文“进化论”原本则是对生物物种演化的历史过程的一种试图客观的描述，而且达尔文本人认为：“根据‘适者生存’的标准，进化中无所谓高级和低级，寄生虫和退化的动物一样，是进化的产物，”而且达尔文自己“也不想把自己得进化论变成一种哲学，用生物的‘进化’论证一种关于世界自在发展的学说。”（转引自丁立群 发展：在哲学人类学视野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p17-18）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也比较客观地评述达尔文：“达尔文在进化论的伟大革新，就在于他承认了进化并非一种拉马克式的高而又高，好了又好的自发上升过程。”（同上p18）但任何一种客观的、自在事物、事实，只要和人的需要发生对象关系，价值就会产生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迎合了现代人价值需要，他们给进化赋予了现代性价值意义，使得进化论成为一种现代性世界观理解图式。现代人总是认为世界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运动和发展的。人、社会以及任何事物发展的状态也是如此。而欲取得发展和进步，就应当积极汲取生物物种进化智慧——“物竞天择”，即应坚持和崇尚残酷的竞争性价值、你死我活的敌对性和对抗性价值以及彼此的否定性价值，以现代性自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划分“先进”对“落后”、“文明”和“原始野蛮”，并以此取得对“落后”、“原始野蛮”的征服、改造和统治的天然的价值合理性。进化论发展价值观逐渐蔓延和移植到社会、文化、经济领域。
最先是斯宾塞将进化论引入到社会、文化的领域，使得发展逐渐成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代性发展价值信条。现代性发展价值信条消解了上帝的神圣性、超验性后，崇尚竞争性、适应性、征服性价值，认为“先进”对“落后”、“文明”对“原始野蛮”的征服和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无限高的效率的等同于无限的进步、无限的好。由此，为现代性的社会发展价值观、文化发展价值观、经济发展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如在社会发展理论领域，胡格韦尔特在他的《发展社会学》里讲发展的社会进化论有新旧之分，就进化论的思想核心表现了对人类和社会必然进步的乐观的信任，即认为人类已经、正在和将要向着一个满足伦理要求的方向进步。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种族灭绝等等，使得18、19世纪的进化论乐观思想，已经不再为人们所接受。于是进化论使用了“社会”、“文化”代替了人类、人性等概念，并以此作为进步和进化的逻辑主题。新社会进化论强调的不再是人性的进步，而是社会总体适应能力的提高。其代表人物萨林斯和塞维斯提出的进化了高级社会的特征有：（一）能用更多、更有效的方法探寻环境的能源；（二）这些社会从环境的控制下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比非进化的社会更能适应复杂的环境变化；（三）进化了的高级社会力图统治和取代非进化的社会。（胡格韦尔特 发展社会学 白桦等翻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p10-12）尽管标榜“新进化论”但仍然是典型的现代性社会发展价值观，它崇尚甚至痴迷于现代科技、效率、竞争、对立 、排他性、占有性、自私性、霸权性，将地球和环境作为任由自我独占性开采的资源库，将自我社会对环境的工具性掠夺能力的极力提高，看成是社会的自由的获得和适应能力的提高，并视为一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在文化发展价值观方面，也显示其殖民和霸权的心态，人为的一厢情愿地以自己的标准划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原始野蛮、进化与非进化，并由此得出文化和社会的霸权、掠夺、征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今，据于西方现代性发展意识仍然有人理所当然以自己的所谓的“进步”社会文化（现代化、经济理性、科技理性、工业化）为准绳，将非西方第三世界定为原始落后的“他者”，并“贬低他们的人民和文化， 把全球现代化等同于世界发展，于是破坏、鄙视、抑制原主居民技术、知识、实践、生活方式的过程都被合理化”。[2]西方现代性发展意识具有在政治层面的掩盖不了的“延续殖民关系的意图”[3]( [2][3]许宝强，汪晖.发展的幻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90，389。
现代性发展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形下基础是发展的经济功利理性价值观。经济理性本位主义,是现代性发展观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经济发展价值观盲目乐观和自信，以为只有经济、财富、生活物品的充分丰富和满足，便可以拯救、造福人类、社会。经济功利理性价值、实用效用价值,渗透到人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发展价值的唯一标准。其人性自私本性的片面设定、崇尚效率、竞争、对立 、排他性、占有性文化进化论发展的功利理性价值观，使得现代性发展模式预设“资源无限”的错误假定, 将追求经济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进行“过剩性生产”和“挥霍性消费”视为为经济的发展。起初，一些经济学家们将进化、发展、进步、财富的增长视为同义。发展的经济价值体现在个人和社会对财富物品的无限线性增长的满足、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的节节攀升、社会经济结构的朝着有利于有效高效生产和消费的方向进行人为的理性变革、社会普遍的物质福利的改善、文盲疾病死亡率的减少、分配制度的有效改革、群众参与决策等。但是，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经济学家内部以及一些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哲学家们认识到，经济发展价值观中的以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经济理念，并不意味着人和社会的一些人全面进步与发展。财富的无限增长，最终必然加速资源的枯竭，激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敌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贫富差距，日益激化的社会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尤其是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福利的提高并没有解决人的精神价值意义问题，非但解决不了现代人的生活幸福问题，反而在历史上又一次引发了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选择、人的道德水平的下降。人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完善和发展。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其现实价值的东西,被漠视甚至抛弃。人们的发展行动在狭隘的自我功利圈子里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整体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道德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社会、未来人利益，遗忘和丢失了尊严、自由、爱、同情、神圣等人类社会历史久已经存在的“人之为人”的等等美好东西。发展向善性的道德性迷失了。
三、人道发展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性的和谐发展价值观
人道发展价值观。针对现代性发展价值观社会、文化、经济的价值观对发展的狭隘的片面的功利性理解所带来的问题，首先在经济学家内部出现一些人对现代性经济发展观的伦理性、正当性提出反思和质疑。他们认为经济学不能游离于伦理学，经济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人的目的，进而认为所有发展的目的都是围绕人，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而这里的人则指所有的人和整体的人。如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贫困化的现象”（阿马蒂亚•森 伦理学与经济学 p13），因而，他极力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有机融合，建立一种伦理的经济学，这可以为经济和经济学本身寻找和建立最好的动力。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提出经济学有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分,他提出“实证经济学研究‘是或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学研究‘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既然涉及了‘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那么规范经济学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伦理分析的性质。”（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M].三联书店,1995. P1）这可以为经济和经济学本身寻找和建立最好的动力，更为主要的是厘清经济发展价值在整个社会发展价值和人自身发展价值的应然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价值自身所处的合理而正当的价值地位。由此，一些研究发展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伦理学家们本着一种真正的发展道义精神和发展良知，极力主张发展向人本和人道的回归。他们主张发展使人的发展，发展应当以人为中心，着眼于整体人和社会以及人性的发展，强调人在财富、物品增长面前的尊严和自由。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应是扩展人享有真实自由的过程。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目的，也是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基本可行能力的主要标志。他讲的自由，主要包括实质自由和工具自由。前者主要指“使人过有价值的生活，”（阿马蒂亚•森 从自由看发展 p3）提高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后者主要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同上p30-31) 等。阿马蒂亚•森还对现代性发展价值观对人性的错误预设提出批评：“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则非常愚蠢。”美国托达罗的发展观则强调发展观中的人的整体性：“发展的核心价值是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它代表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美 迈克尔&#8226•托达罗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出版社1999 p15）法国弗朗索瓦纳•佩雷则从人性发展视角出发认为，发展只是提高人性的一种手段。社会进步的则是据获得的自由的程度来衡量，并提出“整体的”、“内生的”和“综合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他的“以人为本”，意志指发展应开发人的潜力，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一切人和人的全面人性的发展。（法国弗朗索瓦纳•佩雷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 p201） 法国的经济与人道主义运动的奠基人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的勒布雷特也明确提出发展是充满特定价值观的活动，发展是“从较少人道向较多人道的过度，”“只要少数国家或特权集团仍然以牺牲被剥夺基本（生存）货品的多数人而享用丰足的奢侈（便利舒适）货品，那么这个世界仍然是不发达的或者是虚幻和反发展的牺牲品。”（美国德尼•古莱特 发展伦理学p8）冈纳•缪达尔在1968年发表的《亚洲的戏剧》中也充分肯定和承认发展是充满特定价值观的活动。1987年，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ＩＤＥＡ)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市成立,宣告对发展伦理的系统研究正式开始。美国的德尼•古莱特提出的发展伦理学认为“发展的真正任务正在于消除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的一切异化，”（p33）“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机会。这样来理解的话，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社会的全面人性。”（p8）因此，人文的发展观是“发展围绕人的中心，而不是人围绕发展的中心，”“发展的好处应当惠及所有社会、惠及社会上每一个人”（p43，63）。这种人道发展价值观对发展的宗旨和目的的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看到了现代性发展观的片面性、不完善性以及由此对人类生存和生活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也深刻认识到这种发展价值观本身的不可持续性。但，从深层意义看，其世界观、方法论仍然未能摆脱现代性的束缚。美国大卫•雷•格里芬认为“我们面临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世界观”，（美国大卫•雷•格里芬 孙慕天 后现代宗教 中国城市出版社北京 2003 p22）而不能够根本改变现代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则不能彻底改变现代人的价值观和发展价值观。
生态智慧性的和谐发展价值观。生态觉悟、生态思维、生态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由此而建构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的生态智慧，是20世纪人类文明演进中最重要和最深刻的精神觉悟和智慧觉悟之一。我国的樊浩教授认为生态思维是生态文明中孕生的一种根本不同于现代性本体思维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生态世界观遵循新的精神逻辑和价值原理，如“有机性和内在关联原则”；“整体性原则”；“共生互动和自我生长原则”；“具体性原则”。“生态世界观以‘生态’而不是‘本体’为根本理念。”（《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 从本体伦理世界观到生态伦理世界观 樊浩p21-26　）生态学和系统论等新型学科的成果也表明世界和万事万物的存在是以在特定的整体系统的方式处于普遍的有机的关联之中的，而这种有机性是建立在自身的多样性、自组织性、创生性基础上的。关于生态学的方法论，德国汉斯•萨克塞认为就是“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的方法”，“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的方法”（德 汉斯•萨克塞 《生态哲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因此，现代人应当学会“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在这种生态意识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将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都将受到重视。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 美国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 中央编译出版社 王成兵p227 1998）因现代性的科学认知理性的忽视了这一点，未能也无法能按事物的本然面目认识事物，故未达到全面的本质的客观性。而这导致的问题，更为严重和深刻的是，现代性对人与其对象世界（他人、社会、人造物、自然物、自然界以及人自身本性）的关系（核心是价值关系）的体认是不够全面、深刻和本质。生态的本性是宇宙万有存在的生命有机体、无机体总体的秩序性，秩序性所体现出的对秩序内个体存在的价值性就在于秩序的和谐性。其实，对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早已有所体认。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将宇宙本体价值体认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认为“和”是天下万物遵循的根本道路或规律，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周易•乾卦•彖传》“保合大和乃利贞”，此句的意思是,保全天时节气变化的和谐，则万物皆受其利。“大和”即“太和”，亦即最和谐的状态。宋张载将“和”，称作“太和”或“太虚”。他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张载解说《周易》时吸收了这一范畴,用以表示“气”的一种状态,即把既聚有“象”而又浑然未分的“气”称为“太和”。在他看来,“太和”乃阴阳未分之气，内涵有浮沉、升降、动静相感的本性，构成了运动变化的根源。这种太和未分之气或升或降，结果便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交感推荡，于是形成万物及其变化。此种气化的过程就是道，所以说“太和所谓道”。道家老子也早就指出“和”的形上价值，老子说：“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道德经》）。其实，张载的解说也充分吸收了老子的思想。基于生态智慧（生态理性和生态德性）的发展价值观必然要将发展置于人与自然、与他人（当下整体的人、未来的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人自身的各种价值关系中，谋求关系世界的和谐发展。这种发展观致力于智慧性地矫正并能正当地发挥被现代性异化了的人的主体性、创造性、自由性，致力于智慧性地矫正以及其价值论根基——世俗自我中心主义的功利理性。他给功利理性留下地盘，但为其划下界限。其宗旨和目的在于使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关系的普遍性的和谐发展。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或称永续发展）价值观的核心在于和谐。发展的不和谐是现代性发展价值观的最大的恶，和谐应当成为一种理性发展观的善，普遍的和谐应当是一种理性发展观的“至善”。
现代性发展价值观尽管口头上和其发展初衷上是人本主义的，而反对前现代的“神本主义”的，它在尽力克服前现代发展价值的抽象、超验、神圣、思辩的形而上本体善的同时，回归、迷信、返依了实证性、经验性的功利理性，丢弃了前现代发展价值观的超越性的道义理性精神，将终极信仰价值工具化、功利化、手段化；非终极价值终极化、目的化，造成现代人的意义世界、精神世界的迷乱和失衡，使得发展游离人、疏离了道德和伦理，其核心则是发展丢弃了发展向善性的道德精神。[/h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