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教育救国论”是与严复“立宪缓进”相一致的重要政治主张。长期以来，人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更多地将其作为严复的教育观考察，对其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视为严复 “保守”、“落伍”及“ 阶级局限”之罪证。随着“和平和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从人类整体发展及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严 复的“教育救国论”，从哲学、教育学、个人经历角度予以积极肯定，回味一位知识分子在“救亡与启蒙”、“传统与现代化”的时代难题前的答案及其态度，彰显其中的理性精神，对于我们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
十九世纪中后叶，西方国家的触角伸向了古老的东方大地。他们不请自来，且步步紧逼，通商不成，竟以炮舰相见。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清王朝再也无法以“天朝”的姿态埋头回避，不得不作为“世界之中国”，以“大清国”的身份直面世界之风云变幻，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清国与西方国家交战，屡战屡败，差距益显。一些有识之士面对现实，不断反思，逐渐醒悟。他们译西书，造枪炮，办洋务，似乎一切就此都会好起来了。然甲午一役，堂堂大清国竟为曾追随了自己千余年的东邻小国日本所败，且受签约割地赔款之辱。举国上下，为之大震，民族危机感空前强烈，救亡呼声日益高涨。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惨痛的现实，开始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努力寻求更为有效的救国方案。
严复，这位中国近代最早留学欧洲之人，始终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怀关注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在大清国战败签约的民族悲愤空气中，曾经亲身历验中西方文明差异、并对西方文明进行了长期思考与观察的严复，将中西方文明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地分析比较，凝成文字见诸报端，以醒世人。1895年2月日起，他在德国人汉纳根办的中文日报天津《直报》上，陆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四篇政论，将中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遵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纯朴，而西人求欢娱；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址。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1](P)（《严复集》）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而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必然；西人之以日进无疆，即胜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P) （《严复集》）
严复撰写这些文章，帮助国人认识了解西方文明，审视反思中国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开民智”的教育救国行为。
严复不仅帮助人们正视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反思中国文明，还引导人们理性对待中国落后这一现实。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严复没有怨天尤人，简单地将救国理解为抵制西方的扩张，而是以批判反思的精神审视中国历史发展及其现状，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中国本身，而非列强的侵略。他在《拟上皇帝书》中对此进行了反复强调：
“臣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为目的论也。” [1](P) （《严复集》）
“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此。是故徒以外患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返；而外患虽亟，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故臣曰：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 [1](P) （《严复集》）
数年之后严复依然持此观点，他在给梁启超的一份信中写道：
“近年来国家多故，朝野不宁，然治之之道，却如老弟所言，必先安内固本，而后方可对外，此不易之理。而执事者且兢兢然以攘外为首，本末倒置，不知其是何居心也。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 [1](P) （《严复集》）
既然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身，那么救亡的根本方法就是在中国内部实行改良。但在当时，大清国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千疮百孔，应改之处繁多，无从下手。针对于此，严复提出了“标本兼治”论：
“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使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古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怀，则标匪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功。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非至明达于两者之间，权衡至审而节次图之，固不可耳。” [1](P) （《严复集》）
但无论如何施治，都离不开人才，严复又将目光转向了“人”。他认为：
“夫人才者，国之桢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 [1](P) （《严复集》）
严复的目光没有局限于参与改革的精英群体，而是将视野扩大至国民整体素质的培养。他认为：
“一国之事，比以大数之为期。但使吾国之民，人人皆具普通知识……则居四百兆之人民，。其气象自与今者迥异。” [1](P) （《严复集》）
严复将国民素质的教育划分为“民力”、“民智”、“民德”三个方面：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1](P) （《严复集》）
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而“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1](P) （《严复集》）的觉悟使严复在1909年给学部的上书中强调其教育救国的思想：
“今世国土种族竞争，其政法之事固亦自为风气，独至教育国民，则莫不以此为自存之命脉……” [1](P) （《严复集》）
严复的教育救国论实质上是通过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通过国民个体素质的提高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将封建臣民培养成现代公民，塑造“大国民”来实现“大国的崛起”。
然而，对于一个有着四百兆人民的大国来说，完成从落后到富强的转变并非易事，是不可一蹴而就的。
从经济上看：一方面“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一个国家中公民的平均财富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而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的财富积累都是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人均物质生活水平决定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及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精力和能力。当人们的生存权无法得到保障时，不得不让渡一些应享的权利。教育，尤其是技能教育可以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进而实现社会的财富积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从政治上看：在一个“数千年道国明民之事，起处事操术，于西人绝异故” [1](P)（《严复集》）的中国社会推行西方的先进制度，必须依赖教育转变国民的观念，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严复认为：
“即国家处更张之日，法令之行，一条教之出，于其民之无生阻力，谅当事者皆为彼身家乐利而后然，则预教之事，即亦不可以已。” [1](P) （《严复集》）
“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1](P) （《严复集》）
在严复看来，不先“预教”，不开民智，即便变革也只能“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蔽” [1](P)（《严复集》），即所谓“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1](P)（《严复集》）。因此，严复始终坚持“渐进”的君主立宪，以 “开民智”为先，主张以教育救国。
(二)
当晚清社会的种种弊端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暴露无疑,匡救之策竟不可行时,多少人希冀一场“彻底的”革命到来,涤荡掉一切中世纪的黑暗,在一片新天地中用全新的方式树植一个全新的社会。然而,一场革命能够彻底的改变人吗?能够彻底的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吗?
革命,是暴力,是死亡.是恶者的毁灭,善者的牺牲。无数生命化为革命波涛的点点浪花，生命之轻重却已无从由说。革命是人的一种权利，但生命却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当革命遇到了生命，则需要理智去面对革命。且看理智的声音：
1784年，康德曾言：
“……公众只能是很缓慢的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2](P) （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
1917年5月1日到1918年7月16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就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民众的精神状况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章。他指出：
“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 [3](P) （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
一位中国学者就此写到：
高尔基只是“不合时宜”而不是反革命。他认为民众中深藏着的兽性正是沙皇专制腐蚀和折磨的结果，正是民众长期缺乏自由的反映。他们在怨恨、劣迹、污秽、流血中生活，也是在不受惩罚的罪恶的氛围中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自由的意义，他们在把其中受难的丑恶现象和观念系统接受了下来，感染了蔑视人、毒害人的恶劣品质。因此一俟砸碎身上的镣铐，他们只能利己地、牲畜般地、愚蠢尔丑陋地享受着自由，除了刺刀合资单、杀戮和复仇，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来表达他们的翻身解放，来实现社会正义。高尔基沉痛的说：“你们摧毁了君主制度的外部形式，但是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看吧，者灵魂活在你心中，迫使你们失去了人的形象，而像野兽似的咆哮。”沙皇被赶下台了，但暴虐的专制精神却在革命者身上残存并获得胜利；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但反抗本身就带有压迫的印记，革命的起源决定了革命的本质，不是革命使人下降为动物，而是人的动物性本能通过革命才得到解放；而人之所以沦为动物，是因为此前奴隶制度从未培养起人性意识，从而几十革命的目的是要脱离人的动物状态，也要借助、要依靠的也只能是动物般的人，严格的说，没有一场革命会彻底摆脱过去。[3](P) （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
尽管有许多立宪缓进的主张，但辛亥革命还是发生了，并且“成功”了。一夜之间，共和的招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悬挂了起来，似乎中国从此就大踏步地行进在了通往世界强国之林的康庄大道上。
但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依然有人质疑当时的中国是否能通过革命——这一人为地选择，来解决一切问题。
资中筠在核对了“美国外交文件”及中文材料后，指出1915年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在《备忘录》中反复强调的观点是：
一个国家的制度并非取决于人民的自觉的选择，而是实际生活的需要、历史传统、人民习惯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力量……共和制成功的条件则是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水平高，有长期自治和参政的训练及经验以及完整的、为全体人民作熟悉的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也就是解决继承问题）。
文章强调，在一个人民教育程度很低、又无宪政经验的国家里要通过共和制来产生继承人（即选举总统），很难成功，其结果往往是出现最坏的军人独裁政府，最好不过是在各派力量争权终与相对对安定的局面交替出现。[4](P)（资中筠《关键在于立宪》，《读书》1997.07）
历史很不幸得就这样被一个外国人言中了。民国建立伊始，袁世凯、张勋就闹了两回复辟，期间孙中山不得不“打着护法的名义，干尽了违法的勾当” [5](P)(《东方文化》上，袁伟时的一篇文章)，竟然搞出了一个无比封建专制的“中华革命党”，本身就是对以共和为旗帜的革命的极大讽刺。此后又是北洋军阀16年的统治，四年一窝，政权频迭。到了蒋家天下，却又是无休无止的“训政”。历史恰恰无情地一并应验了古德诺那最坏的和最好的预料结果。
在西方共和的招牌底下，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却演绎着专制取代专制的闹剧。在专制和革命的苦难轮回中，无数的鲜血浇灌着华夏热土，然而，对宪政的惨烈追求却如无果之花，现代化的步伐也因此而错乱迷颠。
1918年，化学家侯德榜无不感慨地叹道：
“民国成立，于今七年，期间三复共和，四易总统，国中庶政不举，民生之憔悴，无以异于前清。” [6](P)（转引自《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1925年，鲁迅也认为：
“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7](P) （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
这一切的一切源于“民智未开”，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人民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精心的培养。
1946年，储安平直指教育的失败：
“人最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最大的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 [8](P) （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
当我们参照世界范围对革命的反思,回味近代中国百年专制迷局,哀叹千万革命志士的流血牺牲最终未能改写中国近代史的屈辱与悲愤，亿兆同胞们依然为温饱苦苦挣扎一个多世纪，“民主”和“共和”的声音在中华大地上苍白而无力时，重新审视严复在一个多世纪前提出的“教育救国论”，却发现它闪烁着一种跨越地界,超越时空，具有历史高度的智慧光芒。
究竟，是什么给予了严复如此之大智慧？
缘其“惟理性是求”是也。、
（三）
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渐已远去，“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当我们从人类整体发展角度反思革命，回顾近百年中国飘摇动荡、充满牺牲、辛酸而悲凉的革命历程，却见得在历史深处的尘埃中，闪烁着近代早期知识分子们点点理性的火花，于此，我们有必要再看严复之“教育救国论”，体会其中的理性精神。
首先，从哲学角度来看，严复“教育救国论”与马克思“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教育救国”，实质上是通过人的塑造来实现社会进步，肯定了人作为手段在改造世界中的积极作用。
“教育救国”及其相应的“立宪缓进”、反对“革命激进”的政治主张，恰是注重了“人是目的”这一根本要义。提倡以教育、以和平的方式，而不主张以革命、以暴力牺牲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实现社会进步，实际上体现了对身处变革年代的每一个作为生命个体而存在的人的尊重，没有自作主张地蛮横地要求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让渡出“生命、自由以及追求自由的权利”，以所谓时代前进中的必然代价为由，自私地要求以民众的牺牲去实现一部分人的乌托邦理想。
其次，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严复提倡“教育救国”，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可以推知他已经能够领悟到“教育是人和时代的基础”。
“教育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传递活动和催化活动。一方面，各个时代为了造就适应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成员，借助教育使个人通过掌握前人的经验达到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执行着社会遗传的特殊功能。另一方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集团又要把自己的需要、期待、意图灌注到教育中，通过教育形成人类文化的某种新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本身又是文化的一种创生活动。由于这两方面的功能，教育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个中介。”
“由于文化与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教育的文化功能同时也就是对人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教育是每个人生活的准备。通过向个人传递文化遗产，它帮助个人超越一己之囿去掌握前人的经验，分享人类世代积累的知识财富，获得独立生活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教育是形成人的素质、使人成为人的必经之途。因为把人引入文化传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人实现生物遗传特质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唤起潜能，提高和革新自己受之于大自然的禀赋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教育打开人性发展的道路，奠定人走向未来的基础。” [9](P) （萧雪慧《教育：必要的乌托邦》）（网上一篇文章剪贴下来的）
于时代，教育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个中介；于个体，教育是每个人生活的准备，是人之为人的必经之途。据此再看严复一生中所曾提出的“尊孔读经”、“开民智”以及“德智体育”等教育主张，可发现，“尊孔读经”不能简单地被指斥为“复古倒退”，恰恰是发挥教育连接过去功能的表现，而“开民智”则是发挥教育连接未来的功能，至于“德智体育”则是“每个人生活的准备，是人之成为人的必经之途”。严复的这些教育主张，极富民族性、时代性、人文性，彼此之间并无矛盾，正如人和时代可以统一于国家一样，这些教育主张可以一并统于“教育救国论”的旗帜下。
最后，从严复的个人经历来看,理性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作为一位中国近代最早私塾出身而后亲身经历纯正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严复对于中西方文明的感悟完全是发自于内心,完全不似后人,具有历史唯一的地位。在他之后的中国人,虽然对于西方了解也逐步深入,但大多数是道听途说,未及严复理解的深刻。而往后的言论家,部分虽亦有留学之经历，其所处的大环境恰已是西风东渐渐入高潮之时,周围的教育、言论等社会大环境已有西化倾向，先入之见甚重，不可与严复所处的环境相比；且言谈中间，更多的是为争鸣而争鸣，已未若严复之单纯天然，赤子之心，诚然可鉴。
独特的历史地位，赋予了严复一生的理性：
专制黑暗之日，国人昏溃之时，严复高呼“国贵自主，民贵自由”，开风气之先；
理论贫乏之日，国人懵懂之时，严复译西书，倡西学，独具慧眼；
西化盛行之日，国人自弃之时，严复却提倡“尊孔读经”，教以国人自尊自信自重自爱；
革命鼎盛之日，国人狂躁之时，严复却提出“教育救国”、“立宪缓进”主张，冷静面对，不盲动，不盲从，敢逆大势而言。
中国的神坛上少了一位供人们顶礼膜拜圣人般的革命领袖，民间却多了一尊理性的丰碑。
长期以来，人们不理解严复，不理解他身上交织着的种种“矛盾”：曾经亟呼民主共和的严复却一生倡导教育救国、立宪缓进；曾经饱读西书开创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严复却大倡“尊孔读经”；曾经译介西书提出近代翻译标准“信达雅”的严复却对文言文情有独钟……
严复被视为“时代的落伍者”，带着了“阶级局限性”的标签，湮没在了二十世纪的革命狂潮中。
当我们回顾百年来世界和中国之历史变迁，再看严复及其“教育救国论”时，却发现他的思想恰恰是中西碰撞的时代产物，是一个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对“救亡与启蒙”、“传统和现代化”的时代难题，竭尽自己的一生，所做出的最真诚的回答。这种真诚与智慧相融，散发出理性的光芒，穿透了历史的尘埃，射向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一个“以人为本”国度里，将熠熠生辉。 |
|
发表于 2008-7-11 23:4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