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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奇将军，近代军事史上有重要地位，但他女婿比他更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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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震，字百里。[/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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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1882—1938)，字方震，浙江海宁人。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38年5月起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陆军上将。蒋百里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著作的精华。1938年11月在广西宜山去世。
他的女婿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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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亦武亦儒真豪杰
  蒋百里担任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在就职训话中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当时，他身着黄呢军服，外罩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蹬锃亮的长筒马靴，骑一匹高头大马到校。
  半年后，蒋百里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他召集全校师生两千余人紧急训话。他身着军服、佩指挥刀，站在尚武堂石阶上沉痛地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蒋百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随即倒在血泊中。
  他于前一晚写下的遗书中说：“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气节有关。”他在留给老母的信中写道：“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
  所幸的是，子弹未打中心脏，蒋百里被救活。他离任后，保定军校的学生每人洗了他的一张小照，留为纪念。
  在自杀事件震惊全国之前，蒋百里，这个中国军人曾震惊了日本和德国军界。
  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这项殊荣被一个中国人获得，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的一段尴尬，军界耿耿于怀，以至从下一届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获得第二名的是蒋百里的密友蔡锷，后来成为著名的“护国将军”。
  蒋百里认为自己在日本学的只是初级军事，而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乎上，学习德国陆军，遂赴德国军队深造。他的出色才华很快崭露头角，著名军事学家伯卢麦将军非常欣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学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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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哈熊
(1923—) 1923年3月3日出生，广东省台山县人。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官军校（美国国内培养人才的最佳军校之一）、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大学、陆军炮兵学校高级班第2期、美国陆军导弹防空学校现代兵器班、美国三军工业大学、美国陆军经理学校后勤管理班毕业。历任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秘书长陆军助理秘书，第67军排长、连长、营长、炮兵指挥官。

1948年去台后，先后任“国防部”联络局副局长，“陆军总部”联络室主任，“国防部”联络局副局长等职。1965年至1971年任“国防部长办公室”副主任。1969年至1971年任“行政院”顾问。1971年至1984年任“行政院”驻美采购团军资组组长、“国防部”驻美采购勤务团团长。1984年7月任“联勤总部”总司令，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89年11月至1993年被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1993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96年5月未获续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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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1882—1938)，字方震，浙江海宁人。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38年5月起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陆军上将。蒋百里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著作的精华。1938年11月在广西宜山去世。
  他是最早将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引入中国的人，他是中国现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宏篇巨著《国防论》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的国防观，也是八年抗战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他是最早在对日作战理论中提出持久战和广泛游击战的人；他曾当着全体师生的面举枪自杀过；他曾担任过近代中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当权者的军事顾问；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曾留学德国并得到兴登堡的褒奖；他曾舌战过墨索里尼；他的学生有张治中、陈诚、傅作义、白崇禧、叶挺、蒋光鼐、李济深。。。。他有一个女婿叫钱学森，他还有一个副官叫蒋纬国，更与徐志摩，竺可桢结为挚友。[/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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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下：

蒋百里，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硖石人，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九月初二出生。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核心提示：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




1912年，蒋百里在北京。



在德国哈尔伯斯达特军营 (1911年)

蒋百里，本名方震，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我国著名军事家，夺刀日本陆军官校，育百颗中国将星，凭舌战折服墨索里尼，以《国防论》引导中国抗战，一生皆是传奇，已广为人知，这里，仅选其平生轶事，聊作一文，以祭奠将军于地下。

谈兵

蒋百里将军，曾号称东方第一军事家，谈起传奇，自然要从谈兵开始。

人忆将军最后一次谈兵，是在去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对冯玉祥说，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将军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不久去世，而预言竟成真，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后，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此例可见百里将军谈兵风格，一言以蔽之，简明实用。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时，蒋百里给学生上课，先不讲，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

此地是中国当时最高军事学府，堪称众星云集，然这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题目，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是啊，这一个人打一个可以讨论，打十个除非对方个个病猫，又如何打法？

半晌，百里将军乃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众人恍然大悟之下，这堂课学到的东西大约终生不会忘记了。


蒋百里赴欧考察时留影 (1919年)

对日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时抗战军兴，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当此艰难时刻，蒋百里却发表文章，在充分分析中日国情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一时传彻全国，舆论为之振奋。

而中日此后的战况一如将军所料。中国最终也没有和日本讲和，终于迫到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不知道此时人们是否还记得将军的这段话？

有趣的是，蒋百里将军在讨论中日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好家伙，就这一句话，能被标榜爱国的人士骂死的——谁说我中华民族不尚武？！这个帽子谁敢戴啊？蒋百里敢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能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比尚武么？

如果话尽于此，对蒋百里先生谈不上佩服，他不过是敢说实话罢了。我们很多人也就话尽于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和蒋先生的差距所在。

蒋先生随后指出，虽然我们尚武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赴欧考察团在巴黎（前排左2为蒋百里，左3为梁启超） (1919年)

友人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父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人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发表，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蒋百里和蔡锷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相交莫逆。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与左梅夫人及儿蒋昭、蒋雍、蒋华合影(1925年)

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与夫人女儿在德国参观柏林动物园时合影，并在照片上题词“垂老雄心犹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赠与蒋英(1936年）



在意大利我国大使馆内（1936年9月1日）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思想开朗，对这类试题颇有兴趣，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作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30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方雨亭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月课，屡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事、文化两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在一次军事考核中，他获步兵科超等第一名，日本天皇亲自向他授军刀，日本军人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自叹不如，羞愧难当。在文坛上，蒋百里亦如鱼得水，主编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同学们都称赞他是“文武齐备的奇才”！

敢于同梁启超公开论战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笔伐日寇 奇文共赏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抗战初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该报发行量日增万份，供不应求，有些读者甚至天亮前就在报馆发行部的门前排队，等购当天报纸。后方重庆、桂林和香港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读者纷纷猜测。有人说是郭沫若写的，有人说出自“文胆”陈布雷之手，又有人说郭、陈两人虽是大手笔，似又无此亲切笔意。最后一笔刊出，文章末尾呈现“蒋方震于汉口”6字，人们才恍然大悟。熟识蒋百里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大名隐至今日才出现。”不认识蒋百里的人则说：“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抗战文坛健将。”此文当时被誉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黄炎培写诗赞曰：“……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1938年，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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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人呀？希望给个提醒

秋水小柯

]蒋百里，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硖石人，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九月初二出生。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 ’（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 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核心提示：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




1912年，蒋百里在北京。



在德国哈尔伯斯达特军营 (1911年)

蒋百里，本名方震，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我国著名军事家，夺刀日本陆军官校，育百颗中国将星，凭舌战折服墨索里尼，以《国防论》引导中国抗战，一生皆是传奇，已广为人知，这里，仅选其平生轶事，聊作一文，以祭奠将军于地下。

谈兵

蒋百里将军，曾号称东方第一军事家，谈起传奇，自然要从谈兵开始。

人忆将军最后一次谈兵，是在去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对冯玉祥说，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将军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不久去世，而预言竟成真，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后，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此例可见百里将军谈兵风格，一言以蔽之，简明实用。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时，蒋百里给学生上课，先不讲，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

此地是中国当时最高军事学府，堪称众星云集，然这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题目，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是啊，这一个人打一个可以讨论，打十个除非对方个个病猫，又如何打法？

半晌，百里将军乃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众人恍然大悟之下，这堂课学到的东西大约终生不会忘记了。


蒋百里赴欧考察时留影 (1919年)

对日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时抗战军兴，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当此艰难时刻，蒋百里却发表文章，在充分分析中日国情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一时传彻全国，舆论为之振奋。

而中日此后的战况一如将军所料。中国最终也没有和日本讲和，终于迫到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不知道此时人们是否还记得将军的这段话？

有趣的是，蒋百里将军在讨论中日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好家伙，就这一句话，能被标榜爱国的人士骂死的——谁说我中华民族不尚武？！这个帽子谁敢戴啊？蒋百里敢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能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比尚武么？

如果话尽于此，对蒋百里先生谈不上佩服，他不过是敢说实话罢了。我们很多人也就话尽于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和蒋先生的差距所在。

蒋先生随后指出，虽然我们尚武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赴欧考察团在巴黎（前排左2为蒋百里，左3为梁启超） (1919年)

友人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父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人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发表，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蒋百里和蔡锷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相交莫逆。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与左梅夫人及儿蒋昭、蒋雍、蒋华合影(1925年)

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与夫人女儿在德国参观柏林动物园时合影，并在照片上题词“垂老雄心犹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赠与蒋英(1936年）



在意大利我国大使馆内（1936年9月1日）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思想开朗，对这类试题颇有兴趣，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作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30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方雨亭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月课，屡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事、文化两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在一次军事考核中，他获步兵科超等第一名，日本天皇亲自向他授军刀，日本军人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自叹不如，羞愧难当。在文坛上，蒋百里亦如鱼得水，主编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同学们都称赞他是“文武齐备的奇才”！

敢于同梁启超公开论战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 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 “《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笔伐日寇 奇文共赏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抗战初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该报发行量日增万份，供不应求，有些读者甚至天亮前就在报馆发行部的门前排队，等购当天报纸。后方重庆、桂林和香港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读者纷纷猜测。有人说是郭沫若写的，有人说出自“文胆”陈布雷之手，又有人说郭、陈两人虽是大手笔，似又无此亲切笔意。最后一笔刊出，文章末尾呈现“蒋方震于汉口”6字，人们才恍然大悟。熟识蒋百里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 “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大名隐至今日才出现。”不认识蒋百里的人则说：“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抗战文坛健将。”此文当时被誉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黄炎培写诗赞曰：“……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1938年，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hide]

kankankkh

一个令日军无比尴尬的中国传奇将军
  蒋百里将军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说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蒋百里，是一个忽隐忽现的名字。这个孤独的将军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却又坚毅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左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所著的《西方文艺复兴史》无一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这样的一位传奇将军，其生平实值得一观。
  
  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一片名利场中，孤独的蒋百里是寂寞的，却是高洁的。
  
  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可道其深似海。每每想起宋代大儒陆象山粗通围棋，居临安时，常如肆观高手对弈，回家后每每对秤空思，一日间忽然悟出，“此河图数也”，随后与临安第一高手对弈，连胜两盘。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先生大致如是。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 这个题目。相比之下，韩复榘在济南戏弄日本领事花谷，就只能叫做小聪明了。小聪明痛快是痛快，但只是一时痛快，看看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大体如此。看到中日足球比赛之后球迷的闹事，不禁慨叹蒋先生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今天依然需要我们来学习呢。
  
  蒋先生不是没有小聪明，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问计于楚囚，大概只有武将蒋百里，才子薄一波有过这种荣誉)。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
  
  如鹰之傲视宇内，一双慧眼背后是如椽的铁翼。

蒋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就是因为将军是这样的真情之人，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北伐之后，蒋介石因百里先生不肯劝弟子唐生智解甲将其囚禁(百里先生认为唐素重情谊，自己去劝说唐必听从，但政治是政治，情谊是情谊，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决定，不当以师长身份压迫他)，徐志摩带着行李来陪先生坐牢！而先生抗战开始后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遂纵情豪饮，一座皆惊。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 ( 初级军事学堂 ) 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屋書房出的《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 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kankankkh

楼主提示给得太明显了!

yanjianhuaa

]是蒋百里将军吗？我有一本《蒋百里传》，知道他的一些传奇事迹。[/hide]

fenglove2008

杜聿明将军吧，他女婿是杨振宁！

kankankkh

引用第12楼fenglove2008于2008-03-23 10:48发表的 :
杜聿明将军吧，他女婿是杨振宁！

看看楼上啊,俺的是正确答案,图片也是一样的

乘机拓展一下。

大科学家的家族前辈：

杜聿铭——杨振宁

袁世凯－－吴健雄

印象中还有吧？想不起来了……

mark_han

拓展一下：蒋百里的女婿是钱学森~   

    蒋百里是浙江人，民国初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将帅

的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等。因讨要经费不成，在军校全体大会上举枪自

杀，幸被救下。枪伤后，袁世凯急派日本公使医生和护士前往保定为其医治。

医伤期间，与日本护士佐藤产生感情，娶为妻。


蒋百里此前原尊父命与一位大家闺秀结婚，其妻为蒋父的世交查某人之女，应属门当户对，但该

女子目不识丁，与蒋百里文化差异太大。蒋百里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婚后不久就离家北上了。查夫

人不育，一直居住在硖石镇侍奉蒋母杨太夫人。


与佐藤婚后，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还在家乡浙江硖石东山西麓购地
数亩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以备二人终老归隐之用。梅园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毁掉。


左梅夫人深爱她的中国丈夫，婚后她不再说日语。他们生有五个女儿，但左梅夫人从不教女儿们

学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交谈。抗战军兴，左梅夫人说：“中日交战，是日本军阀

侵略的过错！”1937年，蒋百里将自己的轿车捐给国家支援抗战，而左梅夫人变卖了许多首饰等值钱

之物，买来布匹、纱布，与女儿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赶制军衣及绷带纱布，送往前线，救护我伤病员。

左梅夫人曾在抗战胜利后，雇船将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运到杭州安葬。左梅夫人一直住在北京，故去后，钱学森夫人蒋英护送母亲的骨灰至杭州，将其与父亲合葬于凤凰山下南山墓。


五个女儿之中，二女蒋雍、四女蒋华定居在美国；五女蒋和居住在北京。他们的三女蒋英曾在德国

学习音乐，她在1947年与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结婚，同样也成就了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日本老婆好，果然名不虚传。但蒋公的眼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