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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下文简称《状况》)是恩格斯根据自己在英国二十一个月(1842年11月-1844年8月)的亲身经历及搜集的可靠材料,通过深入研究和整理,于1845年3月在故乡德国巴门撰写而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初期阶段的一部经典著作,列宁曾称其为“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一份义正辞严的控诉书。”作为马列经典,我们对《状况》的解读一直偏重于引起无产阶级出现的工业革命的全部奥秘以及由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利益不可调和而导致的阶级斗争;而晚近十年以来,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经典。①
在西方学术界,《状况》也被广泛地认为是“早期优秀的城市著作之一”,甚至是“城市社会学最早的代表作。”②而在国内学界,虽然自80年代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多有论述③,但就《状况》中所涉及的城市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状况》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城市研究“遗产”,既包括了历时性的过程学研究——由工业化推动的近代城市化问题,也包括共时性的形态学研究——城市的物质形态(早期工业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建筑形式)和城市的社会形态(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即“城市病”)。因此系统地梳理《状况》中所涉及的城市研究意义是重大的,这不仅可以为我们展现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历程、早期工业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而且也能为我们当代的城市研究提供大量珍贵的史料、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独到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及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的理解。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期望在这一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
一、近代城市化
在“导言”中,恩格斯通过考察近六十年英国工业史认识到:正是由于工业革命,机器广泛使用,工厂大量涌现,人口开始大规模集中,英国的城市面貌才得以彻底的改变。他写到:“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
①包括王炳煜,王力:《〈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民族问题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3年第6期;仓理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张秋俭:《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变迁——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说起》,《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梅雪芹:《从环境史角度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刘星:《简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阶级伦理思想》,《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等论文。
②(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Richard T. Le Gates, Frederic Stout. The City Reader. Routledge, 2003, p.58.
③可参考,吴承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与我国城市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叶南客:《现代城市文明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四重理论述略》,《社会科学战线》, 1992年第3期;孙志刚:《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江汉论坛》,1998年第7期;高鉴国:《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思想探讨》,《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3月,这几篇论文
相对完整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①恩格斯接着说道“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笔者按:也包括大批爱尔兰人从本土迁移而来)。人口以难以置信的程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②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城市化的主要表征即为工业革命或者说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人口脱离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我们可以引用一系列数据加以证明:1801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将近900万人口中,只有1/3在城市中;到1841年,人口中的44%居住在城市中;到1851年,1600万人口中的54%是属于城市的(1851年人口普查的城镇标准是拥有2000以上的地方),其中有30.6%的人口是生活在人口超过50000以上的城镇,同一年在伦敦和其他61个英国城镇上,居住20年以上的3336000居民中,只有1337000人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城镇上出生的,也就是说有近60%的城镇人口(居住20年以上)可能是从农村迁入的。③就一般意义而言,到1851年时,也即恩格斯发表《状况》六年之后,英国城市化已经基本实现。
随后,在“工业无产阶级”一节中,恩格斯进一步勾勒出了作为近代城市化典型产物的工业城市的成长过程。“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这个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当第一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变成了大城市。”④这种工业化或者说工业日益集中趋势推动下的城市化具有极强的扩张能力,恩格斯说道“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业中的这种疯狂竞赛还能这样继续一百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业城市……”。⑤事实上,恩格斯在前文中提到的郎开郡(即兰开夏)发展的状况就可以很好地支持他的这一论断,“郎开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而棉纺织业又使得郎开郡完全革命化,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地方;这种工业在八十年内使郎开郡的人口增加了9倍,并且好像用魔杖一挥创造了居民共达70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⑥
概而言之,恩格斯为我们描述了一种新型城市化,其动力就在于自18世纪中叶以来生产方式的变化。⑦按照他的描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工业逐渐脱离了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和强势产业;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既是载体,城市本身也是变体,在承载着工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发生着改变,其主要的表现就在于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既包括农村人口由于工业革命,机器广泛使用,收入遭到剥夺而不得不向工作机会更多、工资较高的城市集中,也包括由于工业企业的渗入而导致的农村地区本身人口的集中,而这种人口集中带来了某些农村向新兴工业城市的转变);城市从农业社会的附庸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主导,并将最终取代农村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活容器或载体,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和机器,并不断使农村边缘化。马克思恩格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页。
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
③Richard Lawton. “An Age of Great Cities”. in Michael Pacione(eds). The City: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outledge, 2001, p.20; P. J. Waller. Town, City, and Nation: England, 1850-19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p.8;(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
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301页。
⑤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1页。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8页。
⑦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Clarendon Press,1992, p.146.
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论述道“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①当然上述的一切都体现为一个过程,一种趋势,我们把这个过程就称之为“城市化”(Urbanization),虽然恩格斯并没有使用“城市化”一词。
二、早期工业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建筑形式
恩格斯对早期工业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建筑形式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曼彻斯特,因为就如他自己所说“曼彻斯特是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②
近代的曼彻斯特是从一个小型的中世纪城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迟至1775年,它还不是一个生产型的城市,只是一个为周边乡村服务的商业中心,(当时)这个地区的生产是存在于乡村中的。它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包括了一个仅仅1200英尺的辐射圈。在18世纪晚期,随着棉纺织生产革命性变革的发生,这个城镇开始了基于1775年仅2.2万人口的迅猛增长时期。在1790年,这个城市只有两家棉织工场,有工人1240人,只过了30年,工场增加到了66家,工人增加到了51800人,人口密度从每英亩15人增加到超过65人。到19世纪中叶,徒步穿越曼彻斯特不再是轻松的了。③
当恩格斯1842年来到曼彻斯特时,它已经成长为兰开夏(郎开郡)工业城市群(Conurbation)中的中心城市,不仅本身发挥着棉纺织业的龙头作用——有人就曾言:“棉纺织业意味着曼彻斯特”④,而且也“为整个兰开夏棉纺织产业的棉纱、棉布以及成品交易提供了金融和市场服务。”⑤恩格斯实际上也洞察到这一点,他指出,围绕着曼彻斯特的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它们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在曼彻斯特或通过曼彻斯特进行的;它们在各方面都依赖曼彻斯特,因此只有工人、厂主和小商人,而曼彻斯特还有大批商业人口、许多委托商店和大零售商店。”⑥恩格斯还进一步看到,这些围绕着曼彻斯特的工业城市几乎都是大些的工人区,只是有一些工厂、几条大街和几条市外公路把他们隔开。这些城市本身建筑的坏而杂乱,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居民们甚至还把地下室和自己挖掘的洞穴作为住宅。
恩格斯着重描述了曼彻斯特本城,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副几乎是质朴而又讲究实际的城市画卷”。⑦由于河流天然的走势,曼彻斯特形成了几块不同的区域,在这些区域的土地上建造的房屋的总和(其中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的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通称为曼彻斯特,人口至少40万。恩格斯发现在曼彻斯特,空间布局呈现为环状条带式分化的特征。在城市中心有一相当广阔的长宽各为半英里的商业区,这个区域有几条热闹的大街,房屋最下层通常是辉煌的商店,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人,这里的市面不到深夜不停止,而在深夜则有警察巡逻。围绕着这个商业区的是一个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的工人区,在这个带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3页。
但有一些学者强调曼彻斯特并非典型。他们认为“就棉纺织业中最现代的机器和组织来说,围绕着曼彻斯特的一些小型城市反而是突出代表”;“与一般观点不同,经验向我们显示出,曼彻斯特就它具有的一些条件而言,并不能作为一个工厂人口的合理样本。”比起他周边的城市来,曼彻斯特包含着更多缺乏训练非技术型的劳动力以及通常是外来的中产阶级和商人。曼彻斯特从业人口中只有64%是“技工”,而它的周边城市,Salford占74%,Bury占71%,Ashton占81%,Stalybridge占90%,Dukinfield几乎占95%。(参见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ocial Geography. Cambridge Univesity Press, 1984, p.19)
③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p.148.
④Marcus , Steven. Engels,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 Random House, 1974, p.7.
⑤Martin Daunton(eds).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 3:1840-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13.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3页。
⑦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Routledge, 2002, p.34.
区外面,住着高等和中等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高等资产阶级住在更远的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那里他们寓居于华丽舒适的住宅中,而且每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实际上,早在1795年,就有人注意到资产阶级迁徙到曼彻斯特的郊区;在1804年,也有人观察到“在城里经营生意的很多人住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天堂的纯净气息可以自由地吹拂着他们。”①
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恩格斯所提及的市场街的情况,最初是些第一流的华丽的商店,接着(在皮卡第莱)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营业所和货栈,再往前去(在伦敦路),在梅德洛克河旁,是工厂以及为资产阶级下层和工人开设的小酒馆,再往前,在阿德威克-格林附近,是高等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房屋,在它们后面,是那些最富有的厂主和商人的大花园和别墅。而据查德威克(G. F. Chadwick)所说:在阿德威克高地,我们会发现一片宁静乡村与郊区相结合的地域,在高地靠近格林的地区,“是大小不同的住宅,这些住宅都有布局不错的花园,在它的南面,大部分别墅是粉刷过的,并采取了曾流行一时的朦胧的古典样式;这些别墅由相对富裕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占据着,他们位于一片绿色的令人愉悦的种植着树木和建造着花园的土地上…私人花园配有凉亭、日晷仪和来自私人水泵和水井的丰富水源,滋养着他们温室中的产物。”②
对曼彻斯特工人区,恩格斯作了最详细的描述。首先是旧城区,恩格斯指出那里的房子——主要是工人的小宅子都是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的,每所房子在建筑时都没有考虑到其他房子,而且只要哪里还保留一点空隙,人们就补盖房子,把这个空隙填满。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特殊的建筑形式——大杂院,即几所房子中间一块不规则空地,在这些大杂院中到处都是半倒塌或全倒塌的房屋,房屋里很少有铺设,门窗破烂不堪,每家都只有一间房间,而且是十分的肮脏零乱,有些大杂院中甚至还养猪,因此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变得更坏。在新城区中,工人小宅子几乎再也不一所所地盖了,总是一盖就是几十所,甚至几百所;一个业主一下子就盖它一整条或两三条街。在这里恩格斯描绘出了这些宅子的空间结构并附以插图加以说明,“这些街道排列如下:第一排是比较高级的小宅子……这些小宅子的院子通向一条两端都盖有房子的弄堂去,其中一端有一条窄缝或有顶的过道通到这条弄堂里去。大门开在弄堂里的那些小宅子……和第三排小宅子共用一堵后墙,第三排小宅子的门开在另一条街上。……由于房屋和街道是这样排列,所以第一排小宅子的通风还相当不错,第三排的通风至少也不比前一种建筑形式中类似的小宅子差;但是中间一排的通风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大杂院中的小宅子一样坏,而弄堂也并不比大杂院更整洁些。”③这些小宅子外表虽然漂亮而清洁,但质量很差,尤其是墙壁薄得不能再薄,平均只能用四十年。
综上所述,在恩格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曼彻斯特整个城市缺乏规划,但社会阶级在空间中的排列却是有序的④,表现为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被相对规则地隔离开了,而且“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⑤,恩格斯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去掩盖可能刺激其眼睛和神经的恶劣、窒息而肮脏的空间而有意为之的。因此可以说,这种隔离既是空间的,也是社会的,造成的后果就如汤普森(E.P.Thompson)所言:“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人如何生活。’我们可以把这句谚语改成:‘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管另一半人如何生活。’阿德威克人对安柯特斯(笔者按:是曼彻斯特的工人
①Harold James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Routledge, 1972, p.172.
②G. F. Chadwick. “The Face of the Indusrtial City: Two Looks at Manchester” in H. J. Dyos and Michael Wolff (eds). The Victorian City : Images and Realiti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p.249.
③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38页。
④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p.149.
⑤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7页。
聚居区)人的了解并不比对中国人的了解更多一些。……”①
三、“城市病”
资本主义城市容纳着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而也滋生了种种“城市病”,而恩格斯《状况》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通过对这些“城市病”的“全息”描绘来控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罪恶和表达对工人阶级的同情的,这也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具有“一种彻底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②。这些“城市病”在《状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住房短缺问题。英国的每个大城市中都有一批无家可归者,恩格斯提到“伦敦就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 无家可归者可以到收容所过夜,伦敦的中央收容所1844年头三个月平均每夜就有460人寄宿。如果有一两个辩士的,这些人就可以到“夜店”(lodging-house)用这些钱找个栖身之所。1831年,曼彻斯特本城就有这类夜店267个。夜店的房子从地下室到xxx都摆满了床;每间屋子有4张、5张、6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张床上睡4个、5个、6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③其他穷人即使租住了房子,也只是一些“奥吉亚斯的牛圈”,这些房子堆在一起就形成了“贫民窟”,恩格斯在多处引用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些“贫民窟”住房的拥挤,如“在韦斯明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在1840年,5366个工人家庭住了5294所住宅;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④
(二)环境污染问题。首先就是贫民的人居环境污染严重,英国“贫民窟”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⑤其次是水污染问题,恩格斯引用了“机工”杂志上的记述: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象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⑥还有空气污染问题,曼彻斯特周围一些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它们的建筑物是用鲜红的、但时间一久就会变黑的砖(这里普通使用的建筑材料)修成的,就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⑦在伦敦,“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⑧
(三)贫民健康状况问题。恩格斯在“结果”一节中花了大量篇幅加对这个问题给予描述和分析。在当时英国的大城市中,贫民们时刻遭受着各种疾病的威胁与折磨,包括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热病、瘰疠病、佝偻病等。恩格斯分析了原因:住房空间狭小、大气和水资源严重污染导致的日常生活卫生条件的恶劣;经常食用劣质腐烂,不易消化的食物,有时甚至连这些食物都吃不到而处于饥饿状态;酗酒损害健康,“正像绝大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湎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⑨;医疗条件极差,工人们只能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百病丛生的状态
①(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页。
②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p.35.
③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11页。
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8页。
⑤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6-307页。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0页。
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3页。
⑧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1页。
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8页。
只能导致大城市偏高的死亡率,恩格斯引用了官方统计数据加以说明,1839-1840年英国的平均死亡人数为每46人死1人,而在大城市基本是每30人左右死1人。①
(四)缺乏教育设施,道德堕落,犯罪率高。教育设施缺乏表现在:只有不多的几个日校,而且教师不具备应有的道德品质;夜校也无人问津,原因是工人白天工作十二小时十分疲劳,晚上根本无法学习;而教会办的主日学校,只关注教义的灌输而忽视了知识的传授;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也就是法律。②受不到良好教育,再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工人们道德自然堕落。酗酒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当时英国大城市中有很多“下等啤酒馆”和“私酒店”,在这里汇聚了社会最底层的各色人等,如小偷、骗子、妓女等,这些酒馆对作为他们主要顾客的工人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还有工人中纵欲现象严重,这导致了卖淫的普遍化,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有4万个妓女。③关于犯罪问题,恩格斯说:“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他列举了一组数据,从1805年到1842年,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从4605件提高到31309件,前后增长了6倍。④
此外,恩格斯还论及了工人失业、爱尔兰移民等城市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些主要由穷人承担的“城市病”首先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不合理。他说:“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笔者按:指英国大城市的代表伦敦)公开宣告开始。……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困;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相互抢劫……这个社会战争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⑤同时,城市自身发展的无政府状态,为“城市病”的蔓延提供了现实条件。但恩格斯批评那种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大城市这一物质空间的观点,他指出“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⑥而要消灭这种种祸害,在恩格斯看来只有从整体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
四、《状况》中城市研究的当代价值
自1845年恩格斯发表《状况》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城市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被忽视了。在国外,直到20世纪60年代,城市才被提及并且进入了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术视野之中。⑦在国内直到80年代才陆续有论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而对《状况》中所涉及的城市研究的价值却始终缺乏合理的评估。
不可否认,恩格斯《状况》一书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有关城市的论述,其问题意识并非指向城市本身,可以明确地说构成他们当时基本分析对象的是“资本主义而非城市主义”,索德斯(Peter Saunders)就认为:“当他们讨论作为一个微观世界的城市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在城市背景下明确显示出来的资本主义变化过程。换句话说,不是城市应该对城市无产阶级的贫困与肮脏负责,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恩格斯的作品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0页。
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9页。
③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4页。
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6页。
⑤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4-305页。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6页。
⑦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第二、第三国际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城乡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城市才被
提及。但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反城市的色调,并没有触及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城市的空间形态及其与大规模社会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领域中,一种城市对话重新开始复苏,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60年代晚期亨利·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和70年代早期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一系列作品的发表。参看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pp.30-31, p.37.
(笔者按:《状况》)中,城市被描绘成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温床,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含的本质趋势的夸张措辞,恩格斯要使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城市贫困只有通过整个社会的转变才能够克服。”①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问题意识也必然发生转换,当我们带着新的问题意识去重新审视《状况》时,也必然会发现其具有新的价值,《状况》作为一部经典著作的魅力可能就在与此。而就城市研究而言,这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是学术价值。从总体上看,24岁的恩格斯在《状况》中第一次试图将资本积累和阶级动力编排进对城市发展的分析中,同时把工业化运动的规律与城市化的规律联系了起来,从而为我们开创了一条“生动的、新生的城市马克思主义”②的研究理路。其学术价值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信息。这对我们现在研究英国乃至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其所产生的城市问题是尤为重要的。应该指出,1845年的恩格斯作为一个史学家或一个预言家并不特别成功,他的史学研究很少有原创性,他的预言也并没完全应验,但也不得不承认,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作出了一个相当持平和准确的描述。”③有人就评价道:“假如不承认恩格斯已经熟悉了曼彻斯特无产阶级聚居区,假如不承认他的观察是敏锐的和客观的,就不会有人读《状况》了。”④因此,可以毫无疑问说在《状况》中的确保留着大量有相当价值的史料信息。这些史料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恩格斯在进行社会调查,走访各个城市,深入工人社区过程中搜集的直接材料,尤其是对曼彻斯特工人区的调查留下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另一部分是当时的报刊、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议会报告书等间接材料,虽然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他是“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⑤,但对当代的史学研究而言,这批材料同样是价值不匪的。
第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状况》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从现实出发的基本研究路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恩格斯是从生活走向科学。”⑥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他就指出:“我寻求的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⑦而在“序言”中则进一步指出“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 et cont ra (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⑧,就必须研究无产阶级的实际境况。为此,恩格斯进行了长达二十一个月的社会调查,亲自到工人的住宅中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同工人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疾苦以及他们反抗压迫者的社会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应该承认,恩格斯的社会调查是业余的,不管就调查所获得材料的份量而言,还是就调查对政府和舆论更广泛的影响而言,他的调查并没有抓住一个更恰当的焦点,但说这些调查是没价值的、不重要的,那是无法让人同意的。⑨更何况在调查中,恩格斯又结合了观察法、访谈法、统计法、文献法和对比法,搜集整理了许多有用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而这些数据用现代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就是属于社会指标范畴的。可见,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朴实的实证性城市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在当前学界过分倚赖理论与概念的空洞学风盛行的背景下,首先
①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Routledge, 1993, p.25.
②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p.33.
③W. O. Henderson. Marx and Engels and the English Workers: And Other Essays.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89, p.18.
④Richard T. Le Gates, Frederic Stout. The City Reader. Routledge, 2003, p.58.
⑤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0页。
⑥张康之:《恩格斯走向科学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8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3页。
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⑧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页。
⑨Michael James Lacey, Mary O. Furner (eds). The Stat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96-97.
应该被提倡、学习和借鉴的。
第三、开拓了独到的研究思路。恩格斯在《状况》中创造性的把新的城市形式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划时代的变革联系了起来;揭示了城市空间组织中的变化如何影响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把这种社会地理学与新兴无产阶级的遭遇和意识觉醒联系了起来。可见,恩格斯是研究“(城市)地面形态——发展着的城市所呈现的物质形式与(城市)社会形态——生活在城镇中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之间的联系”的首要开拓者。①虽然恩格斯在描述中受其当时问题意识的影响,用词有所夸大,但这些描述显然已经不仅抓住了早期工业城市,而且也抓住了未来一个世纪工业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线索。而对曼彻斯特分析性描述的经典段落,更是预见了20世纪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以及城市规划学中大部分主题。其中对当下学界的问题意识特别有先导性影响的是,他不仅用物态上的隔离,而且也用社会关系上的疏远的措辞,来描述曼彻斯特城市空间的分割,通过这种描述,恩格斯揭露了劳动人民在贫民窟中过着悲惨而濒临死亡的生活,借此控诉了曼彻斯特的上层阶级,而正是这种控诉提出了一个对工业时代的核心挑战——社会与环境正义问题。②就城市规划学而言,西方学者更是给出了如下评价来说明恩格斯的杰出贡献:“恩格斯研究大城市的篇章以一种远远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的方式讨论了城市规划的问题”,“20世纪城市规划的整个传统,都应当把巨大的功劳归于恩格斯。他所得出的城市基础设施在物质形态上的衰败与城市贫民的异化和绝望之间的联系直到今天依然是有用的。”③
其次是现实价值。《状况》一书虽然完成于160多年前,但对理解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所产生的城市问题依然具有现实价值。
恩格斯谈及伦敦时曾说:“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④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实际上已经看出了资本主义城市内核中的重要悖论,即“资本主义”意味着私人财产和对财富的私人占有;相反,“城市”在本质上是一个共享的空间,在那里,人们为了互惠互利而走到了一起。这个悖论在19世纪的英国最清楚地展示出来,当时城市化日益加快,而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强调的却是最小程度地介入公共事务。⑤恩格斯曾指责道:“作为统治阶级一分子,——这个阶级(资产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⑥可见,当时主要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政府在早期城市化进程中是无所作为的,城市的发展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市政管理仅仅成为了一种装饰品,因此,造成种种“城市病”的泛滥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此后英
①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p.154. 地面形态(shapes on the ground)与社会形态(shapes in society)的用语来自David Cannadin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Towns: From Shapes on the ground to Shapes in Society”, in James H. Johnson and Colin G. Pooley (eds.). The Structur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ities. London : Croom Helm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82, p.235.
②Harold L. Platt. Shock Cities: The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f Manchester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17-18. “环境正义”,是一个体现当代问题意识的学术用语,它首先描述的“是一种或一组具有空间维度的社会公正。城市宜人的积极面与污染和疾病负担的消极面在地理上的分布应该具有社会平等性和公平性。”此外,环境正义也提出了基本人权的问题。即“每个个人是否有权利向社会要求满足当时最低生活的标准?社会是否有责任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生活的空间,足够食用的食物,容易得到的医疗服务?”(可参见该书第17-18页)
③W. O. Henderson. Marx and Engels and the English Workers: And Other Essays, p.19;Richard T. Le Gates, Frederic Stout. The City Reader, pp.58-59
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3-304页。
⑤John Rennie Short. The Urban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Cities, Culture, and Power. Blackwell, p.28.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8页。
国政府推出了各种改革方案来整治“城市病”以弥补自己的失职,但“城市病”及其造成的恶果作为英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可耻的烙印已经无法磨灭了。
而对当今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我国社会来说,类似的“城市悖论”也出现了。随着大量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超负荷的快节奏、人与人之间过于激烈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相互间的漠不关心、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等现象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各种工矿企业纷纷建立,城市各项基础设施与制度却没有及时跟上,“城市病”也随之有所显现,比如城市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还有农民工问题等等日益成为了社会热点。显然,“城市悖论”以及“城市病”的存在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的城市社会,我们应当积极地吸取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及其所造成的“城市病”泛滥的教训,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如合理规划城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用立法手段对私人或企业行为进行规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宜等,以此达到对“城市悖论”的消解与“城市病”的防治,从而保证我国的城市化能够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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