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全民已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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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易财经直播的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论坛在北京举行，张维迎谈到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是全民分享的。

【论坛直播】

张维迎：

谈中国改革30年就不可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一个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人，社会的成员，怎么获得收入和财富。一个体制改，也是收入制度的改革。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以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目标。第二，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手里，也就是说政府直接进入了初次分配，没有要素价格。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因为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都是政府给我们的。市场经济，实际是要素和产品的价格都由市场供求去定，这个去定的过程，就是同时决定了资源的配置和收入的分配。中国的改革可以说从一个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这样一个变革过程。但是目前的情况政府仍然在资源的分配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的分配方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为，这两个结合起来就表现出我们现在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的诸多令人不满意的问题。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像刚才教授讲的，我们要引进激励机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在8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8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大量的文章是争论要不要按劳分配，在今天已经不是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一个大问题，到了84到86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争议，那时候叫红眼病，现在我们对收入分配叫经营系数，那时候叫红眼病，那时候在不同企业的收入有差距，引起很多社会矛盾。因为那时候没有媒体，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现在要查到很多红眼病的报道，可能不容易。

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了十五大按照江泽民书记的报告，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强调了按照生产要素分配，鼓励资本技术也参与收入分配，也可以说我们整个收入分配的一个思路的变化。

我刚才谈到1984至86年的红眼病，在红眼病的情况下，我86年写过一篇文章，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有这几段话我觉得有必要谈一下，新时期收入分配目标可以概括，在考虑效率的情况下兼顾公平，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削弱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支配作用，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的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工资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这是我在2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谈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应该说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前面讲，我们的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人均收入，人均GDP大幅度上升，大致来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就翻一番，这 仍然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奇迹，在过去20年来美国是每40年GDP翻一番，我们把历史跨得很长，但是还是比人家发展得慢，但是在集中化来看还是发展非常快。贫困问题应该是基本解决，收入差距却是扩大了。如果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的标准还是新的标准，农村品混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按老的标准80年是40.7%是贫困人口，到2002年只有4.8%，如果按新的标准，80年是农村人口的45.7%是贫困人口到2002年是12.5%，全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老的标准，81年贫困人口是82.8%，2002年到7.8%，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贫困人口比例的降低，跨省看，每个省的GDP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这个GDP成长比例越大的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是越快，这个我想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基尼系数，刚才钱教授谈到了，这是显然的了，按照现有的统计都是上升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但是大家注意一点，全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达到了0.45的话，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分别看来，都低于0.4。所以这就是厉老师上午讲的二元结构带来的统计上的一些问题，这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问题越来越多，这要求我们怎么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现在是要求改革成果全民分享，我们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了，我个人的答案，是的。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也是全民分享的。但是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受到了挑战。前面讲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不是还再继续着，也受到了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尽管改革30年中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但是中国人的公平程度大大地提高了，我讲是公平程度。如果我们用复旦大学的教授，Pencavel先生的研究，中国人口的流动性，把它划成5个组，在99年最高如的人在95年的时候仍然有多少人是最高收入，有43.9%，而最低收入的20%的人到95年时候也只有49.6%的是最低收入。对比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的人，98年，5年以后仍处于最低收入是70.4%，93年处于最高收入的人到98年仍处于最高收入阶层的是59.1%，这两个数字，都远远高于中国的数字，也就是从这个数字来讲，过去我们中国的收入的流动性比美国都高，这意味着机会均等大家提高。在我们研究深入分配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个我们看一看GDP的增长与收入的差距。我们显然基尼系数的扩大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伴随而来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是不是收入差距都是为了提高GDP数字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跨地区的情况看完全是这样。是按照人均GDP，2002年的基尼系数，收入最高的地方，平均而言收入差距反倒越小，按照增长率来看，也是一样的，平均而言，增长率高的地区，它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小，特别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而那些收入增加得比较低的地区，恰恰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我叫它第一个困惑。

第二个，国有部门更公平，因为国有企业内部工资的差距应该都比较小，而私有企业按照市场的原则，要素的生产力来支付工资，所以差距应该比较大。那我们自然会想到国有部门比例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看看数字，跟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这个横坐标代表所有就业人员当中国有部门占的比例，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企业占比例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大，而不是越小。

第三，我们总是期望着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减少贫富差距，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样来讲，如果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高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我们用跨地区的数据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在这个图里边横坐标代表政府花的钱，占这个地方的GDP的比重，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也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不仅劳动有所得，资本有所得，我们叫利润，那么改革开放劳动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改革开放以后来源多样化了，利润甚至成为有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自然想到，如果这个利润占的总收入的比重越高的话，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应该更大一点。但我们发现数据不支持这个结论。这个图大家不容易看得见，我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表地区的GDP分为四部分，劳动所得、利润、生产和折旧，大体全国的平均水平，劳动所得占GDP的，剔除了税收和折旧之后，占GDP的三分之二，资本所得占三分之一，但各地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做一变量，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样的，利润占GDP高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这个地方增长的速度也越快。这个不奇怪，最有意思的看这个结果，这个横坐标仍然是利润占GDP的比重，纵坐标是基尼系数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我想这也是一个困惑。

最后一个困惑，我们经常说市场化导致了我们收入差距的扩大，贫苦悬殊的出现，这样的话应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这些地方，它的收入差距应该越小，而没有市场，一个政府仍然占主导的这些地方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但事实我们发现了相反的结论。这个图里边的横坐标，市场化程度我们按照樊纲他们的研究，而且我专门取了2001年的数据，因为我们基尼系数也是用的2001年的。横坐标代表市场化指数，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那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这就是我总结的五个困惑，怎么解决这些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是不是我们提高收入的代价？为了合理的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另外不合理的，不付出这些代价我们仍然可以维持委员的收入增长，当然我们是不是说愿意追求这样的收入增长，那是我们的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上来讲，随着这样的收入增长速度我们是不是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看James Mirrlees教授的贡献，我们分析一这个来源在什么地方，他说是关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就是政府如果了解每个人的能力，政府可以达到任何程度所希望的收入分配，你的能力高，我就给你一个一次性的，你每年给我上交200万，能力低就不需要上交，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能力，我可以给你一个不同的上交额度，我就可以实现任何我希望的收入分配。但是，因为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上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公平。好比说，政府希望说我可以让每一个人只有一百块钱的收入，事实上这是不平等的，为什么？能力高的人他为了赚这100块钱他可能只花了一个小时，而能力低的人可能花了两个小时，说一能力高的人还有更多时间享受，所以事实是不平等的。所以James Mirrlees教授说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情况下才出现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问题。我们或者用信息精神来讲的话，就是分配效率和信息租金的矛盾，你要达到更高的效率，你就要让有私深人信息的人获得信息租金，如果要减少他的信息租金，你就必须留取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个研究不确定性会影响收入分配。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越大。这个我们可以回到企业家理论。在1921年时候，“佛软得个耐”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分析不确定性和利润，在这个不确定性里面，利润的为来源就是不确定性。如果是没有不确定性，事实上没有利润，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所有提的收入都将化为要素的价格，其实利润本身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所有要素价格之后多出来的一块，就是由不确定性造成的。

一般来讲，更大的不确定性就意味这什么？意味着更大的深入分配差距，理由是什么？如果你不确定性越大，要让人做企业，就必须使得这个人的能力和胆识非常高，如果环境比较平稳的话，能力中不流的人都可以做企业，如果环境的不确定性很高的话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可以做企业，而绝顶聪明的人毕竟是少数人。另外不确定性大，要给他们利润补偿。在中国有体制的不确定性。这种体制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政府行为政策的随意性。在这个情况下，不仅是能力问题，而要有关系有背景的人才敢去冒险做企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那你就不能够做企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中国不同的地区之间制度环境、政策的不确定性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导致不同的地区走了不同的路径，这个图就是我对前边几个现象的一个解释。横坐标代表承载率，纵坐标代表不平等或者基尼系数，我们看不同地方走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一个高的不确定性地区，生意非常难，帽子也非常大，所以只有少数人敢做这个生意，所以为了获得同样的收入，必须付出更高的不公平的代价。而一个低的地区，比如浙江，为了获得同样的价值，只需要付出一个相对小的收入分配的代价。这小斜线是由这两个点，背景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路径而导致的，所以我们发现恰恰是那些高增加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分配更为平等一点。这个解释如果对的话，它对我们下一步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效率的同时，不损失我们GDP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我想根据我前面的分析，关键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减少政府导致政府政策和政府兴味索导致的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或者政府的权利推进到像浙江这样一个省的水平，浙江，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又可以同时大大减少我们收入的差距。与这个相关，我想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像上午或者下午大家都讲到法制，建立一个法制的市场经验，政府也按规则办事的话，那做生意也好，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你就好预测我干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这时候，一种极高的垄断型的利润或者只有少数人赚的那个钱就会大大地减少，在这方面我觉得司法的独立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性，我们要建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减少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这一点我想刚才几位嘉宾都讲到这一点了。

如果政府仍在配置着资源，而我们又在让市场决定着收入，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的价格以腐败的形式变成了个人的收入。这就使得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地公平。这也就是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效率，而且也损害公平，我们不要认为效率和公平的交替一定是一个清闲的一定是负昂相关的，如果我们体制不对，我们改变这个体制，既可以增加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只有能做，一部分人不能做，导致了垄断效应，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有重要的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很重要，一方面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现在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你受教育的程度相关，教育越高的人收入增加得越快。如果我们政府想帮助低收入的人最好的办法要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全民义务教育不但是政府的责任，高等教育政府仍然要加但投入力度，仅仅给钱是不行的，一定要将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不同的大学之间能够竞争，而且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大学可以自由自主地确定它的学费，这时候还可以有一部分从高收入阶层来收的钱补贴给通过奖学金等形式补贴给低收入阶层。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非常奇怪，越是差的大学收得越高，越是穷人上的学交的学费越高。看看我们现在所谓三类大学，一年收两万块钱，有多少城市人上那个大学，全是农村人上，一年要交两万或者一万以上的学费，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一年4、5千就可以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最后我要补充几点。

现在政府用财政手段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离开了发展，不可能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把创业的人都吓住了，没有人愿意创业了，贫困问题就会重新出现。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新的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些条款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能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对的，是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团体，可能最后的结果，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这些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包括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工人。这有需要 我们经济学家发挥我们优势，我们真正研究一个政策真正的效果是什么。

我想我们今天有10位经济学家在这儿登台演讲。我想最后强调一点，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绝对不是立场的分歧，不是说有一些经济学家是代表穷人，另一些经济学家是代表富人，经济学家的分歧是因为他们对政策的效果达到的目的的效果不同的分歧， 而且我相信，只有在这个层次上讨论问题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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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只知道大家分享了肯定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