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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市镇的起源，有学者将其区分为三种情形：其一，从最初的军镇发展成为商业市镇；其二，农村聚落直接因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促成的市镇；其三，围绕官吏世族之家而发展起来的市镇。①而研究方向大致可区分为二：一是说明城镇化在明清江南日趋普及的原因；一是从历史角度来观察市镇作为一种新兴的聚落阶层，在明以前出现的契机及其逐步成形的过程。②笔者认为，笼统的分类往往难以揭示江南市镇起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就研究方向而言，展现市镇成形的具体过程似乎更能厘清江南市镇起源的复杂“基因”。因此深入微观层面，进行扎实的个案分析显然是不可缺少的。
南浔镇在江南市镇中颇具代表性，它扼苏浙边区门户，处于苏杭嘉湖四地的中心点上，是湖州至嘉兴、苏州、上海水陆交通必经之路，在商业和货运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末清初时南浔已是“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船辐辏，虽吴兴之东鄙，实江浙之雄镇。”③到了清道光年间，南浔“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郁为巨镇”。④因此，学界对南浔镇个案研究的时段选择多集中于明清，而有关南浔镇的起源问题，至今尚无专文论述。为此，笔者不揣固陋，期据现存史料，通过考察南浔镇的起源，以展现江南市镇形成的明晰脉络。
一、孕育南浔的“母体”：太湖水网之域
（一）地理条件
孕育南浔的“母体”，即为太湖水网之域。这一区域从地质上来看，是第四纪时的沉积层，主要由长江、钱塘江、太湖和东海等带来大量泥沙，经江、湖、海的冲积共同作用而成。距今6000年前，长江南岸沙嘴开始露出水面，至5000年前，长江南岸沙嘴与钱塘江河嘴不断延伸，最后两者相接合拢，形成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自形成古太湖后，陆地不断向东扩展，至今尚未间断，区地洼地成湖，沟壑成河，形成一个典型的湖荡水网平原。这一地域河湖纵横已到“水网如织”的程度，单太湖沿岸就有河口262个，而江南运河一水自镇江至杭州所相通的河流就有20余条，因此河道自然就成为了这里的主要交通纽带。水网化也带来了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湿润气候和肥沃土地。太湖流域本来就处于北温带带南缘和中温带带北缘，再加上太湖及诸多河流的调节，雨水特别充沛，气候更是温暖宜生。这一自然条件一方面使地域最大化地开垦土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利于已垦耕地的土质优化和两熟耕种，而这些都为粮、棉、桑等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① 陈晓燕，包伟明：《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② 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3期。
③ 同治《南浔镇志》卷一《疆域》。
④ 道光《南浔镇志》卷首《凡例》。
江南市镇群正是在这样一块水网平原的生态环境中发育成长的，但其内部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太湖东南岸，由于娄江、东江、吴淞江的淤塞、堙废与太湖东南部湖泊的兴衰，导致东南岸环境不断发生变迁，淤泥堰塞成陆地。而太湖南岸，则是以河流为中心，主要是发源于天目山的东苕溪及其支流和后来开掘的江南运河，交通之便利具有天然的优势。据此，有学者将江南古镇的形成类型分为：湖泊型低地聚落和河川型低地聚落。①南浔镇的地域恰处于太湖南岸，属于典型的河川型低地聚落，范来庚曾言，南浔“其地无崇山列嶂，而天目诸山众流奔赴如百川之归海者，胥经于是，带萦环绕”② ，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此处的水路交通较为畅通，易于形成“巨镇”。
（二）历史基础
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由于关中累遭战祸，北方人口向长江以南大规模迁徙，江南户口由此激增，从而可知，在西晋时南浔一带早有人口集居。1953年，南浔筑湖嘉公路，曾在西郊祗园寺北侧数十公尺的地方，出土古砖四十余方，为古墓旧迹，砖边刻有“建兴三年七月廿八日作‘及’吕府官吕舍人”等十六字。舍人是官名，晋、南北朝公府及王国设“舍人”，主阁内事，故舍人为宫内人之意，为近侍之官。建兴为西晋愍帝的年号，建兴三年为公元315年，距出土之时1600余年。此砖的发掘可大致印证西晋时期南浔一带确有人口定居。
吴、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在江南立国，使该地区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行政地理的开拓持续高涨。到孙吴统治后期，在今常州以南太湖流域和浙江地区，已设置47个县，分属6个郡，较东汉中期27个县增加了74%；西晋初进一步增至58个县，分属7个郡；刘宋中期又增至65个县，分属9个郡。东吴孙皓于宝鼎元年（266年）改吴郡为吴兴郡，南浔属吴兴郡乌程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从乌程县析出东乡置东迁县，南浔地属吴兴郡东迁县。
六朝时期，太湖地区成为了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农业、水系都有了长足进步。史传东晋太守殷康开荻塘（刘宋·山谦之《吴兴记》载：“荻塘晋太守殷康所开，旁溉田千顷”），所谓“塘”是指其两侧修通陆路，筑有堤防，防止客水入侵，又可用于灌溉的运河，荻塘就是湖州至平望的吴兴运河及两岸大堤，也是农田水利灌溉命脉，因其地多芦荻而得名。据此，推测当时沿塘必有人口集居，以利农产品的集散和商品的交流，实为南浔市集之起源。
进入隋唐，随着大运河的开掘，全国经济的重心逐渐移至南方，太湖流域的经济进入了飞速的发展阶段。安史之乱引起了我国人口又一次南迁，太湖流域在人口及耕地总数上又有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同时，棉纺及丝绸业也开始发展。当时太湖南岸，由于水利设施的完善——“十里一横塘，七里一纵浦”，使得这里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荻塘在唐代就曾多次获得重修，南浔一带的水利灌溉和交通便利则由此得到保障，进而为南浔的进一步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行政建制上看，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改吴兴郡为苏州，并东迁县入乌程县，南浔属乌程县。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改苏州为吴州，后改吴郡，于大业十四年（618年）复改吴兴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吴兴郡为湖州，治乌程县，辖南浔之地。
综上所述，太湖流域水网地带，尤其是太湖南岸实为南浔发育成长之“母体”，这一地域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直接影响着南浔一地的开发以及南浔镇的起源，但专指南浔地域的地名，止于宋代以前尚未出现。
① 张环宙，汪波：《从水因子角度对江南水乡古镇的历史地理研究——以太湖流域六大古镇为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 道光《南浔镇志》，序。
二、 南浔镇形成的“胚胎”：浔溪村与南林村
从人类聚落形态的发展历程来看，自农村聚落成长为城市聚落是通常的发展进路，市镇则可以视为居于农村聚落与城市聚落之间的聚落类型。而南浔镇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村落发展到市镇的渐进过程。
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指出，“城市（引者按：也包括市镇）的胚胎构造存在于村落之中……城市的各种发明和有机成分都从村落开始，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复杂结构。”①而在我国，“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本义为分布于野外的一种聚落，至南北朝时期，“村”逐渐取代其他聚落名称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称谓，此时“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聚落名称了，而开始与一定的社会变革有了联系，到了唐代，“村”成为所有的野外聚落的统称，并且成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④专称南浔地域之名最早也是以村命之。②
（一）浔溪村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浔东五十七里的地区归隶于平江军（平江即今江苏之吴县，平江军即过去的苏州府），南浔之地遂为湖州东陲的重要门户，居民日益增多，渐成村落规模，直到宋高宗时此地一直称浔溪村，属乌程县震泽乡。清范来庚《南浔镇志》就说：“浔镇之称，宋以前无闻，自宋太宗以浔东之地割隶平江，而镇地始为州境东出之门户，乃成重地……在南宋高宗时止称浔溪。”③
有关浔溪，宋刘宰曾提及：“别不计年，悠悠我思，无日不在震泽浔溪之上也。”④宋陈渊也有诗云：“暑雨初收水拍浔，溪光南北影千岑。”⑤丁昌朝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所撰，镌刻于祗园寺碑（此碑现已不存）之上的《浔溪祗园寺田庄记》也曾载：“去城之东有塘曰荻，不及三舍有溪曰浔，在浔之北有寺曰祗园。”⑥所谓“东有塘曰荻”，指的就是指荻塘；“不及三舍有溪曰浔”，指的是距乌程县城不到三舍（一舍为30里）的地方有一河流名浔溪；“有寺曰祗园”，指的是南浔最古老的寺庙祗园寺，被称为“一镇名刹”，为唐贞观元年（627年）建，其位置在浔溪的北端（西北侧）。
浔溪的源流，据《乌程县志》与纪南枝《浔溪水道考》等记载，其上流源出于霅溪（即东苕溪，发源于天目山之阳）。其中一支经德清过新市、双林、洪城，由南郊穿珠湾入简五塘港进市区，即为浔溪。另一支经德清，入湖州定安门（即南门）为月河，过江渚与苕溪（即西苕溪，源出于天目山之阴）相会合，出迎春门（即东门）合为运河，东流七十二里至南浔，与浔溪南来之水合流，构成浔溪一部分，所以市区的运河原亦属古浔溪。明李贤等撰《一统志》载：“浔溪自运河东流与震泽莺脰相接，今德清诸水自南来，运河自西来，北入太湖，东入莺脰河（在平望），然则运河及南北市河，皆古之浔溪。”⑦浔溪的如此走势，最终构成了十字港，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在十字港中央以石架木成一土桥，名浔溪桥，后重建为石桥，名通津桥（俗名大桥）。浔溪桥的架设进一步带来了浔溪村交通之便利，浔溪桥也逐渐成为这一带的商贸活动中心。
浔溪最初并非地名而是河名，但我们知道整个太湖流域人类文明及其聚落的发展，无不与河流水域的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亦所谓“水之所聚即为地气之所钟”⑧，南浔自当不例外，它依托的正是浔溪。浔溪因有利于农田水利和交通运输，对地方的繁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早有人口在此落户从事农业生产。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商品交流的频繁，沿溪定居者日众，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因地处浔溪之滨，故名浔溪村。据嘉庆《浔溪朱氏家谱》载：“朱仁福从征方腊有功，卒军中，宣和（1119－1125）二年年三月，赐葬乌程浔溪村石街巷……”。⑨宋人洪迈（1123－1202年）在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中也提及“浔溪村”，《徐三为冥卒》一篇中就有如下叙述，“湖州乌程县浔溪村民徐三者，绍兴十五年七月中暴死，四日而苏，言追至冥府……”。⑩
①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Penguin, 1961, p20.
② 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③ 道光《南浔镇志》卷一《方舆志·沿革》。
④ 刘宰：《漫塘集》卷六《回何抚干（处恬）》。
⑤ 陈渊：《默堂集》卷六《陪知县夜饮泛碧斋再用前韵》。
⑥ 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⑦ 民国《南浔志》卷四《河渠》。
⑧ 道光《南浔镇志》，序。
⑨ 朱从亮：《南浔镇志校勘笺注》（油印本），湖州图书馆藏。
⑩ 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二十，《徐三为冥卒》。
（二）南林村
南林本为寺庙名，父老相传，吴越王钱弘俶于五代后周显德年间（954－960年）建南林寺，后毁于火，改称报国寺。①董说《楝花矶随笔》曾言：“南林者，寺古名……”。②据此，可推知南林大致是在北宋时期渐成村落的，其发育甚至还早于浔溪村。“因为在江南，恐怕在全国也是如此：有块风水宝地，建了寺庙，有了香火，香火相继，村以寺名，便成了南林村。”③另一个与南林村形成直接相关的地方就是嘉应祠，俗称“土地堂”，位于浔溪南面。据范来庚《南浔镇志》载：“建炎二年，金人陷扬州，高宗南渡，金人追之，帝至浔，惧追者，匿嘉应神祠中，月下俄见泥马忽动，跨之而行，遂入杭州，帝旧封康王，今褒能寺俗呼康王寺。”④而据清乾嘉间南浔文人范颖通所撰《研北居琐录》载：“高宗南渡，建炎三年二月，帝至镇江，宿于府治，翌日召从臣问去留，是夕发镇江，越四日次平江，又二日次崇德，遂如杭州”⑤，并无途径南浔的记载，所谓泥马渡康王之说，显然是臆造。但“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却另具价值。传说涉及到的嘉应祠即“土地堂”确实存在，并与南林寺相邻，曾有庙会，每年初夏至农历九月初五，“七社人烟”云集于土地堂，“贸易者先期而至，手技杂戏毕集，报赛演剧无虚日”⑥，从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寺庙型聚落，即南林村。虽然土地堂的建立时间无考，但传说表明，南宋初年土地堂已经存在，换句话说，至迟在南宋初年南林已成村落。
但据现存文字记载，南林作为地名显然晚于浔溪。宋理宗瑞平元年（1234年）八月李心传所撰《南林报国寺记》载：“时有介僧宗伟来见者曰：我永嘉人，开禧间寻师学道至湖乌程之南林，爱其风土，结草庵居焉。”由此可知，“南林”用作地名最早可能就起于13世纪初，宋开禧年间（1205至1207年）。《南林报国寺记》又载：“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贾之所萃，而官未尝稽征焉。”⑦立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的《接待忏院公据碑》上也有“泽乡南林……境系平江、嘉兴诸州，商旅所聚，水陆要冲之地”。⑧从而可知，当时南林这个地区，蚕桑发达，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虽然已成为农产品集散市场，经常有客商往来，但尚未正式设官立镇。⑨据《宋史·职官志》载：“凡民间聚落止为村名，惟设官以镇防者，始得称镇”。另据嘉泰《吴兴志》记载：“统计云，管镇二十四，八所已废，名不复存，具存而可纪者，施渚、大钱、东林、乌墩、东迁、市山、巡莫、安吉、长兴、德清、武康、新市、四安、梅溪、水口、含溪，凡十有六。……今为镇六：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新市、和平。……”⑩可见，南宋嘉泰年间，吴兴诸镇中并无南浔镇。
① 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湖州图书馆藏，第57页。
② 董说：《楝花矶随笔》，豫恕堂丛书，上海图书馆藏。
③ 小田：《民间传说的社会史内涵——以一个江南市镇的成长历程为依托》，《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④ 道光《南浔镇志》卷一《方舆志·古迹》。
⑤ 转引自范锴：《浔溪纪事诗》，南林丛刊正集二。曹仁虎《浔溪竹枝词》亦云：“月中泥马事荒唐，万乘曾传避乱忙。赢得业祠灯火盛，春秋社鼓赛明王。”美国学者科大卫（Faure, David）认为：在“泥马渡康王”的传说中，皇帝出现在南林村的想象可能反映了帝制官僚传统对地方社区的渗透。（David Faure:What Weber Did Not Know: Tow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g and Qing China, in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ed.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Palgrave, 2002, p73）
⑥ 道光《南浔镇志》卷一《方舆志·风俗》
⑦ 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⑧ 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⑨ 林黎元认为南林村是由于浔溪村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后改称而来。至于为何改称南林，大致林者为丛集之意，亦作众解，后人改浔溪为南林，是因为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参见林黎元：《南浔史略》（未刊手稿），1966年写成，1977年重改，第8－9页。
⑩ 嘉泰《吴兴志》卷十《管镇》。
三、南浔镇的“诞生”：设官建镇
南浔镇的“胚胎”即为浔溪村与南林村，到南宋时已经“发育”成熟，可能形成了某种“似城聚落”。浔溪村在荻塘以北，自祗园寺至浔溪桥一段，因处于平江与临安间水陆交通的要冲，漕粮运输相当频繁，又因为浔溪桥的架设，浔溪村商业日趋繁荣，进而成为了农产品集散的重要口岸。南林村在土地堂左右，东南至南林寺，经土地堂而西，至市河东岸一段，正由于土地堂、报国寺等寺庙的存在，吸引大量百姓来此进香朝拜，从而形成了繁华的庙会，南林村的商业才兴盛起来，成为了行商坐贾荟萃之地。
随着商业的繁荣，货运的畅流，地方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位于浙西山区的安吉直到南宋嘉泰年间依然是湖丝的重心产地，据嘉泰《吴兴志》载“今发上供五万两，系安吉以税捐折”①，而从交通区位来看，南浔地区则是浙西山区物产出境的一个重要口径，由此这一带蚕桑业的迅速发展就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嘉泰《吴兴志》中所谓“湖丝遍天下”，②当与南浔的作用不可分离，而到了南宋瑞平年间，南林村就已经发展到了“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的程度。南浔的酒醋酿造业也较为发达，设有酒醋作坊，南浔历史上有名的浔溪坊就在那个时候开办的。汪曰桢《南浔镇志》在浔溪坊注中说：“宋时乌镇税务分设酒醋坊凡十六所，一在浔溪。”《吴兴志》载：“浔溪坊系民户买扑，每半月纳坊，名课钱。”③据汪曰祯《南浔镇志》卷四《桥梁》记载，南栅市河东岸竹园港口建有醋坊桥，就是因宋时官醋坊故址得名。此外，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宋廷在浔溪还设有邮递铺，“宋时，东门塘路，邮递四铺，一在浔溪。”④
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南浔地区的市场更趋繁荣，人口也相应增多，已经完全达到了市镇规模，非一般自然村落可比。但就如英国城市学专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所说：“无论经济……引发了社会组织中的怎样的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一定要得到某种当政机器的支持才能获得制度化的持久性。”⑤南浔镇的“诞生”及其早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例证了这一论断。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后，中原大片富裕土地为金人所据或遭兵燹破坏，国库空虚，来源奇缺，且战争剧烈进行，既要解决军需，又要维持庞大的政府机构，养活许多冗员，支出浩大，不得不加重对江南百姓的征敛。因此像南浔地区原非军事战略要地，也设官建镇课税，最终导致了两村合并形成“南浔镇”，其名就是取南林之“南”字，浔溪之“浔”字而来。⑥设官建镇一方面当然是政府为了扩大税源缓解财政窘境，但另一方面也是官方对南浔经济发达和由此带来的城镇化的确认，有利于推动南浔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浔镇“市井繁阜”，已经分为了七巷，《嘉应庙敕牒碑》中即有“七巷社首”⑦字样。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则从湖州东乡各市镇商税额剧增的现象中得出此时南浔镇民众富裕、流通发展，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一般县城的规模而发展成为城市”⑧的推断。
据现存文字记载，首次出现南浔镇名是在宋咸淳六年（1270年）十二月所立的《嘉应庙敕牒碑》中，碑上记有：“承节郎监安吉州南浔镇事陈荣状……”等字样。该碑又记：“宝祐甲寅，狄浦盐寇啸聚村落，多被其害，且垂涎南浔，以为市井繁阜，商贾辐辏之所，意在剽掠。……今创镇二十载前后，镇官岁时祈祷屡验。”⑨从咸淳六年上推20年，则建镇约于淳祐十年（1250年）左右。清人范锴认为：“今创镇凡二十载。按是年为度宗咸淳六年，逆推而上数之，景定五、开庆一、宝祐六、淳祐十二，则南浔之为镇应在淳祐之末。故李心传报国寺记止称南林，且云行商之萃，而官为尝稽征焉。盖未为镇，则不设官。虽云端平与淳熙，相距不过十年，然地理之沿革，制度之增减，于斯可见矣。”⑩
① 嘉泰《吴兴志》卷二十《物产》。
② 转引自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一》，原话为“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无一缕，可慨！”。
③ 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公署》；嘉泰《吴兴志》卷八《公廨》。
④ 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公署》。
⑤ 转引自（美）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⑥ 合并后，南林和浔溪成为南浔镇的别名。浔溪作为别称更常见，如明末潘尔夔《浔溪文献•序》中载：“浔溪苕东古镇也。”《志馆采访启》中载：“岂可使浔溪大镇纪载蔑焉。”（参见周庆云《南浔志》卷四十七《集文二》）康熙六十年，谈九乾《广惠宫碑记》还有“浔溪一镇”之说（参见周庆云《南浔志》卷三十八，《碑刻三》）。
⑦ 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⑧（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
⑨ 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⑩ 范锴：《华笑庼杂笔》卷三，转引自陈学文《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浙江社会科学院1989年印制，第73页。
据上所述，南浔设官建镇，大致可以确定在南宋淳祐末年（1252年）。碑文所说之安吉州，即湖州（宝庆二年改湖州为安吉州）；承节郎，是武阶官，宋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定武臣官阶五十三阶，第五十一阶为承节郎；由承节郎来充任南浔镇监镇官，监镇官在北宋时期主要负责维持日常社会秩序，“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会计”，而“其余婚田词诉并不得受理，辄增置牢狱者，重置典宪”①，到了南宋时期，监镇官权限扩大，宋廷在《吏部条法》中明确规定，“监镇带烟火公事去处，得以受理民讼。”②
四、余论
在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之后，南浔终于从散落的人口聚居点成长为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村落，又从村落成长为了繁华的市镇。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一过程呢？
有学者认为南浔镇的形成是村落直接因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促成的③。的确，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相当规模的市场的出现是推动南浔镇形成的根本因素，诚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只有居住在当地的居民在经济上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部分，能在当地市场上得到满足……我们才想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引者按：也包括市镇）。任何在这里所说意义上的城市都是一个‘市场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市场作为定居点的经济中心……”。④ 但是，仅仅从经济发展与市场出现的角度来理解南浔镇的形成显然是不全面的，从上文所述南浔镇形成的具体过程来看，经济发展、市场的出现和扩大是与其它形成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
首先是地理与交通的因素。南浔镇的形成依托的正是优越的“母体”，即太湖南岸以东苕溪支流浔溪为主干的水网体系。一方面，浔溪为其沿岸农田的灌溉提供必要的水源，保证了南浔一带的“耕桑之富”和人口的繁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浔溪带来了南浔水路交通运输的便利和畅通，在荻塘开掘以后，这一点更趋明显。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曾指出：“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⑤可见，优越的“母体”，在南浔镇形成之前就已经为它日后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关键的“基因”，而当地曾以“浔溪”用作地名和桥名，也足以明证浔溪地位之显要。
其次是宗教因素。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宗教圣地或者说庙宇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吸引着各方人口前来朝觐，进而使人口开始聚集，而“市场的那些功能——取得货物，贮存货物，分配货物——原来是庙宇来承担的。”⑥浔地早在唐代就建有了庙宇——衹园寺，吸引着各方香客，到南宋时，土地堂的出现更是为当地社群生活提供了一个中心市场，每年初夏其庙会开始后，远近人口汇聚于此长达四个月之久，从而带来了当地的兴旺与繁荣，推动了南浔镇的形成。
还有政治因素，南浔镇的形成与中原的两次变乱有关，西晋时期“五胡乱华”，大量人口南迁，其中一部分就开始定居于浔地，垦荒拓殖，以后渐成村落；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宋室偏安一隅，为了维持统治，需要开征赋税，由于南浔一带经济发达，居民富庶，于是政府在浔地设官立镇课税，南浔镇的正式建制才由此而来。
综上所述，以历史长时段观之，南浔镇的形成是一个自然与社会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而其关键期当为10世纪末至13世纪中期，因为南浔镇的“胚胎”——浔溪村与南林村渐成规模以及两个村落向市镇的最终转变皆发生于此时段中。
①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八十八册《职官》四十八之九十二；《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二册《方域》十二之二十，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永乐大典》卷14620。
③ 陈晓燕，包伟明：《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④（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8页。
⑤（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7页。
⑥（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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