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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非首发] 生活儒学，是受海德格尔启发形成的吧。不过，我的老板提出，强调生活儒学要特别儒学与民众现实生活的关联，儒学要走出书斋，回复其为己之学的本色，受老板的启发，做此文，可惜此文始终未能被刊物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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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大家讨论生活儒学很多。但我总感觉如果我们的讨论总是局限在知识分子或是社会精英的层面上，总是局限在思辨与概念辨析的层面上，生活儒学就只能是虚谈。为什么？因为生活儒学的核心是“百姓日用”，简易直接。你给他讲了很深的大道理，可能让他把很明白的东西弄糊涂了。另外，知识型的儒学离生活儒学到底有多远？贴小文一篇，是数年前的旧作。
是哲学，还是哲学史的合法性？
当前，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不应该只集中在中国哲学之作为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上，而更应该关注中国哲学之作为“哲学”的合法性。于前者，我们要关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规范性、科学性问题，它相对于其它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尤其是相对于各种西方学科的独立性）；于后者，我们则应当注意如何保持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精神与功能，保持其作为“哲学”的独立性、纯粹性等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却总是局限于前者，甚至出现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越繁荣，其作为“哲学”的一面就越萧瑟的局面。事实上，显然后者更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离开了它的奠基作用，前者的合法性也会大打折扣。中国哲学之作为“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似乎来自于列文森的断言：在现代社会，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将不可避免随传统一起的走进历史博物馆①——作为“哲学”形态的中国哲学将丧失其作为有生命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尽管今人多对列文森的观点不以为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中国哲学正加速退居学院化、学科化、知识化的一极，正在脱离现实世界而成为“游魂”。由此，它为现实社会提供信念或信仰指导，方法论支持甚至是教化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弱化。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影响到了它作为“哲学”生命力的保持。应该说，导致目前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它来说，来自外部的挑战都还不算是致命。中国哲学的某些核心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也具有在现代社会继续生长的基础。这一点在学界似乎已成共识。令人失望的是，导致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却是来自我们自己，来自于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偏差以及由此导致中国哲学发展的非“哲学”化趋势。当前，中国哲学发展学科化 、知识化 、学院化趋势一枝独秀的事实表明，中国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学科化了，它在与科学的交融中被磨平了棱角，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反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其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对自身的核心精神的保持，在于其能否始终保持“哲学”的身份，发挥自身的功能。就传统而言，中国哲学纯粹性的保持是通过强调道术之辨实现的。哲学是道，是成就圣人之道的学问，此外其它所有可以划归科学范畴的都只是术。正是通过不断渲染体用本末之辨、道术之变，传统中国哲学始终做到了特色鲜明：人学道的目的是修身，传统中国哲学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为人“明德”之可能提出理论上的说明。古人认为这是“当务”，是“大本”，是传统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魂魄所在，其他所有的一切只能为此而展开。这就非常明显的突出了传统哲学浓浓的人文关怀特色。另外，传统哲学往往强调为学懂得“知所止”，注意道不能为术所转、所蔽、所夺，而学者则不能“玩物丧志”。为了牢守自身的纯粹性，传统中国哲学甚至是过分的宣扬了“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原则，极力要划清思想与学术的界限。这样，传统中国哲学就很好的保证了自身的纯粹性，也使其与此直接相关的教化功能得到了有效的凸现。但自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哲学优越地位的丧失，中国哲学在加速走向学科化 、知识化 、学院化的同时，也在不断迷失其以“明德”为本的核心精神，失去其作为“哲学”的独立性与纯粹性。当前，如何维系中国哲学之作为“哲学”的独立性与纯粹性，已经成了在讨论其合法性问题时需要认真面对的任务。哲学就是要为人提供世界观乃至信念上的支持，而中国哲学之为“哲学”，就是要为从人到社会的“修齐治平”提供理论支持，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人们也多次提到传统中国哲学具有即哲学即（准）宗教的特色，可以在终极层面给人以精神上的安顿。这正是其作为活的“哲学”的体现。中国哲学在整体上不同于康德、黑格尔式的书斋哲学，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与它的现实批判精神。我们说，传统中国哲学这一特性的确立是以它始终高扬自身以“明德”为核心的独特精神为前提的。哲学不同于科学，这是常识之谈，却是科玄论战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今天，再为科学与哲学争一己之短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还应该强调二者的区分，凸显中国哲学之作为“哲学”的特殊性。中国哲学关注的是“成人”的问题，指向的是人的应然世界，其基本原则是即现实而超现实。于中国哲学，应然即是实然，至善即是至真，当然也就是必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假为真，但它却由此具有对于理想世界的指引作用：“它所内蕴的一种道德理性——对人性必然向着固然、当然方向作自我选择和生长的信念”②，这是中国哲学教化功能的源头，也是中国哲学之作为“哲学”的永恒价值所在。传统中国哲学强调对经典的诠释可以“寄言出意”，甚至离开原著去说自己的思想。我们说，这一思路确实不合科学、不合学术，但它这恰好就是哲学。不妨略举一例：性善论本是儒学最重要的立论基础，也是儒学教化功能的重要源头。在孟子，对性善论的论证完全是哲学化的：四端于我们生而如此，概莫能外。更上一层，人性善的深层来源和保证出自天赋：人性善是道德之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这是一种纯哲学的、具有独断性质的论证方式，却是传统中国哲学里一种很典型，很普遍的论证方式。但是，自近代以来，性善论的合法性受到了来自科学的质疑：这一命题显然不合科学原则。不但“天”的合道德性或是合目的性无从证明，就是“四端”对于人是否生而即有都大可怀疑。我们说，说性善论不合科学原则非常正确，因为它本身正是哲学命题。我们可以说它不“科学”，却可以说它很“哲学”，具有属于哲学自身的合法性逻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以科学原则去评判康德目的论，就是因为人们早已把康德思想定位在了哲学上。这在性善论亦然。今天，承认性善论是建立在一种理论预设之上的独断论无损其作为哲学命题的合法性。相反，代古人立言，为性善论寻找一个合乎发生学原理的科学证明的努力颇有徒劳之嫌，更是毫无必要的。我们当然不是说哲学命题就可以完全超越科学判断，而是说我们应该尊重中国哲学建立在自身逻辑规则之上的合法性，尊重中国哲学的独立性、特殊性。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都只会导致各自的异化与迷失。以上我们只是笼统强调了哲学的独立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又必须正视科学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挑战。哲学与科学自古以来就纠葛不断。虽然在历史上中国哲学始终具有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地位，但“真理性与真实性的对立，思想与学术的对立，‘义理’与‘考据’的对立”③，乃至价值与事实的对立，今古文之争，汉宋学之争自古已然。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归结为科学对传统中国哲学合法性发出的挑战。科学始终在默默地针对中国哲学的立论基础做着釜底抽薪的工作，尤其是如葛兆光先生所指出的，西洋天学对中国古代宇宙秩序的挑战几乎给传统中国哲学带来根本性的颠覆(同③)。整个一部近代史几乎也就是传统哲学面对科学步步退让的历史。尽管我们在上文中多次强调，哲学命题有建立在自身逻辑之上的合理性，具有非科学所能完全左右的合法性，但是科学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冲击却不容忽视：科学的核心精神之一是祛魅（disenchantment），西洋天学以自身的说服力彻底恢复了作为中国哲学立论基础的道德之天、理想之天只是应然预设的本来面目，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天人一体为基本理论架构形式的传统哲学的说服力，使其昔日的所“诚”者、所“敬”者统统失去了神圣性与崇高感，也使其最为核心的心性论思想成了空中楼阁。这又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所具有的终极关怀意义，它对超越性、理想性世界的指示作用，它对人精神世界的指引与安顿作用以及它作为传道方的权威性都在不断丧失，它对大众的教化能力和影响力也因此大大衰退。时至今日，具体到中国哲学还能不能如张东荪先生的乐观预言，有一个不会被科学发展彻底冲垮的内核，从而在对科学的退让中表现为一个不断剥去外层而更加凸显核心，不断得到纯粹化、优化的过程？她又有没有一个不会被科学完全颠覆的立论基础底线？现实是严峻的，简单的回答是与否都显得苍白无力。问题的实质是，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与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本来就是两个问题，我们只有在保证中国哲学还是“哲学”的前提下，才能够奢谈它作为“哲学”的独立性与合法性，但这个前提本身目前却正面临挑战。随着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中国哲学在不可逆转的走向学院化、学科化、知识化。说这“体现现代理性精神”也好，是出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好，但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哲学在这一转变中的非“哲学”化倾向。我们说，专业化固然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但当前中国哲学的专业化发展之路并没有使自身以“尊德性”为核心的特性得到彰显，使自己作为“哲学”的专长得到强化，却变得无“根”、也失“魂”了。传统意义上的大道正逐渐萎缩为一门以学院为中心，以传授知识为单一任务的普通学科，与“成人”之道无关了。中国哲学史也变成了单纯对历史人物和史实的“客观”陈述和是非判断，在走向静态化，走向书本化。正如列文森所说，昔日的“语言”正在蜕变为“词汇”，它对于现代的“语言”来说已经无关大局。与此相应，古人活的思想正在变成文本，僵化为教条，蜕化为可以被任意截取的文字材料。今天，我们在论证古人的思想时，除了引用他的文字外已经别无它法。在很多人看来，材料是第一性的，考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大量的引文被看成是立足于实证的科学精神的表现。我们说，这一说法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它又确实有问题：绝对的“言尽意”和绝对的“言不尽意”一样的片面。在古人，其思想的真实性是由其践行或现实生活中来验证的，文字论证相对于此只是第二性的，甚至其论证的逻辑性都常常被忽视。离开了中国哲学之作为“哲学”者的有效支撑，由单纯由文字所搭建的学科化、知识化的学术体系就不可能牢固。今天，作为“哲学”形态存在的中国哲学与作为学科形态存在的中国哲学似乎已经表现为一种对立：知识排斥思想，学科的繁荣以“哲学”的隐遁为代价。知识化、科学化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学科正在离“哲学”越来越远。中国哲学学院化、学科化、知识化发展的另一弊端则是它的繁琐化，抽象化，学理化。这也导致了其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节。我们说，针对传统哲学思想跳跃性大，缺乏条理性，甚至常常有以独断代替论证的特色，我们的确有必要对其进行阐释，这一阐释的逻辑化，体系化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接续传统，我们也应该注意在对古人的阐释中彰显其对于现实社会的意义，使其以活的生命体的形式再次进入我们的当下生活。但是，这种阐释的前提是它应该有助于拉近我们与传统的距离，使我们更容易读懂传统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而不能代古人文过，尤其是不能代古人立言。反观今天的中国哲学，走的却是条化简为繁的道路。强调中西思想的贯通，中国哲学的康德化，海德格尔化，文本语言的日渐晦涩……这一切都使今天的中国哲学著作比过去的经典更加难懂，而两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博导彼此之间读不懂已经不算是新闻。为什么过去我们很容易读懂的东西今天反而读不懂了？我们说了很多，却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核心所在，也不知道别人是否能读懂。也许，最大的幽默还是，我们阐释前人的东西却是他们本人绝对读不懂的。当前的中国哲学已经完全被自己所形成的晦涩语言所淹没所隔绝，在自说自话。我们只顾仰望星空，却不注意已经双脚离地。今天的中国哲学作为学科而言的确更深刻也更睿智了，但却不再是不识字的惠能、担柴的樵夫、农夫、陶工都可以参与的世界，不再是匹夫匹妇所与知与能者，而是只存在于少数人头脑中的游戏与奢侈品。我们应该反思，中国哲学是否正在经历着异化，变得敌视人、拒斥社会了？当前的中国哲学究竟是要讲给谁呢？也许，当代中国哲学合法性面临的更大挑战却是来自于中国哲学研究者与已成了其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的“疏离”现象。我们说，知行合一是传统中国哲学最大的特色，也是其作为活的“哲学”的直接体现，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却在经历着由知行合一到知与行的分化进而“行”的一极完全缺失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哲学界说得却行不得的尴尬局面。当前，对多数研究者而言，中国哲学只是一门职业、是口耳之学、是记诵的知识，不再有对“我”而言安顿人生、指导现实生活的价值。今天，我们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了。我们还会有见到中国哲学的作品而返身自责，“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六》）的激情吗？我们还有那种具有类似宗教献身精神的“以身体道”者吗？这些都有力的表明，当代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指导功能，它的教化功能已经基本丧失，它的理念于现实人格生命中已经无法落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哲学之为“哲学”者的背叛，预示着中国哲学正在走向死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与人分离，尤其是与中国哲学人的分离也将阻断它作为哲学的活力之源。就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具体的个人及其体认，绝对抽象而独立的学问将毫无意义。哲学是思想而非科学，在此也得到了非常具体的体现。古人最讲返身自得，讲为己之学，也讲虚实之辨。对于他们而言，为己之学是说给自己的，于别人就不适合，更不存在对所有人都真的东西。真理并不表现为在逻辑上的无懈可击，而在于它可以引领我走向生命的真实，引领我“按照自我展示（self-disclosure）的方式积极地参与世界的实现”④。他们相信，作为真实而外在的道不是不在，但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由虚知到实体的渐次开启过程，需要我们去确认其为真实。于古人，不经过自己下学工夫的体认与证成，任何的知识都是不真实的空谈，其极端的说法就是“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或是“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明儒学案·序》）。这里，工夫的虚与实，是人所见之“体”虚与实的前提，而人对天理认识的真实性程度则需要由所下工夫的真实程度来保证。这一过程并不是以牺牲人的个体性为代价的。于他们，工夫的个体性保证了人天沟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显然，古人所谓哲学认识也都是个体性的，是由我体认到的、彻底内在化、与别人不同的东西。他们坚信，同一段文字在不同人的不同体认下，会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对于独立而外在的道，他们可以见仁见智，形成殊途同归的见解。这也是一种事实上的理一分殊，百花齐放。在传统中国哲学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六经皆我注脚，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和寄言出意的注经方式始终绵延不绝，甚至可以说几成主流，正与此有关。我们说，以上这一特点，也是传统中国哲学在长期只是对少数经典的诠释过程中，却可以形成多元性，始终具有原创性的活力之源。我们说，今天随着传统意义上工夫论的消失，传统中国哲学的原创性与多元性也在随之消失。我们于传统中国哲学那种强烈的现实生命感已经产生了隔膜。今天，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在用冷漠的理性思维去代替古人灌注了生命意识、真实感情的直觉思维，在用完全概念化了的复杂性思维去代替古人简易直接、讲求当下受用的通俗思想，在用主客两分的思维去代替古人主客不分的思维，在用完全西方化了的“纯思”去替代古人的“实行”，其结果则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失去活泼泼的精神，变成只能是在外来文化刺激下的被动回应。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正在走向单纯的知识化、客体化。与此相应，我们正在迷失主体性，失去真诚的参与感和担当精神，失去自做主宰的勇气。中国哲学发展与现实脱节也导致了作为传统哲学核心的批判精神的丧失。我们说，以“格君心之非”（《孟子· 离娄上》）为主的批判精神始终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之一。传统哲学所津津乐道的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乃至诉诸于“良知”和“不忍人之心”的正心诚意学说都是其批判现实的锐利武器。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浓厚的现实关怀情节是传统哲学批判精神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现实永远不会完满，也需要批判，而相对于现实来说，理想主义永远不会落伍。社会现实与道德理想之间恒久的差距成就了传统哲学无限的生机，也会成就中国哲学永恒的价值和牢固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固然可以说传统哲学的过分理想化导致过“以理杀人”的惨剧，在社会发展世俗化的大趋势下更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我们必须明白，失去理想指引下的世俗也就意味着庸俗，失去理想主义指引的批判只能是媚俗，而失去批判力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也许为郑家栋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哲学发展思想与历史分离的趋势将不可避免，但中国哲学离开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怀，离开了“经世致用”，它的批判精神只会无的可寻。退居学院化、学科化、知识化一极，已经与社会现实脱节的中国哲学也很难维系其现实批判的基本功能。李景林师认为：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目前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偏差导致的。我们的偏差导致了中国哲学发展的“非哲学化”，导致了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的丧失，而这对今天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所应做就是要对这些偏差进行反思，使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要知道怎样尽其所长，努力在思想日渐多元化的今天保持自身作为“哲学”的纯粹性、独立性，集中发挥自己的独特功能，以活的“哲学”的身份积极参与未来社会多元化的思想建设。-------------------------------------------------------------------------------
注释① 列文森.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 崔大华 . 儒学引论.P85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③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P381,上海:复旦出版社,2001.
④ 同上书，P336——359.
⑤ 郝大维 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p17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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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 07: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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