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 民主与科学决策

感谢芨芨草

魏加宁

2007-3-27

——根据其在中改院＂民生与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
　　（一）民生需求需要民主机制来表达
　　民生的需求目录是要靠民主机制来表达的。
　　改革之初，民生需求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衣食的问题；现在民生的需求层次提高了，需要解决的是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等高层次的问题。
　　因此，如果没有民主机制，政府官员就不知道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这里就不多谈了。
　　（二）民主也是有代价的
　　民主是必要的，但也是有代价的，有成本的。
　　1.经济成本
　　民主讨论，要开会，就要用会场，就要消费纸张，就要有人工费用，这是小的成本，不可避免。
　　2.时间成本
　　民主讨论需要花费时间，比如说，《物权法》，起草于20世纪90年代初，2002年1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到此次2007年3月8日提请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前后已审议5年，但这是必须的，也是民主机制所不可避免的。
　　3.出错的成本
　　民主有时也会出错，也要付出代价，也会有“民主失灵”的时候。
　　（1）举例1：今年铁路春运期间不涨价问题。据说是全国政协推动的。
　　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在为农民工着想，为春运回乡的旅客着想，但是实际上事得其反，正如经济学家茅以拭和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其结果：一是由于大家都集中乘车回乡，所以乘客买票更难了；二是倒票的“黄牛党”更加活跃，结果从正规渠道买不到票的人，只好从票贩子手里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三是有“批条子”权力的官员权力更大，寻租的机会也更大。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正的最大受益者不一定是学生和民工，而是票贩子和某些政府官员。因为学生和民工要饱受更难以买到票的痛苦和更加拥挤的乘车环境。
　　这方面的道理，经济学家茅以轼先生和吴敬琏先生已讲过很多，就不多讲了。
　　但是现在，批判经济学家成为“时尚”。随着经济学家地位的下降，一些人连经济规律也不大讲了，连价值规律、价格杠杆也都不愿意讲了。
　　（2）举例2：
　　如果说，第一个例子还需要深入思考，还需要用经济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分析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子就简单得多了，只需要用一些基本常识就能够判断了。
　　这就是两年前，北京市人大通过决定，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炮竹，由禁止改为限制。
　　（1）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整天在讲要保护环境，可是，春节期间燃放鞭炮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以及废弃物的污染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多，本应是北京一年中空气质量最好、噪音最少的一段时间（因为路上的汽车少了许多），结果变成了一年中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废弃物污染最严重的一段时间。
　　（2）从关心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燃放鞭炮导致老、幼、病、残煌煌不可终日，每天胆战心惊地度日如年，出门东躲西藏。这个时候，有谁想到那些年老体衰的老年人？有谁想到那些躺在医院里的病人？有谁想到那些幼小的孩子？
　　（3）从强调公共安全的角度来看，每年燃放鞭炮都要伤许多人，甚至还会死人，而有些则是无辜的路人。如果说煤矿工人发生安全事故，死人伤人还是生产性的，有些可能有难以避免的因素的话，可燃放鞭炮死人伤人又是为了哪般？这还没有计算燃放鞭炮所因起的火灾等人为事故。
　　（4）从提高公共道德水平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到山里爬山都提倡要把垃圾随身携带回来，可是春节期间，有哪一个人燃放鞭炮之后带走了燃放后的垃圾？
　　（5）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每年燃放鞭炮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资源？这种消费完全是一种奢侈性、浪费性消费，如果我们把买鞭炮的钱，用于捐献，能够帮助多少穷孩子上学？又能够救助多少穷孩子致病？
　　（6）从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角度看，如果说十几年前，在人们的娱乐方式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尚可做到“禁放”，虽然禁得不够彻底，可如今，在互联网、游戏机等电子娱乐方式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竟然连“限制”都限制不住，你能说政府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吗？而且一些人公然在挑战政府规定的限放时间和限放地点（如学校），可我们竟然连执法人员的影子都看不见，这不是在鼓励人们挑战政府的权威吗？！以后政府说话还有人听吗？！
　　总之，我们实在找不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燃放鞭炮的任何好处，它是典型的把少数人的欢乐建筑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少数人放鞭炮强迫大家都得听，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燃放鞭炮应当是在郊外有组织地进行，由专业人员实施，由民众自愿观看。
　　（三）决策不仅要讲民主，还需要讲科学
　　1、决策的专业化
　　所以，我们不仅要讲决策的民主化，还要强调决策的科学化，以弥补“民主失灵”。
　　所谓“决策的科学化”，简而言之，就是决策的专业化，就是决策要依靠专业知识，依靠专业人士。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没有专业化分工就没有现代化。
　　在表达民生的需求方面，可能更多地需要依靠民主机制；但是在解决民生的供给方面，在进行制度设计方面，可能更多地需要依靠科学，依靠专业化，依靠专业知识，依靠专业人士。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不懂专业的人，是无法找到该领域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的。
　　例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模式是令人满意的。如果把这么一个极其复杂、极其专业的问题，不是向专家学者求助，而是向全社会征求方案的话，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拿不出一个令社会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因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向全社会征求方案，还会把老百姓的胃口都掉起来，从而加大改革的难度，结果正如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所说的“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
　　倘若真有一个所谓“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的话，那也一定是一个短期有利而长期有害的方案。
　　现在，一些人喜欢把我们当前所做的事情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搞的“伟大社会”建设相比较。的确，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当时美国所遇到的问题和提出的口号非常的相似，诸如，教育公平、医疗卫生、人人有住房、社会福利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的确，我们应当趁着当前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加快社会安全网建设。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在建立“伟大社会”之后不久，虽然其中的一些社会目标在近期内得到了实现，但是其后遗症是，“制造了一个大政府，压抑了社会的创造力”。
　　其结果，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都陷入了严重的“滞胀”危机。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失业猛增；另一方面则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此之前，则要么是经济停滞，要么是通货膨胀；二者通常是此消彼涨的关系。而此时却变成了同时并存。人们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痛苦之中。直到里根政府时期，又进行了一系列逆向改革，美国经济才艰难地走出了“滞胀”的泥潭。
　　此后，整个经济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各经济学派对于“滞胀”现象都有过分析和论证。其中一些分析认为，美国的“滞胀”危机与此前建设“伟大社会”不无关系，尤其是社会保障、工资上涨等都具有只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
　　这一教训应当引以为鉴，在我们当前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千万别忘记了经济是基础。
　　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只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相互排斥。其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
　　2、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分工
　　现代社会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其中一项重要的分工就是将政府政策制定的调研、决策、执行、监督等四个环节实现相对分离。
　　在国外，首先，前期政策法规的调研工作通常是由审议会、研究会来负责的；其次，决策则是由专门委员会来负责的，再次，政府部门就是执行机构，最后是议会和社会的监督。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政府行政部门，即管研究，又管决策，还管执行，还管自我监督。结果是问题越积越多。
　　政府部门搞研究，带着部门利益去搞研究，结果是部门之间打架，打的都是部门利益，没有人去考虑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
　　3、科学决策观与科学改革观
　　我们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同样也应当提“科学决策观”，“科学改革观”。
　　象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早已过时了，现阶段的改革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决策模式。
　　当前，要建立科学的改革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和完善6大机制。
　　一是要加强实地调研机制。要从实际出发，避免闭门造车、关门订方案的工作方式。
　　二是要加强理论研究机制。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容易走弯路，甚至走回头路。
　　三是需要建立协商机制，要建立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四是要完善决策机制。要使有关改革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五是要建立补偿机制。对于改革中那些利益受损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予以必要的补偿，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六是要建立纠错机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及时纠正改革方案中的缺陷和不足。
　　4、几点建议：
　　（1）全国人大和政协，应当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一定的调研费用，并且，鼓励人大代表和政协问题花钱聘请专业人士，进行政策、法律方面的咨询研究。这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提出的议案才能够更加专业化，质量更高。
　　（2）在人大和政协中，应当提高专业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发挥专业代表的作用。
　　（3）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审议会和委员会制度，实行决策与执行分离。审议会作为半政府机构，应由监管者、被监管者、专业人士代表、以及民众代表所组成。而决策环节应由专门委员会进行。
　　（4）应当在全社会提倡，尊重专业知识、尊重专业人材，并在各项决策中加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