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意义下的中国新制度框架

oksjping

·前言·
　　3月12日，海关总署公布了2月的进出口统计数据，中国顺差达237.57亿美元，仅次于去年10月创下的238.3亿美元纪录，为去年同期的9.7倍。假如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今年的顺差额将大幅超越去年的1775亿美元。
　　虽然关于出口产品附加值的问题一直在国内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如此快速的外贸和经济发展无疑是令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羡慕的。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的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大。国家富强———这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所期盼的局面，目前正在不断的接近。
　　然而，中国快速的发展也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复杂挑战。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中国外贸的威胁不能再视若无睹，如何化解“中国威胁论”也成为了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国内，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日益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内容，其中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初步分析，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虽然世行的分析同时发现这些人大部分属于暂时性贫困，但这一结论无疑对经济发展将会使所有人受益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在另一方面，社会和政府对于公平、正义、安全和基本保障的追求也日渐成为了主流思潮，这在近两年的两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30年前，中国担心因为太落后会被“开除球籍”；现在，在享受“摸着石头过河”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同时，中国也需要明确自身未来的方向，并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制度框架，护送中国这艘“巨轮”驶出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化“浅滩”。
　　为此，本报特刊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相关看法，以飨读者。另外，“中国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谷重庆)
　　
　　在经济建设中，中国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清晰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光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还有持续提高生活水平，这种提高在环境资源上应该是可以承受的，也要缩小收入差距。
　　
　　即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适合美国，但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实际上美国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对自身也不是那么合适，那么对中国就更不合适了。
　　　　
　　1.旧模式无法持续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使用新的策略和政策，同时也有很好的适应性。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因此需要新的发展模式。
　　我认为新模式中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对于不平等越来越多的担忧，在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市之内的不平等；对环境的担忧；更多重视创新；将经济从以出口为导向转向国内消费和投资。
　　在经济建设中，中国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清晰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光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还有持续提高生活水平，这种提高在环境资源上应该是可以承受的，也不要造成太多的社会压力，也就是要缩小我们前面所说的收入差距。“横行”的GDP指标对社会福利的衡量是不准确的。当然，GDP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但过分强调会忽略了其它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越来越多的衡量方式在强调绿色GDP和中值的收入。比如美国GDP一直在增长，但是它的中值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现在联合国提倡的GDP衡量指标叫做人文衡量法，如果用新的指标体系衡量美国，那么它排在第十位，而北欧的一些国家排在最前列。
　　中国的和谐建设正在强调社会之间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人们曾经认为整体经济的发展会使所有人受益，但实际上他们的受益不平等，这就是所谓的细水长流式的经济，但这种经济模式并不一定行不通。国家必须采取更好的促进增长的模式。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即使高的增长也不能保障就业的增长，原因是生产率的增长会超过需求的增长。所以它会对富国有利，而对穷国不利。
　　再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发展从环境角度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会对环境和资源造成很大压力，在下一阶段随着工业的再发展才会进入知识增长阶段，这时候对环境的需求就会减少。比如现在美国2/3的劳动力都在服务行业就业，而这些行业对环境的需求比较小，但美国过去经历的与中国一样，房产建设、公路建设等等，都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如果中国模仿现在工业国家的生活方式，那么环境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另一个事实是，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而且这种高的出口增长在工业国家受到了政治的阻力。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有理由保持这种储备，这样能够预防国际市场的波动，但如今中国的储备已经足够应对各种紧急情况了。
　　所有都要求我们寻找新的策略。
　　
　　2.改变卖主借贷
　　我着重分析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如何从出口导向型经济中解放出来。首先解释为什么出口能够导致增长，为什么现在需要改变。出口之所以对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有几个原因：
　　第一，出口提供了改进技术的基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区别不仅在于资源上，还在于知识和创新。出口会缩小这种差别，包括增加教育和技术方面的投资，但是这与经济结构也有关系。知识的传播通过工业部门会比较快。
　　出口工业还帮助中国吸收了西方标准和创造自己的标准。另外，出口增加竞争，而竞争经常会提高生产效率。
　　还有一个原因比较难解释，但简单的说就是增长能力超出了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速度。通过出口，工业就不用担心国内的需求不足。国内消费能力提高需要金融体系来提供贷款然后得到补偿，当然贷款是容易的，问题是如何收回贷款，金融机制很难有办法分清楚谁是有偿还能力的，谁是没有的。
　　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口仍然很重要，但新的金融体制正在产生，这种体制能够提供更为广泛的消费基础，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别仍存在，但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学习，并创造了自己的创新体制，这种新的创新体制就是“十一五”规划强调的重点之一，中国已经创造了富有活力的国内竞争环境，现在需要推出并且实施强有力的竞争法规，原因是一些强有力者获得垄断和寡头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今后出口不是那么重要了呢？旧的体制就像一个卖主借贷———把商品卖给工业国，又把钱借给它们来购买我们的商品。问题在于既然国内有这么多的需求，那为什么要借钱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去让他们过度消费呢？所以必须推进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当然如果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了，就会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那应该如何提高消费呢？
　　中国的高储蓄率全世界都很羡慕，在过去储蓄率一度达到了40%，这种高储蓄率导致了中国的高投资率，但高储蓄低消费又意味着更多的依赖出口，这就是过度储蓄。过度储蓄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保险网的不足，中国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入少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更强的社会安全网将使人们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一点对于农村特别重要。
　　另一个提高消费的方式是要改进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需要继续加强，但有一个要警惕的方面是剥削性质的金融机构和不合理的《破产法》会对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在投资方面现在强调的不是投资水平，而是有效配置。现在最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一些短期冒险行为，它们往往是出于短期目的，特别是一些为了增加自身收入的地方政府。过去中国成功的出口业现在应该可以改变了，将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转移到以推动国内需求的经济方向上来。
　　
　　3.创造独特的创新体制
　　模式中还有一个组成部分是技术创新，西方的技术发展模式可能和中国的社会目标不一致，所以要强调建立独立的创新体制。西方的创新模式更多的是强调了降低劳动的投入，对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强调不足。劳动主要被视为生产的成本，假定生产率增长5%，而产值增长多于5%才能正好保持就业的增长。
　　对于社会来说失业是个问题，但是对企业界来说高的失业率对他们都有利，因为这样可以压低工资。但就业对社会和谐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分配上。减少对低工资劳动力的需求会加强社会的不平等。西方的技术创新过多的关注了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却没有对环保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环境的投入没有被给予适当的价值，比如地下水没有获得合理的市场价格，结果滥用使得世界很多地方的地下水位已经过低，不能维持最基本的农产品生长，需要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全球变暖，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全球温度在越来越高，我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研究了这些科学证据，发现人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估计升温的速度，比如说我们没有估计到极地冰盖融化的程度。也许在60多年内，极地的冰盖就要消失。这是公民利益和公司利益不一致的一个例子。
　　去年1月在一个企业领导人集会的场所，当人们提到全球变暖的紧迫问题时，有些企业人士很高兴的说那就意味这有更多的油被挖掘出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减少碳的排放，碳排放方面的税会激励业界减少排放，从而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现在的政策主要强调在劳动和储蓄上征税，应该转移到向污染环境的这些行为上来。这样的举措会推动全球相关协定的形成，“京都议定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作用，“京都议定书”计划将碳排放程度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但这个协议没有提出减少排放的总原则，所以我认为“京都议定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碳排放征税将提供一个变通方法，政府在指导创新上能够起重要的作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市场激励和社会的收益是有区别的，因为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社会成本，比如环境和就业。第二个是创新的社会收益会使发展更快，而私人的收益是它从其中所积累的垄断租金。
　　创新是内生的，政策可以对此产生影响。一个反面的例子是美国零售业的创新强调了节约劳动力，但造成了很大的土地损失。
　　这个新模式有很多的含义，现在我举两个例子———城市改革和信息。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进行，但是住在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远低于其它工业国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和西方工业国走同样的道路，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口住在城市。因此城市的设计对于很多的人的生活质量将有重要的意义，包括城市的交通、公园等等。这些生活质量因素在GDP里无法衡量，比如说交通拥挤和路上花的时间在GDP里就没有得到反映，GDP也没有衡量温室效应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虽然中国政府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在这方面的计划仍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些因素往往对市场具有外部性，容易被忽略，因此市场没有办法协调解决这种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创新机制。中国“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结构，其中一个特性就是更具有创新的市场经济。西方的机制是非常有效的，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对基础科学支持上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扭曲也很严重。比如说以制药业为例，有太多的资金投放在广告上，而不是研究上，而且研究的方向放在了生活药品上，而不是挽救生命的药品上，特别是挽救穷人生命的药品上。这种创新体制通过专利给创始者以垄断权，它们对垄断下的其他创新有时候是起抑制作用的。
　　我们所需要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跟其他一样，“一刀切”的政策总是行不通的。即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适合美国，但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实际上美国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对自身也不是那么合适，那么对中国就更不合适了。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创新制度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一些工具的组合，包括专利、奖励和政府支持。应该更多的鼓励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促使人们使用知识，并且认识到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完美的。比如说现有的知识产权总体上说是朝着过度专利化的倾向发展的，而专利化就把一个公共产品私有化了。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体制对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合适，国情不同、历史不同目标也有所不同，对所有产权制度都是如此，包括知识产权。整个模式都需要进行改变，要强调这些产权的限制，责任和权利的平衡要适应国情历史和每一个国家的目标。
　　
　　4.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模式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信息对一个国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对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在书中谈过以期权作为补偿的体制扭曲了激励目标。现在的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经常没有合适的信息来做决策。私人和政府官员都有可能提供扭曲的信息或者是部分隐瞒信息。实际上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所造成的。这让我们看到了多重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活跃和有责任的媒体在这其中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要起到这个作用就应该被给予各种信息的接触权利，国际上都日益认识到应该通过自由信息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在转型期间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是中国成功转型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过河”已经一半了，我们对河岸那边也看得更清楚了。市场经济有许多模式，比如日本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各种模式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模式被有些人推崇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的模式事实上是非常极端的，在任何其它市场里都没有真正的被采取过。比如美国的极端主义者提出社会保险要私有化，这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每一个国家对产权都有很多的限制，并且要求拥有产权者要尽一定的责任。中国现在日益认识到它所选择的方式可以是非常不同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
　　即使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它的国情和价值相一致，那么也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经反映了这种新的模式，而且我认为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将为提高中国人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水平提供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