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首诉高校收费制 高校收费 神秘面纱待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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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 宇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大学生状告母校讨要学费知情权，以及教育部的数次表态，再次将高校收费现象拉入人们的视野。而收费背后，则是高校资金的缺乏和对国家加大投入的期待。  

   2007年1月9日，王金龙在青海一家新成立的广告公司实习。这是他去年7月大学毕业后实习的第四家单位。
   由于没钱交学费，王金龙的毕业证被他的母校成都理工大学“缓发”了，因此，王金龙无法满足任何一家用人单位要求的“带着毕业证来签合同”。在这个文凭当作敲门砖的时代，他无法换得用人单位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合同之前——3个月试用期的阶段。  

   王金龙是全国众多因为拖欠学费而无法拿到毕业证的大学生之一，同时他还是第一个通过法律途径试图索要学费知情权、揭开高校学费之谜的中国大学生。  

   拿不到毕业证的大学生  

   王金龙来自陕西省蒲城县农村。为了供王金龙上学，父母卖掉了耕牛，还借了高利贷，却依然无法支付他大学四年的高额学费。直到毕业，王金龙还欠学校3万多。  

   2006年元月开始，学习编导专业的王金龙像其他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一样，开始找工作。只是他的找工作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更像是一场流浪。  

   2006年元旦，福建一家单位在成都招收应届毕业生，王金龙顺利通过了笔试、面试以及随后的体检，双方签订了协议。  

   此后，王金龙开始等待着毕业以及最终去福建工作。  

   然而，毕业和工作都让他极度的担忧。因为学校透露，将不给拖欠学费的学生发放毕业证书。如果没有毕业证书，福建的工作将很难落实。  

   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学校使用扣押毕业证追缴学费的“工作”还在按部就班地执行着，王金龙的心也一天天沉重起来。  

   “当时我们院有二十几个人欠着学费，有些人确实是有钱不愿意给，见拿不到毕业证就都给了。最后包括我在内剩下的五六个人，是真的贫困。”王金龙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我和老师说，我家就一头耕牛，大一的时候就卖掉交学费了，现在再卖就只能卖我爸妈的口粮了。”  

   此后，王金龙未被允许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学校说：“没有缴清学费的同学将无权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4月底，福建的单位得知王金龙拿不到毕业证，最终和他解除了聘用合同。  

   王金龙被迫重新找工作，不久进入当地一家广播电视报实习。 5月底，该单位有人辞职，王金龙转入试用期，7月份转正。  

   尽管转正了，没有毕业证，王金龙的工资和日常工作费用不能纳入该单位的人事标准，报销依然得不到保障。不久，他被迫离开。  

   此后，王金龙又去了数家单位，每次都是以碰壁告终。  

   此前，同学们都陆续拿到毕业证，在学校规定的6月25日之前离开了学校。然而这一切与王金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2006年12月初，王金龙来到青海。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答应收留他在这里实习。  

   “现在依然是实习，暂时先干着吧。”王金龙说，“西北不像发达城市，对证件要求不是很严格。”  

   就在青海实习期间，王金龙不时接到同学的电话。  

   “你成名人啦！”同学们说。  

   王金龙把母校成都理工大学告上了法庭。  

   “既然学校催要学费，那我想知道自己最终要缴纳的这笔学费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现在的这个数字？”王金龙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要自己的学费知情权。  

   成都理工大学被推上被告席  

   2006年12月21日，王金龙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上诉书，以讨要教育消费知情权为名将成都理工大学告上法庭，要求学校公示学费项目，履行其告知义务，以维护自己的教育消费知情权。  

   此前的12月5日，王金龙曾经就此事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过民事诉讼，但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目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王金龙的上诉请求。  

   “我们交了这么多学费，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学费用在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要交这么多而不是更多或是更少！”王金龙说，“我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唤起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希望以后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清晰地知道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用在什么地方，是否合理。”  

   有人认为王金龙在“出卖贫穷”，成都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陈俊明也提出了质疑：“王金龙也有不对的地方。他欠费了，却要求有知情权，道理上有些说不过去。如果他交了钱之后，问钱的使用方向还差不多。”  

   王金龙则对此表示无法接受。“我从来没有想过不交学费，我欠银行的助学贷款每个月都在分期偿还。学费我是一定会交的，但前提是我有钱，我能够拿到毕业证才能挣到钱啊！”王金龙说，“对此我要求知情权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从来没有说不发给王金龙毕业证，我们只是说缓发。”陈俊明说，“只要他交了学费我们就会把毕业证发给他。”  

   此前，王金龙的班主任已经告诉过他，只要他交了学费，先前未被允许参加的毕业答辩也无需参加即可拿到缓发的毕业证。  

   而“缓发”，对王金龙来说显然意味着一场短时间内看不到岸的漂泊。  

   漂泊的并非王金龙一个人，还有其他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同学。  

   “我们院有个学播音的同学，也是因为欠费拿不到毕业证。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敢回家，一直在学校附近到处混饭吃。”王金龙说。  

   四川本地媒体《华西都市报》2005年10月报道，在四川的68所高校中，因拖欠学校学费而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学生“在万人以上”。  

   而因为贫困无法拿到毕业证的“万人以上”毕业生，到底何去何从，着实令人担忧。  

   披在学费上的神秘面纱  

   王金龙状告母校，引人注目的焦点是，一位贫困生第一次通过法律途径提出高校收费知情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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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关于高校收费高低以及收费透明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有媒体质疑，高校收费始终是一笔“糊涂账”。王金龙的诉讼似乎给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敲出了一记强音。  

   事实上，对于高校收费，教育部早在10年前就有了相关规定。  

  ;  “1996年，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学费按照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生均成本包括公务、业务、设备维修、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等六个项目。学费最高不能超出这六项的25％。”2007年1月5日，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善迈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  

   同时，王善迈也表示，2004、2005年前后高校收费达到了生均培养成本的30％左右，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上限。  

   “高等教育的成本目前还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核算方法。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按照不同口径看是不一样的。”成都理工大学计财科科长张霞表示，目前还无法测算出具有法律意义的成本。  

   事实上，教育界关于高等教育培养成本的研究也已经持续了十来年。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熊庆年曾经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教育专家一直潜心研究大学教育成本，但大多处于“毛估估”阶段。因为大学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运转信息是绝对保密的。“教育专家们很少能从学校得到相关信息，这直接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就是这十来年的“绝对保密”，让大学收费在屡遭诟病的同时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上海交大一直关注高校收费的熊丙奇教授甚至提出了高校收费的“三大谜团”：其一，培养成本应该是多少？其二，个人应当分担多少比例的教育成本？其三，有的大学把一些热门专业学费上调30％，却不见对冷门专业下调收费，这是不是在变相涨价？   


高校收费神秘面纱待揭  

   就在各方为了王金龙的案件大打口水战之时，来自中国教育界的最高管理机构教育部的几次发言使得争议似乎瞬间冷静和清晰了许多。  

   2006年12月25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教育部和财政部等部门正在积极研究高等学校学生生均培养成本的计算和核算方法，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王旭明表示，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就是国家、学校和学生本人各负担一部分费用。  

   而教育部随后公布的《教育部2007年工作要点》再次透露：2007年教育部将制定《高等学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该办法出台后，将成为高校收取学费的依据，教育部有望根据新《办法》来重新核定现行的大学学费标准是否合理。  

   教育部一位官员透露，高校生均培养成本核定办法初稿已经出台，正式办法“今年将出台”。  

   教育部的声音让很多人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也有人透出质疑，重新核定大学学费标准是否会成为高校新一轮涨价前奏？  

   “说重新核定大学学费就要涨价，这是误解。”王旭明随后向媒体表示，“（重新核定生均成本后，学费走向）不好说是高还是低，因为现在成本核定办法还未出台，成本核算还未有结果。只能说，出台的标准只会更趋合理，更适合现阶段我国的国情。”  

   王金龙的律师廖华对此另有看法：“这是一个公益诉讼。全部由律师自己掏钱。”廖华首先解释了有人对王金龙没钱交学费却有钱打官司的疑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官司，在解决学费合理和透明问题的同时，提醒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面纱背后的问题  

   此前教育部官员曾透露：“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元，差额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填充。”  

   有人指出，假如按此计算，我国高校为保持正常运转，硬生生地从学生的口袋里榨出了2200亿元的“差额”。  

   “高校收费和民众负担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把整个社会的问题全都推到高校身上，高校是无法承受这种痛的。”主管成都理工大学财务的张霞说。  

   四川省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领导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高校很难，我们只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为什么板子总要打在高校身上？我们是一所普通院校，国家也应该适当扩大对我们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这位高校领导说：“1999年大扩招，将我国高校在校生从500万左右扩大到了2000万，也将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成了大众化教育。为了迎接扩招，各个学校扩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财力的投入，但是国家和地方都没有投钱进去。”  

   显然，巨大的缺口刺激了高校的各种收费，也成为了高校收费神秘“面纱”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可喜的是，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要“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唯一的数字性指标。  

   2007年1月2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教育部2007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称其为“巨大的鼓舞”。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关于重新核定高校生均成本的部署终于让人们看到了2007年揭开学费“面纱”的希望。  

   2007年1月5日，王旭明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目前就此发言为时尚早。考虑到高校生均成本核算指标的复杂性，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些。  

   “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关工作正在积极研究和大力推进当中。”王旭明说。
          □记者 周 宇 发自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