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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又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梁氏所举人物除彭绍升外,均为清代今文经学派人物。
彭绍升(1740—1796),乾隆进士,居家不仕,初治程朱理学,后尤喜欢陆王心学,由心学转治佛学而精于禅,他用禅学观点阐释儒书,以调和儒佛二家思想, 这是上承宋元明以来儒佛合流思潮而来的。彭绍升之后的研习佛学的今文经学家们都有这种倾向性。
清代中叶以后,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春秋公羊学“微言大义”的学说,干预时政,议论世事,开清代今文经学复兴之端绪。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推尊今文经学,标举“公羊”经义,发挥政见,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后康有为曾利用“公羊”的“三世”说为戊戌变法造舆论。今文经学从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创始起,便成为后世政治家托古、改制、议政的手段,而公羊学说在儒家思想中堪称独树一帜,由于它具有变易性、政治性的特点,便于容纳新思想,所以在晚清适逢时代需要而逐步壮大。
晚清以来的许多知识精英有一条共同的思想轨迹:由于政治腐败,外侮日亟的刺激,他们由爱国、御侮而变法图强,经过苦苦的文化反省与哲学探索,批判地继承了公羊学朴素的变易观,进而走向中国佛学“转识成智”的精进观,重新建构成中国本土的“本体文化”论,用来吸纳西方文化,进而用来观察历史,改造社会,变革现实。近代今文经学家为了社会变革而研究佛学,从而推动了佛学的复兴与变革。
清末民初的今文经学家习佛的共同特点是:
(一)以儒为宗,揉合佛学; (二)开创以经术求治术, 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 (三)治中西、儒佛、新学哲学为一炉而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 (四)由经学而哲学,由论证王治问题向心性、辨证思维的经世理论中心点转移; (五)以日新为宗旨的社会变革方针,始终表现为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政治要求。故今文经学家们的佛学研究,均可称之为“经世佛学”。这是近代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他们的佛学研究,与近代的社会思潮相结合,便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的理论源泉之一,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在旧传统束缚下获得精神的解放,而苦心探索和构建不同于正统思想的革新学说。
上列今文学家兼治佛学的五点特征,表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加速流转变迁,使得反映它们种种实相虚相的文化思想和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也相应偕变,而且这些研究佛学的今文学家大多数是维新变法、救亡启蒙的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今文学家学佛发源于龚自珍晚年对天台宗的研究,中经谭嗣同、梁启超,继之以章太炎、熊十力,基本上形成了近代哲学中佛学研究的格局,为现代新儒家的诞生创设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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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2 08:51:46
发表于 2006-11-12 10:1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