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黎战火与文明冲突

bmulb2002

2006年08月03日 10:51 字体：大 中 小
  又见战火在黎巴嫩南部的土地上熊熊燃烧，又见一批批无辜者携妇将雏，在赤日炎炎下踩着弹坑仓惶北顾，又见包括联合国官员在内的数百上千人倒在了血泊中，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两个被俘的以色列士兵。

按说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在历史上都属于最不幸的民族，其遭受的苦难可以说属世界各民族中之最，本该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猩猩相惜，至少同有对生命加倍的珍视和对战争的厌恶才对。但不幸的是这两个民族成为不共戴天的世仇，几十年来怨怨相向，加倍报复，使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圣城成为今日仇杀场的同义语，这不能不说是全人类的悲哀。

难道真因应了“物极必反”的箴言，当文明达到光辉顶点之后一定会走向其反面吗？

一

抛开久远的历史渊源，即使从犹太复国以来算起，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恶斗已有50多年的历史；期间打打杀杀，积怨越来越深，使得本来就棘手的问题随时间的积累没有被淡忘，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人们总以土地问题，难民问题，恐怖问题，领导人问题，制度问题等来解释巴以矛盾的性质，不愿意把它看成是文明间的冲突。然而，在笔者看来，撇开文明冲突的视角而做出的种种解释，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无异于隔靴搔痒。从两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逐犹，到20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基督教排犹，再到1948年联合国形成所谓的181号决议案，巴以问题历来就不仅仅是巴以之间的问题，而是牵动西方势力和阿拉伯国家在价值观这条神经，两种文明争来斗去的焦点。透过现象看其本质，中东问题的实质是文明间的冲突。

二

国际著名伊斯兰学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把这种文明冲突描述为“远远超出了问题和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层面”的“一种情绪和一个运动”，是“一个古老的对手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西方今天的世俗，以及这两者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所做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应”。只要我们回想一下遍及伊斯兰国家城市的愤怒的游行队伍，贝鲁特街头扔石头的少年儿童，和甘作人肉炸弹的那些衣着保守的年轻穆斯林妇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情绪的广泛社会存在，及其严重性和传承性。同样，我们看看西方民意调查中所揭示出的对伊斯兰文化的不喜欢甚至厌恶，可以感受到西方大众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解与偏颇。

   
其实，从罗马帝国分裂后，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千年里，以宗教为特征的文明冲突一直是这两种文明间诱发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其实就是宗教（文明）战争在当今的变种和延续。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对这一地区能源的争夺，只不过使得该问题的表象进一步复杂化，并未改变其实质。石油资源优厚的自然禀赋，使得中东穆罕默德的子孙一时变得轻狂，忘乎所以，为富不仁，“富”而不强。族群、宗教间的内斗，无德的奸商，腐败的官员，贫富悬殊的扩大，等等，使得许多中东国家社会内部以叛变、告密、奸诈和见利忘义的小人盛行，文明故国的智慧、深邃、大度的精神内涵式微。而五次中东战争又使得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威信扫地，阿拉伯民族自尊心受重创，泛阿拉伯主义让位，泛伊斯兰主义抬头；也使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进一步膨胀，以色列由一个深受世人同情、支持的受害者，逐步变成为美国在中东靠得住的打手。

冷战结束苏联分裂东欧结体，为西方的全球统霸提供了他们自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911后又恰遇布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美国政权和以布莱尔为代表的欧洲机会主义的执政，愚蠢的萨达姆只东施效颦似的效仿了纳赛尔统一阿拉伯的野心和专横的作风，却没有纳赛尔凝聚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手段和感召力，导致伊拉克内外交困，才为西方霸权提供了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机会。应该说，两次海湾战争打败的是伊拉克，重创的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自尊与对其文化的自信心。

三

西方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每一次战争，都以阿拉伯国家的沉重代价而结束，世人多为厄运不断、苦难深重的阿拉伯人而感悲哀。

然而，若要为这类意识形态和文明间战争的输赢而下最后的定论，恐怕还为时尚早。文明间的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文明间的战争多为尊严而战，只有阶段性的间歇，却难有明显的终战时点。与文明相关的战争，若不能夺得道义和文化层面的制高点，是难能取胜的；一时的挫败往往会激起更深的仇恨和更疯狂的不断的报复性仇杀。十字军东征以来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文明的角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决定胜负的因素在于文明本身的内力和张力，在于它们所追求的根本是“王道”还是“霸道”。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也许就是文明之争中“王道”与“霸道”之最后分野，是各种文明其生命力差异之所依。

历史还告诉我们，一种文明若不能向其他文明汲取新鲜血液，不能与世界文明同步，与时俱进地发展自己，它就必然会落后，孱弱，逐步走向死亡。

四

阿拉伯的悲哀与外来的入侵有着直接且重要的关系；但只要对二战以来几次大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较量结果，与比以色列强大数倍的美军所发动的韩战、越战的最后结果做一比较，人们会发现，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不仅仅在军事、经济的层面，而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文化的深层面上做一番深刻的反思。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以伊斯兰教为基本特征的阿拉伯文化，很容易把信徒个人变成为真主而死在所不辞的“理想主义”（殉道）者，却很难在国民中形成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于其文化的内涵和结构上。

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是政治忠诚的顶点，而对族群（部落）的忠诚和对超越国家层面上的宗教信仰的忠诚远低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这种由族群、国家和宗教信仰为横坐标所构成的曲线，呈倒U型。而在伊斯兰文化中，这种忠诚结构恰恰与上述相反，他们有极高的对族群（部落）和宗教（伊斯兰各派系）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另一方面，他们从历史上对国家的认同感却非常淡漠，有时几乎不存在。阿拉伯复兴党形成、发展的历史，为说明这一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这种忠诚度结构，可以用一个倒W型来粗略的表示。在这一结构中，有两个峰点：即对部落和所信仰的宗教的忠诚度，和一个谷点，即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度。在两个峰点示意中，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文化精神和整合力量，具有绝对权力。即使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伊拉克的抵抗力量中，有来自于世界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他们准备成为烈士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而是为了安拉的圣战，为了伊斯兰的教义。

然而，无论是对伊斯兰教有绝对意识的泛伊斯兰主义，还是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泛阿拉伯主义，都是一种与民族国家的现阶段不符的理想。正因为它缺少形成国家意识的机制，故它难以形成国家的凝聚力和反抗外侵的有效力量。在混乱的主体认知下，使得伊斯兰国家间往往以邻为壑，反目为仇，相互倾轧，最后成为没有共同利益和理想的宿敌。这是因为：

由于对其教义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也由于对伊斯兰世界最高领导权的争夺而形成的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的内斗。谁都想“团结”别人，而不愿被别人所团结。内耗是阿拉伯孱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的泛阿拉伯组织－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议会，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实际军事、财政和外交权力的松散组织。它只能就有关事件表一个软弱无力的态度，而无有效的影响力。

对民族国家意识的淡漠，导致了国家机器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在伊斯兰传统概念中，预先假定了民族国家的非法性，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核心国家来统一，来领导；而当前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现实中，许多伊斯兰“国家”带有先天性的功能障碍和残废，因而难能凝聚有广泛基础的国家意志，难能有效利用国家资源，形成国家的软、硬实力。

现代国家意识的缺位，是当今伊斯兰国家虚弱和内外冲突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把海湾战争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相比较，朝鲜战争持续了3 年，用兵44万，美国官方统计美军死亡、失踪54246人；越南战争持续了14年，用兵55万，美军死亡、失踪58209 人；海湾战争用兵44万，43天解决战斗，美军阵亡146人。三场战争用兵规模相近，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而第三场恰恰是美军与对手的武器水平差距最小的一场，却是美军唯一打赢且代价最小的一场。而人们从中得出的最错误的结论，就是高技术优势决定论。曾几何时号称为世界第四军事强国的伊拉克真正输掉战争的原因是国家意志和内外民心。

以宗教认同为最高认同的文化，是产生原教旨主义的直接社会条件。原教旨主义不是伊斯兰独有，在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国家（世俗国家或政教合一）中都可能存在；原教旨主义者的行为极易被看作是对国际社会的恐怖威胁，因为它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在今天许多阿拉伯国家里，宗教力量的抵抗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感召力，所以总是打着“圣战”的旗号，往往是以“民兵”或民间组织的形式（不是以国家军队的行为）出现，因其力量弱小装备简陋而发动非对称的、准确度低的、惨烈的袭击，包括自杀性袭击。自911后，伊斯兰抵抗组织多被美国冠以恐怖主义；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反恐已抢占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一旦把对方定义为恐怖组织，然后就可以不择手段而诛之。这也是近年来伊斯兰国家快速被孤立的主要原因。

五

在现代的文明冲突中，伊斯兰世界既常常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然而更不幸的是，它一次次成为被美国认准的实现全球战略的切入点。

照目前趋势下去，仇视、对立的情绪随时间的积累愈演愈烈，必导致美以与伊斯兰国家间终有一战。其原因很简单：双方都被秉持原教旨主义极端立场的人物所操纵，所掌控；相互间缺少基本的包容心。

有人寄希望于阿拉伯世界再现几个像纳赛尔那样具有统合能力的领袖人物和像上世纪50－60年代的埃及那样的核心国家上，也有人把阿拉伯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能像印、巴那样拥有相互震慑、达到战略平衡的实力上。历史和现实已证明了这一切都是有用的；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既不是问题的根本，也非实际有效可行。

从根本上说，中东的和平与发展，最需要的是精神的重建和文化的复兴，需要阿拉伯国家以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来不断发展与更新其文化，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精诚团结的国民精神。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其文化中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机制，淡化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色彩，扩大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多交朋友，使伊斯兰文化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世俗世界。

当然，精神重建谈何容易，即使开始，也需假以时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任何朝这一方向发展的端倪。2006-7-26

光明观察 秦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