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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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宝  
  
旷世奇珍：让国人自豪不已


马踏飞燕
  
曾侯乙编钟
  
玫瑰紫釉葵花花盆
  
《永乐大典》

　　叹国之重器——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的重器。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32.84公斤，高达133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这些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因此价值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还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余音越千年——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出土时，整套编钟耸立如故。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内。

　　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1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Ｃ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光辉成就，为今天古音律和编钟制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骏马踏飞燕——铜奔马

　　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中出土了39匹铜马，其中以一匹足踏飞燕的奔马最为著名。此马高34．5厘米，长45厘米，其造型巧妙地利用了力学支点，铸造了风驰电掣的千里马形象。马作飞驰状，高昂首，尾上扬，口张作喘息状，3足腾空，右后足正巧踏在一只疾飞的燕背上。那只奋飞的燕子在翱翔中突遭马蹄踏中脊背，霎那间吃惊地回首反顾；似要看清那比它还快的庞然大物，而奔马也头稍左顾，好象也要弄清踩着了什么东西。奔马与飞燕在这一瞬间的动作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古代的艺术家设想如此巧妙，烘托反衬出骏马的神速，令人拍案叫绝。

　　踏飞燕骏马曾多次出国展出。它所具有的非凡魁力倾倒了无数国外观众，其知名度之高，使它被选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它既象征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又蕴含着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精神。铜奔马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经年玉犹存——金缕玉衣

　　1968年7月，河北满城西郊陵山内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又称“玉押”或“玉匣”，是为汉代高级贵族死后特制的葬服。玉衣的形制头部为一套，脸盖上刻画出眼、鼻和嘴的形象；上衣的前胸、后背、两袖都是分开的；裤的两腿分开，手呈五指形；脚作鞋靴状。

　　玉衣的制作是把玉石琢成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小薄片，在玉片的每一角上穿直径不过1毫米的小孔，然后用12条极细的金丝拧成一股金线，按照人的基本形象用金线穿玉石片制成的。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用金丝1100克。窦绾的玉衣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700克。这大小不等的2000多片玉片，都经过严密的设计和加工，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汉代制作这样的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10多年的功夫。

　　珍品绝天下——《金刚经》

　　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年、月、日记载的雕版印刷品，于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

　　《金刚经》全称叫《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全经用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16尺，高1尺。右图为卷首，印有佛教故事图，是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给须菩提长老说法的情景。左图为卷尾，画面上最后一行是“咸通九年(即868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可知王出资雕印刻经的目的是为父母祈福消灾。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绝非是印刷术初期的产物。也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此经原藏敦煌第17窟藏经洞中，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盗骗，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钧瓷幻奇彩——玫瑰紫釉葵花花盆

　　钧瓷是中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它以窑变神奇，釉色艳丽闻名于世，给人以变幻莫测的美。玫瑰紫釉葵花花盆是一件珍贵的宋代钧瓷，属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家一级文物。
　　玫瑰紫釉葵花花盆是北宋时期的钧瓷作品，它高15.8厘米，口径22.8厘米，足径11.5厘米，花盆呈葵花形，盆身装饰着六条外凸里凹的线条，把花盆均匀地分成六瓣状，宛如一朵盛开的葵花，富丽典雅，精美绝伦。玫瑰紫釉葵花花盆的底部清晰的刻着“建福宫”“竹山假石用”的字样。表示此件稀世珍宝乃清朝皇宫中的旧藏，这些字正是清宫造办处匠人所刻，而且在后宫所用。
　　据说，钧瓷精品烧造要求极其严格，烧制好的瓷器要百里选一，合格的才能送到宫里，而且，落选的会被砸碎，深埋地下，绝不允许流落民间。因此，玫瑰紫釉葵花花盆流传至今，可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巨制囊古今——《永乐大典》

　　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其性质有点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献有巨大的功绩。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三年(1403年)开始下令编纂《永乐大典》，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大典内容包罗万象，保存了大量我国14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永乐大典》成书时共有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但目前，仅有161册《永乐大典》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知和所有能见到的《永乐大典》也仅800余卷，400册左右，很大部分处于遗失当中。
　　翰墨今犹香——《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系清乾隆初年由乾隆帝敕令朝臣编刻的一部大型书法丛帖。乾隆帝喜好书法，遍习诸家，又倾力搜集前贤法书。乾隆皇帝命众大臣择选内府收藏的历代名家书法作品，聚集精工，模勒上石，镌刻成帖。因帖中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件希世之宝，故以“三希”得名。现存于故宫博物院，法帖原刻石嵌于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墙间。

　　全部法帖共收集历代名家135人的340余件楷体、行体、草体书法名品，并各家题跋200余条，印章1600多方，共9万多字，刻石500块，分为32册。由于全部系墨迹上石，刻工精细。被后人所推崇。
　《三希堂法帖》是一部空前的大型书法丛帖，因保留了历代珍贵的书法名家真迹而名闻遐迩。其千余年的书法艺术陶醉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其拓本成为后世儒雅之士的必藏之物。

国宝传奇：跌宕起伏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故宫几进出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自问世以来，一直为皇家收藏之上品。其间，它4次被从宫中盗走，又5次返回深宫，可谓多劫多难。

　　1911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黜。1923年至1924年，溥仪为了筹集家用耗费，秘密把宫中古玩字画偷运出宫，其中就包括《清明上河图》。此后，这幅传世珍品随溥仪到了伪满洲国。1945年，苏联红军打进东北，溥仪逃出伪皇宫，在机场被截获，随身携带的几箱宝物作为战利品上交了，谁也不知道这其中还有价值连城的《清明上河图》。辽沈战役后，连同缴获的溥仪带出宫的真画一同上交给了东北人民银行保险库，到了1950年，东北博物馆成立（现在的辽博)，东北局文化部将缴获的文物全部交由他们保管。这年冬天，东北博物馆开始着手整理收缴的文物，准备入馆陈列。一天，古书画鉴定权威杨仁恺先生带人整理库房。当他打开一个长卷时，心里为之一惊，几乎脱口大喊：“这是《清明上河图》真迹啊！”

　　后来曾担任辽宁博物馆馆长的杨仁恺先生回忆说，当时展现在他眼前的绢本长卷画面古色古香，一望便知年代久远。在画的后半段，没有作者签名，只是历代名人的题款印章，也没有画的题目，这正是宋代作画的习惯。杨仁恺随后发现了一位金国官员的题跋，这位官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国“监御府书画”张著。张著是汉官，他当时任的“监御府书画”一职也就是皇家书院馆的负责人。他在题跋中，把自己看画的时间、地点记得一清二楚，还特别强调“藏者宜宝之”。这是这幅画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文字，正是这段文字，透露出重要信息，证明此画就是流传900多年、民间却始终未知其详的北宋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杨仁恺的这一发现，一下子震动全国。经多位专家集体鉴定，确认此画真迹无疑。1953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重新开放，北京市政府特别申请，将《清明上河图》调到北京，从此它又返回故宫。

　　张大千500两黄金收《乾熙载夜宴图》


　　南唐顾闳中《乾熙载夜宴图》被书画界认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的，在海内外久负盛名。全画包括“听乐”、“观舞”、“休憩”、“清吹”、“宴归”5个场景，将南唐中书侍郎韩熙载的夜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附在上面的印鉴多达230多枚，可见其收藏者之多。

　　此图曾被清代红极一时的权臣年羹尧收藏。年家被抄后，回落皇宫，为乾隆所钟爱，多处钤有“太上皇帝之宝”、“乾隆鉴赏”御玺。此后在清宫深藏100多年。到了宣统溥仪，此画被带出宫到了天津，溥仪为筹银两，将它抵押给一家日本银行，因期满未赎，又被出卖给一位古董商人。

　　抗战胜利后1945年深秋，辗转海外多年的张大千回到北京，打算买房定居。一天，好友告诉他有一处清王府要卖，开价500两黄金。张大千看后很称心，准备把房子买下来。就在交款的前几天，张大千转到了琉璃厂的一位古玩店，店老板正是那位古董商。古董商道：“我有一件东西，不知先生是否在意。请随我后堂说话。”张大千进了后堂，还未落座，便被堂上挂的一幅设彩长卷钩住了魂魄：“啊呀呀，这不是《韩熙载夜宴图》吗？！”他近前一看，题跋、印鉴俱是君王、名家，他欣喜若狂，一定要卖下此画不可。古董商当下伸出一巴掌：“500两黄金，分文不少。”于是，张大千决定，把买房子的500两黄金挪出来，将这幅名画买了下来。

　　50年代初，寓居香港的张大千决定移居阿根廷。为筹经费，想把这幅“镇宅之宝”连同另藏的部分珍贵字画卖给大陆。周总理亲自下达收购任务，派时任国家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赶赴香港。此时，这幅画的市场价已远不止500两黄金了。但张大千先生却以远远低于市价的２万美金，将这件国宝买给了国家文物局，实际上等于赠送给了祖国。后来，张大千对朋友说起此事时坦陈：“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失落他人之手，我岂不成千古罪人！”自此，《韩熙载夜宴图》作为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一直秘不示人。

　国宝的流失与回家



金冠饰玉观音
  
“百鸟朝凤”寿帐
  
镂金嵌宝石金螺
  
乾隆牌位

　　流失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中国文物流失惊人，数以百万计，精品即达几十万件，涉及47国。流失散佚的国宝文物，是与颠宕的中国历史和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的，祖先的遗留在海外漂流，是很多中国人心头难解的一个结。著名文物鉴定大师张伯驹，曾向国家捐献过大批古代书画精品，他感慨：“以吾国历史之久，文化之先，而隋以前之画，竟无一件流传，亦良可慨叹！”

　　文物专家普遍认为，国宝在清代以来遭受了最惨重的“浩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紫禁城、圆明园、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全部被劫，自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此后又有记载清宫内府几次失火，还有其后的溥仪偷运出宫等，数不清的国宝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掠夺了多少国宝，也难计其数。近代中国，历经战乱，国宝文物有的在战乱中化为灰烬，有的被列强抢掠，有的被王公变卖，有的被盗徒散失。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的很多国宝精品，是收藏家们紧衣缩食，典屋卖地，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而换来的。国宝的沉浮，也反照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兴衰沉浮。

　　中国文物界有个最让人伤心的说法，就是：安阳殷墟虽在，但要看甲骨文却要去日本；敦煌依然，但敦煌学却在国外。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一但离开产生它的文化母体，其价值就大失。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说，他一生去过世界很多博物馆，每次都被中国流失海外文物之精之多所震撼，也为那些文物的命运而感叹。在法国枫丹白露博物馆里，他看到的是大量从故宫、圆明园里流出的文物，其中很多是他一生研究而不得一见的东西。

　　回归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主任张永年认为，流失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十倍于现存于各博物馆的文物，一方面要靠国家出资回收，另一方面民间的参与也十分重要。

　　近些年来，也出现了难得的文物回国现象。但是，追回文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总干事王维明对记者说：“目前，中国一些组织和人士正通过民间力量追索大批流失的文物，但这种追索十分困难。”“近年来，要求归还、偿还历史性民族文物的呼声，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已根据联合国公约成功地索回了部分流失文物。如1977年，扎伊尔向比利时索回了数千件文物；1980年，法国将《巴比伦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的残片还给了伊拉克；1988年，中国文物部门发现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公开拍卖的战国青铜敦是湖北屈原纪念馆当年6月所失，遂以完备证明资料向美国索回。但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回归路途依然遥远。

　　据介绍，1997年7月中国加入《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该公约确立了归还违反缔约国文物出口法律从该国领土出口文物的原则，对今后通过非法手段和途径流失到境外的文物，中国政府将有权在75年内依法提出返还或归还。中国政府同时声明：中国加入这个《公约》，绝不意味着承认在本《公约》生效前任何从中国盗走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行为是合法的，对本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中国仍保留收回的权利。

　　专家认为，索还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国际事务，我们的“索”是一种态度，一个立场，但对方的“还与不还”就没有被拘束的可能。不能在别人那里看到了自己的东西，就立即指认对方是小偷。因为博物馆得到文物的渠道是复杂的，可以通过收购或参加拍卖，也可以接受捐献和直接没收，难以确定它来源的合法性，现在比较有实际意义的还是购买这条路。虽然购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与目前持有这些文物的国家交涉归还还是一件复杂而长期工作。不过我国对于被掠夺文物的态度很坚决，明确认为属于中国的，坚持保留收回的权利。收回国宝，维护的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展示的是中国的实力。希望这些失散在外的民族瑰宝能够尽早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