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洛2005文稿】5. 明儒薛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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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再翻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在“英宪孝三朝之学术”一节中读到薛瑄之生平，颇为感慨，遂搜集《明史儒林传》和《明儒学案》相关资料，加以汇总整理。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

薛瑄出生还有些神异事迹发生，《明史》上记述“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明儒学案》说得更加详细一些，“母梦紫衣人入谒而生，肤理如水晶，五脏皆见，家人怪之。祖闻其啼声，曰：非常儿也。”

其时，薛瑄的父亲——薛贞为教谕一职。《历代职官沿革史》提到：“明代儒学，府设教授1人（从九品），训导4人。州设学正1人，训导3人。县设教谕1人，训导2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协助其工作。”换算折合成现代的观念，教谕大抵是县教委主任的职位吧。

薛贞改任荥阳（河南的县）教谕时，十二岁的薛瑄随行。薛瑄天资聪颖，“幼书史过目成诵”，还擅长诗赋。但诗词歌赋在当时只是学问的旁门左道，其父薛贞“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于是“乃并礼为瑄师”。薛瑄也很争气，“（跟随魏、范）讲习濂、洛诸书，歎曰：此问学正路也”。遂“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

薛贞改任鄢陵后，薛瑄“补鄢陵学生”，崭露头角，“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明朝最重进士出身，非进士不能入内阁。薛瑄顺利的考取进士，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德初，薛瑄授“监察御史”一职，为正七品官。

（明代设立都察院，官员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陕西、云南、河南、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广、贵州等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都御史为台长，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

关于监察御史的职责和权力，《明史·职官志》提到：“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漕，巡关。攒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籓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盖六部至重，然有专司，而都察院总宪纲，惟所见闻得纠察。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出按复命，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监察御史在明代任务相当繁重，责任也很重大，所以相应的选授和督察极为严格。

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以后，规定御史必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明会要·职官五》引《三编》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召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至，问其出身，皆由进士及监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黜秉等为序班。诏：“自今勿复用吏。”明年冬，申谕吏部，著为令。）

薛瑄早期所历之仁宣两朝，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仁治之朝，上有宽厚仁慈的君主，下有干练廉洁的臣子，善政无非是“作养循良，与民休息”，遂成就明代极盛之时。成祖当国，五征漠北，固然耀武扬威，却也因为大肆用兵而辛苦百姓，若继位的是秦二世，明帝国不定就此灭亡。幸得随之而来的仁宣之治，才使得成祖有类似于汉武帝般的辉煌之名。

宣德年间，正是三杨当国。三杨指的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皆可称当世良相。尤其以杨士奇为国所倚重，史称其“公正持大体，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名臣于谦、周忱、况钟都是杨士奇所推荐的。

薛瑄既然以人品学术著称，“三杨”便欲一见，也有提携之意。薛瑄并没有借此机会攀龙附凤，而是委婉的谢绝了，其辞曰：“职司弹事，岂敢私谒公卿？”表示自己是负责弹劾督察的职务，不合适私底下拜见你们。“三杨”当世名流，绝非心胸狭窄之辈，遭到拒绝不但不生气，反而对薛瑄更加看重。

后薛瑄出监湖广银场，又任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

到正统朝，朝政渐渐为之改变。正统初期，三杨是累朝元老，太皇太后也是以贤著称，太监王振虽能影响英宗，却还有所顾忌。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杨荣早卒，杨浦老病，杨士奇隐退，新的内阁成员没有三杨那样的资历，也没有世之权臣的能力，于是让王振渐渐坐大。

（王振是明代太监第一胆大妄为之人，其权势滔天，不下于后来之刘瑾、魏忠贤。也先入寇，王振执意要英宗御驾亲征，闻敌势大又惧而班师，行至半路，王振怂恿英宗到自己故乡炫耀，后来想想又不妥，担心士兵踩坏了家乡的庄稼，又把大军调遣开来。大军东奔西跑，如同儿戏。瓦剌军岂会放过如此良机，在土木堡开始了围歼战，明朝大军全面溃退，英宗被擒，是为明代之奇耻大辱。可笑的是，王振自己也于此役死在溃军之中。

战败的消息传来，“百官恸哭，都御史陈镒等廷奏振罪，给事中王竑等立击杀马顺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脔王山（振从子）于市，并振党诛之，振族无少长皆斩。”王振一族也因此销声匿迹了。

瓦剌军继续进犯北京城，群臣议论纷纷打算弃城逃跑，幸得于谦挺身而出，力主抗敌，才化解了北京城危机。

讽刺的是，英宗复辟后，又念及王振的忠心耿耿来，“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

王振在初得势的时候，问当国之三杨曰：“吾乡谁可为京卿者？”是想提拔自己的同乡，以丰满羽翼。三杨其时虽受制于王振，但心知肚明王振的用意，于是推荐了虽是王振同乡，却正直不阿的薛瑄，薛瑄于是调任大理寺左少卿。

（大理寺正卿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明代的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为“三法司”，国家的重大案件，常由“三法司”会审。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

从此，薛瑄开始了自己的京卿之路，有意思的是，他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卓越和品行出众被提拔，而是因为和王振同乡关系才受到关注。人生的命运还真是微妙而不可捉摸啊。

薛瑄出任大理寺高官后，杨士奇反而要薛瑄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断然拒绝了。

其后，京卿“议事东阁”，王振来到东阁，朝中公卿们皆“趋拜”，薛瑄“独屹立”不动，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反而首先作揖，薛瑄神色淡淡，“亦无加礼”，王振是个小人，于君子的傲然高洁品质格格不入，怀恨之心。

事有凑巧，薛瑄正好因为一件小事更加得罪了王振。

“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

然而，作为平反审案负责的大理寺官员薛瑄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

这一下子新仇旧恨算在了一起，王振想要对付薛瑄，就像拈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马上，“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

才风光无限的荣升京卿不久，就因为主持公正乃至下狱当死，古人所云之“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附”，薛夫子想必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了吧。

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

人面临死亡，总难免惊惶失措，尤其是面临不公正的死亡判决，常人很难平心静气的坦然接受。薛夫子却为常人所不能为，狱中仍坦然读书。大概薛夫子在审判王振从子之冤案，却仍坚持原则、一而再，再而三的“三却之”时候，就已经有过舍生取义的觉悟了吧。

人生往往充满了戏剧性，意想不到的变化总是在没有任何期望的时候发生了。就在薛夫子快要临刑的时候，王振家发生的一件小事，改变了薛夫子的命运。

《明儒学案》详细的记载了其经过。

“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下，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具言其平生状。振惘然，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

因为某位死了夫君的妾为了再嫁而诬告妻的冤案，薛夫子面临了死亡的考验，又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乡人，薛夫子逃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命运和天意啊，真是深不可测。

若不是薛夫子的正直，岂会有此大祸临头？然而，若不是薛夫子正直，又岂会有此死里逃生呢？

生前荣华富贵固然为时人所向往追求，但后世评价却只会考虑做人的原则。无人羡慕水中月镜中花的梦幻泡影。

如王振及其党羽之流，自然不值一提，虽然嚣张一时，不免惨遭屠戮，还要背上身后骂名。但如于谦这般贤良忠臣，明明于国有功，依然是凄凉下场，让后人心寒，死后赢得美名盛誉又有何用？

人生的选择，无论好坏，不管利国还是害民，和最终个人的命运并不见得有太大关系。奸臣安享晚年，忠臣死不瞑目的事情绝不少见。为了最后的结果做出人生的选择，只会迷失其中。

我想，倒是如薛夫子般，既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就坦然接受未来的命运，无视权势诱惑，无论生死威胁，无惧无悔，或许更加洒脱一些吧。

勉强保全性命，退隐回家的薛瑄似乎仕途从此断绝，但谁又能知道老天的安排呢？不久薛瑄又交上了好运。

土木一役，英宗被擒，代宗继位。薛瑄得荐再次起用，并多立功绩。

“也先入犯，分守北门有功。寻出督贵州军饷，事竣，即乞休，学士江渊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杀人，狱久不决，瑄执置之法。召改北寺。”

按理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薛瑄经历生死之跨越，应该有所反省，不该过分固执己见。然而，薛夫子却强硬一如壮年时期。

“苏州大饥，贫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

代宗时期的阁老王文，正是当年在王振授意下以都御史身份弹劾薛瑄的王文，两人再次相逢，又起争执。王文虽然很不高兴，却也没有推翻薛瑄的异议，更没有再次加害薛夫子。“此老倔强犹昔”的抱怨，愤怒之情虽溢于言表，但钦佩之心也同样油然而生，无可奈何的听取了薛夫子的一件。

能够令自己曾经的敌人、现在上司不由自主的产生敬重之意，薛夫子确实有过人之处吧。

《明儒学案》记载：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饯於江上，先生独不往。英至京言於众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没有多久，明代时局再次动荡，薛瑄的仕途生涯也到了自己这辈子的最高峰。英宗复辟后，拜（薛瑄）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正式成为了明帝国的内阁一员。

（英宗复辟是明代中期一件大事。英宗被瓦剌军擒走，天下不可一日无主，更不可将明帝国操纵于也先之手，于是群臣推举代宗，英宗遂为太上皇。后来也先送回英宗，代宗无心归还地位。景泰八年，景帝有疾，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兴起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随即以“欲迎外藩入继大统”的罪名斩了代宗时期之重臣于谦、王文等人。）

只不过薛瑄这次入明帝国内阁，虽获殊荣，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所面临的内阁第一件大事，就是处决于谦和王文。于谦保卫北京城、辅佐景帝，其功在社稷，世人有目共睹。而英宗复辟，皇位要获得合法性，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要受到提拔，必然拿于谦开刀，此人之常情，在所难免。

薛瑄若是仗义执言，非但无济于事，反而连累自身，若是不发一言，则于名节有亏。可谓身处两难之地。

《明儒学案》是这样介绍这段经历的：

于忠肃、王宫保（于谦、王文）就刑，（薛瑄）先生谓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孙。”石亨奋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阁臣入议，先生言：“陛下复登宝位，天也。今三阳发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无言，诏减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杀人以为功，仁者不为也。”

（这里提一句，当年力主诛杀于谦的石亨、曹吉祥先后因叛乱被杀，杀人者恒为他人所杀，也算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于谦受刑，薛瑄通过努力使其“诏减一等”。后人批评其“先生僅請從末減， 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虽然过苛，却不无道理。

崔后渠评价曰：“于忠肃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争之矣，争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为光明俊伟。”这是批评薛夫子既然不能救于谦，就应该主动辞职，才算光明磊落之行为。

平心而论，夺门之变时，薛夫子不在京中，归来时大局已定，皇室家事，不宜多言。于谦这件事情，想必薛夫子心中不以为然，所以有“此事人所共知”之论，但是朝堂之上辨言不力，仅仅要求减刑一等，未免有年老而有所畏惧之嫌。虽然薛夫子的立场在当时已然十分难得，但以薛夫子的道德学问，是应该接受后人之批评的。

人无完人，薛瑄也从来没有以圣人自居，做的任何事情不可能尽善尽美，以己度人，薛夫子固然有自己的立场，何况身在朝廷如此凶险的斗争漩涡当中，不得不小心谨慎。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另有资料表示，薛瑄在内阁时曾言：“天子新复辟，不宜诛戮以伤天地和气”。而减刑一等的结果，是英宗听了薛夫子的话，改极刑为斩刑。这样看来，薛夫子的本意是救于谦的性命，而减刑出自帝意，非薛瑄之意。则薛夫子是尽到自己本分了的。《名山文约》的记载和《明史》有异，不可忽视。

《明史》记载了薛瑄的最后生涯：

一日，召对便殿，上衣冠未肃，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即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恶石亨专，徐天全、李文达、许道中退朝，谓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谓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讥漏言，祸从此始矣。”未几诸公皆下诏狱。上以先生学行老成，甚重之。

一日，奏对误称学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时，遂乞致仕。临行，岳季方请教，先生曰：“英气太露，最害事。”后季方败，忆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

（薛瑄）居家八年，从学者甚众。

天顺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先圣庙庭。

（顺便提一句有关英宗的事情，这位皇帝宠信王振，导致朝政混乱，自己战场上被敌人俘虏，归国复辟后又杀了功臣于谦，一生可谓传奇又昏庸，任谁评价，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但1464年，38岁的英宗病死，遗诏中却废除了皇帝死后妃嫔宫女陪葬的野蛮制度，这是英名君主明太祖、成祖，以及仁宣二位尚称仁慈君主都没有能做到的。）

有明一代明儒从祀者四人，薛瑄是第一位，其余三位以次是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都是世所景仰的大儒。

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评价道：“薛文清（文清为其谥号）虽亦为达官，世自尊为薛夫子，其弟子及再传三弟子，以学行名节著者甚众，皆见《儒林传》。《明史儒林传》皆躬行自重之贤，不似《清史儒林》，专重考据，稍习《说文》小学，辄尊之曰儒，而其所以敦品立行者不问也。盖清之国史馆传体已如是，末流遂无以品行为意者，文清殁后百余年，卒从祀文庙，吾国昔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至抉此藩篱而欲为人类设新训条，至今徘徊未知所向，吾辈谈历史，只能就史实中经过者言之。”

儒在明代是尊称，非要学问品行兼备才可，衡量士大夫优劣的第一标准就是人品。至清代，已经无暇顾及品性，稍微有些学问便称儒，那时候，儒的称号便开始贬值。到近代，更是彻底抛弃儒的知识和道德，官方希冀设立中国人的新教条，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诸如“学者”、“老师”、“教授”、“××家”，又或是“代表”、“先进”、“榜样”等等，不胜枚举。却脱不了开始闪亮登场，不久泛滥成灾，最后彻底糟蹋，沦为笑柄之怪圈。昔日孟森先生感慨之“至抉此藩篱而欲为人类设新训条，至今徘徊未知所向”，用来形容现在还是很贴切呀。

qian_nian@hotmail.com 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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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代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薛瑄的《读书录》最能反映其思想，商务的丛书集成本里有，可惜无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