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六十年》专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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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六十年祭

作者：冯锡刚 转贴自：中华读书报 2004-3-10

　　●郭沫若并无未便明言的顾忌，想写的也只是以李岩和红娘子为主角的史剧。乔冠华致柳亚子信中所说的“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只是概而言之——文章也好，剧本也好，总之，为纪念明亡三百周年要写点文字就是了。因此，由起初的创作历史剧的欲望而变为论述明亡及李自成起义成败的实际操作，合理

的解释是：柳亚子既因故无法撰写史论，急党所急的郭沫若便担当了这个重任。也正因此，郭沫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创作以李岩与红娘子为主角的历史剧情有独钟，念兹在兹。

　　●毛泽东除了在对延安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肯定《甲申》的警世意义，更在1944年11月致郭沫若的亲笔信中慰勉有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纵然是接替柳亚子“开炮”的任务，在短短的一、二个月里写出了这篇激起轩然大波的史论，但是当初构想《李岩与红娘子》的史剧基因还是留存下来了。在史论发表之后，郭沫若表示“要用全力来实现”创作计划，终因种种原由而未能如愿。

　　今年是农历甲申年。60年前，1944年3月19日，明朝灭亡纪念日，重庆《新华日报》开始刊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从而激起一场轩然大波。六十一甲子，弹指一挥间。经过时间的积淀，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新的启迪。

　　史剧变为史论　　

　　1944年初，正在紧张从事《十批判书》写作的郭沫若，如何从对先秦思想家的评述突然转入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柳亚子在1944年3月撰写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一文的开头述及此事：“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收到于怀兄（即乔冠华，当时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工作。——引者注）同月十六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闲谈，大家一致认为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这时候，我的神经衰弱病还是很厉害，脑子像顽石一般，不能发生作用，只好很抱歉的还信谢绝了他。”有研究者据此认为，这是临阵换将，促成郭沫若取代柳亚子写出了这篇史论。

　　郭沫若本人则在1945年5月撰写的《十批判书·后记》中透露：在写作《韩非子的批判》与《周代的农事诗》的前后，“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和红娘子搬上舞台”。但是，人们读到的是史论《甲申》而非史剧《李岩与红娘子》。有研究者认为，写作《后记》时作者正处于国统区，不便将乔冠华代表中共组织撰写纪念明亡三百周年的文章的真相明言。这种说法不合乎事实。柳亚子的文章道明了“真相”，并于当年4月刊登在公开发行的《群众》周刊上，因而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郭沫若并无未便明言的顾忌，想写的也只是以李岩和红娘子为主角的史剧。乔冠华致柳亚子信中所说的“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只是概而言之——文章也好，剧本也好，总之，为纪念明亡三百周年要写点文字就是了。因此，由起初的创作历史剧的欲望而变为论述明亡及李自成起义成败的实际操作，合理的解释是：柳亚子既因故无法撰写史论，急党所急的郭沫若便担当了这个重任。也正因此，郭沫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创作以李岩与红娘子为主角的历史剧情有独钟，念兹在兹。

　　那末乔冠华出面组织纪念明亡三百周年文章的背景又是什么呢？1943年初，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内中恰有“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等论述。当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指示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素向以“党喇叭”为职志的郭沫若，全力以赴撰写史论便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了。

　　激起轩然大波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近二万字的史论，《新华日报》连载四天。相隔仅一天，1944月2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即发表《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抨击《甲申》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要“共同纠正这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4月13日，该报又发表社论《论责任心》，责难《甲申》“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并阿Q式地攻击所有以宋末、明末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论著。稍后，某出版社还搜集围攻《甲申》的文章，编为《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扬言“供防毒消毒之用”。

　　与郭沫若同一营垒的翦伯赞等知名学者则以《桃花扇底看南朝》、《明末的政治风气》等文与《甲申》相呼应。柳亚子除撰文外还赋七律一首表示激赏：　　

　　陈迹煤山三百年，高文我佩鼎堂贤。

　　吠尧桀犬浑多事，喘月吴牛苦问天。

　　由检师心终覆国，自成失计遂捐燕。

　　昌言张李如能拜，破虏恢辽指顾间。　　

　　《甲申》发表一个月后，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指出：“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比的叙述和客观的评论——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按语称赞《甲申》“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在科学地解说历史”，“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毛泽东除了在对延安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肯定《甲申》的警世意义，更在这年11月致郭沫若的亲笔信中慰勉有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国共双方均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对郭沫若来说，似乎有点出乎意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过“革命春秋”的郭沫若，诚然不仅是学术家。他的史学研究尤其是这篇多少有“遵命”成分的史论，自然不乏现实意义，但终究不是简单的比附或影射。对此，柳亚子在《现在的中国会等于明季吗？》一文中有一段切实的评论：“近来有人写关于甲申三百年纪念的文章，对于自成略略有些持平之论便另外有人大惊小怪起来，说他在影射些什么什么。其实要是把李自成来影射某种集团，或影射某种人物，那才是对于革命极大的侮辱呢。”对于国民党的攻击，郭沫若以“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予以嘲讽。他在《甲申》发表一个月后致信美国费正清博士，称《甲申》“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中央日报》的社论是“无理取闹的攻击”，“我只感觉着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迭里的地步。”

　　对于中共及其领袖的褒扬，郭沫若自然是心存感激，但出人意外的是，却未能挟创作《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的余兴，乘“蠢动”的创作欲，一鼓作气完成反映李自成农民起义成败兴衰的历史剧。这是令人颇堪无味的。

　　重探初衷所在　　

　　激发郭沫若创作欲望的，是李岩和红娘子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运动的悲剧结局。细读这篇二万字的史论，不难看出作者论述的重心所在。作者对崇祯的“汲汲要誉”，李自成的为人本质、事业转机，牛金星刘宗敏的迅速腐败，固然有较为详明的论述，但剖析的重点却在李岩。作者以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围绕李岩的身世、经历、谋略及其悲剧命运落墨。作者对李岩的至高评价，集中在这一句上，“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李岩的悲剧结局，正是历代农民起义的规律性结局所决定的。《甲申》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感慨深沉的论述：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

　　《甲申》的结句是：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郭沫若后来还在《关于李岩》、《历史人物·序》等文字中一再表露他对李岩与红娘子的偏爱，对李岩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

　　《中央日报》主笔、《中日之命运》的捉刀者陶希圣，攻击郭沫若“以‘李公子’自命”。这自然是无稽之谈。郭沫若断不致如此愚妄，然而对李岩的悲剧命运，确有心灵之交应。

　　这就不难看出，《解放日报》编者按对《甲申》的概括，虽言之有据，却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有重要的缺漏。毛泽东侧重于吸收“胜利时骄傲”的历史教训，也是见仁见智，各有所取。对“骄傲”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虽也可作多重阐释，但终究与作者的关注重心不尽一致。

　　纵然是接替柳亚子“开炮”的任务，在短短的一、二个月里写出了这篇激起轩然大波的史论，但是当初构想《李岩与红娘子》的史剧基因还是留存下来了。在史论发表之后，郭沫若表示“要用全力来实现”创作计划，终因种种原由而未能如愿。　　

　　六十年间余波　　

　　《甲申》发表之后，延安将其列为整风文献，各解放区也纷纷翻印，出过多种版本的小册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过由作者题写书名的版本。怎样的契机促成了它的出版，尚费猜详。不无巧合的是，这年2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也正是以这次全会为发端，开始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揭露和批判。如果从吸取“胜利时骄傲”的历史教训着眼，似乎倒不失为一种解释。陈毅在这次全会后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如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时隔18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又出了新的版本。封面不再是作者的题签，代之以庄重的宋体。扉页则是“文革”中十分时兴的《毛主席语录》，选用的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历代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又总是成为地主和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一段论述。《出版者说明》交代了再版的缘由：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又说：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年确是将“九一三事件”称做“文革”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为这次再版，郭沫若“做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这自然无从反映作者斯时斯地的心境。倒是他和于立群生养的长子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历史细节：

　　……当他看到文化界很多有学识而相知甚久的老朋友相继成为批判对象，而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小丑却扶摇直上，他内心的哀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已忽忽60年了。60年来，世事沧桑。笔者以为，对这篇曾经激起轩然大波，后来一直作“胜利时骄傲”的鉴戒之解读的史论，在经过了60年的积淀之后，应该从作者写作的初衷及文本的整体把握上，作出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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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作者：毛佩琦 转贴自：北京日报 2004-4-12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６０周年，一系列纪念文章相继于各报刊发表。这些纪念文章体现了学界对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是一篇专从历史启示的角度谈晚明史的新论——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起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可以指导现实，昭示未来。六十年前（１９４４年），同样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标题中简称《甲申》），祭的是从当时上溯３００年的甲申，即公元１６４４年。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明祚在满洲政权和浩荡的农民战争的挤压下灯枯油尽，进驻紫禁城的大顺政权，又在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们惊魂未定，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色。火光冲天，血流遍地；失败的痛哭，胜利的欢歌；新贵们弹冠相庆，黎民在刀枪中求生……多么生动，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自那以后，这个甲申年就是史学家们热衷的话题，各种著述盈匣联车，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诸梨枣，沸沸扬扬一直说了３００年。

　　说不尽的四十天

　　到了１９４４年这个甲申，郭沫若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又旧话重提，是为了什么呢？郭沫若决不是无病呻吟。他要从３００年前的天下兴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推动历史、控制历史运转的根本力量。在这一点上，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１８天的４月１８日，《解放日报》就开始逐日将其全文转载。接着４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便把它列为整风文件，成为延安及解放区全党及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点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李自成军自３月１９日进京至４月２９日撤出，仅四十天，其溃败之速，令人震惊。其次，“我党历史上”也确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而且“都是吃了亏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面对全国胜利的曙光，是摆在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面前的严肃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李自成教训的借鉴，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年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队伍中也一直广泛流传“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警句。但把骄傲作为一种错误，与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却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可以说，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最终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历史周期率”的背后

　　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的第二天，３月２４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商务日报》等就相继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郭沫若等人展开攻击，说《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其作者“无异于为敌人作第五纵队”，而且进一步引申说“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底思想”，要求“陕西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云云。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如何地不合逻辑。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从“甲申”史事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１６４４年那个甲申距今已经３６０年。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已将近５５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掌握政权５５年的执政党。积５５年之经验与教训，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建国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２７０余年清官４０人（附传不计），而其中正统以前８１年的清官就达３０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一卓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形势，明朝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他引用了崇祯帝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下的《罪己诏》，用皇帝自己的话来指陈明朝的弊端：“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既富，则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当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表现得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的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无回天之力！皇朝统治者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民众是对立的。因而注定无法跳出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

　　怎一个“顺”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长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这么一篇不大的论文，却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不尽同。”又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正因此，历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书。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长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统治者规谏。要实现长治久安则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之“应天顺民”，至少不要超过被统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线。

　　史家最贵史识，而惟有真知灼见才可用以警诫垂训。没有思想的史学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苍白的，也是游离于社会的，也是难于对现实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了卓越的开拓与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指导中国革命上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史学也形成了一个重视理论，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时代与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也出现过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出现过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极左思潮，阉割历史的儒法斗争史和影射史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无疑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的。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偏颇却是忽视理论，把史学边缘化，烦琐化。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连篇累牍，引经据典，而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倒退！我们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从中发掘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发掘对当今史学的借鉴作用。新史学应该保持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史学呼唤理论，史学界要提倡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提倡探索，要关注现实生活。

　　同时，史学研究者与政治实践者应是互动的，我们不仅要求史学家成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虚怀若谷，倾听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各种声音，他们的诤言、谠言。政治家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高瞻远瞩，居安思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不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怀和胆魄，也是他们应具备的品质。还要重复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随时读起来都会令人感动。

　　３６０年前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为大顺。”所谓“大顺”，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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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悲剧

作者：雷颐 转贴自：社会科学报 2004-3-18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腐化、贪图享受，终至刚刚到手的江山倾刻而覆。以前读史至此，每令人扼腕长叹。但现在细细想想，实不必叹息不已，因为成功后的腐败其实正是所谓“农民运动”的必然。郭氏书中引用许多史料证明，在打下江山之前，为赢得民心，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由于饥旱严重，“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大顺”王朝其实还未真正建立，但从其“得天下”的短暂一瞬表现出惊人的腐化堕落来看，所谓“不纳粮”者全是当时争取民心的宣传，根本是无意其实也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太平天国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洪秀全“金田起义”时即选美妃15人，在随后的征战中则征选更多美女。1853年定都天京后，四面强敌环伺，还远谈不上夺取全国政权，时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腐化奢侈和统治的严酷却超过了满清统治者。事实证明，它在动员民众时提出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全是一纸谎言。

无数事实说明，“变质”其实是历史上“农民运动”的“宿命”。严重的腐败，迟早会导致一个政权的坍塌。至于或迟或早，则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

说起这段历史，还不能不使人想起崇祯帝的命运。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往往被人责骂，但崇祯却颇得后人同情，连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承认“君非甚暗”，而崇祯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臣尽行私”。因为终有明一朝二百七十多年十好几位皇帝，大多是荒淫无耻之徒，有所作为的不过两三位，崇祯便是其一。但郭沫若认为：“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错杀袁崇焕，便是他铸就的大过。虽然郭氏认为他是“汲汲”的“要誉”专家，但平心而论，如此在意“民情民意”的皇帝，毕竟不多。在位十七年，他屡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之意，但腐朽的政治体制却使他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最多只能是经常提出要“减膳”“撤乐”，以示自奉节俭。

当连年饥荒、饿殍遍地、“盗贼”蜂起时，崇祯帝在《罪己诏》中十分清醒地承认吏制的腐败如同火上浇油，使灾荒更加严重。诚如郭氏分析：“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虽然崇祯帝也曾想作某些变革，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根本未付诸行动。可能他认为自己实力还不够，还要积蓄力量，等待最佳变革时机。但历史并未给他以“时机”，大明王朝最终亡覆在这位最爱表示“亲民”的皇帝手中，的确令人深思。崇祯的悲剧说明，当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时候，只有大刀阔斧地改革才是惟一出路。当最高统治者连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无力控制、无法进行至上而下的变革时，就更没有力量控制体制外力量的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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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音壁上的轰响

作者：李维武 转贴自：社会科学报 2004-3-18

作为史学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是对三个世纪前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败得失所作的一个回顾与总结。而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看， 《甲申三百年祭》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走向革命胜利的途程中面对历史之镜对自己未来命运的一种深刻的思考。这就使得《甲申三百年祭》在以后必然会受到双重的评价。一方面，作为史学著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可能因明清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其中的一些史料或论断为史学家们质疑、修正甚至否定。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所蕴涵的思想却不会因史家的批评而被磨灭。正是这样，在60年后的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们在思想上仍然会受到深深的震撼。

首先把《甲申三百年祭》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联系起来而作为思想史著作来读的，是陶希圣、叶青这些依附于国民党的哲学家。当《甲申三百年祭》于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续刊载后，他们即发表文章，指责郭沫若借同情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张目。这种解读当然也有其意义，因为郭沫若确实于文中表现出革命者的立场；但这种解读毕竟是十分肤浅的，因为根本未能抓住问题的症结。真正深刻地发现了《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史价值的，是在延安的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 《甲申三百年祭》的真正思想价值，不在于表达了对古往今来革命运动的正义性质的同情与认肯，而是警示了古往今来革命运动在胜利后所难免的腐败与变质，并由此而引发的失败与覆灭。在毛泽东看来，这才是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的用心之所在，意义之所在，价值之所在。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敏锐地从《甲申三百年祭》中读郭沫若的良苦用心。如何吸取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避免李自成的悲剧重演，成为毛泽东在以后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早在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9年3月23日，当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进驻北京时，面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他更忘不了郭沫若笔下的李自成，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那么，如何实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呢？在此半个月前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警告说： “可能有这样—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就是“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决心的理论升华，直到今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历史回音壁上发出巨大的轰响。

从现代解释理论看，一个文本的意义不仅是写作者在书写时所赋予的，而且是解读者在解读时所赋予的。《甲申三百年祭》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是如此，它实际上是由郭沫若和毛泽东所共同赋予的。郭沫若以其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大手笔，写出《甲申三百年祭》，当然功不可没；毛泽东以其革命家兼思想家的大智慧，解读《甲申三百年祭》，意义更为深远。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这种深度解读，使得《甲申三百年祭》中所蕴涵的思想底蕴得以淋漓尽致地阐发出来，其价值、其影响远远超越出史学研究的范围，而与现实的中国历史运动融为一体。《甲申三百年祭》以一史论而成为常读常新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名篇，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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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忽略人文精神

作者：谢俊美 转贴自：社会科学报 2004-3-18

旧时中国，干支纪年，并用以记载史事和重大历史事件。今年又逢甲申年，不由使人想起360年前的甲申事变。

“一支园园曲，引得后人说古今”。300年后，为了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抗战的胜利，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大本营设在当年李自成起义的陕北，这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它却给毛泽东这位诗人、政治家以极大的警示。毛泽东熟谙历史，对于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旋起旋灭及其原因一清二楚。中国革命实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战略。1947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及时下发了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告诫全党，教育干部，以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为例，不要胜利冲昏头脑，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以史为鉴的教导对于当时的每一个党员来说，无疑是一帖清醒剂，的确起到了净化心灵的作用。在毛泽东执政的20多年中，以他为首的领导班子以及他本人始终坚持拒腐蚀，永不沾，坚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至今日，人们仍旧怀念他为政时的党风、政风、民风和学风。

翻阅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王朝的更迭，政权的兴灭，屡见不鲜。这个中固然有经济、人口、土地、民族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但有一点，若从政权本身来检讨，执政者与人民关系的好坏是一关键。“民为邦本”，“民为贵”，“君为轻”，民如水，可以载舟，也可覆舟。这些人人皆知的道理，曾一次次地告诫执政者。然而，即在当今，总有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清除腐败分子，纯洁政府，一直成为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最近通过的中国共产党自律条例，再次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决心。

官僚政治与腐败相连，吏治败坏是社会的一种病兆。解决社会的腐败，首先要消除政治腐败。除了党纪国法外，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建立社会信仰机制，召唤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世界观、价值观，民族情怀，爱国之志，也包括个人的道德操守。小到言谈举止，大到为国牺牲个人，如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身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目前中国而言，忽略人文精神，必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楼大厦、高速铁路等固然要建，但崇高的国格、高尚的人格教育尤要倡导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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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取皇冠葬九宫 ——李自成的悲剧所在

作者：王春瑜 转贴自：社会科学报 2004-3-18

李自成身经百战，经常甘冒矢石，身先士卒，确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战略眼光，往往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进京后不久，迅速溃败，死于通山县九宫山下反动地方武装的无名鼠辈之手，遗恨千古，至今令史家扼腕难平。

李自成在崇祯17年旧历正月初一日，即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张岱：《石匮书后集》卷63）正式登基当上皇帝。我认为，从各种史实的记载来看，这是千真万确的。李自成既然已经在西安当上皇帝，理应在这座古都认真地当皇帝，使西安这个大顺政权的首都，能够成为大顺军坚强的政治中心、经济后盾。李自成完全可以留在西安，行使皇帝大权，令部众继续征战，消灭明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却亲率人马，贸然向北京进发。这里，李自成有一系列重大失误：第一，进军北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捣毁明王朝的权力中心，派大将刘宗敏等人去就行了，何必要亲自上阵？明初朱元璋摧毁元大都（北京），就只派大将徐达完事。而李自成却在占领北京一个多月、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而归后，匆匆在武英殿登位，接受百官朝贺，“尊七代考妣为帝后，吏户部六曹各赦书。”（《甲申传信录》卷6）当然，事先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包括制定、刊行《永昌仪注》。这里的问题是：李自成在西安称帝还算不算数？当了皇帝又再当，只能制造政治上的混乱，贻人笑柄。事实上，李自成四月二十八日在武英殿即位，但当夜五鼓，即“潜遁”，仓惶撤出北京，堪称屁股还没有在龙椅上坐热，不啻是一出闹剧！第二，李自成在建立政权后，很早就提出“三年免征”的口号，这对民众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但严格说来，并不妥当。不征赋，大顺军的开支从何而来？在进军河南后，李自成更让士卒到处散布“迎闯王，不纳粮”，“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明季北略》卷23）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筹集军费，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将富裕阶层完全推向绝路，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第三，李自成进京，带了多少人马？顾诚教授估计是十万人，我认为大约是八万人，这是有史料可查的。这充分反映出，李自成的轻敌思想，尤其是对关外的清廷，认识太差。清廷曾派人携国书给大顺军领导人，联合推翻明朝，“共享富贵”，李自成不予理睬，这是李自成一生中光采的篇章之一，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但是，他对清廷磨刀霍霍，准备随时见机而作，入侵关内，夺取政权的野心，却视而不见。山海关之战，他至多带了六万人马（程源《孤城纪哭》），而吴三桂的兵力是五万人，加上乡勇三万人，以及约十万以上的清兵（参见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中之《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在总兵力上，超过李自成军三、四倍，而且大顺军与强大的清军，是头一次遭遇战，猝不及防，终于一战而溃，一败涂地，从此走上败亡之路。第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况大明王朝乎！李自成虽然当了皇帝，但在广袤的国土上，地方政权绝大部分仍然由明朝势力控制着，在南方，更迅速成立了南明朝廷，对抗大顺军、清军。如何南征？与如何东进一样，李自成有很大盲目性。他只派了原明朝柳沟参将、进京后被封为权将军的郭升，带了三千人马，出兵山东，虽先后克德州、泰安州等地，但终因人马太少，大顺军山海关之战惨败后，郭升在山东虽经苦战，终于全军覆没，‘单骑逃走’。（孙廷铨《颜山杂记》）后在南明永历政权中，与李来亨一起坚持抗清。耐人寻味的是，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遭遇程九伯等地方反动武装突袭时而牺牲，此时的通山仍然在明朝势力范围之内。“堪叹陕北农家子，轻取皇冠葬九宫。”岂不悲乎！第四，前文曾述及，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宫，与崇祯皇帝谈判。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是什么？据清初史家戴笠、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清初李长祥《天问阁集》的记载大同小异。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谈迁《国权》卷101）以及把在京中拷饷追赃得来的大量金银，不停地运往西安，可以充分看出，李自成的目光是多么短浅！他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掠钱财；在明宫里过把皇帝瘾。因此，他才会贸然入京，又仓促退出。如果把李自成进京比做赶考，他是落第了，失败了。何以故？作为一个领袖，他政治上显然不及格。

“皇冠落地类转蓬，空教胡马嘶北风。”明朝、南明、清朝早已化为历史的烟尘，随风而逝。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评判台前，应当更理性地审视甲申之变。那种对李自成一味高唱赞歌的态度；虚构大顺军进京很快腐化变质，因而导致失败的神话，都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与歪曲。实事求是地回味360年前那场大悲剧，今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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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铸就王朝兴替

作者：章立凡 转贴自：社会科学报 2004-3-18

正是夏历甲申新春。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1644）年春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队伍杀入北京，结束了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自己坐了龙庭，改国号“大顺”。农民起义的“学生”夺了“老师”的帝祚，算是封建社会的一条“历史周期律”。

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上认为天子圣明而官吏昏暗，李自成《登极诏》中评价崇祯皇帝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崇祯登基后忧心国事，宵衣旰食，落了个“辛辛苦苦十七年，一朝吊死煤山前”的结局，原因就在于体制不行，培养出来的尽是亡国之臣，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只好跟着当亡国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属于“家族所有制”，“王臣”只是这个家族的奴仆，受命管理疆土人民，管得不好，“大家长”是有权撤换惩处的。但奴仆也有本事合伙欺骗皇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崇祯就是吃了这帮家奴的大亏。

王朝末世，天下纷争，农民起义成为鼎革的动力，但真正能坐定天下的，毕竟只有一家一姓。可惜“大顺”大不顺，李自成坐了龙椅，并未吸取前朝之鉴，迅速腐败。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氏走上覆亡之路，中原成为大清天下。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替，莫不与农民问题有关。顾炎武曾经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而最终罹受覆舟灭顶之灾的，则是统治者自身。

辛亥革命后皇冠落地，由封建走向共和，政治体制已变，何以国民党最终还是丢失了大陆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四：

一、一党专政，党国不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国不分，政党与政权不分，是“权力集团所有制”。与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不同，党内的各级权力阶层（不包括普通党员）是集体的君主，对于“天下”人人有份，权力共同维护，利益大家分享。实质上是封建“会党政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一旦发生普遍的腐败，党的高层无力回天（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失败，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整饬吏治比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更加困难。

二、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孙中山的“省长民选”主张，蒋介石根本没有实施过。他长期以“训政”名义，搞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宪政，镇压舆论监督，推行特务政治。“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只是一句空话。民主不存，共和安在？如此政权，焉能不亡。

三、背弃诺言，忽视农民。农民的利益诉求，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敢忽视的。“平均地权”的承诺，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革命成功之后，这一诺言未予实践，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之一是大地主。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渴望。国民党直至50年代初才接受失败教训，在台湾以赎买方式实施土改，但也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四、抗战胜利，腐败加速。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想消灭了共产党再抵御日本侵略。但外患太急，未及消灭中共就发生“西安事变”，被迫中止 “安内”方略。抗战胜利，“攘外”结束，共产党已发展壮大，消灭不掉了，使他终生引为恨事。而国民党的大小官吏，在大后方“茹素”八年，一旦回到原先的“失地”，无不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不堪命，财政崩溃。故国民党亡国，表面上败于军事，根本上亡于腐败。

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

封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不少国民党官员，忘记了中山陵前“天下为公”的垂训，以为本党先烈流血牺牲换得政权，加上“老子抗战八年整”的勋劳，就有资格予取予求，尽情攫取胜利后的红利，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帝王思想。

自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皆有连载，各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年在延安的两次讲演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郭老那时与晚年不同，写文章是讲真话的；而毛泽东处于在野地位，也注意听真话。弹指之间，又过去了六十年。对于一个用“三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而言，“胜利时的骄傲”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是避免了。但闭关锁国将近三十年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欲望闸门打开，腐败于今为烈。能否彻底摆脱“周期律”，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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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学刊
1998年5期

李自成是禅隐夹山，还是遇害通山
——兼谈李自成归宿研究的学风问题

韩隆福


余曾在《李岩的建议与李自成的兴败》（注：《常德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论明末农民起义统一战线》（注：《武陵学刊》，1994年，第1期。）和《李自成及其归宿的启示》（注：《石门文史》，1996年10月，第4集。）等论文中， 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李自成兴败的教训和启示，认为“至今方兴未艾”的两说之争，“都还待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予以论证”，李自成禅隐夹山“仍然是农民起义失败后无可奈何却又为自己披上了一重佛光的结局”。本来，学术争鸣，学者们无论提出或倾向哪一种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以据，都有利于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使之更加接近实际和真理。遗憾的是坚持湖北通山说的某些学者，甚至课题组的个别同志，竟远离了学术争鸣的正常轨道，给坚持湖南夹山说的专家和追求历史真实的热心学者，乃至政府领导人，无端加上“误导”、“弄虚作假”等罪名。启发同志发表在1998年4月1日《中华读书报》上的论文《李自成是遇害通山，还是遁迹空门》（该文已为《新华文摘》1998年第6期转载）， 就是一篇比课题组讨论稿走得更远的代表作。该文确实给人以启发，但同时也使笔者觉得有必要与给启发等同志进行商榷。
　　　　一、郭沫若生前并没有认定只有通山一说
启发同志说，郭沫若认为通山九宫山的考证是“可信的，并发表声明，更正了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说法”。问题是后来受郭老委托编写《中国史稿》的明史专家教授又讲了当时“郭老并没有公开否定其他的说法”的真话，竟遭到启发同志“纯属子虚乌有”的斥责。郭老抗日时期撰著的《甲申三百年祭》，由于资料缺乏，有些地方弄错情有可原，新中国成立后郭老进行更正，正是郭老“没有否定其他说法”尊重史实的正确态度的体现。以郭老改为通山说作为不能动摇的权威来否定夹山说的存在，不但与学术无禁区、无权威、无顶峰的原则相违背，而且恰好说明某些通山说学者的说法自相矛盾。有位靠写历史小说《李自成》发迹而以明史权威自居的老先生，先不讲他把李自成拔高为比无产阶级领袖还高、大、全的形象绝非历史的真实，问题在于他原是对郭老尊敬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怎么郭老死后却一反常态，不顾当时的客观实际而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放肆攻击郭老《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和作用呢？笔者不想评论老先生和郭老在史学上、文学上的成就，这里强调的是老先生的作法，实在不敢恭维。通山说的某些人，采用唯我所需、独尊通山的手法，对不利于通山的观点以“误导”或“子虚乌有”等帽子加以诋毁，本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北京会议”并没有得出“只有通山一说”的结论
启发同志说，课题组邀请双方代表的会议，“共同的结论是：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在湖北通山被九宫山乡勇杀害”；夹山说“没有可信的证据”。这种说法，显然不合实际。在1997年5 月李自成北京讨论会上，起码夹山说的代表并没有同意课题组讨论稿的结论，而且不少人认为夹山说更接近实际，大多数人都反对以势压人的学阀作风，双方根本没有取得李自成死于通山的“共同结论”。课题组讨论稿的结论，不是也不可能是双方的一致结论，特别是带有倾问性的课题组讨论稿更不是定论。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发展给史学界带来了春天，史学研究，开始从“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湘西石门出土文物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夹山说重新抬头，本来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在改革开放20年的今天，像启发同志这种“唯通山独尊”的作法，实属罕见。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实际上到今天也未出现过启发同志这样粗暴的态度。
通山说主要依据的文献是阿济格、何腾蛟奏疏及县志、族谱等等资料，但说法不一、自相矛盾，“硬伤”较多，就连清朝和南明统治者也不相信，又还哪算“可信的证据”？阿济格亲王的疏报言大顺军残部“兵穷力尽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部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阿济格知道“贼首”被杀邀功必献首级，但已“尸朽莫辩”，只能以“再行察访”搪塞。不久，清廷得到大顺军尚有几十万大军的确报，闯王更未“兵尽”伏诛“自缢”，摄政王多尔衮派巴都前往责问阿济格：先言“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并未剿除，“此等奏报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阿济格因谎报李自成死，未得封赏”（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被“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注：《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至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注：《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八。）。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奏报“斩李自成于九宫山”，但“无首级”（注：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却言李自成这个“元凶已除”（注：《明史·何腾蛟传》。）。唐王朱聿健亦“疑自成死未实”，须首级证明。何腾蛟这才上《闯贼伏诛疏》进行辩解，只能说是从“众口同辞”的降卒降将口中得到闯王死讯的，无法交验尸首。可韦祖辉先生代表课题组撰写的《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的长篇讨论稿，却说这些都未“否定”或动摇通山说。一件历史公案有这么多疑点，又没有首级证明，居然变成了不能更改的定论，实在是自己封闭自己，其手法也并不高明。至于《通山县志》和《程氏族谱》，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县志讲闯王被害的地点是小源口，族谱又说剿“闯王于牛迹岭”。一个说是程九伯聚众打死的，一个说是他姓金的外甥“锄死”的。《荒书》记载李自成死的情景矛盾更多，近乎荒唐。而且被杀害的是李延不是李自成，所言首级、珠盔、金印、龙袍等为什么一件也没有？而李延与李自成是两个人，不能划等号。陕西米脂县《李氏族谱》明确记载李延为李自成的远房侄子，硬把李延当成李自成确有“张冠李戴”之嫌。
夹山说早已有之，并非石门同志80年代开始掀起的新说，依据的文献也不只是《书〈李自成传〉后》。清初华容明太史严首升撰著《夹山纪》，言奉天和尚同“六十人，甘苦与共”，把夹山寺名刹重建“兴复”。康熙初年的《甲申朝事小纪》载湖广孝廉张琮伯“由常德乘船上镇远”，泊舟青溪，登山步入禅院，“见一老僧，状伟而言辞慷慨，话甚投合，留连数日”才分手。数年后张琮伯再访老僧，已只有老僧所悬遗像和陈设的“皆非常物”的彝鼎，其徒告知“吾师即闯王李自成也”，并言“闯王平日原养状貌类已者数人，彼时有孙某愿代死，吾师甫得脱耳”，故“凡载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谬也”。其后《直隶澧州志》、《石门县志》、《米脂县志》、《澧州续集》、《小腆纪年》等均沿用此说。李自成禅隐夹山，那么九宫山就很可能是“设疑代毙”之计。近代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撰著《李自成遗诗存录》、《再书李自成事》等文章，指出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不可信”。1946年都履加在《民国日报》发表《湘西石门夹山寺·李自成脱身伪僧考》，也赞同夹山说。1956年与郭沫若同时留学日本的申悦庐先生撰著《大顺军李自成被害问题存疑》，亦对通山说持否定的态度。80年代以来，由于石门出土文物的增多，鞠盛先生对大量传说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20世纪以来最长的史诗”（注：韩隆福《略评〈夹山龙隐记——李自成后传〉》，载《常德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夹山龙隐记——李自成后传》（注：见北京华夏诗词文化开发公司《全国诗社诗友作品选萃》6、7、8、9集。），不少学者发表文章倾向夹山说，本是学术争论极为正常的现象。
　　　　三、夹山说的文物资料不仅比通山说多得多，而且更能说明问题
如果文献资料歧异多，得不出一致的结论，但若能以出土文物印证，那就接近“定论”了。通山说的文物少得可怜，而且不真实，因而带有倾向性的课题组讨论稿说：“文物资料也好，并不在多，而在于能否说明问题”，可“夹山文物却证明了夹山禅隐说是不能成立的”，夹山虽有个奉天玉和尚，但“不是李自成”。启发同志走得更远，说“所有文物没有一件可以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恰恰相反，石门（包括邻县）一带出土的和征集的文物，都有力证明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而且“奉天玉墓没有根据文物保护法按原状保存下来……已失去作为文物保护的价值，也失去了作为史料研究的价值”。如果奉天玉墓真有未保存好的不足，也不能象启发同志那样全盘否定经省和国家鉴定的所有文物，更何况当时发掘奉天玉墓现场的照片依然存在。石门在奉天玉墓址上建陵，本就无可厚非。湖北通山说在一个根本不确的牛迹岭下，围出一大片土地的坟冢，辅以墓碑、铭刻、石鼎、香炉、纪念碑和寺院祠宇式的闯王生平陈列馆，构成了一个相当壮观的闯王陵，又是依据的什么呢？展览馆陈列的文物极少，已有专家发表文章指出：一是传说的闯王白马奔逃时掉下的一支马镫，姚雪垠先生说上面刻有“永昌元年”。经专家考证：“纯属捏造”。即使真是“永昌元年”的字样，也无法推论为李自成的马镫，更无法直接证明李自成遇害牛迹岭。二是从陕西米脂县李自成展览馆复制来的一个铜质驿马铃。从外省复制来的铜质驿马铃可以是通山说的物证，而石门发现7 枚“西安王”铜马铃倒不能作为夹山说的佐证，岂非怪事。三是没有说明出处的一块新制的“大顺皇帝李鸿基之墓”的石碑。三件文物没有一件能证明李自成“悲壮”地遇害通山。石门在未发现“奉天玉诏”前靠间接佐证建造闯王陵似乎欠妥，但有了“奉天玉诏”后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诏”是皇帝的专用字，象“朕”样具有严格的特定涵义。李自成曾是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王称帝，兵败为奉天玉和尚禅隐夹山寺在幕后指挥余部联明抗清，才有“奉天玉诏”的铜牌，否则这个铜牌的铸造就失去了意义。“奉天玉诏”可以成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直接文物的有力证明。正因为如此，课题组讨论稿也好，此后发表文章的启发同志也好，都对这个铜牌进行了回避，实在有欠公平。何况夹山还有很多比通山说多得多的其他文物佐证呢？
1981年，文物工作者在夹山寺旁西坡发掘了奉天玉墓，墓志铭（奉天大和尚塔铭）言奉天和尚“领徒开山”，重修夹山寺，有“门徒弟子数千众”。还有饰梅花图案盛木炭的陶釉缸，饰麒麟、凤凰图案盛奉天玉骨灰的青花瓷＠①，特别是刻有“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永远石朽人来“联的镇墓圹符碑，已有专家破译为“闯王陵”。至于是不是陕西米脂一墓三穴的葬法，还是佛教僧人圆寂的处理，可以继续探讨。又有记述奉天玉和尚《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康熙碑）和《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坛》（道光碑）及密藏墙洞的《支那撰述》、咏梅残版和野拂撰文残碑、野拂墓碑、闯王令牌、临澧蒋家传世文物、6 枚“永昌通宝”铜币、7个“西安王”铜马铃， 更有夹山寺地道地宫密室发现的石雕龟形敕印。敕与诏一样，都只有君王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能用敕和诏的。敕印与奉天玉诏进一步证实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历史事实。课题组讨论稿说奉天（明）玉和尚“来自南明永历政权的奉天府。由于历史动荡的原因，其唯一功绩是重修夹山寺，没有成为高僧，故《高僧传》没有把他收入进去”，弄出了清初有“两个奉天和尚”的说法，目的是否定夹山说。这种简单的作法却否定不了清初以来文献文物所记载和证明夹山寺奉天玉和尚的特殊性，更否定不了“奉天玉诏”等文物的特定涵义。强行把夹山寺奉天玉和尚与“奉天玉诏”分开，甚至根本不提“奉天玉诏”，彻底否定夹山说，确实说明了课题组讨论稿维护通山说的良苦用心和研究中的“硬伤”。
　　　　四、通山说的个别学者有必要端正学风
启发同志强调学风问题是很好的，但事实上某些通山说维持者特别是启发同志本人学风不正。启发同志借课题组讨论稿的所谓《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的观点，给夹山说的同志无端加上“删改史料，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子虚乌有”等等一大堆罪名，倒是真的给人以启发：一是学术争论容不得简单粗暴。学术问题不是行政命令、辱骂恫吓等简单粗暴的方法可以解决的，自封权威、以势压人也无济于事，拍桌子、戴帽子的作法更是心虚的表现。学术问题同样得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辩子的“三不”原则，不能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阀作风解决争论，只能以理服人，并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学派的存在。石门的同志在这点上是做得比较好的，尽管其中有些人不是明史专家或是半路出家的学者，可这些人直至今天仍然老老实实、虚心学习、以实物说话，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研究的有益工作，出版印刷了两本集子，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和真理。而通山说的个别同志，却有些不够冷静，有的盛气凌人、以势压人，有的以权威自居、帽子满天飞、老虎屁股摸不得，确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学术争论容不得唯我独尊的一言堂。没有学术文化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没有学术争鸣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的发展。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造就了古代中国文化的辉煌，产生了孔子、屈原等世界文化名人。庄子的好友惠施死后，庄子常慨叹“无以为质矣”。没有了质疑的对立面，他的学术已无法深入发展。说明学术需要质疑、挑战的精神才能创新发展。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中说过：“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斯大林也说过：“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学术争鸣是平等的争论，可以互相吸收发展，不能搞停滞不前的通山独尊的一言堂。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法，是封建家长式的恶劣学风。实际上倾向通山说的许多学者，也不同意这种学阀作风的行为。石门的同志对文献文物的研究，指出通山说的疑点和不足，发扬夹山说，使不少原来倾向通山说的专家学者在大量文物面前变成夹山说的肯定派或倾向派，本就是学术争鸣中的可喜现象。可通山说的个别同志硬要把夹山说的研究通通斥为推论假设、子虚乌有，连佛教名僧园彻法师“倾向于出家说”也被斥为“太不冷静”、“太过于武断”，甚至回避或否定“奉天玉诏”的铜牌，硬以“奉天”是地名、清初有两个奉天和尚来诋毁夹山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的说法，实在不是学术争鸣的正确态度。一般的和尚能用“诏”吗？石门所建闯王陵比通山闯王陵真实得多。夹山寺、奉天玉和尚是通山说所有学者都承认的，石门夹山加上“奉天玉诏”等文物的征集和发现，启发同志就更不应该蛮横否定了。至于野佛是李过还是顾君恩可以继续研究。同奉天玉墓到底是什么葬法一样，并不影响奉天和尚的存在。个别通山说学者的恶劣作法，总使我想起“左祸”横行时被迫害致死的吴晗、翦伯赞等著名的史学家，这种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启发同志的文章一开头就言通山说“本已有历史学家和国家权威部门认定”，夹山说的考证研究既没有“可信的证据”，又“删改史料，无中生有”，“已超出纯学术争论的范畴”，出现了“被利用”否定通山说的“可能”，至原来的结论也有被推翻的可能”的局面，这才是启发同志的真话。其实，原来就自相矛盾、疑点较多的通山说，被更接近实际的夹山说所推翻，不正好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吗？即使还有不足之处，也可通过民主、平等的争论把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使之更接近实际和真理，不正是双方真正历史学者追求的目标吗？一时还相持不下，因争论可使更多的人在两地参观考察，从比较中得出结论而成为群众的历史，不是更有价值吗？让不带倾向的专家学者和群众来审视通山说和夹山说，正如从周边来研究汉族一样，肯定会更客观些。笔者想说的是：即使最后夹山说完全成立、通山说被彻底推翻，湖北通山说的决策者也没有必要把已建的闯王陵和从通城县搬至通山县郭沫若“李自成墓”的题词毁掉，作旅游景点仍是有价值的。反之亦然。学者只服从事实和真理，不服从武断和偏见。任何“唯我独尊”的学风文风，都无益于李自成归宿讨论的深入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缺的左部右加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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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学刊
1998年6期

四十年来历史疑案追踪
——谈谈李自成“归宿”问题

刘重日

一

关于晚明民变领袖李自成的生死问题，我的兴趣和存疑是很早的。1955年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我被指派在明清史研究室工作。先读《明史纪事本末》，再读《明史》，同时做《皇明经世文编》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目录提要。当然也尽量涉猎当代人撰写的明清史事的论著，其中包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变》等等。对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基本史实和李自成的死，我只有个粗略的印象。1956年由于《历史研究》尚归历史研究所主办，和编辑部同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建所伊始，规模不很大，研究人员也不多，又大都是青年人，整天在一起。我听说关于李自成的死，有位姓申的先生寄来一篇文章，论证李自成并未死于通城、通山，而是兵败后入湖南石门夹山为僧而终。年青人好奇心重，总想待发表后以先睹为快，但当时的编辑部大概以申的观点与郭老相左而终未刊用。
当时我并没有想去探索此事，一是对明末史事知道的太少了，不具备这个能力；二是在工作学习之余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里，撰写了关于牙人牙行的探讨文章，并予以发表。
事也凑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被正式调入郭沫若主持的《中国史稿》编写组，第一次分工就指令我写好明末农民起义一章。不必讳言，那时参加《史稿》组，被当作一种荣誉和领导的信任，焉敢不努力钻研，以求表现自己。为此，我整整花了三年的功夫。
因为脑海中很早就有个感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李自成之死的不同说法，因而在读书和查找资料时，自然更加留心。时间日长，材料日多，我发现“战死说”，不论是在通城还是在通山都非常混乱、矛盾和漏洞百出，飘忽不定，令人难以适从。正如徐＠①所云：“自成之死，传闻异辞”。在李自成生死的各种记载里，年月互异，有四五种说法；死地也有四五处之多，而死的方式竟达九种以上，却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材料。
《明史》的编纂，前后将近60年，集中了大批优秀学者。关于明末史事，当然算不上年代久远，一切所需书籍与资料自然一览无余。《明史》是一部公认的严谨史书，凡属重大历史问题都是经过撰写者相互讨论以至争辩然后裁定。譬如：关于严嵩该不该入奸臣传的问题，就数次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对于李自成究竟是死还是生？众说虽然纷纭，但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只有“终无实据”而已。张文贞公是奉旨监修《明史》的官员，同时也是学者，他的这句话始终对我印象很深。传闻毕竟是传闻，代替不了事实。但写史写书总不能没有个说法，总得从其一说，故史馆诸公裁定了“通城说”，而其死的方式，亦未有定论。
我认为《明史》裁定通城绝非撰史者的疏忽，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的佼佼者。我不相信这些连《明史·地理志》都撰写得那样详细的人，竟不知九宫山指何处。竟连明修《寰宇通志》都无人看过，可能吗？我倒觉得是解放后的寡闻学者做了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多余考证！在我看来，史馆诸公在几经斟酌之后认为通山说漏洞、硬伤太多，不及通城说较为稳妥。
通城、通山说虽均无实据，但对夹山说，也仅是文字记载而已。虽似言之凿凿，我也未敢轻信。正如徐＠①所言：“为僧之事，固无足据”。都是文字对文字，缺乏可信的依据和实物印证。
《中国史稿》的说法，当然要以主编郭老的意见为根据，这是不能含混的。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不想也不愿意有别的想法。农民起义领袖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为理想而奋斗牺牲，豪气千秋，何其壮烈！说他遁迹法门，总脱不了“逃跑主义”，有损于“伟大形象”，故宁信其死而不信其生。然而满脑子的问题和疑惑，常想若有机会与郭老能谈谈。三年困难时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郭老把《中国史稿》编写组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一是研究问题；二是改善一下生活。其间，我把自己的疑惑和感兴趣的问题简短地告诉了郭老。其实，我的言外之意是想说郭老不该根据两三学者以考辨“九宫山”所在，而定自成死地，也不必于1956年发表声明更改“通城说”。他边走边谈，大意是说要彻底搞清这个问题，还得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有实物的印证。郭老指出的是一条研究问题的方向，并不涉及谁对谁错，其态度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不像现在有些人对不同意见就一概骂倒。毕竟是大师风范为学子树立了楷模。
那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自成生死”并不多么重要，谁也不去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前再打这种无谓的“笔墨官司”。文革之后，“凡是论”被实事求是所取代，李自成归宿这个从未解决的悬案，重新被提了起来。往日的疑惑和兴趣，使我密切注视着通山遇害说和夹山为僧说的论战。
对此问题，我的态度从来就是谨慎的，本着一个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审视和探索一切历史事件，从未想过要反对谁，维护谁。四十年来，若断若续地追踪着李自成归宿问题的史料与文物。尽管如此，在1985年的通山会议上以及将近十年之后的夹山讨论会上，我都没有轻易谈自己的看法。如今有了新材料，有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和不少文物的出土，就不能不对李自成之死重新加以探索论证了。

　　　　 二

有人说李自成被杀于通山县九宫山，已经定论。这简直像痴人说梦！若非缺乏常识，则是别有用心！此说证明何在？一无首级二无信物，这是当时的结论。据《东华录》所载，英亲王阿济格前后奏报本身就互相矛盾，均未落实。顺治二年七月己巳“摄政王赐阿济格军谕”曰：“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共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见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诳耳。尔等虽行诳称，其谁信之。”作为一个前线指挥，不仅先后奏报不一，对李自成究竟是死是活，始终闪烁其辞。以顺治二年闰六月奏报看，云“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自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可亡，俟就彼再行查访。”此段文字，实不敢推敲，“降卒”所言，既非二十人之一，何以知之？“素识”者往认，何不能辨？除非死者非其人。再说从闰六月到七月受多尔衮责罚，时隔两月，阿济格派人“就彼再行查访”，并无下文，显然没有眉目，得不到证实。文字记录在案无法更改，于是有人心生奇巧，以为能证明阿济格曾被再度起用过，便可推翻“欺诳”之过。既是缺乏常识，又是形而上学之最。军事倥偬之际，戴罪立功者多矣，不等于没有前罪。且看《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之阿济格传乾隆的批谕，“谕曰：朕览实录载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往追流贼，诳报已死，又擅至沿边索马，且向巡抚嘱托公事，过迹昭著。虽前次亦有微功，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实由自取。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这便是一记有力的耳光！
据统计，明末清初记李自成事者，史、志、稗、乘大致有六十种左右，但正如徐＠①所言：“自成之死，传闻异辞”。说李自成被打死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死的，谁打死的？异说纷纭，矛盾百出，且都得不到可信的验证。说法那么多，明清之季的学者也作了一些分析，最后也只能从其一说而已。对于关键问题，即死者是否是李自成，结论还是“终无实据云”。其所谓的“考证”，只是用一种无实证的材料去论证另一种无实据的说法，得出自己倾向的观点，仅此而已。所以有人说：“李自成死于通山，清初已成定论”，清末已“考证清楚”了，简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在讥讽嘲笑别人的同时，自己竟然连文章也读不懂了！
问题从一开始，一再追查的就是李自成究竟死了没有？九宫山死者究竟是谁？说他是李自成，凭据何在？这是清与南明两个王朝特别关注的事情。而最早文献就是阿济格与何腾蛟的两个奏报。两疏歧异矛盾之处，暂且勿论，一个共同点都是听来的，“空口无凭”。而且都受了各自朝廷的责备。尽管二人为自己竭力辩护，但终归没有“实据”。若有人企图用传闻的记载作“引经据典”的文章，那我还可以告诉他《石匮书后集》等书记载将自成首级献给了何腾蛟，而《程氏宗谱》等书，亦有献首军门佟的记录。一首二献，岂不更加荒唐可笑么！
老实说，迄今为止根据各种记载综合判断，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九宫山的确死了个“贼人”。但死者究系何人，并没有解决，或者有人怀着各种目的不愿意承认。阿济格、何腾蛟以及官方人士异口同声，说那就是李自成，是因一保乌纱帽，二怕获罪。而现在有些人，却不正面研究问题，在枝节上大做文章，纠缠不清，实在非论史者所当为。
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在于死于通山县九宫山的并不是李自成，而是农民军中一个叫李延的人。在所有的数十种书籍记载中，应该说据有可信性最强的是当事者，当地或当时的人的各种记述了。
通山《程氏宗谱》载：程安思，字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世思堂程氏宗谱》亦云：程九伯“于顺治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金氏宗谱》云：“一柏（九伯外甥）一同，追剿闯贼于牛迹岭下”。
其他如《朱氏宗谱》、《王氏宗谱》、《余氏宗谱》等书的记载均可印证此事。
康熙庚午举人谢延树是当地人，著有《诗古文集》，其中有“小月无题”一诗，云：“天剿李延贼，凶魂乃帝催”。
通山发现的新资料，手抄本《九一宫志》（于道观经卷中发现）共十一则，千余字，时间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其中有“阴访李延墓六则”，这六则并未全部披露，只引了一条自认为对己有利的材料，只说九一道尊于顺治年间接待来自夹山的两位出家人，前来寻找李延死于何处，葬于何地。最后未找到，走后九一道尊捡了一首“红绫诗”。诗云：“顾庐恶梦烟灰灭，华堂已毁躏铁骑。壮士捐躯怀前志，小子残生泄君机。妄言轻信离情起，良谋屡进几度依。难忘恩义凭山吊，莫让随流世外疑”。作为资料果然重要。通山派认为这是藏头诗，乃顾君恩所作，这一观点可以接受，但他们以此断定夹山为僧者乃顾君恩，却是错了。因为去通山找李延墓的是两个僧人而非唯一的一个。从诗意中回味，作者的确泄露了不少“君机”。道出失败的原因、捐躯的“壮士”，只好依从“良谋”，最后提醒人们不要“随流”瞎说，且用了耐人寻味的“世外”二字。这岂不是透出一点消息，即“禅隐”和谋士顾君恩很有关系吗？自成谋士，兵败中被杀的杀降的降，记录均在，唯顾君恩不知下落，此人每在关键时刻，始见于记载，确为自成出了“良谋”度过了多次难关。此诗又一次证明了这点。
通山说的学子，常指责别人不以科学态度对待史实，以至谩骂讥讽别人，对别人竭尽污蔑之能事。而他们不仅否认史实，且编造历史，假造《弋闯志》，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编造假《家谱》。相反，对一些有价值能说明问题但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如《九一宫志》等等，竟然采取了掩盖封锁的手法。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已经说明了真相所在么？
通山死者乃李延，即使《通山县志》上，也赫然写着：“九宫山北有李延墓”。
据通城派学子所写《通城说新探》一文云：六十年代初在通山县九宫山一道观内，曾发现过清乾隆年间该观道士曾为李延立了一块“李延将军墓碑”，大意记述了李延在当地活动时军纪很好，与道士们相处颇为融洽。像这种珍贵资料，通山说者为什么长期尘封，秘而不宣？
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通山九宫山死难的是有名有姓的李延其人。通山说者众口一辞，说打死者为程九伯与其外甥金一柏，那么程、金二氏自是当事人，则程、金二氏之宗谱，当然是确证无疑的第一手材料。那么，二氏既非农民军内部人，何以知其死者是李延呢？显然和他们宗谱中所记之“得珠冠、龙袍、金印”分不开（是龙袍还是蟒袍？两者差异甚微，一般人很难区分。珠冠不等于皇冠。珠冠、蟒袍，宠臣、大臣均可服用）。许多官修志书如《湖北通志·武备志》，亦不讳言“剥其衣得龙袍金印”。道理很简单，也十分明显，金印上刻着的就是李延。不然程氏之流是不会知道的。如果印刻“李自成”三字，宗谱上亦不会编出个“李延”二字来！宗谱与志书都说此物献于“军门佟”，先不管这个佟是谁（因当时清高级将领中有两三个“军门佟”的人），倘是“李自成”三字，“军门佟”焉敢匿藏不报，而此实物信证，足可平息各种风波，也不会有这个三百五十余年的历史疑案了。这个道理三岁孩子也明白。
通山说的解释漏洞太大了，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硬伤，怎么办呢？只有胡说一通了。童书业先生在此根本问题上道是本本分分写着“也许”、“或者”、“假定是否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等等，其实事求是的态度，与那些强词夺理者实不能同日而语（见《李自成死事考异》）。
李延根本就不是李自成，连博学的童书业先生也未敢说是“自成别名”。1984年5 月在通城县发现的《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说：“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这是当地人记当地事，而且正是李延烧了他们的金氏宗祠，刻骨铭记，不会错录。标明了俨然两个不同的人。
还有一个印证，据申悦庐先生引《半窝杂记》云：一道者言“闯王知大事已去，抽身而隐。有一义儿，受恩最厚，代统其众，不料至九宫山为村民所杀，出于意外也。”此又与通山《九一宫志》之“阴访李延墓六则”相互印证。
遍查《延绥镇志》、《延安府志》、《米脂县志》，他如《绥寇纪略》、《罪惟录》、《后鉴录》、《鹿樵纪闻》、《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等等，记自成乳名、字者多矣，唯独无“延”字。李自成也根本不可能叫李延，谁都知道李过乃自成之侄，据李宝忠《永昌演义》，其侄辈除李过，尚有李通、李遵、李迪（迪、＠②通用）等等，米脂县闯王纪念馆馆长申长明先生调查表明：自成侄辈皆以“辶”命名，辈分有别。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李自成绝对不可能又名李延。
栾星先生（通山派）曾寄我所著《李岩之谜》一书，拜读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李延的信息。他说60年代初，在李岩故里调查李岩事迹，在县委招待所碰见米脂县两位干部，同居一室，便聊了起来。当自己说到是来调查李岩时，米脂的干部便脱口说，我们县里也有他的后代，我在李氏家谱中看到过李延的名字。栾星认为这不可能，显然把同音异字弄错了。后来我写信请申长明先生追查米脂《李氏宗谱》，可惜文革之火焚后，文物幸存甚少，已无原物，实在遗憾，但亦是可印证李延实有其人的。
有人曾想以顾氏《明季实录》之附录《酉阳随笔》之“闯贼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这条记载，企图用谐音附会，且不说南北音读甚远，其所引曹应昌《上高汇旃先生书》云：“且闻其（自成）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明言乃“据之传闻”。传闻再加上猜测，和《酉阳随笔》如出一辙，分明是传闻之误。
明明是李延，为什么非要指鹿为马说成是李自成，始作俑者是谁呢？有人对费密的《荒书》评价颇高，其价值在于所记较为详细，但引用者却取其所需，弃其不利。其实恰巧是这部记述较具体的著作，道出了其中蕴含之实情，揭示了一个苦衷和隐秘。
李自成对南北两个朝廷来说都是大敌。阿济格初报“自成已死，贼兵已灭”，双方朝野为之振奋。清王朝为此祭了天地，告了太庙。结果自成生死却得不到证实。朝廷为此感到难堪，便下令追查，英亲王也保证“就彼再行查访”。在此种形势与气氛下，地方官自然压力很大。行查的文书急如星火，县官自然如坐针毡。《荒书》写得明白：“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程九伯为什么不敢出认？以他为首打死的，尸证物证都是李延，封建专制时代他岂不知“冒功领赏”是要砍头的。所以有公文榜谕他也不敢张冠李戴。只有县官亲自跑来，当面说了被杀的是李自成，他才敢走进官府去领赏。这不是把原委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么？这件事完全说明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阿济格谎报在前，而通山县令谎证在后。但还是“终无实证”而无法结案。
非常明确，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县官在上级追查的情况下亲口说的。如果说打死人的时间在四五月间（因时间说法不一），除去公文函件的往返时日，“行查到县”的时间不超过七八月间。理由很简单，任何史、志、稗、乘关于此事的记载，也不会早于这位县令的信口雌黄。县令指鹿为马，自有苦衷，但从此传了开去，关于李自成死于通山的记载（通城另当别论）都是这样误传造成的。自县令亲口说谎之后，有两种现象可发人深省。以后所有官修志书如康熙间之《湖广通志》、《湖广武昌府志》、《通山县志》以及后修之《湖北通志》、《九宫山志》等等，均直书死者为李自成（当然偶然也出现矛盾，如《通山县志》载九宫山北有李延墓）。而在当地的宗谱里，尚未贸然违背事实，一般成谱早者依然写着李延，随着时间推移，概律为李延即李自成，最后干脆全是李自成了。
尽管县令因时势所驱，不得不指鹿为马，混乱视听，但毕竟还是拿不出凭据，朝廷当然不信，从未行文予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军门佟”手里所掌握的“龙袍、金印”自然更不敢拿出来上交了。因为一旦证实不是李自成，便是欺君杀头之罪，阿济格就将被处极刑。这个重要的“实证”自然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总之，谎报加谎言，使不少学子莫衷一是，也是使不少学子信以为真。更有个别自以为是者，摆出了“教师爷”的架势，对不从通山说者，不烦冗文，拿着大刀长矛费劲地乱杀乱砍，其实早已无异于唐·吉珂德，把一切都看错了。那种强说为项，洋洋大论的文章不就都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么！

　　　　 三

关于李自成未死于九宫山的另一种说法，即夹山为僧说，在十年前我也未敢轻信。但也没有理由和凭据对之加以断然否定。研究历史要求实、重材料、讲证据。若怀杂念、主观、偏执以至抱有某种情绪，把不利于“我”者，是资料则断章曲解；对不同意见者则口诛笔伐以期骂倒，那便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
李自成“为僧说”，真正有学问的人虽不相信，不予肯定，但亦未断然否定，斥为荒诞。譬如徐氏《小腆纪年》引了江昱所言之后，按曰“为僧之事，固无足据”。此文句本来浅显，有人竟一叶障目，连“足”字的含义也不懂了。童书业先生是饱学之士，以科学态度，大家风范，讲道理，谈依据，不装腔作势，谩骂别人。尽管他为通山说而“考异”，但结束用辞也不盛气凌人，只云通山说“是比较可靠的”。而对李延、李自成“变”的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没解决，直书曰：“自然还待继续研究”。决不像有的人那样愣是生拉硬扯，自以为是，妄下断言。童先生不否认为僧说“言之凿凿”，只是由于偏信通山而认为越说得“详细”，“所以考据家多不相信”。其实这也不尽然，若说“其世愈晚，传说越繁”是规律，那么通山说之纷纭何尝不是如此呢？这话在五六十年代，甚至80年代我也认可。但那些有名有姓，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详细记载，一旦得到某些实物的印证，就会更显得“言之凿凿”的可贵了。倘若单是记载对记载，文字对文字的扯淡，永远也扯不清，结果必然是各取所信。所以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实物加以证明，即要拿出“实据”来才能敲定。
有人承认“何＠③对历史事件是求真求实的”，却又指责何＠③编造出了“禅隐”说，岂不自相矛盾，逻辑混乱。李自成夹山为僧在小范围里早就有传闻，何＠③只不过做了“求真求实”的亲身考查，然后以董狐之笔记述罢了。此事先有张琮伯亲身经历于前（康熙初年赴任途中路过夹山与奉天玉和尚面谈甚洽），歙县江昱“特至夹山”眼见于后（亲去夹山见到石塔、遗像，又访问了寺中老僧，认为“奉天玉”是李自成“自寓加点以讳之”），又有张琮伯子孙《半窝杂记》可证。怎么说是“何＠③说他当了和尚”。一个隐秘逃命出家的人，能大张旗鼓地张扬吗？即便是在小范围里被个别人窥知，也只能在他死后才渐渐地传了开去。这种极为浅显的道理，竟然有人大作形而上的文章，高明还是拙劣，自有行家去公断。更有人挖空心思在“奉天”二字上不吝笔墨，但“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的石塔，赫然耸立，不止一人见过，只能诠释其由而不能否认其实。岂可以常规律之。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之《流寇琐闻》摘录了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塘报中一段话，曰：“闯贼名李自成，幼曾为僧，僧名黄来僧”（《广阳杂记》与此略同）。李自成“小名黄来儿”（见《罪惟录》、《绥寇纪略》、《鹿樵纪闻》等书）。当地米脂县塘报，自然不诬。起码印证失败遁迹空门之可能。由于自幼当过和尚，庙中佛事司空见惯，所以再次当起和尚来，自是行家里手，便于隐秘，不易露出破绽，且能够充当“高僧”。这大概是他生前未被察知，瞒天过海，竟然寿终的原因之一。虽未遭宋代李顺为僧而被捕之厄运，却也被当地政府砸毁坟墓，几乎鞭尸。
这些资料在无物印证情况下，并不显眼，只是文字的一说而已。但是近十年来，石门夹山出土和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是可以与文字记载相印证的凭据，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难道不该正视和重新探讨么。我相信倘郭老在世也会去看的。在发现的许多文物中，我以为“西安王马铃”、“梅花诗残版”、“奉天玉诏”以及奉天玉墓的发掘，葬式、墓志铭等尤为重要。墓葬的发掘证实其葬式与陕北米脂一带习俗的一致，墓志铭说明并非一般和尚，隐讳之词不同一般，更说明身份之特殊。“塔铭”，证实奉天玉确有此僧，不只是传闻和文字虚载，也证实何＠③亲身考察所写《书李自成传后》之不诬。“西安王”马铃证明乃自成跨骑之物，据《小腆纪年附考》云：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自称“西安王”，故农民军内部是不能随意盗用的。其“梅花诗残版”于夹山寺院残壁中的发现，更证明章太炎先生根据民初民间长期留传的“梅花诗”，考定为李自成所作的确切性。而他对《明史》李自成走死九宫山所提之“六不可信”，增添了事实的依据。尤其是“奉天玉诏”的发现，为奉天玉和尚的身份定了性，非为帝者，焉敢用诏。这些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是真的文物，否认是徒劳的。把这些点串连成面，加经综合分析，李自成的影子不是从沉淀而浮出水面了吗？对此夹山说者多年做了很多研究（请看《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一书），虽然欠缺之处也有，但也说明了许多问题。文章俱在，自不待我赘言。历史研究常常需要综合分析和考察，在无直接资料简单说明时，需要各种材料或实物综合印证，以究其是非。不能以己之偏见，拒史实于不顾，一味吹毛求疵，这是作为史学研究者不应持有的态度。
就目前通城、通山、石门三家争论来看，关于李自成究竟死在何地，通山说最不可信，而石门夹山说较为可靠。尽管通山说千方百计否认“为僧”史料，割裂夹山出土文物，大肆攻击、造谣，以至无中生有，但都抹杀不了实物的存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变了以往的看法。虽然夹山说尚存不足之处，对资料、文物探究不深、不细，但迷雾毕竟近于消散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才下加鼎
　　＠②原字为建的外部内加由
　　＠③原字为王右加粼的左部

zm799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年6期

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

赵世瑜/杜正贞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朝的末代君主朱由检走投无路，奔煤山自缢，自此，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明朝寿终正寝。对于明朝的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从当时开始就多有人评论，后世的史学家也因为1644年的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对此颇多论说。但是很少有人想到，不久之后，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地方性话语”，化为一种特殊的民俗传统，具有了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一、“太阳生日”的传说与习俗
1925年3月15日，鲁迅在给傅筑夫、梁绳ｙī＠①（容若）的信中提及：“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因众皆信之也。”[1](P66-67)关于此是否“新神话”，民间文学界专门进行过讨论，但无论如何，讨论者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的背后，隐藏着对明清交替的历史记忆。[2](P227)[3](P1)
三月十九日太阳生日的习俗在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存在，也引起了民俗学家的关注。有学者发现，“太阳的生日南北并不一致，北方很多地方以二月初一为太阳生日，吴越地区则为三月十九（注：三月十九那天，日出正好在卯时正，故以是日为太阳生日）。这一天，家家户户在门口插上蜡烛，妇女三五成群，念佛宿山。此风以绍兴地区为盛”[4](P508)。在湖州地区，人们“认定三月十九日是太阳菩萨的生日”，并流传下来这样的《太阳经》：“太阳明明珠光佛，四大神州照乾坤。太阳一出满天红，晓夜行来不住停。行得快来催人老，行得迟来不留存。家家门前都行过，碰着后生叫小名。恼了二神归山去，饿死黎民苦众生。天上呒我呒晓夜，地下非我没收成。世间呒我来行动，昼夜不分苦万分。太阳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红灯。位上神明有人敬，呒人敬我太阳星。有人传我太阳经，合家老小免灾星。呒人念我太阳经，眼前就是地狱门。太阳明明珠光佛，传与善男信女人。每日清晨诵七遍，永世不走地狱门。临终之时生净土，九泉七祖尽超生。务望虔心行到老，后世福禄寿康宁。”（黄景秋讲唱）[5](P447,59)
这种《太阳经》在各地流传，版本多有差异，如在宁波慈溪采集到的则是：“念念太阳经，太阳三月十九卯时生。太阳出来照四方，普照大地万物生。一照东方太阳升，二照南海观世音。三照西方千重佛，四照北方地狱门。东南西北都照到，风调雨顺国太平。有人念我太阳经，合家老小无灾星。世上太阳最公平，穷不欺来富不捧，照在人间世上一样闻。世上若无太阳照，万物皆空化灰尘。善男信女来修行，修行先念太阳经。”（注：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注①。另外在《宝卷六种》之中，有民国时期顾大荣所抄《王大娘宝卷》，其中有“三月十九太阳生，善人念佛点天灯。眼前活佛须敬重，德道之人放光明”等语。）[4](P507)
从内容来看，这些文字都是一些善书宝卷，除了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外，还含有平等平均的思想，因而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但是除了提出太阳三月十九日生和“太阳明明珠光佛”这样含义隐晦的词句外，并没有发现与明朝灭亡事件的直接联系。即便如此，在其它地区流传的类似善书宝卷，甚至都没有提到“太阳三月十九日生”或“太阳明明珠光佛”这样的词句，可见这是一种颇具地方性的异文（注：如湖北公安县的《敬太阳神》：“太阳神，太阳神，太阳冬月十九生，六月初一登殿门。”神农架发现的《太阳经》说：“太阳冬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红灯。”参见韩致中未刊稿《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第5页。又清乾隆间在湖北白阳教徒李元义家抄出的《太阳经》说：“太阳经，太阳经，太阳出现满天红，家家门首都走到，道你众生叫小名。……太阳冬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天灯。……”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但是也有一些民俗调查发现了太阳生日与明朝及崇祯皇帝的关系。比如在温州地方，“民间相传，三月十九为太阳生日。经考查，实则为明思宗殉国日，平阳一带妇女在这天拜经持斋”[6](P215)[7](P393)。而绍兴东浦镇文化站的诸国良搜集的《太阳菩萨的故事》则是这样说的：
旧时，绍兴人每逢三月十九都要请太阳菩萨，说是这天是太阳菩萨的生日。
其实它的出处还是在明朝末年，那时崇祯皇帝在位，李自成造反，带兵逼近京城。崇祯皇帝逃上煤山，被迫上了吊。有个明朝的大将叫吴三桂的，引进了清兵入关，虽然打击了李自成，但北京城反被清兵占去了。明朝皇宫内的皇族全被杀害，只逃出了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女儿。她隐蔽在一个尼姑庵里，落发修行。因为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归天的日子，也算是明皇朝覆灭的日子。这位三公主哀悼父亲的死难和亡国之痛，亲自编了一卷《太阳经》，在民间传散，假说三月十九日是太阳神的生日，让百姓都来祭祀，巧妙地瞒过了清朝的皇帝。
所以绍兴人所说的太阳菩萨的生日，实际上是崇祯的忌辰与明朝覆灭的日子。（注：讲述人：潘国桢，男，时年65岁，教师，绍兴县东浦薛家桥。）
除此之外，在湖州地区过去还有朱天庙会，与我们所谈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朱天庙里供奉的是朱天大君，“相传即明崇祯皇帝。此庙建于清朝，不能直接表示思念故国故君，因此塑了一尊武士像，赤脚踩小山冈，一手举乾坤圈，一手持檀木棍。小山冈象征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乾坤圈是自缢的绳套，檀木棍是投缳于其上的槐树”[6](P399)。到民国年间，乌青镇四月二十四日“俗传朱天君诞，近今香烟亦盛”(P12b)。
这个故事也得到了亲眼目睹者的佐证。周作人曾回忆说：“民国初年我在绍兴，看见大家拜朱天君，据说这所拜的就是崇祯皇帝。朱天君像红脸，被发赤足，手持一圈，云即象征缢索，此外是否尚有一手握蛇。此像虽曾见过，因为系三十年前事，也记不清楚了。”[9](P150)又马叙伦记述说：“英玉欲赴梅白克路松柏里朱天庙进香，属余为导。及至其处，烛火香烟，目为之眩。……朱天大帝者，实则明崇祯皇帝也，故塑像右手持环，左手持棍。邵裴子说：棍以象树，环以象结绳，正拟思宗自缢也。惟此间庙像颈悬人头一串，杭州无之……。杭俗祀朱天甚虔，持斋一个月。杏＠②谓上海人持朱天斋，世世相传，不得废也，否则有灾。余谓此皆居丧不食酒肉及示子孙不忘之意耳。”[10](P77)
以下一段叙述则事关杭州。“杭州人无论男女老幼，莫不崇信朱天菩萨。每当四月二十三、二十四诞日，满城香火供奉，盛极一时。庙亦遍城皆是，而皆附设于他庙，无一独立者。妇孺尤信仰，四月内必茹素斋戒，谓之朱天素。夷考佛经、《封神》，皆无此菩萨，而又独为杭州所有，异哉！或谓朱天者，谓诸天也，其说不足信。殆清初，遗民追念胜朝，托名崇祀，其说或稍近欤？按民间流行讽诵之《太阳经》，即追念明故帝也。”[11](P222)这些都说明，在上海、杭州、湖州、绍兴等地均有此习俗，江浙一带对明亡一事实有特殊的感情。
让我们回到三月十九太阳生日的问题上来。除了鲁迅兄弟提到的绍兴以外，是否还有其它地区存在这种民间信仰呢？我们不妨罗列一下所见材料。请看浙江鄞县：
三月十九日，鄞俗以为太阳生日，各寺庙设醮诵经。新增。案《玉芝堂谈荟》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时宪书》亦同，独吾乡在三月十九日。[12]（卷2：风俗，P11a-12a）
浙江定海厅：
三月十九日，各寺庙设醮诵经。相传为前明国难日，讳之曰太阳生日。案《玉芝堂谈荟》：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时宪书》亦同，俗易于三月十九日，为忠义之士所更，今沿其旧。[13]（卷15：“风俗志”，P6a）
定海县：
三月十九日，各寺庙设醮诵经。相传为明朝国难日，讳之曰太阳生日。俗传《太阳经》：太阳明明朱光佛，三月十九午时生，家家户户点红灯等语。朱即明之国姓也。[14]（方俗志第十六，“风俗·岁时”，P54a）
浙江乌青镇：
十九日相传太阳生日，家家拈香燃烛。明崇祯于是日殉国，或民间怆怀旧君，故名，俟考。(P12a)
浙江杭州：
十九日，太阳星君诞，比户燃香烛（道书）。[15]（卷76，“风俗三”，P19a）
浙江萧山：
三月十九日俗称太阳，有集会，设供于庭。妇女彻夜宣佛号者，谓之宿太阳山。按明思宗于三月十九日殉国，遗民痛之，故于是日设供，托言太阳生日以讳饰之，后世沿其事而昧其意。[16](P27a)
除了在浙江较多发现有关记载以外，在台湾地区也有较多类似记载，但基本上见于近年来新修的地方志中。比如在《台湾省通志稿》（1950年至1965年铅印本）中记载说：“三月……十九日，传为‘太阳诞辰’实则为明思宗殉国之日。以面制豚羊，豚九头，羊十六头，象征太牢之礼，望东祭之。家家点灯，欲其明也。盖遗民ｑｕáｎ＠③怀故国，借以寄思，历久遂成俗。”[17](P1367)《基隆县志》（1954年至1959年铅印本，[17]P1588）、《云林县志稿》（1977年至1983年铅印本，[17]P1743）、《台南市志》（1958年至1983年铅印本，[17]P1801）、《高雄县志稿》（1958年至1968年铅印本，[17]P1857）的记载都基本类似，而《台南县志》（1957年至1960年铅印本）则在民间仪式方面记载得略详：“太阳公生（十九日），此日是‘太阳神诞’。家家户户于早晨在庭前向东方设置香案，上置拜具一式，前列糕制小型猪九只、羊十六只为祭品，于是妇女们点烛焚香，望太阳礼祭。究其由来，据说在清统治下的明之遗民，假借太阳诞辰的美名遥祭大明崇祯皇帝于此日在煤山吊槐树殉难之遗俗，一直留传讫今，已有二百余年。”[17](P1827-1828)
我们知道，在明清代嬗之际，浙江或台湾都是南明抗清力量的重镇，浙江有鲁王政权，张名振、张煌言的抗清力量也主要活动在浙东沿海；台湾则是明郑政权的根据地，在这里演出了许多抵抗与镇压的悲剧。但是，在我们查阅到的浙江地方志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记载了太阳生日的习俗；在台湾的地方志中，只是现代修的新方志中有这方面的记述。在清初抗清活动同样激烈的江南其它地区，除了上面所说的朱天庙的信仰以外，也很难见到这类记载。是因为清朝统治时期的忌讳所致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很晚近出现的习俗？比如说，它是晚清时期国家控制力量衰弱的结果，或是革命党宣传反清的产物？
我们也知道，明末清初是被时人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在顺治二年清统治者再下剃发令之前，许多人对明朝的覆亡无动于衷。张履祥说，“崇祯甲申之变，仗义死节者一二十人而外，率皆污伪命者也。其弃职守逃窜者，犹为知廉耻事”[18](P41)。太仓人陈世仪作诗说：“五月四日得先帝惨报确信，四海同仇，若丧考妣，诘朝乡绅有楼船广筵纵观竞渡者，愤而刺之”[19]。对此，昆山人归庄也作诗批评：“书生闻变涕ｚｈāｎ＠④裳，狂悖人心未可量。青绶铜章□比日，吴歌楚舞醉霞觞。”后面的注说：“四月晦日，粮储道署中演戏，五月朔至端午，嘉定知县日挟妖童娼妓观龙舟。”[20]许多人对气节问题另有看法，对腐朽的明王朝的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未必有很多人同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太阳生日”的潜在含义呢？
　　　　二、明清易代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性话语
有些学者认为，太阳生日的习俗与台湾的特定历史有关，如“三月十九‘太阳公祭’。据考这天为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公园）之日。明郑时代，定于此日面北遥祭崇祯亡灵。清统一台湾后，台民假托祭拜‘太阳公’（‘太阳’暗喻‘大明’），将此俗延续下来”[21](P71)。这虽然明显忽略了大陆地区存在此种习俗的事实，但却指出这种习俗源自明郑时代。有的学者说得更明确，说三月十九固属太阳星君诞辰，但又是明思宗的忌日，“祭典由郑成功开始，入清之后，亡明（日月为明）的祭典，恐怕招致清朝官吏的降罪，所以就托称为‘太阳星君’的诞辰了”（注：飞云居士：《细说台湾民间信仰》，益群书店1993年版，第156－157页。书中也引用了《太阳星君真经》，即“太阳明明珠光佛”的一段，内容与前引第一段基本相同。现在还很难判断这是从大陆流传到台湾的，还是相反。）[22](P156-157)
另一位台湾学者翁同文发表《太阳诞辰节的起源与天地会》，这大概是目前仅见涉及太阳生日的研究，尽管本文主要是研究天地会问题的。该文据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272页所附《潮州某华侨社区的信仰》认为，闽南粤东人以阴历三月十五日（另说三月十九日）为太阳诞辰节，又据连横《台湾通史》卷23《风俗志》，认为这是为了纪念明思宗殉国，而太阳诞辰节又起源于天地会。因为康熙十六年蔡寅假托朱三太子于三月十九日起兵；雍正四年、六年在台湾破获两起父母会结盟案件，其结盟日期都是三月十九日。因此以崇祯忌日转为太阳生日加以纪念，“应当始于天地会，后来才传播到闽南民间”。又因直到雍正六年民间尚无太阳诞辰节，因此天地会的起源当在雍正初年。[23](P190-196)该文虽以判断太阳生日来判断天地会起源，但却提出太阳生日习俗起源于雍正六年之后、并且是由天地会所创的重要观点。当然，本文无意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但如果证明太阳生日习俗出现得更早，那么它与天地会起源的关系便值得怀疑了。此外，该文认为此节为“他省所无的节日”，显然是错了，至于此俗在闽南、粤东一带的流传情形，目前尚未找到更多的证据。
嘉道年间鄞县人徐时栋(1814-1873)在他的《烟屿楼文集》和《烟屿楼笔记》中难得地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太阳生日习俗的一种说法，这至少使我们排除了这种习俗与晚清革命党“排满”思想的联系。我们不妨赘引他的《太阳生日赋》如下：
维暮之春，旬有九日，董子觉轩自高唐之故里，来城西之草堂。徐子同叔止而觞之。已乃出门野眺，携手徜徉，入其ｙīｎ＠⑤ｄū＠⑥，折而南行。至月湖之西曲，过日月之新宫在湖尾，俗谓之太阳殿。乾隆鄞县志未载，盖此时尚未建也。近日新志亦失之，见朱门之洞辟，众攘攘以憧憧，喧士女之杂沓，佥膜拜乎其中。怪而诘之，则曰是日也，太阳之生日也。诵元文与梵典，肆伐鼓而考钟，祝天上之圣寿，将获福以无穷。二子笑而去之。
既而，董子问于徐子曰：“礼若是，其野乎？”徐子曰：“夫朝日而夕月，乃天子之事守，彼僧道之敛钱，于典礼乎奚有？”董子曰：“是则然矣，顾尝见省中之颁时宪书，举神术之诞生纷列，终而并列，生太阳于仲冬，惟仲旬之九日，欲私议其无征，早见称于著述《玉芝堂谈荟》第一卷云：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予忖度其用心，盖阳生于子月，谓阳生即日生，斯犹有意之可说也。而必以十九日为生朝，则真无理可诘也。且夫天无二日，书则同文，纵立说之荒谬，岂易地而异，云何居乎吾乡之故事，乃复以今日为降神，不改日而改月，而易子以为辰，斯岂有异闻乎，又何以说之纷纭也。”
徐子于是愀然改容，正襟危坐而言曰：“吁嗟乎噫嘻，此其事盖ｆǎｎｇ＠⑦于我圣朝顺康之间，沿流以至乎今日，则既历二百有余年矣，父老之所不道，记载之所未编，讳也而秘之，远也而失之，是以后世无传焉。然而吾知之，吾能言之。今夫三月十九日，非他故，明庄烈皇帝殉社稷之辰也。日维子卯，岁在甲申，虞渊坠北，陆昏鲁阳，挥而不返，夸父追而逡巡，是时忠义之士尤莫盛于吾鄞，世禄华胄，先朝遗绅，＠⑧榆故老，＠⑨蕨顽民，知景命有属，众归往于圣人，而其黍离麦秀之触处，而哀感者恒郁郁而莫伸。岁以是日吊其故君，被发野祭，恸哭海滨，速方袍而礼佛，集羽衣以朝真。然而黄疏告哀，青词荐福，始稽首以默祷，继露草而披读，而苟仍胜国之徽，称颁神号于太祝。纵熙之不讳，夫不亦惊耳而骇目乎！于是乃神其说愚其人，易其名而隐其实，而诡而扬于众曰：是日也，太阳之生日也。夫太阳，日也，日者，君也。故君不可以灼言，故易人鬼为天神；天神不可以有忌，故易国恤为生辰。斯实惟吾乡先生不得已之苦心隐恨，其事可以感风雷，而其志可以泣鬼神。其时盖相视而共，喻其故则呜咽而难陈。年运而往，莫知其因，乃今而始得与吾子细论之也。夫耆旧之动止，桑梓之所则效也；荐绅之话言，缁黄之所奉教。信俗语为丹青，据吾言为典要，彼不识君子之所为，徒遗神而取貌，舍其旧而谋新，遂转圜以改调十一月十九日之说，盖出自道书，旧时吾乡未必不尔。诸先生欲愚僧道，想必有说以更正之，使舍汝而从我也。浸假而状其尊严，浸假而建之宫庙，由日及月，象形惟肖，惑众箕敛，奉事二曜故事，则会众而岁举，故国则无人而凭吊，后之君子，昧其本初，观其末节，叹斯礼之犯分，笑其期之区别。一知夫愚僧诈道之矫举，而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之碧血也。”
董子闻之，ｓｈì＠⑩然若失，瞿然而下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觉也。此则吾乡先生之灵所默牖子以相告者也。夫论有古，而非实语，有新而可凭。听子言之侃侃，动余心以怦怦，余既惊喜而诚服，夫何事曲引而旁怔，抑二氏之荒唐，虽不辨而奚害，而吾子之论议，实先民所嘉赖，盍即以今兹之问答，屡敷陈乎楮墨，岂惟是留掌故于甬句，抑将使天下后世知吾鄞为忠义之乡而秉礼之国也。”（烟屿楼集）[12](P11a-12a)
按他的说法，太阳生日的习俗起于顺治、康熙间，是明遗民的发明创造。但是，他说二百年来别人不清楚，唯他自己知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如果此说得到证实，那么它就必然早于天地会的起源，或者至多成为以后天地会所利用的资源之一。
从一般记载来看，好像太阳生日的习俗遍布浙江、福建、台湾，加上朱天君的信仰，则扩及江苏，但最集中涉及的似乎多在浙江的绍兴和鄞县一带，考虑到这里是南明鲁王政权的活动中心，清初战争与破坏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切肤之痛，因此我们似乎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地方性话语”(local discourse)。
全祖望说：“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东拒命，虽一岁遽定，而山海之间告警者尚累年。吾宁之首事者为钱、沈二公，其间相继殉节者四十余人，而最后死者为尚书张公。”[24]（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P21）这一带对清兵的抵抗也比较激烈，“刘忠愍公祠，祀明安洋将军刘世勋。……国朝鄞全祖望碑记：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风而靡，所向几不血刃。其最难下者，江西之赣州、江南阴泾县、吾乡之翁洲，即大兵亦以为出于意外”[13](P8b-9b)。甚至在清兵破城之后多人死节，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据定海康熙志：“国朝荆溪陈ｘｕáｎ＠(11)《重修同归域记》：王师围城，及旬而下之。一时名公卿侨寓于此者，俱慷慨就义，而居人闻声，亦不谋而同。一饭之顷，横尸若山。郡幕僚乔君钵收而火之，悉瘗于城之北岗，题其域曰同归。此顺治八年辛卯九月初二日也。”[13](P26b-30b)面对这座“同归大域”，即使是当时人亦留下许多悼念性的诗句，如做过知县的鄞人万言有《癸酉吊同归域有感》一首，其中说到：“跨鳌楼堞高几丈，螺髻双尖屹相向。有客含凄吊北邙，苍凉满目难为状。……冠履几时聚一堂，每年寒食展秩祀。人生万古留忠义，阐幽扬芬匪异事。伤心不敢话前朝，忍使重泉没姓氏。我欲击碎竹如意，恨无西台洒涕泗。”[25]（卷8“艺文”，P22）而当时的定海县令缪燧则在其《同归域放歌一首并序》中写到：“盖闻号鼎攀龙，莫改忠臣之节，盟津扣马，不加义士之诛；……各乃到今不死、同归域者，葬故明与难翁洲之诸缙绅先生也。……乃于暇日，偶作放歌，扬已逝之幽芳，阐不朽之奇节……呜呼君父之大伦，安问兴亡何代，忠孝关乎，至性不分，群怨皆诗，下笔含悲，行歌当哭。……。”[25](P28a-29b)在当时那个时代，竟能写出“伤心不敢话前朝”和“行歌当哭”这样的诗句，虽表现出诗人的勇气，却也说明人们对这里发生的惨痛事件的深切悲哀。
与此相同，在鄞县和定海等地，还修建了一些纪念明清之际死难烈士的祠庙，到乾隆公开表彰忠节、抨击贰臣之后，这种行为就更为普遍。在鄞县的“重恩祠……崇祯六年重修为重阁，上祀宋邑宰王安石，下祀明邑令王章。章令鄞有惠政，后以御史死甲申之难，时当三月十九日，鄞人岁于是日祭之”[25]（卷11，“坛庙上”，P5）。虽然王章并非鄞人，也不是死于这里的抗清斗争，但因做过这里的县令也得到人们的崇敬。还有“旌忠庙……嘉庆二十年邑人黄定文、罗文义等建。正室祀明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钱肃乐、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煌言，左右侧……”[26]（卷11，“坛庙上”，P13b）。又有“惠民祠，县西二十里十字港，祀明冢宰闻渊。正德间，儒士杨钦奏湖田折银事，渊在朝，实与有力，乡人德而祠之（朱志）。每岁三月十九日讳日，湖民醵祭（闻志）”[26]（卷13，“坛庙下”，P26b）。这段记载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建祠缅怀一位有功乡梓的明中叶大臣，但语焉不详地又说三月十九日的讳日，湖民在这里举行祭祀仪式，是纪念这位闻渊呢，还是借此祭祀崇祯皇帝？在定海，则有“成仁祠，在北门外。康熙四十二年知县缪燧捐建，以祀明季殉节诸人。乾隆间知县庄纶渭分三龛，各列官爵姓名。设王妃陈氏以下十二位为一座，大学士张肯堂以下四十二人为一座，贡生黄希范以下十三人为一座。咸丰间署厅事王承楷复分四龛……”。[13]（卷21，“祀典志”，P8b-11b）这种大张旗鼓地纪念清王朝敌人的做法，在其它地方并不多见。
在这些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地方传统。前面提到的鄞县重恩祠是纪念王安石的，因为后者在任鄞令时为当地做了好事。可是历代统治者都不喜欢王安石，清朝也不例外。徐时栋在《烟屿楼笔记》中记，“雍正间，李敏达公卫巡抚浙江，严檄鄞县撤毁王荆公祠，不知何以至今其庙无恙，且荆公祠在鄞者非一处，愚谓荆公在朝，误国罪不胜言，而令鄞时则惠政甚多，于吾乡水利尤极整顿，故他处庙可废，而鄞庙独不可毁，此亦改祀于乡之意也”。[27]（卷1,P4b）对统治者的严令可以置若罔闻，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地方性传统。
定海也颇有自己的个性。“元旦各户设香烛，……上元夜，诸祠庙张设灯裘群聚，里人装先朝故事，连骑结队，鸣金击鼓”。[25]（卷5，“风俗·岁时”，P37a）这个“先朝故事”无论是否指明朝故事，但至少应该是汉政权统治时期的故事，这是否有意向现存秩序挑战呢？在各地，一般中秋节都在八月十五，但浙江东南的一些地方却在八月十六。据说舟山的这个习俗与明朝俞大猷抗倭有关，[28](P59)而在定海，“八月十六日，士人家祀月于庭，为月饼……案中秋在十五日，惟宁俗易于十六日，相传ｆǎｎｇ＠⑦自南宋宗藩所更，今沿其旧”。[13]（卷15，“风俗志”，P7a）“南宋宗藩”的故事显然又与元代南宋遗民的历史记忆密切联系。此外，“九月二日，阖城鸣钲鼓逐厉，延僧设焰口，施食。相传为前明城难之日，设野祭以祀游魂。康熙志案：顺治八年九月二日破定海，阖城被难，俗呼为难日。旧志所载之事，今多不举，惟被难诸家于是日设祭，谓之屠城羹饭”。[13]（卷15，“风俗志”，P7a）如果说前面的例子都是前朝之事，顶多有影射之嫌，后一例则是对本朝定鼎时清兵屠城死难民众的纪念，这种对政治忌讳的挑战同样被化为一个民俗节日，与中元节、祭厉等做普渡时类似。这样的地方文化传统、这样的历史记忆传统与太阳生日的习俗完全是一致的，它们的内在逻辑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同样存在太阳生日习俗的台湾，也有把对惨痛历史的记忆化入地方民俗传统的例证。《台湾省通志稿》认为，当地民间信仰中普遍存在的“王爷”有130多都是“明郑之忠贞之士，或有功于地方者，台人崇其德、怀其义而祀之”。在这些王爷中有各种姓氏，但“其中以朱、李、池为最多”[17](P1377)。郑成功被赐国姓，故朱姓成为一种象征，他们被混入王爷信仰，也可以在民众信仰中长期留存。前面所举台湾父母会图谋三月十九日起事之例，虽未必与太阳生日有关，但却反映了三月十九之事之所以成为动民民众的资源，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民众的历史记忆。
　　　　三、“太阳生日”凝聚的历史记忆
对于清初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明遗民来说，崇祯皇帝的自杀和明朝的灭亡最初并不是记忆中的历史，而是一种惨痛的现实经历。
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大约在四月底、五月初传到江南，江南社会对此事的第一反应是普遍性的骚乱，这种动荡的局势直到五月十五日弘光帝即位才基本稳定下来。[29]第二年的清明时节，南京城内外遍贴传单：“端阳竞渡，吊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子推也。三月十九，为先帝后衔愤宾天之日，攀髯莫及，吾辈于郊外结社醉酒，以志哀恨。”太常少卿张元始也上疏说：“皇上允词臣张星疏，拟于太平门外，遥祭先帝，臣愚谓应另设一坛，并祭东宫、二王于侧，每年忌日，举以为常。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九庙堕地，诚与寻常忌日不同。谓应敕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乐，禁屠宰，并停士民嫁娶、各衙门轻重刑罚，一以志故宫黍离之难，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愤，直待函逆闯首，告先帝灵，而禁始弛可也。”[30](P234)显然，朝廷民间对刚刚发生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都颇为重视，将其视为或“制造”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日。究其原因，在民间或出于对君父的朴素感情，在官方或出于对确立正统的需要。同时，在这个时候，由于江南半壁还在明朝手中，人们还没有把这个日子与亡国之痛联系在一起。
但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权灭亡后，南明政权一个个在此兴彼衰之际，还互争正朔，使三月十九日与崇祯皇帝的命运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逐渐消退；即使是心中不忘旧事之人，对此事此时的追思纪念也已有了新的意义。光绪《鄞县志》记：“董守谕，字次公。……丙戌三月十九日，思宗大祥，廷议寂然（墓志），守谕乃上疏曰：‘臣闻忠孝节义由于朝廷之激厉，濡忍偷安由于志气之卑昏，……臣痛忆先帝焦劳十七载，无一日不思治求贤，无一日不筹兵办寇，奈庸臣误国，顿遭千古未有之惨，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穷居，值此时日，北望一几绝，痛恨南都臣子若遗若忘，何怪忠孝节义扫地殆尽也。……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贺，今主上仁孝性成，百倍高宗，刻刻不忘报仇，则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复，则刻刻不忘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即鲁监国元年，追思泣血之首一日也。臣请躬率臣民，遍谕各藩军士，缟素哭祭，每岁定以为制，使人人切齿怒号，庶君父大伦，从此振起。然后昊穹悔祸，神人共助，报不共戴天之仇，而建中兴复古自烈也。’王着礼部传示，速为举行。”[12]（卷38，“人物传”十三，P36a-38a，引董琅：《甬东正气集》）在董某的记忆里，崇祯皇帝因农民起义而死的事实已可不必提起，它作为社稷覆亡的象征则需强调，因此到这时，纪念崇祯死难、唤起人们对此事件的记忆以激励斗志，已经发生了目标的转换；崇祯死难事件以及三月十九这个日子，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某种意义的象征性资源。
因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方面，虽然崇祯皇帝的死及明朝的灭亡与李自成农民军有直接的联系，但在这里，它却被利用来对抗代之而立的清朝，农民起义的问题被从历史的记忆中剔除出去了，与此相对应的是对“靖康之耻”的记忆；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没有经历过农民起义的扫荡，没有对因此而覆灭的明王朝产生直接的感情震荡，对他们直接造成冲击的是清兵的南下，是反剃发斗争和南明政权的兴亡。因此，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为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在表面上是对崇祯皇帝之死与明朝灭亡的追思，实际上则凝聚着对自己亲历的清兵南下所致一切伤害的记忆。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本文的“历史记忆”概念做一点讨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倾向于认为，记忆是个人内心的活动，与周围环境无关。但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家却将历史记忆的形成和维持看成一个动态的社会心理过程[31](P4)。这就是说，历史记忆首先是一种集体记忆，任何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某一群体中相当数量的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忆是大体相同的。而“对政治灾难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在社会上被传播的记忆。这些事件可能并不被公开纪念或流传。但是，它们却以习俗、口头文化、纪念物和历史档案的形式存在下来。”[32](P150)其次，正因为记忆的传承性和延续性，我们认为历史记忆这个词，既规定了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也指记忆本身的历史，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记忆、遗忘、重构(reconstruction)以及重新占用(reappropriate)的历程。“人们谈论和思考近期和年代久远的事件的方式是由当前的需要和渴望决定的。”[31](P3)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忆也许会有很大的差别。再次，那些具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是由于政府的禁止或是由于过于让人难堪而不被公开纪念。但人们强迫自己遗忘或不去思考某事的企图总是失败的，当人们被告知避免谈论或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时，这件事情往往在记忆中扎下了根。[31](P10)在经历了一段深受创伤和被抑制的时期以后，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求一种方法来表达（或宣泄）感情。因此，东南沿海地区对明清鼎革时期的痛苦回忆，不可能因为清政府的压制而消灭，但却可能在时间无情的荡涤中，变成一个供人们闲话的旧朝故事，尽管在言谈中也许还有一些唏嘘感叹。这也许是所有历史记忆的共同命运。
当然，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为一个凝聚着历史记忆的象征需要一个过程，这与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明朝与崇祯皇帝的评价有关系。对于亲历鼎革的明遗民来说，他们还沉浸在巨大的感情波澜之中，还不可能理性地和客观地思考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教训。徐开任在顺治十年时还专门写下《癸巳三月十九日二首》、《烈皇帝诔》等诗，“无一字不具故国之思”[33]（徐开任：《愚谷诗稿》，P11-12）。杨ｚｈàｏ＠(12)的《辛亥三月十九日》诗（康熙十年）中说：“身是崇祯士，生从万历年。衣冠叨圣代，毛发长尧天。”其《癸丑三月十九日》诗（康熙十二年）中则说：“龚开久化碧，皋羽尚吞声。岁岁宣陵泪，宁求孝子名。”[33]（杨ｚｈàｏ＠(12)：《怀古堂诗选》，P76）三月十九日总是可以引起遗民感伤的一个日子。鄞县人纪五伦是崇祯四年进士，其子纪历祚“明亡，弃诸生作道人装，每年三月十九日，以麦饭泣奠思宗。或问草莽臣而祭天子礼有之乎？答曰：此所谓野哭者也”[12]（卷39，“人物传”十四，P9a）。后来三月十九日的“太阳生日”就是这样“野哭”的仪式化和象征化。
比起诗人来，史家应该更充满理性，但清初谷应泰在论及明亡时仍对崇祯皇帝充满同情，认为他是“涉乱世而多艰，生皇家而不幸”；认为他在遗诏中“以诸臣误国，理或有然尔”[34](P1385)。张岱虽批评崇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但还是认为他绝非亡国之君：“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为愈也。”连呼“呜呼痛哉”[35](P40-42)。对君主专制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思想家唐甄，对崇祯皇帝的用人失当也毫不原谅，但还是认为他是“刚毅有为之君”。认为他“忧勤十七年，无酒色之荒，晏游之乐，终于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岂亡国之君哉！”[36](P122)
因此，在这样一种切肤之痛的感受依然深切的时候，在江南地区的人们还在南明政权的旗帜下直接与清政权做斗争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太阳生日”这样一个意义隐晦的象征，他们可以明确地打出朱明的旗号，就像那些奉明朝宗室起事或朱三太子一类事件那样。只有当这一切的轰轰烈烈都归于沉寂的时候，在清朝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史学家不那么怀念崇祯皇帝之死的壮烈、像《明史》那样批评崇祯皇帝“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时候[37](P335)，那些哀恸不已的失败者才会去创造一个象征，来寄托他们的历史记忆。
如果我们的推理合乎情理的话，那么太阳生日的故事应该是在顺治末年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归于失败后创造出来的，可能又在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流传至台湾的。但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终于开始转变为历史，转变成为一种可以被记忆、也可以被忘怀的东西。在这期间，当一种历史记忆在民间的延续可能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努力使其成为忘却的历史，致使力图保持这种记忆的人们不得不创造一种象征、一种隐喻，使此历史记忆能够不绝如缕。前述绍兴民间的《太阳菩萨的故事》讲述崇祯皇帝的三公主落发为尼，编出《太阳经》和太阳生日的故事，寄托她的思念，固然荒诞，但其中所表示出的意义与徐时栋的说法并无二致：“国家定鼎之初，吾乡遗老最盛，感怀故国，每以庄烈帝死社稷之日，私设野祭，相聚拜献。而事关禁忌，不敢明言。于是姑妄言之曰：此太阳生日之日也。日以当君，托生日以代忌日。”[27]（卷1,P11）都表明明朝遗民、特别是江南士绅制造此故事及节俗的过程。同时这个精英的创造由于被迫采用了民俗的形式，使精英意识向大众传输；但正如下面所说的，民众接受了这个形式，却改造了它的内容。精英隐藏这个记忆的目的达到了，在民众中传承这个记忆的目的却很难达到。
在这个故事或节俗被创造出来之初，其中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涵，对于它的创造者和普通百姓的实践者来说，可能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在经历若干世代之后，是否还能体会到其中的曲折？徐时栋观察道：“至于遗老既尽，野祭无人，而僧道反援为故事，岁以为常。妇女无知，相沿成俗，此太阳生日所以不十一月十九日而独三月十九日之故也。以遗民黍离麦秀之悲，转为僧道惑众敛钱之助，末流可痛恨，而其初事甚可感念者矣。”[27]（卷1,P11）祭祀太阳生日的活动已经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祈福禳灾，后代的普通信众似乎淡忘了其中包含着的痛苦回忆。创造这一故事的先人们的苦心孤诣，终于难以抵抗时间的如水而逝。“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才是存在的；其依赖的程度就是，我们个人的思想将其自身置于这些框架之中，并参与到这种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38](H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v-vi.1925,Paris,1952.On Collective Memory,p.37-38359)。如果一种记忆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是较大规模的集体记忆，它只能在一部分熟悉典故的士大夫中间薪火相传。
“当社会可能被打破成为一些起着不同作用的人们的群体时，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个较小的社会(narrower society)，可以说，它的作用就是保护和维持传统的活力。无论这个社会是被引向过去还是引向现实中过去的延续，它在现实中的作用也只是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使这些作用适应于传统，确保社会生活通过这些作用的变化而延续，这才是重要的。”[38](P353-354)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遗民传统或特定地方文化传统的士大夫就是这样一种“较小的社会”，他们试图通过一种象征把前朝的历史高度浓缩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他们的神圣义务。但是，他们不是当朝的史官，他们的义务恰恰不是延续统治集团所需要的历史传统，而是正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较小的社会”，而是“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的代表，尽管在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代表着、并且试图延续着一种汉人的正统。
然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始终存在着延续这种记忆的土壤，了解太阳生日之真意的也不仅是少数士大夫。在清朝统治时期，这里对中央的对抗情绪总是要比北方强烈，这是因为清初抗清斗争主要发生在这里，南明政权在这里接替兴亡；在这里发生了“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等一系列冲突，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天地会活动，以至乾隆年间这一地区的一种常见的剪发割衣的巫术，会被皇帝夸大为谋反行为，要求地方官府高度重视[39]。绍兴、宁波、鄞县、定海这些地方，清初曾经生灵涂炭，与南明政权又曾有过密切的关系，太阳生日的寓意一定会在民间社会、在一定的人群中传承。否则，也不会在同治、光绪时的地方志中得到记载，一直流传至今的有关太阳生日的民间故事与朱天庙的民间传说也绝不是民国以后的新创造。
关于明清代嬗和此过程中的一切人事，并不是没有历史的记忆流传下来，但载诸正史的只是这种记忆的一种版本，它经过官方的首肯和传播，成为流行的或为人熟知的版本。崇祯皇帝似乎曾被舆论制作成一个让人同情的君主。《多尔衮摄政日记》中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这不仅与所谓的崇祯遗诏中的说法相同，而且几乎成为后世统治者对崇祯的经典理解。顺治十六年，皇帝为崇祯立碑说：“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率致祸乱，身殉社稷，再则曰若不急为宣扬，恐千载之下，竟于失德亡国者同类齐观。呜乎。”[40](P959)康熙皇帝也将崇祯与一般的末代君主区分开来，将其列祀于历代帝王庙中，而乾隆帝称此举“实天下大公定论”[40](P219)，且为了统治的需要而大力表彰明末清初死难的忠臣义士，贬低降清的“贰臣”。
尽管如此，清政府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给崇祯皇帝所代表的朱明王朝以特殊的尊崇地位，因为若是如此，清朝就将失去正统性。他们对崇祯皇帝的表扬，只不过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的，绝不愿意把他与朱明王朝的正朔联系起来。因此无论做出什么调整和变化，这都是明清之际历史撰写中的一个基本点。以太阳生日习俗为代表所凝聚的历史记忆，则是例外一种版本，它代表着对朱明王朝所象征的原初的或本土的历史传统的怀念，代表着与清朝的对立。因此在这一点上，它是与对明清之际史事的官方版本具有根本差异的民间历史。
委曲求全地把特别的历史记忆寄寓在新制造出来的民间故事和习俗之中，虽然有导致失传的危险，但却可以通过这一似非而是的习俗逃过毁灭的命运。当历史的车轮将清帝国推向穷途末路的时候，这种特殊的、沉淀在士人心里、传诵在民间妇女口中的记忆又在新的形势下浮出水面。“壬寅（1902年）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42](P497)民国元老于右任在辛亥革命前夜的三月十九日感叹道：“旧事重提，伤心何限。同胞同胞，尚忆此惨纪念之三月十九乎！今日者，祖国之风云更急矣，好男儿，其忍再睹神州之陆沉乎！”[43](P157)三月十九日又重新成为一个象征，成为一个“国耻日”，成为亡国灭种的标志；对它的历史记忆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至少，这一记忆的民间文本被赋予了合法性。
至此，太阳生日的使命应该说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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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韦
　　＠②原字女加是
　　＠③原字忄加卷
　　＠④原字雨下加沾
　　＠⑤原字门里加甄左
　　＠⑥原字门里加者
　　＠⑦原字日加方
　　＠⑧原字木加分
　　＠⑨原字艹头下加徽
　　＠⑩原字大两边加百
　　＠(11)原字王加睿
　　＠(12)原字火加召
　　＠(13)原字王加橘右
　　＠(14)原字芬下加木
　　＠(15)原字土加奇
　　＠(16)原字王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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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2年5期

李明睿钩沉

施祖毓

李明睿，字太虚，南昌人。他是著名作家谭元春、吴伟业的座师，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可惜《明史》、《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均无其传。为此，得钩稽史迹起沉，以让世人窥知一二。
　　一、家世与生卒年代
钮ｘｉù＠①《觚剩》卷一《酒芝》条说：“江右李太虚为诸生时，嗜酒落托，而家甚贫。”过于简略。谭元春的《孝义李太公传》说李明睿的父亲叫李贞所，“字尚＠②”。这位李贞所——
尝出为宗人后，辄推所后产予诸父，家日贫。性颖敏。手结纲，渔于章水，不设饵，无所得鱼。去而结ｍàｏ＠③自制巾，巾成，人辄取去，不责直……去为农，农亦中下……（李明睿）语同朝曰：“吾父孝养，洵与人殊。曾雪中拔草析薪，手自磨釜，杖而上灶，敲冰浙米，杖而下灶，带湿炊烟，汤扬则又杖而上，火沸则又杖而下。已而饭熟，手捧之祖母前，有余则以给诸子女。稍暇又为子女补裳制履。一人之身，为子兼妇，为父兼母，盖辛万状矣。”
“岁壬申”也就是公元1632、明崇祯五年，谭元春去李家拜谒问候，还“亲见公所坐处，榻常穿，所倚立处，双趺隐然，所扶筇，爪指痕寸许；虽贵（即因李明睿而受“封翰林院侍讲”），帷帐几席如素士，常衣故缯衣”。（《谭元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74-575页）从这些记述看来，这李明睿的父亲李贞所是穷得很可以了，无疑是城市贫民。
李明睿就出生在这样的家里。
那么，他又是哪一年出生的？
《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六《座师李太虚先生寿序》说：“伟业颠毛斑白，自数其齿少于师二十岁。”吴伟业的生年是清楚的，他“少于”李明睿“二十岁”，则李明睿的生年似乎只是数目字的加减了。然而，问题明显又不这么简单。因为孙枝蔚《溉堂续集》卷三“己酉五言律诗”条下有《重访李太虚宗伯于南昌、留饮阆园，时宗伯年八十有五矣》一诗：己酉为清康熙八年，这年李明睿如八十五岁，那么，吴伟业那“少于师二十岁”就有点问题——也就是说，孙枝蔚和吴伟业两人关于李明睿的纪岁必有一错。查《谭元春集》949页所载李明睿的《谭友夏遗集序》，李明睿自己说：“友夏……少予一岁。”友夏就是谭元春。谭元春生于明万历十四年，李明睿大他一岁，自然是明万历十三年来到这人世间的——孙枝蔚所记正确而吴伟业那“少于师二十”下边脱了个字，他是“少于师二十五岁。”
李明睿生于明万历十三年是明确了。那么，他又是哪一个季节诞生的？
吴伟业《寿座师李太虚先生》这一组诗劈头就说：“放怀天地总浮鸥，客里风光烂漫收”。烂漫者，春光也。同样的，谭元春《补寿李（明睿）老师五十序》一文中也说：“而甲戌之春，师则五十岁。”可知，李明睿诞生于春季、明万历十三年春。
有生必有死，钦定四库全书本《江西通志》卷七十说李明睿“卒年八十有七”。可知，他死于清康熙十年，和他的得意门生吴伟业同年驾鹤归西、告别人世。
　　二、科举进身、前期宦履与提拔谭元春吴伟业等
李明睿的进身，自然是参加科举考试。
钮ｘｉù＠①《觚剩》卷一《酒芝》条说：“太仓王司马岵云备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虚第一，引见之，谓曰：‘吾固多子，择师无若子者。顾远在娄东，子能一往乎？’李许诺。次日即遣使送至家。”就这样，李明睿因为王在晋的“择师”从江右到了江左，来到了江苏太仓城。就在太仓王在晋家里，李明睿结识了也是塾师穷教员的吴琨和他那才十二岁的儿子吴伟业，并“奇之，卜为异日伟器”。同年岁暮，他因酒醉挥碎玉杯而与王在晋的傻瓜儿子闹翻了，回到了江西。明年亦即天启元年秋，这一个李明睿“登乡荐”，变成了李解元；再一个明年，他成“进士”。
这一年，李明睿三十八岁。
成了进士之后自然是做官。《江西通志》卷七十说他“选庶吉士，历坊馆”。吴伟业说他“入承明，典制诰，抡文于楚，楚之诗人才士夙负重名者裒然为举首。”这一个“楚之诗人才士夙负重名者”就是谭元春。谭元春则说李明睿是“翰林院侍讲”（《孝义李太公传》）、“典试我楚”（《大座主李翰林公帐序》）等。这典试湖广是明天启七年的事。以后，李明睿当然还到别处典试，做主考官。“数载后，以典试复命过吴门。王氏子谒于舟次，李亟询吴（琨）先生近状。是时梅村亦登贤书，因购吴（伟业）行卷，携以北上，为延誉京师。辛未，梅村遂为太虚所荐，登南宫第一、及第二人。”就这样，靠科举考试，李明睿不仅自己当上了官，而且还把谭元春和吴伟业这两个大作家收入门墙。
崇祯五年年底或者崇祯六年正月初，李明睿“扁舟千里”、急急跑回江西南昌老家奔丧了，因为他那七十九岁的老父亲李贞所“忽一夕病，遂卒”——祸患或许就隐伏于斯。
　　三、忠孝疑案与“罢闲六七年”
李明睿的罹祸，吴伟业说“性缰直，为台谏所中”，谭元春说是“察典所摈”。（注：祭典，权属吏部考功清吏司。《明史·职官一》：“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已（巳）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上首自陈，去留取旨。”明祟祯八年为乙亥。）隐微的情节眼下还不十分清楚，但弹劾他的题目和所用的手段却是清楚的——“暗揭中伤腾入风闻，污及忠孝大节”，是“贝锦之口”“萋菲之言”、是“污蔑”。为此，谭元春愤恨不平，四处为李明睿鸣冤叫屈：“讲筵宿醒，能逃重瞳之亲鉴乎？父丧不奔，能改苫次之日月乎？”李明睿自己也因此北上京师“伏阙上章。”但是，没用——李明睿那官还是被罢掉了。
这是崇祯九年底十年初的事。
官被罢掉之后，李明睿便“隐居白鹿，讲授生徒”。大约也在这“罢闲六七年”间，他开始“附图拾累朝故实，抄撮成书，凡数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史。”《江西通志》所说的“四部稿”，方文所看到的“集有ｙǎｎ＠④州四部多”即便不能说成书于这一时段，起码也是在这一时段起草的。
　　四、被召、再任官和议南迁
《明史》“李明睿”这姓名出现了两次，一次在《庄烈帝纪》，一次在《李邦华传》，官职也一是“右庶子”一是“中允”。正史的做法，有时是很令人遗憾的。何况，庶子正五品，中允正六品，品级上差了一个档次呢，一个人哪能同时是这官又是那官？再说，李明睿总得先被召入朝有了一定官职才有资格去跟皇帝议南迁这样的大事啊？所以，得细详细详。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李明睿议南迁》条说：“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见。明睿，南昌人，以总宪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荐，起田间，至是召对德政殿。”这一条题下小字注曰：“正月初三。”但是，非常明显，这一个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不可能是李明睿被召入朝的时间。《崇祯长编》卷一说：“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午……给李明睿冠带陛见。”这倒把他被召入朝的日期记下来了。随后，自然是这一次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日的德政殿召对。这一次召对，按《明季北略》、《平寇志》等书所记，李明睿的官职是左中允。大约，李明睿所对契合崇祯的隐微内心，所以，正月二十九日，就“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印”，由正六品晋级正五品了。
正六品至正五品中间还有个从五品，右谕德这官正是从五品。李明睿大致曾经有过这一个衔头，所以许多野史上也以右谕德称他，但任职的具体日期则未见记载。
这是李明睿被召和再任官的情况。
议南迁呢？
彭孙贻《平寇志》卷八所记较贴近史实。兹引如下：
壬辰，帝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见……明睿请屏左右，趋近御案，与帝座接，言：“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逼近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帝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指天，“未知天意如何？”明睿曰：“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几微，人定则胜天；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势至此，讵可因循不决，致有噬脐之忧。望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若筑舍道傍，后虽欲为，有不及者矣！”帝四顾无人，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ｒáｎｇ＠⑤，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
这一天的“日午”与“夜切”，李明睿又两次被叫了去，崇祯帝各方面都问得非常详细，李明睿也回答（设计）得十分周密。应当承认，如若崇祯帝按自己的隐微内心自然也是按李明睿的建议行事，明清之际的历史很有可能不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奈何，“汲汲于要誉”死要面子的堕性思维与同样只会讲大话的光时亨之流的阻拦终于使这一个皇帝错过了南迁的时机、终于使他以上吊荡秋千来结束自己的帝王生涯。
但是，李明睿的“明睿”也因此而展现得极其明晰。
方文《涂山续集·西江游草·庐陵赵国子嶷读李太虚先生，〈召对录〉悲其言之不用作五言排律百韵弘玮瑰异洵诗史也予欲取而注之并刻以行世先成三十韵书其诗后》感慨道：“一日三召对，安危在顷刻”；“假使用其言，奚至有改革？”“始悟中允言，展矣万夫特。”这倒是极中肯的评价与极富于时代体温的说明。
　　五、甲申鼎革与李明睿的南归
随后，自然是李自成主政北京的四十天。
李闯入京，对前明旧官的政策是选用少数人拷掠绝大部分。选用在那一种乱纷纷的情状下，确实很难说会有什么科学的标准与程序，拷掠则有——“贼勒派各官，毋论用否，限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掌印七万，科道五万，吏部二万，翰林一万，部曹数千，勋戚无限数，人财并没”，是一打二要钱（《平寇志》卷十，他书同）。李明睿属翰林这一档次；他那个詹事府本就是冷衙门，他那正五品的右庶子在三四千前明旧官中更不起眼，所以，大顺军并不注意他；他被审问了后便被押到刘宗敏那里去拷打。《甲申传信录》卷四说他“四月八日始释。”
接着，清人入关，控制了北京，稍带也把包括李明睿在内的三四千前明旧官接收了。
甲申五月初六日，因为要借崇祯帝后的尸体耍点政治魔术，清摄政王下令“为先帝设位帝王庙，哭灵三日。”要哭灵就得“议谥号、议葬隧”等。“王问汉官何人最贤，沈维炳等推举李明睿，即命为礼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辞。王曰：‘尔朝皇帝尚未收殓，明日即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灵，无神主，何以哭灵？无谥号，何以题神主？’明睿闻言大恸。王义之，即命议谥于朝房。谥先帝为端皇帝，周皇后为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王庙”。（《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条，《平寇志》卷十一所记同，多了“庙号怀宗”这四个字）。这是李明睿在清人入主北京后所做的一件事。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明睿对做“清”官不十分感兴趣，尽管多尔衮一ｊｉā＠⑥伙就给了他个礼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是正三品，对正五品的右庶子来说，是连升三级了）。因为不热衷，自然也就怠而慢之。同年十一月，“礼部侍郎李明睿朝参，行礼不恭，命革职为民”（《清世祖实录》卷十一）。李明睿也乐得告别北京，“风雪间关”回南了。
　　六、拒绝阮大铖的诱引与逃避清人的迫害
回南，并不意味着太平。
文秉《甲乙事案》卷上说：“（阮）大铖诸人怨（姜）曰广甚，（朱）统＠⑦一疏＠⑦未惬意。右谕德李明睿与曰广同邑相恶，大铖嗾明睿参之。明睿辞。”这一条，文秉系于甲申秋七月。这系时是有点问题，但论事却不可以说没有。因为吴伟业《座主李太虚师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八首》中的第二首有“买山从五老，避世弃三公”一句——在北京的时候李明睿并没有“弃官”的事，所做的右庶子距“三公”也还远着哩；这回回南，阮大铖者流应该是拎着乌纱帽妄图引诱他上钩，正如他们在这同一时期引诱钱谦益一样。奈何，“曾经沧海难为水”，李明睿已经不是高官厚禄拉得动的人了；他“辞”。这一“辞”，是“辞”出了一个人的政治品质。
但是，阮大铖者流可以“辞”，清人却无法“辞”也“辞”不了。为什么呢？这里头有个文化差异的问题，清人恰如顾炎武所说的，是一群“率兽食人”欲“亡天下”的脚色，当然比阮大铖者流还要坏，所以不能以常理度之。
李明睿辞却阮大铖者流后，就去经营阆园等。其目的请看下文。
阆园《江西通志》卷三十八《古迹一》引《江城名迹记》说“在（南昌）永和门内，明李宗伯明睿构，弋阳王旧邸也。有山腰宫阁、古石堂、碧栏池、浣花池、天池诸胜。（李明睿）尝自言阆园以池胜、以竹胜、尤以松胜，他园不敢望焉。建圣沙楼，藏书其中，”吴伟业《阆园诗·序》也说它“广厦层轩，回廊曲榭；门外有修陂百顷，堂前列灌木千章”等。总之，规模不小，也十分引人入胜。除此之外，李明睿还常常到庐山去，用吴伟业那诗化了的语言来描述，那就是“买山从五老……长编续史通”。史通典见《汉书·司马迁传》，这里指的是司马迁。非常明显，李明睿经历了这甲申鼎革，是下定决心甩开官场以及世俗事务，潜心著述，“欲以成一代良史”了。
奈何，“南昌兵变”，一ｊｉā＠⑥伙又把李明睿崇尚的隐退梦境打得粉碎，并把他拉回到现实的纷争中来了。
“南昌兵变”包括清顺治五年正月底金声桓王得仁起兵反清与谭泰何洛会等清兵包围南昌攻陷南昌这一正一反两个方面，时间前后是一年少一点点。问题是：李明睿这一时段人在哪里，对清人又是什么态度？
吴伟业《座主李太虚师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八首》第三首这么说：
爱酒陶元亮，能诗宗少文。
桃花忘世事，明月吊湘君。
山静闻鼙鼓，江空见阵云。
不知时汉晋，谁起灌将军。
这首诗歌咏的对象不消说就是李明睿。梅村夫子说他这位爱酒好诗的老师已经修炼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了。奈何，南昌变起，宁静没了。那“桃花”二字既是用典也是景描，还牢牢地勾住了时令，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正是正月二十七日发动兵变的。那么，李明睿这时人在哪里呢？“山静闻鼙鼓。”这时他人在庐山。也正是因为他人在庐山，所以下边第四首会有“可怜新战骨，落日独登台”的描述——李明睿是同情金王兵变的，是仇清反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第四首的起句为“浩劫知难问，秋风天地哀”。“浩劫”当然不是颂辞。可是，是谁造成的？请注意下句“秋风天地哀”那“秋风”二字。金声桓、王得仁起兵是正月底的事，同“秋风”何干？相反的，赶来镇压金、王的谭泰何洛会等清兵却正是于同年七月包围南昌城的。七月起，所刮的风又是什么风？何况，谭何之围南昌城行事极其野蛮、残忍与酷毒，看看徐世溥《江变纪略》等记载，那一阵子南昌一带是不亚于人间地狱呢（详见拙著《吴梅林诗歌编年笺释·阆园诗》注(23)，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10月版第379-380页）只是，人在清人的刀口下，所以，吴伟业会有“知难问”的愤慨，所以，李明睿也只能默默地凭吊“新战骨”。自然，话也得说回来，同举旗反清的金声桓、王得仁这一些英雄好汉比，吴伟业也罢、李明睿也罢，都只是动心动情最多到动笔，并没有动手；他们是袖手旁观的。
可是，清人却连这一些袖手旁观的读书人也不肯放过——
彭蠡初无雁，浔阳近有书：
干戈愁未定，骨肉苦离居；
江渚宵传柝，山城里出车；
终难致李白，卧病在匡庐。
这是“秋风天地哀”了以后的事。看来，攻陷南昌的清人是扣住了李明睿的家人并以之胁迫李明睿。胁迫的具体内容眼下还不清楚，但从《阆园诗·序》的“爱子则痛甚元规，故园则情同王粲”这一句看来，那胁迫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如此，李明睿只得跑。“马当风正紧，捩柁下湓城。”李明睿于是乎离开庐山，顺流东下了。
　　七、流寓扬州与财产之谜
但李明睿终究是很有办法的。
“避乱广陵”也罢，“浪迹雷塘”也罢，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李明睿离开南昌，去的地方是扬州。清顺治十一年，孙枝蔚写了《太虚园中观女乐》一诗，诗中有“已看风景美林泉，更有佳人伴谪仙。”（《溉堂续集》卷九）分明，才五六年的功夫，李明睿那流寓的日子就已经过得很潇洒了。随后，他又把位于南昌永和门内的那个阆园恢复了，还养了一班水平挺不错的戏班子（详下文）。清康熙七年“甲戌，（李明睿）自华亭归，得宋板书一船，皆上海潘文恪家藏书，每部有文恪小像，董文敏手书，特构一阁贮焉，署曰：宋板居。”（《江西通志》卷三十八）宋版书在明末清初那价位是很不低的，而李明睿弄到的竟然是整整的“一船”。可见，他口袋里的银子是不少的。而且，更确凿一点说，晚年的李明睿几乎成了大江南北文人骚客的朝拜者，他那个阆园也是他们常往常来的聚会中心。他李明睿如不是一方首富，有强大经济基础承托着，这种状况是很难想象的。
问题是：李明睿那钱是怎么来的？
李明睿第一次做官被罢；第二次做官，时间也就是癸未十二月至甲申年十一月，一年还不到，中间还被李自成大顺军抓了去拷打索要。这样，光靠宦囊，他是搞不起那么大的园林养不起那么著名的女戏班子的。剩下来的，就只能是经商了。莫非，清顺治七年他离开江西顺江东下时之所以谢绝吴伟业这个“侯芭”的热情邀请执意要去扬州，看中的就是扬州这水陆码头的经商便利？或者他早就在经商了？！眼下还找不着相应的材料。
　　八、屈服于吴三桂的压力、并遣家伎
清顺治十八年九月，方文到江西去；九月十一日，李明睿设宴招待他。方文高兴得写了一首《重九后二日同陈士业饮李太虚先生斋头》，颂扬李明睿——
年臻大耋身犹健，吟到真诗喜欲狂。
闻有翠眉工度曲，何时才一奏笙簧？
然而，隔年亦即康熙元年春，方文还没离开江西，就又写了《闻李宗伯家伎并遣伤之》：
霓裳一部本群仙，只合文人与结缘。
底事同归厮养卒，酸风腥雨哭婵娟？
闻说登舻涕泪频，烟波回雪更悲辛。
章江游子肠先断，况是虔州纳采人。
“虔州纳采人”句后自注：“烟波回雪二伎名，虔州友人曾以千金聘烟波，不可得。”同这一件事，孙枝蔚康熙八年还不忘提起，“今来寻白傅，不忍问杨枝”云云。（《溉堂续集》卷三）可见波及面挺大。
那么，是什么事呢？
刘健《庭闻录》卷六说：“八面观音与（陈）圆圆并擅殊宠，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儿十数辈，声色极一时之选，而八面为之魁；其曹四面观音亦美姿容，亚于八面。先公（即其父刘ｋūｎ＠⑧）曾于宗伯第见其歌舞，果尤物也。宗伯老，为给事高安所得，以奉（吴）三桂。辛酉（1681，清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圆圆先死，八面归绥远将军蔡毓荣，四面归征南将军穆占。”这就将问题的关键给捅出来了。李明睿年老是事实，但这并不是他“并遣”歌妓的缘由，因为如果仅仅是年老遣伎，那么，那一位“虔州友人”就不难“聘”到那一个叫“烟波”的歌伎，方文也不致于浪费感情去“伤之”，还说什么“同归厮养卒”。分明，这是出于吴三桂的胁迫，政治方面的压力俨然（那“为给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本来就应该读成“吴三桂授意给事高安前来索要”的）。吴三桂这个“卒”不小哇。他儿子吴应熊清顺治十年八月尚公主（清太宗皇太极第十四女），十一年二月被授以“三等精奇尼哈番”，被吹为“旷代殊荣”，他本人这一阵子（亦即方文游江西的这一个清顺治十八年秋至康熙元年春）也正领兵入缅甸去追永历帝，清政府可以说是倾尽全国钱粮去支持他呢。如此，他派人到一个被“革职为民”的李明睿家里头来索要歌伎，李明睿敢不给么？能不给么？给，而且是“并遣”，一个不留。李明睿宦海浮沉，官场这一本黑书早读得烂熟了。自然，心里头的滋味又是另一码事了。
　　九、最后十年
屈服，讲起来确实很易于为年少气盛者所不齿，但却是无奈中保平安的聪明办法。果然，自从“并遣家伎”之后，李明睿就再也没有碰上太大的麻烦事，得以诗酒风流，终其一生。清康熙三年，方文写了一首《送李太虚先生还南昌》，把李明睿这一种生活以及相应行踪说得一清二楚。谨录于下：
昔我游南州，正值黄花节。
日涉阆翁园，谈诗真快绝。
花前一瓢酒，淹留至冰雪。
因共溯萧滩，凄其江上别。
别后逾三载，引领长相思。
不图翁南来，亦在黄花时。
市隐古名园，燕集恒在兹。
风雅推二城，此论疑阿私。
仲冬去真州，又指娄江路。
……
翁去寻复还，蹉跎岁云暮。
归棹返彭蠡，焉能久停住。
……
市隐园就在南京，真州逼近扬州，娄江不言而喻是指吴伟业，二城依诗自注则是宣城施闰章桐城方以智。李明睿风尘仆仆地从南昌跑到南京，又不辞辛苦地到真州娄江（太仓）转了一圈，所念念不忘却只是这一些昔日的师友、酒侣诗朋，这是怎么一回事？须知，这康熙三年他老人家已是八十高龄了呀！方文分明是感觉到了，所以那诗的结句是“愿言享遐寿，著作垂芳徽，”给了一点祝祷。人，是需要友谊和慰藉的。
果然，再过七年，这一个一代大作家就与世长辞了。
［收稿日期］2001-10-18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秀
　　＠②原字纟加商下
　　＠③原字目加毛
　　＠④原字合下加廾
　　＠⑤原字襄加力
　　＠⑥原字亻加家
　　＠⑦原字镂加页
　　＠⑧原字山下加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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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甲申真正的教训：人民需要无可置疑的权利和法律

(博讯2004年11月12日)

今年是甲申年，上距明崇祯皇帝亡国陨命，及李自成攻入北京四十天后就走上覆灭之路整整360年，距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及毛泽东对此书的著名评论也有60年了。因为这些可纪念的日子，所以有关甲申的话题又被记起，大家不约而同地回顾明代的腐败与其灭亡的联系、李自成胜利后的“骄傲”以及转瞬溃败等等历史上令人慨叹的悲剧，由此而重提毛泽东以李自成为戒而强调“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告诫、以及他与黄炎培晤谈时对“历史周期率”的评论。
年初时的这场讨论有不少人加入，故此笔者当时虽有私下的看法，也就不便插嘴打搅；只是在临近岁末、大家渐渐又把“甲申”的话题淡忘的时候，才觉得还是应该各抒己见。所以概括了以下几点：
一、不论“骄傲”与否，腐败都是皇权政体的必然属性
对于明代中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而导致王朝的瓦解、李自成进城以后因“骄傲”而放纵部属重蹈腐败的覆辙等历史的介绍和阐发，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然而我们能否再追问一下：如果不是因为“骄傲”，那时的执政者是否能够免于腐败之祸？或者说在骄傲和腐败的后面，是否还有导致王朝覆灭的更深原因？
回答这个问题按说应该不困难。以中国皇权时代对于廉政的意义认识最为清醒、肃贪举措最为雷厉风行的朱元璋为例，尽管他用尽凌迟、抽肠、剥皮等一切令人不寒而栗的酷刑惩治全国各地的贪官污吏、发表了无数情真意切诏诰以警示劝戒官员们不要贪赃卖法，但是贪污之风还是屡禁不止，所以连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贪官污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他甚至感叹，就是神仙也阻止不了官吏们如同万蝇逐臭一般千方百计地贪污：“呜呼！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大诰三编》)如果对历史多一分了解，就不难知道这种对于贪污盛行的无可奈何，其实是皇权制度必然结果，于是不论后人如何赞扬明代前期吏治的清明，但是在那个政治架构中，实际的情况却是贪污的日盛一日，所以在永乐十六年，朱棣不得不公开承认：“朕屡敕中外官洁己爱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三年之后，人们更描述当时官吏贪污之严重已经到了“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百姓)骨髓”的程度。
上述历史恰恰印证了黑格尔的结论：中世纪体制之所以再也难以维持下去，是因为以教会日益腐败为核心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广大普遍腐败”。他强调：这种性质的腐败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不像某些人经常指责的那样，只是个别人滥用了权力、错误地操作了原本很好的东西之后才会产生、因而只要头疼医头地克服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消除干净的那种腐败。相反，它是从中世纪制度的源头“必然地发展”出来的，因此它不仅根深蒂固，而且会借助于广泛的制度路径而不断蔓延开来，成为“一种广大普遍的腐败风气，影响到一个规模宏大的事物”。黑格尔意在指出：在中世纪的权力制度中，腐败不仅永远不可能遏制，而且只会愈演愈烈，直至彻底瓦解整个社会大厦的根基；所以他的结论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制度”的建立才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更是当时社会摆脱致命腐败的惟一选择。(《历史哲学》第三篇第一章)
二、有了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才能使执政者远离“骄傲”之祸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即使成功了，其所代表的运动迟早也要朝刘邦、朱元璋那样的王朝“变质”，而此种结果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断无例外”。他这个意思与评论者强调“骄傲”才导致败亡的说法很有些不同，因此本应引出更值得思索的东西。
其实，中国有见识的政治家很早就体会到了这种“断无例外”，比如李世民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是：“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而魏征的结论是：“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贞观政要》)———诸如此类对于骄傲之祸的警示告诫可谓极尽周详，但为什么所有这些苦口婆心对于后来的执政者却总是如春风过马耳？以明代亡国惨祸为例，从清人开始都说这悲剧起因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贪婪无度和横征暴敛，但是朱翊钧从小在极严格的儒家教育下长大，直到他执政之始，张居正还专门将有关治乱兴衰的典型历史事例共一百多件绘成图册、加上通俗的文字说明，以作为朱翊钧的镜鉴。但是这些努力后来却没有任何的用处。
即以张居正自己而言，他用历史教训告诫别人时极尽苦心、言之谆谆，而自己却骄矜专权，死后家中被抄没的赃物有“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他最主要的行贿对象、太监头子冯保更有赃物“金银百余万”———可见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环境之下，不论人们如何真诚地认识到骄傲和腐败之祸，但是都不可能从制度上找到免遭其害的出路。
三、没有“确定无疑的法律传统”和“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才是甲申悲剧的关键
权力不受制约必定导致灾难，不论对明王朝还是对李自成来说都是如此。但是能够确实制衡权力的制度力量又从何而来？仍以明末的局面为例，从万历二十七年至四十二年，即1599—1614年期间，全国各地的市民反对统治者暴行的抗争此伏彼起，人们甚至杀死作恶多端的征税太监，将其流氓走狗捆绑起来扔进河里。然而所有这些激烈抗争不仅不能真正制衡权力的专制性，反而都在统治者的血腥报复中归于惨败，其结果又直接导致了甲申之变的爆发。
以此为对比而反观宪政发展史上的例子，就可以发现完全不同的制衡方式，比如与中国万历时期市民反抗税监几乎同时的是，伦敦市民坚决抗议国王对他们经济活动的横加干涉，而这一抗争却是以宪政的制度构架为依托、以宪法传统为武器的：国王关于在伦敦从事建筑和禁止用小麦生产淀粉食物的新规章，禁止大量生产小麦，这激起了1610年表示不满的请愿。英国下议院就这个著名请愿阐述道，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的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利赋予他们更宝贵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传统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而不受那种不确定、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由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哈耶克：《自由宪章·法治的起源》)
这宪政基础上国民权利与王权之间的博弈，其制度结果当然迥异于甲申前后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等之间的逐鹿。所以，中外的17世纪史分别从正面和反面证明：通过“法律传统”而确立“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这是使社会免于“专断统治”之祸惟一有效的制度方向；同时，这也是甲申惨祸能够给予今人的真正教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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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一)-----深远哉，1644

曾节明


前言：今年见了几个不同作者的《甲申三百六十年祭》，都是有感而发，其行文不无精彩之处，但总嫌意犹未尽。因甲申悲剧教训事关民族深远未来，兹事体不可谓不大，探讨亦不宜流之于概略，故以鄙人费思数年，执笔两月，写就以下拙文，试与同胞共同探讨，并以告慰甲申以来华夏之冤魂。

今年是甲申三百六十周年,这,不要说众多的中国人不清楚,就是包括好些人文学者,都淡忘得厉害,抛之于九霄天外.这实在是可悲可叹的现象,因为,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注定要反反复复走弯路,在恶性循环的泥沼中翻滚挣扎而难以自拔.

三百六十年前的老历这个时候,在北京南郊阅兵场,两个满洲贵族,阿济格和多铎,分别统率着十万清军,在礼炮轰鸣声中,乘着朔风拔营起行,为了金银美女,更为了汉人江山,恶狠狠地向南扑来...从此,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丧失了他们保留了几千年的传统服饰和发式,并且,变得面目全非......这些巨大的影响延续到今日，今天，在中国众多的民族当中，作为主体（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三以上1）的汉族，是唯一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现今所谓的“唐装”带有浓厚的满族民族特点，实为“满装”）的民族。其影响深远可见一斑......

三百六十年前老历十月的那一幕，只是甲申年大悲剧中的序幕,这场大悲剧急骤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公元一六四四年,对中国的历史和命运的影响深远得诡异,随着华夏政权悲剧性的解体,惨烈的人祸铺天盖地而来,华夏大地上发生的巨大灾变,是自秦始皇起,一千八百年来没有过,也不可想象的,从那一年起,明朝的引导方向的惯性力嘎然终止,中国历史就象一列疾驰的火车,晃晃荡荡地冲过被突然的强力扳了道的岔道口,向着鸦片战争及近代百年屈辱的方向驶去.

因为落后蛮族的征服,中国当时已趋于没落解体的大一统专制体制,因为强大的新兴暴力的输入,又迅即活了过来,向着更反动的极端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对先进得多,且人数远为众多的汉民族的征服和统治地位,满清政权采取极端的专制恐怖政策,为了消灭汉民族的发式,服饰,不惜杀人上千万2;为了禁锢思想,施行极端野蛮的愚民政策:大兴文字狱,以言论罪,甚至以文字灭门灭族,又长期地大规模地禁毁图书资料,编撰出奴性与毒性十足的"四库全书",使得前朝众多文明成果失传3.满清,对待文化学术,倒退回比秦朝更为野蛮的状态中;为了不让汉民族兴盛,满洲统治者有意识地长期限制先进武器,先进技术,工具的使用,推广和生产4;最重要的是,以满清皇帝为首的满洲贵族并不代表和维护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的利益,而是相反……总之,满洲的血腥殖民征服和长期的疯狂的愚民政策,大大增加了中国人民的奴性和愚昧,也大大增加了,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难度(没有蛮族征服历史,是同为儒家文明的日本,能够顺利步入近代文明的重要原因) 难以置信的是,对一个古老大民族这样重大的深远影响,竟然都决定于三百六十年的那个甲申年 －一六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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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三）

崇祯帝急于求成酿大错

首先，崇祯帝对于维护当时危机重重的明朝国家政权,表现出完全不切实际的执政特
征,这表现在:
无视明朝百年以上累计的问题的解决困难度,企图在短时间内一举解决问题,实现中兴
明朝,结果不仅"欲速而不达",反而大大消耗了统治资源,加剧了原有的危机,并衍生出新
的危机.
<明史>资料表明,明代 后期至末 年，陕西华北,河南的气候异常地干旱,从万历帝到
崇祯帝的六十多年里，中国多次发生全局性的特大旱灾以及更多次数的大旱灾。仅崇
祯年间华北、华中和江南 就数次发生 全局性的特 大旱灾。10大陆历史学家曹树基教
授统计过,那一时期华北地区旱灾的年份大约占到崇祯时期全部年份的50％11，灾区人
口大量死亡，“人吃人” 现象 屡见不鲜。
在旱灾频繁大面积 发生的背景下，崇祯末年 华北、西 北、山东、长江中下游地区
又发生大范围的蝗灾，仅在北方就形成一条长达上千公里、 宽达数百公里的蝗灾分布
带， 飞蝗所经之处千里 赤野草叶不存12。旱灾和蝗 灾，对当时中国陕西,华北,中原
地区地区的农业造成了惨重的破坏.
由于这样的大灾难,上千万北方农民流离失所,生存维持不下去了,对此,以崇祯帝为首
的明朝廷却迟迟未能作出反应,出台有效的赈灾救民措施;由于年深日久的官僚体制腐败
,灾区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不愿放弃或减轻对农民的敲诈勒索盘剥,为了逼农民缴纳索物,
出现了类似于今天强征土地,强迫拆迁的现象......所以,数以万计的农民为了活命起来
造反或进行大规模的哄抢,在遭遇镇压时就演变成造反.
到了天启七年爆发的陕西农民大起义,到崇祯八年造反农民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分"
十三家七十二营",并且趋于联合,形成了高迎祥,李自成集团,和张献忠集团两大强劲势
力13.农民军采取流动作战的战术,其杀富济贫哄抢分赃的朴素共产做法深受群氓大众的
欢迎,北方五省浩大的灾民,又是其天然的兵源.这些,决定了农民造反力量很难在短期内
被肃清.
可是,崇祯帝却全然不顾实际情况,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先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以洪承
畴为统帅14,拟定六月为期限消灭农民军;未果之后,他又在崇祯九年七月严令"三月平贼
15",结果依然没能完全消灭农民军.
崇祯帝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灾荒连天,饥民遍地的时期,平息农民造反是一件长期
的工作,对此他不仅提不出长期的策略,而且对平息造反的必要进程毫无耐心:
崇祯七年,任用陈奇愈为五省总督,镇压起义,本来已经重创起义军,将其逼入了汉中的
车厢峡,只因陈奇瑜中了起义军的伪降之计,被李自成张献忠率残部逃出峡外,崇祯帝即
严惩陈奇瑜及五十几个将官,丝毫不给其将功补过过机会16.
其后启用的洪承畴,采取了以守为战,待机进攻的稳重方略,构筑防线,步步为营,从四
面压缩农民军的生存空间,取得了虽然缓慢但是相当可观的效果:崇祯九年消灭高迎祥部
,崇祯十一年伏击李自成,杀得李自成只剩十八骑逃走17.让洪承畴这样干下去,彻底肃清
农民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崇祯帝仍嫌其"师老无功",更嫌其让李自成漏了网,从此在镇
压农民起义上不再委以重任,后来竟把洪承畴畴这样一个内战内行的镇压农民的行家里
手,调去对付清军18.
在镇压农民方面,由于官员不能在他指定的荒唐的时间内达成他的目标,崇祯帝便不断
地换人,越换效果越差,越换民心士气越低,越换越气急败坏…崇祯帝就这样的急躁昏乱
中,自己一手葬送着平定农民造反,”安内”后”攘外”的时机，终于把明朝推进了两线
作战的死胡同.
兵部尚书杨嗣昌是另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他提出了足以置农民军于死地的"四正六隅
十面网的围剿"方案18,并且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却因为崇祯帝的极端苛严,而畏惧(杨尚
书未能在短期内俘杀张献忠本人,又被其混入襄阳,袭杀了襄王19)自杀.杨嗣昌早死,洪
承畴又于1642年在对清作战中兵败被俘,于是明朝再也没有能臣对付农民造反了.
在抵御满清(后金)入侵方面,崇祯帝完全没有从萨尔浒会战的惨败中吸取教训,无视满
清政权的兴起势头和八旗军非常强劲的野战能力,居然顽固地坚持”全辽可复”痴想,甚
至对袁崇焕”五年复辽”20的安慰话信以为真,始终梦想一举解决问题(其后,不仅没有"
复辽"的迹象,皇太极反而步步进逼,这很可能是他后来深恨袁崇焕的原因之一).
其表现在,1629年冬,当皇太极率十万八旗军绕开宁锦防线,入长城,进逼北京时21,急
切要求将领与敌人速战速决.袁崇焕没有盲从这一要求,而是采取在北京城下扎营,坚守
渐逼,待机出击,同时协调各地勤王之师,堵截要道,对皇太极军形成合围之势.这一本可
以重创乃至打垮后金的战略,崇祯帝不仅接受,反而认为袁崇焕是畏缩避战,这种急切的
心理,为他随后中反间计,冤杀袁崇焕,再次埋下了伏笔.
明军有火器大炮优势,非常有助于防守,但用之于野战则嫌笨拙,而驰骋攻杀是八旗兵
的最强项,让汉族农民骑马去原野上同凶悍的女真族猎户攻杀,无异于将牛羊驱向饥渴的
狼虎,这,稍有想像力的人都想得到.
可是崇祯帝就是不管这些,在他的催逼或鼓励下下,1630年猛将满桂22,1638年名将卢
象升23,先后率军出城野战,结果被八旗军铁骑踏得粉碎.
然而,面对如此惨痛的抗清(金)败绩,崇祯帝仍然没有吸取半点教训.
1640年,皇太极发起旨在摧毁明朝宁锦防线的松锦战役24,其攻势一度被祖大寿击退,
后清军改变策略,采取围困战术,锦州粮草仅够半年.
洪承畴受任率十三万大军前往救援.起初,洪承畴拟利用明军的炮兵和火器优势,大军
合军一处,粮草居中,向锦州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不给清军任何突袭,分割的机会.本来,
这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明军大炮重创了前来打援的清军,多尔衮几乎丧命,祖大寿乘机
率锦州守军反击,夺回外城,突破清军两层包围圈,皇太极一度无计可施,作了撤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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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再祭（之四）


崇祯帝之大错二：胸无全局，一意孤行，被动挨打

其二,面对危机,崇祯帝的应对行为完全没有全局观念.
其表现在:政策及用人摇摆不定,缺乏一贯性,没有专人专用,面对危机没有全盘方案和预
备方案,而是临时补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手忙脚乱.
在用人上,崇祯帝先用杨鹤,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又用洪承畴,再用卢象
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八次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27.
这其中,除熊问灿明显是庸才外,其他的人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
杨鹤试图使明朝避免两线作战,颇具眼光；曹文诏智勇双全;陈奇瑜表现出很强的运筹
协调能力;洪承畴行事稳重缓慢,老谋深算;卢象升能征善战,很能鼓舞士气;杨嗣昌善于
运筹帷幄,很具战略头脑.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策略和作风.
在如此重要位置上,崇祯帝频繁地换人,使得对付农民造反的措施的连续性一再被打乱
,反而大大延缓和削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进程和功效. 频繁地换人,暴露出崇祯帝缺乏知
人善任的眼光(这是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才干),也打击了明朝将官的积极性.
对待农民造反,崇祯帝一开始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在围剿已经奏效,农民军身陷绝境之
际,再走一小步就可以完全消灭农民军时,忽而又改为招抚政策,在张献忠部接受招抚后
28,崇祯帝却又拿不出有效的安置办法,这种半吊子招抚政策等于是放虎归山,使得此前
多年的镇压围剿之功前功尽弃.
崇祯十四年以后,李自成部在河南已发展到四十万以上人马29,实力大大强过了中原的
明军,面对明显的敌强我弱势态,崇祯帝如果明智点,理应采取守势,或再行"招抚"(求和
),或倚坚凭险进行固守.由于缺乏火炮,农民军攻坚能力不强,这在1641年开封之战中已
现端倪.当时,中原地区忠于崇祯帝且有战斗力的军队,虽然只剩下孙传庭的十万陕西军,
但是这支军队配备有西洋大炮和火车营,十分有利于防守,孙传庭又是个将才,如果固守
陕西,李自成将难有隙可乘.
但是崇祯帝却强令强令孙传庭领军开向赤地千里的灾区河南30,去和多明军数倍的农
民军决战.结果不仅全军覆灭,丢掉了自己最后一副家当,陕西也失陷了.
从此,李自成获得了北上攻取北京的条件31.
由政策,用人摇摆不定,到进退失据,再到以卵击石,孤注一掷的表现,强烈地反映出崇
祯帝目无全局的昏聩.
在抗击满清(后金)问题上,崇祯帝的决策则完全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平时不烧香,临
时抱佛脚",结果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损失惨重,更严重的是,事后他亡羊不补牢,反而把责
任全扣到大臣们头上,奸忠不辨,冤害忠良,使当时明廷本来济济的人才急剧地丧失.
鉴于当时驻守辽西的袁崇焕的智勇,满清迟迟打不通辽西走廊,于是改变战略.1629年
冬,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开辽西宁锦防线,从薄弱的蓟州挖长城而入.此前,袁崇焕就预
见到这一点,已经向崇祯帝提出,要大量增加蓟州的驻军和大炮32,以防清(金)军乘虚而
入.但是崇祯帝未予重视.因此,当八旗军袭来时,蓟州明军措手不及,也无力抗击,让其迅
速入关,连下遵化等京东五城,直逼北京,明军再组织抵抗就十分被动了.
此后,清(后金)军不断地攻入长城以南,大规模的入塞就有五次,都是采取绕过宁锦线,
从西线长城突入的方式,突入后流动作战,烧杀虏虐,以掠夺人口物资为目的,对关内各城
镇,弱则攻强则绕,并没有能力久攻或占据.
八旗军铁骑野战能力超强,对付明军骑兵用"以一当十"来形容也不算太夸张,但是敌军
的弱点是非常明显的,敌军以骑兵为主,由于从沈阳等地长驱转战一千公里以上,不可能
带太多的粮草物资,因此入关后务必迅速虏掠成功,否则将因为给养危机而挫败,甚至遭
灭顶之灾.因此,入关的清军喜欢物产丰富防备薄弱的地方,喜欢与明军正面对敌,速战速
决,却禁不起攻坚战,持久战,游击战,害怕沿路被骚扰袭击,更害怕后路被截断.因此崇祯
帝要是针对其弱点,采取以以下对策,清军将十分地头痛,甚至不敢入关:
一,在关外建立流动侦骑预警机制,发现敌情即使一时无法抵抗,也可让后方的人早知
道早防备;
二,大批量制造西洋大炮,加强北方五省重要城镇的守备;
三,实行坚壁清野,将人口物资迁入守备力量较强的城镇,尽量不让敌人掳掠到东西;
四,将明军化整为零,训练民兵游击队,利用黑夜和熟悉地理环境,沿途不断偷袭清(金)
军,打了就跑;
五,避敌锋芒,保存明军精锐部队实力,用之于堵截敌军后路,围歼疲惫溃逃之敌.
这五条措施只要施行一条,便会增加清军入关的难度.特别是第四条,如果落实,入关的
清军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明朝军民虽弱,但共同面临异族的
野蛮侵害,同仇敌忾是天然的,抗敌的士气很容易激励。因为清(金)军以骑兵为主的特点
,对关内地理环境不甚熟悉,又不能分散作战,面对小股力量的不断偷袭,犹如重拳打蚊子
,根本无能为力:攻坚攻不下来,想决战找不到明军主力,继续扫荡又不断遭受损失,惶惶
不可终日,即便其主力能逃出关外,也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这五条中,除了第二条经济负担教重外,其余措施并不难以施行.可惜,这些积极的措施
,崇祯帝却一条也没有做. 因此,每一次清军入关,明朝都被动挨打,不能有效地还击敌军
,军民,物资经济损失惨重 ,更带来了恐辫子军的心理障碍.
每一次清军退去后,崇祯帝不仅不积极地找原因,谋求补救之道,反而积极寻找出气筒
和替罪羊,狠狠地把责任往大臣们头上扣,动不动就逐杀办实事的官员.其在位十七年间,
内阁大学士前后换了五十一人,杀了两人,征战的总督竟被杀了七人33.
在这急需用人的乱世危局当头,照理应当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崇祯帝却容不得大臣们犯
一点小错，对同在一条船上的群臣痛下杀手，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人才队伍，也吓走了本
来愿意为他效劳的人。
这些倒错疯狂的无能表现，反映出崇祯帝完全不能够审时度势。

曾节明 二○○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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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五）


崇祯帝大错三：虚荣逞强，进退失据，自寻短见

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扑灭农民军,明朝被顿时深陷两面作战的困境.古今中外的战例都表
明:两面受敌是一种凶多吉少的险境.明朝要生存下去,不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几乎是不
行的.
如何摆脱两面作战?以当时的军力对比,要想消灭满清(后金),消除辽东战事,无异于痴
人说梦,一下扑灭农民造反又做不到,所以,唯一之策就是谈和.
那么,与满清和谈可行吗?回答是肯定的.1618年努尔哈赤向明朝开战之初,并没有信心
与明朝长年对抗,更遑论夺取大明江山,只是想在辽东占一些便宜,吓吓明朝,让其承认自
己的后金小国,这表现在,在大败明军,一度攻取了抚顺之后,并没有乘胜攻击,而是对明
朝说:"...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34. 特别是在崇祯帝继位之初,努尔哈
赤新死,继位的皇太极权力不甚稳固,又在年前的攻打宁锦的战役中遭到挫败35,无法入
关施行掳掠,而八旗制度是奴隶制,生产力低,又因为与明断交,貂皮人参等特产失去了市
场,因此军需给养一时间困难重重,同样面对严峻的形势,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
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因此切合实际地数次向明提出议和请求,并且,皇太极对于缔结和
平具有极大诚意：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
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
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
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
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
处。谨奏。36”
由此谦卑的语气，可见皇太极求和的诚意。
另一件事更表现了皇太极和谈诚意：
崇祯元年，袁崇焕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上任之初，就“擅自”主动地向皇太极提出和谈
，以便争取备战的时间，皇太极对此反应十分积极。袁崇焕提出的和谈先决条件是：皇
太极只能作“汗”，不得称帝。皇太极居然应允，并且要崇祯帝赐一颗印给他，正式承
认他的汗位37。
皇太极以崇祯帝为正统，一幅臣属国国主的姿态。可见直到崇祯初年，后金政权还完
全没有取明朝而代之的野心。
在对明的优势形势下,皇太极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大致上仅要求明朝承认满清国及其
现占土地(主要为现辽宁省东部和中部),勘明两国边界,和平共处,互通贸易38.
皇太极向明求和的原因在于：后金（清）国的人口，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远逊于明
朝，没有足够的实力一举消灭明朝（在当时条件下也很难看得到农民造反将会从内部催
跨明朝），对明发动掠夺性战争又并非可以常年稳操胜劵，从长远看代价和命运都难
卜。生产力低，不足以自给，靠掠夺获取的收入又不稳定，因此为了自身了良好的生存
发展，后金清国是急需同明朝停战以互通贸易的。
在当时形势下,议和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若议和成功,明朝可以腾出边关精锐部队,集
中全力扑灭造反农民势力;可以有充裕的时间编练精锐边防军,屯田增强保障,新建,巩固
,完善边关的堡垒,军事要塞,全力生产,配置大批量的西洋大炮和火器,使军队向近代化
转变;可以减轻"辽饷"的负担,缓和国内矛盾;可以减免蛮族入关烧杀抢掠,有助于经济和
社会安定......
一旦与满清(后金)长久停战,明朝所面临的不利局势不仅完全可能出现转机,而且可以
效法宋朝,坐等满清-这个游猎蛮族政权衰落之机,"兴师问罪",收复辽东失地.
可是,面对大好的议和机会,崇祯帝却作出了毫无全局观念的愚蠢举动:对皇太极的来
信几乎一概不答,主要由地方官员和对方通信,即使有所答，也是言辞倨傲,激怒了皇太
极38。而且,对于议和之事,一概不予理会.反倒是袁崇焕擅自和皇太极谈判,并利用停战
时机,大大加固了锦州和宁远的城防39,这,后来竟荒唐地成为袁崇焕通敌的罪证之一…
…
与农民军能够谈和,则是母用置疑的.由于中国深厚的王朝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农
民很难不是皇权主义者，其多般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需要清除的是奸
臣。造反的目的很实在，就是要称王封侯，如果能够封妻荫子，他们很少会继续走那条
夺皇帝帝位江山的险恶之途的，他们自己也没这份底气。
问题又是这个崇祯帝,在农民军势穷时,彻底招抚无方;在农民军势盛时,又死硬不与之
和解.
崇祯十一年,张献忠部在杨嗣昌,王家祯指挥的围剿下,面临绝境,被迫在谷城投降,同
期,罗汝才部也在房县投降40.但是,崇祯帝接下来的所为表明,他完全没有全局观念:
第一,他没有表现出对张献忠等人投降的非真诚性的警惕和防范.当时张献忠等人在明
军的重围之中,已成瓮中之鳖,明摆着投降是出于不得已,这时候若坚决解除其武装,张献
忠等人要想活命,只能束手就范.对浅显的形势缺乏判断力,坐失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机,此
反映出崇祯帝能力的严重缺陷;
第二,他没能抓住农民军投降的时机,提出并强力督促有关人员施行一套有效安置投降
农民军的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将他们打散编入别的明军,或使其出关与满清作战,以断绝
他们重新为盗的机会,都是好办法.在此关键时刻,崇祯帝却听任当时的五省军务总理熊
文灿,愚蠢地让张献忠,罗汝才部就地屯田,反而让其积蓄了更大力量,获取了降而复叛的
大好条件.
张献忠虽然没有投降的诚心,却也毫无要夺崇祯帝帝位,江山的表现,只要崇祯承认其
既得利益与地盘,他是没有抱负兴兵继续”犯上”的.这表现在,1644年,张献忠最得势的
时候,也只是杀进四川,然后关起门当他那"大西国"皇帝,直至清兵前来夺他的地盘时,他
才着忙起来.
李自成莫不如此,他虽然没有真投降过,但在他势力最强盛的时期,仍然向崇祯帝提出
和谈,并没有以夺取大明江山为目标.可见其和谈的真心实意.
这很可能是因为:由于上千年的儒家影响,当时的农民造反领袖(特别是李自成)也是皇
权主义者,认为皇帝是好的,国家之所以败坏是因为皇帝身边的奸臣,而且,李自成等人对
担当"乱臣贼子"的名声有所顾忌.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李自成表现出了强烈的和谈意向:在完全有实力的情况下,他宁
愿崇祯帝承认他的合法地位,也不愿夺取崇祯帝的皇位.
因此,即使在镇压农民起义满盘皆输,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兵围北京的最后关头,崇祯帝仍
然有机会享受优惠的和谈条件,为自己和大明王朝换来一条生路(他的运气其实是不错的
).
1644年老历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守军已经纷纷投降,此时李自成派太监杜勋向崇祯帝提
出了和谈的条件41,条件如下: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
封
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应该说,这些条件是非常宽大和优厚的,因为当时,崇祯帝不仅已经没有任何同李自成
讨价还价的实力,其身家性命都在李自成掌握之下.
李自成在易如反掌的情况下,既不逼崇祯帝退位,也不模仿曹操,变其为傀儡,"挟天子
以令诸侯",其一百万两银子的经济要求,也完全在崇祯帝的支付能力之内.
虽然,对陕西和山西的封地要求会损害崇祯帝的统治权威和税收,但这与一旦和解带来
全局利益相比,实在是微小的代价.
很明显,一旦崇祯帝接受条件,局势将会迅速地向着对明朝有利的方向转折.以李自成
的精明强干和其新兴势力的朝气来看,他完全有能力取代明朝贪官污吏治理好陕西山西
两省,从农民军在清军入关以后的表现来看,李自成部远比明朝官兵更具民族气节和血性
,若能达成和解,李自成肯定愿意调派农民军和物资全力支持崇祯帝的抗清事业,减轻明
廷孤身抗战的负担:辽西重镇的兵力得到增强,清军若从西线偷越长城犯境,则会遭遇"人
民战争",满清"入主中原"因是会困难重重,前景暗淡.
由于在落难时曾遭遇张献忠暗杀42,李自成对对张绝不会有什么好感,因此,如果能够
得到崇祯帝的授王封地,李自成肯定会调转头来对付张献忠势力,夺取张献忠占据的富庶
的"天府之国",大大增强自己的实力,顺便报仇;从表现来看,张献忠是一个只有匪盗能力
,没有建国能力的下三烂的造反者,其谋略,品行,所部的组织,作风和战斗力,比起李自成
都等而下之;张,李二人曾经共患难多年;最了解张献忠的,莫过于李自成,因此,对于李自
成的围剿,老张肯定不会有蒙骗明军那般容易了,李自成又有着代表官方的心理优势,还
有官军的配合......总之,李自成对付张献忠,最可能的结果是:李自成攻取四川,张献忠
势力或灭或逃,其道大衰,明廷又除去一心头大患...接下来的局势就难料了,或李自成势
力日渐坐坐大,其后人仍有可能废除明朝皇帝;或明朝逐渐中兴,撤李自成后人的藩
.....
不管怎么说,和解将使局势向着明朝延续,向着华夏国家独立发展,向着不利于落后野
蛮民族满洲的征服的方向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当此事关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崇祯帝不仅没有丝毫敏感性,反而表现出根本不
顾全局的,近乎疯痴般荒唐的意气用事.
听完太监杜勋诵读的条款,崇祯帝问首辅大学士魏藻德:” 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
一言决之43。”他居然要魏藻德”决之”!本来决策权在皇帝,大臣只能够建言献策,这
在王朝中是一个丝毫含糊不得的原则,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崇祯帝居然要一个臣下替
他”决之”,明摆着一副推卸责任的姿态!
对此,魏藻德不应该不清楚.
他魏某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崇祯帝绝非没有主见之人,皇帝平日里有主见得到了猜
忌自用的地步.现在要他魏某人决策,不是推卸责任又是什么呢?
同样,魏藻德也不可能不清楚,这个崇祯帝草菅大臣性命的狠劲:最为他献言献策效忠
的袁崇焕,陈新甲等人都落得什么下场?要是为他”决之”,落得个谗言惑主”偏安”的
名声,能保证保哪一天不被拉出去当替罪羊宰了吗?
无怪乎,魏藻德的反应是一言不发.魏某人固然懦弱自私,但却不值得深责,因为,权力
和责任成正比,应为国家命运担当首要责任的并不是大臣,而是国君崇祯帝!在这样重大
的关键时刻,他作为国君不愿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他还做什么皇帝呢?
史学界提出: 崇祯帝考虑到，如果接受和谈,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
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
如果这真是崇祯帝当时顾虑,那么这个顾虑就十分荒谬.接受和谈或许有”偏安”之嫌,
但若拒绝和谈,明朝即告灭亡,试问,”偏安”和亡国的后果,那一个更严重?”偏安”和
亡国的罪责,哪一个更重? ”偏安”是坏名声,”亡国”又是好名声吗?”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不偏安”的好名声导致了亡国,这样的好名声又有何意义!?
真是糊涂透顶！

曾节明 2004年11月

zm799

甲申三百年六十年再祭（之六）
崇祯帝大错四：无情无义，虚荣苛暴，妄杀忠良


其三，在人事方面，他不知人，不善用，疑人而用，用人而疑，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偏听偏信，推卸责任，虚荣虚伪，苛暴凶残......几乎犯尽了用人待人之大忌，丧尽了士气人心。

在做人（己为君之道）方面：徒有小德而无为君之大德。

崇祯帝非常勤政，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办公，晚上批阅奏章直到深夜，他也没有沉醉于声色犬马当中，他在位期间，皇宫中很少举行宴乐。比起历代明朝皇帝，再吃穿住行方面，他都是最节俭的44。

崇祯帝的勤奋和节俭，在其即位之初，当然为大臣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但是当时明朝的腐化，奢靡，颓废的风气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而且，要在化解当时面临的危机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移风易俗。所以，崇祯帝以上作风之“德”，只是“小徳”。能够化解危机，维护明朝统治之“德”，才是“大德”。崇祯帝恰恰是一个有小德而无大德的人。

表现之一：己所不欲，强施于人。

明朝崇祯期间，时逢大饥荒，农民大规模造反和满清入寇，为应付危机，国家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崇祯时期，明朝由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百应两千万两以上（万历初年国家随处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45。由于财政困难和腐败，军饷不到位的问题当时时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宁 远这样的国防重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46。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 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 发“内帑”的建议。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皇帝有没有钱呢？信史上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
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47。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的
钱。

当时的危机，急需要崇祯帝挺身而出，果决慷慨的把皇家的钱拿出来救危解困。如果那样做，势必极大地鼓舞人心士气，皇帝以身作则，也会有效地带动百官为国家捐钱。

但是，对袁崇焕的建议，崇祯帝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直到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在即的时候他才拿出了一些自己的钱，但为时已晚）。

作为君主，国家危亡在即，应当倾尽所有的救国为先，自己破费又算什么？只要江山保住了，今后有的是聚财的机会。不知崇祯帝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退一步来说，爱财私心，人常有之，皇帝舍不得出钱就罢了，可是他又作出了更蠢的事情：他自己不肯出钱的同时，却再三逼迫大臣们出钱。为了逼出银子，他甚至把老资格的大臣投入监狱。直到李自成军兵临城下时，他一度还是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反倒发起了最后一轮逼迫官员捐银的“攻势”：48

他下令说，因外饷不至，太仓久虚，各官务必要捐赀助饷。最初的结果，应者寥寥，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曹化淳各捐5万两，大学士魏藻德竟只捐了500两。见此，崇祯帝竟顾不得自己九五之尊，向皇亲、太监讨起钱来。他派太监徐高去向嘉定伯、周皇后之父周奎求捐，诏云：“休戚相关，无如戚臣，

务宜倡自10万至5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周奎说：“老臣安得多金？”徐高一边哭，一边哀求，周奎还是那两个字：“没有。”后来勉强捐了1万两。太监王之心最富，崇祯帝面谕劝捐，王之心捐了1万两。

大敌当前，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自乱人心。这是崇祯帝走的最后一步蠢着。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为凝聚人心，崇祯帝决不能再逼大臣们要钱，而应挺身而出，果决慷慨地将皇家的钱拿出来奖励士气，安抚臣下。如果他那样做，充分的调动起北京的人心和士气，凭借北京高大坚固的城墙和西洋大炮，守住北京城，等到吴三桂援军，以扭转战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事实上，李自成之攻取北京，使得自于明朝官员的献城。同样是北京保卫战，抵御满清时打得英勇顽强，遭遇李自成时却没有像样的战斗，这不能不说与崇祯帝的政策失误有关。

崇祯帝的劝捐引来一片怨声。大臣们纷纷的离弃了他，一些人投向李自成，平日里他最倚重的太监，几乎全部背叛了他。有的太监题诗墙壁，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有的太监甚至给农民军通风报信，另谋明主。奉命戴罪守城的太监曹化淳还阴阳怪气地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49直指崇祯帝连魏忠贤都不如，是将大明弄到亡国地步的罪魁祸首。朱由检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曹化淳并不领情，暗地里却串通来日开门投降。国舅周奎，甚至不让皇帝进自己家。崇祯帝可谓是众叛亲离。

这时候他再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己所不欲，强施于人，崇祯帝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严重错误，使得他的最后自救变成了一场自我毁弃，皇帝自己一手把明朝灭亡的时间表，提前而又提前。

崇祯帝之无大德，表现之二：极度地虚荣诿过，为臣下的一点非原则性的过失严惩狠杀，一再上演自毁臂膀的蠢剧。

其中，最典型的是他枉杀陈新甲的事件。

陈新甲是崇祯帝在位期间，最后一位能干的，敢于任事的重臣。他颇有眼光，清醒的看到与满清议和是明朝最好的出路，因此力主议和，并积极的为皇帝着手议和之事。崇祯帝不管情愿不情愿，自松锦之战大败以后，明朝已无力对清用兵已成事实，因此不但同意议和，表现得比陈新甲还着急。

崇祯十五年，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陈新甲在外交上颇为能干，他很快设法活动到了皇太极那里，并且得到了皇太极的信任和积极回应。然而，崇祯和陈
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

至此，崇祯帝内心的极度虚荣虚伪仍至阴暗暴露无遗。作为大明君主，他既要和清议和，又不为议和愿承担半点责任。两国议和，一国的君主不承担责任，这算得什么议和？在崇祯帝这种极度虚荣诿过的做法下，作为办事的大臣陈新甲，议和不成功要负罪责，即使议和成功，也难免被崇祯帝诿过于身，杀人灭口。哪有这样混帐的道理？

接下来，陈新甲不服（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新甲并非故意泄密。本来，崇祯帝在议和之前，对可能发生的泄密，应该拟定应对之策。更重要的是，即使泄密发生，也不是事关成败的大问题，这时候皇帝只要挺身而出，以君主的专制权力，完全可以把那些糊涂迂腐虚伪的官员们的指责打压下去，成功实现对清议和，力挽明朝于狂澜之中，这，并非不可能。同时，保护了为自己办实事的官员，这种言而有信，言行不悖，以一贯之的作风，又可以挽回自己的威信，大大鼓励朝臣中积极任事之风。

保护和支持陈新甲，本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崇祯帝却选择了杀陈新甲以维护自己的虚荣。陈新甲的无辜被处死，不仅完全堵死了明清议和之路，也彻底的除灭了还剩留一点的大臣们为皇帝效劳的兴趣，并且，崇祯帝这样的绝情和枉杀也丝毫挽回不了他自己的面子：皇帝在撒谎，朝臣们已经得知了真相，他们又不是傻子。相反，皇帝虚伪残酷的做法倒令他们寒心。

崇祯帝极度的虚伪与不义，在自己和大臣们之间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每人再敢跟他接近，因为这已经不是“伴君如伴虎”的问题，而是根本“伴不得”的问题。

陈新甲死后，朝臣中终于再也没有任事之能人。皇帝咨询再大的事情，群臣们多是“相顾不发一言”，即使发言，也是讲套话，不能献一策，不能定一筹。

这种消极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崇祯帝一手造成的。崇祯上任之初，有众多的能臣积极为皇帝办实事，可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罢官是最轻的，被杀，被流放，被迫投敌或与敌硬拼送死。这些皇帝的实际效忠者，反而不如袖手旁观者来得安稳，更不如那些正事做不来，专以指责别人为能事的人更受皇帝宠信。

这样混帐久了，谁还愿为皇帝一心一意的效劳？赏罚倒错，薄情寡义，虚伪残暴，极度漠视臣僚的利益，甚至视大臣生命如草荠，代表大明江山的崇祯皇帝，不仅不再是支撑明朝的官僚集团的利益所在，反而成了他们的利益的祸害：保护他们利益无方，损害他们利益有劲。崇祯帝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昏聩失策，愚蠢的砸毁着自己赖以为君的统治机器。

曾节明 2004年11月

zm799

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七）-----崇祯帝大错五：猜忌自用，背信弃义，刻毒残忍


在用人方面：

一是用人取向昏聩，轻浮，混乱，而又剧烈摇摆。崇祯帝在位期间，时值乱世，急需任用敢于任事的，能干的办实事的官员，崇祯帝却重用王永光，闵弘学，高捷这样的忌功妒能的空谈之辈，特别是宠信温体仁这样一个一件实事干不成，惯以妒贤忌能中伤为能事之徒为首辅，重用其长达八年之久53，其例在崇祯朝竟空前绝后，可见其用人取向的极度昏聩。在人才选拔方面，他对考察对象，“一言和则加诸膝”54，委以重任，限时责成，稍有失误，则重刑惩杀，以至于“诏狱累累，犯者不绝”。崇祯帝用人的急乱和苛暴，把明朝自嘉靖以来形成的积极任事敌不过消极议论的歪风扇动到极致：一方面大臣们越来越不敢任事；另一方面利用皇帝的刚严苛暴，进谗言打击政敌异己的做法大行其道。崇祯帝用人的严重错误，使他自己成了大臣们内斗中打人的棍子。

崇祯帝因为用人的昏乱，造成了他在调查，考虑极不周全的情况下，他轻率地将明朝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作了许多改动，结果不仅解决不了原有的问题，又衍生出许多新问题，吏治更加混乱。时值国家危难之秋，明朝国家机器不仅发挥不出救急的功能，反而又生出内耗的危机，进一步自损元气。

二是重用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崇祯初年，山西造反农民的势力并不强大，农民领袖那时也不可能有大的野心，此时采取招抚政策，如果处理妥当，是完全有可能在早期以较小的代价，化解农民造反的危机于雏形。崇祯帝也采取了招抚的政策，但他却任用杨鹤为招抚事宜的负责人（三边总督）55，力主以招抚解决农民造反危机的杨鹤是文人出身，满腹经纶，座谈论道是一把好手，但是他不会用兵打仗，也没有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经验。起初，他虽然招抚了大部分造反农民，但却没有下一步安置措施，以致“招而不抚”。他书生气生气十足的在城楼上设御座，令受招的农民跪拜发誓，然后宣布赦免其死罪，令各归故里，非常的迂腐和荒谬56。因为实际情况是：农民正是在家乡没有饭吃，才聚集起来造反。受“招抚”后依然没有活路，农民必将再次造反。接下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招抚的越多，造反的越多，“招抚”对农民失去了吸引力，更因其
“招而不抚”，是本来是“德治”的招抚措施，反而变成了纵虎归山，养寇为患，大大增加了今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可见，丧失化解农民造反危机的最佳先机，不能不说和崇祯帝重用没有实际经验的人有关。

三是重用自己更本不了解的人，甚至用这些人负责重大的关键性事务。历经洪承畴，卢象升，王家桢及杨嗣昌数年的运筹及围剿，到了1637年，明末造反农民军已濒临绝境，照此惯性下去，这时皇帝即使不问不管，王家桢彻底肃清农民军也只是时间问题。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候，崇祯帝却等不及了，又要换人。收了贿赂的杨嗣昌向皇帝举荐两广总督熊文灿。

熊文灿在任上时，曾用招抚的办法解决了沿海的海盗问题。但是他在军事上一窍不通，根本不会用兵打仗。更何况，对明朝，农民军的力量和威胁远在海盗之上，已经不是用招抚之道就可以轻易解决的。

本来，崇祯帝对这个熊文灿也是既不了解也不放心。按照“疑人不用”的古训，这样的人最好别用，更何况是用在这样关键的位置；实在要用，事先也应该尽可能仔细的调查了解。糟糕的是，考察熊文灿一事，崇祯帝一不亲自面试；二不委派如洪承畴，孙承宗这样的老成持重，才识卓越的大臣代为考察；三不多听取熟悉熊文灿的其他官僚的意见，而是仅仅为排了一名太监进行暗访57。

由于生理上的缺陷，太监们往往心理和人格不健全，再加上太监往往文化素养很低，因此太监的调查是非常不可靠的。

熊文灿虽然好吹嘘，却并非无自知之明，得知皇帝的意图后，他慌忙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全力进行推托，明摆着一副不能胜任的狼狈相，崇祯帝却硬要勉为其难的让这个“疑人”去担此生死大任。

其实，如果恨其吹牛，完全可以另外责罚。这个昏君脾气却大得诡异，为了与一个庸臣斗气，似乎毁掉大明江山也在所不惜。

第四，崇祯帝用人上荒唐失策，又突出表现为“用人而疑”。相比较而言，洪承畴是最受崇祯帝信赖，且信赖的时间最长的一位任事的大臣。洪承畴老谋深算，老成持重，战功卓著，且谨小慎微，因此他避免了众多的猜忌，中伤（就像袁崇焕所遭受的那样），并且深受皇帝的信任。仍至在其被俘投敌之后，崇祯帝仍坚信其阵亡，并一度亲自为之主持祭祀仪式。可见，皇帝对其宠信之深。

可是，崇祯帝对这个自己最信任的人，他的信任又到什么程度呢？

1641年，清军围锦州，崇祯帝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赐以尚方宝剑，统帅北方八总兵的十三万军队，救援锦州。这次会战，明廷倾尽了能征善战的军队，满清更是空国而来，双方谁都输不起，明朝的形势还好一些，因为满清非胜不可，明朝只要不输就行，只要不输，满清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洪承畴很善于用兵，他非常清楚双方的强弱点：明军野战能力差，但配备有先进的火器，防守能力强，粮草补给较好；清军凶悍善战，机动性强，但火器少，攻城能力弱，粮草补给较困难。因此，他将大军集结一处，以重兵护卫粮饷辎重，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稳步向锦州推进。洪承畴打算以逸待劳，把清军拖的疲惫，挫其锐气，在伺机进攻。因为清军经不起持久战，所以洪承畴这种打法是最令满清绝望的，在多尔衮的打援攻击被明军强大炮火击退后，皇太极急得吐了血58。敌人无计可施，一筹莫展。

这时候，崇祯帝制要放手让洪承畴去干，自己哪怕不理朝政，在宫中寻欢作乐都没有关系，明军击败清军，至少迫使清军从锦州撤退，只是数月可待的事情。偏在这时候，崇祯帝怀疑起洪承畴来了，似乎认为洪承畴有畏敌避战的嫌疑，总之是认为他这样打不行。他听信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意见，以为再不速战，粮饷的筹措将发生困难。

其实，筹措粮饷主要是陈新甲的责任，陈新甲有怕但当负责任之嫌。崇祯帝一边倒的听信了陈新甲，他也不想想：明军的粮饷困难，清军的粮饷更困难。彼起决定性地击败满清这一重大目标，筹措粮饷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在关键时刻，这个昏君对洪承畴大力掣肘，他严限催促洪承畴速战速决59，去走那条与清军硬拼送死之路。他似乎觉得自己比久经战阵，功勋卓著的洪承畴更高明。


洪承畴本是个谨小慎微，老于世故之人，又有袁崇焕惨祸之鉴，对暴君的命令哪敢不从？

崇祯帝的用人而疑，愚蠢地处处掣肘，多次断送着明朝的生机。

崇祯帝“用人而疑”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冤杀袁崇焕。这个残暴的事件，不仅给明朝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充分表现出崇祯帝在待人方面的轻浮，狂躁，极度的昏聩和无分寸。

崇祯元年，刚刚即位，年轻气盛的崇祯帝重新任命袁崇焕为辽东经略，并赐给他尚方宝剑。袁崇焕没有忘记此前熊廷弼孙承宗（一死一遭排挤）的前车之鉴，请求皇帝不信谗言，疑人勿用，用人勿疑60。崇祯帝站起来严肃地说：“你不要疑虑，朕自有主张。”

袁崇焕又耐心地向他讲明：以臣之力，戍全辽有余，防众口不足。因为臣一离京城，就无异于在万里路外，最怕有人嫉能妒功，那些人即使不以权力掣臣之肘，也将以一轮乱臣之谋。愿陛下任而专一，信而不疑，只要看大局是成是败，不必指摘一言一行。须知，守边将官责任既重，别人对他的私怨亦多，所说的事愈是有利于国家，往往就于是不利于他个人。陛下需要特别防备敌人施用反间计，这是最叫守边将领畏惧而又无可奈何的61。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袁崇焕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从自己被阉党排挤的教训中，觉察到了明朝的一个重大政治弊端，即做实事的人敌不过袖手指摘的人。他有言在先，要求皇帝做出“用人勿疑”得承诺。对此，崇祯帝慨然应允。从表现来看，崇祯帝对袁崇焕十分信赖，俨然一幅豪爽重义的英主姿态。

真是这样吗？

非也！实情完全相反，不到一年，崇祯帝即自食其言，完全抛弃和否定了袁崇焕，其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做法，令人膛目；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内蒙古入长城，连下京东四城，直逼北京62。探得军情，袁崇焕率两万关辽军千里驰援，他正确预判了皇太极的进攻路线，因此得以率九千骑兵抢在后金军支前抵达北京，安营扎寨，修筑防御工事，以化被动为主动，更有效地迎击凶悍的女真铁骑。

按照明朝的制度，北京不是袁崇焕的防区，要移军北京需事先奏报皇帝，可是事情紧急，要完成报批的手续再发兵救援，至少得拖延一星期以上，届时，北京城恐怕已被女真军攻破了，危急时刻，袁崇焕凭着尚方宝剑所赐予他的先斩后奏权力，“擅自”入援京师，可以看出，他这样的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冒险做法，完全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


崇祯帝是怎样信任袁崇焕的呢？

袁崇焕军到时，一些正事干不了，惯以妒贤嫉能，说三道四为能事的大臣，乘机散播袁崇焕通敌的谣言。对这样的一面之词，崇祯帝居然越来越相信，他拒绝了远道而来的袁军入城修整的请求。

皇太极来攻时，袁崇焕在广渠门外早已严阵以待，他披盔戴甲，亲自冲锋陷阵，率军与后金军激战大半个白天，自己险些阵亡，但终于打退了敌军。

袁崇焕为国家浴血奋战，可是崇祯帝又如何“信任”他呢？广渠门之战的第二天，崇祯帝下令开德胜门，让明军满桂部入城修整，却拒绝袁崇焕部的入城休整请求。

如果说，崇祯的第一次拒绝袁崇焕入城是出于谨慎，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袁军以实际行动英勇抗敌之后，仍然不信任袁崇焕，就是一种偏听偏信，判断力昏聩的表现了。


关于袁崇焕军队投敌的指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破绽，那就是：一支已经叛变投敌的军队，怎么还会同敌人殊死搏战呢？这几乎是一个小孩都能明白的常理，不知崇祯帝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

偏偏在崇祯帝对袁崇焕失去信任的时候，皇太极因为屡屡受拙于袁崇焕的军事才干，在战场上对袁已无计可施，恼羞成怒，使出了反间计的最后招数。

八旗军这次入关，在北京附近抓获了两个明朝太监，皇太极决计利用这俩名太监。一天夜里，皇太极指使两员部将，故意在关押着这两个太监的营帐外面用汉语大声“私语”：袁崇焕是我们的朋友，他和皇上（皇太极）早已商量好了，这次要逼迫明朝皇帝在北京城下屈辱订盟。然后，他又授意部下，故意纵容这两个太监逃出军营63。

崇祯帝听了这两人的急报，完全信以为真了，他认为：袁崇焕投敌叛国已经铁证如山。

这两个太监的情报及来历，不可靠的地方同样是明显的：

其一，若袁崇焕真和皇太极定有密约，当属最高军事机密，部将怎么会知道这个机密？

其二，以八旗军军纪之严明，怎么会在俘虏营外谈论军事机密？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怎么能够从军营轻易走脱？

其三，当时的八旗军几乎清一色的满人或蒙古人，通用满语，两个汉人太监怎么听得懂后金军部将的议论？如果他们是用汉语在汉人俘虏营外议论军事机密，这不是很蹊跷吗？

“袁崇焕投敌”问题上这些明显的，重大的纰漏和疑点，居然丝毫没有触动崇祯帝（哪怕能使他耐心一点也好）。下一步，他就迫不及待地以商量粮饷的筹措为名，骗袁崇焕脱离部队进入北京城，就在皇宫中将其抓住。

抓捕袁崇焕的经过，本身就有一个与袁崇焕投敌说相悖的重要细节：奉皇帝之召后，袁崇焕只带了祖大寿，立即入宫觐见。在召见袁崇焕之前，崇祯帝针对袁崇焕军队，已经有两次拒开城门的行为，其怀疑态度是很明显的。要是袁崇焕真的已经投敌，一个心中有鬼的人，怎么会在皇帝已经明显对自己表示怀疑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防护地去到那锦衣卫遍布的皇宫中直面皇帝呢？以袁崇焕的出色才干，他要是真的投了敌，这点防范之心都没有吗？

这又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常理，不知为什么它又未能打动崇祯帝，哪怕是使他就此多问几个大臣，多问几个勤王军将领也好。

至此，崇祯帝完全毁弃了当初对袁崇焕的“用人不疑”的承诺 ，也全然不顾当初袁崇焕要他提防反间计和身边小人的提醒，在只有不可靠的“人证”，全无物证并且有诸多相悖事实的情况下，判了袁崇焕大逆之罪64。

接下来，崇祯帝没有给他非常可能的判断失误留一点补救的余地：他丝毫不记念袁崇焕创设宁锦防线，两败后金军（击毙努尔哈赤），在明军对女真人战绩一败涂地的晦暗当中，独创了光辉的功绩，他在奸贼温体仁的盏惑下，竟然残忍骇人地将袁崇焕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千刀万剐处死！

史料记载，袁崇焕在被押解刑场的途中，竟然被残忍疯狂的北京民众（被以崇祯帝为首的朝廷误导所致）蜂拥而上，“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真是残忍至极，背信弃义，刻薄苛暴昏聩到了极点！

笔者相信，如果上苍有灵，因为袁崇焕的惨死奇冤，一定会抛弃崇祯帝和他的明王朝。

事实上，袁崇焕以赤胆忠心反遭惨杀，对明朝士气人心的打击非常严重。

当时明廷的众多大臣，并非都和崇祯帝一样头脑不清不楚，孙承宗，洪承畴，华允诚等人都是能够审时度势的明白人。对于袁崇焕的被定罪，绝大多数大臣都缄默不言，声言袁崇焕有罪的主要是温体仁一人。

这表明，大多数大臣并不见得认同袁崇焕有罪说，之所以他们不敢公开为袁崇焕辩护，很可能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奸贼温体仁身为首辅，又深得皇帝信任；崇祯帝惯以猜忌自用为能事，且已经先入为主，认定袁崇焕有罪；

冤杀袁崇焕，等于是彻底杀死了大臣们积极任事的风气。袁崇焕被错杀后，明廷的有才干的大臣再也不敢积极任事：孙承宗心灰意懒而辞职，洪承畴因拘谨而才干无所施展；杨嗣昌因畏惧责罚而自杀身亡65。

崇祯帝虽然昏聩糊涂，老百姓也容易受蒙蔽，但对于袁崇焕的忠勇和睿智，一线的军人们不可能毫不知情。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李自成等“流寇”的骨干。最清楚袁崇焕为人的，当然是他亲手打造和统帅的明朝关辽军，这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史料记载，袁崇焕被抓的当晚，城外其所部将士哭泣怨愤声彻夜不绝，有些兵将还望城上扔石头，骂奸臣，接着，他的助手，关辽军的副总祖大寿悲愤得带兵奔山海关而去，拒绝为昏君卖力66，后来还是靠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劝慰，才勉强继续效忠明朝，但他从此队皇帝失去了信任，后来崇祯帝数次叫他到北京面君，他都推脱不去，生怕这个昏君加暴君会拿他作袁崇焕第二。67

袁崇焕的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明末，能征善战的兵将十之七八出自关辽系部队：祖大寿（吴三桂之舅），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叁桂，满桂，赵率教，曹文诏、曹变蛟、等都是。都是能战善战的将领，麾下都是令清军头痛的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亲手，或其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明朝所有军队中，也只有这些军队，能够与与满州人（女真人）正面搏战。这些部队军心动摇和叛降，对明朝的军事实力的严重打击，可想而知。

总之，崇祯帝在做人，用人上的严重错误，严重地打击了的官员的积极性和对他的忠心，使得他和臣属之间日趋离心离德，统治集团的人心，士气，凝聚力，迅速瓦解。

综上可见，崇祯帝以其在执政上的全面失策，亲手将明朝推向了灭亡。由于他愚蠢的拒绝迁都，而且他在自杀前，对接班人的问题，以及对身后的明朝问题，没有任何交待，因此他的“殉社稷”实际上变成自暴自弃，在还有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愚蠢地自杀，这等于是帮着敌人走捷径地消灭明朝。因为崇祯帝的不负责任，当时还领有关内大半河山的明政权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抗击满清的南侵（这是南明不能像南宋拖住金国那样拖住满清的重要原因）。
可见，崇祯帝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造就了成全甲申大悲剧的完备的现实条件。因此可以说，崇祯帝是甲申大悲剧的头号责任人。


2004年11月

zm799

科学家称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有关
作者：千年望远镜 提交日期：2004-11-01 16:47:01

重庆晨报 (2004-11-01)

　　太阳黑子是太阳上的黑斑，黑子多少与地球关系密切。香港旅美宇航科学家翁玉林认为：1644年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消失关系密切。

　　翁玉林指出，黑子出现会改变紫外光和能量，黑子愈多紫外光愈多，黑子愈少地球天气愈寒冷。他发现，在明朝灭亡前后约70年，太阳黑子消失。那时候欧洲出现小冰河时期，中国则气候突变，天灾令农作物失收。“若非明朝末年天灾，农民不会因小事而造反。天灾同样在满州出现，迫使满州人四出讨伐，既为土地也为食物。”他相信，在复杂的政治氛围外，太阳黑子引发的气候巨变，是促使明朝政治巨变的幕后原因之一。他还发现，盛世时必定风调雨顺，例如唐朝初期，但朝代衰亡前一定气候恶劣，雨水少又寒冷，冻死农作物，饥荒连连，令革命一触即发。

　　他还说，地球在1.5万年前，摆脱冰河时期逐渐暖和，但1.1万年前突然变回冰天雪地，疑因北方冰块全数融掉，产生的水却无法下沉，中断海洋的冷热对流后，能量无法输送到北方，北方因而冰冻了1000年。“这过程没可能在一周内发生，除非地球与小恒星相撞，但这样人类也死光了。”

　　翁玉林刚获得美国太空总署(NASA)颁发的杰出科学成就勋章，现任加州理工学院行星科学讲座教授。他由17日至月底访问香港中文大学。翁玉林中学时在香港新法和皇仁书院念书，受杨振宁夺诺贝尔奖影响，毅然赴美国投身物理学，转而专攻太空科学。(陈晓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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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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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史志著作中述明末天变、物怪、人妖，连篇累牍，往往带有神学和宿命论意识，有些还带有明显的民族意识。曾以为都是白日见鬼的捏造，原来有些与天文运动确有关系。

在闯、献起事的同时，英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宣布了中世纪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次革命赶上了太阳黑子运动。但处在相同纬度的法国，却出现了路易十四的盛世。

zm799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
碧血汗青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那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那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件事都足以让历史进程大大地改变。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满清入关，自此以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前一个甲申年，郭沫若先生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回音至今绕梁不绝，影响了无数人。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所谓以史为鉴，思当有以记之。不过自己见识平平，既无能制雄奇之宏文，也绝不敢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媲美。其他且先不论，郭沫若先生这一篇雄文还有他的学问，一直都是我很佩服的。此篇散漫文字，乃是追慕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作《甲申三百年祭》之初衷，希望于今依然能有以贯之。

一， 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和目的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明朝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人们习惯上认为明朝就此灭亡，之后的弘光朝至永历朝，一般称为南明，以区别于已经灭亡的崇祯朝。虽然明朝在崇祯时看上去相当庞大，不过即使算上南明，十八年后明朝也是亡了。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假设明朝再存在多少年会如何如何。明朝迟早是要亡的，但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却是多少是个偶然事件。
李自成起兵时，先只作为高迎祥部的一支小部队存在，之后屡战屡败。他最后突然声势大振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天灾，连年大旱导致流民饥民无算，壮大了他的势力；二得益于明朝官、兵的暴虐无道，致使百姓畏官畏兵甚于畏寇；三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和一些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政策。
甲申年（公元1644年）元月，他在西安改元称王，然后挥军东向。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李自成虽然改元，但却没有称帝，而是称王，大顺王，这和称帝是不一样的。
其后大顺军势如破竹，连战连克，或者说不战连克，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遇到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才爆发了东进途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战和恶战。虽然这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战斗，但这次战斗却险些让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就此夭折打道回府，同时也揭露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周遇吉是锦州卫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清劲旅关宁铁骑，后因抗清军功被征入京营。之后多次与农民军作战，以功累迁至山西总兵。李自成兵逼代州，周遇吉先在代州与大顺军激战，因势单力薄，数日后率四千人退走宁武关。
其实周遇吉南下退守宁武，是个明显的战略错误，这导致他成为了一支孤军。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北上雁门关或者进入大同、宣府，与那里的姜襄等几部明军合力抗击大顺军。但李自成这个时候却一样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既没有全军乘胜前进，也没有留偏师牵制周遇吉然后以主力东进，而是全军转向跟进宁武，继续与周遇吉纠缠，此举真可谓是挫大胜之锐气，师老于坚城之下。
周遇吉只有区区四千人，野战显然绝非最少有六万人马之大顺军对手。大顺军如果继续北上，周遇吉追之人少，没有任何作用徒遭覆灭而已，不追则完全不影响大顺军的作战进程。而大顺军全军掉头南下宁武，去与这四千人纠缠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首先耽误了东进计划，就是胜利全歼周部也毫无意义，如果宁武不下，宣、大明军又赶来助战三面夹击，那么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姜襄等人再无能，也是多次参与辽东明、清战役和围剿农民军的惯将，姜襄后来的反正一役，足可证明他是有一定军事能力的。而日后事态的发展，也确实证明此刻的李自成，对这几处明军动向事先没有一丝预见。
李自成全然不顾这些威胁，转身去和毫无威胁的四千人做一场无谓之争的举动，表现出他严重缺乏一个军事统帅所需要的远见卓识，这一错误与他东进时派绵侯袁宗第增援襄阳白旺的错误如出一辙。当时左良玉进逼襄阳，白旺南路军有不下七万人的精锐之师，即使不能胜，和左部相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李自成却派出了大顺军五大主力之一的袁宗第之右营前去增援，且在击退了左部后也没有让他们进军河北，而是迟滞在河南一带，一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这些部队也都没有进京。
这些举动暴露出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严重不足。
宁武之战，丝毫无关大局，他却纠缠不休，襄阳之战即使战败也不影响东进计划，他却分出主力去增援，包括他后来处理吴三桂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自始至终都忽略满清武装集团的介入、主动放弃襄阳根据地等等错误决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这个致命缺陷，从他起兵时起就一直存在，直到他在九宫山遭遇偶发事件身亡时也依然没有一丝改变，不见一点长进。
宁武之战除了暴露了李自成缺乏战略才能外，还暴露了李自成本人和他军队的始终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御下不严和军风不正。
大顺军在宁武关前遭受伤亡近两万人，阵亡大将四员的重创后，终于勉强攻入宁武关。然而，一场惨烈的屠城也就此开始了。
按明史和各种野史、地方志的记载，城破后周遇吉继续力战，受伤被俘，被大顺军缚于长竿上用乱箭射死，然后再遭分尸；周夫人刘氏带全家数十妇女据守公署继续反击，被全部烧死。大顺军因伤亡过大，为泄愤开始屠城，宁武一城军民，妇孺老弱无一幸免，被杀戮殆尽。
此前在榆林等地的屠城，就已经导致了不少明军将士和地方武装做出了和农民军死战到底的举动。因此，这个发生在进攻北京途中的行动，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再次表现出农民军没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气度和政策上的全盘构想。如果大顺军能厚葬周遇吉一家并妥善安置宁武关军民，那将给李自成和大顺军带来极大的政治声誉，并树立起一个相当良好的明君形象。
另一个问题，是李自成其实在战斗一开始遭受重挫后，就没打算继续打下去，但要注意，他并不是想弃宁武北上东进，而是准备放弃东进回军陕西。
据《明史》载：“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明季北略》也记载说：“（明军）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最后打下了宁武。
然而他们却觉得前景并不美妙。在他们的前方，至少还有明朝五、六处军事重镇，于是如“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一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同时还有不少记载都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大体是说大顺军即使在进了北京之后，也还不断有人在感叹道：“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因此屠城完毕后，李自成聚集众将开会，又一次提出了他退兵的打算：“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大顺军领袖和他的将领们一致决定，第二天全军开拔，回陕西去休养生息。
但历史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世事无常。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天晚上，大同总兵姜襄和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书却送到了李自成的桌子上。这使得李自成大喜若狂，马上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于是大顺军的东进行动得以继续。不过，这个情况也充分表明了李自成此前对宣、大明军的动向，是没有任何预见的。
姜、王二人这个相当于盲人摸象般的投诚举动，使得历史进程在偶然情况下起了重大变化。
如果没有这两封降书，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大顺军将就此打道回府，回陕西休养生息去了。那也许之后的天下局势，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所以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
但是，李自成为什么一受挫就想回去呢？又为什么打下宁武后不就地休整，然后继续前进，而是要回陕西去休整呢？
如果我们把这之前的一些问题和眼前这些情况，还有李自成接手居庸关后的一系列举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很明确地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李自成东进行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是想去攻打北京，想彻底推翻明王朝统治。
李自成随即接手宣府、大同，在明总兵唐通也投降大顺献出居庸关后，李自成立刻进行了一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极其重要的行动。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行动足可以改变之后整个历史的进程，甚至能使历史的车轮就此转向。但这个行动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近代大多数史家和学人们讳莫若深，以至长期以来极少有人提及，少数时候即使提起也不重视，同时也没有把它和李自成在这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似乎很不值一提或者从不存在一样。
李自成在三月十五日占领居庸关后，随即派出了明蓟镇总督王永吉前往北京与崇祯谈判，内容是和明王朝画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本兵张缙彦为请召对，……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烈皇小识》）
之后，在大顺军推进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又一次派出了明降人太监杜勋入城，再次与崇祯谈和，提出了他的退兵条件：“贼遣叛监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明季北略》）
《鹿樵纪闻》：“（杜勋）见帝称贼势，劝帝禅位，不然，则割山陕分国而王，上不答。”
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推《甲申传信录》，其《睿谟留憾》一节中记曰：“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并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上密召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奏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请为便。”
这些记载，无论可信度如何，内容都相差无几，而说的事情，也都集中在划地而治以及退兵这两件事情上，因此足可证实不是空穴来风。再一个就是其中虽然不乏要求崇祯禅位之类的威胁之语，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李自成即使在兵抵北京后，还是没有自信能够一举拿下北京的。同时他还在努力避免与正在赶来的吴三桂、高第以及在河南、山东等地窥势而动的刘泽清等明军进行大规模决战。所以他才一再以武力威胁崇祯，试图兵不血刃地和崇祯达成和约，让崇祯承认他的大顺王或者封他为王，达到裂土分茅的目的，然后全身而退。
因此，李自成的东进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彻底推翻明朝统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一次以武力相威胁，以实现其裂土封王之目的的军事行动更贴切。
撇开这些记载，就从李自成的各地兵力分配来看，也一样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他自西安出兵时，主力部队按照通行的说法大约在六万左右，偏师刘芳亮部大约一万多人，大顺军至少有一半主力如“老营”等部队并没有越河东进，而是由高夫人等人率领留在了西安和山、陕境内。之后他一路招降纳叛补充兵力，抵达北京时，大顺军总兵力大约扩充到了十万余人。
如果李自成一开始就准备和明王朝倾力做最后的决战，在襄阳有白旺坚守，又派出右营增援的情况下，他完全没必要在山、陕境内留驻数量如此庞大的主力部队，第二个问题是他只带领如此之少的部队就试图进攻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么看都不免过于儿戏。
北京毕竟是明王朝的心脏，火器和守备建筑都极其精良，满清先后三次以十万左右兵力围攻北京，最长时间达数月之久，都未能撼动北京，更不要说北京两翼和身后还有着可以随时勤王的吴三桂四万多关宁铁骑，山东总兵刘泽清和山海关总兵高第等大批部队，如果他们入京勤王，再加上京师三大营，总兵力完全可以超过大顺军两倍以上。李自成再狂妄，也不会自大到认为只凭七、八万人，就可以和两倍于他的明军决战，并进而攻下北京。
此外，到北京的一路上还有大同、宣府、居庸关等一系列军事重镇，也不可能就此预料能一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大顺军自己也说过如再有一个宁武关，他们无法进入北京之类的话。固然这不可以就此论定，但从兵力和地理上看，这个说法是客观的。
另外从战略部署上来看，李自成围攻宁武，增援襄阳等等行动，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缺乏战略目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东进行动确实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他的本来目的就是想固守山、陕和襄阳防线，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予以据守，然后以一支前锋部队向北京推进做一次试探性进攻，看情况再决定其下一步的计划。这样，宁武之战则就可以理解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战术表现，对李自成来说，这是一次边境扫荡行动，增援襄阳也一样。这些都与他之前采用的顾君恩之策符合若节：“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明史》）。
因此，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李自成这次军事行动，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是一次以武力逼迫崇祯谈和的行动，其目的是实现他裂土封王、画界而治的设想，而不是想去和明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
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何以在东进时派出右营增援襄阳，在宁武遭受重挫后就打算回军陕西了，因为他首先要守住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在占领居庸关后，又派出王永吉前去谈判，甚至在兵临北京城下时还在继续谋求谈判，希望可以“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等等，这些看上去和推翻明王朝这个目的极其矛盾的行为，也证实了这点。
然而，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不足，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于东进途中已经发现局面出现重大变化，在攻破北京一举推翻明王朝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调取任何一部兵力增援北京方向，这是导致他在山海关大战失败后，不能立足北京只能西撤的首要原因。

不过，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天下第一坚城北京，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被攻破了。
李自成甚至都没来得及施展他诸如取砖、穿穴、放迸这些著名的攻城手段，北京就被攻陷了。
这固然可以运用主流学说解释为人心向背是必然的事，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曹化淳被杜勋入城约为内应开门献城，北京守军京师三大营溃不成军等等事情，也都确实是莫测之数，事前没有谁敢说有十成把握，不要说两天，恐怕说半个月、一个月拿下北京这话，都没人敢拍胸脯。两天时间就拿下了一个尚有大半壁江山和百万部队的帝国首都，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况且即便外城被破，北京也还尚有内城可守，如果守上个两天等吴三桂、高第等部赶到后再谋他途，也并不是什么不好想象的天方夜谭。
但北京却确确实实只守了两天就被打破了。
大明朝固然已经穷途末路一定会亡，可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实在是一个偶然。从李自成出兵东进的目的，到宁武大战中的想退未退，还有宁武大战后的决定撤退，以及撤退前夜姜、王两将的两封降书，直至居庸关和最后在北京城下的谈判以及破城之速，都说明李自成的入京，不但崇祯和大臣们以及吴三桂等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一样没想到。所以他才会即使到了北京城下，也还在试图和崇祯谈判，谈他的那些分国而王的条件。
大明朝终于是亡了。
亡在了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想过能结束它生命的李自成手上。

二，吴三桂和满清的关系

当崇祯自缢煤山的时候，吴三桂还走在前往北京勤王的途中。
对吴三桂这个人，历来的主流意见是他直接导致了中原易主，神州无复汉衣冠。如此重要的角色，使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个人以及他在山海关附近的种种行为做一番梳理。
吴三桂，字月所，祖籍江苏高邮，生于辽东的汉镇中后所。吴家是个军人世家，他的舅舅祖大寿更是明朝辽东第一名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和满清的战斗中长大的。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吴三桂并不怕死。少年时期为了营救被清军团团包围的父亲，他曾经只带二十人就杀进了皇太极四万多八旗军阵中，硬是救出了被围的父亲和五百军丁。这一战，既奠定了吴三桂军旅生涯的起点，也造就了他“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的传奇名声，以至“斯时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纪略》）语中所说的四王子，就是满清皇帝皇太极。
吴三桂从军后成了关外明军的主力战将，每次明、清大战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不乏上佳表现，他率领的部队也是关外明军的抗清主力之一，同时也是明朝在关外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抗清劲旅。当年袁崇焕最后一次回援北京，在被崇祯下狱的那次平台召对中，身边就只带了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两员关外大将，还有一名是帮他背剑的贴身卫士，袁督师对吴三桂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
吴三桂自小悍不畏死，又有忠孝之名，对夷夏大防也比较坚持，很长时间以来，即使在“分茅裂土之封”的荣华富贵面前，也没改变这一点。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明清之间爆发了决定辽东大局的松山会战。最后清军获得胜利，明军主帅洪承畴、头号战将祖大寿以及大批将领战败归降，一部分明军将领或阵亡或被俘身亡。吴三桂在突围战中准确地判断出清军主力埋伏在小路，率部从大路杀出了重围，并迅速控制住清军还没来得及占领的宁远城，开始在那里收编松山溃败的明军残部，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就聚集起了一支上万人的部队，守住了宁远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并在之后奉命试图继续前去营救锦州，但因双方兵力过于悬殊而被迫放弃。但是，他此举已经导致清军功匮一筹，没能彻底占据辽东，从而直接进逼山海关。
皇太极面对吴三桂在松山之战中的表现，又一次发出了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同时开始了对吴三桂长达近两年的大规模招降工作。
他先是亲自写信给吴三桂，说祖大寿、祖大乐等人都因是吴三桂的亲属而获优抚，希望吴三桂能“翻然悔悟，决计归顺”，紧接着又要吴三桂的长兄吴三凤，还有其亲戚、同僚、乡里如祖可法、裴国珍、张存仁、姜新、陈邦选、胡弘先等人以各种关系去劝说其降清，如张存仁是原宁远副将，他写信道：“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
吴三桂接书，俱不报。
十月，皇太极又一次亲自作书与吴三桂曰：“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然后又再次要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分析利弊，进行劝降工作：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霑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 （《清太宗实录》）
也许是祖大寿捎去的信物——那柄虎骨靶小刀起了作用，吴三桂这次给他舅舅祖大寿回了信，但却婉拒了招降。
不过皇太极确实是位人中豪杰，当得起爱才如命这个赞誉。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招降吴三桂的念头，而是再次亲自作书给吴三桂，可惜依然没有结果。
在招降吴三桂那些人中，其舅祖大寿因早先无子嗣，一直把吴三桂当儿子看，自小对他授以兵事，洪承畴则是他老师，吴三凤是他兄长，祖可法是他表兄弟，其余的人不是多年同僚就是邻居乡里，同时，吴、祖两家除了吴三桂父子二人和在南京的祖锦衣外，可说几乎全都被清朝所俘虏、招降，并且在清廷大都受到了高于原来在明朝所受的待遇。而皇太极允诺吴三桂的是封王之位，以他的能力、兵力和所占据的据点对明、清双方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肯定，他如果这时投降满清，位置肯定在汉军旗的三王之上，汉军旗第一人非他莫属，足以和八旗旗主平起平坐。
而且，此刻吴三桂在关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和危险的。自松山一战后，宁远就成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且远悬关外二百多里，吴三桂和他的部队，也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唯一的总镇级总兵官和最后一支抗清部队。按照吴三桂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孤悬海外”。
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皇太极病亡，年仅6岁的顺治登基。九月，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军第一猛将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便除去丧服，率军对宁远地区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先绕开宁远，攻打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一线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个明军卫所，中后所、前屯卫首先沦陷，中前所守将总兵黄色随即弃城逃跑，导致中前所未经战斗便落入清军之手。
这三城的失陷使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整体防线被破坏，宁远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城。
局面的恶劣，让相当多的明军将士开始动摇，如宁远城内的明军守备孙友白，就在十二月偷偷越城而出投降了清军。
然而就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吴三桂竟然还是拒不投降，不但不降，他还率军击退了济尔哈朗和阿济格对宁远的进攻。
从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要承认，这一时期的吴三桂，从各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是合格的，不但合格，而且还相当出色。
首先吴三桂并不怕死，在名节和夷夏大防这些问题上的思想防线也很牢固，对荣华富贵一类的诱惑也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同时更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恶劣局面所压垮的人，看得出，他的韧性非常好。这其中的一些问题，顾诚先生在他的名著《南明史》里也有所论及。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吴三桂在崇祯朝亡后，首先选择归顺的是大顺政权，而不是一直在对他进行劝降工作的满清政权。具体的原因要是说起来可能有很多很多，譬如明代儒家思想中极重视名节，吴三桂对崇祯有很深厚的感恩之心，他自小就和满清作战敌意很强，以及传统的夷夏大防思想乃至军人的职业操守等等，等等，但这些抽象的总结都没有那些实际情况更具有说服力。
于是，当吴三桂于甲申年三月二十日得知北京被破的消息后，在第四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正式宣布归顺大顺政权。在全军穿孝为崇祯及死难嫔妃发丧完毕后，吴三桂把山海关移交给了前来接收的大顺军，带着他的部队走向北京，去接受新君李自成的册封。

三，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裂

说到吴三桂入卫，首先要说到他为什么从关外入卫速度如此缓慢这个问题。
部分人认为吴三桂自宁远三月六日撤退，到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再从山海关进军至永平的这段时间明显长得不合理，是在有心拖延，企图观望局势。这个说法，似乎与事实并不那么相符。
第一个问题，吴三桂组织的宁远卫大撤退，并不是简单地率部队撤退，而是要携带关外数十万百姓入关安置的大撤退。
关于宁远部队的撤退，崇祯和大臣们自一月起就在不停地讨论，崇祯甚至多次而为此大怒。争执的关键是如果撤回吴三桂，辽东就等于彻底丢给了满清，丧失国土的罪名崇祯固然不想背，大臣们也一样没人愿意背，于是就一直扯皮到三月四日（一说三月二日），等大顺军攻破宁武关占领大同，崇祯才下诏书命令吴三桂弃地入卫京师。
但崇祯的诏书里并不是只要吴三桂领军入卫，还要求弃地不弃民。此刻的崇祯，也仅仅只知道大顺军抵大同而已。而弃民之举，也确实是不太能让人接受的，因为那时候清军是靠掳掠人口为奴搞生产，并有“杀贫”“杀富”“杀士”之屠杀习惯，况且清军就近在锦州。
这道诏书三昼夜（如果三月二日发出的，那就是五昼夜）走了九百余里，三月六日到的宁远，按路程计算应该已经是晚上。
辽东居民的撤退人数按史书记载，是五十万人，这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光是宁远城的辽民，就有八万之众，还不包括宁远军的家眷。其他如中前所等四个汉镇卫所的辖区，乃至觉华岛等十数堡、坞，前方沿至与锦州清军势力交界的中间地带内的辽民，怎么算也至少有不下二、三十万之众。因此吴三桂等人仅仅从七号到十号花了四天，就完成了全部的动员撤离工作，速度可说相当之快了。
带着几十万百姓的行军速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可以比拟的同类撤退，在三国时期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刘备率领的荆州百姓大撤退。虽然很可惜那是个失败案例，但照样博得了后人无数称颂：“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
刘备日行十余里，吴三桂两百多里路走了五天，并不算慢。而当时的人，也确实都把宁远大撤退这一行动，比做刘备的荆州大撤退，把吴三桂比做了刘备。
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后，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辽抚黎玉田等人开始安置迁移进关的几十万百姓和部分宁远军家属，据记载都安排在山海关周边四城之中。而在这之前一天，大顺军才刚刚接受了居庸关明将唐通的投降，这时连北京的崇祯都尚且不知道，更遑论山海关的吴三桂了。
三月十八日安置工作完毕，吴三桂所部开始奔赴北京。《南明史》写到这里，是这样说的：“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这“安插未定”一语，也是倾向吴三桂并没有拖延这一看法的。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部队在永平知道北京被破的消息。
事实上，身处北京城里的崇祯也是到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抵城门，才知道大顺军已经抵达北京的，可见当时明军的情报系统无用之极。而从北京到永平，快马也要两天路程，即使北京十七日就发出了警报，也要到十九日才能到永平。
因此对吴三桂来说，接到宁远撤退的诏书时，他最多只知道大顺军逼大同，距离北京还有近千里之遥；十六日到山海关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知道大顺军已经到达居庸关；而十八日他就开始起程进京，从山海关到永平一带，大约两天时间走了一百五十里到二百里，是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在前进，不能说缓慢。
因此，指责吴三桂在入关时间上故意拖延，是没有考虑到李自成、崇祯、吴三桂这三方之间存在空间和时间差的。
至于吴三桂、李自成后来仅仅只过了几天的短暂蜜月期，双方就关系破裂的原因和过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顾诚先生的总结和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由于受篇幅和著作重点限制，他这段写得很简洁，没有做长篇探讨，但语句精准，正文和注引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极大。
实际上顾诚先生所说的前两点，是可以合并为一个原因的，也就是抄没家产拘禁吴襄。顾诚先生没有合并的原因是，他所说的第一点在出处的原文中还有一段：“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甲申核真略》），一说家没父死，一说家没父未死，所以列为两条。第三点牵涉到陈圆圆，顾先生也另列为一说，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
关于陈圆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做过长文考证，试图证明陈圆圆早就在宁远病故，但未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同时他考证的出发点也比较偏颇，黄裳先生曾经专门作文理论道：“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
不管吴三桂的父亲死没死，总之家肯定被抄了，父亲也是进了监狱，爱妾也被刚归顺的新君手下重臣抢了去。因此吴三桂认为李自成让他去北京是个骗局，“剪所忌耳”，其次是爱妾陈圆圆的被抢，无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一个奇耻大辱，尤其是明代这个士大夫极其重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基于此，任何人都会继续做出这样推断：退一步说，即使进京不是骗局，在刚刚交出山海关手中尚有四万人马的情况下，大顺军上下就敢如此对待于他，也可以想见入京以后所遭遇的情况，恐怕比目前更不堪。
吴三桂此时处于了一条夹缝之中。背后是从小就性命相搏打了十几年仗的满清，前面是在他看来态度恶劣的大顺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抉择其实是很困难的，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和容易。把他脸谱化后再进行描述和判断，是不客观的。
在“冲冠一怒为红颜”后，他依然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和试图和平解决的努力。吴三桂首先是个军人，长期的戎马生涯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残酷的搏杀，使他会在下决断前去尽量多方收集情报，然后才做出自己最终的选择。
不少史料记载，他在知道父亲被拘捕，家产被抄以后，都是坦然一笑，泰然处之，唯独听说爱妾被抢以后，就突然大怒抄刀断案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
对吴三桂的这个表现，许多后人都因此嗤笑说他那些所谓的忠孝是假的，不然何以这时他父亲还不如一个小妾云云。这些谈论，应该说是过分简单地看待了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所表露的问题。
九成以上的史书都记载着吴三桂的复叛，是因为听说了陈圆圆被抢的缘故，口径基本一致。想全盘否定这点是比较困难的，也缺乏推断的直接证据。因此就事情的过程客观地说，他应该确实是在知道爱妾被抢后才反复的。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说明了吴三桂的降而复叛与陈圆圆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这是纯粹的主因，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诱因。
换句话说，虽然毫无疑问吴三桂是在听说了陈圆圆被抢之后大怒起兵的，起兵必定有这个成分在内，但未必就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起兵。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诱发了他对大顺政权的怀疑和反感，从而让吴三桂开始对局势的判断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最后导致他决定降而复叛，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致使他反复。再之后，又因为李自成和大顺政权接连犯下了一系列决策错误和政策性错误，才终于使得吴三桂最后彻底与大顺政权决裂。

李自成一开始对拥有很强战斗力的吴三桂所部是有一定顾虑的。
他在三月十五日拿下居庸关时，就开始命令唐通写信招降吴三桂。在进北京后，他又派出了一拨与吴三桂关系极好的同僚去劝降：“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云云，并允诺他“父子封侯”，后来又送去四万白银犒军。而前面派去劝降的唐通也是明降将，且和吴三桂在辽东并肩作战过，其他的在朝降将如大同总兵姜襄等人，也都和吴三桂曾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这些人的话，对吴三桂来说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而且这些兵力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人，现在也都已高官厚禄，更是无言的雄证。因此在这时的吴三桂看来，被唐通等人“盛夸新主礼贤”的大顺政权，是“顺应天命”的新朝，是具有开邦定国气象的，加上明朝官吏纷纷投效，好象改朝换代已成定局，于是他归顺了新朝。
有部分人认为吴从未归顺过大顺，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如美国学者魏菲德（Fredreic E.Wakeman,Jr.）先生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就这样写到：“吴三桂……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
这显然是错误的。唐通在吴三桂、高第两人归顺后，马上就接手了山海关的防务，不存在他去攻打山海关的问题，自然也没有吴三桂返回山海关此事，山海关是被吴三桂从唐通手里打下来的。
首先，顾诚先生发现在同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给多尔衮的揭帖中，说当时“伪镇唐通”到山海关来调取自己所部的马匹、军士“投顺流寇”。这个情况说明唐通当时不但已经抵达并接管了山海关，而且还对原明军守卫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这充分证明吴三桂、高第等人确实已经归降大顺，并且唐通也占据了山海关。其次是据当时永平人、后来清朝的江川知县说，自四月二十三日起，吴三桂就“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告示内容中“朝见新主”云云，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他已经归顺了大顺朝。再一个是李自成随后在给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曾有：“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等语，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三桂等人已经归顺大顺军。
之后的问题，是当他走到丰润附近时，却突然得到了家产被抄的消息，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他很不高兴，但他在这个时候还是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并一笑置之说，只要我到北京，就可以还回来。还有一些记载说，他把这解释为这大顺军不知道情况，所以不觉得有多严重。另外，吴三桂自己也是一个军人，他非常清楚部队在攻下一个城池后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少数军士乘机掳掠也是有的，况且他也并不在乎那点家产，只要他成了大顺的权贵，想要多少都可以要回来。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来说不会对他产生多大影响。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又接到了他父亲被下狱的消息。这也一样有不少记载，如：“襄使者至，诘知襄被执，笑曰：是胁我耳，我至即释，何患！”（《吴逆取亡录》）他这个反应，客观地说应该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况且这并不是没依据的乱做推断。在明、清松山之战后，因为吴襄大儿子吴三凤和妻兄祖大寿等一大批亲人降了清，而吴三桂又独镇关外举足轻重，所以在1643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吴襄就被崇祯以御寇的名义征调入京，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644年的元月，吴襄才被授予京营提督的官衔。如此一来，吴氏全家三十六口人（包括吴三桂的发妻张氏和爱妾陈圆圆在内），都开始在北京享起了清福，实质上这就是做了人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日明兵部塘报具此事，他书并云吴襄于1644年元月入京有误，应是元月授官）。
现在李自成在京师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为避免吴襄逃跑或其他什么状况，干脆把他押起来做了人质，这确实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很重视，惟恐他不降而进行的保障性措施。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是吴三桂的爱妾被抢，这就和前面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情况的出现，不但导致吴三桂完全推倒了自己前面对局势所做的推断，还引出了他另外一些非常不好的判断。
首先抢走爱妾这件事无论从那方面推断，都不会得出合理的、好的结果。因为误抢是不可能的，李自成既对吴三桂如此重视，已经连续派出了几拨人马来招降，还特意请吴三桂父亲写了信来，而他的头号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却在这个时候竟然抄了吴三桂的家，还拘押拷打他父亲索要钱银，并抢走其爱妾，这些行为是不可能以少数士兵不知道情况而误抢来解释的，这显然说不通。
所以他能得到的结论就只有两个：
一，如顾诚先生所说，吴三桂认为李自成对自己招降是假的，目的是诱骗他入京，彻底剪除自己这股势力。
二，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对他根本不看重，没把他放在眼里，或是认为剪除他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因此他和他的部下肆无忌惮地拘押他父亲，抄他家产，抢他爱妾。
吴三桂于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欺骗、愚弄和侮辱，一向自视很高并拥有诸如“夷夏震慑”、“勇冠三军”等等赞誉的他，终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盛怒之下抽刀断案，发出了“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的喝声。

事实上，即使在这个时候，吴三桂也还没有想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他在等待与李自成的谈判，并且也确实派出了人去和李自成谈判。毕竟，老父亲、爱妾还有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不是闹着玩的。吴三桂再怎么样，这时还不至于对自己的亲人性命漠视到如此地步，完全不做一点努力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这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违背了常识。吴三桂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是一头不可思议的怪物。
吴三桂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一则当然是怀疑李自成在耍阴谋想消灭自己，并且做为一个军人他也不甘被骗、受辱。二，可以借机是展示自己的实力，让李自成有点忌讳之心。如果李自成确实如唐通等人所说的那样“礼贤”，有混一宇内的胸怀，就该礼敬于他（不过归还家产和爱妾，至多再补偿点官爵和银子而已），以收服各路明军。三，这样可以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重镇，还有手中被公认明军中最强的四万雄兵做为强有力的筹码，用来和李自成谈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排出使者两人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书信，也许他真想对抄吴三桂的家这个举动有点补偿和安抚，一起带上的还有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与唐通汇合，继续劝降吴三桂。
同时李自成也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令白广恩率领约两万人的部队增援唐通，以遏制吴三桂。
事后看来，这个行动也显然是个巨大的失策。对吴三桂问题，李自成虽然有些重视，但还是没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他把袁督师组建的关宁铁骑，当成了他一路碰到的普通明军来对待，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过于轻率和轻敌。
当时的情况下，正确的解决方式是要么干脆不派部队去，摆出姿势以示自己绝无敌意，表现出招降的诚意。要么就干脆派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胁迫对方就范。
因为如果派去压制的兵力不足以制住吴三桂，就不能产生巨大的压力胁迫吴三桂俯首，同时又陡然加大了对方的敌意，这等于是狠狠推了吴三桂一把。如果当时由大顺军的大将带着压倒性兵力前去谈判，那么后来的结果，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万一谈判不成，吴三桂根本没时间去招满清八旗军入关，也就没了孤注一掷的筹码，再客气一点允诺他父子的待遇不变、归还家产和爱妾，应该有很大把握压制成功，让他乖乖就范。不然的话，就干脆全歼吴三桂所部。
此时吴襄已被李自成从监狱里放出，也给吴三桂带去了金银财帛。可以说，这本应是双方就坡下驴的台阶，是剑拔弩张的两头猛兽之间，细小触须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如果处置得当，是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如果真的这样，历史也许能在这里改变它的进程。
可惜历史不会按我们愿望去发展，它永远都有自己的轨迹。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本人又再次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紧接着大顺政权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吴襄的书信和唐通的招降，不但没能让吴三桂安下心来，反而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大顺军的头号大将刘宗敏，对女色极其贪婪。据《甲申纪闻》载：“是日（三月二十一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说：“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庭闻录》曰：“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己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杨宛、顾寿二人都是和陈圆圆一样艳名远播的名姬，如此等等都证明了这点，尤其刘宗敏为得陈圆圆“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一事，如此事是真，则确实令人发指。
吴三桂派人来谈判时，吴襄虽然被放出了牢狱并优待软禁起来，但在陈圆圆问题的处理上，李自成却犯下了严重错误，再次暴露出他御下不严，或者说是对部下不法行为纵容的态度： “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渝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读书堂西征随笔》），很显然对刘宗敏的抗命，他显得并不那么太在意，或者是有点无可奈何。其实这是他一贯的问题，也是大顺军的传统。譬如在陕西时，就因为那里是自己家乡，他曾下令严禁烧杀抢掠，甚至有“马腾入苗者斩”的严令，可惜不到一个月就“抄掠如故”。
同时，刘宗敏自三月二十四日起，开始试用新式“夹棍”拷打原明朝降官，在天街先夹杀两人，大顺政权自此日起在北京实行“追赃助饷”政策。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首日被绑去刘宗敏府内（原田弘遇府）用“夹棍拷打”者就达八百余人，其追索标准是：“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相当数量的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第一天被抓的这八百多官员勋戚中以“英国公惨死最酷”（《明季北略》）。首日被抓的八百多人中，后来有近五百人死亡，整个“追赃助饷”期间被“拷夹”至死的官吏，最少有上千人之多。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顺军将士借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开展，开始奸淫掳掠，其影响相当恶劣。
很多记载表明，面对大顺政权作为一个政策在推行的“追赃助饷”和“拷夹”活动，还有大顺军中一部分害群之马的烧杀奸淫行为，不少京城官员和家属、商户、百姓陆续开始逃亡，以至于大顺政权采取了连坐制度，一人逃走，十户连坐。于是相当部分在京的明降官和士绅，甚至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感到失望甚至抱有了敌意。
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所部的辽军将士家属在京者不是少数，此前由吴三桂筹划的三月六日到十一日的宁远军民大撤退中，为保证家属安全，曾经从觉华岛先“雇海船，尽出家口”，不少将士的家眷自海路从天津卫上岸进入京畿安顿（《吴三桂纪略》）。
这一系列从北京逃出来的明官吏以及家属、百姓带来消息，还有吴三桂派往北京的密探们不断送回的情报，都让吴三桂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
吴襄的手下旗鼓官傅海山，也从北京逃出找到了吴三桂，对他说了“京城里的一应大事，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甲申纪事》）
北京城里发生的这些情况和大顺政权的所作做为，让吴三桂本人和他手下不少关宁将士，以及京畿、山海关地区的不少士绅、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产生了敌意，并且导致他们认为大顺政权不具备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这一情况，可以从山海关一带不少士绅商户知道双方决裂后，对吴三桂部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大力支持这一现象中得到证实，如乡绅、生员佘一元、郭应龙、孟四吉等人，纷纷出钱出人出物，“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吴三桂又从当地百姓中“新募兵数千，尤雄悍。”（《郭应龙奏本》、《临榆县志》）
因此，当吴三桂在几天后看到吴襄前后两封口吻截然不同的书信，再联系间中父亲偷送出来说被拷“亟来救父”的一封信，还有傅海山说的“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等等情况，使得他根本无法相信这封信是他父亲的本意。
明明是父亲被拷打甚酷，但这封信中却对自己极尽威胁之口吻。事实上，吴襄的第二封信，也确实可能是大顺宰相牛金星的大作，只是让吴襄抄了一遍而已：“此书本牛金星作，使吴襄书者。”（《明季北略》）
这一切，顿时让吴三桂又一次觉得被李自成的大顺朝彻彻底底地愚弄了一回。
吴三桂于是勃然大怒。
他当时的反应，和汉高祖刘邦面对楚霸王项羽以其父亲、妻子要挟一模一样，当着唐通和另外两个大顺朝文武官员的面，破口大骂自己的父亲助逆，声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线，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举动，也算是煞费苦心。
四月四日，吴三桂联合山海关一带的士绅乡民，与李自成彻底决裂，于山海关前消灭了前来增援唐通的白广恩部队，并把防线拓展到永平一带。
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四日，仅仅十六天时间，大顺朝和李自成 “顺应天命”的新朝新君形象，就在北京、吴三桂以及相当部分关、辽军民的心目中彻底倒塌了。

在此先列出山海关大战之前的大事时间表，方便把事件发生的顺序理清楚。
三月十五日，唐通在居庸关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并率部属八千人前往山海关。
三月十八日，吴三桂从山海关出发，前往北京。本日北京城破，搜索崇祯、太子不得。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得知北京被破，驻扎永平一带（距离北京约四百里，距离山海关二百余里）。唐通和大顺军使者带来吴襄第一封信进行招降。
三月二十一日，刘宗敏抢掠京城妇女，掳数十女人和国公家媳妇。此日已酉午刻，于煤山发现崇祯尸体。未时，发钱二贯买柳木棺，入崇祯，以土块枕之，停东华门外施茶菴。
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和所部将士宣布归顺李自成。此日辛亥，以帝礼改殡崇祯。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开始在北京“追赃助饷”，刘宗敏于天街夹杀两人。
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主持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许多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丰润、玉田附近（丰润距离北京三百多里，玉田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从各种渠道得知家产被抄、父亲下狱（一说已死）、爱妾陈圆圆被抢，全军回师山海关，同时派出人员和李自成谈判。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部队掉头急行军，两天疾驰三百里，击败唐通的八千守军，拿下山海关。这至少是在二十七深夜甚至是二十八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从北京派出使者。从丰润、玉田一带到北京，最快也要一天时间，所以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在知道后，他从监狱中释放吴襄，并要其写第二封招降信，再调遣白广恩率部增援唐通，大顺军使者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信前往山海关继续招降吴三桂。
在此期间，吴三桂则不断得到密探从北京来的情报，得知大顺政权在北京四处拷打官员，追索钱财，城内发生奸淫掳掠之行为。并获悉刘宗敏拒绝归还陈圆圆。
四月四日，吴三桂杀大顺一名使者，割一名使者双耳，对大顺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在山海关前击败唐通、白广恩的部队，和李自成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