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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415 (2002) 835 讽刺妙语摘要:
Student are like boosters on space rockets, they accelerate their supervisors
into a higher career orbit, and, when their fuel is spend, fall to the ground
as burnt-out shells.
“学生就象是空间火箭的推进器,把他们的老板推向更高的职业轨道,当他们的 燃料用完的时候,作为一堆烧坏的外壳坠落到地上。”
作者: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皇家科学院院士 Peter A. Lawrence
Nature 415 (2002) 835发表了一篇值得的好文章《Rank Injustice》,作者是Peter
A. Lawrence。
作者一上来就说,“想象一下,科学家们象网球运动员那样地根据他们发表文章的数量、文章所在杂志的影响因子和名字在文章中的位置进行排名。的确,这样排名的倾向使生物医学家更关心他们的职业,而不是理解自然和疾病”。
作者大胆地说:“在这里,我敢说一个构建自己名位的方法就是把年轻合作者的成果据为己有”。他列举到:1952年诺贝尔一些奖授予Waksman,但是成果完全是他的研究生 Schatz做的,这个研究生发现该抗体的时候连续四个月的白天晚上都在工作,而Waksman 有来过一次。另外一个例子是HIV的发现史。一开始人们在综述中说是A和B发现的,后来又说是C和D发现的,最后又说成是D发现的,总而言之“历史总是很容易被再写,功劳也很容易被转移,从年青人转移到年长的(名人)那里去。”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最集中的,是有关于功劳归属(Credit Due)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想到过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敢在公众场合提起。往往,因为很多人不是什么名人,即使说了,别人也不相信,认为他是疯子。但是这位作者乃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在这里,作者大肆揭示了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为什么文章主要是学生完成的,但是说到功劳却又全算到老师头上了。
作者说,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记不住太多名字,所以在我们的记忆和言谈中,我们总是确认、再确认一篇文章的长辈作者(通讯联系人)的名字,仿佛他是写文章和发现实验现象的人,哪怕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作者说,第二个原因是:学术会议总是打造一些明星的地方,在那上面做报告和露面比科学发现和发表文章都重要。会场报告的礼仪很巧妙:做报告的总是老板,老板总结学生的工作时总是简单地说这个工作完成于“本实验室”。但是,其实事实的真相却是“由我实验室某个人做的,我自己也许或者根本没有参与,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尊敬的听众,把这工作当作是我完成的!”在报告的结束的最后一张薄膜,老板罗列一长串学生的名字,薄膜一闪而过。“这样致谢的动机也许是诚实的,但是没有人记得除了老板以外的任何人的名字。”
第三,老板们要写很多综述。写综述的的时候会引述其它综述,提到其它权威的名字(如: A等发现了什么什么;B开拓性地发现了什么什么)。他们把这些名字刻在读者的记忆中,把他们尊列为权威专家。甚至有的老板叫年轻的写综述,写综述的功劳最后还是归到老板头上去了。
作者强调,第四:对待研究生的方式、研究生自己的命运和态度造成了这种归功不公平的现象。“研究生,不象博士后,通常毕业以后不会到另外地方成为竞争者(即不会自几也做老板干一样的课题),而且,学生的文章数量是如此至少,以至于他们的名字不会被记住。“学生就象是空间火箭的推进器,把他们的老板推向更高的职业轨道,当他们的 燃料用完的时候,作为一堆烧坏的外壳坠落到地上。”“学生往往看老板脸色行事,以后找工作要推荐信。学生的压力也很大,也许有其他课题组同时在做着一样的课题,构成了竞争关系”。
作者呼吁,科研工作一定要公正地归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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