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英美汉学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可说是地位最高、著作最丰、中文译本最完全的学者,能与之相比的恐怕只有任教于柏克莱的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史景迁在美东,魏斐德在美西,文采著作,俱相辉映,不过史景迁的作品趣味不同于魏斐德,更不同于大多数的历史学者。
史景遷寫康熙,從《曹寅與康熙:寵臣與主子》開始。他利用新出土有關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描寫雪芹祖父曹寅與康熙之間密切的君臣關係;雖以曹寅為主,也可略窺康熙的統治策略,以及清初情狀。
史景遷的名著《康熙自畫像》(Emperor of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 Hsi)用第一人稱書寫。這種小說家寫法與史家所寫傳記很不相同,但他一樣用了大量的史料。他想要呈現的不是坐在龍椅上一本正經的康熙,而是要寫出康熙的內心世界,呈現這位中國皇帝在大臣、孩子、后妃、兄弟、僕從之間的生活面貌,既輕鬆又沈重,既歡樂又挫折,既渴望又憂心,可以從中感受到康熙的複雜心境。他寫康熙精通騎術、喜歡狩獵射箭,既是一種鍛鍊,也在保持滿州尚武精神。康熙能策馬深入滿州故土,表現雄主的開朗胸懷。他長年征討葛爾丹,也視作一場圍獵,彷彿逼近獵物一般。他寫康熙的晚年心境:勤政一生之餘,感嘆臣子可告老還鄉,而帝王卻沒有退隱的餘地,更得為皇位的繼承問題而苦惱萬分。
康熙年紀輕輕平定三藩之亂,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史景遷的筆下,康熙居然自認「戰爭由其失算而起」(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更沒有料到他接受吳三桂之乞退會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for all of it-wasmine)。如此代言,殊非史家傳神之言,而是小說家的想當然爾了。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說:「朝廷上人人說你到台灣後會叛變,然而我認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證你不會叛變。」(People at court all say you arebound to rebel when you reach Taiwan. It's my opinion that unless you are sent to Taiwan it will never be pacified. Youwon't rebel, I guarantee it)。此向壁虛構的話,既不符中國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實,力薦施琅平台並保證不會叛變的是理學家李光地也。
史景遷以小說家的手法寫康熙自傳,揣摩人心,剖析複雜的性格,勾勒出別開生面的康熙自畫像,自有其文學性的效果。但他畢竟仍然是學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則,以史料為寫作基礎,但全書六章,並沒有挖掘出什麼新的內容,也未能刻劃康熙背後的清初社會與文化。因而引人入勝的不過是康熙個人生活的寫照,缺乏歷史縱深。史景遷雖然精於敘事,但鮮能作有深度的歷史分析。
史景遷筆下的康熙得到西洋讀者的青睞,並不一定說明他「轉譯」康熙成功,而是成功地將中國皇帝「轉化」為西洋人閱讀的口味,亦不免有西方人的成見。康熙儘管英明一世,但在洋人的眼皮底下,終究顯得保守,以至於給後來留下一個政治的爛攤子。史景遷批評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繼位的糾葛有點進退失據;二是康熙雖喜愛西學,任用耶穌會士,並允傳教,但對西方並不信任,因而有禮儀之爭以及導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輕徭薄賦自豪,以此彰顯盛世,但其永不加賦政策按耕地面積繳固定稅金,與人口無關,於是人口雖增,亦不加賦,為康熙的繼承者造成財政困難。因此,以史景遷之見,康熙畢竟是保守的,不是沒有意識到西洋文化的衝擊,但由於墨守陳規,缺乏創新,未能成為開創新時代的帝王。他還作了事後聰明的預言:康熙帝國已為十九世紀中國的窘迫,留下伏筆。 http://note.ssreader.com/show_to ... 53616&forumi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