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五线谱上的白蟒袍

依荷听雨

第十五回，贾宝玉第一次见到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

明线

    北静王的形容，不长的一句话，传递了很多信息。第一是用色彩说礼仪，北静王爷的服饰整体是白色，符合吊唁礼仪规范，吊唁者着装要素淡典雅，以黑白为主，不能穿鲜艳服饰，也不能涂脂抹粉。北静王爷的白色是对死者的尊重。中国丧服使用白色是从周代开始的。中国丧服“尚白”礼俗，体现了人们对祖先的`“崇敬”。源于白色是祖先的发明，最早的服装原料用的是麻，清麻脱胶和丝帛漂练之后，自然呈现白色，白色自然成了最早的服装色彩。丧服以白色为主，还体现礼的“真诚性”。丧服的原料选择原则，是崇尚原始、质朴、自然。以麻的本色(白色)为丧服颜色，体现的正是为礼之本的“著诚去伪”精神。因此，“披麻戴孝”，便成为广泛的民俗。

    第二是用“碧玉红鞓带”说话，告诉读者玉带是明朝及以前朝代大臣上朝戴的装饰品，腰束玉带就与清朝无关，清代废止官方玉带。碧玉红鞓带是深红色皮革上镶嵌碧玉的腰带。这个深红色的色彩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它叫“鞓红”。“鞓红”之名，首次出现于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西京贤相坊，自青州馲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故为之鞓红。”鞓红单叶秀美，清减而不肥硕；色彩深沉，雅重而不张扬，无数诗人为它着迷。欧阳修说“白首归来玉堂署，君王殿后见鞓红。”释道举说“急诏凤池归去客，紫宸殿后看鞓红。”方岳说“不论袍紫与鞓红，一朵千金费化工。”孙惟信说“一朵鞓红，宝钗压髻东风溜。”梅尧臣说“一见此花知有感”；王之道说“鞓红相映似相知”；陆游说“问渠情味似侬不”；苏轼说“还将白首对鞓红”；范成大说“祗愁瘦损东阳”；仇远说“且劝花王一杯酒，更祝花王千万寿”；陈襄说“一朵鞓红折寺园”；葛胜仲说“莫恨使君来便去，不见鞓红。雾眼一衰翁。无意芳秾。”陈瓘说“ 闻道鞓红最好，春归后、终委泥沙。忘言处，花开花谢，不似我生涯”……这时的鞓红，就不是牡丹了，它是俊才；是英雄；是奇士；是隐士；是才女；是美男；是禅意；是道心；是佛香……这样的鞓红，谁人不爱呢？古人的色彩很美，还很有深意。看古人的服饰还能分辨穿衣人的身份地位，鞓带是古代官员着官服时系在腰部的饰品，其材质与官阶有直接联系，据《明史•舆服志》载：“文武管常服，洪武详定。凡常朝视者，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银花，四品素金……”北静王爷的碧玉红鞓带代表了其尊贵的身份。

    第三是用簪缨银翅王帽说话，簪缨银翅王帽由簪缨和翼善冠合成。簪缨之说源自簪和缨在“衣冠”中的重要地位，早期的冠是罩在头顶或发髻上的一种装饰，与头部的接触面积不太大，所以簪、笄、缨、纮是固定冠的必要配件。黄帝垂裳制天下的时候就发明了冠，顶天立地，从头开始。冠巾对应着身份地位，男子到了二十岁，必行“加冠”之礼，并启用正式名字。“加冠礼”是男子的“成年礼”，男子举行冠礼时，就要依次戴上三种不同冠，称为始加、再加、三加。每次都不相同，各有含义。“冠冕”名目和形制众多的是宋代，常见的有通天冠（或称承天冠）、进贤冠、高山冠、笼冠、小冠、花冠及四周巾、结巾、幞头（又称“折上巾”或“乌纱”）、东坡巾、莲花冠、元宝冠等多种式样。雪芹选用的翼善冠发展自唐代的襆头，唐代男子兴头戴软脚襆头身穿圆领袍服，襆头专门用以缠裹头发及发髻。到了明朝，朱元璋极力恢复唐宋时期汉人的服制。明永乐三年定皇帝常服冠为翼善冠。翼善冠分为“前屋”、“后山”和“金折角”三个部分，冠上加二龙戏珠。乌纱折上巾，折角上翘，雪芹称为银翅。银翅王帽上的缨球最早是立笔形象，是文官别在帽子上记笔记的笔，后来用丝绒的笔毫形象，再演变成缨球，意为簪缨，簪缨在红楼中最早出现是第一回：“然后携你到……诗礼簪缨之族。”“诗礼簪缨”中诗指诗经，礼指礼记，簪是文官官帽上束头发的的簪子，缨指武将头盔上的缨穗。合起来通常指一个家族文化传统非常浓厚久远，而且世代都是高官显贵，出将入相，是世族门阀。王帽是戏曲中正统帝王在正式场合所戴的礼帽。

    第四是用服装材料说话，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是用云锦蟒袍料制成的。云锦的“锦”字， 是“金”字和“帛”字的组合。“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惟尊者得服。”古时，云锦不是普通人能够穿得的，只有尊者才能拥有，多是皇后贵族才能拥有。南宋诗人洪咨夔《天仙子》中写到：“风月分将秋一半。昨夜月明今夜满。有人笙鹤御风来，玉绳转。银河淡。凉入天孙云锦段。”形容云锦之美，如同仙女创造出来的一般。云锦是以真丝为基础，用金线、银线、铜线、蚕丝、绢丝，各种鸟兽羽毛等在真丝的织造的。元、明、清三朝都指定云锦为皇室御用贡品。王熙凤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袄是云锦。薛宝钗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是云锦。明、清两代的织金，金、银线都用真金、真银制成，面料过了百年还是光彩夺目。和种类匹配在一起的是云锦的图案，常用的包括团花、散花、满花、缠枝、折枝、蝙蝠、牡丹、鱼、石榴、桃、龙、凤、麒麟、江崖、海水、如意云等等。

    第五是用图纹说话，“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蟒袍，因袍上绣有蟒纹而得名，为明代官员的礼服。“五爪坐龙”即为侧面之龙（蟒），区别于龙袍的正面之龙。这种服装叫补服，也称衮服，简称“衮”，是中国古代汉人朝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与冕冠合称为“衮冕”，是古代最尊贵的礼服之一。中国古代会于官服上缀以官阶纹章（补子，又称官补），补子，是以金线和彩色丝线绣成，补缀于官员补服的前胸和后背上的一块方形或圆形的织物，以图案的不同代表官员不同的官职。北静王官服补子的“五爪坐龙”图案，就是传说中的补子，与中国古代帝制的服饰等级标志“十二章纹”中的第五章，绘绣有龙纹的皇族“衮服”相一致。中国传统的衮衣主体分上衣与下裳两部分，衣裳以龙、日、月、星辰、山、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为饰，另有蔽膝、革带、大带、绶等配饰。明朝在洪武十六年始定衮冕制度，至洪武二十六年、永乐三年时又分别做过补充修改。皇帝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十二旒冕。亲王上衣绘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花纹。共九章，九旒冕。其实亲王以下就不能被称作衮服了，因为亲王以下的冕服不绣龙,但明代都称为衮冕。

    补子最早起源于舜帝时代的“十二章纹”。此后夏、商、周、秦、汉、隋等历代王朝，就沿用这种帝王章服，只是纹饰略有变化和不同。到唐朝，武则天时，补子从“十二章纹”演变成“袄子锦”。武则天把前襟和后背上绣着鸟兽图案的官袍，按功劳赏赐给百官。从此，补子以标志性的有形文化符号出现在官服上。到了元代，补子又从“袄子锦”演变成“胸背”。在元代的官服上，前胸和后背都织有方形的龙、凤、麒麟、鹿等动物和花卉装饰的图案，称为“胸背”，大小为30厘米左右。元代的胸背全部织绘在衣服上，没有刺绣的胸背。无论怎么发展演变，元代以前的补子，都是直接绣在或者是绘在衣服上的，与衣服成为一体，是衣服上的一种饰品，没有严格的官职等级规定。到了明代，“胸背”演变成“补子”，补子文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成为官员等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明朝官服最大的特点，就是官袍的前胸和后背上都缀有一方四十厘米至五十厘米的补子，而且补子的图案都是经过朝廷认真斟酌挑选后，规定下来的，官职不同图案也不一样。皇帝和皇室人员用圆补，直接绘绣在衣服上。文武官员用方补，补子与衣服是完全分开的，全部是绣品，按官职级别的图案绣好后，再缝缀于官服的前胸和后背上。明朝官服的补子图案分文、武两类，文官绣禽、武官绣兽，称为文禽武兽。《明会典》有明确规定。明代官员的官服的颜色也有规定，明代的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成语“衣冠禽兽”就是来源于明代的官服补子，是个褒义词。指文武百官上朝时，红袍、青袍和绿袍上，胸前身后都缀有飞禽走兽，表示赞美和羡慕。龙袍、蟒袍下端斜向排列的弯曲线条称“水脚”，水脚上有翻滚的水浪，水浪上立着山石宝物，俗称“江牙海水”，在表示吉祥绵延的寓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万世升平的意思。海水意即海潮，潮与朝同音，故成为官服之专用纹饰。江牙，又称江芽、姜芽，即山头重叠，似姜之芽，除表示吉祥绵续之外，还寓有国土永固之意。这样的红楼梦，撩动我们心底的记忆。我们已经忘记了太久，那华夏族灿烂的过往。那些良辰美景，那些美丽的衣衫。

   

    第六是用蟒袍的色彩说法，黄色蟒袍是皇帝的专属色，不可僭用；王公百官的蟒袍多为石青色或蓝色；白蟒袍一般只在戏曲中使用。明代服饰仪态端庄，气度宏美，是华夏近古服饰艺术的典范，中国戏曲服装的款式纹彩，多采自明服饰。戏曲服装中的"蟒"即是明、清"蟒衣"基础上，经过装饰和美化后所形成的。蟒是装饰性极强的服装，它继承了中国历代服饰追求意境美，体现精神意蕴美的传统，即以服装来装饰人体。其长袍阔袖的服装造型，具有庄重感；华美的装饰图案，赋于象征意义。蟒的另一大特点是可舞性强，它摆脱了自然生活形态，不束腰，服装可任意摆动以表示人物情绪(玉带挂在衣上，仅起装饰作用)；它借用夸张后形成的水袖，丰富表演动作，传达人物感情。质料：大缎。纹样：主要是龙及"蟒水"(海水江牙)，陪衬纹样为日、山，流云、"八宝"、"八吉样"等。在封建社会中，龙是尊贵的象征，它符合帝王将相的高贵身份。龙的具体形状，有团龙、行龙、大龙等三种，有的端庄严谨，有的昂扬矫健，有的气势宏大。不同的龙形，在服装上各具特定的象征意义，分别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白色蟒袍多用于小生、老生行当，表现人物的英武，如京剧《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京剧《群英会》的周瑜、汉剧《未央宫》的韩信等。白蟒也可用于净行部分角色，见于京剧《姚期》、京剧《铡判官》等剧中。在京剧中，老生人物用白蟒，全身挂白，还表示“丧服”的含义，如京剧《哭灵牌》的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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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说闲话时，赞水溶是个贤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宝玉眼中的北静王一身素雅，清贵脱俗，君子如玉，光风霁月，不似其他男子的“浊臭逼人”。宝玉素厌官僚权贵，但见到北静王风流潇洒，就一见如故，引为知己。能被贾政和宝玉亲友盛赞的水溶又被宝玉肯定，看来真的是一个贤王。雪芹把水溶写成贤王的代表，想到贾政的字存周，想起了周朝的一个贤王，他是周文王的祖父。周文王的祖父姓姬，名亶。他是上古周部落的领袖，西伯君主，周王朝的奠基人，又称周太王。周太王是黄帝第十六世孙、周祖后稷的第十二世孙，在周人发展史上是一个上承后稷、公刘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关键人物，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历史上的著名贤王。他的贤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一是在进退的取舍上，他用《岐山操》说戎狄侵扰我们的土地，我只好带领大家迁徙到岐山脚下，有谁知道我是为了解民之忧呢？奈何我的命运遭此困厄。语句中流露的不是运筹帷幄、创基立业的自豪感，而是被迫逃离的深深的无奈和无人理解的悲伤。他这次的迁徙为自己的部族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生存环境，使其得以繁衍生息。二是他的公仆思想。据《史记•周本纪》 记述，在古公亶父时期把邦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匈奴发兵来攻打，要钱。古公亶父息事宁人把钱奉上。而后匈奴又来了，他们不但要钱，还要土地和人，民众非常愤怒，发誓和匈奴决一死战。然而古公亶父却说：老百姓让渡部分权力给公仆，是为了对他们自己有利。今匈奴来要土地和人民，就给他好了。我当公仆与匈奴来当公仆，有何不同？如果因为我恋位当公仆，就驱使人民去打仗，导致生灵涂炭，我不忍心。此番言语使民众深为感动，以致同仇敌忾抗拒匈奴。三是继承人的选定。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三子季历。季历生姬昌。姬昌聪明伶俐 ，周太王特别喜欢这个孙子，多次对儿子们表示，要把他的领袖地位传给姬昌。太伯和虞仲尊重父亲的选择，出游荆楚，最后太伯在东部沿海建立了吴国。周太王去世，季历即位。季历死后，尊重父亲的遗嘱，由姬昌即位治岐。周太王选定姬昌做继承人，是考虑姬姜政治联盟和获取殷商的支持，季历身边有两个贵女，母亲是太姜，妻子是太妊，太妊来自商朝。让季历继位可以巩固姬姜联盟，再传位姬昌可以得到大邦国商朝的支持。可见周太王高瞻远瞩很有政治眼光。

    周太王给后人做了怎么选定继承人的榜样，汉文帝给后人做了怎么做一个好帝王的榜样，他也是一位真正的贤王。汉文帝是成语“亲尝汤药”的主角，就是母亲生病，他怕药太苦太烫，自己先替母亲尝药的故事。我认为他的大孝在接受他母亲的教诲，铭记并身体力行。汉文帝持老子的“三宝”，以尧舜作为自己的榜样，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厉行节俭，宫室器用废弃了以前用金银的旧习，而是用瓷器和木头代替，废弃奢侈之风，他的一条袍子缝缝补补穿了二十年，上面打满了补丁。有一次，文帝想修一个高台，跟大臣商量，结果一预算，要花一百两金子。文帝立刻放弃了工事。他说，一百两金子相当于十个中产家庭的收入，我怎么能把这么多钱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呢。由于汉文帝刘恒推行仁政，当时的社会空前稳定和繁荣，社会治安也出奇地好，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全国的监狱十室九空，大部分常年都是闲置的，里面根本没有犯人，搞得狱卒都被动地成为了“混饭吃”的差事。汉文帝废除肉刑。给犯人悔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是历史上把道家治国方略运用得最好的皇帝之一，同样是平定战争，汉武帝用的是无休止的武力，劳民伤财，生民涂炭。而刘恒曾经用一封书信就平息了一场战争，用卓绝的智慧避免了战乱。这封信就是他给南越王赵佗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叫《赐南越王赵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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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蟒袍的白色是汉人丧服的颜色，大红是汉人的吉祥色，太阳、火和血液是人类最崇拜的三样东西，而巧合的是，这三样东西都是红色的，于是人们就认为红色是能令万物充满生机，给人希望的颜色。到了汉朝时期，红色变成了皇家御用的颜色，只有宫廷才可以用红色，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也是以红色为主。到了唐朝，红色更是被用到各行各业，中国红的瓷器在此时兴起。到了明朝，人们又把红色跟生命延续联系到了一起，有了结婚时新郎和新娘都身着红色的风俗。

   

    满清以白色为贵，满洲的先祖们很早就有崇尚白色的习俗。所以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幼上衣多置白色，可以看出他们以白为贵。萨满在祭祀时上穿白色短衣下着绿色裤裙。红颜色被满洲人认为是“凶”色或“贱”色。因为色彩，代表满清的宝钗喜素住雪洞似的房子，不爱花，吃花，用花喂鱼。和她对立的黛玉爱红，爱花惜花葬花。雪芹用色彩做预言，白色，华夏之丧，满清之贵，满清窃取汉人江山，又毁了汉人礼仪华服，毁了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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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蟒袍是戏曲中的服装，戏曲中的贤王，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八贤王，一个只存在戏曲中，一个人们心中想的贤王。在《包青天》、《狸猫换太子》、《杨家将》等影视戏曲中，每到关键时刻，手持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终极大杀器“打王金锏”的八贤王就会及时出现，为忠臣良将排忧解难，在经历无数波折之后，正义得以申张，坏人得以惩戒，世间一片太平。在虚幻的艺术中，八贤王似乎是一只不死鸟，他出身皇族却关心民间疾苦，历经太祖、大宗、真宗、仁宗四代皇帝，与北宋初年著名的将相大臣都打过交道。他支持过“杨六郎”告御状；他为包公的执法撑过腰；他还荐举名臣寇准为宰相；他可以令皇帝俯首帖耳；可以未经皇帝允许朝堂之上打死弄臣；奸佞之臣怕他惧他；忠良之臣敬他爱他。他是忠贞正直臣子的保护神，他是正义化身。要是每一个朝代配置一个八贤王多好。

    八贤王出自程派名剧《贺后骂殿》，故事是这样的：宋太祖赵匡胤死后，赵光义弟即兄之位。匡胤皇后贺氏，让长子德昭上殿质问，光义大怒，要斩杀侄子，德昭气愤，撞死金殿。贺后带着次子德芳上殿责问。光义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赵光义赐封赵德芳时有几句唱词：“孤赐你金镶白玉锁，加封你一亲王，二良王，三忠王，四晋王，五德王，六敬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再赐你凹面金锏，上打昏君，下打谗臣，压定了满朝的文武大小官员哪一个不尊，你是个八贤王，代管朕躬。” 不知道宋太宗这么做是出于内疚还是权力平衡。不管怎样，如此安排，我们得到了一个出彩的八贤王。秦腔《困营》和民间评书《回龙传》说法是这样的：封赵德芳为保国王，护国王，殿前王，殿后王，殿左王，殿右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一个王爷一千岁此为八千岁，赐凹（读蛙的音）面金锏此为一千岁，赐金镶白玉锁也是一千岁，这样也相当于万岁。凹面金锏上有一龙三凤一百零八孔。杀一个皇上摘一个龙，灭一个娘娘去一个凤，斩一个奸臣填一个孔。进有凹面金锏，退有金镶白玉锁保命。所以赵德芳可以左右朝野。“八贤王”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完全与之对应、吻合的人物。他是由宋初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人民群众的感情倾向，经过剧作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人物。

    八贤王是虚构的，不过，历史上还是有真正的贤王，他是明代的秦王朱诚泳。焦竑在《国史献徵录》中对朱诚泳的评价是：“言虽小必踐，行虽小必谨”。秦王不但是一个慨然守诺，谨言慎行之人，他还善待宗室，坚持原则，体恤平民，注重教育。朱诚泳对本府内的任何宗室都和和气气，不管对方是郡王、将军或者只是个中尉。他坚持原则，在朱诚泳尚未袭封秦王，仍然还是镇安王之时，就针对天下各王府选婚多不遵礼法这个弊端向朝廷上疏。按照原则，王府为宗室子女选婚，应该从本境卫府州县军民良家子女中选取。但是历年以来由于各府亲王、郡王乃至长史、教授等人贪图贿赂，造成大量仪宾相貌丑陋。他还体恤平民，秦王殿下自小谦虚谨慎、酷爱读书。长大以后也特别简朴，平时居家之时只穿普通的布衣，吃简单的蔬食。封国内有患病或者孤苦无依的百姓，则“施予无吝”。一旦有个天灾，秦王往往会减免田租，甚至全额免除。和众多一毛不拔甚至横征暴敛的亲王相比，朱诚泳简直是个天使。他注重教育，朱诚泳自号宾竹道人，读书时偶有所读，立刻就会把它记录在自己的帽冠或者衣服之上。这位秦王殿下文学素养颇高，还曾有过一本诗集，名叫《经进小鸣集》。而且朱诚泳平时只和儒士来往，对于“声色歌舞，货利畋猎”之类一概不感兴趣。朱诚泳在秦王府西面建了一所学校，凡是王府护卫子弟中聪明伶俐却念不起书的，统统送入学校由文臣负责授课。其中书读得好的，还可以得到秦王的推荐参加考试成为生员，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史书中对于朱诚泳此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王府护卫子弟得入黌宮，自秦简王始”。

       南明亡于内斗，南明第一帝是弘光帝朱由崧，其实朱由崧的上位也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善于内斗的东林党不想让他上位，东林党主张“立贤”，支持血脉偏远的潞王朱常淓，而不是福王朱由崧。福王朱由崧自然不是坐以待毙之人，面对东林党的反对，朱由崧选择利用武将来支持他上位，以太监卢九德为联络人，拉拢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及其马士英来支持他。犹豫的史可法却在此时做出决定，写信给马士英申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信自然到了朱由崧手里，于是等到朱由崧上位，史可法就被排挤出南京。东林党曾经寄予厚望，有着贤王之称的潞王朱常淓，逃到杭州就任监国以后，清军再次南下时，毫无骨气的主动降清。顺治三年弘光帝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在北京被清庭处死，至此南明初立之时的两位藩王以这种屈辱的方式而死。弘光政权之后，南明依旧内乱不止，隆武政权与鲁王政权火并，永历政权与绍武政权火并，清军南下，亡国之危下，这些藩王和大臣们依旧没有忘记内斗，也难怪会败得一塌涂地。

    白蟒反过来念是蟒白，谐音“莽白”。莽白是缅甸国王的弟弟，永历十五年五月，弟弟莽白弑兄称王。莽白篡位后假称饮咒水盟誓杀死永历帝三十余臣子并软禁朱由榔。后又将永历帝等人献给吴三桂。永历十六年四月，永历帝、太子朱慈煊被吴三桂下令用弓弦缢杀于昆明篦子坡，其家眷除王皇后、马太后在此前自杀身亡外，其余人等被押送至北京。永历帝遇难时，终年四十岁，死后被焚骨扬灰。随着永历帝的遇难，立国二百九十四年的明朝正式覆亡。朱由榔即位初期，由于各地农民军的持续活动，牵制了清军的兵力，使得永历政权能够在持续流广过程中支撑十六年之久，在南明诸政权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深远。朱由榔优柔寡断，胆小怕事，是一个扶不稳的天子，他在朱由榔在1646-1651年的六年里，逃亡各地共达十六次，被称为“走天子”。同样是逃走，周太王带领一个逃难部落，在短短数十年之内，迅速发展成为天下最大最强的诸侯，又推翻了商朝，建立周朝，周王朝的国运达到了惊人的八百年，一共传了三十二代人，诞生了三十七位国王，合计国运七百九十年。不过，周王朝虽然看似有八百年的江山，但其实他们真正作为中央，行使国家权力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百余年，与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极限时间大致相当。在其后的六百余年里，周王朝基本上都扮演着一个吉祥物的角色，虽然不算是“名存实亡”，但绝对称不上“天下共主”。不管怎样，两位逃走的君王，不同的结局，值得读者去关注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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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白蟒袍让我想起商朝人喜欢白色的服装。商汤通过改变衣服的颜色来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夏朝服装崇尚黑色，而夏桀给老百姓的是暴政，是苦不堪言的黑暗生活。黑白本就有天壤之别，既然夏朝崇尚黑色，那么商朝就崇尚白色。商汤用服装颜色告诉百姓，商朝的政令与夏朝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夏朝给百姓带来了黑暗，那么商朝就给了光明，希望和新的开始，这种色彩的对立很有趣，用色彩潜移默化来让百姓接受商朝，善用色彩力量是智者行为。喜欢白色的还有古代文人志士，他们常以素衣寄寓自己的清高，有身份的人通常着白色，《管子•幼官》：“九和时节，君服白色。”我看水溶的一身白色，就仿佛看到一股清流，令人神清气爽。宝玉能亲近水溶，喜欢与他交往，就证明我的判断没错，因为宝玉的世界是以清浊来分的，他喜清厌浊。雪芹笔下水溶是一个谦谦君子，洁净清雅，不愧他的姓氏。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是道家的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是杜甫的水，他和黛玉一样，说了一句同样简明但实际沉重的话：清澈的水，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脏的不止是水，还有人心，是人内心出了问题，人有了歪曲而不正确的思想，水才肮脏混浊的。自秦到清的政坛，越来越不清明，就是被专制、被歪曲了的儒家思想污染。以仁治国的儒家学术被人曲解成为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愚忠愚民，不管皇帝有德无德，政令是好是坏，只知道服从，只知道忠君。这样，导致皇权的争斗激烈，朝代更迭更加频繁。竹林七贤佯狂避世，就是因为晋代的政治更肮脏更危险，所以这些士人就通过隐退而全真。既然出山泉水浊，不如泉水不出山。不顾生死的儒家选择出山荡涤混浊水，要让江河变清流。可是，真正的儒家更为浊世所难容，因为那些肮脏的心灵，会嫉妒这些清明的心灵，因此更会增加怨愤。这样的清水，结果往往是被消灭，就如红楼中的晴雯黛玉妙玉等人。痛惜她们的悲剧命运，就想到八贤王了。水溶是正邪两赋一路来的人才，他情性谦和，才貌双全，风流潇洒，礼贤下士，注重教育，谦恭诚挚，吸引名士，这是雪芹笔下的水，可惜，他不是红楼中的圣上，只是一个郡王。这样的郡王，应该也是难容于世的，特别是红楼中圣上存了“削藩”之心。我有一种直觉，觉得海岛是水溶效仿竹林七贤的隐退之地，也就是“真真国”。当然，直觉没用，要有证据，还不能是孤证才行。还是回到白蟒袍上来，水溶的服饰谈吐礼仪都是在演绎华夏灿烂的文明，华夏的“衣冠上国”和“礼仪之邦”美称当真是名副其实。看他的服饰，去了解中国服饰的历史，惊讶古人的服装原来这么美，同时，也被汉服中深衣的象征所吸引：“汉服的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原来每日穿戴都是一场修行。遗憾的是满清不懂汉族文化，也不学商汤那样争取百姓支持，他们是强行推行剃发易服，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明朝的冠冕、礼服以及汉族的一切服饰，只吸收了明朝服饰的纹理图案。雪芹用簪缨银翅王帽、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碧玉红鞓带告诉读者，清代，“剃发易服”，传承了上千年的礼服成了戏服，蟒袍玉带只存在戏曲中。一件白蟒袍就是历史，是血泪，是“无声的语言”。

    雪芹为了让书能可以流传下来，书中写了不少满族礼仪服饰，让很多读者误会他是八旗代言人。如果不让读者感受此书是促进满汉文化融和的书，那就无法通过审核，只会被禁毁了。他用谜书隐藏自己真正想传递的血泪真相，也有满族人发现此书不对，建议禁毁。清代梁恭辰曾说：“《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者……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污蔑我满人，可恨，可恨。若果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恶佚，将由我终’哉！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那绎堂说：“《红楼梦》一书为邪说卜行之术，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看到梁恭辰和那绎堂的话，暗暗庆幸，他们人微言轻，书还是长久流传下来了。

蓝色为搜集的资料，修改调整过，无法注明原作者，很抱歉。好在我只是写读书笔记，心稍安。